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行政法第六章王名揚

『壹』 行政法制的構成要素

1.兩要素說。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學者都持此觀點，當然，在要素的具體涵義上存在較大差異。如英國的依法行政由越權無效和自然公正組成。越權無效的核心內容是：越權的行政行為不具有法律效力。這既約束行政實體行為，也約束行政程序行為。自然公正則指：一方面，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的意見，每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無論在行政上，還是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經審問就受處罰，行政裁判官和司法官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才能作出判決。另一方面，避免偏私，「不能自己作自己的法官。」（註：參見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7頁。）美國的依法行政構成兩要素表現為基本權利和正當程序。前者指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服從法律，但這種法律必須旨在保護而不是摧殘人類固有的基本權利。後者指法律的實施必須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進行。 （註：參見王名揚：《美國行政法》， 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6頁。）台灣學者則主張依法行政的基本內容包括法律優越和法律保留。（註：參見翁岳生：《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台灣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25～229頁。）中國大陸也有學者認為依法行政的基本內容有兩項：（1 ）行政活動必須根據法律；（2）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 （註：轉引自胡建淼：《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頁。）

2.三要素說。認為依法行政由三方面的因素構成。如日本有學者提出依法行政的三項內容為：（1）法律保留。建立議院內閣制、 議會制的民主主義，通過國會對行政進行政治限制。（2）法律優先。 行政立法、行政裁量和行政手續中存在著立法權優先的要求或者立法的統治問題。（3）司法救濟。通過法院對行政進行司法方面的事後救濟。（註：參見〔日〕和田英夫：《現代行政法》，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頁。）法國的依法行政也包含了三項內容：行政行為必須根據法律；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行政機關必須採取行動來保證法律規范的實施。（註：參見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7頁。）

3.四要素說。依法行政構成的四要素說主要見諸中國學者的著述中。如有的學者歸納為：（1 ）任何行政職權都必須基於法律的授予才能存在；（2）任何行政職權的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遵守法律；（3）任何行政職權的委託及其運用都必須具有法律依據，符合法律要旨；（4）任何違反上述三點規定的行政活動，非經事後法律認許，均得以宣告為「無效」。（註：參見羅豪才主編：《行政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頁。）有的學者歸結為：（1） 所有行政法律關系，當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並執行行政法律規范；（2 ）任何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都不得享有行政法律規范以外的特權；（3 ）一切違反行政法律規范的行為，都屬於行政違法行為，自始無效；（4 ））一切行政違法主體，都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註：參見應松年主編：《行政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2頁。）還有學者認為，依法行政就是要使一切行政管理活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是使行政管理活動合法化的前提條件；有法必依，是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依法辦事；執法必嚴，是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憲法和法律的過程中，必須保持高度的嚴肅性，不許有任何的任意性，行政活動都必須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違法必究，在行政法范圍內，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對其違法行為向國家權力機關和人民群眾承擔應有的責任。（註：參見侯洵直主編：《中國行政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頁。）

4.五要素說。台灣學者張載宇對依法行政提出了五個方面的要素，即：（1）行政權之作出，不得與法規相抵觸。 不問法規規定之形式如何，均有拘束行政權的效力。行政權的行使必須遵守法規，不得與法規相抵觸。（2）行政權非有法規依據， 不得使人民負擔義務或限制其權利。人民與國家的一般權利義務關系，並非權力服從關系，而為行政法規所規定，人民對國家的義務與權利，自以法規所規定者為准。行政機關不得濫用其權力，使人民負擔義務或限制人民權利。且因行政權之作用為人民設定權利或免除其義務後，行政機關自身亦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更改。（3）行政權非有法規依據，不得為特定人設定權利， 或減免其義務。行政機關對於法規在同一情形下應為同一的適用。即對於人民權利的設定或義務的免除，均應依據法規為同等的措施，不得有例外的歧視。若無法規的依據，對於特定人賦予超過一般規定的權利，或免除一般規定所課之義務，均屬違法。（4）行政得自由裁量， 須受法規之限制，並符合公意。裁量不得超越法規所定之界限，如裁量超過其界限，則為違法。另外，裁量須適合於社會公意，如不合公意則為不當。（5）行政法規之適用，由行政機關本其職權主動為之。 如社會秩序不良，行政機關應主動適用治安或交通等法規，以維護或整飭秩序，而無須等待人民之請求。此與司法官適用法律采不告不理原則不同。（註：參見張載宇：《行政法概要》，台北漢林出版社1970年版，第99～ 101頁。）

