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三國兩晉南北朝的行政法律制度

⑴ 自夏至魏晉南北朝的主要律典有哪些

《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它的制定者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
《秦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秦律修訂，作為全國統一的法律頒行各地。
《漢律九章》，漢高祖統一中國後頒行的法典。
《魏律》是三國時期魏國的一部主要法典。
《晉律》是晉武帝司馬炎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並於次年頒布實施的。因頒行於泰始年間，故又稱《泰始律》。
《北魏律》，於太和十九年(495年)，由律學博士常景等撰成。
《北齊律》，是北齊代替東魏後，武成帝命高 等人編撰而成，這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立法成就最高的一部法律。

⑵ 創立於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司法制度有哪些

一)司法機構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司法機構基本沿用漢制。中央最高審判機關仍為廷尉。北周稱秋官大 司寇，北齊時將廷尉之名改為大理寺，擴大了機構的編制。曹魏時，根據衛覬的建議，在中 央司法機構中設律博士，職責是教授法律，培養司法官吏，體現了統治者對法律的重視。 地方上，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合一。
(二)訴訟制度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的訴訟制度亦基本沿用漢制，其中較為引人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建立了 「 登聞鼓 」 直訴制度。登聞鼓設於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擊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長官訴 冤。這種制度經過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三)審判制度
為了加強皇帝的司法權，皇帝頻繁直接參與司法審判。最高審判權牢牢掌握於皇帝手中。為 了體現恤刑及加強皇帝對司法審判的控制，確立了 「 死刑復奏制 」 。即死刑須經皇帝批准， 才能付諸執行。

⑶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制度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國兩晉南北朝立法的主要成就表現為： （1）封建法律形式日趨完備； （2）篇章體例的設置日趨科學； （3）刑罰制度日趨規范； （4）法律概念日趨准確； （5）禮律日趨融合。

⑷ 三國兩晉南北朝法律的主要變化有哪些

三國兩晉南北朝各國都是豪門士族壟斷政權的封建國家，這一時期的法律制度以維護貴族官僚大地主在法律上的特權地位為鮮明特徵，因此無論就內容或形式，都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

一、法典體例的改變

（一）改「具律」為「名例律」，置於律首，使居重要地位

《唐律疏議·名例律》敘述這一變化的歷史，曹魏律首次把漢具律改為刑名，放在律首。晉律中又把魏刑名中分為刑名、法例律二篇，宋齊梁相因不改，至北齊又把刑名、法例並為名例律，仍然置於律首。規定了刑罰種類以及適用於整個法典各篇的總原則，「所以定罪制也」，起著「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較舉上下綱領」的作用，太體相當於近代刑法的總則。置名例律於律首，不僅確立了封建刑法原則的重要地位，而且增強了我國古代法典的科學性。

（二）法典確定十二篇，結構與規模基本穩定

經過長期沿革，北齊定律十二篇，法典結構與規模基本穩定。

這一成果是三國兩晉南北朝四百年間，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在漢九章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其中衛禁一篇，秦漢及魏時均無，晉律創制定名為官衛，至北齊附以關禁，合為衛禁，加強了對皇室和封建國家的安全保護。職制篇也起自於晉，至北齊未改，主要是有關官吏職務犯罪的規定，這說明封建統治階級進一步注重以法治吏，藉以提高封建國家的統治效能。此外北齊定系訊律為斗訟律，禁斗毆、理爭論。曹魏律分漢賊盜律為詐偽律，處理詐騙、偽造罪。

封建社會矛盾日益復雜，封建法網也更加趨於嚴密。至北齊律，最後形成以名例律為首，統率其他十一篇：禁衛、婚戶、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亡、毀損、原牧、雜律。這種體例結構被隋唐律基本承襲。

（三）法律形式規范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於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現。它們互相補充，成為統治階級手中靈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從而推動了隋唐以後律令格式並行的局面。

科，通常作為附屬法，起著補充和變通刑律的作用。三國時，魏初有甲子科，蜀有蜀科，吳定科條，科曾作為主要的法律形式。

北魏時開始以格代科，將律無正條者編為《另條權格》，與律並行。東魏時制定《麟趾格》，將格上升為獨立的法典。當時的格是刑事法規的形式，與隋唐以後把格作為行政法規的形式有所不同。

