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行政法治建設
❶ 聯系實際簡述加強行政法制建設的意義
加強行政法制建設是依法行政的需要。
加強行政法制建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加強行政法制建設是行政機關克服官僚主義，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
結合實際：略。
❷ 談一下加入WTO我國行政執法面臨的問題（需要個人觀點，拒絕抄襲他人的觀點，）
一,加入WTO後我國的依法行政（舊稿）
WTO規則作為全球多邊貿易規則，其規范的對象乃是締約方政府的行政行為。正如世界貿易組織所宣示的：WTO規則「是世界上大多數貿易國通過談判簽署的，為國際商業活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規則，其本質是契約，約束各國政府將其貿易政策限制在議定的范圍內」。我國加入WTO後，首先受到影響將不是「企業」而是「政府」。我國的依法行政將不再完全屬於國內行政管理問題，而要受到國際協議更多的制約，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對此有充分的認識，以積極姿態應對WTO規則對我國行政法治建設提出的新的課題。本文擬就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據、行政行為方式以及行政救濟制度等方面，就加入WTO與我國依法行政的關系作一論述。
一、WTO規則與我國政府行政行為的依據
加入WTO意味著WTO法律規則將成為我國行政法的重要淵源，所謂「依法行政」在依據上將發生重要變化。
眾所周知，WTO使世界唯一處理國家（單獨關稅區）與國家（單獨關稅區）之間貿易規則的國際組織。其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促使貿易盡可能自由地流動，消除貿易壁壘，鼓勵各締約方政府嚴格地遵守WTO的規則和紀律，並履行其承諾，保持其貿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
WTO的法律基礎為《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馬拉喀什宣言》以及附件中的一系列適用協定。世貿組織協定是經各成員立法機構以憲法程序正式批準的國際條約，立法機構在批准這一協定時也承擔了使國內立法與世貿規則接軌的義務。
這一系列協定確定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則，為國際商業活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規則，對締約方政府的對外貿易管制提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建立世貿組織協定》第16條明確規定「各成員應保證其法律、規章與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項協議規定的義務」。這也表明世貿組織成員有義務使其國內立法與世貿協議相一致。《關於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24條的解釋諒解》在原第24條規定的基礎上也增加了「成員放應對遵守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全面負責。締約（國）方應該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合理措施，保證在它的領土內的政府和當局及地方政府和當局能遵守本規定的各項規定」，如果地方政府沒有遵守有關規定，成員甚至有可能被要求提供賠償。
因此，無論從WTO性質、法律地位還是從WTO規則看，WTO約束的是締約方政府的外貿行政管制行為以及與此相關的對國內經濟的管理行為。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達成的關於中國加入WTO的議定書之19條規則詳細規定了中國國內的行政管理問題，沒有一條涉及企業行為。個人或者企業，雖然是外貿活動的主體，他們要與本國和其他各國的法律打交道，但他們並不是WTO協定的當事方，不是WTO權利義務的直接承受者。因為，WTO規則規范的主要對象不是作為單個的經濟交往主體，而是作為整體的一個國家的政府行為，比如，透明度原則要求各成員方所實施的與國際貿易有關的法令、條例、司法判決、行政決定都必須予以公布，甚至某成員方政府與另一成員方政府多締結的影響國際貿易的協定，也必須公布——這一切顯然是針對所有WTO成員方政府所言的。中國加入WTO後，無論是採取將WTO規則轉化為國內法，還是將其直接納入國內法，WTO規則將成為我國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履行WTO協定的法律依據之一，也即成為我國對外貿易行政管制的重要法律依據。
事實上，即使根據我國現行法律，WTO規則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的重要地位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國《民法通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民事訴訟法的規定1987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聯合發布的《關於處理涉外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也指出：「當國內法以及某些內部規定同我國所承擔的條約義務發生沖突時，應適用國際條約的有關規定。我國不能以國內法規定為由，拒絕履行所承擔的國際條約的義務」。無疑，在處理涉外民事案件上條約優於國內法已經成為一項基本的規則。
中國加入WTO後，處理涉外民事案件時，如果國內法與WTO規則不相一致，應該優先適用WTO規則。WTO規則成為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其效力高於國內的一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以及規章。因此，我國加入WTO後，一個隨之而來的必然結果是，我國行政行為的法律依據隨之大大擴張，除了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等等以外，作為國際條約的WTO規則將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二、WTO與行政行為模式的轉變
我國傳統的行政行為模式，比較強調行政的縱向管理職能，強調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管理和服從關系；強調行政行為的「權力」要素,比較忽視對權力的制約，忽視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平衡；強調行政行為的「單方性」，即行政主體只要在其法定的職權范圍內，即可自行決定和直接實施行政行為，不受行政相對人意志的影響或者左右；強調行政行為的強制性，對強制性行政行為的制約比較忽視。與此相對應，傳統的行政救濟方式和程序單一、范圍狹窄。
加入WTO後，我國依法行政的法律環境將發生重要變化，傳統的行政法律理論以及在此指導下的行政模式都將面臨巨大沖擊，強制性、單方性 、不透明性、程序欠缺的傳統行政行為將被注重服務和引導的、透明的、程序法定的、救濟周全的行政行為所代替。
具體而言，加入WTO後，我國的行政行為將在以下幾個方面發生重要轉變：
（1）行政行為理念由傳統的管理理念轉為管理與服務並重
中國入世，意味著政府將承擔更多的服務職能，要「以服務導向代替傳統的政府中心主義」（王世雄《規范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新華文摘》2000年10）這種服務導向要求政府能夠為境內企業提供公開的、多方面的幫助，這是經濟全球化給我國政府的行政行為要帶來的挑戰。從而行政法將更強調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對話和合作，行政將不僅僅是縱向的管理，行政將更多地意味著「服務」。尤其是有關行政主管機關與國內企業之間的溝通、協作關系將日顯重要。因為，作為政府，一方面要對本國制定的法律法規與WTO規則的一致性負責，還要對本國企業界的行為負責，如果政府或者企業的行為違反了WTO規則，中央政府首先要對外承擔責任。但是政府難以直接監控國內每一個企業的情況，更難以比較直接了解其他締約方和企業違反WTO規則的情況，於是企業和政府為了保證充分利用WTO規則並從中獲得利益，必須充分地協作與溝通，企業應該將了解的情況及時報告政府，以便政府根據WTO規則，採取相應措施，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保護本國企業的合法利益。政府也應該積極與企業合作，了解情況，收集證據，只有這樣才能在提起WTO爭端解決程序時處於有利地位。這一切有賴於行政主體的服務意識的真正確立及其與企業之間的有效的溝通和充分的合作。
根據WTO規則，政府的服務功能還體現在，政府有義務設立咨詢點，方便本國或者其他成員方的企業了解本國的法律、法規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技術信息，政府負有答復和提供相應資料的義務。GATS第三條規定，在該領域每個成員必須設立咨詢點，依其他成員的請求，提供與GATS適用相關的或者影響其適用的普遍性的所有相關措施的特別資料。《動植物檢疫協議》則規定，政府設立的動植物檢疫咨詢點，負責提供涉及動植物檢疫措施的咨詢的處理答復以及處理相關文件。
（2）WTO與抽象行政行為
WTO規則的一個重要的規定是透明度要求，主要規定在1994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10條、服務貿易總協定第3條、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63條。根據這些規定，成員方所實施的與國際貿易有關的法令、條例、司法判決、行政決定，都必須迅速予以公布，以便各國政府以及企業熟悉之。一方成員與另一方成員所締結的影響國際貿易的協定，也必須公布，以防止成員方之間進行不公平的貿易。無法公布時，必須提供公眾可以獲得的條件。這一要求通常稱為透明度原則。透明度要求有助於促進成員的法律法規與世貿規則的一致性，同時又為判斷、監督成員的法律法規是否與世貿規則一致提供了一個初步的、堅實的基礎。
為了加強WTO各成員方的貿易政策的透明度以及強化對成員方貿易政策評審的有效性，WTO規則要求各成員方及時將貿易政策與措施及動態變化情況通報WTO秘書處。世界貿易組織的整個協議中包含有200多項有關通報的要求，涉及到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等多個方面。例如《服務貿易總協定》第3條規定：每一成員方應立即或者至少每年一次將採用的對根據本協議已對其承擔具體義務的服務貿易有重大影響的新的法律、規章或行政命令，或對現行法律規章或行政命令所作的任何修改通報給服務貿易理事會。通報是各成員方必須履行的一項重要義務，這是貿易政策透明化的一個重要制度。
因此，加入WTO後，為了履行WTO規則，我們的行政立法行為以及政府制定規范性文件的行為需要進行改革。
