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歷史

1. 中國最早的行政法典是什麼

《唐六典》全稱《大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質的法典。是我國現內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容。 唐玄宗時官修，舊題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實為張說、張九齡等人編纂，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會典，所載官制源流自唐初至開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禮，原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後世設六部即本於此。

2. 中外行政法歷史發展的比較

本人認為，為了更好地比較中外行政法的歷史發展，應該首先了解各自的發展歷史，這是前提所在，然後再分別對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的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進行比較。
一、新中國建立以前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現代意義的行政法在中國產生於民國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條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訴訟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編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質，行政審判權不屬於普通法院，而屬於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了《行政訴訟法》，1945年4月16日又頒布了《行政法院組織法》，這兩個法律規定，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分立，專門處理行政訴訟案件。它規定行政訴訟有三個步驟，當事人必須先向行政機關提出訴願和再訴願，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二、新中國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新中國行政法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行政法的初創階段（1949－1956年）。這是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初創階段，沒有制定系統的行政法體系，甚至對行政法的認識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與破壞階段（1957－1977年）。這一時期由於反右運動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壞殆盡。
3、行政法的恢復階段（1978－1988年）。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82憲法開始，行政法進入了恢復階段。許多領域的行政法律規范相繼制定，初步結束了無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審理行政案件，這一規定標志著中國行政訴訟制度誕生的。
4、行政法的發展階段（1989年－）。1989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具有重大意義，確立了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約機制，給公民的合法權利以切實的保障，促進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來，行政機關和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極大的提高，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機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正朝著「法治國」的目標艱難而穩步地前進著。
三、外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現在人們使用行政法這一概念是指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產物，是在資產階級民主與法制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大陸法系的行政法產生較早，體系完善、理論發達。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有兩個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兩種法律規則，即公法和私法。法國行政法和德國行政法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但是由於大陸法系各國的歷史不同，在行政法的產生和發展上也存在差異。
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沒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在審理各種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時，適用同一體系的法律規則。
1、英國行政法
在英國沒有明確的法律部門的劃分，所以早期的英國沒有明確的行政法概念。作為現代意義的行政法是17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它是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的產物。
2、美國行政法
美國行政法受英國行政法的影響產生較晚，美國行政法的產生是同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相聯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際貿易委員會被認為是美國行政法的開始。從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行政法迅速發展，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國行政法上劃時代的法律，該法以美國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為基礎，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歷史發展比較
外國行政法主要分為兩大法系行政法，即為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1、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
雖然中國屬於大陸法系國家，但中國行政法相對大陸法系其他國家的，特別是法國、德國的而言，起步較晚。從產生開始，中國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德國行政法的影響。
2、中國行政法與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與英美法系國家相比，中國行政法研究則起步較早，重視程度也較高。中國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產生於民國初期，而英美法系國家直到19世紀後半葉，其
學者們才開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並逐步建立了理論體系。在英國，作為一門科學，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視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事情；美國行政法的發展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
從當代行政法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外行政法日趨融合。兩大法系互采之長，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圍向廣義演進，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實體法，既包括內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過去上訴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審理，現在，上訴法院專設了行政庭，審理行政案件。大陸法系行政法已經突破公法的范圍，在一些行政領域適用私法，在法德等國，行政私法已成為流行詞，公私法的界限日漸模糊。
參考文獻：
1、《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應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
2、《新編行政法學》，譚宗澤，重慶出版社，2001年。