『貳』 求王名揚美國行政法 英國行政法 法國行政法 PDF

美國行政法上下http://ds3.d.iask.com/fs/800/1//pdf/%E7%BE%8E%E5%9B%BD%E8%A1%8C%E6%94%BF%E6%B3%95+%E4%B8%8A%E5%86%8C+%E7%AC%AC%E4%BA%8C%E7%89%88+%E7%8E%8B%E5%90%8D%E6%89%AC+%E7%9D%80.pdf?origin=d131.d.i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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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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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法國行政法律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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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 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 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 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 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 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 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 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 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 的實施。(註：參見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頁 以下。)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 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 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 ，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 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 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 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 。(註：參見王桂源：《論法國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則》，《法學研究》，1994年第3期。 )

『肆』 法國行政法產生的歷史條件

對於法國行政法學的認識，首先必須提及其「行政法母國」的顯赫地位。作為一種客觀現象，行政法首現見於法國；而作為專門研究這一客觀現象的法學學科，行政法學也被公認為肇端於法國。因此，要了解現代行政法各項制度的生成和原則的發展，要理解現代行政法學的基本精神和原理，就必須對法國行政法特別是法國行政法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及有基本的掌握。

一、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與發展

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以現代行政法的出現為前提。現代行政法是相對於古代行政法而言的，它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法，只有在依法行政的法治國條件下才能產生。[1]「法治國」要求公民有權讓國家和政府遵守法律，而所遵守的法律又是由公民或者其代表制定。由此可知，現代行政法只能產生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因為那時才有真正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法治國觀念的存在。所以說，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不會早於19世紀的中後期。

應注意的是，法國行政法學並非與法國行政法處於一一對應的關系，而是具有滯後性。行政法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獨立學科，而不僅僅是行政法律和法規的分類、整理和解釋，在法國的發生是相當晚的。[2]與法國其他法學學科，諸如民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等相比，行政法學算是「朝陽學科」。盡管法國最早的行政法學著作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然而法國行政法學的研究在19世紀的後期才開始展開。[3]關於法國行政法學誕生的時間與原因，我國著名行政法學家王名揚先生認為有如下幾點[4]：

一是行政法須誕生於法治國條件下才稱其為現代行政法，因而只有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才能產生行政法及行政法學，這一點與民法、刑法的產生時間和條件有大大的不同。[5]

二是法國行政法學的產生與法國的行政法院的建制密不可分，因而行政法院的建立與成熟也制約著法國行政法學的發展。法國最高行政法院自從1799年成立以來，逐步改進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才完全定型，成為現代的行政法院，作出有影響的判決。法國早期的經典行政法學理論的提出都是與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密不可分的。

法國行政法已有大約150年的歷史，但法國行政法學的飛躍發展則是近20內實現的。在此之前，法國行政法學則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期。[6]根據法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莫里斯·奧利弗的研究，法國行政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潛在的創造期」（1800～1818）、「明顯的形成發展期」（1818～1860）、「組織化的時代」（1860～20世紀20年代）三個階段：[7]

（一）「潛在的創造期」（1800年～1818年）

該時期，法國行政法院的審判職能還不健全，處理行政案件的判例尚未公開，有關行政法研究的系統著作也沒有面世。隨著法國行政法院各種活動的展開，學者們已經注意到它在法國政治和法律生活的重要意義，從此就開始對未公開的判例進行闡釋。1814年出版的馬卡雷爾（Macarel）的《行政判例要論》（E『lemens de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ve）是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二）「明顯的形成發展期」 （1818年～1860年）