目前，我國的行政法規體系還不符合世貿規則的透明度要求。近年來，我國在涉外稅收、外匯管制、加工貿易等方面的政策調整比較頻繁，但是法律政策制定的程序以及法律體系本身和金融制度等缺乏透明度。一些政策的出台，由於缺乏信息溝通渠道，往往是外商投資企業等在經營中遇到了問題，才知道有關的法律法規已經改變。
我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徹底清理現行的各種法律法規和有關政策措施，不符合我國所作的承諾的，該廢止的要廢止，與WTO規則相悖的則要修改。凡需要實施的都必須在指定的公開出版物或專門出版物上發表。目前，法律法規清理的各項工作正在緊張有序地進行，法律法規和政策性措施公開的及時、完整、順暢也有很大提高。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入世以後如何處理各級政府和政府職能部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在政府實際工作中，規范性文件的作用是很難馬上被取代的，它是很多政府行政執法機關實際的執法依據。而規范性文件的負面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不透明、效力低，分散混亂；從本位利益出發制定規范性文件，如以地方「紅頭文件」築起灰色的圍牆，分割封鎖壟斷本地的消費市場，通過地方政府制定規范性文件確定本地利益或者本地當事人利益優先的原則，部門制定規范性文件為壟斷行業張目。在加入WTO後，這種規范性文件處理不當將嚴重損害我國對外的經濟形象和經濟利益，並可能被其他成員方訴諸WTO爭端解決機構。如，WTO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即TRIM）確立了發達國家在3年內，發展中國家在5年內取消如下一些不適當的投資措施：限制投資者企業在東道國生產用的原材料的進口量，限制投資者企業在當地生產的出口產品的數量、價值和比例，限制投資企業者的外匯使用權，規定必須使用國內供應的產品等措施……，我國最近修改了外商投資企業法當中與這些規定不符的部分。但這些規定很可能因為地方政府的規范性文件而遭到破壞，從而引起嚴重的法律後果。
基於此，有的學者主張取消政府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權力，相關措施清理後統一到法規或規章當中。我國現行法對規范性文件的界定是，它不屬於立法法所稱的立法，並且行政相對人可以經由行政復議途徑獲得救濟。筆者認為，入世以後，必須強調全國法制的統一性，尤其要強調地方政府不能以地方特殊性為由，作出違背WTO規則和在上位的法律法規規章的抽象行政行為，否則將給國家帶來極大的麻煩，對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極為不利的。但是，我國各地經濟狀況的差異性和不均衡性是客觀存在的，國家也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因此，一律取消規范性文件是不現實的。比較切實可行的做法是，首先實現政府制定規范性文件行為的權力明晰化，程序公開化、法定化，監督途徑多樣、方便、快捷。然後配合政府職能的轉變整合政府行政管理的領域，從根本上解決規范性文件滿天飛的問題。
（3） WTO與具體行政行為
二次大戰以後，世界各國政府的職能已經集中於對市場秩序、社會秩序的管制以及公共服務方面。近二十年來，包括歐美、日本在內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放鬆政府管制，加大市場調節的力度，將一些政府壟斷的項目轉移到市場競爭領域，利用社會力量分擔政府的部分職責，把市場競爭引入到一些公共管理領域。比如日本就建立了大量的「第三部門」（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非政府中介組織），將傳統由政府承擔的許多事務通過招標等方式轉由非政府組織完成。我國目前進行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也包括類似的內容，即政府職能下卸、管制放鬆將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我國各級行政機關將從很多傳統的行政行為中退出，行業協會及會計、律師等社會中介組織將得到發展。這也是加入世貿組織的必然結果。一方面世貿組織的宗旨是促進經濟貿易自由化，這就要求經濟市場化，放鬆政府管制，改變管制方法；另一方面通過社會中介組織的橋梁紐帶作用，規范行業行為，協調企業關系，溝通政府與企業，對付國際跨國集團，進軍國際市場。
不僅如此，WTO規則賦予了傳統行政行為以新的含義，這些傳統行政行為的適用條件、方式、范圍、程度等等都無可避免地受到WTO規則的影響。尤其是行政調查、行政處罰（尤其是海關的行政處罰）、行政許可（尤其是進出口的許可）、行政徵收（尤其是關於稅收的制度）、行政給付（如政府補貼行為等）。而一些原來不為人們重視的行政行為方式將日益重要，如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規劃、行政補助。行政行為的方式將更加多樣化、規范化、程序化。可以認為，WTO規則直接涉及我國各種具體行政行為，需要行政機關按照WTO規則重新審視每一種行政行為合法性和合理性，比如就行政給付行為而言，政府的資助、補貼行為不當就會引起其他成員國根據WTO規則給予報復等。
值得注意的是，WTO規則約束的對象不僅僅是作為整體意義上的國家行政行為問題，而且將深入影響地方政府的各種行政行為。例如，服務貿易協定就涉及國內諸多法律和廣泛涉及國內地方行政行為。上個世紀的最後30年可以說是國際貿易發生重要轉折的的時期，國際服務貿易的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國際貿易的出口增長速度，年均增長超過了10個百分點，預計到2030年，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將與貨物貿易持平，甚至有可能超過貨物貿易的比重，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對象。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相比，對成員國法律的影響范圍是有區別的。一國政府可以通過邊境措施對貨物貿易進行統一的管理與調整，而服務貿易涉及政府的國內每一個行業的政策問題，也即涉及各地方政府的行政行為問題。再例如國民待遇要求貨物一旦進入一國市場就必須得到與境內生產的同類貨物相同的待遇，這些待遇包括對進口產品和國產品在徵收國內稅和在有關國內銷售、購買、運輸、分配所適用的法令法規方面的一視同仁，以避免進口國利用國內稅收和相應的銷售制度來抵消關稅減讓的效果。因此，WTO絕不是僅僅涉及國家作為整體意義上的行政行為問題，而且廣泛涉及國內法和地方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涉及國內行政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問題。
（4）WTO與行政程序的法定化
WTO規則與行政程序的關系是極為密切的。事實上。WTO規則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規定，如，行政行為的透明和公開就屬於行政程序的要求。進一步健全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將是加入WTO後，推進我國行政法治化進程之當務之急。
根據WTO規則，通過行政程序法制化，將合理的、簡明的、有效率的行政程序制度化、法律化，促使行政機關選擇效率最優化的手段，克服人們往往為之心怵繁文縟節，提高行政效率，使得國內法律和國際條約的實施成為可能；行政程序將行政機關置於法律控制之下，它要求行政行為既符合行政實體法，又符合行政程序法（包括WTO規定的行政程序規則）；行政程序能夠大大促進行政公開性，增加行政活動的透明度，使之易為利害關系方和外界了解和預測；可以為一般公民參與行政活動，在公共管理領域依法行使主權，支持依法行政工作，減少不不要的行政糾紛，乃至創造社會安定局面，具有重要作用。
應該說，在我國，作為規制行政權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建設已經取得了顯著進展，1989年4月通過的《行政訴訟法》，走出了我國行政程序法制建設的重大一步。在我國，它第一次以法律方式宣告：違反法定程序，行政行為無效。嚴格地說，行政訴訟法與其他訴訟法一樣，只是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程序制度，屬於事後監督范疇，人民法院通過審理行政案件，監督行政機關的行為是否合行政實體法並符合法定程序。我國1997年10月1日開始實施的《行政處罰法》以及1999年3月頒布的《行政復議法》是我國當代行政程序法制建設的兩個最重要的成果。《行政處罰法》，較好地體現了現代行政程序制度對於行政權的制約；它借鑒了西方的聽證制度——盡管這種借鑒是十分有限的，僅限於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處罰行為的一部分處罰，但其對於完善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行政復議法》的頒布，實現了行政機關內部自我糾錯程序的法律化，同時它亦強調政府復議機構對行政行為的程序審查，因而，對於我國行政程序制度建設意義重大。
但是，總體而言，我國現有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缺陷仍然是明顯的，無法適應我國加入WTO的需要。
第一，行政程序多授權部門立法而成，過於簡單，偏重於方便執法而不是保證行政行為的公正性，具有鮮明的管理色彩。我們感到，行政程序的授權立法嚴重削弱了行政程序本有的對行政執法機關的制約作用。在許多西方國家，有專門的、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結合一般性規定和特殊性規定規范行政程序行為。比如荷蘭的行政法通則和美國的行政程序法。在我國，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呼聲也很高，但從立法現實來看，不同行政行為分別立法的傾向很明顯，如《行政處罰法》和正在起草的《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行為法》等。
第二、行政程序的公開性低，而程序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是行政機關接受公眾監督的前提，程序不公開，監督便無從談起。行政程序的公開性需要得到的法律的保證和確認。其中包括行政公開以及諸如告知、聽證、申請、異議等方式。它們是保障公民了解有利害關系的行政行為、參與行政管理、體現民主原則的重要方式和程序，必須以法律形式確認和設定，使之成為法定的行政程序。行政公開是現代行政的發展趨勢，也是WTO規則的基本要求。加入WTO後，尤其是與利害關系人有直接關聯的行政決定，其過程和結果必須公開。這一點我國的《行政處罰法》已經有很好的規定：對違法行為給予行政處罰的規定必須公開，未經公布的，不得作為行政處罰的依據。該法還規定，對行政處罰舉行聽證的，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公開舉行。《行政復議法》也強調「公開」，如規定了復議申請人或者第三人可以查閱被申請人提供的證據材料。但是現有規定仍然十分不夠。另外，近年來，我國許多地方政府機關實行公開辦事，制度公開、程序公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鎮務、村務公開在各地得到推廣，取得的成效是明顯的。但是，同時應該看到，所有的一切似乎還屬於「政府道德」的范疇，做了報章表揚、媒體宣傳，不做則也無妨，沒有法律責任加以制約。我們「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法、管理方法」。積極而不盲目地學習西方法治建設的經驗，是構築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需要，完善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也不例外。
