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行政法

Ⅰ 行政法上的行政命令，政府管制的概念是什麼特徵又是什麼

所謂「行政命令」指行政機關的一切決定和措施；但行政法上的「行政命令」，則專專指行政主體依法要求屬行政相對方「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意思表示，是行政行為中一種極為普遍的行為方式。
行政命令的特徵有：1、行政命令的主體是行政主體。行政命令體現的是國家意志，但它由行政主體作出，不同於國家權力機關、司法機關等其他國家機關作出的命令。2、行政命令是一種意思表示行為，通常表現為通過指令行政向對方履行一定的作為義務或不作為的義務來實現行政證目的，而非由其自己進行一定的作為或不作為。3、行政命令是一種設定義務的具體行政行為，而非賦予行政相對方權利的行為 。4、行政命令的實質是為行政相對方設定行為規則，但這種規則屬於具體規則，表現為在特定時間內對特性人或特定事所作的特定規范。5、行政命令以行政處罰或行政強製作為保障。6、行政命令是一種依職權的行政行為。

Ⅱ 網路服務提供者不履行法律，情節嚴重的，依法承擔刑事責任對嗎

1、如果網路提供者不依法履行管理義務，會依法承擔刑事責任的。

2、《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信息網路安全管理義務，經監管部門責令採取改正措施而仍不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一）致使違法信息大量傳播的；

（二）致使用戶信息泄露，造成嚴重後果的；

（三）致使刑事犯罪證據滅失，情節嚴重的；

（四）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3、《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路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伺服器託管、網路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Ⅲ 行政監管機關頒布的指引的效力是什麼如銀監會頒布的《項目融資業務指引》

行政指導（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是行政機關在其職能、 職責或管轄事務范圍內，為適應復內雜多樣化的經濟和社會管理容需要，基於國家的法律精神、原則、規則或政策，適時靈活地採取指導、勸告、建議等非強制性方法，謀求相對人同意或協力，以有效地實現一定行政目的之行為。簡言之，行政指導就是行政機關在其職責范圍內為實現一定行政目的而採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則、規則或政策的指導、勸告、建議等行為。 不直接產生法律效果。

Ⅳ 行政主管部門對污水廠進行監管的法律依據國家級、地方級（最好是湖南的）法律、法規及管理辦法有哪些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
城鎮排水與污水處理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
湖南省環境保護條例
湖南省湘江保護條例

Ⅳ 中國對慈善組織監管的行政法規和制度有哪些

一、我國稅法現階段對慈善業方面的政策

根據中國目前的稅法規定，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用於公益、救濟性的捐贈，在年度納稅所得額3％以內的部分，准予免除。個人向慈善公益組織的捐贈，沒有超過應納稅額30％的部分，可以免除。

二、現階段我國慈善公益捐贈的情況

據介紹，中國每年有近6000萬以上的災民需要救濟，有2200多萬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還有6000萬殘疾人和1.4億60歲以上的老人需要社會提供幫助。為了保障這些困難群體和特殊群體的基本生活權益，僅靠政府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共襄善舉』，就是說善舉是要大家共同來做的。解決中國的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政府。所以慈善組織應運而生。

我國現代慈善事業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經歷了艱難起步、緩慢發展的階段，到90年代中期才有明顯的改觀。目前，我國慈善事業正在恢復中發展壯大。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各類民間組織已經發展到28.9萬個，基金會1016個。這些民間組織中，專門從事慈善活動的中華慈善總會和各級慈善總會有731家，從事救死扶傷等人道主義救助的紅十字會有7萬多家。社會捐助站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迅速發展，目前全國建立了3.2萬個社會捐助接收站，初步形成了社會捐助服務網路。

根據目前國內最大的慈善組織——中華慈善總會的統計數據顯示，他們所獲捐贈的70％都是來自國外和港台的，國內富豪的捐贈僅佔15％還不到。我國捐贈的公民與美國相比少了75％。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們和美國在慈善事業上的差距，並不僅僅在企業捐贈上。而這需要提高慈善組織的自身建設，讓慈善組織取得社會公眾信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三、國內企業富翁不積極參與慈善捐贈的原因

