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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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民事訴訟法中反映民事訴訟法任務的法條有哪些急 在線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一編 總 則
第一章 任務、適用范圍和基本原則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憲法為根據，結合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
第三條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適用本法的規定。
第四條 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進行民事訴訟，必須遵守本法。
第五條 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和組織在人民法院起訴、應訴，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同等的訴訟權利義務。
外國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民事訴訟權利加以限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對該國公民、企業和組織的民事訴訟權利，實行對等原則。
第六條 民事案件的審判權由人民法院行使。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對民事案件獨立進行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七條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第八條 民事訴訟當事人有平等的訴訟權利。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保障和便利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對當事人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九條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自願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
第十條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規定實行合議、迴避、公開審判和兩審終審制度。
第十一條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民事訴訟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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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區，人民法院應當用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行審理和發布法律文書。
人民法院應當對不通曉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參與人提供翻譯。
第十二條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時，當事人有權進行辯論。
第十三條 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
利。
第十四條 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
第十五條 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
第十六條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和本法的原則，結合當地民族的具體情況，可以制定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自治區的規定，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自治州、自治縣的規定，報省或者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第二章 管 轄
第一節 級別管轄
第十七條 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十八條 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民事案件：
(一)重大涉外案件;
(二)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
(三)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
第十九條 高級人民法院管轄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第一審民事案件。
第二十條 最高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民事案件：
(一)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
(二)認為應當由本院審理的案件。
第二節 地域管轄
第二十一條 對公民提起的民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經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 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民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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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訴訟的幾個被告住所地、經常居住地在兩個以上人民法院轄區的，各該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
第二十二條 下列民事訴訟，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原告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經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
(一)對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居住的人提起的有關身份關系的訴訟;
(二)對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蹤的人提起的有關身份關系的訴訟;
(三)對被採取強制性教育措施的人提起的訴訟；
(四)對被監禁的人提起的訴訟。
第二十三條 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四條 因保險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險標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五條 因票據糾紛提起的訴訟，由票據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六條 因公司設立、確認股東資格、分配利潤、解散等糾紛提起的訴訟，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七條 因鐵路、公路、水上、航空運輸和聯合運輸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運輸始發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八條 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九條 因鐵路、公路、水上和航空事故請求損害賠償提起的訴訟，由事故發生地或者車輛、船舶最先到達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㈢ 收集證據的基本概念及應遵循的原則是什麼~~~ 有急用 在線等

一個法律規范的社會評價如何，其主導方面就是要看該法律規范是否反映了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是否積極地調整了某種社會關系，使其向著積極的方面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在調整民事訴訟證據制度關系方面無疑是積極、充分地反映了民事訴訟發展的需要。從民事訴訟實踐的基本情況來看，筆者認為，這一點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證據規定》施行二年之際，筆者並不打算從該制度運作實效角度來分析和評價《證據規定》，作為從事民事訴訟理論研究的工作者，筆者試圖從訴訟體制轉型的視角談談《證據規定》的特點和意義。

一

誠然，民事訴訟體制的根本轉型必須依賴於立法者對法律制度的總體調整，需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和法定的程序，但根據民事訴訟的現實需要，通過司法解釋進行局部、微觀、中觀的調整，為總體的、根本的體制轉型鋪平道路，為其提供條件，也是總體調整的一種社會實驗和實踐過程。《證據規定》在民事訴訟法的基本框架下，在民事訴訟證據領域的調整就很好地實現了這種局部調整的積極效果。體制轉型的基本操作原理是減少法院對當事人權利處分的干預、盡可能調動當事人的積極性，利用對抗當事人之間對利益追求的最大化，使案件事實在最大限度內得以揭示，保證法院回歸到盡可能中立裁判的基本定位上，充分實現民事訴訟程序的正義性。應當說，《證據規定》在制定時比較堅決地貫徹了這一思路，在證據運用領域里較好地落實了約束性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這兩大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