第三、 違反程序法的現象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救濟。在法定行政程序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如程序缺陷，濫用程序，順序倒置等，應該有嚴格的行政和司法途徑予以挽回和補救。行政途徑包括通過行政機關自身監督機制確定，或者通過行政復議制度確定，但是在法律上，目前還沒有十分明確、嚴厲的規定追究違反法定程序者的責任，來懲戒違法者，從而牢固確立和維護法定行政程序的尊嚴。 目前較多的是通過司法審查，來確定程序違法，即由行政相對人在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後提起訴訟而引起，它不僅具有確定行政行為是否違反行政程序法的功能，也有認定違反行政程序的行政行為無效並予以撤消的功能。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可以審查行政行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並依法予以撤消。問題是我們的行政訴訟法規定在認定了行政行為違反法定程序並確認無效後，往往只能做出責令行政機關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判決，實際上還是為程序違法開了綠燈。這表明我們目前的行政程序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在觀念上都與國際通行的法律規則存在相當的距離。
三、WTO與我國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
加入WTO，客觀上要求我國進一步完善我國的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制度，以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注意到，幾乎所有WTO小協議都有關於司法審查的條款。GATT第10條規定，締約方應該以統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實施該條規定的應當公布的法律性規定、司法裁決和行政決定，同時，締約方應保留或者盡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判庭或者程序，以便能夠特別對有關海關事項的行政行為迅速進行檢查和糾正。這種法庭或者程序應該獨立於負責行政實施的機構之外，它們的裁判構成判例，可以成為以後同類事項的准則。《補貼與反補貼協議》第23條、《政府采購協議》第20條等，也有一些關於行政救濟的規定。這些規定的基本要求是：凡是有關對外經貿的政策措施，包括行政決定和行政裁決都必須為當事人提供司法救濟機會和司法救濟程序；如果從程序上沒有給當事人一個司法救濟程序，當事人就可以將該爭端提交到世界貿易組織。這一些都給我們傳統的行政救濟模式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
首先，關於「行政終局性裁決」行為給予司法救濟機會和司法救濟程序的問題。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凡是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但是，《反傾銷協議》第13條規定，反傾銷案件的有關當事人如對處理該案件的國家主管機構所作的最終裁決或行政復審結果不服，各成員方應允許其向司法部門提起訴訟；我國《反傾銷反補貼條例》沒有規定對傾銷裁決的司法審查程序。TRIPS第41條第四條規定了對於行政部門的終局決定或者裁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給予當事人司法審查的機會。我國於2000年修改專利法，給予專利申請人不服專利復審委員會復審決定提出行政訴訟的權利。但商標法還有待修改。盡管2000年3月我國行政訴訟的司法解釋已經把原來一些由行政終局裁決的行為納入了司法審查的范圍（注），但是還很有限。
另外，根據WTO規則，司法審查的范圍將涵蓋部分抽象行政行為。《服務貿易總協定》第6條要求：「在不違背一國憲法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每個成員應維持或盡快地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在受影響的服務提供者的請求下，對影響服務貿易的行政決定作出迅速審查，並在請求被證明合理時給予適當的補救。在這些程序不獨立於受委託作出有關行政決定的機構時，該成員應確保這些程序實際作出客觀和公正的審議」。因此，盡管在我國行政訴訟法中，抽象行政行為被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但是，在GATS中，涉及行政相對人利益的行政機關的政策、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和命令，將被逐漸納入司法審查范圍之內。
第三，我國行政審判的公正性將在世界范圍內接受評判。因此，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強化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以及行政審判人員法治觀念尤其是行政審判人員必須迅速掌握WTO的協議和規則內容，學習涉外訴訟有關知識；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更必須樹立依法辦事意識，積極支持法院依法審判，共同塑造我國司法審查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
如果說，「入世」以前我國的行政法治化進程的推進動力，主要是源於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變革的話，那麼，「入世」便意味著我國的行政法治化進程將更多地在「外力」的影響和作用下得到發展。入世對於我國行政法制建設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認真務實地關注兩種法律觀念和法律文化、兩種法律體系之間的沖擊與回應，對於推進新世紀中國的依法治國進程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目前我國政府工作人員對有關法律尤其是國際經貿規則、慣例、WTO規則體系的了解和掌握十分有限。必須提高我國政府工作人員和企業經營者對WTO規則知識的運用水平和國際法意識，來應對入世的沖擊，這也是我們理論工作真的任務。
西娌 發表於 2006-4-7 12:01:41
二,加入WTO與我國行政法治建設之芻議
作者：未知 文章來源： 2007-1-8 22:40:5
(自查一下)
❸ 目前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重點和難點是什麼
目前中國法治建設的重點和難點是能否確立司法獨立和違憲審查。
司法獨立是重點，因為只要司法不獨立，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一個前提條件，但未必是一個充分條件。也就是說，沒有司法獨立，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但不是說，有了司法獨立，司法就一定公正。因為司法公正，需要很多因素，而司法獨立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所以，若沒有司法獨立，司法公正是天方夜譚。為什麼呢？因為公正是建立在一個不偏不倚、中立的裁判機制之上的，如果一個法官受制於他人的影響、命令和干預，他是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的，他是不可能根據自己的良知和對法律的理解做出判斷的，從而不可能有公正可言。
違憲審查是難點。因為憲法如果不能夠被司法機關適用，如果說法院不能夠解釋憲法、適用憲法、捍衛憲法，不能夠判其他機構違憲，那麼憲政和法治都不可能實現，憲法就是一紙空文，沒有任何意義。要想把憲法落到實處，違憲審查是唯一的選擇。如果一方面宣揚它是一個最重要的法律、根本的法律，另一方面又不讓法院去適用它，這顯然是自相矛盾。
如上所述，這兩點都是重點，也都是難點。在人類歷史上，司法獨立只是在少數非常幸運的國家實現了，後來才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在18世紀之前，真正實現司法獨立，其實只有英國和美國，可能也還有少數幾個西歐的國家。絕大部分國家司法不獨立，因為統治者都不希望司法成為約束自己的力量。那些在歷史上能夠幸運地實現司法獨立的國家，也是由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因素所決定的。所以，要想實現這一點，也是有難度的，需要所有的人尤其是法律人的不懈努力。
❹ 行政法制的構成要素
1.兩要素說。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學者都持此觀點，當然，在要素的具體涵義上存在較大差異。如英國的依法行政由越權無效和自然公正組成。越權無效的核心內容是：越權的行政行為不具有法律效力。這既約束行政實體行為，也約束行政程序行為。自然公正則指：一方面，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的意見，每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無論在行政上，還是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經審問就受處罰，行政裁判官和司法官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才能作出判決。另一方面，避免偏私，「不能自己作自己的法官。」（註：參見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7頁。）美國的依法行政構成兩要素表現為基本權利和正當程序。前者指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服從法律，但這種法律必須旨在保護而不是摧殘人類固有的基本權利。後者指法律的實施必須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進行。 （註：參見王名揚：《美國行政法》， 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6頁。）台灣學者則主張依法行政的基本內容包括法律優越和法律保留。（註：參見翁岳生：《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台灣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25～229頁。）中國大陸也有學者認為依法行政的基本內容有兩項：（1 ）行政活動必須根據法律；（2）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 （註：轉引自胡建淼：《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頁。）