前段時間一份慈善組織的公益調查顯示，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紀錄的不超過10萬家，意味著有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這份調查讓公眾把「缺乏責任感」的帽子戴到了中國企業的頭上。這令很多企業感到「太委屈」。

多數企業認為國內稅法中的按照企業只有3％捐贈免稅的政策，會造成企業捐款越多，納稅就越多的情形，所以他們認為這實際上是不主張他們捐贈。目前的稅收政策對企業而言，不僅不能帶來多少稅收減免，還要對限額以外的捐贈支付相應的稅費，影響了企業捐贈的積極性。捐款越多，納的稅越多，這對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來說是不堪重負的。企業不是不想做好事，而是有時候做了好事沒有好結果。而對今天的民間慈善組織來說，它們面臨著和民營企業成長中所遭遇的問題幾乎相同：在民間缺乏公信度而難以得到資金支持；在征稅政策上處於不平等地位；難以注冊，被迫掛靠「集體」或者「國家」。

對於國內企業不積極參與公益事業的問題，社會上也有很多探討。比如，從大的方面來看，中國經濟總體水平還不高，民營企業尚在發育之中，可用於慈善的資金本來就比較少；中國在慈善捐贈方面的稅前減免制度不完善，現行的稅收政策並不鼓勵企業家捐款，捐獻的款項越多，額外支付的稅也就越多，從而抑制了富豪的捐獻熱情；目前的慈善組織基本上還是政府部門的延伸，而濃厚的政府色彩，多少會挫傷人們的積極性，因為沒有人會喜歡「壓力捐贈」等等。從小的方面來看，有的富豪發家致富本不是通過合法的途徑，怕捐獻會引起社會對自己財富來源的關注，招來麻煩；更多的則是國人慈善意識淡薄，富人有錢寧願一擲千金購買名車別墅，也不願拿出一塊錢去救濟那些生活無著落的窮人。

此外還應當看到，中國慈善事業現狀還與富人擔心捐贈可能導致「露富」，並可能招致外界的負面評價，甚至給自己帶來某種威脅或危險有關。近年來社會上對中國富裕階層及其財富有許多議論，其中有兩個十分熱門的關鍵詞，一個是「原罪」，另一個是「仇富」。所謂「原罪」，是指一些民營企業家要麼「第一桶金」來路晦暗不明，要麼通過一些灰色手段參與運作國家資源，在短期內積累起令人咋舌的巨額財富。

而在「仇富」者看來，絕大部分富人的財富都取之無道、來之不義。在這種社會文化心理的隱喻下，一個富人為慈善事業慷慨解囊，就可能容易被人理解為，他掙錢有不可告人的捷徑，他的錢來得實在太容易，所以即便捐得再多，他也絲毫不足為惜。另一種更極端的理解，就會認為富人捐獻慈善業只是一個幌子，真實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洗錢」。無論「原罪」概念是否成立，「仇富」心理是否適當，其對富裕階層投入慈善業都構成了現實的制約。

四、中美慈善業的差距以及美國慈善業對中國的啟示

國內的媒體和學者們喜歡引用下面一組數據:13歲以上人口中的50%每周平均志願服務4個小時；75%的美國人為慈善事業捐款，每個家庭年均約1000多美元。按志願者占總人口比例和慈善捐贈的規模來看，美國無疑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慈善大國。

中國的慈善事業還處在起步階段。2002年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人均捐款只有0.92元人民幣，共計10多億，大約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萬分之一。和美國相比，2003年美國人均捐款828.7美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19％。中美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雖然國情不同，但中國捐款份額之少值得我們深思。

其實慈善絕不是富翁的權利。我國捐贈的公民與美國相比少了75％，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們和美國在慈善事業上的差距，並不僅僅在企業捐贈上。而這需要提高慈善組織的自身建設，讓慈善組織取得社會公眾信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介紹，中國現有的慈善公益組織所掌握的資金總計僅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1％，而美國從事與慈善、社會公益事業相關工作人數就占總就業人口的10％。相對來說，美國慈善業集資就要容易得多，美國1986年頒布的稅收法典就規定了公益性機構可以免徵所得稅。