比，是援引類似的法律條文及以往的判例定罪量刑的制度。北齊時，同樣把比作為司法審判的重要根據。

式的名稱，起自漢代的品式章程，為體制之楷模。西魏時修定的《大統式》，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式的匯編。

⑸ 請談談自夏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律發展的趨勢,從中你能得出一些啟示嗎

夏代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周禮·秋宮·司刑》註：「夏刑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國古代的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商代「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尚書·盤庚》記載：「以常舊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並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辭中，有象徵殘酷刑罰的文字；《簡書·康誥》載：「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周代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西漢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三國兩晉六朝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並改漢具律為刑名，冠於全律之首；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了諸如《晉律》、《北齊律》等。《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亦稱「十惡」）；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⑹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及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是什麼

一 立法概況
(一)三國時期的立法概況

在鼎立形勢下的三國法制，一般沿用漢制，承襲漢律。但都有自己編纂的法律，尤以魏國法律較詳備。魏明帝時制定的魏律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魏明帝曹睿下詔改定刑制，由陳群、劉邵等人參酌漢律，「作新律十八篇」，這就是三國時期著名的《魏律》。魏國這次大規模的修律活動，實際上是對秦漢相沿的舊律作了一次較大的改革。魏律內容與條文更加統一，結構更加嚴密。對晉律的制定有直接影響。蜀國定都於成都之後，曾由伊籍與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為蜀國的重要法典。

在吳國，據《文獻通考》記載，「吳之律令，多依漢制」。其立法活動。

(二)兩晉的立法概況

西晉時頒行過律、令、故事、式，皆為東晉所沿用。《晉律》（又稱《泰始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晉律》與漢、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

1、法律概念更加規范、准確。由於律學的發達，晉代統治者對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們首次區別了律與令的性質。《晉律》頒行後，張斐、杜預兩大律學家為之作注，經朝廷批准，頒行天下，與《晉律》具有同等效力，稱為《張杜律》。

2、體例設置更加合理。《晉律》將《新律》的《刑名》篇分為《刑名》與《法例》兩篇，置於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總則，並加強其統領諸篇的地位。

3、禮律進一步融合。為了維護士族利益，晉代統治者將禮入於律中，「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時期的立法概況

從立法情況看，總的來說是北朝法律優於南朝。南朝統治者由於熱衷玄學，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視法律的編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沒有什麼建樹，基本上是沿用《晉律》。

北朝幾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重視律令的編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齊律》上承漢、魏、兩晉，下啟隋、唐，在完善我國封建法典的歷史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北齊律》不但吸收魏晉立法的經驗，而且經過當時律學家總結前代法典編纂的得失，被稱為「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北齊律》共計十二篇，949條。其中將《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為名例篇冠於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著定罪制，「較舉上下綱領」的統攝作用，增強了封建法典的科學性。而定律十二篇，則是完成了漢以來封建法典由繁至簡的改革過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 首創「八議」、「官當」制，特權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議」制度。這是封建等級特權原則在刑法適用上的進一步具體化，是對封建貴族官僚減免刑罰處分的特權規定。「八議」的對象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凡屬上述八種人犯死罪時，「議其所犯」奏明皇帝裁處，一般可降為流罪，流罪以下減刑一等。

至北魏、南陳時，法律還確定了「官當」制。這是封建法律關於官吏用官職爵位抵當徒罪的一種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所謂「五服」，即根據親屬關系的遠近所規定的五種喪服的服制，根據服喪期限的長短與喪服質地的粗細，服制共分斬衰（三年）、齊衰（一年）、大功（九個月）、小功（五個月）、緦麻（三個月）五種，統稱「五服」。親者服重，疏者服輕，依次遞減。

所謂「准五服以制罪」，即對於親屬間的相互犯罪，根據五種喪服所表示的遠近親疏關系來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對以尊犯卑者的處罰愈輕，對以卑犯尊者的處罰愈重；服制愈遠，則與此相反。它是罪刑確立標准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進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現，並對後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 確立「重罪十條」

「重罪十條」正式確立於《北齊律》，是指被封建統治者認為直接危害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謀反、篡權）、大逆（毀壞皇家宗廟、山陵或宮殿）、叛（背叛國家、里通敵國）、降（投降敵偽）、惡逆（謀殺或毆打尊親屬）、不道（殘酷地殺人，如殺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盜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過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養尊親屬或不依禮服喪）、不義（逆殺本屬官長）、內亂（親屬之間犯奸亂倫）。凡犯有「重罪十條」之一者，不在八議、上請、贖免之列，一律予以嚴懲。

