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朗德勞動法改革

① 勞動法頒布實施有什麼意義

你好，謝謝，望採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是我國建國以來第一部全面規范勞動關系的回勞動答法律，它關繫到數以億計的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它的頒行有重大意義。
首先，它打破了所有制界限，建立公平的市場競爭規則。勞動法規定只要是通過勞動合同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都由勞動法一體調整，勞動關系的主體一律平等適用勞動法。這就消除了歧視，保證勞動者競爭機會均等，保證了勞動力在勞務市場中通暢、有效運行。
其次，《勞動法》充分體現了憲法原則，突出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勞動法》第一條就開宗明義指出本法的立法宗旨是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然後從勞動報酬權、平等擇業就業權、休息權、社會保險和福利等方面，全面地規定勞動者享有的權利。除此之外，還規定了國家和用人單位的責任如促進就業、進行職業培訓等，進一步保護勞動者的權利。《勞動法》中還規定了勞動法的實施情況、監督以及切實可行的勞動爭議處理方法，為勞動者權利的實現提供保障。
總之，《勞動法》肯定了勞動體制改革的成果，強有力地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謝謝，望採納！

② 勞動法的發展規律及趨勢

「勞動者」是勞動法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屬於同「勞動關系」、「勞動權」處於同位次的基本概念，這些詞彙都可成為詮釋勞動法學的關鍵詞。「勞動者」在勞動法上的整合作用甚至達到可以為勞動法正名的程度，即勞動法應稱為「勞工法」{1}更為體貼，目前大陸學者雖無「勞動者法」之提法，但是勞動者法之文義妥當性足見「勞動者」之於勞動法之意義。然而，「勞動者」作為法律術語在勞動法上的嚴肅性與學術性又顯然不夠。一方面，「勞動者」替代稱謂甚多，「既有個別意義上之稱謂，如受僱人、雇員等，也有團體意義或總括范疇之稱謂，如勞工、僱工、員工等。」{2}不同的稱謂在社會生活中被賦予特定的傾向性含義，更如「白領」、「藍領」、「打工的」等等均可指代勞動者。另一方面，勞工立法之初，並未有塑造「勞動者」概念之制度環境，乃至今日作為確定性概念的「勞動者」仍未成熟，{3}如德國法之通說認為，「『勞工』此一觀念，並非是一概念（Begriff）、而是類型（Typus），其范圍無法一次、抽象地加以界定。」{4}可認為，一個高度抽象的勞動者概念絕非勞動法之所需。既如此，何來「論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呢？

「論勞動法上的勞動者」有著其特定的語境，這是和僱傭社會、勞動立法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在僱傭社會中，勞動者概念已非語感上的工廠勞動者，並呈多樣性發展，勞動者的傳統界限開始模糊，勞動立法中的勞動者概念遭遇兩個問題：一是與經營者的區分，這是企業組織內的層次界限問題；一是與企業有獨立合同關系的個人事業者的區分，這是企業組織內外界限問題。{5}這兩個問題是勞動法上的普遍性問題，不僅屬於勞動法長期以來的歷史問題，而且是大陸法國家和英美法國家共有的現實問題。而且隨著勞動立法的發達與整合，塑造勞動者概念之意識越來越必要、越來越強烈。現實中，傳統僱傭形態受到極大挑戰，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被非勞動者化處理，誰是勞動者，誰不是勞動者，在社會生活中變得撲朔迷離。如美國勞工部勞工數據局統計，2001年的不穩定勞動者（contingent worker）的人數和比例較1995年有所下降，而究其原因在於不穩定勞動者概念的不確定，實際上，2001年關於可選擇的勞動力（alternativework force）統計的比例和數量是遠遠超過不穩定勞動者數量的，而可選擇的勞動力包括了獨立合同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s）、電傳工（on-call workers）、臨時工（temporary workers）和合同工（contract workers）。{6}在面對勞動者非勞動者化處理時，中外勞動法學者均表現出極大的擔憂，有觀點認為，長此以往，不出50年，不會再有雇員。{7}塑造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已經刻不容緩。而就勞動法之適用而言，在越來越多的法律法規中，傳統術語「雇員」（employee）被「勞動者」（worker）所替代，在英國，用這種替代來擴張法律所保護的僱傭關系。{8}在日本，則強調勞動基準法、工會法、勞動保險和社會保險上不同的勞動者范圍，{9}在我國則更多糾結於「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的區分。這些看似相差較大的問題，實質上均屬於「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問題，即以界定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為目的，塑造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理論。下文著眼於勞動者身份，統攝勞動關系和勞動合同的研究視角，並秉持為特有的路徑選擇和觀念取向，以塑造我國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理論和制度。

一、我國勞動法上的勞動者

（一）計劃體制下的勞動者

計劃經濟體制下仍然存有勞動制度，{10}盡管那些制度逐漸變遷而逐漸淡出現行勞動法的視野，但是它對我國現行的勞動法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必要在現行勞動法視野中單獨梳理一下計劃體制下的勞動者。計劃經濟體制下大量的勞動政策中塑造了以工廠職工為核心的泛勞動者觀念。

1．勞動法上的「勞動關系」

確定勞動關系與界定勞動者往往是同一個問題，勞動法上的「勞動關系」則是勞動法的調整對象之范疇。計劃體制下，勞動法上的勞動關系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勞動關系的意識形態色彩，認為，「在我國，勞動關系的性質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僱傭勞動關系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它的已變成為不受剝削的勞動者之間同志合作和社會主義互相的關系。」{11}二是強調勞動關系的普遍性，認為，「我國勞動法在適用范圍上不僅應該調整全民所有制單位和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的勞動關系，也應該調整農村人民公社的勞動關系；在城鎮，不僅應該調整全民與集體單位的勞動關系，也應該調整個體勞動者及其按照法律規定范圍內招用助手或學徒之間的勞動關系；在全民所有制單位和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不僅應該包括長期工作者，也應該包括短期工作者。」{12}由此，新中國最初形成的「勞動關系」概念以排斥「僱傭」為前提，引入「單位」觀念，客觀上催生了後來的「個體工商戶」的單位地位，也影響了後來以單位為標准對勞動關系進行立法的模式。