美國現代慈善事業的發達，還離不開制度的建設。美國慈善部門以其活力、多樣性、經濟實力和成長速度而格外引人注目。一個影響慈善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是，美國有一個對慈善部門發展有利的法律環境。法制、體制與機制的三位一體，是美國慈善事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制度環境保障。

首先，完善的遺產稅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著美國慈善事業的發展。一方面，美國的遺產稅、贈予稅以高額累進著稱，當遺產在300萬美元以上時，稅率高達55％，而且遺產受益人還必須先繳納遺產稅，後繼承遺產，所以富豪的後代要繼承遺產會遇到重重阻礙。而另一方面，建立基金會或捐助善款則可以獲得稅收減免，捐出多少錢就在所得稅中相應扣除多少。進行慈善捐助不僅可以減少損失，而且有助於樹立公眾形象和產生模範效應。另外，國家還對基金會的運作有大量的免稅減稅優惠，使得慈善基金會可以獲得其他企業無法企及的高回報。大部分慈善組織它們不僅是免稅的，即不需要支付稅款，而且這類機構得到的捐款對捐贈者來說，還享有法律規定的限額扣除稅收的待遇。這些稅收待遇具體包括免稅、所得稅豁免和捐贈減稅。

其次，激勵與約束並舉又保證了慈善組織的規范運作。慈善組織一旦成立，就要不斷地募集捐款，管理者還要保證募集到的款項能夠保值、增值，所以資金的使用是一門深奧的學問。許多慈善組織除了進行慈善募捐活動和籌款宣傳，並把錢用於慈善事業之外，還會從事兩類營利性的投資以保證所募捐款的保值增值。美國對慈善組織的監管可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政府的立法和監督。第二個層次是民間專業評估機構的監督。第三個層次是媒體以及關心慈善事業的民眾的監督。第四個層次是慈善組織的內部監管。

與市場經濟的演進相適應，美國慈善事業的發展經歷了漫長而又曲折的歷史，並積累了許多經驗。這一切對當代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1994年，我國第一家綜合性的慈善組織中華慈善總會在北京成立。隨後，各地慈善組織迅速發展，成為我國民間組織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與此同時，圍繞慈善事業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建設也逐步展開。中國的慈善事業正在走上法制化的軌道。但從總體來看，特別是相對日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來說，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尚處於初級階段。這集中體現在：慈善組織和機構的規模、活動能力等存在著先天不足；慈善事業發展所必需的法律制度、社會支持、文化背景和經濟基礎等相對來說還不夠健全；慈善事業在獲取資源、扶貧濟困、人道關懷等方面的巨大優勢尚未充分發揮出來。

借鑒國外有益的經驗，弘揚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加快管理體制改革，激活中國慈善組織的創新能力，進一步完善有利於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法制和稅收環境，逐步形成中國「本土化」的慈善救助模式和符合中國國情的慈善事業發展道路，無疑是十分必要的。專家建議，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開展工作：

（一）弘揚我國文化傳統，培育現代慈善理念。

（二）是優化激勵機制，加速積累慈善資源。根據國外的經驗，稅收制度是鼓勵公民積極參與慈善活動、推進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杠桿。從政府角度來說，為非營利社會服務組織和基金組織創造有利發展環境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創造一個將對慈善捐贈的適當激勵滲透其中的運行良好的社會管理系統和稅收系統；對於慈善組織來說，則要通過制度和機制創新，有效利用、開發和配置民間慈善資源，做大慈善事業這塊「蛋糕」。

