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李年輕

1. 行政法案例問題

不易發咯啦額濟

2.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案例分析

我是學法律的，我來回答你。

1.行政復議中，被申請人為縣級以上政府部門（除國安機關以外）實行條塊管轄，復議機關為同級政府或上一級主管部門，此案中被申請人為某縣公安局，有管轄權的復議機關是縣級公安局的上級公安局或是縣政府，當事人可以選擇一個。

2.行政訴訟與行政復議，大部分案件屬於復議、訴訟自由選擇。除以下幾類：
復議前置不終局：①納稅爭議 ②侵犯已經取得的自然資源權利 ③限制經營者集中的行為
復議選擇但終局 ：①出入境處罰 ②省部級單位對自身行為的復議決定
復議前置且終局 ：省級政府在特定條件下做出的自然資源權屬復議決定
本案不屬於以上三種例外的范圍，則屬於復議、訴訟自由選擇的案件，李某是可以向法院直接提起行政訴訟的。

3.行政拘留是一種作為行為，訴作為的起訴時限計算可分三類：
全知道（既知道行為內容又知道訴權）：從知道具體行政行為做出之日起3月內，有例外則從例外；
知一半（只知道行為內容不知道訴權）：從知道訴權或起訴期限之日起3月內，且在（應）知道行為內容2年內
全不知（既不知道行為內容又不知道訴權）：從（應）知道行為內容之日起3月內，且在行為做出之日起5年內（不動產20年內）
本案中李某被行政拘留，應屬知道行為內容的范圍，如當時行政機關在處罰時告知李某有行使訴訟或復議的權利，則計算起訴時限應按從知道具體行政行為做出之日起3月內起訴，如當時行政機關沒有告知訴權，則應在從知道訴權或起訴期限之日起3月內，且在（應）知道行為內容2年內提起訴訟。

解釋清楚了吧。

3. 行政法案例分析

一、對於本題，主要考慮是直接授權還是間接授權，本案中某市林業局依據《中華人民共版和過森林防火條例》授權權某鄉人民政府，屬於行政單位的委託，並不是直接授權，只有在直接授權下鄉人民政府才能具有行政主體資格，所以本案的行政行為的主體應該是林業局而不是鄉人民政府。
二、對於本案應該認定為是某甲與王某之間的民事關系糾紛，王某雖是工商所的工作人員，但是其沒有在工作時間行使行政職權，其行為應該認定為個人行為，而工商所雖起到調解協商作用，但是工商所的行為並不能作為其成為行政訴訟被告的構成要件，所以我認為不應該將工商所作為被告起訴