2．勞動法上的勞動者：以制度化的「工人」為核心

勞動法上的勞動者有泛化的取向，其基調是，「正確地劃定勞動者的范圍不只是對於研究勞動法的對象，進行勞動立法，以及做好各項勞動工作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關繫到壯大革命隊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個根本性質的問題。」{13}國家構建了以制度化的「工人」為核心的勞動者范疇，在觀念上將「農民」、「幹部」邊緣化。在該制度體系中既有類似出生意義上的身份識別，如工人、農民、幹部，也有管理意義上的身份識別，如編制內與編制外、固定與臨時等等。其中，區分工人與幹部的意義主要在企業內部，體現為不同編制；區分固定工與臨時工的意義主要在企業內外，體現為編制的有無。

(1)工人與幹部

幹部制度是我國人事制度中的重要制度，傳統上歸口人事行政部門管理。在政企不分的背景下，企業按照行政體制在內部按照工人與幹部的區分進行分別管理。在企業內部，既有直接生產人員，也有非直接生產人員，還有無法歸類的其他人員，並進一步細化為工人、學徒，行政管理人員、服務人員，農副業生產人員、長期學習人員、長期病和傷病人員、列為編外的年老體弱人員、下放與支援農村公社仍由原單位支付工資的人員、支援國外的人員。{14}這樣的分類並不會出現工人與幹部身份上的模糊，分類中的「工人」比制度上的工人范圍要小，其中非直接生產人員有部分認定為「職員」、部分認定為「幹部」。其中工人與職員統稱為職工，職工與幹部的區分則以不同的人事編制來區分。在企業中，賦予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以一定的行政級別，相應地按照幹部進行管理。

(2)固定工與臨時工（合同工）、民工

典型的「工人」又稱為「正式工」、「固定工」，是與特殊類型的工人相對而言的，其特徵一如現行法中的基層公務員，按編制進行管理，並可轉干（轉換身份為幹部）。同時，固定工之外還有臨時工（合同工）、民工。一般，臨時工（合同工）是沒有編制的固定工，原則不得轉為編制內，更無轉乾的可能。民工則屬於工業使用農村勞動力，其身份定為農民，是名副其實的臨時工，而即便在「臨時」期間的民工，在制度上也有很大區別。

追溯計劃體制下的靈活用工，很容易梳理出從「臨時工」到「合同工」的稱謂變遷和內容變化，也能夠看到不同於現在農民工的「亦工亦農」。{15}對臨時工（合同工）和民工進行專門的研究對於完善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理論會有裨益。但是，由於此兩類勞動者均未在後來的勞動法中有效地銜接，成為遺憾。在此不對具體事實和理論做深入分析。

（二）市場體制下勞動法上的勞動者

從過程來看，「以統配勞動制度為基礎的用工制度改革是伴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而逐步展開的，並反侵蝕了原有的統配勞動制度，並逐步形成了市場勞動制度，或者交易勞動制度，其最核心的思想是打破「鐵飯碗」，以合同為紐帶，以交易為特徵，使人力資源得以開發。」{16}在識別勞動者的意義上，「勞動合同」在勞動法上的顯赫地位逐步確立並理論化，而「勞動關系」在勞動法上的地位則相比較而言有弱化的傾向。{17}勞動法上的勞動者之認定不再是身份識別，而是從勞動合同切入。

1．勞動法上的「勞動合同」

勞動法上的「勞動合同」之所以具有認定勞動者之功能，是以全員勞動合同制為基礎的。「在實行全員勞動合同制的改革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固定工、合同工、混崗工、臨時工、農民工等一律被稱為企業職工，消除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身份差別。大體而言，全員勞動合同制消除了固定工和合同工的區別、取消了幹部和工人的區別，至少，全員勞動合同制意味著再不存在固定工和合同工的稱謂了。」{18}然而，此種改革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勞動關系認定上的形式主義，1994年《勞動法》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19}文義邏輯是，無勞動合同則無勞動關系。實踐中則出現了兩種情況：一是「認合同，不問事實」，傳統作為幹部的管理人員在改革中成為勞動法上勞動者；{20}二是「無合同，難以交代」，補充發展了事實勞動關系理論。{21} 2007年《勞動合同法》又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即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22}在捆綁勞動關系與勞動合同的同時，將確認勞動關系的標准轉化為「用工」。

2．勞動法上的勞動者：以契約化的「雇員」為核心

從全員勞動合同制到勞動合同法，在社會生活中確立了「打工」{23}的觀念，在勞動就業中塑造了新的勞動者概念，被認為屬於西方的「雇員」概念逐漸被接受，成為日常生活用語。在此背景下，勞動法上的勞動者是以契約化的「雇員」為核心的。盡管勞動法上沒有使用「雇員」的概念，但是勞動法上的勞動者概念核心已經轉移為契約化的雇員。自製度化的工人向以契約化的雇員的位移有制度切換的一面，如對已有制度下的關系進行清理而重新引入新的制度；也有制度接續的一面，傳統的工廠工人緩慢地實現身份轉化，新制度的導入得到某種修正。在此過程中，文本與現實之間出現了一些較大的背離，典型者如農民工、經理等的勞動者地位問題，此屬於比較獨立而負責的問題，在此不論。

（三）問題所在

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勞動關系」概念並未被市場經濟下的「勞動合同」概念所替代，而且具體化為「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的區分成為勞動司法中的重要理論。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勞動者面臨的法律體系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意義上的強勢工人身份被淡化，法律意義上的弱勢勞動者身份開始強化。在承認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強弱不對等的理念下，既肯定了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對抗，也催生了大量的保護勞動者的立法，保護與不保護的巨大落差使得勞動者身份顯得尤為重要。勞動法上勞動者理論的重要性和問題點便凸顯了出來。

