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刑事訴訟法第48條

『壹』 新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的規定有哪些

證據的種類，是指表現證據事實內容的各種外部形式，具有法律約束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規定了刑事案件證據的八個種類，分別是：(一)物證，是指以其物質屬性、外部特徵、存在狀況等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物品和痕跡。(二)書證，是指以其記載的內容和反映的思想來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書面材料或其他物質材料。(三)證人證言，是指證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 (四)被害人陳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況和其他與案件有關的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關案件的情況向偵查、檢察和審判人員所作的陳述。內容主要包括承認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說明自已無罪、罪輕的辯解。(六)鑒定意見，是指受公安司法機關指派或聘請的鑒定人，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後所作出的書面結論。(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是指以錄音、錄像、電子計算機或其他高科技設備所存儲的信息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資料。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 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證據包括：(一)物證；(二)書證；(三)證人證言；(四)被害人陳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六)鑒定意見；(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

『貳』 證據的三性原則是指哪三性所有的證據都要符合這個原則嗎

一、證據三性原則是怎樣的
證據「三性」要求包括合法性要求、關聯性要求和客觀性要求。對證據「三性」的審查分析並不是局限於在法庭上由法官來進行。實際上，包括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在內的公安司法機關以及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都要對自己或他人收集來的證據材料進行審查分析。在偵查階段，偵查人員必須對自己收集來的證據材料進行審查分析，確認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合法、相關、客觀真實，並在此基礎上，確認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後，才能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同樣，在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或者自行補充偵查所收集的證據材料經過審查分析，認為據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包括單個證據和全案證據達到了法定的要求，才能向法院提起公訴。在審判階段，法官對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同樣存在一個審查分析的過程，在此基礎上才能認定案件事實，作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決。辯護律師對證據也同樣需要進行審查分析，一方面用以支持自己的主張，另一方面質疑控方的證據和反駁控方的主張。
(一)證據的合法性要求
依照刑事訴訟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法律對證據合法性要求包括：
1、證據必須由法定人員收集。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收集證據的法定人員包括檢察人員、審判人員、當事人及其辯護人、代理人。非上述法定人員所收集的證據，法律不認為其具有證據能力。
2、證據必須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法定人員收集證據的程序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這些程序性規定涉及收集證據的方法、手段、步驟和途徑。有的是從積極方面予以規定，如刑事訴訟法第91條至95條規定了關於收集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具體方法、步驟;有的則是從消極方面予以規定，如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3、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種類。為了從形式上保障證據內容具有客觀性，我國法律對證據的種類作出了明確規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刑事證據包括以下七種，即：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和視聽資料。