4. 行政法案例

【案情】
原告：廣西國營三門江林場。
法定代表人：陳瑞齊，場長。
原告：柳州市郊區柳東鄉牛車坪村公所。
法定代表人：滎運貴，村長。
被告：柳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劉知炳，市長。
三門江林場與牛車坪村爭議的山林地位於柳州郊區柳東鄉潭沖橋一帶的山嶺的西半坡，面積約550畝左右，該片山地自土改以來未經任何政府部門確定權屬。1953年牛車坪村民在當時的鄉長鍾朝森和村民組長李已林（原名蔣志芳）的帶領下，在該片山嶺地點種了松樹籽，次年補種了樹苗，1955年村民在爭議地種有少量的輪歇地。1955年三門江林場（水沖分場）職工在當時的副場長鄭喜才、技術員廖振廷帶領下，也在該片山嶺地種植了馬尾松樹苗。植樹後，雙方都對該片山嶺地樹苗進行護理。1960年柳州市郊區東方紅公社（即柳東鄉）組織人員對柳東大隊營造山林進行了綜合普查登記，將該片山嶺林木登記在東方紅公社柳東大隊名下（牛車坪屬柳東大隊管轄）。1963年牛車坪生產隊將該片山嶺林木固定給其所屬的4、6、7小隊進行管理。1954年，廣西省農林廳林業局作出了「關於柳州林場場界的指示」，三門江林場分別於1954年、1963年對三門江林場水沖分場作了規劃，又分別於1973年，1984年由區林業勘測設計院幫助繪制了林相圖。七十年代後期，隨著林木的成熟，雙方對潭沖橋一帶山林權屬發生爭議。1977年4月雙方代表在自治區和柳州地區處理土地山林水利糾紛辦公室（以下稱柳地處糾辦）的主持下，在爭議山林地內砍伐九株松樹進行年輪鑒定，其中七株樹木的年輪符合林場1955年所植樹木的年限，據此作了鑒定結論，雙方簽定了確定爭議山林歸屬協議，柳地處糾辦在此協議上作了鑒證，協議附件要求代表簽字和單位蓋章。牛車坪代表簽字後即單方反悔，沒有蓋章，協議附件沒有履行，糾紛仍然存在，雙方多次請求政府盡快解決這一糾紛。柳州市人民政府多次召集雙方代表及有關單位進行調查、調解，均達不成協議，遂於1991年3月16日作出柳政發（1991）32號「處理決定」，決定將譚沖橋地區北面兩個山嶺劃撥給柳東鄉牛車坪村委會、面積264畝，作為集體所有之山林；潭沖橋地區南面的山嶺劃給自治區國營三門江林場，面積259畝，山地林權屬國家所有。
三門江林場和牛車坪村均不服柳州市人民政府的「處理決定」，分別向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三門江林場訴稱：1954年根據廣西農林廳林業局的指示，將潭沖橋一帶荒山列入造林規劃，1955年水沖分場副場長鄭喜才、技術員廖振廷帶人在該山種植馬尾松，並派護林員管理至今。1963年在其主管部門的幫助下，分別製作了規劃圖、林相圖備案。七十年代，木已成林，被牛車坪村民盜伐引起糾紛。1977年4月在廣西自治區和柳州地區兩級處糾辦的主持下，與牛車坪大隊於同年4月6日、4月21日簽訂了兩個協議，協議內容已明確：潭沖橋一帶山林為國家所有，由我場進行管理。被告柳政發（1991）32號處理決定將屬我場（代表國家）所有的264畝山林確定給牛車坪所有是無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的，請求法院公斷。牛車坪村公所訴稱：解放前後我村村民都在此爭議山嶺開荒種植，1953年春鄉長鍾朝森帶領村民點種了松籽，次年補種了樹苗。1960年春柳東公社組織人員對牛車坪大隊種植管理的山林（含現爭議的山林）進行普查登記，上報給有關部門。1963年春，根據中央「六十條」政策，生產大隊將有關山林（含現爭議山林）「四固定」劃分給所屬小隊所有。1977年後，林場無端提出權屬爭議，當時所簽訂的協議違背事實應屬無效。被告柳政發（1991）32號處理決定沒有事實根據，請法院依法撤銷，以維護村民的合法權益。柳州市政府辯稱：三門江林場與牛車坪村公所爭議之土地的權屬自土改以來從未確認過。自五十年代起兩原告先後在該山嶺地植樹、管理。發生爭議後，雙方未能提供確實的權屬依據。從維護安定團結，有利於生產、有利於生活的原則出發，為了防止糾紛延續和惡化，我們根據《森林法》的有關規定作出的處理決定是正確的，請人民法院予以維持。

5. 求高手幫忙分析 行政法案例！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1、責任行政原則。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對自己行政活動承擔責任。2、行政合法性原則。主要是指行政機關的活動遵守法律。就本案來說：「工商所認為李某曾因傷害罪而被判刑3年，一年前剛出獄，因此要重罰，又處以李某1500元的罰款」。 顯然違反行政合法性原則。因而。工商所要承擔違法責任。

6. 一個行政法案例分析，求高手

你好。第一個問題我不會，不過第二個問題我倒是可以幫你解答一下。
李某回可以獲得賠償，因答為李某一開始向建設局申請建房許可的時候，建設局是准許了他的申請。後面水利局檢查的時候又說是違規建築。李某作為公民，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決定是信賴的。相信你也應該知道，行政法的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信賴保護原則。是指行政機關的規定或決定一旦作出，就不能輕易更改。如確因法律變動，情勢變更，公共利益等原因而必須改變的，除了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並遵循法定程序之外，還應當給予權益受損的人一定補償。
在這里水利局作出這個決定顯然並沒有如上所述的客觀原因，而且李某也沒有過錯。所以水利局如果要要拆除李某的房屋，行政機關必須為他的反悔行為「買單」，李某可申請國家補償。
才疏學淺，本人的理解。望有幫助。

