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

『壹』 民事訴訟法中怎麼理解證據的合法性

證據的形式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沒有影響；收集證據的主體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有一定影響，應當區別情況，分別對待；收集證據的程序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有較大影響，但總體上應當從寬；實體法的特別規定不應作為判斷民事訴訟證據是否合 法的標准。民事訴訟在證據合法性的解讀上應當不同於刑事訴訟，總體上應當更加寬松 、靈活。按照法學界的主流觀點，合法性是證據屬性的構成要件之一，證據只有具有了合法性 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是對於應當如何界定「合法性」的內涵卻有爭議。多 數人認為，合法性指證據的形式、收集證據的主體及收集證據的程序合法。另一個有 爭議的問題是對證據合法性的內容的闡解，在三大訴訟法中是否應有所區別。一直以來 ，對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證據的合法性的解釋都是套用刑事訴訟領域對該問題的理解， 沒有做出區別。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頒布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第68條明確指出，只有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 據才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這一規定似乎對民事證據的合法性做出了比刑事訴訟更為寬松的解釋。在2002年7月，同是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 的規定》第55條，明確提出了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應當針對的內容是：(1)證據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2)證據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3)是 否有影響證據效力的其他違法情形。這一對證據合法性的解釋與以往的學理解釋又有不 同之處，它將違法情形是否會對證據的效力產生影響作為判斷合法性的標准之一。上述 法律文件似乎在暗示我們，人們已經意識到在不同類型的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應當 作出不同的要求。但是應當如何將這種差異體現於立法中還有待我們作更深入的探討。

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無論是在證據的收集、舉證責任的承擔以及證據的採納等方面都 與刑事訴訟有顯著的區別，這就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必然做出有別於刑 事訴訟的解釋。但是，證據的「合法性」是一個過於寬泛的問題，因此學者 將它的內容進行拆解，使其變成一個由若干要件共同構成的證據合法性規范(比如，將合法性分解為證據的形式、取證的主體及取證的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的規定)，這一總體的思路是正確的。問題僅在於在民事訴訟領域應如何選擇「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以及 如何解釋每一個構成要件的內涵。

一、證據的形式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依據我國三大訴訟法的規定，證據可以分為書證、物證、證人證言、視聽資料、當事 人陳述、鑒定結論和勘驗筆錄七種形式。並且按照證據法學的一般理論，證據只有具備 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是為什麼要將法定的形 式作為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之一以及這樣規定的意義何在，還缺少必要的理論支持。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必然會有更多的新類型的證據出現在訴訟中。上述七種證據表 現形式難以概括並預見所有的證據形式。如果按照訴訟法學界的通常觀點，證據只有具 備了法定的表現形式才有可能被採納，這無異於削足適履，荒謬之處顯而易見。並且從 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對於某些新種類的證據，比如，經常在訴訟中出現的電子證據， 法院也並沒有因為它不屬於法定的七種證據形式就拒絕採用。對此，也許會有人提出不 同看法，並舉例說，測謊結論不就是因為不具有法定證據形式才不能被採納嗎?測謊結論之所以不能在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並非由於它沒有在七種證據表現形式之 列(我們可以將它納入鑒定結論的范圍內)，而是由於測謊結論的准確性還不十分令人滿 意，另外，測謊這種方式本身與訴訟法中的某些基本原則(比如反對自我歸責原則)有抵 觸之處，因此，我國訴訟法才沒有將測謊結論列為具有可采性的證據之列。