在證據制度方面，「重調查，輕舉證」是我國傳統民事審判方式的一個基本特點。在訴訟中，法院可以依職權直接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並根據法院調查的事實進行調解或作出判決。這種審判方式實質上反映了職權主義訴訟體制的基本特色。在傳統審判理念上又反映出一種追求絕對化的、形而上學的事實探知理念。在不斷推進的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中，法院的職權主義傾向不斷得到克服，職權干預在不斷衰弱。在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中，法院逐步強化了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及效果，強調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責任和權利。

另一方面，《民事訴訟法》在證據領域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以適應體制轉型的這種要求。例如，在1991年的《民事訴訟法》中，已經不再像《民事訴訟法（試行）》那樣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收集和調查證據」（第56條第2款），而是改為「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第64條第2款、第3款）。

但應當看到，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盡管有其超前性和對現實的適應性，但這些改革措施由於沒有相應的制度保障，加之措施的非規范性也就導致了人們對改革措施的合法性追問。而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又因制定當時的局限性，在不少地方缺乏明確的規定，無法使這種體制轉型的意圖得以充分落實。《證據規定》的出台則及時、有效地彌補了這兩個方面的不足，不僅使民事審判改革的成果得以制度化，改革措施規范法、合法化，而且也使民事訴訟法中關於體制轉型的意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具體的落實。

二

舉證責任（證明責任）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是我國訴訟體制轉型的一個重要方面。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一直是我國民事審判改革的一個主題。在傳統審判方式下，一般的提法是，在法院的指導下，當事人負主要舉證責任，當事人不舉證或舉不出證的，將承擔敗訴的後果。也有的將其稱為「雙向分擔制度」，即在收集、調查證據中，參與訴訟的原告、被告雙方，對自己的主張實行「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在原、被告與法院之間，只有法院認為審理案件有必要的證據，才由法院收集。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的直接動機是試圖通過當事人舉證而使法院從直接調查案件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來。改革開放以來，民事糾紛直線上升，民事案件數量成倍增長。法院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如果再沿襲過去直接調查收集證據的做法，將無法擺脫這種巨大的壓力。另一方面，人們也意識到長期以來，法院「包攬調查」、「庭外理案」、「庭上糾問」的活動方式，忽視和弱化了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在訴訟活動中法官包攬「一切」、一切由法官決定的職權主義行為，使當事人僅僅成為被詢問、被調查的對象，處於一種「非主體」的地位。這種地位當然不利於發揮當事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當事人與案件的利害關系和與 案件事實的聯系，使得當事人一方面最關心訴訟的審理和結果，主觀上會積極提供證據；另一方面當事人又最了解案件的實際情況，能夠提出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通過當事人相互之間的質辯，法院就可以巧妙地發現案件的真相，作出正確的裁判。正如美國著名法學家波斯納指出的：「當事人主義的訴訟程序的競爭性質強烈地激勵著證據收集人更努力地收集證據」[2]。

現行的《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是並沒有明確當事人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的不利後果，即未肯定客觀舉證責任。《證據規定》在舉證責任制度方面則通過具體規定，在推進舉證責任方面邁出了一大步。《證據規定》第2條不僅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而且還明確了：「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這一點尤為重要。《證據規定》還對一些比較特殊的侵權訴訟、合同訴訟和勞動爭議案件的舉證責任進行了分配，使證明責任作為一種規范能夠具體適用，雖然基於司法解釋的限制以及對舉證責任理論的研究和實踐的積累還不夠充分，因而存在不完善之處，但對作為訴訟體制轉型初期的證據規范已經相當不易。

三

我認為，檢驗訴訟體制轉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在於是否真正建立自認制度。因為自認制度最能體現當事人權利的自由處分，因而也是民事訴訟處分原則的主要體現和落實。由當事人啟動訴訟程序，包括一審和二審程序，這雖然也是處分原則的體現，但並不足以區分傳統訴訟體制和現代訴訟體制的差異，而是否承認自認，應當是檢驗這一差異的一個標准。所謂自認，是指在民事訴訟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主張的事實予以承認時，提出該主張的當事人無需對該事實加以證明。自認制度設置的目的，在於免去當事人證明之累，免去法院審查認定之苦，減少訴訟耗費。自認制度的根據是民事訴訟中的處分原則，根據該原則，當事人不僅可以處分自己的實體權利，也可以處分自己的訴訟權利。一方當事人承認對方的主張就是放棄了對對方主張的抗辯，也是一種訴訟上的處分。該當事人因為其承認而導致自己實體權利喪失，也是一種當事人對自己實體權利的處分，法院不能對當事人自由支配自己的實體權利加以干預。這是民事實體法作為私法以及私法當事人意思自治要求的體現。