7.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案例評析

1、此案並不屬於行政訴訟的可訴范圍，某公司無權提起行政訴訟。
法律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解釋》第一條第二項不屬於受案范圍」「（三）調解行為以及法律規定的仲裁行為。」
此處的仲裁是法定機構以中立身份按照法定程序對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糾紛作出有法律拘束力的裁決行為。「法律規定的仲裁行為」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所規定的仲裁，目前主要是勞動爭議仲裁。
因此，案中的勞動保障局作出的《工傷認定結論通知書》的行政行為不屬可訴范圍。
2、《工傷認定辦法》第十四條 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該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用人單位拒不舉證的，勞動保
障行政部門可以根據受傷害職工提供的證據依法作出工傷認定結論。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 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
分析：（1）李某與公司雖然沒簽訂勞動合同，但有實質上的勞動關系，因此應認定二者之間關系屬於勞資關系。
（2）根據工傷保險條例，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因此本案爭點應在，李某是否在上班途中。根據工傷認定辦法，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為不認為是工傷的，由該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因此，本案中，用人單位應向勞動保障局舉證李某並不是在上班途中。估且不論在勞動保障局製作《工傷結論通知書》時，是否有通知用人單位舉證。在後來用人單位向法院起訴，證明不是上班途中的兩個理由，
（一）李某發生車禍的時間是早上6點30分，而其上班的時間應該是早上6點45分，其案發的地點到公司最少需要半個小時，按照公司的《考勤管理規定》即使沒有車禍也是遲到的；（二）車上載著其妻子，因此無法判斷李某是在上班的途中，很有可能是送其妻子到某處。
這兩個理由只是用人單位的猜測，並不充分，並不能因為載著其妻子，和可能遲到，就推定李某並不在上班途中。
而且根據民法中的公平責任原則和衡平原則，判定應向有利於雇員的一方。
因此，李某應屬於工傷。

8.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行政法博導有幾位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學老師介紹：喻文光
04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內憲法與行政法學老容師介紹：王旭
04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學老師介紹：王貴松
04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學老師介紹：李元起
04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學老師介紹：張翔
04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學老師介紹：楊建順
04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學老師介紹：莫於川
04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學老師介紹：胡錦光
04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學老師介紹：韓大元

9. 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案例題

行政合理性原則和行政合法性的原則
李某系從事飲食業的個體工商戶，出售自製的蛋糕，李某蛋糕未經有關部門進行檢驗。這一行為被某工商所查獲。根據《個體飲食業監督管理辦法（試行）》的規定，對此類違法行為，應予以警告、沒收違禁區食品和違法所得，並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1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可責令停業整頓或者吊銷其營業執照。在工商所查獲前李某出售蛋糕共獲利590元。根據上述有關規定，工商所沒收了李某尚未出售的蛋糕，沒收其違法所得590元，並且工商所認為李某曾因傷害罪而被判刑3年，一年前剛出獄，因此要重罰，又處以李某1500元的罰款。
[問題]
工商所對李某的違法行為進行的行政處罰是否合法適當？是否符合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正確答案]
工商所的行政處罰行為是合法的，但不合理，違背了行政合理性的原則。主要表現在對李某的罰款行為上。本案中，根據法定的罰款幅度的規定，工商所對李某處以1500元的罰款屬於法定的幅度內，其行為沒有超越法律，不與法律相抵觸，是合法的。但工商所在法定幅度內的自由裁量權行使的不恰當，對李某進行1500元的罰款，除以其違法事實情節等為依據外，於一種不正當的考慮而作出的行政處罰行為，違背了行政合理性原則的要求，屬不合理的行為。
[考點集成]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貫穿於行政法之中，是指導行政法的立法和實施的根本原理和基本准則。行政合法性原則與行政合理性原則是行政法的兩大基本原則。合法性原則是指行政權力的設定，行使必須依據法律，符合法律，不能與法律相抵觸。具體內容包括：行政職權基於法律的授予而存在，行政職權依法律行使，行政授權、行政委託有法律依據，符合法律要旨。合理性原則是指行政決定的內容要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即合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合理性原則的具體要求是行政行為的動因應符合行政目的；行政行為應建立在正當考慮的基礎上；行政行為的內容應合乎理性。