在證據形式與證據的合法性的關系的問題上，堅持證據必須具有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 性的做法是不恰當的。這也與各國在證據法領域盡量避免形式主義傾向的趨勢不符。並且象我國民事訴訟法這樣對證據的形式做出如此細致的劃分的做法在其他國家也是很少 見的。在英國證據法理論中，證據被籠統地分為口頭證據、文書證據和實物證據三類。 口頭證據也稱證言，一般指證人或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就其感知的事實對法院所作的陳 述。文書證據是向法院提交的，供法院審閱的以文字、符號等信息傳遞思想內容的事物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證據形式，如錄音帶、影片等也被納入到文書證據的 范圍內。實物證據在英美法系國家包括物體、身體特徵、證人舉止、勘驗、自動化記錄 等。大陸法系國家側重於通過訴訟程序的運作來實現對證據的篩選。因此對證據的分類 就必然要適應這種調整方式。在法國民事訴訟中，證據被分為書證、證言、推定、自認 以及宣誓五種。法律 沒有規定物證這種證據形式，這是因為物本身並不能成為定案的依據，物所體現的案件 事實只有通過人的「解釋」，比如，鑒定、勘驗、診斷、確認等方式才能實現。法律具 體規定了解釋物的具體方式和程序卻沒有把物作為一種單獨的證據形式。對物的「解釋 」的結果視具體情況被歸納到其他證據形式的外延內。我們也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對證據 的分類方法，適當改變對證據形式的劃分方式，減少類別，擴大各類證據的外延。比如 可以將證據從形式上分為人證和物證兩大類。人證包括證人、當事人、鑒定人、勘驗人 。物證包括在訴訟中能夠起到證明作用的一切有形物或信息。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使證據 的分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囊括更多的社會生活事實，使今後可能出現的新的證據 種類能夠歸入到現有的證據類型中。

二、收集證據的主體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收集證據的主體與證據的合法性之間的關系，在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中有不同的體現 。在刑事訴訟中，控訴方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這就決定了大多數的證據收集工作是由控訴機關完成的，並且刑事案件的證據收集還涉及到某些與公民人身權、財產權 密切相關的強制手段的使用，因此，法律規定只有特定的國家機關才有權使用這些強制措施來收集證據，其他訴訟主體無權使用這些強制措施。也就是說，在刑事訴訟中，收集證據的主體不合法是可能導致證據喪失「合法性」的。

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這就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 及其代理人是收集證據的主要主體，法院只在例外情況下才提供幫助。但是，我國1991 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對審判者與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權利的區分並不令人滿意，這集中體現於沒有切實貫徹由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原則。不過經過十幾年的審判方式改革， 這一問題已有明顯的改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 見》中及《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中對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力 進行了初步的限定，並且後一法律文件中明確規定應由人民法院調查收集的證據，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 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進一步把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利限定於當事人申請的前提下，只有在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他人合法權利的事實及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 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迴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法院才能不經申請主動 調查收集證據。並且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1)申請調 查收集的證據屬於國家有關部門保存必須經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檔案材料；(2)涉及 國家機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材料；(3)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 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述規定使我國民事訴訟法關於法院與當事人角色的定位更加明確了，但尚不能認為這些規定已經十分完善。因為法律並沒有同時規定如果法院超越職權收集證據，也就是證據的收集主體不合法時將對該證據的採納產生何種影響，而這正是限製法院調查取證權的關鍵。

但是，並不認為法院超越職權收集的證據應該一律不可採納。因為如果讓當事人承擔法院越權收集證據的不利後果在法理上恐怕也難有說服力。而且如果規定法院越權收集的證據一律無效也會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並危及訴訟的公正性。因此，對法院越權收集證據的效力應根據越權行為的不同進行區別對待。對於證據本屬於應由當事人自行收集的范圍之內，不符合法院收集證據的條件的，此類越權收集的證據應認定不具有合法性，除非當事人提出異議並證明即使法院不收集該證據自己也會收集並向法院提供此證據。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收集證據的行為 違反了當事人處分原則，當事人沒有提出某一證據應視為當事人在行使對證據的處分權 ，法院無權干涉；對於證據客觀上雖具備了由法院收集的條件，但法院在沒有經當事人 申請的條件下實施了收集證據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證據並不當然無效，除非有申請 權的當事人明確表示放棄該證據。

總之，在收集證據的主體與證據合法性的關繫上，提供證據的主體是否合法應當成為 判斷某一證據是否具備合法性的一個因素。這也是在證據法領域明確區分當事人與法院 在訴訟中的不同作用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貫徹法院的越權取證行為將會影響證據的合法性的原則時應充分考慮證據的失效可能對訴訟的公正及效率造成的負面影響，根據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靈活處理。