該時期在法國行政法學界出現了幾件較大的事件，這些事件有力的推動了法國行政法的發展，從而最終導致了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第一件大事是1818年至1860年法國行政法學界關於行政法院改革的論戰。由於自1799年法國行政法院建立以來，它的功能並不是十分完善。因而眾多學者都在討論行政法院的功能轉變問題，其中有「行政國家論」的觀點，也有「司法國家論」和「行政裁判國家論」的觀點。經過論戰，「行政裁判國家論」成為主流觀點。第二件大事是行政法講座在法國大學的開設。1819年3月24日根據國王的敕令，在巴黎大學法學院創設了「行政法講座」（une chaire de droit administratif），以此來適應有產階級與市民了解國家租稅、警察行政、土地徵用、公共工程建設事業等方面行政法知識的需要。自此至1837年12月12日，根據法王的敕令，法國全國各個大學的法學院中全部設立了「行政法講座」。第三件大事是「巴黎學派」和「普瓦捷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這兩個學派分別依託於巴黎大學法學院和普瓦捷大學法學院，故而得名。「巴黎學派」和「普瓦捷學派」的形成及其活動，積極地推動了法國行政法學的發展。第四件大事是論述行政法各論的作品大量出現。1840年以後，法國出現了以行政法院成員為核心的構築行政法學總論體系的活動，行政法院副院長、建設部部長和國會議員維因（Vivien）在1845年出版的《行政研究》（Etudes Administratives）一書中，首次將行政法分為總論（總則）和各論（分則）兩大部分，從而在法國（不言而喻，也是在世界上）最早開始對行政法總論的研究。第五件大事是行政法各論的論述作

『伍』 王名揚的主要著作

著有中國第一部行政抄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中國第一部行政法學專著《英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比較行政法》、《英、法、美、日行政法簡明教程》、《外國行政訴訟制度》。根據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提供的資料，對1996-2013年期間法學著作的引用情況所做的統計表明，王名揚的《美國行政法》被引用次數在所有的法學「教科書型著作」中位居榜首，《法國行政法》排第四，《英國行政法》排12位，在整個中國法學界都無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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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第6版)》是日本著名行政法學家南博方先生歷經二十餘載精雕細作之力作。全書共15章，總括了行政法的主要領域，描繪了日本行政法和行政法學體系。《行政法(第6版)》既注重對傳統行政法學體系和經典理論的承繼.亦強調對現代行政法實踐和行政法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充分運用，大量引用判例，並結合近年來日本行政領域和司法領域的一系列改革，對行政過程各個階段的相關行政法問題進行了精到的詮釋，提示了行政法教材建設的方向。

『柒』 關於《國家賠償法》的一些名詞解釋，希望大家幫忙

行政賠償的概念
行政賠償是指行政主體違法實施行政行為，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時由國家承擔的一種賠償責任。它具有下列特徵：
第一，行政賠償因行政主體而引起。只有行政主體才享有行政權，才能實施行政行為，才能構成行政賠償。當然行政主體是由行政人員組成，行政行為是經行政人員作出。因此，行政主體往往具體化為有關的行政人員。沒有行政主體，就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司法機關作為司法權主體，行政機關作為機關法人、行政人員作為公民等而引起的賠償，都不是行政賠償。
第二，行政賠償因行政行為而引起。只有行政行為，即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執行公務的行為，才能構成行政賠償。非行政行為，如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行政機關的民事行為及行政人員的個人行為等，均不能構成行政賠償。
第三，行政賠償因行政行為違法而引起，只有違法行政行為才能構成行政賠償，合法行政行為不能構成行政賠償。行政賠償僅以客觀上行政行為違法為要件，而不以行政主體主觀上是否有過錯為要件。
第四，行政賠償因行政主體違法行政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並造成損害而引起。首先，違法行政行為侵犯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違法行政行為只有在侵犯了相對人合法權益即屬於行政侵權行為時，才能構成行政賠償。如果侵犯的不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則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如果沒有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如有利於相對人的違法減免稅，就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如果剝奪的是相對人的非法利益，也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其次，行政侵權造成了實際損害，如果違法行政行為未造成實際損害，如不舉行聽證但未影響相對人實體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或者該行政損害不是由該行政行為造成，如由於相對人本人過錯造成，則不能構成行政賠償。
最後，行政賠償責任由國家承擔。行政主體由國家設立，其職能屬國家職能，行政權也屬國家權力，行政主體及其行政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所實施的職務活動，是代表國家進行的，本質上是一種國家活動，因此，行政主體違法實施行政行為，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並造成損害的，應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並不是由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承擔賠償責任。但正如行政主體代表國家行政職權一樣，行政主體也是國家向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的代表即賠償義務人。立法賠償納入國家賠償法范圍的法理思考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范圍的限定