（三）是建立和健全將自律、互律與他律融於一體的社會約束機制。完善法制和道德環境，是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基本保障。從國外的經驗來看，我國需盡快建立慈善組織資質評估和信用資格認證制度，加大社會監管力度，進一步規范慈善行為，並在慈善活動參與者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地約定俗成。要加強誠信等方面的道德建設，完善慈善組織內部的管理和監督制度，培育慈善組織的社會公信度，提高從業人員的道德素質，進而增強慈善事業對公眾的吸引力。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政府對企業和個人的慈善捐獻給予比較優厚的免稅待遇，並對有關慈善組織或機構給予必要的財政補貼，同時對個人所得或遺產徵收超額累進稅，引導富人在「財產約半數被征稅」與「捐贈慈善事業留下美名」之間傾向於選擇後者。中國現行稅法規定，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用於公益、救濟性的捐贈，在年度納稅所得3％以內的部分，准予免除。個人向慈善公益組織的捐贈，沒有超過應納稅額的30％的部分，可以免除。這實際上是「捐款越多，納稅越多」，是對企業捐贈的變相「打擊」。 至於申請退稅過程之繁瑣，生動而無奈的案例比比皆是。同時，中國慈善業的運作透明度不足，管理水平和公信力亟待提高，也影響了企業和個人的捐贈積極性。

Ⅵ 誰發許可誰監管在哪部法條里

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中進行了明確規定，是我國關於行政許可制度的一種規范，對行政許可項目的許可權、管理權、監督權、處罰權進行統合規范的法律。

Ⅶ 食品葯品監管行政法律法規有哪些

食品葯品行政管理法律、行政法規有如下（共22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一號） (2015-04-24)

《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650號） (2014-03-07)

《戒毒條例》（國務院令第597號） (2011-06-26)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主席令第16號） (2011-03-09)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主席令第7號） (2011-03-09)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國務院令第557號） (2009-07-20)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主席令第9號） (2009-02-28)

《乳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536號） (2008-10-09)

《生豬屠宰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525號） (2008-05-25)

《國務院關於加強食品等產品安全監督管理的特別規定》（國務院令第503號） (2007-07-26)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國務院令第499號）） (2007-05-29)

《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442號） (2005-08-03)

《反興奮劑條例》（國務院令第398號） (2004-01-13)

《中華人民共和國葯品管理法實施條例》》（國務院令第360號） (2002-08-15)

《中華人民共和國葯品管理法》（主席令第45號） (2001-02-28)

《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276號） (2000-01-04)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主席令第71號） (1993-02-22)

《葯品行政保護條例》 (1992-12-12)

《中葯品種保護條例》（國務院令第106號） (1992-10-14)

《放射性葯品管理辦法》（國務院令第25號） (1989-01-13
《醫療用毒性葯品管理辦法》（國務院令第23號） (1988-12-27)

《野生葯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 (1987-10-30)