自認制度與訴訟證明有密切的關系，自認是為了免去當事人的證明和法院的調查認定，因此，一般而言，自認的對象僅限於當事人提出的事實主張，而不包括權利主張。因為證明的對象是事實，而不是權利。當然在許多場合，對事實的承認，其後果就是對權利的承認。但在邏輯上，自認仍然不是直接針對權利主張的，盡管有時權利主張與事實主張的區別並不是那麼明顯。

自認的法律效果表現在，承認對方事實主張的當事人要受自己承認行為的約束，法院也要受該承認行為的約束。在對方已經承認的情況下，法院不能要求提出事實主張的當事人提出證據加以證明。但以下情況除外：（1）作出承認的當事人在法庭辯論終結以前撤回承認，並且該撤回是經對方當事人同意；（2）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其承認行為是在受脅迫下作出的，且與事實不服；（3）在重大誤解情況下作出的，且與事實不符。按照最高法院的《證據規定》如果有這些情形的，不能免去當事人對該事實的舉證責任。（筆者認為，應當還有另一種情形，就是該事實明顯與事實不符的，仍然不能免除當事人的證明責任，法院可以認定該承認無效。）

自認制度是考驗民事訴訟體制是否轉軌的一塊重要的試金石。雖然在我國的《民事訴訟法》中也體現了當事人對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處分，但一方面不夠充分，另一方面也不具體。受過去事實探知絕對化理念的影響，民事訴訟法一直對自認的效力不能明確加以肯定，處分原則的落實受到阻礙。《證據規定》的意義在於將自認真正制度化，使自認制度能夠成為一項可以操作和運用的制度。規定了自認制度適用的范圍、自認的形式、自認的擬制、自認的無效情形以及自認的效果等等，通過對自認的制度化，使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向當事人主義訴訟體制方面跨越了一大步。而且自認的制度化，還對我們的訴訟觀念，例如如何認識法律真實、當事人的主導性等等方面都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將直接影響到審判觀念和訴訟觀念的轉變。

四

過去，調查收集證據是法院的一項當然的職權，基於法院對事實的發現是法院的一項職責的理念，法院收集證據是不受限制的。這一點就典型地反映了傳統訴訟體制的職權主義特徵。在《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第2款中就明確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收集和調查證據」。既然是「全面、客觀地收集和調查證據」當然就不會受當事人主張范圍的限制。而現代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是辯論原則，按照約束性辯論原則（不是過去我們傳統上理解的，僅僅是當事人雙方有辯論的權利這樣一種非原則性的含義）的基本要求，在普通的民事訴訟中，作為法院裁判基礎的事實應當來源於當事人。《民事訴訟法》制定時，對法院收集調查證據的職權有所限制，表述為：「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但這種限制僅僅是未必一定要全面地收集證據，而是法院根據審理案件需要調查收集證據，屬於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圍。這種規定依然沒有根本擺脫原有的體制約束。

我認為，最高法院的《證據規定》在這方面有所突破，這里的「突破」不是指突破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而是通過細化該規定，使其符合現代民事訴訟的要求，盡管是一種「改良」，但卻具有實質性的發展。《證據規定》第15條明確指出：「《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的『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是指以下情形：（1）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2）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迴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這樣的規定一方面正確地區分了職權調查事項和非職權調查事項的范圍，另一方面，又對應當依據職權收集證據的情形加以具體化，有利於防止濫用職權調查。