三、收集證據的程序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收集證據的程序對證據的合法性的影響體現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上，也就是說，法律並不明確規定合法的證據應當具備的條件，而是通過非法證據的排除來達到保證取證行 為合法性的目的。一般而言，在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特指由司法人員違反法定程序或方 式而收集到的證據。由於這類違法收集證據的行為易給當事人的人身、財產權利造成損 害，因而各國刑事訴訟立法對司法機關違法取證的行為均持否定態度。但是，對於通過 違法程序收集到的證據，立法發展的趨勢卻日趨理智，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將非法證 據分為三類，分別適用不同的規則：(1)對非法取得的口供或非任意性自白，由於嚴重 侵犯了公民受憲法保護的基本人權，因此兩大法系諸國對此類證據均持否定態度，不允 許採納為定案根據；(2)對於非法取得的物證，採取靈活的政策，或原則上承認其效力( 法國)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之(英國、德國)；(3)對以非法取得的證據為線索獲得的其他證 據的可采性問題，逐步趨於放鬆對這類證據使用的限制，即使是曾實行「毒樹之果」排 除規則的美國近年來也不斷通過判例法修訂原來的規則，增加了許多例外規定。

在民事訴訟領域，各國對當事人用違法方式取得的證據採取了更為寬容的態度。英國 對待非法取得的證據最初的原則是：該證據的可采性取決於它與案件是否存在關聯性， 1897年在Rattray v.Rattray案中法院就採納了原告從郵局盜竊來的信件作為證明被告 有通姦行為的證據，事後原告被追究了刑事責任，但這並沒有影響證據的可采性，審理 該案的上訴法院認為：「近年來，法律的政策是採納幾乎所有的有助於查清案件事實並 實現司法公正的證據。」這一判決對英國在民事訴訟中對待非法證據的態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成為法院處理 相同問題時經常引用的一個判例。但是，不斷有人對這一判例所確認的原則提出異議， 最終在1963年的Duke of Argyll v.Duchess of Argyll案中，法院對非法取得的證據的態度才略有轉變，審理該案的法官認為：「這里沒有絕對的規則，應當根據每個案件的 特定情況決定是否採納某一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這些應當考慮的具體情況包括：相關證據的性質、使用該證據的目的、取得該證據的方式、採納該證據是否會對被取證方 造成不公正以及該證據的採納是否會對法院查明事實作出公正的判決有所幫助。」這樣，在英國的民事訴訟中， 在決定非法取得的證據的可采性時，實際上採取了利益衡量的方式，由法官根據實際情 況作出裁決。美國對待普通公民通過違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也並不絕對地禁止，除非該證 據的取得方式使證據的可靠性受到影響，法院不予採納的僅是警察或其他司法機關違反 憲法第四修正案的規定取得的證據，而公民個人的非法取證行為顯然不屬於該修正案規 定的范圍，因此是可以採納的。

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中，只有義大利的民事訴訟法規定，一方當事人以非法手段從對 方當事人處取得的並且屬於對方當事人所有的書證是不可採的。但是，用違法的手段( 比如秘密錄音方式)取得的供述證據卻是可採的。在大陸法系的另一些國家，比如德國，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採取了相當性原則。 德國最高法院雖然在審理民事和刑事訴訟中曾有過排除秘密獲取的錄音帶的案例，但是為了避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被過度使用成為實現司法公正的障礙，德國法院採取了相應 的限制措施。如果採納違憲獲取的證據是保護他人權益唯一而合理的方式，以及按照法 院的裁量，是保護更為緊要的基本價值唯一合理的方式，德國法院有權採納違憲取得的 證據。

我國台灣地區的民事訴訟法中沒有關於非法證據的效力問題的規定，實踐中也缺少可以依據的案例。學者對此的觀點有三種：法規范統一說主張不論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是整體法規范的組成部分，因此違反實體法的行為在訴訟上也應當為否定之評價。否則 ，一方面就違反實體法的行為加以處罰，而另一方面卻允許在訴訟中使用該違法取得的 證據，將造成國家法律體系的矛盾；法規范分離說認為，證據取得行為的實體違法性與 訴訟程序中利用該證據並無直接關系，因此對實體法的違法性與證據的能力問題上應當 作出區別；近來有學者提出，對於非法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應當參照憲法與民事訴訟 法的基本原理，依據個案權衡。