2.三要素說。認為依法行政由三方面的因素構成。如日本有學者提出依法行政的三項內容為：（1）法律保留。建立議院內閣制、 議會制的民主主義，通過國會對行政進行政治限制。（2）法律優先。 行政立法、行政裁量和行政手續中存在著立法權優先的要求或者立法的統治問題。（3）司法救濟。通過法院對行政進行司法方面的事後救濟。（註：參見〔日〕和田英夫：《現代行政法》，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頁。）法國的依法行政也包含了三項內容：行政行為必須根據法律；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行政機關必須採取行動來保證法律規范的實施。（註：參見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7頁。）
3.四要素說。依法行政構成的四要素說主要見諸中國學者的著述中。如有的學者歸納為：（1 ）任何行政職權都必須基於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2）任何行政職權的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遵守法律；（3）任何行政職權的委託及其運用都必須具有法律依據，符合法律要旨；（4）任何違反上述三點規定的行政活動，非經事後法律認許，均得以宣告為「無效」。（註：參見羅豪才主編：《行政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頁。）有的學者歸結為：（1） 所有行政法律關系，當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並執行行政法律規范；（2 ）任何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都不得享有行政法律規范以外的特權；（3 ）一切違反行政法律規范的行為，都屬於行政違法行為，自始無效；（4 ））一切行政違法主體，都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註：參見應松年主編：《行政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2頁。）還有學者認為，依法行政就是要使一切行政管理活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是使行政管理活動合法化的前提條件；有法必依，是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依法辦事；執法必嚴，是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憲法和法律的過程中，必須保持高度的嚴肅性，不許有任何的任意性，行政活動都必須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違法必究，在行政法范圍內，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對其違法行為向國家權力機關和人民群眾承擔應有的責任。（註：參見侯洵直主編：《中國行政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頁。）
4.五要素說。台灣學者張載宇對依法行政提出了五個方面的要素，即：（1）行政權之作出，不得與法規相抵觸。 不問法規規定之形式如何，均有拘束行政權的效力。行政權的行使必須遵守法規，不得與法規相抵觸。（2）行政權非有法規依據， 不得使人民負擔義務或限制其權利。人民與國家的一般權利義務關系，並非權力服從關系，而為行政法規所規定，人民對國家的義務與權利，自以法規所規定者為准。行政機關不得濫用其權力，使人民負擔義務或限制人民權利。且因行政權之作用為人民設定權利或免除其義務後，行政機關自身亦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更改。（3）行政權非有法規依據，不得為特定人設定權利， 或減免其義務。行政機關對於法規在同一情形下應為同一的適用。即對於人民權利的設定或義務的免除，均應依據法規為同等的措施，不得有例外的歧視。若無法規的依據，對於特定人賦予超過一般規定的權利，或免除一般規定所課之義務，均屬違法。（4）行政得自由裁量， 須受法規之限制，並符合公意。裁量不得超越法規所定之界限，如裁量超過其界限，則為違法。另外，裁量須適合於社會公意，如不合公意則為不當。（5）行政法規之適用，由行政機關本其職權主動為之。 如社會秩序不良，行政機關應主動適用治安或交通等法規，以維護或整飭秩序，而無須等待人民之請求。此與司法官適用法律采不告不理原則不同。（註：參見張載宇：《行政法概要》，台北漢林出版社1970年版，第99～ 101頁。）
❺ 美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對我國的政治體制建設有何借鑒意思
美國的發展歷程可謂是世界的頂端。同樣他的體制發展也為後來資本主義版和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構權建提供借鑒和參考。
上述問題主要是對美國政治體的機構關系了解。行政、立法、司法是三個獨立的部門，這有利於促成各部門之間的相互監督、為維護各方的利益，三方不停的協商，促成了社會法律的完善。
而中國的法律是一個主體——憲法，並在此基礎上，頒布實施地方性和區域性法律，而其他的與法相關的部門只是在自己的職權范圍之內執行法律，不涉及法律的制定更改。這樣做是不利於中國法制完整性的實現。
制定法律實在特殊的時間，特殊的事件之後制定與之相關的法律，譬如，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國這段時間也出台了不少法規性的策略。
還有就是修改法律的事，那是在收集大量的民意調查後，經過一些相關的機構專門研究政治經法的發展後實施對法律的修改，並將具體修改內容報告相關部門，經全國人大批准後施行。
二者的區別就是 眾人思考共謀發展與一人之天下的區別。
❻ 西方的什麼思潮使美國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
是美國建立是主權行政司法主權是統治階級的。
❼ 行政立法的本質看是一種什麼行為
我國不少人以為「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法治」，實則不然。「依法行政」與「行政法治」也許在字面上可將兩者解釋為涵義相同，但實際上它們產生的社會影響卻頗為不同。「依法行政」的口號促進了我國國家行政管理由「政策行政」、「指示行政」向法制行政（而非法治行政）的轉變，對於引導國家、社會尤其是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重視發揮法在國家行政中的作用，對於基本結束我國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無法可依的狀態起到了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它的消極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也日漸暴露出來：由於我國行政機關享有龐大的立法權，因此，依法行政（不管學者如何解釋）給予行政機關的第一感受不過是行政方式的變化，即由依政策、上級指示命令行政為主轉化為依法行政為主，這對於緩解以往行政的封閉性和不確定性是一大進步，然而，如果把依法行政理解為一種行政方式，則依法行政並非只是民主和法治社會的特有現象，專制社會一樣可以實行依法行政，歷史上也不乏其例。這樣看來，依法行政與法治行政就沒有必然聯系，喊出依法行政的口號對於增強政府官員的法治意識，加深他們對法治的理解，提高他們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以及尊重公民權利自由的自覺性的作用便十分有限。有人也許會說依法行政不是中國的發明創造，它也是西方行政法的一項原則，這個觀點是有疑問的。依法行政的英文是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其中law 的涵義在西方國家比較明確，雖然也有人對law作寬泛的理解，但通常只有國會制定的成文法（statute law）或者法院判例形成的普通法（common law）才可以稱為law，[37]行政機關制定的法一般稱為regulation和rule，用詞上的區分是很清楚的，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不會讓人產生「依行政機關所定之法行政」的歧見，而中文「依法行政」中的「法」涵義卻十分廣泛，包括行政機關制定的法律規則在內，打個比方說，假使法律和地方性法規對行政管理問題全無規定，國家行政所依據的法律規范均由行政機關自己制定並負責執行，至少在字面上也還是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的，但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在字面上就可將這種情況排除。西方國家不是不允許行政機關立法，而是要求行政機關制定法律規則的活動必須在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的原則下進行。因此，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與法治行政原則關於法律至上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中文中的「依法行政」卻沒有能夠將法律至上的精神突出出來。它在詞義上不能使政府官員立刻想到「法律至上」，相反，卻促使行政機關加強了自己的立法活動以及利用立法鞏固和拓展地方和部門利益。據此，我們認為，「依法行政」與「行政法治」不是兩個等價的概念，前者有利於提倡和加強行政法制建設，但未突出指明行政法制建設的法治方向，在我國行政法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行政法需要進一步深化對行政權的規范和約束的現實條件下，可以說依法行政這一「提法」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應當更新為「行政法治」或「法治行政」。