不少人並不清楚職權調查事項的范圍，認為民事訴訟體制轉換就意味著任何證據法院不能依職權收集。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我們應當區分職權調查收集和非職權調查收集兩種不同的場合。區分的直接根據是，是否直接涉及案件的實體爭議。涉及案件實體爭議的證據，原則上應當由當事人提出。對於實體爭議的主張及證明應當由當事人提供證據，不能直接提供證據的，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院被動收集。不直接涉及實體爭議的事項主要是程序進行事項，對於程序性事項，從控制訴訟的職責來看，法院應有職權對這些事項進行調查，並加以確定。《證據規定》明確列舉了職權調查事項的幾種情形（從實際情形看，似乎應該不止這些，如管轄方面，上訴要件的審查、當事人的變更等等）。

當然，也還要看到，由於人們的認識還有一個過程，尤其是如何理解民事訴訟對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的維護問題是存有爭議的，因此，《證據規定》還保留了只有形式意義的情形，即「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規定實際意義不大，因為何謂「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都是不確定的，在當事人之間的訴訟中期望利用這一點來實現對所謂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維護是不太可能，反而是會引發矛盾之處。更成問題的是，為何涉及他人合法權益的，法院就要主動收集證據呢？這一點理論上是難以闡明的。

五

除了上述法院職權調查收集的限制外，《證據規定》為了強化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中立性以及當事人的主導性，在證據制度的其他方面也作了相應的具體規定。

盡量發揮當事人的自主性，減少法院的職權干預，是《證據規定》制定的一個基本思路。這一思路正確地反映了我們對民事訴訟體制轉型的認識。從《證據規定》的具體規定中，人們可以清晰看到這一思路的落實。

在鑒定機構確定方面，不再是僅由法院指定鑒定機構，而是規定「當事人申請鑒定經人民法院同意後，由雙方當事人協商確定有鑒定資格的鑒定機構、鑒定人員」，只有在協商不成時，才由人民法院指定。

在確定舉證期限方面也是如此。舉證時限的規定是《證據規定》的一項重要內容。在舉證時限制度中，舉證期限又是其十分主要的內容。按照過去的思路必將規定由法院根據情況予以指定。但《證據規定》轉變了思路，規定舉證期限可以由當事人協商一致確定，法院只是對當事人的一致意見加以認可，在不能協商一致時，由法院指定（《證據規定》並沒有明確這一點，但從邏輯上應當如此），這就體現了法院的控制和裁決的基本功能，法院不應當成為訴訟事項的發動者。

在質證方面，也反映了這種當事人自主性的特徵。《證據規定》第34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應當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該條第2款緊接著規定：「對於當事人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審理時不組織質證。但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除外。」在質證程序中，《證據規定》也注意了質證就是當事人之間的訴訟活動這一特點，避免將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的證據也納入質證的范疇，有利於保證法院的中立性。

別小看這些條文當中的細微規定，它們反映了我們審判意識的轉變。突出當事人的自主性和主導性，不僅能夠減少法院的負擔，而且易於「吸收不滿」。正當程序的一個突出功能就在於能夠「吸收不滿」。這里的正義性反映在，行為人總是要對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過去，我們往往不太注意這一點，總是抱著一種「全心全意」的心境為當事人設想，實際上這樣做反而是「費力不討好」，也容易使當事人「客體化」。普通民事糾紛的特點是當事人是平等的能夠處分實體權利的主體，因此在訴訟中也要體現當事人處分的這種特性，法院作為裁判主體應盡可能地處於消極、中立的地位。

六

隨著民事訴訟體制的轉型，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的貫徹，法院的職權干預在不斷的弱化，當事人的自主性則在不斷加強，這又會產生法院如何引導當事人正當行使訴訟權利，使訴訟能夠充分體現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的統一，公正與效率的統一的問題。在原來傳統的民事訴訟中由於法官處於一種積極干預的狀態，因此不存在法官的釋明權行使問題，但訴訟體制轉型過程中以及轉型後，法官的引導問題必將日益突出，也就自然提出了釋明權的問題。

所謂「釋明」，原意是指使不明確的事項得以明確。外國法中的釋明，其涵義不僅包括使不明確的事項亦得明確，還包括：（1）當事人的聲明和陳述不充分時，使當事人的聲明和陳述變得充分；（2）當事人的聲明和陳述不適當時，法院促使當事人作適當的聲明和陳述；（3）促使當事人提出證據。簡而言之，釋明權則為法院享有的，具有上述三項內容的一種職權，屬於法院訴訟指揮權的一種。