1．制度與觀念的錯位

制度上的勞動者與社會生活中的勞動者是有出人的，或者說，制度上的「雇員」與社會生活中的「雇員」是不一致的。而這種不一致使得法律在客觀上歪曲了生活、造成了生活中勞動者的混亂。扭曲者如，認定公司經理或主管為勞動者，{24}此種做法與國際上之一般做法相去甚遠，遠未到我國台灣地區對「經理」之實質判斷的研討。混亂者如，有言，「目前，關於事業單位勞動者是否適用勞動法的問題，可能與『勞動者』概念不明確有關。」{25}再如承包人，尤其是內部承包人，{26}其承包機制沿襲為行業「慣例」，成為認定勞動關系的司法難題。

此外，農民工群體需要單獨關注，一方面，農民工群體數量龐大；另一方面，體制轉軌前後，「民工」到「農民工」稱謂變化背後存在嚴重的制度斷檔。在計劃體制下，民工就是農民，卻讓社會感知其曾經「工人」過；在市場體制下，農民工就是工人，卻讓農民工在制度上備受歧視，如此錯位，我們有理由將社會感知混亂的勞動者與制度斷檔的農民工聯系在一起，而此恰恰是我國勞動法上極為特殊的主體現象。另外，「下崗」勞動者與農民工具有類似的社會地位，其在勞動法上的主體身份也極為特殊。

2．理論的偏差與缺失

扭曲與混亂的勞動者制度與觀念促使我們反思我國的「勞動關系」理論。在理論和實務中，有時候區分「勞動關系」與「勞動法律關系」，有時候不作區分。在區分兩者的情況下，「勞動關系」特指勞動法的調整對象，這時候「勞動關系」是一個事實問題，而非法律問題，但是此時的「勞動關系」具有封疆劃界的意義，直接決定勞動法干預社會生活的范圍。闡釋「勞動關系」的意義往往在於大致劃定勞動法所面臨的社會范疇，{27}卻並不精確處理「誰是勞動者，誰不是勞動者」的問題。

從調整對象到法律關系，「勞動關系」與「勞動法律關系」則往往不作區分，「勞動關系」即勞動法律關系，至此方成為勞動理論與實務中的重要概念，並成為一大理論焦點。勞動關系理論的焦點在於區分，而極少類型化，其意義在於勞動法的可適用性判斷，也難怪「勞動關系」置換了「勞動法律關系」的概念。於是，有了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的區分，有了事實勞動關系理論，有了勞動關系的灰色地位，也有將僱傭關系糾纏進來的理論。{28}然而，無論理論如何，勞動法實務受到了混同「勞動關系」與「勞動法律關系」的影響，確立了以「勞動關系」為基礎進行取捨的觀念，屬於勞動關系，則為勞動法上的問題；不屬於勞動關系，則非勞動法上的問題。進而，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問題轉化為勞動法上的勞動關系問題，勞務關系中無勞動者，事實勞動關系成為勞動者范圍之有限的補充。

勞動關系理論之於勞動法上的勞動者而言，有作繭自縛之後果，特別是「勞務關系」概念出現後使得勞動關系理論走向歧途。在一篇較早的來自高級人民法院的文章可能感知到了「勞務關系」概念之本質，「現實生活中，有的勞動關系因為勞動者的身份有特殊性而變得較難確定。不少同志對這種由特定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提出了與勞動關系僅一字之差的名稱—勞務關系，……認為，勞務關系不屬於勞動關系，不宜由勞動法調整，對此，筆者不敢苟同。」{29}該文的分析思路是沿著合同效力理論來展開，在筆者看來，此種思路較「調整對象」思路要科學的多，把勞動關系問題還原為勞動法律關系問題，並直指勞動合同之效力問題，具有區分勞動合同理論與勞動者理論之意義；同時該文沒有展開分析卻開篇提到的「勞動者的身份有特殊性而變得較難確定」實為通向勞動法上勞動者理論之亮點，此在當下我國勞動法學理論研究中仍然沒有深入展開，相應地司法實務也缺乏勞動法上勞動者理論之支持。

相較而言，計劃體制下以「工人」為核心的勞動制度與政策雖無法治觀念，卻有一套勞動者理論，雖然勞動關系泛化，但是以編制為基礎的用人制度不會發生勞動者身份上的認知混亂。而市場體制下以「雇員」為核心的制度客觀上有嚴重的書面合同傾向，書面合同之表述對於作為事實的勞動關系認定極為重要，從法理邏輯來看，有因果顛倒之疑惑。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勞動法的制度內容重置，勞動法的主體理論缺失，作為勞動法上勞動者理論之重要語境的「從屬性」遠未植入司法。

二、域外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理論

在域外勞動法上並不區分「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英美法系區分「雇員」(employee)和「獨立合同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大陸法系一般會區分「僱傭合同」(employmentcontract)和「勞動合同」(labor contract)，而在德國法上則發展有區別於合同理論的主體理論，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均受其影響。

（一）英美法上的雇員

英美法上的僱主雇員關系是自主僕關系發展而來的，主僕間有特定的責任與義務，並涉及一攬子社會政策，因此是否僕人關系雇員生活福祉。{30}在僱傭法上，沒有認定雇員的唯一標准，因立法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在相關政府報告中有統一界定雇員之觀點，認為，傳統的主僕關系學說已經不利於勞動政策，不應在每一個勞動法律中各自界定雇員，應當有一個統一的、適用於整個勞動法的雇員概念。{31}可見，在美國法上的雇員有其本質的同一性，否則不會有統一概念之說，而理論上的最新發展則有突破傳統主僕關系學說之跡象。

從美國的判例來看，有法院認為非法僱用的未成工不適用勞動者補償，也有法院認為此中做法的結果不正義並且與公共政策相違背；有案例認為農業勞動者不是獨立合同人，應適用勞動者補償，並有案例認為上門推銷員是雇員而非獨立合同人，應受工資工時制度保護，另外，由於勞動者補償排除損害賠償，勞動者會主張獨立合同人以求得侵權賠償而非勞動者賠償救濟。{32}可見，在雇員認定之判斷上，既有合同效力之考慮，也有社會政策之考慮，可左可右之間，合同效力與社會政策均非雇員認定之一般標准；雇員與獨立合同人之區分成為超越合同效力的一般推理思路，即將工作之人做非此即彼的區分，從而在具體的案例中認定雇員。