依法行政是國家行政管理活動服從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的法律的最高權威的一種狀態。其具體內容不十分確定，學者之間的看法有所不同。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英國著名學者A. V. 戴西認為英國的法治包括三點內容：（1）政府沒有專橫的自由裁量權。所有的人除非依法審明破壞法律，不受民事或刑事處分；（2）法律平等。官吏執行職務的行為與私人行為一樣，受同一法院管轄，適用同一法律原則；（3）公民的權利不是來源於憲法，而是由普通法院的判例所形成。[27] 戴西法治思想的前兩點直接涉及政府行政行為，盡管戴西的觀點後來受到不少批評，但其對於當代英國行政法的影響仍然很大。表現在：（1）戴西認為行政自由裁量權是專橫的，反對給予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這一觀點顯然過於保守，但是英國以及其他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約束與大陸法系國家相比仍然是比較嚴格的，一切行政行為必須經過法律授權，授權的條件和標准比大陸法系國傢具體、明確，不象一些大陸法系國家那樣允許行政機關在無明確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依職權自主立法；（2）戴西認為政府機關與私人之間的糾紛必須與私人之間的糾紛一樣由普通法院管轄，適用同樣的普通法規則的觀點已經落後於當代英國行政法的某些發展變化，例如，二戰以後英國設立了不少行政裁判所處理行政機關與公民、組織之間的法律糾紛，但是，當事人如不服行政裁判所的裁決有依法向普通法院上訴的權利，即使成文法沒有規定當事人可向普通法院上訴，普通法院仍依普通法享有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權。在法律規則的適用上，雖然適用普通法以外的特殊法律規則（由成文法規定）的情形有所增多，但適用普通法仍然是原則。戴西關於英國法治構成要素的理論中沒有涉及法律本身應當具備的標准和內容，當代英國的法治理論認為法治原則不僅要求政府的活動遵守法律，而且還要求法律必須符合一定標准，即要求政府遵守尊重公民自由和權利的法律。[28] 美國法學家對於行政法治的理解與英國法學家相似，認為法治就是法律至上，尤其強調公民有權在普通法院提起對政府機關的行政訴訟是行政法治不可或缺的內容。一位美國法學家在其著作中寫道：「對於法律至上來說，再沒有什麼東西比一切公民有權對政府官員在普通法院中提起訴訟更重要的了。」[29] 除此之外，美國非常重視要求行政機關遵守正當法律程序，重視行政行為的公開性，為此，美國建立了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行政公開制度，這是美國行政法治的特色。法國行政法治則具有三個方面的特點：（1）在普通法院之外建立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行使對行政行為的審查權；（2）行政法是在私法以外獨立存在的法律體系，而在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活動原則上適用和私人活動相同的法律；（3）行政法的重要原則由行政法院的判例產生。[30] 日本著名法學家南博方認為行政法治原則包括三點內容：（1）法律的保留。要求行政活動必須有國會制定的法律根據。至於是否要求一切行政行為都須有法律依據，日本學者觀點不一，南博方的觀點是無論侵益行政還是授益行政，在行政享有首次性法律適用權時，便應該有法律依據，這也是多數日本學者所持有的看法；（2）法律的優先。要求一切行政活動都不得違反法律，且行政措施不得在事實上廢止、變更法律；（3）司法審查。要求行政法上的一切糾紛均服從司法法院審判的統制。[31] 還有一些日本學者把現代日本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則概括為以下四點：（1）行政權依憲法的規定而存在，不承認行政權在憲法規定之外享有任何自由活動的空間；（2）行政活動的目標是實現由國會制定的法律所體現的國民意志，不允許法律對行政機關給予一般性的空白授權；（3）法律以及基於法律的行政活動都直接接受憲法的約束；（4）為保障國民的人權，要求擴大和強化司法權。
❽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對法的價值進行整合，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出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摘要】關於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構築其理論基礎，形成了諸如「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權力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政府法治論」以及「人民主權論」等十幾種學說和觀點[1]，堪稱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研究熱點之一。從上世紀末以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十餘年的「論戰」，在其建國之時，制憲先驅們便開始奉分權與制衡為國家政體之圭臬，在目前中國。其實，作為一種「理論基礎」，既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僚專斷和越權的危險，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動的部門法，而不是有關公共行政的法律。[2]當然。
【關鍵詞】行政法；
【寫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雖然持「控權論」者都認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權力之法，但是從持「控權論」者的相關著述來看，似乎呈現出兩種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權論，喪失了「合法性」。作為行政法上的理論基礎，「控權論」可以從「本質—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應然—實然」這三個維度進行審視和考量。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出其與「控權論」的對接與暗合之處，以期對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有所啟發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權有雙重目的，即不僅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逾越，而且還要能夠通過駕馭行政權使其有效運作[14]。兩種意見相比較，後種表達方式顯然更為成熟和恰切。誠如有學者所洞見的那樣，「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權，但是控權一詞的涵義更為豐富，近代的控權就是指嚴格限制行政權，防範和制裁違法行政行為。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控權，是指法律高於行政權，法律支配著行政權，控製成為一個中性詞，它除了傳統的限制的含義，還包括引導和鼓勵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權論的歷史脈絡以及控權論的內涵界定、基本內容和主張之後，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進路，深入地對控權論做出理論上的檢視。也正是由於「控權論」在行政法歷史上飽蘸著人類「警惕公權力、保障私權利」的政治智慧和憲政要髓，有著深厚的哲學根基，才能使其備受青睞，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質與表象
行政法上「控權論」的出現，絕對不是學者們努力創造或建構的結果，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它產生於西方社會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理性文化和深刻的歷史反思能力——懷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對政府和政府權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控權論思想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念：對「人性惡」[4]和「權力導致腐敗（專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專制）」（19世紀阿克頓爵士言）的本質認識。
孟德斯鳩早就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亘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在他看來，「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結論：「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制約權力。」[16]孟氏的以上論述，實質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學底蘊。英國著名憲法學家戴雪也指出「與專斷的權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絕對的至高性和主導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專斷的、特權的，或寬泛的自由裁量權的存在。」[17]可見，由於「權力客觀上存在著易腐性、擴張性以及對權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18]。不僅如此，在西方人看來，政府及政府權力是從來不被信任的。作為1787年美國憲法主要起草人的漢米爾頓認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19]傑斐遜也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帶有人類弱點和某種痕跡，帶有腐化墮落的某種胚芽，運用狡智便能發現，居心叵測並去發掘、培植和助長。任何政府如果單純託付給人民的統治者，就一定蛻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護人。」[20]諸如此類思想家們的經典論述，可謂不勝枚舉！