國家賠償法制定實施已逾十數年，從制度實踐的效果來看，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問題。在這些諸多問題中，國家賠償的范圍過窄問題成為學界的一個共識。擴大國家賠償的范圍，使得公民在遭受國家侵權時能夠及時、有效地獲得賠償，已經成為學界和社會共同努力的方向。擴大國家賠償的范圍有很多的層面，其中一個重要但卻未被充分發掘的層面就是立法賠償問題。如果說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只是賠多賠少的問題，糾纏的是具體標准和技術細節，那麼立法賠償乾脆就是不賠——不僅1994年的《國家賠償法》對立法賠償隻字未提，而且國內的國家賠償法教科書對該問題也同樣保持沉默，通常只在介紹國家賠償法的歷史以及法國行政法時稍有提及[①]。因此，在我看來，中國學者構建的國家賠償法學術體系過度地保持與制度體系的一致性，無法反映出國家賠償法發展的理論需求，因而是很不完整的。

在立法賠償領域，就筆者的檢索范圍看，還沒有專門的學術論著；就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而言，以「中國期刊網全文資料庫」為基準平台，輸入「立法賠償」進行檢索，結果不超過10篇，而且大多是一些法學研究生或法律實務部門的人的作品，通常被認可的行政法學家鮮少涉獵該領域。這反映出立法賠償在中國國家賠償法學術體系中地位之卑微。筆者選擇這一論題，因而在文獻資料上就會顯得很薄弱，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鼓舞著筆者勉力探索，以將立法賠償的重要問題提出來供更多的學人研討。

為下文論證之便，在此對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概念進行基本的限定：立法賠償是指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規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而由制定機關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的一種法定賠償類型，立法賠償分為議會立法賠償和行政立法賠償兩種，[②]但下文若無特別說明，立法賠償即指議會立法賠償。

二、立法賠償的法律史概況及評論

立法賠償是一種新近發展起來的國家賠償類型。在法律史上追索立法賠償制度的源頭，還必須將目光投向法國。法國是行政法的母國，也可以說是立法賠償制度的母國。法國通過「公共負擔平等」的公法原理及法國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初步建立了國家賠償法中的立法賠償制度。除了法國，德國在一定程度上也建立了有限的立法賠償制度。日本在「麻風預防法違憲國家賠償案」[③]中也對立法賠償採取了接納的態度。下文將集中討論法德兩國立法賠償制度的特點，並對其進行簡要的評論，從中抽離出對我們國家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有意義參考點。

1、法國立法賠償制度：判例史的考察

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是從行政契約領域開始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1906年的Compagnie P·；L·；M一案中發展出「國家補償責任」規則，即行政契約的一方當事人因國家法律的變更或廢止而受到特別損害時，如果法律本身沒有排除賠償的規定，則國家應對契約的對方當事人負補償責任。當然，由於法國行政法並未采如我國國家賠償法一樣的「違法原則」，因此在法國行政法語境中，賠償與補償並不進行嚴格的區分。