(四) 刑罰制度的改革進步

族刑連坐范圍不斷縮小。魏初將「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犯者「腰斬，家屬從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孫」。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東晉「惟不及婦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而以「女子沒縣官」。自東晉、北魏以後，凡從坐之婦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沒為官奴婢，這對於後世的刑罰制度有明顯的影響。

免除宮刑，進一步廢止肉刑。魏晉時，由於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恢復肉刑的聲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關於肉刑的爭論。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罰而言，是沿著進一步廢止肉刑的方向發展的。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北齊後主天統五年（公元569年）：「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至此，結束了宮刑的歷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漢文景時期刑制改革以後，勞役刑與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為刑罰制度的主體內容。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繼續改進，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體例的發展和法律概念的規范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於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現，它們互相補充成為統治階級手中靈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從而推動了隋唐以後律令格式並行的局面。

中國封建法律之體例，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首先，改具律為名例律，置於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於律首始於曹魏，綜合刑名法例為名例成於北齊。其次，經過長期沿革，北齊定律十二篇，為以後隋唐律的篇章結構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日漸規范化。就晉律而言，從張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確規定了故意與過失的區別；主犯與從犯的區別；罪與非罪的界限；罪與罪之間的區別等，

對封建刑法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

三 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

三國時期的司法機關基本上沿用漢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書三部分組成。廷尉是最高審判機關的長官，下設屬官政、監、平。南北朝時，北齊將廷尉擴大為大理寺，為專門審核刑案的官署，設卿、少卿、丞為主官，下有政、監、平，並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幹人，使中央司法機關趨於完備。在地方，由行政長官兼理獄訟，一般是由縣令先作判決，後經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斷決，送州刺史，最後送廷尉。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司法審判制度，大體沿襲東漢之制，又有所發展改進，主要表現在：

皇帝直接控制審判親自錄囚。為了加強對司法機關審判活動的監督檢查，這一時期普遍推行錄囚制度。許多皇帝都親自參與審錄訊問囚徒的活動。同時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審錄囚徒。南北朝時期，封建皇帝還通過案驗制度，監督檢查各地的司法審判工作。

確立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為了慎重對待人命關天的死刑重罪，同時也為了便於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開始逐步確立死刑奏聞皇帝復核的制度。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的確立，直接影響到後世的司法。隋唐時期在此基礎上，發展為死刑三復奏制度。

「登聞鼓」直訴制度的建立。這種在朝堂外設鼓以待有冤抑者擊鼓直訴的制度，有利於補救審級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於防止司法官員枉法舞弊，是對不許越級起訴限制的補充，符合訴訟審判制度發展的進步趨勢。

⑺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立法概況是什麼

南朝在封建法制建設上甚少建樹，而北朝各國都比較注意封建法律的修訂，其中北魏律和北齊律影響最大。

公元386年，鮮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推行封建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學習漢族地主階級實行封建法治的經驗，以改變其「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的落後狀況，這是北魏統治者重視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因。北魏律幾經修改，至孝文帝太和年間形成最後的規模。北魏律共二十篇，篇目可考有十五篇：刑名、法例、宮衛、違制、戶律、廄牧、擅興、賊律、盜律、斗律、系訊、詐偽、雜律、捕廣、斷獄。先後參加魏律編撰工作的漢律學家多達數十人，其中許多是當時著名的儒學大師。北魏律的制定除吸收魏晉律的長處外最突出的就是進一步「納扎人法」，把更多的儒家規范納入法典之中，使得北魏律在儒家化過程中更進了一步。

公元550年，北齊建立。武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完成了《北齊律》的制定，這是一部在中國封建法制史上佔有突出地位的封建法典，北齊律共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條，其實際主持者是擅長律學的渤海封氏，並有數十名儒生的參議，經過長達十五年的精心研討，才製成北齊律。這項規模宏大的立法活動，不僅全面總結了歷代封建王朝的立法經驗，而且富於創新精神，撰律者「校正古今，所增損十有八九」。北齊律的篇且是：名例、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原牧、雜律。

北齊律基本上確定了中國後世封建法典的體例與規模。一方面，北齊律把晉律，北魏律中的刑名、法例二篇合為名用律一篇，仍置於律首，作為「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較舉上下綱領」的統率全律的總則，正式確立了名例律作為封建法典總則與核心的地位。自此以後至明清各朝法典相沿不改。另一方面，北齊律的十二篇，雖經後世各朝稍加損益，但基本上保留了名例律統率十一篇分則的結構。