刑事訴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趨勢以及各國在民事訴訟立法和理論上對非法取得 的證據的態度應當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首先，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是地位平等的 民事主體，不存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因此，法律應當將規范的 重心置於保障、促進雙方當事人積極地行使調查取證權上，而不是保護處於劣勢一方當 事人的權利免受對方侵犯。其次，我國目前司法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就是使法院從調查 取證的負擔中擺脫出來，主要由當事人收集證據。但是從實踐情況來看，由於法律對當 事人的調查取證權缺少切實的保障，加上我國公民整體的法律素質較低，造成了許多當 事人對法院的取證權仍存有很大的依賴心理，這就需要我們在制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 充分考慮這些現實因素，如果規定得過於嚴格難免會增加取證的難度，挫傷當事人舉證 的積極性。最後，我們還應當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有一個清醒的 認識，一方面，過於嚴格的排除規則會減少法官據以做出判決可以依據的信息，不利於 實體真實的實現；另一方面，排除某一非法證據意味著對該證據投入的司法資源沒有得 到相應的回報，顯然也不利於訴訟效率的提高。筆者認為，在民事訴訟中對待非法取得的證據應當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明確界定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的界限。刑事訴訟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質決定 了必須對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行為加以嚴格約束，因此超越法定的職權或違反法定程序 所取得的證據都屬於「非法證據」。民事訴訟一般只涉及普通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法 律對普通民事主體的行為要求是，只要他們的行為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就是合法的 。這一點從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對證據的合法性的要求中 可以看出來。但是，在上述法律文件中關於當事人用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方法取得的證 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規定，尚有不妥之處：一方面，我國法律明確賦予公 民的權利是多種多樣的，包括民主權利、人身權和財產權，如果認為當事人的取證行為 侵犯了上述任何一項權利都應認定由此取得的證據不能採納，顯然是對民事訴訟證據的 合法性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也似乎與立法者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當事人的違法取 證行為又有不同的類型，有些違法行為不僅嚴重侵犯了公民受法律保護的基本人權而且 違法行為本身使證據的證明力受到影響，比如用肉體折磨或精神虐待的方式取得的證據 ，另外一些違法取證行為雖然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益但並沒有影響到證據的證明力，比 如用私自錄音的方式錄取的證人證言或用盜竊的方式取得的證據等。筆者認為，對這兩 種不同的「非法證據」應在效力上有所區別，對前一種「非法證據」應當絕對地排除適 用，因為它不僅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而且證據本身的可靠性亦難以保障。對後一種類 型的「非法證據」，由於還有可以利用的證據價值，因此應當由法官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是否予以採納。

還要說明的一點是，調查取證權是我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賦予當事人的一項基本的 程序性權利，不是任何的法律、法規或規范性文件都可以對這一權利作出禁止性規定的 。對當事人取證權的限制性解釋只能通過較高級別或同級的法律作出。因此，對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所作的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的談話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的批 復的法律效力有所懷疑。

第二，法官在行使取捨非法證據的自由裁量權時，應當採取利益衡量的原則。也就是說，對於絕大多數「非法證據」，雖然存在違法取證的行為，但是只要證據的可靠性並 沒有受到影響，因此，法律並不絕對地規定這些證據是不可採納的，法官也不能僅僅因 為該證據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就拒絕採用，法律將這類證據採納與否的決定權交給法官 ，法官在判斷是否採納某一非法證據時應綜合考慮案件的性質、當事人取證的難易程度 、該非法證據對於正確認定案件事實的重要程度以及非法取證行為給被取證方造成的損 害等各種因素。

第三，應當區別對待非法取證的行為和通過非法取證行為獲得的證據。這也是其他國 家民事訴訟制度在對待該問題上共同的立場。以美國為例，雖然美國憲法中規定了公民 享有通訊自由權，但是在1969年的State v.Holiday一案中，法院還是採納了電信公司 通過竊聽方式取得的證據。對非法取得的證據的寬容態度並不意味著對當事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取證行為應當聽之任之。 對於後者，許多國家的法律都規定，被取證方可以通過另外的訴訟程序要求取證方承擔 相應的民事或刑事責任。