但是行政契約領域的「國家補償責任」規則的確立，還不能說作為一種國家賠償制度的立法賠償制度已經完全確立。法國立法賠償制度的一個奠基性判例是1938年的「小花牛奶公司案」。該案的基本案情是：法國為保護牛奶工業（天然奶），於1934年制定了一個禁止生產奶類製品代製品（人工奶製品）的法律，結果導致小花奶牛公司停業；該公司於1938年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國家賠償並獲得法院支持。法國最高行政法院通過該案建立了普遍的立法賠償原則，正式確認國家在契約以外的行為中，即使法律沒有賠償條款，如果對相對人造成損害，國家就需要對相應的立法行為承擔責任。法院在該案中作出支持判決的一個重要法理基礎就是法國行政法上的「公共負擔平等」原則。[④]關於「公共負擔平等」原則，筆者以為有必要在此作一點解釋，因為法國的行政法院在此不是依據明確的法律條文作出裁判，而是在法律本文缺失賠償條款時運用司法自由裁量權，通過援引作為一般法律原則的「公共負擔平等」原則支持了國家賠償責任的成立。「公共負擔平等」原則是來源於《人權宣言》中的「個人公共負擔平等」思想，這是盧梭社會平等思想在共同體建構中的原則體現。「公共負擔平等」成為法國國家賠償法的重要理論，該理論要點在於：國家公務活動的目的是公共利益（盧梭稱之為「公意」），人民同等享受公務活動的利益結果，並同等分擔公務活動的費用；如果公務活動造成了個人的特定損害，實際上使得個人承受了公共負擔份額之外的額外負擔；這種額外的負擔應由全體社會成員分擔，而不能由個人完全承受，這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要求；全體社會成員分擔的基本方式就是國家用納稅額進行賠償。[⑤]該理論不僅可以作為立法賠償的理論基礎，實際上也可以成為整個國家賠償法的理論基礎。

「小花牛奶公司案」確立的立法賠償原則及其司法方法得到後來的最高行政法院的的遵守。1944年的Caucheteux et Desmont一案中，最高行政法院重申了「小花牛奶公司案」的原則。1960年代最高行政法院又在其判決中兩次支持國家的立法賠償訴請。

由此，法國通過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確立了國家賠償法上的立法賠償制度。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有其自身法律體系的特點，但在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因為法國和我國都還沒有建立事後違憲審查制度，法國行政法院獨立化及其富有特色的判例制度等。我們有其需要注意的是，由於立法賠償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國家賠償類型，由於立法針對對象的廣泛性和普遍性，因此關注法國立法賠償責任構成要件比關注該制度擴大國家賠償范圍的寬泛意義更為重要。關於法國立法賠償制度上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王名揚教授在其《法國行政法》一書中有過較為精當的「五點」概括：（1）議會法律的排除賠償條款不受審查，即行政法院不能審查議會法律的合憲性，議會法律明確或默示排除立法賠償的，法院不得判賠；（2）受損利益具有正當性；（3）損害具有特定性，因為普遍的立法損害不違反公共負擔原則，不予賠償；（4）國家無過錯時，損害要具有重大性；（5）重大利益立法不符賠償責任。[⑥]可見，「小花牛奶公司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在該案例中相關的議會法律沒有排除賠償條款；受損的牛奶公司是合法經營；只有該公司一家受損，故損害具有特定性；該案中國家立法存在一定過錯；該項立法並非涉及重大利益。可見，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立法賠償問題上設置了非常嚴格的條件，上訴五個條件有一個不滿足就可能導致無法獲得賠償。可能這也是法國雖然較早的建立了立法賠償制度，但立法賠償的案例並不多。筆者以為這體現了一種司法審慎的原則，即在公共利益（國家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進行了復雜而微妙的平衡。同時，我們還需要主要法國自身的憲法審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或限制了法國行政法院創設的立法賠償制度，如憲法審查實行的是事前、抽象的「憲政院」審查模式，法案已經通過生效即禁止任何形式的再審查，除非議會重新立法或修改法律。因此，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的穩定性並不如想像的高，因為議會可以簡單的通過「排除賠償條款」先行排除立法賠償責任，這時行政法院就無能為力了。