4、證據必須具備合法的來源。合法的來源是指證據的獲取途徑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法律對證據的來源作出了規定，包括提供證據的主體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鑒定人而不能是其他人;法律還對各提供證據的主體作出了一定條件的限制。例如，對於證人證言，必須是由合格的證人作出。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這是對證人資格的法律要求。再如，對於鑒定結論，鑒定人必須經司法機關指派或聘請，對於人身傷害的醫學鑒定有爭議需要重新鑒定的或者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還必須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鑒定人遇有法定迴避情形還應當迴避。這是對鑒定人提出的法律要求。
5、證據必須具備法定的形式。《刑事訴訟法》第122條和第133條分別規定偵查訊問(詢問)所得的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都應由訊問人和被訊問人簽名或蓋章，勘驗檢查筆錄應由參加勘驗檢查的人和見證人簽名或蓋章;鑒定結論應由鑒定人簽名;視聽資料應當附有製作者、製作時間、地點、對象、製作過程及設備有關情況的書面說明等，其目的是證明其來源出於合法的途徑。
此外，收集、調取的書證、物證應當是原件或原物。採用副本、復製件或拍攝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內容的錄像或照片應符合一定的條件：製作人不得少於二人;應當附有關於製作過程的文字說明及原件、原物存放何處的說明;由製作人簽名或蓋章。
6、證據必須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物證必須當庭出示，讓當事人辨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庭宣讀，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二)證據的關聯性要求
證據的關聯性要求納入訴訟過程的證據材料必須與案件事實有實質相關並對案件事實有證明作用。關聯性是證據三大特性之一。這說明證據必須與本案事實相關，否則對本案無實際意義，應予摒棄。換言之，原則上一切無關聯性的證據都應排除，這就是關聯性規則。證據的關聯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證據與案件事實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二是證明事實對案件事實有正面或反面的證明作用。」[1]
證據的關聯性可從下列幾方面理解：
關聯性是證據的一種客觀屬性，即證據同案件事實之間的聯系是客觀聯系而不是辦案人員的主觀想像和外部強加的聯系。
證據的關聯性應具有實質性意義。即證據與案件的基本事實相關，在刑事案件中是指關系當事人是否犯罪、犯罪性質及罪責的輕重等。
相關的形式或渠道多種多樣，包括直接相關和間接相關、正面相關和反面相關、必然相關與偶然相關，肯定性相關與否定性相關，單因素相關以及重合相關等等。關聯性應達到一定程度，如果關聯性過於間接和十分微弱，此證據被視為不具有關聯性。
關聯性的實質意義在於證明力，即有助於證明案件事實。與案件事實關聯程度的強弱直接影響到證據的證明力。如證人甲僅證明犯罪嫌疑人某段時間到過現場，而證人乙卻能具體證明某時某刻曾親眼目睹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的過程。毫無疑問，後者與本案關聯更為緊密，其證明力較前者強。
(三)證據的客觀性要求
證據的客觀性具有以下幾層含義：
1、證據的客觀性首先是指證據形式的客觀性，指證據必須具備客觀存在的形式，能以某種方式為人們所感知。
2、證據的客觀性是指證據所反映的內容必須是真正發生過的事實，必須是對客觀存在的事實的反映，而不是一種假設或虛擬，更不是對事實的杜撰或捏造。證據的這個特性是獨立於人的意志以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3、證據的客觀性是指證據的內容本身必須是客觀的。證據的客觀性除了要求證據是對客觀事實的反映以外，還要求證據的內容本身必須符合客觀發生過的實際情況，如書證上所反映的內容，必須符合客觀真相，必須是確有其事的。例如張三借給李四5萬元錢。這個內容必須符合客觀發生過的實際情況。如果張三客觀上沒有借給李四5萬元錢，那麼，就可以說這個證據不具有客觀性，是偽造的，是違背事物的本來面貌的。
4、證據的客觀性使案件事實的認定具有可靠性和說服力。在證據的發展史上，曾經出現過神示證據制度、法定證據制度等。這些方法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認識案件事實，但它是一種游離於案件事實的外在方法，與通過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相比，具有主觀、武斷和片面的特點。而證據是一種以事實來證明事實的方法，與其他方法相比，它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是最可靠、最具說服力的。
任何證據都有一定的來源，不論是控告、舉報、自首、坦白所提供的證據，還是通過勘驗、檢查、搜索、扣押或詢問、訊問所搜集的證據，各自都有確定的來源。證據的來源除必須合法外，還必須是客觀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證據的客觀性要求我們做到：
1、詢問證人、被害人，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應用原話記錄，以准確表達陳述人言詞的原意，對於陳述者陳述時的神態、語氣應反映出來，以客觀全面、准確地反映案件事實的本來面目，而不能斷章取義，甚至違背陳述者原意記錄。
2、在詢問證人、被害人，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禁止誘導性詢問。誘導性提問對被詢(訊)問者起到暗示的作用，直接影響到他們所作供述、陳述、證言的真實性。
3、我們在收集書證、物證時，對書證不得塗改，對特定物的物證不得以同類物來代替，以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
4、要求證人所言是其親眼所見所聞，不是轉述他人所述，更不是道聽途說或主觀猜測。
需要明確一點是，證據的客觀性並不等於證據的真實性。某個證據具有客觀存在的形式，並不等於這個證據就是真實可靠的。某個證據的內容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也不等於這個證據的反映就是准確的和沒有任何誤差的。客觀性既是證據的採納標准之一，也是判斷證據真實可靠性的依據之一。