正是「控權論」這種理念——對人性的反思和對權力的警惕，才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控權」來達到對個體權利的保護。這是一種基於對事物（權力）性質的本質而非表象認識所得出的理性結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控權論）並非簡單移用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而是建立在對行政權力本質認識的基礎上，從而正確揭示了行政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21]。有人在批駁控權論時指出：控權論所主張的「控權」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為控權而控權；並進一步指出控權論不注意對社會公益的關注與保護，只強調個人利益[22]。這種認識之所以值得商榷，其關鍵就在於對權力認識的「表象化」，沒有看到在權力與權利博弈過程中權利的弱勢地位和權力的暴力性。如果僅僅因此便主張「平衡論」，反倒給權力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那麼平衡的結果必將是：不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權力的施暴將會變得肆無忌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控權論一度成為英美法學國家和中國相當一部分學者所追逐的主流觀點，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學界不少的批評。對於這些批評意見，有學者進行了歸納總結，並整合為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5]但是，「就法律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強調控權永遠不會過時，這是早已為中外思想家所公認的法治精髓和實質。人們可以不贊同作為『理論基礎』的控權論，但誰也不能否認控權作為實現正義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經典的價值和意義。」[23]
（二）價值：工具性與目的性
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曾經在其學術名著《經濟與社會》中把人類的「理性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工具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性」。在相對的意義上，二者各種自己的側重點。如果說「工具理性」更側重於指向為達致特定價值而採取的手段或實現途徑的話，那麼「價值理性」則較多地關懷手段實施之後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學意義上，對於法治的基本價值，大致有以下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路：一種是工具性價值，另一種是實體性價值（其實也就是「目的性」價值）[24]。同樣，關於行政法的價值意蘊，可以從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兩個方面進行考量。盡管從學理上看，對法的價值還有其他方式的劃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價值分析方法，無疑更具有學術討論意義。而且，筆者所考察的這兩個方面，從純粹哲學意義的層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腳的，[⑦]具有更為宏大的理論分析意義。據此，所謂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就是對行政法和其他部門法一樣看待，視其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目的或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實體性價值則更多的著眼於某種目的或目標，把行政法作為一種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或稱實體性價值）從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上來說，在於西方國家一直重視程序對法的意義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甚至有學者認為「行政法更多的是關於程序和救濟的法，而不是實體法」[25]。行政法這兩個方面的價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體現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層面的價值取向上。而控權論正是立足於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即通過對行政權的控制（嚴格劃定權力的界限、貫徹程序原則、控制自由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等措施），來達到保障私人權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於，美國行政法把從英國「自然公正原則」中繼承而來的「正當程序」原則（正當程序精神）視為美國行政的基石，通過正當程序來限制政府權力[26]。相比之下，所謂的「平衡論」著眼於一種理想目標的追求：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平衡。其實，這是追求「平衡」的價值訴求，如果說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的話，便是對中國現實情況「有意無意」的忽視。因為，「平衡」之理想的實現，說到底還是要藉助於「控權」這一手段。「作為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行政法旨在規范、監督、制約行政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27]。可以說，沒有「手段」（工具），就無法達致「目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這樣。」[28]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控權論所主張的為保障私人權利與自由之目的而為的控權並不會導致行政機關辦事效率的下降，不會影響行政效率，相反還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況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視為終極目的」[29]，政府不能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對待私權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
從哲學上講，事物的狀態有「實然」與「應然」之分，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對它們向上進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實，實然與應然的關系可以通過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探究來予以說明。而對事實與價值的近代分野卻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會實證主義。近代已降，「休謨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會科學界。在休謨看來，對道德問題科學是無能為力的，科學只能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的問題。休謨還提出，事實與價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由事實命題不可以推出價值命題。分析實證法學家奧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麼是一回事，法應當是什麼是另一回事」的命題。馬克斯·韋伯也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必要區分價值判斷和經驗事實，也即要認識到價值命題和事實命題有著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實上，我們的言談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實」（Faktizitat,fact）與「價值」(Geltung,value)的界限；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兩種不同的推理形式，它們的能指(signifier)分別對應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別是「應然」（sollen）和「實然」（Sein）的問題。[9]
在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問題上，控權論是擺正了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的關系，並對二者的關系做出了准確的定位。因此，在筆者看來，控權論的恰當性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應然」與「實然」的取捨。控權論的建構不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理想追求（應然的層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實然的層面）：在實際生活中，行政權往往會濫用，只有控權，才有可能達到上述的應然狀態（層面），才能夠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實踐上的證明結果也支持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⑩]
相比較而言，平衡論首先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應然層面）而創設：行政法不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實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權利；追求行政機關的權力和相對方的權利應保持總體平衡[30]。而在事實（實然層面）上則往往會於此追求背道而馳。可見，平衡論既要保障公民權利又要保證行政權力的順利實施這一價值/理想追求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狀況下，它的正確也只能停留在應然的理論層面上，盡管它可能是比較先進和「遠見卓識」的。在缺乏分權、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權等憲政基因及法治傳統的中國背景下，平衡論一旦進入到實然的現實中，它就會被異化，其結果必然是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激烈沖撞中淪為行政權「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那樣，「社會現實是逐步推進並在點滴累積中邁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躍，由於理論探討本身往往比實踐具有超前性，而中國平衡論所面對的社會階段與現實狀況和西方國家迥然有別，從而平衡論之於中國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較遠，而在現實針對性方面而不及控權論那樣乾脆和更受歡迎。」[31]