在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理論中，釋明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沒有釋明權，民事訴訟制度便不能按照他們所預定的目的運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主導原則是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下的當事人主義，集中體現當事人主義精神的則是辯論原則和當事人處分權主義。人們進行訴訟應遵循辯論原則的指向。但完全遵循辯論原則的指向又恐不能達到訴訟制度設置的目的，釋明權就成了實現民事訴訟制度目的的修正器。於是，關於釋明權的諸問題，如釋明權與辯論原則的相互關系、釋明權的性質、釋明權的內容、釋明權的范圍等等，就自然成了大陸法系民訴界議論的熱點問題。辯論原則在大陸法系民訴理論中的地位就決定釋明權的地位。幾乎所有關於民事訴訟基本問題的專著都必然觸及這一問題。大陸法系國家的訴訟法學者對釋明權問題的厚愛也完全源於學者們所處的以當事人主義為基本特徵的訴訟體制和模式，源於當事人主義這種訴訟價值觀。如果置身於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訴訟體制和模式，對釋明權問題的感覺就大不一樣了。對釋明權問題的關注，也反映了大陸法系國家中，人們對當事人主導與真實裁判之間的平衡關系。

《證據規定》在制定過程中，制定者已經注意到了體制轉型過程中法官釋明權的問題，並在《證據規定》中作出了相應規定。該規定第3條指出：「人民法院應當向當事人說明舉證的要求及法律後果，促使當事人在合理期限內積極、全面、正確、誠實地完成舉證」。該規定中的「應當向當事人說明舉證的要求及法律後果」就屬於釋明的內容。第8條第2款關於「對一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另一方當事人既未表示承認也未否認，經審判人員充分說明並詢問後，其仍不明確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視為對該項事實的承認」的規定以及《證據規定》第35條第1款：「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規定第三十四條規定的限制，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的規定，也同樣屬於行使釋明權的情形。

當然，如何正確界定法官在訴訟中的地位，正確把握釋明權行使的范圍，無疑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中不斷地進行探索。

七

《證據規定》雖然在民事訴訟體制轉型方面已經邁出了很大的一步，但我們也應當看到，這一步依然是在原有民事訴訟的框架內，受到原有民事訴訟體制的制約，這一點完全可以理解。這主要表現在有關法院依職權收集證據這一方面。

最高法院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定》雖然通過司法解釋限制了法院獨立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力，在民事訴訟體制轉型方面有所進步，但受《民事訴訟法》的限制，這種轉型還是十分有限的。規定「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法院可以獨立調查證據就說明了這一點。「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正是職權干預的根據所在。

從照顧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來看，這種職權干預似乎是言之成理的，但實際上卻缺乏合理性。

其一，裁判者不受當事人主張的限制就可以獨立地收集和提出證據，並依此為根據作出裁判，這似乎能達到追求真實的目的，但卻使當事人的辯論權、處分權虛化。當事人對案件的陳述都可能因裁判者的主動調查和收集證據的行為而變得徒勞無益。法院的職權行為自動地把自己處於與當事人對立的位置，並造成當事人訴訟主體的客體化。由於證據的收集和提出總是難免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這樣就打破了個案中當事人之間的平等，裁判者的中立性便自動喪失。中立是裁判的生命。

其二，法院依據職權收集和調查證據，就一定能夠保證案件的真實性嗎？即使我們排除法官的道德評價，法官收集調查證據也同樣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活動，鑒於人認識的手段和認識環境的限制，法官也同樣難以保證自己收集的證據就一定是真實的，程序上就一定是合法的，就一定能夠收集所有法院裁判所依據的事實。既然如此，法院作為中立者就不應該參與到以對抗為基本特徵的民事訴訟中去。

其三，最有疑問的是，為什麼一旦「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時，就要啟動法院獨立收集調查的權力呢？我們仔細分析一下，所謂「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究竟是指什麼？這里首先要明確的是法院依職權所要收集調查的證據涉及到一些事實有無；其次是這些事實的有無將涉及是否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問題；再次啟動收集調查的前提只是一種可能性。