3. 行政行為的歷史淵源

中國行政法上的具體行政行為概念最終確立於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頒布，該法亦將具體行政行為作為提起行政訴訟的前提條件。已廢止的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條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定義是：「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這一定義雖遭到學界諸多詬病，但從中引申出的法律特徵卻與行政處分概念基本一致，即強調具體行政行為的「針對具體個案」、「對外發生效力」、「單方行為」、「產生法律效果」等要素。行政法學理論也視具體行政行為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為。
由此可見，具體行政行為概念在行政法學、行政訴訟制度中的地位和功能與行政處分概念相似。200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若干問題的解釋》）雖未直接涉及具體行政行為的定義，但通過對不具有強制性的行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以及行政機關內部獎懲、任免行為的排除，對具體行政行為概念作了擴大解釋，從而使其涵蓋的范圍「不僅包括法律行為，而且包括事實行為；不僅包括單方行為，而且包括雙方行為；不僅包括侵益性行為，而且包括賦權性行為；不僅包括剛性行為，而且包括柔性行為」。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努力旨在擴大中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雖然尚未達致「廣泛地打開訴訟之門」的效果（抽象行政行為、內部行政行為均未納入受案范圍），但在客觀上反映了中國的行政訴訟制度以德國法為師的一貫立場。
1．行政行為以其對象是否特定為標准，分為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抽象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針對不特定行政管理對象實施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規范性文件包括行政立法、決定、命令等；具體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針對特定行政管理對象實施的行為。如具體行政處罰決定、行政強制執行等。
2．行政行為以受法律規范拘束的程度為標准，分為羈束行政行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為。羈束行政行為是指法律規范對其范圍、條件、標准、形式、程序等做了詳細、具體、明確的行政行為。自由裁量行政行為是指法律規范僅對行為目的、行為范圍等做一些原則性規定，而具體的條件、標准、幅度、方式等留給行政機關自行選擇、決定的行政行為。
3．行政行為以有無法定形式要求為標准，分為要式行政行為與非要式行政行為。要式行政行為指法律規定必須以某種方式或形式進行的行政行為。非要式行政行為是指法律未規定一定具體方式，而允許行政機關自行選擇的行政行為。
4．行政行為以其啟動是否需要行政相對人先行申請為標准，分為依職權行政行為與應請求行政行為。
5．行政行為以有無限制條件為標准，分為附款行政行為與無附款行政行為。
6．行政行為以其對行政相對人利益的不同影響為標准，分為授益行政行為與不利行政行為。
7．行政行為以是否改變現有法律狀態為標准，分為作為行政行為和不作為行政行為。
8．行政行為以是否需要其他行為作為補充為標准，分為獨立行政行為和需補充行政行為。
9．行政行為以其相對人的身份為標准，分為內部行政行為和外部行政行為。

