刑事訴訟法結構

A. 什麼是刑法結構

我國目前的刑法大體上只相當於國外刑法中的重罪內容，而國外刑法中的輕罪和違警罪大體對應於我國的勞動教養和治安處罰；另外，與國外刑法相比，我國刑法還欠缺對保安處分的系統規定。為使我國刑法成為一部完整意義上的刑法典，我認為應對我國刑法結構作比較大的調整，即實現從小刑法到大刑法的轉變，使刑法、勞動教

刑法結構的概念與研究視角

通行的刑法教程或論著，將刑法定義為規定犯罪和刑罰的法律規范，指出了刑法的成分之後即徑直分列犯罪和刑罰兩大部分予以論述，而沒有涉及犯罪與刑罰之間的組合關系。儲槐植教授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他從「成分不等於結構」出發，指出成分相同而成分之間比重（結構）不同會造成事物的不同性質，如同樣有死刑、監禁刑和罰金刑等幾種刑罰方法（成分）存在，但彼此所佔比例不同，會形成重刑結構與輕刑結構的重大差別。[1]

那麼，何謂刑法結構呢？儲先生曾將刑法結構界定為「定罪面與刑罰量的組合形式」。[2]後來，他又進一步指出：刑法結構其實就是刑法系統內諸要素的組合形式，即罪與刑的組合，也就是不同數量的搭配。罪的數量即為犯罪圈的大小，刑的數量則是刑罰量的輕重。犯罪圈大小體現為刑事法網的嚴密程度，刑罰量輕重體現為法定刑的苛厲程度。[3]

從罪與刑相應嚴與厲的關繫上，儲先生將罪刑配置分為四種組合，即四種刑法結構：一是不嚴不厲，二是又嚴又厲，三是嚴而不厲，四是厲而不嚴。他認為，又嚴又厲的刑法結構在當今世界並不存在，典型的不嚴不厲似乎也不存在，多數經濟發達國家和法治程度較高的國家大體上屬於嚴而不厲的結構類型，而我國當前的刑法結構基本上算是厲而不嚴。「嚴而不厲」的刑法結構表現為「刑罰輕緩」和「法網嚴密」，「厲而不嚴」的刑法結構則表現為「刑罰苛厲」和「法網不嚴」，後者是刑法機制不暢的內生性原因，我國刑法改革的方向應從「厲而不嚴」轉向「嚴而不厲」。[4]

儲先生關於刑法結構的「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的提法，是他在刑法學界的標志性產品之一，確實帶給人不少啟發。但我認為，儲先生對刑法結構的概念界定和分類還有以下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一是他將刑法系統內的諸要素等同於罪與刑兩個要素，使刑法結構過於簡化，事實上，盡管罪與刑是刑法結構中的兩個關鍵要素，但刑法結構決不只是二者的相互關系和組合形式，它還應當包括刑法典與單行刑法、附屬刑法的協調，以及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違法行為矯治法（勞動教養法）等的協調，乃至刑法內部各條文之間的協調，這些都是結構的應有之意；二是他將刑法結構分為四類，而實際上他又否認另兩類的存在，結果只剩下「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兩類，但問題是，何謂「嚴」？何謂「厲」？這本身是相對的，難道那些經濟發達國家和法治程度較高的國家的刑法結構就都屬「嚴而不厲」型的嗎？它們彼此之間的刑法結構差異又作何解釋呢？三是他將刑法結構主要視為一個宏觀的東西，即是「嚴而不厲」還是「厲而不嚴」，但這似有不夠，還應當從微觀上對刑法結構進行深入研究，如所謂的我國的「厲而不嚴」結構，會不會存在刑罰總的來說偏「厲」、但個別地方卻存在偏輕（特別是罪與罪之間的刑罰不協調）呢？又會不會存在法網總的來說「不嚴」、但個別罪的定罪面又偏嚴（不該設置為犯罪的設置成了犯罪）呢？對我國刑法結構的微觀考察將會發現這些問題確實是存在的。