也許會有人擔心在民事訴訟中對非法證據採取寬容的態度會縱容當事人的非法取證行為。對此，對當事人非法取證的行為追究法律責任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對這種非法取證的行為起到有效的威懾作用。而且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之所以甘願冒險用違 法手段收集證據的主要原因往往在於他們無法通過正常的方法獲得該證據。這就要求我 們在立法上拓寬當事人獲得證據的渠道、降低舉證難度、切實保證取證權的落實，只有 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減少非法取證行為的發生。

四、實體法的特別規定與證據的合法性

在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通過實體法的規定對證據在訴訟中的使用作出特殊的要求是 一種常見的做法。特別是書證這種證據形式，在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被賦予較高的地位 ，法律明確規定對某些法律關系或事實的證明必須用書證的形式，其他種類的證據不具 有可采性，這一原則就是書證優先性的。法國是實行書證優先原則的典型代表，法國民法典第1341條規定，一切物體的金額或價值超過五十法郎者，即使為自願的寄存，均須在公證人前作成證書，或雙方簽名作成私證書。證書作成後，當事人不得 就與證書內容不同或超出證書所記載的事項以證人證明，亦不得就證書作成之時、以前 或以後所聲明的事項以證人證明，如物件的金額或價值不足五十法郎者，亦同。在義大利， 書證優先原則也同樣有所體現，比如，對於保險合同、當事人的和解協議的證明法律明確要求只能使用書面證據，其他的證據形式不能被法院採納。除了書證以外，實體法還 可能對某些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的證明提出諸如公證、登記等其他特殊的要求，因此有 學者認為這些要求構成了證據可采性的一個要件，只有符合了法律的特殊規定才能認定 證據具備了證據能力。

但是，在我國目前條件下，不同意將是否滿足了法律的特殊要求作為檢驗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的標准。如前所述，在我國實體法對法律關系的特殊形式的要求是作為 法律關系的有效要件而不是證明要件存在的，比如，按照我國《合同法》第270條的規 定，建築工程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因此，當事人在有關建築工程的糾紛中，只能用 書面形式證明合同的內容，如果沒有書面合同法院將判決法律關系無效。但是，並不能 由此認為除了書面證據之外的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其他證據都不具有證據能力，因為如果法院以沒有採用書面形式為由判決合同無效，就可能涉及到要求導致合同無效的 當事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問題，此時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其他證據，在證明合同無效 的民事責任時由於證明對象的改變，是具有可采性的證據。

總之，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必然要作出與刑 事訴訟不同的解釋。這種解釋總體而言更為寬松和靈活，體現了民事訴訟所追求的價值 目標的多樣性，同時也使當事人和法官擁有了更多的行為空間和選擇餘地。

『貳』 如何解決涉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於2010年12月29日正式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規定》（法釋[2010]19號，以下簡稱《規定》），2011年1月1日起實施。《規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涉台民商事案件審判實踐的需要，依法作出的一項重要司法解釋。

近年來，隨著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的實現，海峽兩岸經貿交流、人員往來日益頻繁，涉台婚姻、繼承、經貿投資等民商事糾紛越來越多，案件涉及的法律和審判規范也越來越復雜。明確涉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適用規范，對於人民法院准確適用法律，正確審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切實保障兩岸當事人的正當權益，有效維護兩岸民商事交往的正常秩序，十分必要和重要。

《規定》共3條，主要解決人民法院審理各類涉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同時對台灣地區當事人的民事訴訟法律地位也作出了明確規定。