4. 行政責任的歷史

行政責任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隨著近代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提出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而逐步產生的。行政責任最早出現於19世紀70年代，至今只有 100多年的歷史。西方國家行政責任的產生和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即資本主義以前行政無責任、資本主義行政有限責任、資本主義行政完全責任三個階段。 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人類社會在經濟形態上佔主導地位的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都是不平等的。以國王為代表的統治者在經濟上壟斷了生產資料，在政治上集所有國家權力於一身。統治者處於支配地位，被統治者處於受支配的地位，而不是國家主人的地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是人身依附關系，而不是平等的契約關系。依據傳統的「君權神授」、「朕即國家」、「國王不能為非」等原則，在關於行政責任的問題上便出現了一整套免責的理論，如「主權無拘束論」、「絕對權力論」、「主權命令論」、「人民利益論」等，藉此為統治者不承擔行政責任辯護。這樣，以國王為代表的統治者在統治國家的過程中是不承擔任何法律上的責任的。 由於封建社會中行政官吏的權力和行為只不過是國王的權力和行為的延伸，因此在國家政治關繫上，國王既然永遠不可能為非，不承擔任何行政責任，那麼行政官吏自然也就不承擔任何行政責任，不能被控告。這樣，在封建社會中，國王及其官吏對於自己的行政行為的後果是不承擔任何行政責任的。
不過，封建社會的行政官吏對於自己的行政行為的後果不承擔行政責任只是針對百姓而言，對於國王，行政官吏還是要承擔責任的。事實上，封建社會的行政官吏受到責難、懲戒的情況是很普遍的。行政官吏不僅要對國王承擔行政責任，而且還對國王形成包括人身依附關系在內的絕對服從關系，當行政官吏違背國王的旨意時，就將受到制裁。
此外，封建社會的行政官吏雖不承擔行政責任，卻要承擔道德上的責任。在人類社會政治和行政的發展歷史上，政府及其官員要承擔道德上的責任，可以說是自古有之。這是因為，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如果不能符合人民及社會所要求的基本道德標准和規范，就會失去其統治的正當性的基礎。因此，即使在君主專制時代，政府及其官員的道德責任也是存在的。在中國古代，老百姓期盼的所謂的「清官」，其實就是社會對政府及其官員的一種責任期望。不過，要在現實中實現政府及其官員的道德責任卻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道德責任本身是一種對政府及其官員的內在的約束機制，而不是外在的強制機制。因此，政府及其官員的道德責任並不能代替行政責任。
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由於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與思想上的發展尚不成熟，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的影響依然存在，雖然資產階級國家已不再承認「王權至上 」、「國王不能為非」等主張，卻又提出了「國家主權至上」的原則，把封建社會對國王的盲目崇拜變了對抽象國家的盲目崇拜。結果在行政責任問題上仍然堅持國家無過失或國家不可能違法等主張。 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完成後，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啟蒙思想以及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這為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行政責任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行政責任作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的一部分，逐步發展起來。 行政責任最早發端於英國政府對議會所負的政治責任。早在16世紀，英國議會中就出現了彈劾程序：一個大臣如果濫用權力或行為不端，將受到眾議院的控告以及貴族院的審判。英國用議會控告和審判的形式來對那些依據普通法不夠判罪但又需要給予制裁的大臣進行懲處。以後隨著議會權力的擴大，大臣們逐漸認識到在政治上同議會多數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在1742年，內閣首相渥爾波因得不到議會多數信任而辭職，從而開創了政府向議會承擔政治責任的先例。以後的政治實踐使得政府在重大政策問題上以及重要國際條約的簽訂上都必須得到議會的批准，否則就有可能導致政府承擔政治責任。這樣，政府承擔政治責任的范圍不斷擴大，逐步發展成為一種在重大國策問題上都必須得到議會批準的固定的政治制度。
在現代民主憲政國家，政府政治責任主要是通過責任政治制度，或議會對政府的監督來實現的。議會對政府監督或者說保證政府政治責任實現的主要手段有：
（1）詢問和質詢。議員可以書面或口頭向政府總理（首相）、政府部長提出問題，要求答復。質詢與詢問不同，質詢所涉及的問題一般較詢問重要或深入，涉及較廣泛的公共利益問題；質詢往往導致一般辯論；質詢通常會帶來政治後果，如不信任案或信任表決。
（2）國政調查。國會對政府一些重大問題，如立法權的行使、選舉、違法行為、侵犯公民權等，行使調查權，並以此來監督政府的行為。
（3）倒閣權。議會如果不同意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方針，有權對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即所謂的倒閣案。議會若通過不信任案，那麼政府就必須總辭職。
（4）彈劾。議會對政府的高級官員犯罪或嚴重失職進行控告或制裁。除此之外，議會還通過行政立法的審查，政府預算的審查來行使對政府的政治監督。
與政府對議會負有政治責任制度相聯系的，是以民主主義責任政治原則為指導的、發端於英國的閣員責任制。根據英國不成文憲法的原則，國王不能為非，不承擔實際的責任，因此要有專人，即政府官員對國王的行為負法律上的責任。
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官員執行公務的行為如果侵害了公民的權益，要由官員個人對其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承擔官員個人責任，而國家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受害人依據民事侵權法或普通法的規則，向有過錯的政府官員求償。造成政府官員個人行政責任先於政府行政責任的原因，主要在於在資產階級革命初期，雖然國家政治制度已發生根本轉變，但「國家主權豁免理論」的影響仍然存在。所謂「國家主權豁免理論」是指建立在「絕對主權」觀念基礎上的國家免責理論，其核心內容是：「國家是主權者，主權的特徵是對一切人無條件地發布命令，沒有國家通過法律所表示的同意，不能要求國家負擔賠償責任，否則取消了國家主權。」 因此當政府官員的行政行為違法時，人們認為理應由官員個人，而不是國家來承擔行為後果所引發的責任。