10. 熊文釗的其人其事

從小喜歡「填表格」
與熊文釗教授接觸多了，發現他是一個非常風趣、頭腦極為敏銳的人。這與他早年的音樂修養有關。他1962年生於湖北黃岡，自幼喜歡音樂，在黃岡中學就讀期間上的是文藝班，1974年進入湖北省黃梅戲劇院樂團，演奏薩克斯和黑管，轉眼就是七年。朋友們開玩笑這樣評價熊文釗，說他是法律界音樂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樂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復高考，已經拿了幾年工資工作穩定的熊文釗，決定棄藝從學，參加高考，並且報考法律專業。熊文釗說：「這與我的童年經歷有關，我從小就對政治有一種敏感。」
上小學的時候，熊文釗就喜歡看報紙，並且對有官員出席的會議看得非常仔細。那是在「文革」期間，他特別關注哪個省的「革委會主任」是誰，副主任是誰，省軍區司令、政委是誰，並且自己製作了表格，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就在表上填一個，漸漸就把這些官員的名單填滿了。時間長了，連駐外使節、外國元首他都分別製作了表格進行填寫。
填表的同時，他開始了分析。他發現，五一、國慶等重大慶典和接待外賓的場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現了，那就預示著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預測一次次應驗，讓他很有成就感，漸漸成為一種愛好。時至今日，他在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預測常常神准，令朋友們總以為他有什麼特殊「渠道」，其實呢，他的渠道就是報紙雜志、廣播電視。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1年熊文釗如願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專業本科學習。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趕上了中國行政法學的起步與發展階段，他與中國的行政法治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給應松年送爐子
當時北京政法學院建立了「行政法學教研室」，負責人是方彥。方彥是延安時期的老報人，對推動中國行政法學貢獻很大，近些年來卻少有人提及。熊文釗說，改革開放後中國行政法學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網羅到北京政法學院的。像行政法學界泰斗王名揚，還有當時在西北政法學院的應松年，都是方老想盡辦法調到學院的。
當時選修課表上有一門名叫「行政法學」的課程，熊文釗很感興趣，進行選修，這樣與方彥的接觸多了起來，漸漸成為方彥的親密弟子，方彥有什麼事兒，都喜歡叫上他，他成為教研室的一個主要勞動力。
記得應松年剛到政法學院的時候，被分在6號樓4樓朝東的一個小房間里，居住條件十分艱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風嚴重，又沒有暖氣，住在裡面不得病才怪。方彥有一天叫上熊文釗，說是要給應老師弄個爐子生火，否則冬天過不下去。熊文釗說，我再去叫個同學。方彥說，叫什麼叫，我們兩個不就行了。方彥領著他從學院事務科領來一個燒蜂窩煤的爐子，然後兩人一起抬到應松年的房子里去。當時方老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把應松年感動得不得了。現在回想起來，熊文釗說，延安時期老幹部的作風，真是感人啊，有這樣的榜樣，自己不努力學習對得起誰？如果沒有方老，中國的行政法學不可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就出現那麼蓬勃發展的局面。
「接力」翻譯
當時行政法學的這幫老師和學生，對行政法學知識的渴求，真是像飢餓的人撲到麵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託北京政法學院舉辦行政法研究班，邀請中外知名學者講授行政法理論，這是全國首期行政法學理論培訓班，薈萃了一大批後來行政法學界的骨幹。熊文釗當時還在讀本科，但他硬是爭取機會進入研究班去聽課，而且節節不落、風雨無阻。
研究班聘請的比利時專家麥耶爾用法語講授行政法專題，翻譯遇到一些行政法學方面的專業術語，時常「卡殼」，要請教坐在講台下的王名揚先生。王名揚先生早年留學法國並獲得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行政法學專業)，精通法語。可操著濃重湖南衡陽口音的王名揚先生所做的解釋仍然無法讓大家聽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羅人，聽得懂王名揚的湖南話，而他的普通話並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羅話轉述王老的湖南衡陽話，大家還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長大的朱維究性子急，有時沒等姜明安說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測搶先「翻譯」出來，「翻譯」得不對，王名揚就急忙擺手說「不地(對)不地(對)」。熊文釗是湖北人，聽湖南話有點優勢。於是熊文釗就斗膽接過來「翻譯」普通話。由於從小就從事藝術工作，熊文釗的普通話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講得最好的了，經過這樣的「接力翻譯」才能讓大家明白這些專業術語。大家笑成一團的時候，麥耶爾教授就睜大眼睛迷茫地看著。