《規定》第一條是該司法解釋的核心內容，明確規定了涉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根據該條第一款，人民法院審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應當適用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並根據法律和司法解釋中選擇適用法律的規則確定應當適用的實體法。這里所講的實體法既包括兩岸的法律，也包括其他有關國家或地區的法律。該條第二款進一步明確，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法律和司法解釋中選擇適用法律的規則，確定台灣地區法律為案件所應適用的實體法，並予以適用。同時，《規定》第三條規定，適用該有關法律不得違反國家法律的基本原則、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該條中「選擇適用法律的規則」指的是參照適用的涉外民商事關系的法律適用規則，也即沖突規范，包括民法通則第八章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通過的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等規定的內容。人民法院適用台灣地區民事法律，是從司法角度妥善處理法律適用難題、切實維護兩岸當事人正當權益的務實做法。

《規定》第二條對台灣地區當事人的民事訴訟法律地位作了強調。根據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平等，外國人在訴訟中也享有同中國公民同等的訴訟權利義務。台灣同胞作為中國特殊地域的居民，在訴訟中當然具有與大陸當事人同等的訴訟權利和義務。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也一貫堅持平等保護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各方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最高人民法院一貫重視依法保護海峽兩岸當事人的正當權益。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發布了《關於人民法院處理涉台民事案件的幾個問題》的司法解釋，對審理涉台婚姻、夫妻共同財產、撫養和贍養、收養、繼承、房產、債務案件以及訴訟時效等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1998年，為了進一步推動兩岸關系發展，保護兩岸同胞的正當權益，尤其是台灣同胞在大陸的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隨後，為回應台灣法律界人士和民眾的訴求與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又將認可台灣地區民事判決的范圍予以擴大，對於台灣地區有關法院作出的民事調解書和支付令也予以認可。為適應新時期兩岸關系發展的新變化，發揮認可台灣地區民事判決在促進兩岸關系發展中的更大作用，200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實施了《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補充規定》。該規定明確了人民法院裁定認可的台灣地區民事判決與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具有同等效力，同時更加詳細地規定了認可的具體程序，使台灣地區民事判決在大陸的執行得到更有力的保障。為解決涉台民商事案件審判中存在的訴訟文書送達難問題，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發布了《關於涉台民事訴訟文書送達的若干規定》。該司法解釋的出台對於兩岸法院及時、公正審理互涉民事案件具有重要意義。上述司法解釋的制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為維護兩岸同胞實體權益、平等保護兩岸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發展正常有序的兩岸關系所採取的務實而重要的舉措。

這次公布和實施《規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繼制定實施上述重要司法解釋後的又一重大司法舉措，體現了人民法院服務對台工作大局，切實為兩岸人民謀福祉的精神。今後，人民法院在涉台民商事案件的審判中，將嚴格依照該司法解釋的規定，准確適用法律，確保涉台案件雙方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堅持公正、高效、嚴格司法，妥善處理好相關案件，促進兩岸關系不斷發展。

『叄』 台灣人在大陸欠款，官司打贏了，法院如何強制執行

1，欠款的官司勝訴後強制執行，沒有執行到財產，之後還能再次申請強制執行嗎？還是必須重新回起訴一次？答(答：不用重新起訴！提供財產線索，申請恢復執行即可。)
2，因為沒有執行到任何財產。但被告輸了這個官司，對他以後的人生有沒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有影響。在法院的網站，會有他涉及訴訟，有未執行完畢的記錄！）

『肆』 台灣法院的判決書在大陸如何執行

法律分析：不可以在大陸直接適用。首先我國大陸地區是不是實行判例法的國家，我國大陸地區的法律和台灣地區的法律在很多地方是有區別的。不能直接適用。台灣的判決要在大陸執行，首先要在丙公司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去申請，由有管轄權的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承認台灣法院判決的裁定，然後由該中院去執行這個裁定。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四十九條 人民法院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應當在立案之日起六個月內審結。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由本院院長批准，可以延長六個月;還需要延長的，報請上級人民法院批准。

第一百六十一條 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應當在立案之日起三個月內審結。

『伍』 民事訴訟法中二審程序有那些判決

你好，根據《民訴法》規定：
第一百七十條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經過審理，按回照下列情形答，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