『叄』 未成年人能不能出庭作證，有沒有作證的權力

我國，《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對兒童受教育等權利的保護問題作出了規定，但對於兒童證人作證問題，只有刑事訴訟法和有關司法解釋作了粗略規定，主要有：
《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證人資格）：「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為證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7條規定：「對於證人能否辨別是非，能否正確表達，必要時可以進行審查或者鑒定。」第146條規定：「詢問證人應當遵循以下規則：……；不得以誘導的方式提問；（三）不得威脅證人；（四）不得損害證人的人格尊嚴。」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61條規定：「詢問不滿十八歲的證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第163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詢問中涉及證人隱私的，應當保守秘密。」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90條規定：「詢問未成年的證人、被害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第192條規定：「詢問中，涉及證人、被害人的隱私，應當保守秘密。」
由上述可見，我國關於兒童證人的立法主要限於兒童證人的資格、被詢問時允許代理人在場方面，其他方面的規定與普通證人並無區別，對兒童證人權利制度的立法在內容上顯得極為匱乏，這說明，我國兒童證人制度的立法沒有考慮到兒童這一特殊主體的需要。

『肆』 法律上的證人證言怎麼規定的

證人證言，是指證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證人證言一般是口頭陳述，以筆錄加以固定;辦案人員同意由證人親筆書寫的書面證詞，也是證人證言。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所以，證人應當是除當事人以外了解案情，能夠辨別是非並正確表達的公民個人，單位不能作證人。鑒於證人的身份是由於他們對案件情況的感知在客觀上與案件之間形成了相應的證明關系所決定，因此，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辦案人員隨意指定更換;證人本人也不可以僅以個人意見作證或拒絕作證;證人必須親口陳述或親筆書寫證言，除辦案人員製作筆錄以外一般不能委託他人代理。這種「證人不可替代」的特性同時決定了證人作證的優先，即當訴訟中的證人身份形成以後，他們將不可以在訴訟中擔任偵查、檢察、審判人員及鑒定人、翻譯人員等。

見證人，是指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應辦案人員要求對訴訟中的某些法律行為進行見證的人。例如，對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的訴訟程序行為是否合法所進行的見證，由於這些證明行為不是針對案件事實而作，所以，見證人不是證人。

證人證言具有以下特點：(1)它只是證人對案件有關情況的感知，而不是個人的推測或分析判斷意見。(2)它是證人對感知或傳聞情況的反映，所以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證人的主觀和客觀條件的影響，即使善意證人也可能提供不真實或不夠真實的證言。由於證人是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與案件和案件處理結果沒有切身利害關系，所以，一般來說，證人證言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或被害人的陳述更為客觀，真實性和可靠性也較大。證人轉述他人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必須說明來源。(3)證人證言的來源和證明的范圍十分廣泛，所以，它是刑事訴訟中最常見的證據。

證人證言在訴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體現在：(1)幫助辦案人員發現和收集其他證據;(2)用於鑒別其他證據的真偽;(3)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甚至是案件主要事實的根據;(4)揭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諾言或者被害人的虛假陳述;(5)作為公民同犯罪做斗爭的法律武器，通過作證，使犯罪行為和犯罪人得到證實，以利於訴訟的順利進行。

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比較普遍地存在著證人不願作證，特別是不願意出庭作證的問題，為此，刑事訴訟法進行修正時增加了一條專門規定，即第49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收集證人證言的方法是詢問證人。收集證人證言必須依法定程序進行，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以保證證人提供證言的真實性。詢問證人，應當首先告知他一定要如實提供證言，如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要負法律責任。詢問證人應當個別和口頭進行。嚴禁對證人採用拘留、刑訊、威脅、利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證言，也不得先由辦案人員具體介紹案情，再暗示證人如何提供證言。詢問時，應當全面、如實地對證言內容進行客觀記錄，不能加入辦案人員的主觀臆想和個人理解;證言中的矛盾，應當由證人自己作出解釋。