應該說，政府官員個人承擔行政責任較之封建社會行政官吏不承擔任何行政責任的狀況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不過由政府官員個人承擔賠償責任，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現實中看，都是不公正的。從理論上說，政府官員個人的責任應當以政府的責任為前提，因為政府官員是在為公共利益而執行公務，並不是為他自己的利益而活動，社會因政府官員的行為而受益。因此，按照誰受益誰負責的原則，當政府官員執行公務發生了侵權行為時，理應首先由國家來承擔相應的責任。單純的官員個人責任不僅實際上堅持了「國家至上」的傳統觀念，開脫了國家應負的責任，造成了國民與國家、公民個人權利與政府公共權力之間的矛盾，而且給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帶來一系列的不利後果。顯然，由政府官員個人承擔賠償責任無疑會嚴重傷害政府官員從事公務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為政府官員履行職責越不積極主動，他本人就越安全，他犯錯誤的機會就越小；而他履行職責越積極主動，他面臨的風險也就越大，如此產生的後果是懾於這種責任的威脅，政府官員就不敢按公共利益的要求果斷地履行職責。結果是導致政府官員不作為或少作為，而且也阻礙了社會優秀人才向政府部門的流動。從現實來看，由於政府公務活動過失所引起的損害往往比較嚴重，而政府官員個人大都經濟能力有限，賠償能力有限，這使得政府官員個人在承擔行政責任時，往往難以真正落實，結果是受害人的權益並未得到充分保障，造成了實際上的不公平。
19世紀中葉以後，「主權無責論」的觀念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非議，「主權在民」、「社會契約論」、「天賦人權」等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出現了「國家應負有限責任」的學說，國家無責任原則發生了動搖，一些國家開始有條件地肯定了政府的行政責任。
1873年，法國發生了勃朗哥事件。法國一個國營煙草公司的工人開著翻斗車在作業時將勃朗哥的女兒撞傷了。勃朗哥向法院起訴，認為國營公司工人的過失應由國家來承擔賠償責任。此案由許可權爭議法庭作出判決，明確承認了國家的賠償責任。勃朗哥案件的判決是有條件地承認國家承擔有限責任的典型案例。勃朗哥案件的判決，確立了行政法意義上關於國家行政責任的三條重要原則：
（1）國家官員因過錯造成對公民權益的侵害，國家應對官員的過錯承擔責任；
（2）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不同，對行政責任應當適用不同於民法的特殊規則來處理
（3）行政責任案件應當由行政法院管轄。
勃朗哥案件的判決在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承認了國家應對其官員的過錯承擔責任，從而開創了國家行政責任的先例。因此，這次判決被認為標志著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行政責任的正式形成。勃朗哥案件後，德國於1896年在民法典中確立了國家非權力行為在民法上的賠償責任，又於1910年以國家責任法確立了對官吏行使統治權行為所產生的賠償責任，1919年的《魏瑪憲法》則在世界上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國家賠償責任。該法第131條規定：「官吏就其所受委任之職務行使公共權力，而違反對第三人之職務上的義務時，原則上由該官吏所屬的國家或公共團體負其責任，但對於官吏有求償權，上述損害賠償，得以非常司法手續求之」。這些變化表明，政府承擔有限責任的法律制度已經初步確立，這為全面確立和確保行政責任奠定了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過渡到壟斷階段。這時西方國家普遍強化了以政府為核心的國家機器，政府開始全面介入和廣泛干預社會生活。隨著國家職能的迅速擴張，政府及其官員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的現象日益增多，人民對政府侵權及其缺乏相應的救濟手段逐漸感到不滿。政府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及其侵權現象不可避免地引起社會各界對政府及其官員行政行為的關注。至此，建立較為完備的行政責任體系的歷史條件趨於成熟。 自勃朗哥案件以後，西方國家的行政責任制度在突破了理論和法律障礙的基礎上有了迅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各國的行政責任普遍由憲法加以原則規定，行政責任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在國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顯加強了；出現了規定國家行政責任和政府官吏行政責任的統一法典或單行法規，行政責任制度得到進一步的法律保障；行政責任制度在理論上得到進一步的充實和完善，發展成為一種具有獨特的領域的政治法律制度學說。
從歷史上看，政府行政責任制度的全面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戰後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人權運動發展迅速，民主意識普遍增強。這使得公民極大地增強了對合法權益的自我保護意識，國家絕對主權觀念已遠遠落後於時代的發展。其次，政府職能不斷擴大，政府行政機關侵權行為也日益增多。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迫切需要有法律上的手段來控制政府權力的擴張和行政權力的濫用，而政府承擔行政責任正是達到此目的有效手段之一。再次，民法中無過失責任理論的發展以及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使得政府行政責任制度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國家的承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行政責任的基本原則從法理上得到了確認，從法律上得到了確立，從制度上得到了保障，政府的行政責任制度終於得到了全面的最終的確立。
西方國家行政責任制度的全面確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行政責任在西方各國普遍得到憲法和法律的肯定，政府責任和官員責任並存。各國公務責任法相繼問世，並以行政裁決和司法判決為基礎實行國家賠償。
第二，國家過錯責任、嚴格責任即國家無過錯責任開始廣泛適用於政府及其官員的行政行為。美國於1946年頒布了《聯邦侵權賠償法》；古老的英國也廢棄了「國王不能為非」的信條，於1947年制定了《王權訴訟法》，確立了國家對其代理人的侵權行為應與私法上所規定的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一樣負法律責任的原則；日本1946年憲法中規定了國家侵權賠償原則，1947正式頒布了《國家賠償法》；瑞士於1958年頒布了《聯邦與雇員賠償責任法》。
第三，行政責任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政治法律體系，並與整體國家責任相聯系，成為現代民主政治體制國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經過100多年的發展，西方各國終於基本上否定了國家豁免說，普遍建立了國家行政責任制度，政府侵權賠償責任均被不同程度地予以確立。人們對於政府的觀念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認為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政府並非是超然於社會之上，享有特權的某種神物，而是作為為公共利益服務、為公民服務的法人。政府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是法律關繫上權利義務的主體之一，當政府機關的行為侵害人民權利時，應像其它法人組織一樣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5. 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及刑法是那一年頒布的