概括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我覺得最有啟發的地方在於：（1）立法損害的特定性，這反映了司法在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衡量上的理性取向，這一點也應該成為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的重要參考；（2）「排除賠償條款」的不可審查性，這是與法國獨特的憲法審查制度相適應的，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時也需要與我國特定的憲政制度相適應；（3）「公共負擔平等」原則，這是行政法院在「小花奶牛公司案」中支持賠償的主要法理基礎，對該原則的深入研究與闡釋將對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4）立法賠償責任的成立不以法律違憲為前提，這也是由法國獨特的憲政制度決定的。

2、德國立法賠償制度：條文的解讀與比較

德國立法賠償制度的建立要比法國晚，而且是通過制定法的形式確立的。聯邦德國《國家賠償法草案（1973）》第6條第1款規定：

「立法機關關於憲法法院確認其行為違法後18個月內，未有其他立法者，發生第3條（金錢賠償）之法律效果。」[⑦]

德國《國家賠償法》（1981）第5條第2款規定：

「如果義務損害為立法者的違法行為所造成，只有法律有規定並自阿規定的范圍內，發生賠償責任」。

此外，在立法賠償所針對的規范對象上，法國僅限於議會立法，而不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實踐傾向於排除議會法律的立法賠償責任，僅針對規章違反上位法的情形。[⑧]

限於資料，筆者未能收集到德國法院在立法賠償方面的判例，但從現有的法律條文來看，立法者以及最高法院都傾向於限制立法賠償責任，如《草案》規定了違憲的前提和「18個月」的再立法期，《國家賠償法》（1981）規定了立法賠償的嚴格法定主義。因此，如果立法機關審慎對待，那麼立法賠償責任可能一直無法成立。因此，雖然德國通過制定法建立了較為穩定的立法賠償制度，但其多層嚴格的限制使得立法賠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當然，筆者同意結合各國自身的憲政制度對立法賠償進行限制，已確保立法的權威性、穩定性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有效性，因為立法賠償訴訟經常干擾議會將導致立法工作受到影響。不過，立法賠償制度存在的最大意義，筆者以為不是具體給當事人多少賠償的問題，而是監督立法機關審慎立法的問題，並且申明了立法行為的有責性。

三、立法賠償為何姍姍來遲？——重溫主權理論

上述對法國與德國立法賠償制度的考察告訴我們，立法賠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只是一種極其有限的存在，各國的具體制度形式出外比較大，但無一例外的對立法賠償責任進行限制。我們知道，在絕對主義的主權觀念下，任何形式的國家賠償都是難以想像的。後來是憲法學家狄驥通過對絕對主義主權觀和國家觀的理論解構，為國家賠償制度開辟了道路。[⑨]但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立法賠償制度的發展遠遠遲緩於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有些國家又稱「冤獄賠償」）而且被設置了多層的限制，這不得不引發我們反思，並且要求我們在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時所要注意的分寸。這必須回到傳統的主權理論。

我發現現在國內幾乎所有的國家賠償法教科書及涉及立法賠償的論文大抵都將主權理論或觀念看作是一種過時的東西，看作是對擴大國家賠償法問題以及保護公民權利的一種障礙？他們看到的只是一些國家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表象，沒有注意到它們國內具體的爭議以及立法或司法制度上的審慎對待原則。其實，國外已經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國家（比如法德）對立法賠償責任的限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議會代表人民意志，其立法具有權威性。這種基本判斷背後不是所謂的公民權利概念，而是主權概念。我們必須首先了解主權的概念及「立法主權」在建立國家秩序上的重要性，我們對於立法賠償的討論才可能是理性和富有意義的。