有損國家利益的情形最常見的是，通過提起訴訟轉移國有資產。原被告雙方串通在訴訟中主張虛假的證據，以證明所謂案件事實。例如，原告與被告之間實際上並沒有民事糾紛，而是製造一個虛假的合同關系以及基於該合同關系所引發的糾紛，最終達到轉移國有資產的目的，或者在企業購並中一方與國有企業管理人勾結，在購並過程中將國有資產的價值故意壓低，一方以大大低於市場價格的水平獲得國有資產。但在這些情形中，當事人的行為屬於違法犯罪的行為，有關事實涉及違法犯罪的事實，本身就不是當事人之間的民事訴訟，而是刑事訴訟的問題。作為犯罪的事實民事訴訟中的法院是沒有義務去加以揭露的，揭露違法犯罪是檢察機關或公安機關的職責。因此不存在可能涉及有損國家利益的事實，需要法院依職權獨立收集證據的必要。

涉及有損社會公共利益的事實時，法院有無必要依職權獨立收集證據呢？筆者認為依然沒有必要。涉及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事實不外乎三種：一是構成犯罪的事實；二是不構成犯罪，但屬於違法的事實；三是雖有損社會公共利益，但由於法律沒有規定，因而不構成違法，當然也談不上犯罪。與上述有損國家利益的事實一樣，在當事人的行為涉及違法犯罪時，已經不是民事訴訟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法院所要揭示的事實，應當由有關部門來揭露。如果涉及刑事案件，法院應當中止民事訴訟的審理。雖有損社會公共利益，但如果不涉及違法犯罪的事實，法院也沒有必要依職權獨立收集調查證據。法院在訴訟中的職責不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是依照法律進行審理和裁判，一旦法院在訴訟中與當事人站在了對立面，也就意味著該訴訟已經不再是民事訴訟。另一方面，所謂「社會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一個十分抽象的概念，我們不能抽象地談論所謂社會公共利益，必須按照法律的具體規定來確定具體的利益。否則，所有涉及社會的事實都可能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事實，成為職權擴張和膨脹的理由。國家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最容易成為權力擴張的理由。

「涉及可能有損他人的合法權益的事實」，應當是指本案民事訴訟當事人的行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如果是訴訟外第三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則與本案沒有關系。這類事實通常是指當事人雙方可能串通共謀以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例如，當事人雙方通過自認承認對方主張的事實，而該事實的成立將有損他人的合法權益。自認的事實對法院是有約束力的，沒有約束力自認制度也就沒有意義了，只有在當事人自認的事實明顯不符合真實時，法院可以認為自認無效，提出事實主張的當事人依然需要提出證據加以證明。法院只是對當事人提出證據的真實性進行審查判斷，同樣沒有必要依據職權獨立收集調查證據。如果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是當事人直接實施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則他人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追究該當事人的侵權責任，也沒有必要啟動職權調查。

結 語

《證據規定》作為一種司法解釋不大可能較大限度地突破現行《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盡管《證據規定》在實質上有所發展（正式因為如此，我們才認為《證據規定》促進了民事訴訟體制的轉型）。而現行《民事訴訟法》的體制缺陷、具體制度的缺失以及法律技術上的不完善，都將影響我國民事訴訟證據制度合理、科學的運行。《證據規定》中的某些具體化的先進措施也可能因為體制問題的阻卻而在實際運行當中與既存體制產生一種緊張關系。我們知道，任何具體的訴訟制度都存在其制度運行的環境問題，沒有相應的制度環境，該制度是無法正常運行的，必然導致具體制度與體制環境的沖突。體制環境是具體訴訟制度存在的宏觀環境，是具體訴訟制度存在的結構空間。