『伍』 如何看待證人證言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

一、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之一，證人證言歷來受到廣泛重視。一個自然人，根據自己的感覺器官對案件客觀情況的感知程度所作的真實陳述，不同於其它刑事證據，具有不可選擇性。由於感知是證言形成的基礎，只有親自感知了案件事實的人才能成為證人，因此就某一具體案件而言，證人都是特定的。①作為不可替代的證據，證人在刑事訴訟中不但可以幫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實情況，還對刑事審判程序的公正有著重要意義。1996年全國人大對我國刑事訴訟法進行了重大修改，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庭審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強化了控辯雙方在庭審中的作用，調動了控辯雙方在庭審活動中的積極性。從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的司法實踐來看，新的庭審方式在推行中最突出的、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可以說就是證人出庭作證問題。突出表現為證人不願作證、不敢作證；既使提供了證詞，也不願或不敢出庭作證。據《檢察日報》的調查，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長春市二道區檢察院1997年共審查起訴185件258人，有證人出庭的僅8件。1998年該檢察院共起訴197件277人，有證人出庭作證的僅11件。這種狀況的形成，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有社會文化背景、經濟因素的影響，也有心理作用，但筆者認為最為關鍵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陷，證人的法律制度不夠健全。
二、我國證人制度的現行立法
目前，我國並無關於證據制度的專門立法，有關證人作證的規定散見於刑事訴訟法的各個章節和相關法律文件之中。概括起來，主要有：
（1）證人資格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2）證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的規定
1、 證人訴訟權利
（1）證人有權按照自己知道的案件情況提供證言，不受任何機關、團體、單位和個人的干涉。《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並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2）證人有權要求司法機關保障自身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刑法》對上述行為也規定了相應的罪名，即第306條妨害作證罪、第308條打擊報復證人罪等。
（3）證人有權向司法機關要求補償因到案作證所支出的費用，以及所減少的勞動收入。
（4）未成年證人的特殊保護。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8條專門規定，詢問不滿18歲的未成年證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
此外，《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證人在偵查期間有權要求對自己的姓名保密和在整個訴訟階段對自己報案、舉報的行為保密，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作證的權利，有在開庭前三日內獲得出庭通知的權利，以及開庭後查驗、核對自己證言的法庭筆錄的權利等。
2、證人訴訟義務
（1）證人有作證的義務。《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2）證人有向司法人員如實陳述和回答所題問題的義務，即證人如實作證的義務。證人不僅有作證的義務，而且必須如實提供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此外，還規定了證人有義務保守司法機關向其詢問的情況以及他所稱述內容的秘密，不得向無關人員泄露以及遵守法律秩序等義務。
3、 證人證言效力的確認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言並且經過查實後,才能作為定案根據。」也就是說，證人證言要得到法院的採信，必須經過當庭質證。
4、證人不出庭作證條件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42條規定：「未成年人、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其證言對案件的審判不起直接作用的和有其他原因的情形下，經人民法院准許，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
三、現行法律證人制度分析
我國關於證人的立法，雖然對證人資格、權利及保障、義務及責任等都作了規定，初步形成了證人制度的輪廓，但是規定極為粗略，條文過於原則，不利於實踐操作的弊端顯而易見。
（一）證人權利、義務規定的缺陷。《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由此，可以看出作證是證人的一項義務。權利和義務相一致，是法學基本原理。因此，證人履行作證的義務總是與其作證應享有的權利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法律義務的履行又總是與不履行義務的法律制裁聯系在一起的。但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和對不履行作證義務的法律制裁，與證人承擔的作證義務相比是不對等的。具體表現在：
1、證人權利保障的缺陷，即證人保護上的缺陷。
（1）對證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缺乏具體的保護措施，沒有相應的保護運行機制。證人依法履行作證義務，受到法律的保護，任何人都不能對其阻撓、侵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在對證人的人身權利保障方面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從上文可以看出第49條規定了事後對傷害證人的行為實施懲罰，我國刑法對此類行為也規定了相應的罪名。但是，這些規定一般只限於對證人事後的保護，即證人在遭到不法侵害後司法機關才追究行為人的責任，由於缺乏相關的保護運行機制，且未規定對證人事前預防性保護措施，證人的人身安全往往難以落實。對證人的財產也缺乏保護。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內容不僅應包括人身權利的保護，而且還應包括對財產權利的保護。目前此方面無相應規定。