行政訴訟法是1989年4月4日通過，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作用是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刑法是1979年7月1日通過，1997年3月14日修訂，1997年10月1日起實施。其作用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
至於行政法，目前並無法典，從理論上將行政法很難法典化，因其涉及范圍極廣，內容紛繁復雜，須因時，地，事，情勢而頻繁變遷。除了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公務員法等局部性法典外，行政法律規范大多散見於各種法律，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甚至規章中，且這些形式數量眾多，無法一一闡述。
關於勞動教養，除了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了幾種行為可以勞動教養，還有幾個法規，這個網上有http://www.jincao.com/fa/law06.htm
你補充的問題和之前的問題可是很有關聯呢，這是不是你想真正問的呢，呵呵。勞動教養雖然是一種行政處罰手段，但它和刑法有著諸多牽涉。勞動教養的性質有一個特別的稱呼「行政刑法」，即一種為實現刑事目的的行政行為。勞動教養可以關個兩年，實質效果與判有期徒刑無異。而勞動教養不用通過司法程序，不用法院判，公安自己就可決定，也不用遵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司法證明要求，因此往往被公安機關當成是移送審查起訴的有效「代替手段」，即送檢察院交給法院審判可能證據不足，不會定罪，就自己定個勞動教養，一樣叫人坐牢。所以很多公安認為認為勞教是有效打擊違法行為量有力的工具，使用起來得心應手，實在不忍放棄。至於合法不合法，人權不人權，他們才不管呢！大量的有關法規的存在嚴重地擴大了勞教的適用范圍，並賦予公安機關無限的自由裁量權，嚴重地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這個制度受到專家和國外人權組織的激烈批評，諸如「沒有法律的授權和規范」、「勞動教養對象不明確」、「處罰過於嚴厲」、「程序不正當」、「規范不統一和司法解釋多元化」等等，不一而足，數不勝數。喊要改革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了。你只要在網上隨便一搜，保證有一大堆。不用我細講了。