初生牛犢進入 國家立法殿堂
1985年，熊文釗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師從王名揚、龔祥瑞、應松年等著名的憲法與行政法學者，繼續研習憲法與行政法。時值《民法通則》頒布後不久，全國人大法工委資深顧問陶希晉先生提出，廢除了舊中國的舊六法，應當制定新中國的新六法，並明確提出要制定《行政法通則》。陶希晉先生早年長期擔任董必武的秘書，資格非常老，在建國初就是政務院副秘書長，在全國人大說話有分量，他對我國行政立法的推動功績，彪炳史冊。
1986年10月，全國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組，陶老提議由《民法通則》起草組組長江平教授任行政立法研究組組長，研究組由羅豪才、應松年、張煥光、皮純協、朱維究、姜明安等組成，王名揚、方彥等任顧問。熊文釗有幸參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組主持的《行政法通則》的起草工作，並參與撰寫了若干份試擬稿。這一年，熊文釗才24歲，就能進入全國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組起草法律文件，歷史給予他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
行政立法研究組成立以後，通過起草《行政法通則(試擬稿)》，編發《行政立法研究資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動態》，為全國行政法學者提供了國內外行政法研究的最新資料和動態，極大地激發了青年學者的求知慾望。
1986年底，第二屆行政法年會在山城重慶召開，陶希晉抱病從桂林趕到重慶。他感覺當時國內行政法學界的思想還偏於「保守」，希望有年輕人能出來「放幾炮」。他通過秘書約請了包括姜明安、熊文釗在內的幾位年輕人到他的住所匯報《行政法通則》框架的起草情況。陶老提出，能否讓年輕人到會上去講一講《行政法通則》的立法框架設想？
在前輩的支持和鼓勵下，熊文釗這個「初生牛犢」，在會上突破了原定議題，以自由發言的方式介紹了《行政法通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行政主體、行政行為、行政法制監督、行政訴訟」的立法框架，引起了與會學者的廣泛關注。現在許多行政法學界的權威專家都很懷念那次會議，認為那次會議為行政法學開拓了一個新境界。
相對人、聽證會與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當時年輕的熊文釗思想大膽，敢說敢為，常常冒出一些非常新穎的說法。
熊文釗是1985級的研究生，現在擔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的胡建淼當時是1986級的研究生。熊文釗當時沒戀愛，胡建淼來自上海，到北京後也是「單身漢」，兩人一見如故，晚上經常在一起整幾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在宿舍里閑吹鬍侃。兩人都覺得，當時行政法學的專業術語太少，大白話太多，應該創造一些術語。有一次，胡建淼提出「行政主體相對的一方」應該怎麼說，熊文釗說：「那就叫相對人吧。」從此，兩人的學術論文中開始出現「相對人」這個概念，漸漸被通用。「後來從外國的翻譯資料中也發現了『相對人』的術語，但當時國內是我們提出來的，提出時也沒看到外國的翻譯資料。」
後來，全國人大行政立法研究組在羅豪才、應松年的領導下，先後為《行政訴訟法》《行政監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立法框架及專家試擬稿，熊文釗都進入了專家咨詢組。1989年4月，在北京平谷金海湖畔的一個賓館召開了關於《行政處罰法》草案的專家研討會。研討會的一個焦點是，要不要把「聽證制度」寫入《行政處罰法》，如何寫。當時「聽證制度」在中國完全是個新鮮事物，從沒寫進過法律條文。寫是應該寫，但如果寫得太多，許多專家擔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時會引起較大的爭議，反而延緩了這一制度的立法。包括熊文釗在內的一些專家提出，在中國建立聽證制度非常必要，與其寫得太多引起爭議被擱置，不如就先將聽證制度確立下來，待以後再進一步完善。人大法工委最後採納了這一建議，就在第42條、第43條寫了幾行字，送到常委會討論，果然順利通過了。從此，「聽證制度」在中國落地生根。