（2）未規定作證的經濟補償。證人到指定地點提供證詞或出庭作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失，如花費的交通費、住宿費以及誤工費，對此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均未確定是否應當補償、由誰負責補償以及如何補償等。
（3）證人的特殊保護是空白。如證人對於與案件無關的問題，是否有權拒絕回答沒有明確規定。至於國際上較為普遍的證人拒證權，反對自我歸罪特權等，毫無涉及。
2、對證人不履行作證義務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
既然證人作證是法律規定的義務，那麼如果證人不履行這一義務，就應當加以適當的法律制裁。刑法設立了偽證罪，但無法約束拒不作證行為。雖然《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隱匿罪證的，應當依法處理。《刑法》第305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的、隱匿罪證的，以偽證罪論處。但對拒絕作證的情況，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都沒有規定製裁措施。目前，我國刑法只對特定案件中拒絕提供證言規定了的法律責任。刑法第311條規定：「明知他人有間諜犯罪行為，在國家安全機關向其調查有關情況、收集有關證據時，拒絕提供，情節嚴重，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規定只適用間諜案，且是在偵查階段證人拒證的情況，所以對確保證人提供證詞或出庭作證的作用有限。對證人拒不配合，無法律規范約束，這顯然是立法上的一個缺陷。以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為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規定："必要時，也可以通知證人到人民檢察院提供證言"。同時刑事訴訟法第142條作出規定：「對證人，不得採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獲取證言。」但由於缺少對證人相應的制裁措施，偵查機關對證人拒不配合的各種行為，毫無對策。偵查機關能否用何種措施使該證人到案，法律無明文規定。故雖然條款的規定約束了證人，而實則無具體條文規定給予保障。
可以說，立法上對證人作證行為的性質採用雙重標准，對證人作證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又不對等，使得證人制度明顯的存在缺陷，並導致這種缺陷成為司法實踐的一大難題。
（二）立法相互矛盾，導致證人出庭具有可選擇性。司法實踐中證人制度出現的最大問題體現在證人不出庭作證、拒絕出庭作證，證人在庭前的陳述在法庭審理中大量使用，導致控辯雙方的質證難以展開，法官難以證人當庭的證言來直接審查證言的真偽。刑事訴訟法第47條和第48條雖然都規定了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但無論是實體規則還是實施規定，都存在互相矛盾之處。
從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41條第1款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已經確立出庭作證是證人的義務。但是刑事訴訟法第157條又規定：「公訴人、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筆者對此條的理解是，證人可以不出庭,其證言只要經過公訴人或辯護人宣讀,審判人員在聽取公訴人及訴訟參與人的意見後,仍可作為定案的證據。也就是人民法院《解釋》第58條的規定：「未出庭證人的證言宣讀後經當庭查證屬實後，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人民檢察院《規則》第337條第2款也規定了：「對於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公訴人應當當庭宣讀。」這樣，相關規定證人也可以不出庭。這種立法上的矛盾使證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證詞與公訴人、訴訟參與人宣讀的證人證言具有同樣的效力,均可作為法庭採納的證據。因此在庭審過程中,司法人員往往擇易避難,以書面證言、詢問筆錄代替證人出庭作證,以宣讀證言代替出庭質證。所以，有的學者指出「由於我國沒有嚴格確立直接言詞原則，對於證人不出庭作證的行為，在證據效果上沒有體現。換言之，證人庭審前的陳述在證人不出庭的情況下可以直接採信。因此，檢控方也缺乏傳喚證人出庭作證的動力。」② 「這無疑是導致證人不出庭在我國成了司法實踐的痼疾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矛盾直接限制了有關法律規定的有效運行。」③
四、證人制度的立法完善
當然，目前我國證人制度存在的問題除了立法上的原因還有證人自身的觀念上、司法辦案人員的態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徹底解決證人制度上的問題，絕非易事。除了要加強法制宣傳，增強證人的作證意識和提高司法人員辦案水平外，關鍵的是要解決法律規范的完善問題，也就是從立法上完善證人制度，制定專門的證人作證法規或規則，對證人的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
首先，應明確規定言詞原則，即審判長必須依據在開庭審理時經口頭陳述、口頭辯論的事實作出判決。二是平衡證人的權利和義務。給予證人與義務對等的權利和充分的尊重。三是設置證人不出庭的制裁措施。對負有法定出庭義務的證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的，經教育後仍不履行義務的可以根據其情節的輕重，採取如拘傳、罰款、拘留等措施。四是規范證人作證的程序。法律應明確規定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提供的證人，都應由法院負責保證證人到庭，改出庭通知為傳票方式傳喚證人出庭作證。五是應加強對證人的保護，明確對證人的經濟補償。目前，對證人的保護只有原則規定，沒有具體措施，且這種保護只是一種事後制裁，因此法律應具體規定對證人採取預防性的保護措施。另外，還應明確規定證人出庭的經濟補償權和具體經濟補償項目。
要完善刑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就必須綜合我國當前的法制環境和司法實踐，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既有實體法上的也有程序法上的制度。對於這一問題的解決，學界進行了詳盡的探討，筆者在這里就不進行贅述了。