主權理論必須追溯到法國思想家博丹。博丹的主權理論是一種立法主權理論，他對主權的規定是「國家絕對和永久的權力」，他通過在理論上抽離社會中間層，建立了近代第一個基本的「主權者——臣民」的立法主權模型。這一模型後來雖然被不同時期的理論家所加工或改造，但其基本思想都源出於博丹。博丹在規定了主權的基本屬性之後對主權採取了一種經驗式的列舉方式，將主權理解為一個包容若乾重要項的權利束，這是一種典型的法學思維。他將制定法律作為作為主權的第一項權利，奠定了整個近現代主權理論的「立法主權」性格。[⑩]後來主要的主權思想家霍布斯和盧梭都將立法權作為主權最重要的標志，特別是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實際上已經成為現代政治國家合法性的基本論證模式，現代的憲法基本都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原則之上。

以人民主權思想為基本制度線索，我們就會發現立法賠償姍姍來遲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個體的社會契約義務，即個體作為公民在建構整個政治共同體秩序時所承諾接受的守法義務。社會契約的最重要意義不在於權利，而在於權力，即個體通過共同的行為形成一個公共意志和人格，全體共同置身於該公共人格的指導之下，在享受共同體體福利的同時承擔起個體的社會契約義務。而由民主政治程序支持的立法則成為這種公共人格的體現形式，而且是唯一可能的體現形式。因此，不管狄驥以什麼樣的形式解構了主權理論和觀念，都不可能是徹底的。在一個秩序井然和治理完備的政治共同體內，集體主權的需求和個體權利的需求是同時發生和互為條件的，因此盡管國家賠償法在行政領域和司法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在立法領域必然受到嚴格的限制，否則我們很難想像民主政治程序的權威性、神聖性，無法想像國傢具有何種值得尊重的公共人格。

筆者在此引入主權理論，主要是為了提供一種觀察和思考國家賠償法特別是立法賠償問題的新的視角——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它將提醒我們在不斷索取公民權利的同時是否注意到並合理考慮了個體公民所承擔的社會契約義務。

還需要指出的是，立法賠償制度的建構往往與違憲審查制度相關聯。如有研究者認為「二者（立法賠償和憲法訴訟）在程序銜接山野存在一定的聯系，如日本的立法賠償常與違憲審查訴訟同時提起，立法的不法以『違憲』來確認。應該說這種做法是比較符合法理的。」[11]而德國的立法賠償制度也要求以違憲作為前提。問題是，這種「違憲型」立法賠償制度需要某種事後的、司法性的違憲審查制度作為前提。法國不具有事後審查制度，因此其立法賠償制度的范圍是不穩定的，立法「進」則司法「退」。這提示我們思考中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時需要根據我們自己的憲政制度進行設計，不可能絕對的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確實，如果以議會法律為對象，依一般的法理與邏輯，如果沒有相對獨立而成熟的違憲審查制度作為前提，立法賠償是難以成立的。法國的特殊性在於：其擁有獨立而發達的行政法院系統，這個系統具有豐富的判例體系和高超的司法技術，所以能夠通過小心的避繞和解釋法國的憲政制度，並通過「公共負擔平等」原則逐步建立了法國特色的立法賠償制度。但法國只是特例，盡管它最早的建立了立法賠償制度。其實法官行政法院表面上說無權審查議會法律，並且立法賠償責任的成立也不以違憲性作為前提，但其援引「公共負擔平等」原則作為主要的法理基礎，該原則在此處已經不是一般的公法原則，而是法國的「不成文憲法」，法院依該原則作出的立法賠償判決具有實質意義上的違憲審查內涵。筆者認為立法賠償（以議會法律為對象）本身就是一種違憲審查，不管它與違憲審查在程序上如何安排，違憲性都應該成為立法賠償的要件之一。