6. 行政訴訟法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1989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根據年11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在常委會第11次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決定》修正，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一、中國封建時代，人們心目中沒有民可以告官的觀念

封建時代，中國的皇帝代表統治階級依靠封建法律統治和壓迫老百姓。當時的法律，是民、刑、行政不分；實體、程序不分的。由於長期以來官貴民賤、官尊民卑的意識形態，人們心目中沒有民可以告官的觀念。不存在提起「民可以告官」的訴訟制度。

二、新中國成立後，始終未形成規范的行政訴訟制度

1989年4月4日《行政訴訟法》的制定與實施，打破了幾千年傳下來的傳統觀念，建立起了民可以告官的行政訴訟制度。因此，人們普遍地把這部法律叫做「民可以告官」的法律。它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

中國行政訴訟法，除《行政訴訟法》中比較集中地規定的一些行政訴訟法律規范外，還包括其他分散規定在其他許多法律、法規中的行政訴訟法律規范。

三、行政訴訟法，是建立資產階級國家以後的產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的國家已制定了行政程序方面的單行法律，如美國的《聯邦行政程序法》、日本的《行政案件訴訟法》、德國的《聯邦行政訴訟法》等。有的國家還設有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把程序法同實體法逐步分開來形成為兩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已成為當代行政法發展的必然趨勢。

現代國家的行政法，同刑法、民法不同，大多數國家的許多行政法律文件中，都既規定了實體法規范，又同時規定了相應的程序法規范。而在刑法領域和民法領域中，實體法同程序法已基本分開，形成了刑法、刑事訴訟法和民法、民事訴訟法等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

7. 在立法,司法,行政法中,哪項權力的歷史最為久遠

(一)行政抄與行政法現代漢語詞典襲中對行政的解釋是:「行使國家權力的(活動)，機關、企業、團體等內部的管理工作。」行政大體上可以做「管理、執行」解釋。博登海默認為:「行政乃是為實現某個私人目的或公共目的而在具體情形中對權力的行使。」作為一種管理活動，行政有「公共行政和私人行政之分，其中公共行政又可以包括國家行政和社會行政」。行政的歷史極為久遠，幾乎是和人類社會同時產生，只要有組織的存在就必然會有行政管理活動，有關公共事務的管理均可歸為行政活動。
(二)中國古代行政法流變有關行政管理的法規，中國古代即已產生。但是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立法、司法、行政不分，處罰手段以刑罰為主，法典編纂上也因循「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體例結構，因此行政法與其他法規混同。