『陸』 淺論如何將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作為刑事訴訟證據

一、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機制
所謂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銜接機制，是指以刑事執法機關為中心，將行政執法機關進行行政處罰過程中的涉罪行為依法吸納到刑事司法程序中來的辦案協作機制。在這個機制中，主要涉及三機關的相互關系，即行政執法機關、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兩兩銜接關系。一是行政執法機關與公安機關的關系：行政執法機關應向公安機關移送發現行政相對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二是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關系：公安機關應向檢察機關移送其在治安管理過程中發現的以及行政執法機關向其移送的行政相對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三是行政執法機關與檢察機關的關系：行政執法機關應向檢察機關移送發現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的案件。此外，在我國，還存在一類特殊的銜接關系，即紀檢監察機關與檢察機關的關系。紀檢監察機關依照法律授權，有權查處黨員、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違紀行為。因此其在發現黨員、國家工作人員有觸犯刑法的犯罪行為時，應移交檢察機關處理。由於紀檢監察機關中的監察機關屬於行政機關，因此對於其收集保全的證據，為了便於論述，也一並放入行政執法證據中加以分析。

二、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向刑事訴訟證據轉化的必要性
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轉化為刑事訴訟證據，從表面上看，是行政執法實踐中提出的問題，但從本質上講，它是由我國的具體國情和現階段反腐敗斗爭的形勢所決定的。
(一) 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轉化為刑事訴訟證據是我國的具體國情決定的
目前，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在經濟領域內，以非法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經濟犯罪活動有愈演愈烈之勢。被激發的個體利益與公共權力相結合，致使借公權獲取私利的職務型經濟犯罪急劇增長，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罪已成社會「公害」，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和憤慨。行政機關正具有採集行政相對人違法犯罪證據的行政執法優勢，易於發現揭露經濟犯罪的案件線索。特別在當前挪用、貪污、受賄等經濟犯罪不減，違規決策造成嚴重損失浪費、集體私分國有資產等重大經濟犯罪時有發生的時候，審計證據對促進懲治腐敗、推進廉政建設發揮著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
(二) 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轉化為刑事訴訟證據是降低司法成本，提高辦案效率的現實需要
效率作為人類社會的一項價值目標，已經成為現代刑事訴訟的一個發展趨勢。它要求以最小的訴訟成本取得最大的訴訟效益，但在目前我國的查辦的行政違法犯罪案件工作中，行政機關查清違法犯罪事實，獲取有罪證據之後，司法機關為了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責任，還必須重復調查取證。其弊端在於，一方面浪費了人力、物力和財力，使本來就十分緊缺和有限的辦案資源不能發揮應有的效益，同時增加了被調查單位和證人的負擔，影響其正常的工作。另一方面，由於不同的機關和不同的人員採用不同的方式重復調查同一問題，也容易使犯罪嫌疑人產生僥幸心理，推翻已經作出的供述。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轉化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極大地優化了資源配置，減少重復調查取證帶來的負面影響，必將成為降低辦案成本，提高辦案效率的有效方式和最佳選擇。