獨立合同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也稱為「獨立承包人」，常稱為工人，而在理論上則界定為自我僱傭的人，故非雇員，於是獨立合同人與雇員的區分至為必要，此亦是英美法上的通識知識。而此通識知識也成為英美法上的「傳統困境」，相關討論早已汗牛充棟。{33}獨立合同人與雇員的區分在英國法院經歷了控制標准、組織標准、到衡量一切有關因素的變遷，雖然合同之措辭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卻肯定不是決定性的。{34}倘若把雇員稱為「非獨立合同人」或依附性合同人，獨立合同人與依附性合同人的區分結果不以合同為標准，服務合同與僱傭合同的形式差異不是法官判斷的依據，英國判例和美國判例均圍繞獨立合同人與依附性合同人之區分而形成了界定雇員的考慮因素，{35}界定雇員遠非傳統的控制說，客觀上雇員界定成為法官自由裁量之范疇。

然而，獨立合同人與依附性合同人界限的模糊狀態成為常態時，則有了半依附性合同人說。學術上將中間類型的勞動者設計為半依附勞動關系，審裁處也遵循同樣的邏輯，認為此雇員依附於僱主，具備雇員的特徵，只是特徵具備程度比較弱。{36}但是，深人分析半依附性合同人，這種新出現的、看起來獨立的半依附性合同人無疑就是普通雇員，他們並不獨立，簡單的合同手段並不妨礙我們的正義觀念，且回到英美法之勞動法原理上，此類半依附性合同人的自然勞動權利仍然存在。{37}在這一點兒上，詮釋雇員界定理論的社會語境在勞工聯合與集體談判意義上更為妥帖，這可能也恰恰符合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上的僱傭法與勞動法的兩分傳統，以及勞動法上的自由精神。

（二）大陸法上的僱傭合同或勞動合同

英美法上有「服務合同」與「僱傭合同」之區分，卻並沒有概念化，其概念化對象是「雇員」與「獨立合同人」。大陸法上有概念化的「僱傭合同」或「勞動合同」。{38}我國台灣地區之立法例在民法中有「僱傭」之有名合同，另外在勞動基準法上有「勞動契約」，與法、德立法例一致，進而有「僱傭合同」與「勞動合同」之關系的研討。

勞動合同之界定在法國法上極為重要，但是勞動合同的界定並非在勞動合同與僱傭合同之間展開，而是從勞動合同界定標準的「三要素」理論展開，即提供勞動、勞動報酬和法律從屬關系。在法國法上，僱傭合同與勞動合同關系體現在歷史演變上，兩者呈現自「僱傭合同」稱謂向「勞動合同」稱謂過渡的關系，其意義在於拋棄了延承羅馬法的租賃觀念。{39}法國法上關於勞動合同之界定當然無關僱傭合同與勞動合同之區分，蓋因為勞動合同置換僱傭合同之稱謂，是一個歷史過程，而非一個現實區界。

我國台灣地區同樣有類似問題，立法上有民法與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理論上有學者提出勞動契約與僱傭契約區別之理論，{40}然而在筆者看來，其區分的重點在於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的區別，而未敢對勞動契約與僱傭契約進行具體之區分，其對僱傭契約與勞動契約的關注是歷史之維度的。然而，卻不能迴避理論創新對制度解讀之影響，僱傭契約與勞動契約之關系究竟是並列式的，還是涵括式的？是不是理論上的並列與制度上的涵括存有沖突呢？我國台灣地區法學上鮮有爭論，大概因為僱傭契約作為勞動契約的上位概念是在制度中已經確定的，無需爭論。

我國同為大陸法系國家，卻並沒有在立法中確立「僱傭合同」之概念，然而這並不妨礙僱傭理論之發達和影響。有觀點認為，根據法律規定，「勞動者與企業之間有關勞動關系的協議，屬於合同法的適用范圍，合同法與勞動合同法之間，是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41}那麼，把勞動合同納入民法框架下，進一步如何處理勞動合同與僱傭合同之關系呢？同樣根據法律，在無「僱傭合同」立法的情況下，此問題並無依託。有學者認為，勞動法定位於產業僱傭關系，民法僱傭合同雖未以有名合同規定，並不否定民法之調整，強調民法與勞動法之間已經超越了一般法與特別法的局限。{42}筆者朦朧感知，范疇大小與法律適用並非絕對糾結，法律上的「僱傭合同」、「勞動合同」概念應當與社會生活中的概念保持一致，畢竟合同首先是一個事實，而後方是法律問題，而社會生活中勞動合同顯然「深陷」僱傭觀念之中。 單純從部門法區分的角度分析，當然有「民法的歸民法，勞動法的歸勞動法」這樣的答案，但是，這樣的思考卻恰恰忽略了民法和勞動法不同的規范特徵。在勞動法之前，勞務給付之上的法律屬民法范疇，僱傭與承攬等之區分並不要緊，蓋因為兩者均屬自然選擇，無法律上之利害；在勞動法之下，勞務給付之上的法律屬勞動法范疇，「僱傭」已然成為「勞動」，其要緊的是區分僱傭與承攬，蓋因為法律上的差別利害必然造成兩者自然選擇的失衡。那麼，從「僱傭」到「勞動」是否在民法上遺留了傳統的、不需要勞動立法的、乃至不應當勞動立法的「僱傭」呢？從社會進化規律來看，肯定回答是符合正義觀念的；但是此種遺留絕非僱傭合同特徵之異化，區分僱傭合同與勞動合同的思路要麼給「僱傭合同」偷換概念，要麼會對同一事物做矯情的分割。換言之，該問題的實質是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理論，糾結於勞動合同與僱傭合同的界分可能有方向性的偏差。