以自認制度為例，自認制度要求的制度環境是法院對案件事實（主要事實）的非職權探知，即主要事實由當事人提出，法院作出裁判的依據限於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相反，當事人沒有主張的事實法院不能依職權收集和調查。這也是約束性辯論原則的基本要求。自認制度的免除功能就在於，一旦一方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被對方承認後，該事實成為沒有爭議的事實，對法院發生拘束效力。如果允許法院在自認後對該主張的事實進行調查和心證，那麼實際上這種拘束力就不存在了，自認制度對訴訟的效率性和經濟性價值也就隨之喪失。因此從體制環境來看，自認制度的體制環境應當是當事人主導性訴訟體制，而不是職權干預性訴訟體制。不管是英美的對抗型訴訟體制，還是大陸的辯論型訴訟體制。顯然，我國目前的訴訟體制環境還不完全是自認制度所要求的制度環境，這樣一來，精心建構的自認制度在運行中就必然遭遇體制問題，實施當中必然「打折扣」。要證據制度能夠適應民事訴訟發展的需要，就必須要及時修改《民事訴訟法》，實現民事訴訟體制的轉換。應在修改《民事訴訟法》的過程中，完善我國的民事證據制度。

㈣ 《外國民事訴訟法新發展》讀後感，在線等

讀後感的寫法
當人們讀到一則材料,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往往會由此及彼地聯想到生活中的許多人和事,而產生一些感觸、聯想和體會,把這些感受行之於文,便是讀後感.讀後感寫作訓練是把範文講讀和寫作訓練兩個環節結合起來,對學生進行閱讀和寫作綜合訓練的一個重要途徑.
下面就從讀後感的內容和結構兩方面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讀是基礎.讀後感包括「讀和感」兩個部分.「讀」是「感」的基礎,「感」因「讀」而觸發,沒有「讀」也就無所謂「感」,所以讀和感要求首先要精讀原作,准確全面地把握原作寫作意圖和文章所蘊含的思想意義,然後在此基礎上對原作恰當的引述.為下面的「感」醞釀情感,使「感」有堅定的基礎,這樣不但有助於立論的確立,而且本身就是為立論服務的一個有力的論據.離開了對原文思想核心的理解和掌握,讀後感就成了空中樓閣,而缺乏高度的語言組織和概括能力,寫作時往往陷入對原文冗長的復述而喧賓奪主,對原文照抄照搬,面面俱到,則是學生寫讀後感的通病
其次,感是核心.這里的感,既不是離開原文的空發議論,也不是對原作內容的簡單重復,而是作者在原作思想觀念的啟迪下產生的新的觀念,是心靈的閃光,是認識的飛躍.一般地說,讀後感的「感」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通過對原文思想的進一步闡發,來表現作者認識的深化.例如第四冊課本中的練習,對何其芳《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這首詩寫讀後感,就只要引原作要旨並加以闡發.另一種情況是作者在原作思想內容的基礎上生發出來的新的觀點.例如《多好的草地也會有瘦馬》一文反映的是實際生活中哲理性的現象.從本文體現的普遍原理出發,可以獲得關於人才問題的新的認識.即優越的條件能為人們創造更多的成才機會,良好的環境也必將對一個人的成才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但是如果不努力,對良好的環境不加以利用,客觀條件再好,又有什麼用呢?因此,不論是對原作思想內容的進一步闡釋,還是在原作思想內容的基礎上產生新的觀念,都必須體現作者認識的進一步提高和深化,力求新穎別致,切忌蜻蜓點水,不深不透,這樣才算真有所感,感到了實處.

㈤ 08秋學期《民事訴訟法》在線作業123

深奧

㈥ 起訴期間對方惡意做假帳轉移資產怎麼辦

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即作了規定。該司法解釋123條明確規定：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款第（六）項的規定處理：
（1）在法律文書發生法律效力後隱藏、轉移、變賣、毀損財產，造成人民法院無法執行的；
（2）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妨礙或抗拒人民法院執行的；
（3）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執行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和支付令的。這其中，「在法律文書發生法律效力後隱藏、轉移、變賣、毀損財產，造成人民法院無法執行的」，即屬於惡意轉移資產的行為。

那麼，對惡意轉移財產的行為人民法院是如何處理的呢？該解釋也同時規定「可以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款第（六）項的規定處理」。即：
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
（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清點並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的；
（四）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
（五）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