在1988年太原召開的行政法學年會上，熊文釗還提出，我們國家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實行政法學也應該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國家核心價值賦予的行政職能」，「兩個基本點」，一是「授予政府權力」，一是「控制權力濫用」。當時不少專家認為行政法學就是研究「控制政府權力」，不包括「授予政府權力」。但後來越來越多的專家接受了熊文釗的觀點，並提出「平衡理論」。熊文釗的「兩個基本點」，其實就是講行政權力的平衡問題，權力的授予和控制必須平衡，才能保證行政的安全、有效，減少行政風險，提高行政效率。
減少「副職」觀點 屢遭「封殺」
2006、2007年來，熊文釗對「大部門制」的研究成果屢見報端，但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就是他在《望》新聞周刊上提出減少「副職」的問題之後，有多家中央和地方的報紙雜志記者和編輯來采訪或來約稿，熊文釗總要提到行政機關應減少「副職」。他說，根據1982年頒布的《國務院組織法》的規定，國務院各部應設正職一人，副職二至四人；各委員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員五至十人。可實際情況是，副職大大超編，例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達到12個，嚴重超過法定職數。
當時編輯記者們都覺得這個觀點很重要，可最後發表出來的文章，這一觀點總是被刪掉。編輯記者們解釋說，老總說這個觀點太敏感，紅筆「框」下去了。熊文釗很執著，堅稱：國家有法律規定，政府要依法行政，這有什麼敏感的？
後來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減少領導職數」，熊文釗笑著對那些編輯記者說：「你看，你們當初要是報道了多好！」
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近年來，熊文釗對國家行政機關部門利益膨脹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大部門制」改革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2005年，國家經貿委研究撤銷審批項目，在各部門研究來研究去，結果誰都不願意撤銷自己部門的審批項目。後來向熊文釗等專家咨詢，專家們提出撤銷方案，然後在經貿委的辦公會上通過，這一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還有一年，科技部在各部門徵求立法草案的意見，也是爭論來爭論去，最後也是按專家意見通過。這其實都是部門利益在作祟。
我國的部門利益膨脹，首先表現在「部門立法」上。許多國家法律法規是由相關部門起草，在起草時往往追求部門利益最大化，將部門權力擴張法定化，而偏離了整體的國家政策方針和公共利益，例如政府專營、行政准入限制、計劃配置資源、部門保護等方面。
其次，部門利益集團化、個人化、違法化。鄭筱萸案件中反映出行政腐敗、官商勾結、利益同盟等現象，而這些現象並非個別。有些為了部門利益公然違法，例如交通部門居然讓2004年通過的《公路法》中開征燃油稅的規定擱淺至今。
再次，對公共財政奢侈浪費。我國每年用於公車、公款吃喝以及公務出國的費用已高達幾千億元。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2004年度中央部門預算執行審計結果報告中就指出，1999年以來，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專項資金1.31億元，其中用於建設職工住宅小區1.09億元，用於發放總局機關工作人員職務補貼和借給下屬單位投資辦企業2204萬元……
部門利益膨脹是權力的屬性使然。阿克頓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孟德斯鳩也曾說過，行使權力的人總是會行使到法律的邊界為止。我們總是對於權力保持良好的預期和渴望，以為掌權者一定會奉公執法、一心為民。事實上，我們不能對權力抱有一絲一毫的幻想，特別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規范的建構上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權力的腐化性、自私自利性。而「大部門制」改革，是將許多部門「連鍋端」，可能是遏制部門利益膨脹的「最佳」辦法。
在熊文釗的「大部門制」前瞻中，提出了「大部門制」的通盤規劃和分步實施的整體方案，國土建設部=區劃+規劃+建設+國土資源等；大農業部=農業+糧食+林業；大交通部=交通+鐵道+航空+公路+水運+郵政等。對於現在的調整方案，將公務員當作人力資源要素、社會保障職能仍然沒能整合以及鐵道部沒有被合並到交通部等問題，熊文釗說，這還是部門利益在作怪，但他相信，遲早會有整合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