③ 如何理解當前歐洲民粹主義呈上升趨勢的現象

在俄國，各種落後的社會主義學說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於俄國落後的緣故。最近25年來的全部俄國革命思想史，就是馬克思主義同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社會主義作斗爭的歷史。如果說，俄國工人運動的迅速發展和驚人成就已經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也得到了勝利，那麼，另一方面，無可懷疑的革命的農民運動的發展——特別是1902年著名的小俄羅斯農民起義以後——則使衰落了的民粹主義又稍微活躍起來。用歐洲時髦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伯恩施坦主義、對馬克思的批判)粉刷一新的陳舊的民粹主義，就是所謂社會革命黨人的全部固有的思想行裝。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同純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會革命黨人的爭論中，農民問題都佔中心地位。

④ 法《勞動法》改革動了誰的乳酪

法《勞動法》改革動了誰的乳酪

2016年03月04日01:03 北京商報

十年前，時任總理德維爾潘曾因對就業法案的處理不當再也沒能接近總統之位；十年後的現在，總統奧朗德也卡在了就業的問題上。當下，法國的就業問題已然「火燒眉毛」，民憤沸騰；同時，在離下一屆總統選舉僅餘一年時間的當下，奧朗德走的每一步卻都顧慮重重、出爾反爾。在「國」與「己」的較量面前，奧朗德需要做出選擇。

一場不被看好的改革

長期以來，法國失業率持續高達10%以上，奧朗德上台後也一直試圖增加就業，於是就有了當前爭議較大的《勞動法》改革草案（即「荷姆里法案」）。

該法案是由新上任的勞工部長米里亞姆•荷姆里推行的，並於2月18日公布，主要內容包括松綁每周35小時工作日，新法案可能允許工人在連續16周內每周工作時長增加至46小時；允許經營不當的企業老闆在收入降低的情況下不給補償地解僱職工，並給勞資調解委員會減少被解僱職工補償金的權利。

「荷姆里法案」一經宣布便引發了諸多反對聲。批評者認為，新的勞動法對剛畢業的大學生而言非常不利，使得他們工作時間加長但薪水卻減少，更糟糕的是，新法允許僱主迅速解聘員工。據最新的民調顯示，53%的法國人不願意增加工時；63%的法國人反對企業老闆輕松解僱職工的相關規定。

根據參議院共產黨黨團此前的一份公報，70%的法國人認為荷姆里法案很危險。為表達對《勞動法》改革方案的不滿，法國工人和學生聯盟上周宣布，將在3月9日，即審議《勞動法》改革方案的當天進行全國性大罷工，預計78.5萬人會參加。

在民情激憤的情形下，主管經濟改革方案的法國總理瓦爾斯不得不宣布，為了更好地討論《勞動法》改革，將把向部長聯席會議提交荷姆里法案的日期推遲至半個月後的3月24日。

德維爾潘的教訓

這一改革法案之所以引人關注，是因為它直接關乎將於明年4-5月舉行的下一屆總統選舉。

奧朗德曾在去年放話，如果法國失業率沒有出現「足夠」下降，他將不參加2017年總統大選。而事實是，就業數據還是一次又一次「打臉」，新近公布的法國2015年四季度失業率仍高達10.3%。在創造就業的承諾上束手乏力的奧朗德已不再擁有法國民眾信任，最新民調顯示，有近3/4的受訪民眾不歡迎奧朗德在2017年參加競選。

除此之外，奧朗德目前還面臨一個「歷史之鑒」的問題。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彭姝禕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提起，十年前的這個時候法國事實上也在經歷一場同現在的形勢極為相似的就業改革。2006年1月，德維爾潘不顧法國民眾反對，利用法國憲法所賦予總理的權力強制議會通過就業法案。此舉在法國議會掀起軒然大波，不但重創了德維爾潘本人的政治聲望，更令他因此缺席了次年的總統選戰。

有了前車之鑒的奧朗德若仍希望在明年的總統選舉中大施拳腳，此刻就必須在就業法案這個問題上走得倍加小心。其實，奧朗德為了就業也算是「操碎了心」。除了《勞動法》改革方案，奧朗德還於今年1月宣布將撥款20億歐元以應對法國長期存在的高失業率問題，其中包括鼓勵企業招聘員工以及一些員工培訓的措施。

不過，彭姝禕認為，與十年前相比，這些年法國的經濟形勢更差。雖然與德國並稱歐盟的「火車頭」，但是無論從經濟的競爭力還是在歐盟的影響力而言，法國這兩年都呈現明顯走低的趨勢。因此，奧朗德面臨的困難也是加倍的。

岌岌可危的「政客游戲」

當下，法國國內對於《勞動法》改革草案的質疑聲已不斷擴大，甚至不再僅僅局限於在野黨，而且蔓延到了社會黨內部。

法國參議院共和黨黨團主席熱塔曰表示，延期在部長聯席會議上討論這部《勞動法》的改革，表明了社會黨無力對法國進行改革。他認為，奧朗德執政以來，改革的內容其實並不多，但他總是舉棋不定，「奧朗德不再有能力治理這個國家，他也無法給法國制定遠征的航向」。

除了奧朗德的執政能力受到質疑，瓦爾斯也正面臨辭職危機。由於這套表面由荷姆里操刀、背後事實上由總理府主導的改革方案由於頻頻受阻，瓦爾斯的民意信任分數在本周已降到自他2014年4月上任以來的最低水平。

此外，《勞動法》改革還引爆了奧朗德和瓦爾斯之間「貌合神離」的緊張關系。此前，荷姆里和瓦爾斯曾一度揚言要學德維爾潘動用憲法49條第3款讓法案強行過關，但奧朗德及時發布聲明「滅火」，生怕影響了自己的連任前途。法國媒體提出，如果奧朗德為連任放棄《勞動法》改革，瓦爾斯很可能會提出辭職。

彭姝禕表示，在就業這個問題上，除了放鬆政府管制、落實《勞動法》改革，法國事實上沒有第二條路。然而，這條路奧朗德註定將走得艱辛。正如瓦爾斯所言，是選擇「國家責任感」還是「政客的游戲」，奧朗德需要做個決定。