8. 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是什麼

《唐六典》全稱《大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質的法典。是我國現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
唐玄宗時官修，舊題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實為張說、張九齡等人編纂，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會典，所載官制源流自唐初至開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禮，原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後世設六部即本於此。共三十卷﹐近三十萬字。開元十年(722)唐玄宗李隆基召起居舍人陸堅修《六典》﹐並親自製定理﹑教﹑禮﹑政﹑刑﹑事六條為編寫綱目﹐由麗正書院(後更名集賢院)總其事。在中書令張說﹑蕭嵩﹑張九齡等人的先後主持下﹐徐堅﹑韋述﹑劉鄭蘭﹑盧善經等十餘人參與修撰。開元二十六年撰成並注釋後﹐於次年由宰相李林甫奏呈皇帝。所以﹐書題為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敕注。
《唐六典》始撰時﹐准備仿照周禮六官安排體例﹐但實際上是以唐代諸司及各級官佐為綱目。首卷為三師﹑三公﹑尚書都省﹔以下依次分卷敘述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然後敘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等五省﹐以及御史台﹑九寺﹑五監﹑十二衛和東宮官屬﹔末卷為地方職官﹐分敘三府﹑都督﹑都護﹑州縣等行政組織。
《唐六典》的正文記敘唐朝中央﹑地方各級官府的組織規模﹑官員編制(定員與品級)及其職權范圍。約佔全書三分之一的注文﹐或記職官沿革﹐或作細則說明﹐或附錄有關詔敕文書。正文所敘諸官司的職掌﹐多直接取自當時頒行的令﹑式﹐均屬第一手資料。注文所敘職官的沿革﹐多取自先代典籍。由於這些令式和典籍至今多有亡佚﹐所以《唐六典》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一向為學者所重視。《通典》﹑《舊唐書》﹑《新唐書》的作者都採用《唐六典》的材料﹐其職官部分基本上是依據《唐六典》撰成的。
《唐六典》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元豐三年(1080)本﹐已佚。今存最古刊本為南宋紹興四年(1134)溫州刊刻殘本﹐僅存卷一至卷三第一頁﹐卷三﹑卷七至卷十五﹑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共計十五卷(內有缺頁)﹐分藏於北京圖書館﹑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學圖書館﹐現有中華書局影印本。明代有正德十年(1515)和嘉靖二十三年(1544)兩種刻本。清代有嘉慶五年(1800)掃葉山房本和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雅書局本。《唐六典》在國外流傳甚早﹐約在9世紀末成書的《日本見在書目》﹐即著錄有《唐六典》一書。日本現存古刻本有享保九年(1724)近衛家熙刻本和天保七年(1836)官刻本﹐以近衛本較好。1973年﹐日本廣池學園事業部影印《大唐六典》﹐系以近衛本為底本﹐吸收了玉井是博《南宋本大唐六典校勘記》的校勘成果﹐成為日刊《唐六典》的最佳版本。
唐六典詳目
三師：太師、太傅、太保。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
六部：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六省：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
一台：御史台。
九寺：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大府寺。
五監：國子監、少府監、軍器監、將作監、百工監、就谷監、庫谷監、太陰監、伊陽監、都水監。
十二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左右羽林軍，諸衛折沖都尉府。
東宮官屬：太子三師、太子三少、太子詹事府、太子家令寺、太子率更寺、太子仆寺、太子左右衛率府、左右率府親府勛府翊府、太子左右司御率府、太子左右內率府。
地方職官：親王府、親事府、帳內府、親王國、公主邑司、三府都護州縣官吏。

9. 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的發源國是哪個國家

一、 一般說來，行政訴權出現於歐洲中世紀時期,概括地說，行政訴訟分別起源版於法國和權英國，並按照不同的軌跡發展。正因為此，行政訴訟制度也才有英美法系的行政訴訟制度和大陸法系的行政訴訟制度之分。
二、 法國是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的發源地，也是大陸法系行政法的代表。法國的行政法院系統最早起源於拿破崙時期。 但行政訴訟在法國的確立卻比行政法院的出現要早得多，最早出現於中世紀時期.
三、在英國，行政訴訟最初可追溯到普通法的形成時期。 英國的行政爭議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一樣，均由普通法院管轄，沒有像法國那樣獨立於普通法院之外的行政法院系統,