四、暗合：中國語境下「控權論」之證成
既然「控權論」作為「普遍價值」可以分享，那麼控權論可否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呢？筆者以為，「控權論」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可以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只有「控權論」，才真正切合了中國的社會現實。鑒於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現實條件，也只能選擇控權論作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一）控權論：一種可以「價值共享」的理論
從立憲主義的角度而言，憲政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勾勒了一個社會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還在於它是關於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制度架構。其核心要義，則是通過對公權力的限制而達至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障。於是，限制公權力，成了憲政的「關鍵所在」；甚至於，憲政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來指代強制權力受到了約束的觀念。借用麥基文的話來說就是：真正的憲政，其最古老、最堅固、最持久的本質，仍然跟最初一樣，是法律對政府的限制[32]。中國要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憲政國家，其中的關鍵就是治理或制約國家權力；「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義在於「治者先受治至於法」。同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設目標，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說，「限權」、「限制公權力」以「保障人權」，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濃厚法哲學基礎的「控權論」，加之其具有「價值共享」的特點，雖然肇端自歐美諸國，但其精神本質和要求卻能夠其他國家所引見和適用。也正因為如此，「控權論」可以而且能夠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及環境條件
如果僅僅從哲學基礎上認定「控權論」的合法性基礎，只能證明其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價值」的理論主張；而其究竟是否適合作為中國行政之理論基礎，還需要對中國現實情況和法治環境作出具體分析，以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1.法制文化傳統。歷史性考察中國的法制文化和法律傳統，大致上具備以下幾個顯著特徵：一是集權專制傳統；二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三是對個人價值的漠視；四是重實體輕程序。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從根本上欠缺那種個人本位、個人主義觀念的歷史積淀，從而也就沒有所謂「個人權利」的概念；相反，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價值取向卻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法律一向與倫理道德混雜在一起，成為權力的附庸；作為統治階級統治和鎮壓廣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認為有保障私權的功能。在法律關系中，官是主體，民是客體。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平衡」。另外，我國法律文化還明顯具有「重實體輕程序」的特點，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2.政治基礎條件。如前所述，行政法從本質上來說在於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配置和定位。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對比角度而言：第一，從行政權（政府權力）角度看，目前我國政府權力趨於膨脹且異化現象普遍。這表現在：行政主體隊伍擴增，行政機構種類繁多，行政職能不斷擴張，自由裁量權大為增加、非權力性管理作用加強（例如，行政指導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審查受限、立法監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顯等。第二，從公民權（公民權利）角度看，公民權利遠弱勢於行政權，情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處於「弱勢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公民救濟途徑受限且獲得救濟十分困難等。第三，從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對峙和互動來看，行政權力腐敗情況普遍；公民權利受侵犯嚴重。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與公民權嚴重失衡，無法實現良性互動。
3.經濟基礎條件。事實上，行政法治不僅要有其法制文化條件，政治條件（憲政背景），而且還要有其賴以存續的經濟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從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契約等精神中發展而來的。中國目前雖然實行了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權過大，干預的太深，管理的領域太寬。雖然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但由於我國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而較少關注行政管理自身規律的探究和總結，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政府的職能仍需要繼續轉變，盡快地從經濟活動中「可能的領域」抽身出來。
五、結語
通過以上對主要國家行政法基本觀念和理論基礎的梳理和分析，不難看出，各國在定位本國行政法理論基礎之時，都是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在具體的行政法實踐中衍生出來的。因此，在選擇和建構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時，西方諸說只能作為參照，因為「不區分各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而認為世界各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觀念都是一個模式，無疑是一種便狹、絕對化的態度」。正確的作法是，「我們既有必要面向當代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價值體系，也不可能脫離一國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國行政法的理論說明中國的現實，也不能以中國的理論去指導他國的做法」[34]。換句話說，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都，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當下社會現實（社會環境）的特點而進行。
事實上，中國的行政法理論和實踐呈現出與西方諸國不同的進路。在目前中國，對「行政法的認知和把握必須緊扣『控制國家權力』的憲政理念，在公民與政府的對峙中點滴積累行政法的實踐，以此迎來憲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筆者以為，在有關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諸學說當中，「控權論」真正地契合了我國的現實國情，應十分突出地強調這一主題。因為，只有「控權論」的「控權」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權與公民權相互關系中的關鍵環節，從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控權論」當中的「控權」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權原則、制度和機制，才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受到制約和監控而趨於「理性」，中國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設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簡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鄭州大學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聯合培養2009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生。
❾ 美國行政.立法 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對我國的政治制度建設有何借鑒意義
三權分立唯一對中國的借鑒意義是加強權力的制約與監督。
❿ 政治法律顧問在制定什麼，推進依法行政中發揮重要作用