北京商報記者 陶鳳 初曉彤/文 胡瀟/製表

⑤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勞動法頒布了幾個版本有過幾次修訂現行的又是哪一個呢

我國《勞動法》復是制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1994年7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八號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此後沒有對《勞動法》做過修改。
2007年6月29日頒布了《勞動合同法》，該法從2008年1月1日起生效實施，最新的消息是2012年12月28日通過修改，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這個法律和《勞動法》不完全相同，一個是調整勞動關系的整體性法律，一個僅僅是調整勞動合同關系的法律。所以不能簡單理解為對勞動法的修改。
現在兩部法律都仍然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於2007年12月29日通過，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現行有效。是勞動部門對勞動爭議仲裁的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對勞動爭議出台了三個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二、三。

⑥ 法國勞動法介紹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研究員、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社會法博士鄭愛青撰文介紹了法國勞動合同的訂立與解除的有關法律規定，有關情況如下：
法國是大陸法系國家中勞動合同立法較為全面的國家，其勞動合同立法經歷了一個由規范較弱、對勞動者利益保護較少到加強對勞動關系規范、注重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歷史過程。其法律制度中的諸多方面對我國完善勞動合同立法不無借鑒意義。

一、勞動合同訂立
（一）勞動合同的期限
勞動合同期限是法國勞動法中一項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內容，因為據此將勞動合同劃分為最基本的兩大類：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和定期勞動合同，調整僱主雇員權利義務關系的勞動法律規范也因此而異。
法國勞動法典法律篇第121-5條明確提出了關於勞動合同期限的一般原則--勞動合同一般不確定期限，即僱主與雇員一般均應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有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是例外情形，只能在法律明確規定的情形下才能訂立。勞動法律規范在無特別指明的情形下，均是適用於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的。
勞動法典法律篇第122-1-1規定，定期勞動合同只能適用於下列情況之下：一是替代休病假、產假等勞動合同暫停執行的雇員的工作；二是企業經營活動變化時，在季節性或臨時增加的工作崗位上適用；三是為解決某些人員失業問題而訂立的某些特殊的勞動合同，如針對青年人和長期失業人員而訂立的就業互助性、適應性和獲得資格性的勞動合同。同時，第122-3條還明確列舉了兩種禁止簽訂定期勞動合同的情況：一是在招聘僱員替代因集體勞動沖突(如罷工)而暫停履行勞動合同的雇員時；二是在部頒規章所列的特別危險的工作崗位上。
法律對定期勞動合同的適用還有很多限制。如第122-1-2條要求定期勞動合同自訂立時就應明確規定到期日。此外，該條還明確限定了定期勞動合同的期限和續訂。定期勞動合同只能續訂一次，續訂期限加上原合同期限一般不得超過18個月。法律規定僱主不得在同一崗位上連續與某一雇員訂立定期勞動合同，如需要續訂定期勞動合同，必須等待前一合同期限的三分之一時間過後才能訂立(替代某些雇員的情形除外)；定期勞動合同期滿後勞動關系繼續存續的，即轉為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關系；僱主在多個崗位上與某一雇員連續訂立定期勞動合同的情況，也視為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關系；而因季節性工作訂立的定期勞動合同可以規定合同的續展條款，但合同不論怎樣續訂，都是定期勞動合同。
（二）勞動合同的試用期
根據法國勞動法，勞動合同的試用期條款可以在合同訂立時由當事人商定,也可以在合同履行過程中遇有雇員職務發生變化時再約定，如學徒合同轉為定期合同之時。勞動合同訂立時約定的試用期，通常根據本行業的慣例或集體合同確定；但即使集體合同沒有涉及試用期，個人勞動合同也可以約定試用期條款。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試用期期限，法律不做規定，由當事人執行集體合同規定或約定，但約定的試用期不得長於集體合同規定的期限。定期勞動合同的試用期，如集體合同中無規定，則依照勞動法典的規定執行。該法典法律篇第122-3-2條規定，合同期限為6個月的，按照合同期限一周試用期為一天的方法計算，最長不得超過2周；合同期限為6個月以上的，試用期為1個月。如集體合同規定的期限短於法律規定，則按照優惠原則，執行集體合同規定的試用期期限。