10. 行政合理原則的發展歷程

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則的確立，與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人們對行政自由裁量權認識的深化，特別是對其控制意識的加強有關。政府的行政行為在客觀上有羈束行為與自由裁量行為之分。在行政法治發展的初期，人們的目標只限於規范羈束行政行為，行政法的任務亦停留在以制定法去衡量羈束行為的合法性。此時的行政自由裁量權處於絕對的「自由」狀態。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行政職能的強化，特別是19世紀以來，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權不斷擴張，人們日益感受到來自於它的威脅。人類逐漸認識到，行政法不僅應控制政府的羈束行為，同時更應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為。正如美國行政法學者B·施瓦茨所說：「自由裁量權是行政權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權的法，那它是什麼呢?」英國行政法學專家H·韋德認為：「所有的自由裁量權都可能被濫用，這仍是個至理名言。」「在公法中沒有不受約束的自由裁量權。……絕對的和無約束的自由裁量權的觀點受到否定。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權力類似於信託，而不是無條件地授予。」因此，只以一個原則，即行政合法性原則，約束政府的行政行為是不夠的，行政合理性原則理應成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列寧早在20年代就有這樣的思想：在國家管理中不僅有合法性問題，而且還有合理性問題；因為在管理方面，不僅有法律規范在起作用。而且還有技術的、經濟的、道德的和其它的規范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法律形式，另一些則不具有：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遵循的就是合理性原則。世界各國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則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和理論基礎上成立的。 普通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則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紀末。當時英國一個著名的案例即魯克案件包含了一個1598年作出的著名判詞。該判詞在近400年一直未失去其准確性。英國下水道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為修正河岸徵收費用。但他們把所有所需費用都攤派給鄰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攤派給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賦予委員們有徵收費用的自由裁量權，沒有規定向誰徵收。科克在判詞中寫道：盡管委員會授權委員們自由裁量，但他們的活動應受限制並應遵守合理規則和法律規則。因為自由裁量權是一門識別真假、是非、虛實、公平與虛偽的科學，而不應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和私人感情行事。1609年的一個判例又重復了這一原則。現在，英國的合理性原則已成為審查行政行為效力的一個獨立並且是重要的理由。在美國確立行政合理性原則雖在時間上稍晚於英國，但合理性原則的精神是相同的。關於政府必須」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規定源於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非經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的規定。許多授權行政官員或機關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規定，裁量權的行使必須「合理」。其它的法律使用相似的字眼如：「適當的」、「必要的」、「可實行的」、「可行的」或「適合的」等等。當法律規定「公共利益」，使用「過渡」一詞時，意思都是使行政行為能有最起碼的推理及常識。
在大陸法系國家，行政合理性原則起源於德國。合理性原則(thePrincioleofVerhāItnismāβigkeit)在德國雖沒有普通法這樣的歷史，但其源頭亦可追溯到19世紀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theJudicialPronouncement)之中。在這些司法宣告中，普魯士最高行政法院()援引這些原則來審查在法律領域或有關程序事務方面警察機關自由裁量的權力()。象普魯士法院一樣，德國法
院沒有使法院制定的這種原則建立在禁止不合理地行使權力的儲蓄的立法禁止令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種更重要的、更科學的關於行使自由裁量權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關系的基礎之上。從而形成了「適當性原則」(PrincipleofSuitability)、「必要性原則」(PrincipleofNecessity)和「比例原則」(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這三項中心內容。德國的這一合理性原則爾後還波及和影響了日本的行政法。義大利在1955年5月21日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還要求政府行政行為不得違反行政上之妥當性或平衡性，並且規定不得以任何方式違背良好行政之法則，否則該行為視為具有欠缺正當之瑕疵。在中國，自建國以來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法規和規章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合理性精神。然在學術界公認行政合理性原則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之一，那是80年代以後的事。中國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則的確立，不僅是中國法學工作者長期研究的結果，是司法部門長期司法實踐的經驗總結，更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發展的必然。這一原則的確立，表明中國行政法對政府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政府的行政行為既符合合法性標准，又符合合理性標准。 在中國，以行政合理原則是否為立法確立，以及立法確立程度不同為標准對該原則在中國法制史上地位的變動劃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行政合理原則的時期
在這個階段中又可細化為兩個階段。建國前，行政合理原則未進入立法者考量的范圍，即使在立法背景、立法目的、具體規范中都找不到能夠體現行政合理原則的基本理念或具體要素。在專政的中國，行政權力之大可謂除皇權對其有約束力和威懾力外幾乎不受司法權的限制，在這樣的社會中，就行政合法原則都很難貫徹就更不用說行政合理原則了。建國初期後，行政合理原則雖然未明文規定在法律中，但是在構建民主社會的大背景下，大量的行政法規、法規中也體現了一定的合理性。「法律平等」、「為人民服務」的一般政治宗旨也當成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法律規定了行政原則
1982年《憲法》第89條13款：「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改變或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發布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十四）改變或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憲法》第108條：「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領導所屬各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工作，有權改變或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4條第2款：「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4條：「行政復議機關履行行政復議職能應遵循合法、公正公開及時便民的原則，堅持有錯必糾，保障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可見將該原則已經作為行政立法監督、行政執法和行政執法監督的行為依據。但尚未成為行政訴訟領域的基本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5條：「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