Ⅷ 魏則西事件涉及行政法內容分析

法律責任分析
1、關於責任范圍和因果關系
本案患者最終在細胞免疫治療過程或結束後死亡，法律上的損失包括生命喪失及在治療過程中花費的醫療費及交通費等相關經濟損失，因此法律責任討論的內容包括誰應當對患者的死亡及相關經濟損失承擔賠償責任。本文只討論民事上的賠償責任，不討論行政處罰責任。
關於患者的生命喪失，正如前文所述，本案符合「死馬當活馬醫」，也就是患者在就醫時已經處於現代醫學的無醫可救狀態，所以考察相關行為人是否應當對患者的生命喪失承擔法律責任，核心在於考察醫療行為與患者死亡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即細胞免疫療法是否增加了患者在特定時間死亡的概率或減少了患者的生存機會。根據現有醫學知識，患方恐怕無法證明細胞免疫治療增加了患者的死亡概率或減少了患者的生存機會，故證明二者存在因果關系的機會相當渺茫，獲得死亡賠償金的概率渺茫。
但是對於患者在治療過程中花費的超過20萬元的包括醫療費在內的經濟損失，則另當別論了。因為顯而易見，相關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對患者實施的細胞免疫療法既違反倫理規范，也違反法律、規章規定，更涉嫌欺詐，存在過失也符合違約，故經濟損失應當賠償。至於是否還應當給予懲罰性賠償，就我個人意見，法律應當支持。鑒於醫療領域在多數省份尚難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我建議國家應當統一立法，支持對醫療欺詐實施懲罰性賠償。不予懲罰性賠償，不足以遏制醫療亂象，不足以保護患者利益。
2、關於責任主體
責任主體討論三個問題，1、承包武警醫院腫瘤治療中心的莆田系某公司是否能夠成為被告，並承擔實體法上的責任？2、網路公司能夠成為被告，並承擔實體法上的責任？3、行政機關的監管責任
第一個問題，承包單位能否成為被告，並承擔實體法上的責任？
對公立醫院的科室承包，衛生部自2004年起多次發文，嚴禁公立醫院將科室單獨承包給個人或單位，但對於軍隊和武警醫院，我沒有看到公開的、完整的禁止性文件，但是即便有此類文件，其法律效力的層次也是極低的。因為涉及到一項民事行為的有效性，應當由法律作出規定，法院也很難憑借部門的一紙通知而判定一項民事行為是否有效。再說，我認為，科室承包是否違法，不影響本案相關責任人的追究。從根本上說，從世界范圍來看，大多數醫療機構只是醫生、醫生集團的執業平台，醫生、醫生集團與醫療機構之間的關系本來就是合同關系，醫療機構的義務在於判斷與其合作的醫生、醫療機構以及開展的診療項目是否具備相應法律資質。因此，根據民法「法無禁止則自由」的原則，從法律上姑且承認莆田系醫療公司承包軍隊或武警醫院的行為是合法的。在此基礎上，繼續討論承包公司能否成為被告？我認為應當區分兩種情形。
1）如果武警醫院對外明示該科室已被承包，且醫療費的收入及支出系獨立核算，則該承包單位實際上對外是獨立的民事主體，應當直接成為民事被告，獨立承擔醫療損害賠償責任；不過此種這種情形，我至今沒有遇到過。
2）如果武警醫院對外並未明示該科室已被承包，且該科室的運營收入系醫院統一核算，然後與承包公司按比例分享利益、承擔風險，因患者在訴前無法知道該科室已被承包的事實，只能以武警醫院為被告。如果訴訟過程中，醫院亦不披露科室被承包的事實，則實體法的上責任也只能由醫院承擔，醫院承擔賠償責任後，再根據承擔合同向承包公司追償。假如訴訟過程中醫院披露承包事實，則可追加承包公司為共同被告，然而根據庭審查明的過失大小與關系，在實體法上或承擔連帶責任或承擔按份責任。
第二個問題，網路公司能否成為被告，並承擔實體法上的責任？
網路公司能夠成為被告，關鍵看它的行為是否符合《廣告法》第38條的規定「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製作、發布的，應當依法承擔連帶責任。」
競價排名屬於廣告嗎？
關於這個問題，網路法律顧問、律師、法官，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等，已從多個角度進行了論證，爭論10數年卻沒有結論。討論這個問題，離不開《廣告法》第二條對「廣告」的定義：
「本法所稱廣告，是指商品經營者或服務提供者承擔費用，通過一定媒介或形式直接或間接介紹自己所經營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務的商業廣告。」
競價排名有兩個過程，第一步在網路系統內部通過關鍵詞進行競價，這一步對外不公開，不涉及介紹商品或服務；第二步是將競價獲得的帶有關鍵詞的文字或圖片內容在網路首頁上進行排名。如果說競價過程不涉及不是廣告，那麼排名的結果顯然是在網路這一公眾平台向用戶展示自己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務，且這個排名不是搜索引擎的自然演算法排名，而是經收費後的按出價高低的、有目的的排名。這個排名結果不是廣告么？說不是廣告，顯然理由不充分。