二、勞動合同的解除
因為法國勞動合同的最主要形式是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所以必須對這些合同的解除做出合理的規范，才能保證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益不至於濫用或忽視，使雙方都既享有自由又受到應有的約束。因此，勞動合同解除規范的完備，是有效適用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必需條件。這也是我國進行勞動合同立法時必須注意的方面。
基於僱主工商經營自由和自由管理的理念，法國1973年以前的勞動法認為勞動合同的解除是僱主的一項特權，與之相對的雇員則沒有單方解除合同關系的權利。這樣的規范，往往使僱主濫用權利，雇員工作毫無保障。在工會組織和學術界的努力呼籲下，1973年7月13日的法律對勞動合同的解除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確立了雙方當事人均有權單方解除合同關系的原則，提出了解除合同的實質要件和程序要求，並建立了有利於雇員的舉證倒置原則。該法在勞動合同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此後，1982年8月4日、1986年7月3日、1986年12月30日和1989年8月2日的法律又分別對勞動合同解除的具體情況進行了補充規定。
法國勞動法把勞動合同的解除分為因個人原因的解除和因經濟原因的解除兩大類。前者是指因為與雇員個人密切相關的因素及其可追究過錯的行為而解除勞動合同，後者是指因企業經營和經濟狀況發生變化、完全與雇員個人無關的因素而解除勞動合同。這樣的分類便於針對不同原因和情況做出不同的法律調整。
（一）因個人原因的勞動合同解除
1．解除的法定理由
1973年7月13日的法律要求，任何勞動合同的合法解除都必須具有「實際的嚴肅的理由」，不論企業規模的大小。這一規定打破了以往解僱完全是僱主自由裁量權的狀況，使僱主的解僱行為受到更具體的法律約束：從一項「無須說明理由」的權利變為一項「必須說明理由」的權利，而這「理由」是否屬於法定的「實際的嚴肅的理由」則由法官做出判斷。
何為「實際的嚴肅的理由」？法律並未給出一個定義，其具體涵義和要求是通過一系列司法判決得出的。
法國最高法院社會庭的判例認為，「實際的理由」要求僱主提出的解僱理由首先必須是「客觀的、而非主觀推測或先入之見、也不得與僱主的心情好壞有關」，其次必須是「具體的、現實存在的理由」，最後必須是「確切的、而不是把真實動機隱藏其後的一個借口」，例如，在某一案件中，僱主提出的解僱的真正理由是雇員參加了罷工，而不是雇員所犯的一個輕微過錯。
對於「嚴肅的理由」，判例要求，首先，必須是雇員所犯過錯「達到一定嚴重程度以至於勞動關系存續下去可能給企業帶來持久損害的理由」。1973年7月13日的法律之前，雇員輕微的過錯就可導致僱主的解僱。自該法實施以來，輕微過錯不再構成合法解僱所要求的「嚴肅的理由」。其次，該過錯還必須是「與職業相關的」，通常是指在工作崗位上、工作時間內、與其工作有關的過錯；但如果雇員在工作場所之外所犯的過錯足以引起所在企業的混亂時，也得視為解僱的「嚴肅理由」成立。根據司法判例，該類「嚴肅過錯」是僱主合法解僱的「最低線」，僱主得遵守法定的解僱預告期，並支付雇員解僱補償金。它既不同於「輕微過錯」，即不具有使勞動關系不可能延續的特性的、較輕的過失行為，不構成解僱的合法理由；也不同於導致立即解除合同關系並剝奪解僱預告期和解僱補償金的「嚴重過錯」；更不同於導致立即解除合同關系，並剝奪解僱預告期、解僱補償金和帶薪年休假補償金的「重大過錯」。最高法院將「嚴重過錯」視為「雇員嚴重違反勞動合同義務以至於勞動關系的維持立即成為不可能的一項或多項事實」，而「重大過錯」則界定為雇員的「破壞僱主或企業的故意行為」。
由此看來，法官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建立了關於雇員過錯程度與解僱關系的分類對照原則：「輕微過錯」不能構成解僱的合法理由、「嚴肅過錯」才是解僱的合法理由、「嚴重過錯」和「重大過錯」則構成立即解僱的合法理由。判斷原則是這樣提出來了，然而，具體的認定仍是由法官視個案的不同情況來進行。因此，在法國的勞動合同解除糾紛中，法官的作用就成為至為關鍵的了，他如何認定過錯的程度直接關系著僱主雇員的切身利益。
法國法官對過錯程度的認定和監督直接來自勞動法典法律篇第122-14-3條的授權，而這一規定所體現的是公共秩序的要求。有鑒於此，任何勞動合同、集體合同或協議、乃至企業內部規章都不得事先規定何種過錯構成「嚴重過錯」而授權僱主解僱雇員，即使有這樣的規定，也不得約束法官對過錯的認定和判斷。因此，可以認為，自1973年7月13日的法案以來，法國對僱主解僱職工的司法監督得到了強化。
2．解除的法定程序
規定勞動合同的解除程序並使之得到遵守，對於防止僱主濫用解除合同的權利具有重要作用，有利於保護雇員的合法利益。法國1986年12月30日和1989年8月2日的法律對因個人原因的勞動合同解除程序作了詳細規定。具體來說，僱主因為雇員的個人因素解僱雇員，必須履行以下程序：
一是通知面談。僱主必須以掛號信或派人當面交付的方式書面通知雇員面談解僱一事。通知書要載明面談的目的、日期、時間、地點，並告知雇員有權邀請一名企業員工代表協助參加面談。面談過程中，僱主有義務向雇員說明解僱的理由，並聽取雇員自由地為自己所作的解釋和辯護。
二是寄發解僱通知書。勞動法典法律篇第122-14-1條規定，僱主得以掛號附接收人簽字的方式將解僱通知書寄給被解僱的雇員。雇員接收之日即為解僱預告期的起算點。勞動法典法律篇第122-14-2條要求僱主在解僱通知書中說明解僱理由。司法實踐認為，如果解僱通知書中未說明理由或理由不夠具體，則認為解僱不具備法定的「實際的嚴肅的理由」，因而被宣布為無效。
（二）因經濟原因裁員
1．特徵
法國勞動法中的因經濟原因裁員是一類特定規范所指的勞動合同解除行為。勞動法典法律篇第321-1條對因經濟原因裁員作了定義：（特別是）由經濟困難或技術工藝改變致使雇員工作被取消或變更，或致使勞動合同發生實質性變更，僱主基於這些與雇員沒有固有關系的一項或多項原因而解僱雇員，就是因經濟原因的裁員。這一定義明確了這類裁員具有三大特徵：
一是與雇員個人沒有固有的關系，即解僱不是基於諸如雇員的過錯、身體健康、職業技能等與雇員個人有著固有關系的因素。這一「定性」，將該類裁員單獨出來，單獨適用法律規范。

⑦ 馬克龍和民眾沒有蜜月期嗎

馬克龍上台後的第一份的民調卻不容樂觀：法國民眾對新任總統埃馬克龍在就職初期的表現滿意度為62%，此外僅有45%的受訪民眾表示對新總統馬克龍執政抱有信心，低於數位前任總統，馬克龍和民眾之間恐怕沒有蜜月期。

此外，根據另一所民調機構艾拉貝所做調查，僅有45%的受訪民眾表示對新總統馬克龍執政抱有信心，而此前數年中，民眾對於奧朗德、薩科齊、希拉克就任之初的信心指數均超過50%，馬克龍此次的民調低於數位前任總統。而此調查還顯示民眾對菲利普的信心指數僅為36%，同樣大大低於歷任總理。

此次大選中所暴露的問題是，許多來自法國鐵銹帶的極右翼選民並非出於傳統極右翼信念考量，而是由於被全球化拋棄不得不投入極右翼懷抱。

數據顯示，從1975年至2016年，法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從4.4%躍升至25.7%。如何破解高失業率，自然成為馬克龍的首要重要議題。而曾主導經濟改革，克服阻力強推《促進經濟增長、活動及機會平等法案》的馬克龍則首先看上了法國勞動法改革。

「我想如果他能快速組織改革，他就能成功;如果他等，那就不太可能，所以這次改革應在10月之前進行，這也是我們必須在他總統任期的前6個月就必須行動起來的原因。」拉法蘭表示。