北齊律還首創「重罪十條」，隋、唐律在此基礎上正式形成「十惡」制度，成為中國封建法典中最重要的核心內容。另外，北齊律中奠定了封建制刑罰體系的基礎，即杖、鞭、徒、流、死，在此基礎上隋唐律正式形成了答、杖、徒、流、死的封建制五刑。

北齊律為中國封建法制的發展與完善作了突出貢獻，它吸收了前朝立法和司法的成功經驗，具有「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顯著特點，是隋唐兩代成熟完善的封建法律的直接藍本。

⑻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司法制度具體是什麼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各王朝的司法機關的名稱和建制基本承襲漢制，同時，為了適應這一時期新形勢的需要，又在漢朝的基礎上有了重大發展。

魏明帝時，在延尉之下增設律博士一職，專門負責教授法律知識，以提高司法官吏的專業素質和審判水平。西晉承襲了這一做法，並增設了其他職官。至北齊，廷尉正式改名稱為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大理寺的建立增強了中央司法機關的審判職能，也為後世王朝健全這一機構奠定了重要基礎。此時期進一步提高尚書台的地位其中的「三公曹」與「二千石曹」執掌司法審判同時掌囚帳，這為隋唐時期刑部尚書執掌審判復核提供了前提。 這時雖無專門的司法行政機構，但在尚書台之下已分設各專門部門，其中就有專門掌管全國司法行政事務同時兼理刑獄的機構，長官多稱為尚書。至南朝梁和北齊，尚書台正式改為尚書省，以尚書分統下屬的「六曹」，如北齊的殿中尚書專掌「諸曹囚賬，斷罪，赦建金雞等事」，都官尚書專掌「詔書律令勾檢之事」(《隋書·百官志》)，已初具後代刑部的性質和規模。

⑼ 魏晉南北朝法律制度的主要發展變化

主要表現在法律儒家化進一步加強：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隨著社會政治經濟關系的變化，法律內容也有所發展，主要表現在禮法結合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說，在漢代中期以後的法律儒家化的基礎上更廣泛、更直接地把儒家的倫理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使禮、法更大程度上實現融合。