三、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向刑事訴訟證據轉化的理解
（一）對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向刑事訴訟證據轉化主體的理解
行政執法機關的范圍非常廣，除了工商、稅務、質監等行政執法機關外，公安機關和各級政府的監察部門也都有行政執法職能。而公安機關同時又是刑事案件的偵查機關，監察部門也負責職務犯罪的大量前期調查工作。如此一來，很可能會導致偵查程序前置，或者出現在刑事立案前大規模採用行政手段收集證據等情況；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在查處具體案件時，從行政權行使的角度，可以視為監察部門的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所以其收集的實物證據可根據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的規定作為刑事證據使用。據此，行政執法主體和行政執法人員必須符合法律規定，必須有執法權。
（二）對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向刑事訴訟證據轉化方式的理解
新的《刑事訴訟法》並沒有明確兩法銜接中證據是否可以轉化及其轉化方式，只是規定了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筆者認為原則上由不適格主體收集的各種證據材料不可以直接作為刑事證據材料使用，並對於不同形式的證據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轉化。
對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材料經依法審核屬實後作為刑事證據材料使用。雖然新的《刑事訴訟法》然只列舉了「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四種實物證據材料可以在刑事訴訟中使用，但後文卻以「等」字兜底，其意旨在表明物證、書證、現場筆錄、勘驗筆錄、檢查筆錄、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實物證據均可核實後轉化為刑事證據材料。之所以對實物證據採用審核屬實即「核實」轉化的方式無外乎「實物證據具有較強的客觀性，不易失實」。新的《刑事訴訟法》沒有提及對於言詞證據的轉化方式，有的學者提出，對兩法銜接中的言詞證據轉化採用原則加例外的形式：「例如非司法機關立案偵查以前依照有關行政、紀檢、監察等條例規定程序製作的調查筆錄，不能作為犯罪嫌疑人供述適用。但如發生被調查人員死亡、出境等無法取證的特殊情形的，應當經偵查機關依法對原取證過程的真實性、合法性（符合行政、紀檢、監察部門有關調查取證規定）調查核實後予以繼續使用，等等。」筆者認為新的《刑事訴訟法》對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中收集的言詞證據是先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然後依據刑事訴訟法律規定重新製作收集。但是，如果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可由司法機關依情況先以司法解釋的方式，靈活取捨某些言詞證據作為兩法銜接證據轉化中直接排除的例外，如對於那些經審查確實是依法定程序收集的，確因當事人或證人死亡、下落不明等不可抗力而無法再收集的言詞證據，可作為刑事證據材料使用。
（三）對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向刑事訴訟證據轉化結果的理解
通說的證據和定案的根據是同一個概念，即凡是未經查證屬實的物證、書證、證人證言等各種證據形式均為證據資料，這些材料未經查證屬實之前，有可能是不真實的，所以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根據此思路，新《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證據包括：（一）物證；（二）書證；（三）證人證言；（四）被害人陳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六）鑒定意見；（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一規定明確了刑事司法中證據材料與證據的區別與聯系，可以用作證明案件事實的這八種證據形式只是證據材料；而這些證據材料經過查證屬實方為司法機關定案根據的證據。但是，《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規定中提及的「證據材料」和「證據」並非分別與上述刑事司法中的「證據材料」與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一一對應。從新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一、二款規定來看：「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其首先規定公安司法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然後規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如實提供證據，隨後才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從本條表述的承接邏輯順序分析，此處行政機關移送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中收集的證據材料給公安司法機關的行為，只是「有關單位或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中的一種特殊方式（這也與行政機關在查處行政違法行為過程中對涉嫌犯罪行為依法移送司法機關相對應）。而這些移送的證據材料只是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的證據材料，還不是刑事證據材料，只有經過公安司法機關轉化，符合刑事訴訟法律規定的證據材料後才可能作為刑事證據材料使用。可能還會有人提及對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關於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的表述，與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48條關於證據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規定正好契合。其實不然，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規定的行政執法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的前提是必須經過公安司法機關通過核實、重新收集等方式轉化後，並能夠證明案件事實，方可作為刑事證據材料使用。而這些核實後的刑事證據材料經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因此，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規定的「作為證據使用」與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的「作為定案的根據」之間有著質的區別。《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規定的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只是行政執法證據材料，在經公安司法機關轉化後方可成為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的「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的刑事證據材料，而不是「作為定案的根據」的刑事證據。還要強調的是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只是一個授權性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中收集的證據材料，是否需要轉化、是否在刑事訴訟中使用應由公安司法機關確定。
四、新的《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對反貪工作的影響
其實在現實的辦案工作中，公安機關、瀆職侵權工作對行政執法的依附性似乎更強一些，因為很多行政執法證據取得後，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確定是否可以立案偵查，行政執法證據本身就直接指向被舉報人，本身就是案件的關鍵證據，比如：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證據，質監部門的行政執法證據就很關鍵；危害稅收征管犯罪，稅務機關的行政執法證據就很關鍵；瀆職犯罪案件中的很多案件，就很大程度依賴稅務、食品監督、環保、林業等許多行政執法證據。在這里，筆者只對行政執法證據對反貪辦案的影響進行展開闡述。
（一）行政執法證據對反貪辦案的積極方面
1、行政執法證據可以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這些證據我們可以直接從行政執法機關獲得。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反貪的工作量。
2、我們反貪初查案件線索，一般不得直接接觸被調查人被舉報人，而行政執法機關在行政執法中可以直接接觸相關人員，且相關人員在思想意識上比較鬆懈，容易調取相關證據，為我們決定是否立案提供了更多的依據、也更強化了證據。
3、我們可以通過查看行政執法部門的執法案卷，從中發現職務犯罪案件線索並同時獲取相關證據。
（二）行政執法證據對反貪辦案的消極方面
1、對我們反貪辦案而言，很多行政執法證據並不直接針對被舉報人。因為我們反貪辦案的主體一般是國家工作人員，而在行政執法中，查處的一般是被舉報人所對應的相對人。比如：我們要查辦一個挪用案，被舉報人是某國家工作人員，而工商部門查處的是某公司使用被舉報人挪用的資金注冊後又抽逃資金的案件。再比如：我們要查辦一個葯監部門領導的受賄案，而葯監局查處的是某醫葯企業生產、銷售假葯，卻獲取了葯品生產批號的問題。在取得這些行政執法證據的同時，也可能驚動了我們想要立案查辦的被舉報人，導致被舉報人提前銷毀證據，訂立攻守同盟等情況。