要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將法治建設成效納入政績考核。並將「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列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六項重大任務之一。這是我國依法行政、依法執政、建設法治中國的必然要求。這就要求必須建立完善政府顧問制度，充分保障法律顧問的權利和地位，保證法律顧問制度的高效運作和依法實施。一、政府法律顧問的概念及作用政府法律顧問是指為政府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的自然人或者組織。政府法律顧問制度是關於政府法律顧問如何產生、運行以及完善的制度和規則的總稱。目前，我國政府法律顧問指的是與政府簽訂法律顧問服務合同的組織機構，其中最主要的組織機構是律師事務所，其次是法律專家所在的工作單位。隨著我國律師隊伍的壯大和律師行業的規范化發展，律師在社會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律師不但具有專業的法律知識，而且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因此作為政府聘請的顧問律師可以社會監督的角色和心態看待政府行為，且顧問律師沒有受到行政機關內部人員的限制，可以站在相對客觀、公平的角度評判政府行為。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在保障行政機關立法、執法、監督三個階段都產生重要作用。政府在立法階段或是在作出重大決策前，通過請政府法律顧問出具法律咨詢建議書等，讓政府法律顧問全面介入政府決策、制定政策，確保政府政策、決策的合法性，能夠有效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在政府執法階段，政府作為行政主體、民事主體多層次參與經濟活動、民事活動，導致大量法律事務產生。政府依法進行投資、采購活動時，可以聘請法律顧問參與合同談判、起草、審查等非訴訟事務；政府與其他法人、組織等發生爭議、矛盾糾紛時，可以聘請法律顧問代表政府出庭參與訴訟。政府法律顧問制度也是防範法律風險、監督政府決策的重要保障，法律顧問出具的法律咨詢建議書、重大決策合法性論證書、法律審查書等可以對法律風險進行研究評估，提出風險防範措施，同時這些法律文書的備案制度，可以有效監督相關政府官員是否按照法律文書已經提出的建議進行風險防範、制定決策，對有關政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方便以權謀私可以起到一定的預防作用。二、法治發達國家和地區政府法律顧問制度簡介（一）美國政府法律顧問制度的演變和發展美國聯邦政府建立之初並沒有設立司法部，但總統為工作需要專門設立了一個職位：「首席代理人」（AttorneyGeneral），其職責是應美國總統要求，就法律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首席代理人」雖然不是總統內閣成員，卻可以列席內閣會議，可以說是總統的私人法律顧問。之後的百年裡，聯邦政府各部門也相繼出現GeneralCounsel「首席顧問」，參與聯邦政府各部門的日常工作。內戰後美國建立司法部，總統的「首席代理人」直接出任美國政府司法部部長，司法部長是美國總統和政府的首席法律顧問，其職責是替美國總統和政府處理法律事務，司法部僱傭大量律師處理聯邦政府的法律事務。各部門也相繼設立了自己的部門法律顧問公室，公室設法律總顧問，該職由總統任命，其基本職責是向部門首長提供法律意見，對業務官員給予法律指導，工作還包括審查所有的工作計劃和行政規則。各部門法律顧問室公室的雇員均是律師，規模和數量規占政府聘任律師的絕大部分，其中農業部的法律顧問公室有四個區域性質的和十三個分支性質的事處，衛生部的法律顧問公室設有10個區域性公室，每個公室規模6至29名律師不等。州政府也採取類似聯邦政府的制度，大量聘請律師處理政府法律事務。可以說美國就是一個由律師參與統治的國家。（二）香港政府法律顧問制度簡介香港政府在英國統治期間承襲英國制度，在1855年便組建律政司（當時稱為律政署，1997年回歸後改稱律政司，兩者職能和政府地位相同，只是名稱作了變化），其長官是香港政府首席法律官員，直接向香港總督負責。香港回歸後，律政司司長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僅有的三名司長級官員之一，他既是行政長官、政府、政府各決策局、部門及機構的首席法律顧問，也是行政會議成員。律政司下設五個重要科室，主要成員都是由政府律師組成，整個律政司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律師事務所。律政司除了有檢控權，承擔檢控刑事罪行責任外，還負責草擬香港政府一切法例，向政府各決策局、部門提供法律意見，為土地規劃、基建環保提供法律咨詢，以律師或大律師身份代表政府參與涉及政府的民事糾紛，以中國香港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多邊協議會議等等。正是律政司這種全方位滲透的工作模式，香港政府的日常工作基本可以說是在全程的法律指導下進行的，這也是香港社會高度法治的原因之一。三、我國政府法治建設及政府法律顧問制度的現狀分析（一）國家缺乏法治傳統我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封建思維還沒有從人們的思想中被根本剔除。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成熟的人治官僚體系保障行政權力無所不在地運行，法律處於極其次要的地位。改革開放三十年，國家的法治建設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是在嚴重缺乏法治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法治建設，大多數的老百姓遇到問題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託人找關系甚至是花錢擺平，權大於法、情大於法、錢大於法的現象仍然不斷出現。也正因如此，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二）領導幹部普遍缺乏法律思維領導幹部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起主導作用，當前領導幹部應該說政治思維、經濟思維能力較強，但普遍缺乏法律思維，這突出表現在很多幹部遇事不找法，事不依法，解決問題不用法，日常工作中很少想到法，部分幹部甚至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極端想法，譬如前幾年曝光的一名地方領導的名言「法律是什麼？平時我管它，出事了它管我」。這導致政府違法運行的情形不在少數，譬如很多地方都是用「先上車後買票」的違法方式解決項目建設用地和耕地保護之間的矛盾。（三）法律顧問制度缺乏剛性制度保障當前，法律顧問參與政府權力運行的工作機制處於「講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尷尬境地，一個地方政府是否建立法律顧問制度、建立後律師能否參與政府服務、律師參與政府服務的范圍大小等缺乏剛性制度保障，工作的隨意性很大。完全取決於政府主要領導的主觀意志，而我們大部分領導缺乏法律思維，根本不重視法律顧問工作，所以，目前我國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建設的整體水平較低。法律顧問參與政府權力運行的工作機制、政府依法行政的保障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四）政府法律顧問制度普遍建立，但發揮的作用較小我國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建立，目前大部分地區的政府及部門都聘請了法律顧問，許多地方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總的來說，顧問律師作用發揮普遍較小，一般都是在政府外圍工作中發揮一些作用，如陪同領導接訪，參與化解涉法涉訴信訪，作為滅火隊員參與處理重大突發性事件或群體性事件處理等，中心工作、重點工作、日常工作鮮能參與。不少地方的法律顧問制度完全流於形式，政府下個建立法律顧問團的文就了事，長年累月不向律師咨詢任何事項，顧問律師只在台賬或宣傳材料中出現，從來無緣參與政府服務。（五）政府顧問律師的工作積極性總體不高政府法律顧問制度不僅缺乏剛性制度保障，而且也缺乏經費保障。政府聘用執業律師做顧問鮮有支付費用的，即使支付，也非常有限，很難形成「對價」，加之律師接觸的事務多是外圍事務，顧問律師的工作積極性總體不高。四、加強政府法律顧問制度的對策建議（一）各級政府都要建立法律顧問制度法治社會包括法治政府不可能單獨在一個區域建成，這是多位知名學者的論斷，法律顧問制度也應該全國一盤棋，整體全面推進。我國各級政府部門都有不同的決策權和行政執法權，各級政府都應配備法律顧問。同時，建成法治政府，各級行政首長是第一責任人，一把手如果能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就建成一半了。必須要給政府一把手配備專職的法律顧問，這樣才能全面、及時地為一把手提供專業法律意見及建議，並評估一把手履職行為的合法性。（二）建立健全法律顧問相關配套制度要建立重大決策、規范性文件出台前法律顧問咨詢論證制度，促進政府決策規范化、法律化；要建立政府重大工程、重大經濟項目、重大投資等決策前法律風險評估制度，組織政府法律顧問進行合法性和可行性論證，防止和減少決策風險；要建立法律咨詢建議書、重大決策合法性論證書、法律審查書等法律文書備案制度，防止有關領導幹部以「不懂法、不知法」等借口推諉責任；要建立行政機關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要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事作為考察幹部重要內容。（三）積極引導法律顧問參與政府工作組織法律顧問協助政府處理日常法律事務，積極參與行政訴訟和政府投資、采購等非訴訟法律事務，有效化解爭議，解決涉法事務。組織政府法律顧問及專業律師協助政府依法處理信訪問題，促進有關部門規范執法，公正司法，引導群眾依法反映訴求。組織法律顧問協助政府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在街道（鄉鎮）、社區進行法律咨詢等政府基本公共法律服務工作。充分發揮政府法律顧問在參與重大、突發、敏感事件處置中的作用，協助政府依法制定實施處置方案，妥善處理矛盾糾紛和善後工作。（四）加強政府法律顧問隊伍建設目前有五支隊伍和政府法律顧問工作有關，即司法行政工作人員、政府法制工作人員、政府部門的法規處室工作人員、公職律師、社會執業律師。根據目前實際發展情況，政府法律顧問隊伍基本上由社會執業律師承擔。四中全會提出，要構建社會律師、公職律師、公司律師等優勢互補、結構合理的律師隊伍。加強法律服務隊伍建設，增強廣大律師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構建社會律師、公職律師、公司律師等優勢互補、結構合理的律師隊伍。同時，要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律師、法學專家中招錄立法工作者、法官、檢察官制度，健全從政法專業畢業生中招錄人才的規范便捷機制，完善政府法律顧問職業保障體系。（五）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顧問制度的保障機制推動政府購買法律服務，把政府購買法律服務費用納入各級政府年度財政專項預算，及時足額支付法律顧問費用。加強對律師參與涉法涉訴信訪、參與公共法律服務的經費保障，探索形成以案定補、以事定補的經費保障機制，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