⑧ 弗朗索瓦·奧朗德的主要成就

2012年法國失業率又創新高。弗朗索瓦·奧朗德面對經濟周期性衰退與勞動市場剛性因素造成的失業頑疾,推出了未來就業合同與代際合同，一方面通過降低勞動成本來鼓勵企業僱傭更多勞動者，另一方面幫助年輕人與無資歷勞動者獲得就業機會。
自打出改變,就是現在的競選口號以來，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並未食言。眼下法國呈現出全面的改革姿態：全面啟動金融改革、大刀闊斧實行減赤計劃、改變社保制度碎片化現狀。在改革過程中,奧朗德力圖重塑法國經濟競爭力。6月2日,奧朗德祭出強力精簡行政架構與減少行政支出的大旗,再提行政區劃改革,欲將法國由22個大區重組為14個超級大區。同時,奧朗德提議修改憲法,於2020年廢除省議會。
奧朗德的著作有《法國夢》、《改變命運》等。

⑨ 韓國對中國的勞動法

韓國人這樣看待中國的新《勞動合同法》
最近，中國國內的韓國企業無故撤離成為了問題。據說，因為擔心造成韓中之間的貿易摩擦，或者逐漸傳開導致國家形象受損，新政府也在思考如何做才能增進與中國之間的關系。中國國內的韓國企業家也紛紛藉此機會要求新政府發揮作用。他們要求稱，隨著新勞動合同法的出台等中國企業環境發生巨大變化，中國有必要完善制度，以便使企業能更容易破產。目前正在中國青島地區經營傢具製造工廠的筆者認為，中國市場的劇變帶來了很多困難，政府有必要根據中國市場的變化制定全面的長期戰略。特別是，希望韓國政府能要求中國政府就制度和法規等進行充分的事前通告，以便使企業能有充分的時間去適應中國環境的變化並制定對策。另外，希望申報破產時退還適用於吸引企業的各種優惠待遇等中國政府的中心法案得到改善。

但是，韓國企業家忽視的一點就是：中國勞動市場的變化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

中國此次頒布的新勞動合同法表明中國的勞動政策正在向「保護勞動者路線」轉換。旨在穩定僱用的誘導勞動合同長期化、加強工會職能、加強勞動者解僱條件等都是如此。這意味著中國政府開始全面關注一直隱藏在快速增長背後的勞動問題。

上世紀70~80年代，韓國勞動者處於長時間勞動、低工資、難以忍受的勞動環境中，以1987年修改勞動法為開端，勞動界的民主化要求通過制度反映出來，同時還經歷了勞資關系改革委員會的公論化過程等，這和中國一樣，都是循序漸進發展的時代變化的開端。但是，中國國內的韓國企業家仍然以低工資為目的，把中國市場視為逆出口為主的投資場所。這無異於對低工資和惡劣的勞動條件等閑視之的70~80年代的韓國企業家。中國的企業限制規定雖然比以前復雜，但和韓國相比，目前的限製程度還很低。也就是說，中國現在仍然是充滿魅力的市場。如果不能應對市場環境的變化，只想「回歸過去」，真就只有半夜逃走這一條路。值得留意的是，鄰近的日本已經開始從勞動密集型投資向意在直接確保中國國內市場的當地市場指向型投資轉變。市場不會因為個別人而有意圖、有計劃地改變。因為，企業不僅要適應目前劇變的環境，還要預測未來的環境變化。這不是中國政府的分內之事，也不是韓國新政府的任務，而是企業自己的責任。（

⑩ 為什麼法國民眾對奧朗德政府「打負分」

為什麼法國民眾對奧朗德政府「打負分」
據經濟之聲《天下公司》報道，全球最大的公關公司愛德曼發布「全球政府信任度」報告，對全球3.3萬名民眾的調查顯示，法國排名墊底，72%的受訪法國人不信任奧朗德政府，和法國並列倒數第一的是義大利。

法國經濟還可以，2016年GDP增長0.4%，工業產出增長2.2%，為什麼政府在民眾眼中這么不靠譜？認可程度這么低？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楊光博士說：「愛德曼調查的結果中，不僅法國得分低，應該說所有發達國家政府的得分都低，而且也不局限於政府，包括媒體、企業、政客、企業家等，民眾對於誠信的信心下降在整個西方國家成為普遍現象。

「具體到法國，原因有三：第一，移民問題、難民危機還有恐襲危機。第二，全球化和創新對於本土的沖擊。第三，關於社會價值的爭論。

「法國民眾的不滿點主要是在奧朗德政府，現在奧朗德政府已經進入倒計時，還有兩個月就要大選了。奧朗德2012年上台曾經要『促進社會公平、推動經濟增長，改善就業』。實際上法國經濟有所恢復，但和奧朗德承諾的情況還有很大差距。雖然勞動崗位的外流基本上被遏制，工業也有所發展，但就業率因為自動化的進步沒有很大好轉，經濟增長率也非常有限。

「政府雖然想有所作為，想通過勞動法改革把以前法國的35小時工作制廢除，變成39小時工作制，但奧朗德政府是一個左派政府，一改革就會讓左派選民認為他沒有為普通勞動民眾謀利，而右派則認為改革不足，所以政府左右為難。

「另外，從查理周刊事件再到前年巴塔克蘭劇院、去年尼斯恐襲事件，與移民相關的難民危機和恐民危機非常嚴峻，現在法國安保一直都處在最高的級別。民眾對政府解決恐襲問題和移民問題的不滿也會投射到現在對奧朗德政府的不滿上。

「第三是社會價值問題，奧朗德政府推動了一個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改革，這個改革在法國內部的爭議也是很大的，尤其是法國的外省民眾，立場還非常保守，當時改革通過之後就引發了地方保守派政府的抵制，可以想見這個改革引發的反彈也是對於奧朗德政府不滿的原因。前兩個月右翼初選中，擊敗了中間派朱佩的保守派菲永，現在在法國總統初選中呼聲最高的極右派的勒龐，某種意義上都是同性戀婚姻的反對者，雖然反對的程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