另外，對刑法結構的研究也不必限於儲先生提出的這一個視角，事實上，它可以有多個視角，如德國學者耶賽克對刑法結構的剖析如下：1、處罰之先決條件（主要指總則之「犯罪論」部分）；2、刑罰和處分；3、具體的構成要件（主要指分則內容）；4、國際刑法（如德國2002年頒布的《執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法律》）；5、附屬刑法（如《麻醉品法》）。[5]我曾經在幾年前的一次刑法學科建設筆談中提出過「立體刑法學」的構想，即刑法學研究要瞻前望後（前瞻犯罪學，後望行刑學）、左看右盼（左看刑事訴訟法，右盼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上下兼顧（上對憲法和國際公約，下對治安管理處罰和勞動教養），內外結合（對內加強法的適用解釋，對外給解釋設立必要的邊界），[6]其實這也可以作為研究刑法結構的一種思路，即以刑法典為軸心，輻射至：1、「瞻前」，包括實然上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法》和應然上的《犯罪預防法》、《證人保護法》、《被害人保護法》等；「望後」，包括實然上的《監獄法》和應然上的《刑罰執行法》。2、「左看」，包括刑事訴訟法牽涉到的刑法內容；「右盼」，包括各部門法中的附屬刑法規范。3、「上對憲法和國際公約」，在一些國家，罪刑法定、廢除死刑等重要的刑法問題都被上升到憲法層面，[7] 我國雖然沒有如此做，但對這些問題的闡釋和理解需要藉助於憲法精神；對於我國批準的國際公約，其中涉及國際罪行的，我國刑法總則已規定「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因而也需要有此視野；至於「下對治安管理處罰和勞動教養」，則如下文所要說明，這本身就是國外刑法中的內容。4、「內外結合」，在此適宜解讀為「內」為刑法典，「外」為刑法典以外的所有刑法規范，如單行刑法（特別刑法）乃至刑法的立法與司法解釋等「准刑法」。

如果我們把上述儲槐植先生的研究視角視為實質的刑法結構，那麼耶賽克教授和筆者的這類研究視角就可稱為形式的刑法結構。當然，實質的刑法結構和形式的刑法結構並不能截然分開，二者有著內在的聯系，如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勞動教養法與刑法典的關系，表面看是刑法結構的外在形式，但其實也牽涉到「定罪面」和「刑罰量」的界定。不過它們畢竟不是一回事，如某一種法定犯（行政犯）的罪刑相同，但是規定在刑法典里還是規定在刑法典以外的附屬刑法中，這純粹是一個形式的選擇問題。以下論述旨在闡明，刑法結構的形式建設對於理順刑法機制、優化刑法效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B. 刑事訴訟法倒三角結構

一、通行理論認為的三角結構

控、辯雙方處於三角形底邊的兩端，表示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內場對控、容辯雙方的紛爭予以裁判。

二、有人提出的，倒三角結構理論

公訴機關與審判機關處在同一水平線上，而被告人處於被控訴和被審判的位置。

這個倒三角理論認為：倒三角結構是自然形成的，是一種客觀存在，是任何國家的公訴中必有的，因而它也最高真實地反映了公訴的本質。因為公訴中控、辯雙方的地位並不是平等的，權力(權利)也不是對等的。在公訴的整體結構中，審判機關也不處於『中立』地位，不是與控、辯雙方等距離。審判機關與檢察機關同為國家司法機關，它們分工不同，但任務是共同的。在刑事訴訟中，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約；而審判機關同被告人之間的關系是審判與被審判的關系。