（三）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

（四）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陸』 被告是台灣籍,在大陸法院怎樣起訴

向法院立案庭起訴，提供證據並提供他的台胞證復印件或是其他身份證明的復印件就可以了。

『柒』 台灣的民事訴訟法是移植了日本的，還是德國的

1906年奏進的這部《刑事民事訴訟法》，是清末「改變舊律、修訂新法入手第一著」該草案以德國民事訴訟法為藍本，共分四編，800條。這部草案雖然由於清朝的覆亡而未及正式頒行，但卻為民國政府有條件的加以援用，並為以後歷屆政府編纂更加完善的民事訴訟法典奠定了基礎。

因此，舊中國（台灣）民事訴訟法是以德國法為藍本、並間接參考了日本明治維新後仿效德國法基礎上制定的日本法。

http://www.yout.cn/Lunwen/Lvsee_6314773/

參考資料：中國近代民事訴訟法探源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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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參考資料：《論清末德國法對中國近代法制形成的影響》
http://www.5dww.net/read-htm-tid-62264-fpage-5.html

自1840年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國家之後，清政府面對列強屢戰屢敗。當時許多有識之士強烈要求變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國強兵，抵禦外侵。本文就當時清政府變法過程中以德國法為範本來改變傳統中國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國引進德國法的直接途徑和間接途徑，德國法對中國近代法制的積極影響作了客觀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國近代法制是以德國法為藍本、並間接參考了日本明治維新後仿效德國法基礎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國法對中國近代法制由落後殘酷的封建法變為相對先進文明的資本主義法具有積極影響。