⑽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及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一 立法概況 (一)三國時期的立法概況 在鼎立形勢下的三國法制，一般沿用漢制，承襲漢律。但都有自己編纂的法律，尤以魏國法律較詳備。魏明帝時制定的魏律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魏明帝曹睿下詔改定刑制，由陳群、劉邵等人參酌漢律，「作新律十八篇」，這就是三國時期著名的《魏律》。魏國這次大規模的修律活動，實際上是對秦漢相沿的舊律作了一次較大的改革。魏律內容與條文更加統一，結構更加嚴密。對晉律的制定有直接影響。蜀國定都於成都之後，曾由伊籍與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為蜀國的重要法典。在吳國，據《文獻通考》記載，「吳之律令，多依漢制」。其立法活動。 (二)兩晉的立法概況 西晉時頒行過律、令、故事、式，皆為東晉所沿用。《晉律》（又稱《泰始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晉律》與漢、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 1、法律概念更加規范、准確。由於律學的發達，晉代統治者對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們首次區別了律與令的性質。《晉律》頒行後，張斐、杜預兩大律學家為之作注，經朝廷批准，頒行天下，與《晉律》具有同等效力，稱為《張杜律》。2、體例設置更加合理。《晉律》將《新律》的《刑名》篇分為《刑名》與《法例》兩篇，置於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總則，並加強其統領諸篇的地位。3、禮律進一步融合。為了維護士族利益，晉代統治者將禮入於律中，「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時期的立法概況 從立法情況看，總的來說是北朝法律優於南朝。南朝統治者由於熱衷玄學，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視法律的編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沒有什麼建樹，基本上是沿用《晉律》。北朝幾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重視律令的編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齊律》上承漢、魏、兩晉，下啟隋、唐，在完善我國封建法典的歷史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北齊律》不但吸收魏晉立法的經驗，而且經過當時律學家總結前代法典編纂的得失，被稱為「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北齊律》共計十二篇，949條。其中將《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為名例篇冠於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著定罪制，「較舉上下綱領」的統攝作用，增強了封建法典的科學性。而定律十二篇，則是完成了漢以來封建法典由繁至簡的改革過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 首創「八議」、「官當」制，特權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議」制度。這是封建等級特權原則在刑法適用上的進一步具體化，是對封建貴族官僚減免刑罰處分的特權規定。「八議」的對象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凡屬上述八種人犯死罪時，「議其所犯」奏明皇帝裁處，一般可降為流罪，流罪以下減刑一等。至北魏、南陳時，法律還確定了「官當」制。這是封建法律關於官吏用官職爵位抵當徒罪的一種制度。(二) 五服制度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所謂「五服」，即根據親屬關系的遠近所規定的五種喪服的服制，根據服喪期限的長短與喪服質地的粗細，服制共分斬衰（三年）、齊衰（一年）、大功（九個月）、小功（五個月）、緦麻（三個月）五種，統稱「五服」。親者服重，疏者服輕，依次遞減。所謂「准五服以制罪」，即對於親屬間的相互犯罪，根據五種喪服所表示的遠近親疏關系來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對以尊犯卑者的處罰愈輕，對以卑犯尊者的處罰愈重；服制愈遠，則與此相反。它是罪刑確立標准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進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現，並對後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 確立「重罪十條」 「重罪十條」正式確立於《北齊律》，是指被封建統治者認為直接危害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謀反、篡權）、大逆（毀壞皇家宗廟、山陵或宮殿）、叛（背叛國家、里通敵國）、降（投降敵偽）、惡逆（謀殺或毆打尊親屬）、不道（殘酷地殺人，如殺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盜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過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養尊親屬或不依禮服喪）、不義（逆殺本屬官長）、內亂（親屬之間犯奸亂倫）。凡犯有「重罪十條」之一者，不在八議、上請、贖免之列，一律予以嚴懲。(四) 刑罰制度的改革進步 族刑連坐范圍不斷縮小。魏初將「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犯者「腰斬，家屬從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孫」。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東晉「惟不及婦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而以「女子沒縣官」。自東晉、北魏以後，凡從坐之婦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沒為官奴婢，這對於後世的刑罰制度有明顯的影響。 免除宮刑，進一步廢止肉刑。魏晉時，由於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恢復肉刑的聲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關於肉刑的爭論。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罰而言，是沿著進一步廢止肉刑的方向發展的。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北齊後主天統五年（公元569年）：「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至此，結束了宮刑的歷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漢文景時期刑制改革以後，勞役刑與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為刑罰制度的主體內容。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繼續改進，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五）法律形式、立法體例的發展和法律概念的規范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於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現，它們互相補充成為統治階級手中靈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從而推動了隋唐以後律令格式並行的局面。中國封建法律之體例，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首先，改具律為名例律，置於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於律首始於曹魏，綜合刑名法例為名例成於北齊。其次，經過長期沿革，北齊定律十二篇，為以後隋唐律的篇章結構提供了先例。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日漸規范化。就晉律而言，從張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確規定了故意與過失的區別；主犯與從犯的區別；罪與非罪的界限；罪與罪之間的區別等， 對封建刑法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 三 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 三國時期的司法機關基本上沿用漢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書三部分組成。廷尉是最高審判機關的長官，下設屬官政、監、平。南北朝時，北齊將廷尉擴大為大理寺，為專門審核刑案的官署，設卿、少卿、丞為主官，下有政、監、平，並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幹人，使中央司法機關趨於完備。在地方，由行政長官兼理獄訟，一般是由縣令先作判決，後經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斷決，送州刺史，最後送廷尉。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司法審判制度，大體沿襲東漢之制，又有所發展改進，主要表現在：皇帝直接控制審判親自錄囚。為了加強對司法機關審判活動的監督檢查，這一時期普遍推行錄囚制度。許多皇帝都親自參與審錄訊問囚徒的活動。同時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審錄囚徒。南北朝時期，封建皇帝還通過案驗制度，監督檢查各地的司法審判工作。 確立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為了慎重對待人命關天的死刑重罪，同時也為了便於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開始逐步確立死刑奏聞皇帝復核的制度。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的確立，直接影響到後世的司法。隋唐時期在此基礎上，發展為死刑三復奏制度。 「登聞鼓」直訴制度的建立。這種在朝堂外設鼓以待有冤抑者擊鼓直訴的制度，有利於補救審級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於防止司法官員枉法舞弊，是對不許越級起訴限制的補充，符合訴訟審判制度發展的進步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