C. 刑事訴訟的結構簡介

我國刑事訴訟形成了以法院判決為中心，檢察機關干預公安機關偵查，提請法院審判，人民法院和公安機關很少聯系的直線型結構。公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處於相對重要的地位，權力強大，影響控制著刑事訴訟後面的每一個環節。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各方面活動都會受到公安機關的直接或間接影響，而他們對抗公安機關的手段、措施卻相對較少。公安機關擁有的權力從本質上講是一種行政權，按照權力制約理論，行政權應當受到司法權的有效監控，以司法權制約警察權，是人們對警察天然侵犯性進行深刻認識的結果〔8〕。我國的檢察機關擁有的權力廣泛，但過於分散和脆弱，對公安機關缺乏相關的實質性管理手段，法院更是無法對公安機關進行司法控制。這種刑事訴訟構造表面上看公、檢、法三機關相互配合、相互制約，實質上是以偵查為中心的職權式訴訟模式，目的是加強審前程序，確保偵查活動的順利實施。

我國缺乏偵、檢追訴、司法審查、執行獨立的訴訟結構，現行立法中的許多制度設計也違背控辯平等和「任何人不得為自己法官」的司法原則，由檢察機關指導公安機關偵查，對逮捕行為實行司法審查、執行獨立符合訴訟任務，加大了監督力度，強化了檢察機關的控訴職責，為控辯平等、法官中立創造了條件。這樣完成的三主體(檢察、法院、司法)配偵查(控訴)、審判、執行、預防五職能的刑事訴訟制約結構包括兩方面：一方面要求控訴(偵查)與辯護(無罪推定、不被強迫自證明有罪、律師幫助)平等，保障法院獨立的公正審判；另一方面要求建立檢察（公安）、法院、司法三者之間分工協作，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多元型結構。總之，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應借鑒現代西方國家好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實現保障人權和懲罰教育犯罪的目的，進一步向科學性、民主化方面邁進。

D. 試論我國刑事訴訟結構之特點

【刑事訴訟】我國的刑事訴訟結構兼具三角結構的特點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對我國原有的刑事訴訟結構做了重大的變革。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刑事訴訟結構淡化了職權主義刑事訴訟結構的色彩，吸收了當事人主義刑事訴訟結構的成分，取長補短、兼收並蓄，是我國的刑事訴訟結構兼具了三角結構的特點。
我國刑事訴訟三角結構的特徵是：
首先，審判中立。第一，不告不理。法院作為爭議事實的裁決者決不能主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只有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或自訴案件原告起訴後，方可依法予以審理。第二，審判的非偏向性。在審理過程中，人民法院有義務與控、辨雙方保持同等的司法距離，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在當前尤其不能偏向檢察機關。
其次，控、辨平等。它包含一下兩層含義。其一，控、辨雙方在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雙方都是訴訟主體，而非一方是訴訟主體，一方是訴訟客體，或雙方都是訴訟客體。這一點在自訴案件中自不待言，即使在公訴案件中，也不能應為控方是國家機關的檢察院，辨方只是普通的公民而有所區別，須知雙方在社會中雖具不同身份，但在刑事訴訟中，在法庭的審理中都只是所審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其二，控辯雙方權利相同或對應。既然控辯雙方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其訴訟權利自然應相同或對應。相同是指雙方完全享有同樣的訴訟權力。如：庭審雙方都有權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重新鑒定或勘驗，都有權申請相關人員迴避等。相對應指一方行使與他方相對應的權利。如：辯護方的辯護權對應與控訴方的控訴權，一方的反對權對應與另一方的請求權等。
再次，控辯積極對抗。刑事訴訟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被追訴者刑事責任的有無及大小。很明顯，控辯雙方對此的看法和主張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對立勢必體現為訴訟行為方式上的對抗。由於控訴方是刑事訴訟的發動者和刑事責任的追究者，整個訴訟過程基本上呈現出控方的進攻性訴訟活動和被告方的防禦性訴訟活動相互交織的情景。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最大的修改處之一就是審判方式上的變化，即強化控辯雙方的舉證和辯論，使得雙方積極對抗，以推動刑事訴訟活動向前發展。因為，「控辯雙方的相對辯論，是法官發現客觀真相，正確運用法律的基礎和前提,所以，這種變化能夠充分推動控辯雙方的控訴職能和辯護職能的發揮，增強庭審的辯論性和透明度，以便法庭審理更趨科學，審理結果更能為當事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