『捌』 民事訴訟中，法庭前調解的特點有哪些

【為您推薦】桐廬縣律師 番禺區律師 浉河區律師 平度律師 南潯律師 邯鄲縣律師 建德市律師 民事訴訟是指當事人因為民事糾紛等活動發生訴訟關系，民事訴訟法庭前調解跟訴訟的程序有所區別也有所聯系，法庭前的調解必須是在合法和雙方自願的基礎上，那麼民事訴訟法庭前調解的特點和作用有哪些呢?下面就讓的小編為您解答。 一、民事訴訟法庭前調解的特點 民事訴訟訴前調解(以下簡稱訴前調解)，是指法院在民事訴訟程序開始之前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進行的調解。訴前調解程序獨立於訴訟程序，同時又與訴訟程序緊密相連，在性質上它屬於替代訴訟的糾紛解決機制(ADR)，並且屬於法院附設的ADR或曰司法ADR的范疇。訴前調解不同於訴訟外的調解，也不同於訴訟中的調解，它有以下特點： 1、訴前調解是法院主持下的調解。 雖然訴前調解是在訴訟程序開始前的調解，但它不同於法院外的調解或曰訴訟外的調解，法院外的調解是沒有法院參與的，它們是在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民間組織等法院外的組織和人員主持下的調解，包括行政調解、人民調解、民間調解、仲裁調解等調解形式。而訴前調解是在法院主持下的調解，調解的主持人是法院，法院可以自己調解，也可以同其他調解人員一起調解，還可以委託調解。例如台灣地區的民事訴訟法規定，訴前調解由地方法院的簡易庭法官辦理，調解通常由法官選任的調解委員1~3人先行調解，等調解到相當程度而有望調解成功時或有其他必要的情形時，再報請法官到場;但如果雙方當事人合意由法官進行調解或法官認為適當時，由法官進行調解。日本的民事調停法則規定，訴前調解通常由調解委員會調解，但法院認為適當時，由法官單獨進行調解，調解委員會由3人組成，由法官擔任調解主任，調解主任由地方法院在法官中指定，其他兩名是調解委員，從民間並經事先選任的調解委員名單中指定。 2、訴前調解事項具有特殊性。 訴前調解有強制性的訴前調解和任意性的訴前調解之分。強制性的訴前調解是指某些事項在訴訟程序開始之前必須進行調解，對於強制性的訴前調解事項而言，訴前調解是訴訟的前置程序;任意性的訴前調解是指當事人雙方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在訴前由法院進行調解，除了強制調解的事項以外，其他所有的事項都實行任意調解，對於任意性的訴前調解而言，訴前調解不是訴訟的前置程序。強制性的訴前調解事項是較為特殊的，而且是較為有限的。一般來說，根據糾紛事項的性質、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及居住的環境、非訟色彩、爭議金額等因素來決定訴前強制調解的范圍。如在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中，強制性的訴前調解事項只有11類：①不動產所有人或地上權人或其他利用不動產的人相互間因相鄰關系而發生的爭執;②因定不動產的界限或設置界標發生的爭執;③不動產共有人間因共有物的管理、處分或分割發生的爭執;④建築物區分所有人或利用人相互間因建築物或其共同部分的管理發生的爭執;⑤因增加或減免不動產的租金或地租發生的爭執;⑥因定地上權的期間、范圍、地租發生的爭執;⑦因道路交通事故或醫療糾紛發生的爭執;⑧僱用人與受僱人間因僱傭契約發生的爭執;⑨合夥人間或隱名合夥人與出名營業人間因合夥發生的爭執;⑩配偶、直系親屬、四親等內的旁系血親、三親等內的旁系姻親、家長或家屬相互間因財產權發生的爭執;其他因財產權發生爭執，其標的的金額或價值額在新台幣10萬元以下的(此項所定數額，台灣地區「司法院」可以因情勢需要，通過命令減至新台幣5萬元或增至15萬元)。 3、訴前調解是獨立於訴訟程序的，有自己獨特的程序。 訴前調解程序是在訴訟開始之前進行的程序，是一種非訴訟程序，它有一套獨特的原則、原理和程序運行機制。訴前調解程序因當事人的申請而開始;調解通常在法院進行，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在其他適當的處所進行，即使在法院進行，也不必在正規的法庭進行調解，而應當在調解室或其他有關場所進行;調解不公開進行;調解未必像訴訟那樣一定要查清事實、分清是非;調解程序中法院職權較大，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調解協議經過當事人合意而成立。 4、訴前調解協議是有法律約束力的。 調解成立以後，訴前調解程序結束，調解書或調解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義務，另一方可以依據調解書或調解協議請求法院強制執行。訴前調解的這一效力是同我國現行的訴訟中調解的效力是一樣的，它不同於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人民調解協議是不能作為執行根據的。在現代社會，訴前調解程序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民事訴訟法庭前調解的作用 1、訴前調解符合解決某些特殊類型的糾紛事件需要。這是因為，在現代社會，有一些糾紛的性質、當事人之間關系特殊，它們特別需要或者特別適宜通過調解解決。台灣民事訴訟法學者邱聯恭教授指出，特別需要通過調解解決的糾紛事件包括：當事人間因事件的性質、居住環境或一定的親等關系，特別需要維持彼此之間的和諧關系的;系爭的標的金額或價額太小或所需的調查證據、認定事實特別煩瑣困難，進行訴訟程序顯然違反費用相當性原理;事件具有濃厚的非訟色彩，為解決紛爭所需的判斷主要在於斟酌決定兩造日後所應有的權利義務關系，而非論斷當事人過去之是非2、訴前調解體現了對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的尊重。訴前調解制度的設立，使得當事人雙方在訴訟程序開始之前就非強制調解的事件申請法院調解，這就為當事人雙方提供了一個選擇適用成本較低的、比較靈活的訴前調解程序解決糾紛的機會。再次，訴前調解可以起到疏減訟源、減輕法官負擔的作用。通過訴前調解，一些糾紛在訴前得以解決，而不必進入訴訟程序，這可以減少訴訟案件的數量，減輕法官的負擔，同時也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成本。3、訴前調解有助於推進司法民主化進程。在訴前調解程序中，具有豐富社會生活經驗、特殊專業知識的調解人員被邀請參與調解程序，擴大了人民參與司法的機會，有助於實現司法民主化功能。 民事訴訟法庭前調解主要的特點就是特殊性跟強制性，但是強制性的訴前調解事項是有限制的。法庭前調解可以維護彼此的和諧關系，尤其是事故當事人是有一定關系的。並且通過法庭前調解，可以適當的減輕法官的負擔，減少替丁的訴訟案件的數量，同時降低了民事訴訟的司法成本。 延伸閱讀： 民事訴訟費收費標准 民事訴訟有哪些案件是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轄? 在民事訴訟財產保全程序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