網路明知或應知廣告虛假仍發布么？
這涉及對顯示在網路首頁的競價內容的判斷了，通常這部分內容不到20字，用戶在注意到這個搜索界面的20餘字後再進入相關網站。網路作為搜索引擎，無法對顯示在廣告主網站上的所有廣告內容進行審核，比如莆田系醫療公司在武警醫院網站上展示的所有關於細胞免疫療法的廣告內容，網路顯然無法知曉，也無法明知或應知。但是對於顯示在搜索界面的20字介紹，網路是否明知或應知呢？
我認為，網路作為專業引擎公司，對醫療網站的搜索展示採用了競價排名的收費模式，且這個收費是網路的主要收入來源，理應對搜索結果的20字余字左右的內容盡到審核義務。這個審核義務主要來自廣告法第38條的規定：「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製作、發布的，應當依法承擔連帶責任。」既然廣告發布者對明知、應知廣告虛假而發布，應當承擔連帶責任，那麼法律前提是廣告發布者對廣告是否虛假承擔審核義務。此處虛假，包括應當提供廣告的證明文件而未提供，應當提供真實文件而提供了虛假文件等。
從本文第一部分「死馬當活馬醫的醫學倫理」的論述中，我們已經知道莆田系醫療公司在關於細胞免疫治療滑膜肉瘤的廣告中已經涉嫌虛假。另外廣告法第14條亦規定葯品或醫療器械廣告不得含有不科學的表示功效的斷言或保證，說明治癒率或有效率等，現在我無法知道的患者搜索到網路首頁20餘字介紹中是否包括了上述虛假內容，如果包括，則網路涉嫌《廣告法》第38條的規定的「明知或就應知廣告虛假而發布」，應當與醫院或承包公司承擔連帶責任。當然對廣告法第16條的審核義務主要在衛生行政機關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而不在網路公司。
最後，我需要強調的是，對於葯品、醫療器械，疾病的診療方法等醫療廣告，國家應當立法禁止競價排名。因為葯品、醫療器械、診療方法等涉及生命健康，需要廣泛的臨床研究，需要專業團體的判斷，需要國家衛生部門的審核，不應當經由競價排名這種商業模式予以介紹或推廣。
第三個問題，行政機關的監管責任。
關於第三類醫療技術的監管。自2015年6月29日衛計委發布《國家衛生計生委關於取消第三類醫療技術臨床應用准入審批有關工作的通知》起，除列入負面清單的禁止類醫療技術外，國家對第三類醫療技術主要采事後監管制度。按照這一監管制度，衛計委的職責包括主要包括兩項，一是臨床研究階段的監管；二是臨床應用後即上市後的監管。監管方法包括主動監管和舉報後的監管。舉報後的及時監管應當是主要監管方法。由於是事後監管，其處罰和賠償應當嚴於事前監管，包括巨額的民事懲罰性賠償和巨額的行政罰款和刑事罰金。只有嚴厲的賠償和處罰措施，行為人才憚於法律，事後監管才能落到實處。否則對通常可帶來巨額利潤的第三類醫療技術，事後監管帶來的必定是更加猖獗的濫用。然而，目前衛計生制定了事後監管，國家法律層面卻未建立相應的民事懲罰性賠償制度。
可是縱觀「滑膜肉瘤」細胞免疫療法的全部事實經過，衛計委的監管幾乎完全是空白的。導致失監管的原因之一是，部隊醫院不在衛計委的監管范圍。由於失監管，本應由國家衛計委組織實施的細胞免疫療法臨床研究，竟然被不法醫療公司和醫療機構直接拿來作臨床應用。而在眾多醫生的不停舉報下，衛計委竟然無動於衷，無能為力。
關於廣告發布的監管。根據《廣告法》第46條和第48條的規定，醫療廣告的監管包括兩個環節， 一是發布前由衛生行政機關進行廣告審查，審查內容即《廣告法》第15-17條的規定，如第16條：「醫療、葯品、醫療器械廣告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一）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斷言或者保證；
（二）說明治癒率或者有效率；
（三）與其他葯品、醫療器械的功效和安全性或者其他醫療機構比較；
（四）利用廣告代言人作推薦、證明；
（五）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
二是工商行政管理機構對醫療廣告發布後的監管，法律依據是廣告法是第49條。可是本案對於競價排名是否屬於廣告，國家有關機關都未有結論，也就談不上任何監管了。

Ⅸ 審計，稅務，商業銀行，證券監管，保險監管等部門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

會計法第第三十三條財政、審計、稅務、人民銀行、證券監管、保險監管等部門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職責，對有關單位的會計資料實施監督檢查。 注意是人民銀行，不是商業銀行

Ⅹ 基金監管手段主要有:①法律手段②經濟手段③行政手段 在基金監管中，三者之間有什麼關系

宏觀調控主要有三種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經濟法律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