『柒』 證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有哪些

能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
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10歲的小孩的精神方面發育應當還是具備一定辨別能力，可以作為證人，但是其證據力相對較弱。應結合其他證據進行辨別，
證人依法享有下列權利：
1．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參與訴訟權。證人享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提供證言和參與訴訟的權利。對於不
通曉當地通用的語盲文字的證人，司法機關應當為其提供翻譯。對於某些聾、啞的證人，應當允許他們採用
聾、啞手勢提供證言。在聾、啞的證人作證時，應當有通曉聾、啞手勢的人到場進行翻譯。
2．陳述權。證人享有不受威脅地充分陳述的權利。如果經過回憶，還可以補充陳述或修正原先的證言。
3．控告權。對於司法人員的侵權行為或者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提出控告的權利。
4．人身自由權。證人不是本案的當事人，其人身自由不得隨意加以限制。如果證人由於作證而受到當事人或者其他人的侮辱、誹滂及打擊報復的，有要求對行為人予以制裁的權利。
5．要求保密權。刑事案件的報案人或舉報人，有權要求對其姓名和報案、舉報的行為保守秘密。
（二）證人的訴訟義務
證人應依法履行下列義務：
1．有作證的義務。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8條的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因此，證
人在接到公、檢、法機關的作證通知後，應當按照通知的時間、地點，及時到場接受詢問。如果確有特殊情
況不能按期到場的，應當事先向有關司法機關說明情況，不能無故不到。
2．如實作證。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8條的規定，證人應當如實提供證言。如果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證據，
要負法律責任。
3．出庭接受詢問、質證。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1條的規定，證人在接到出庭通知後，應當按期出庭作
證。在法庭上，證人應當接受法庭的詢問和各方的質證。
4．遵守法庭秩序。在法庭審判過程中，要遵守法庭秩序。
5．保守秘密。證人對司法機關所詢問的情況以及所陳述的內容，不得向無關人員泄露。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並且規定了「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
證據的，要負法律責任」，但是，對於拒不作證的，卻並未規定相應的制裁辦法。因此，在我國，不能強制
證人作證。

『捌』 證人證言誰便可以亂孜嗎

證人證言是不可以隨便進行更改的。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
所以，證人應當是除當事人以外了解案情，能夠辨別是非並正確表達的公民個人，單位不能作證人。
鑒於證人的身份是由於他們對案件情況的感知在客觀上與案件之間形成了相應的證明關系所決定，因此，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辦案人員隨意指定更換：證人本人也不可以僅以個人意見作證或拒絕作證：證人必須親口陳述或親筆書寫證言，除辦案人員製作筆錄以外，一般不能委託他人代理。
這種「證人不可替代」的特性同時決定了證人作證的優先，即當訴訟中的證人身份形成以後，他們將不可以在訴訟中擔任偵查、檢察、審判人員及鑒定人、翻譯人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