從立法賠償與違憲審查的關聯性來觀察立法賠償姍姍來遲的現象，我們就會理解為何法德兩國都要嚴格限制立法賠償責任——違憲審查權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態的、高危險的權力，其審慎和嚴格行使是國家穩定的需要。但是違憲審查與立法賠償又具有一定的區別，這種區別主要是法律後果上的，違憲審查的後果主要是宣布無效、撤銷或責任修改等，而立法賠償的後果就是損害賠償——前者可能主要是政治權力系統內部的責任，而損害賠償必然是對外的責任，而政治權力系統的運行是需要一定的封閉性的，因此，前者可能是後者的前提，但後者未必是前者的結果。以筆者的理解，排除法國那種過分特殊的事前憲法審查模式，以違憲審查的一般事後模式來看，立法賠償的發展還遠遠遲緩於違憲審查。這也不奇怪，因為違憲審查注重的是法律體系內部的自洽性，雖然其可能與公民權利相關並由公民發動，但卻並不必然或者很少引起具體的國家賠償責任；而立法賠償注重的是法律侵害的可賠償性。

四、我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由於本文是對國家賠償法納入立法賠償制度的一種原理性探討，因此無意於追究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技術細節或政策建議，結合前文的考察與分析試圖提出思考中國立法賠償制度可能性的參考框架。筆者發現已經發表的、涉及立法賠償制度的學術論文五一例外的都是主張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並且認為這是擴大國家賠償法范圍、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是文明和進步的體現。這種邏輯當然沒有大的問題，在我們這個「走向權利的時代」。但筆者需要指出兩個基本問題。

一是中國還不存在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此全國人大的法律是不可能受到違憲評價，因而是也不可能確立立法賠償責任的。有人也許會說，法國也不存在事後普遍的違憲審查權，我們能不能學學法國，鼓勵在行政審判中支持立法賠償？否也。法國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和豐富的行政法判例體系，能夠通過解釋諸如「公共負擔平等」這樣的一般性原則發展法律，這是法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最重要基礎，而中國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中國的司法部門獨立性不足，司法經驗與技術不足，與社會的互動也不足。盡管有研究者建議「人大的立法賠償問題由法律另行規定或在國家賠償法中單列一章」[12]但這種立法的可能性及後續司法的可能性都很成問題。因此，筆者以為在中國違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之前，人大（包括地方人大[13]）的立法賠償問題，除非立法本身加以規定，否則是不可能引起立法賠償責任的。立法賠償制度在人大立法領域的拓展在根本上取決於人大制度的改革進程與改革框架，以及中國是否能夠建立某種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為在筆者看來，本文前面的考察和分析已經揭示了立法賠償制度的一項基礎性原理：違憲性是立法賠償的前提，沒有違憲審查就沒有立法賠償。當然，這里是僅就人大立法賠償而言的。因此，在中國討論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可能性，不能簡單的從作為特例的法國模式出發，而應該以德日的「違憲審查與立法賠償的關聯性」模式為基準進行思考。

二是區分人大（議會）立法賠償和行政立法賠償，側重建立行政立法賠償制度。在目前的憲政框架下，人大的立法賠償由於依賴於更為根本的制度變革而不能得到解決，但行政立法賠償卻可能獲得突破。行政立法賠償與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密切相關。目前的情況是，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可以在提起行政復議時一並進行審查，但這不是司法審查，而是行政系統的內部審查。在行政訴訟法領域，抽象行政行為，無論是較高位階的行政法規與規章，還是較低位階的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都被排除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學界對於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業已達成共識，並積極提議修改行政訴訟法，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筆者以為抽象行政行為，特別是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是一件可期待的事，因為其體制阻力遠比人大立法賠償制度的確立要小。這一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步：第一步，修改行政訴訟法，將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首先做到與行政復議法的銜接，並積累立法賠償的經驗；第二步，將規章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建立規章違法的立法賠償制度；第三步，在前兩步充分積累經驗的基礎上，將行政法規納入司法審查的領域，建立行政法規違法/違憲的立法賠償制度。制度總是漸進發展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弱制度經驗的國家，激進改革的風險是很大的。因此，中國的立法賠償制度以行政訴訟法的完善和行政立法賠償的先行為起點，是一種非常明智選擇。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行政立法賠償部分必須主要區別於普通的刑事賠償和行政賠償，在賠償責任的限制上需要更加嚴格。因為行政立法行為雖然一般被認為是行政行為，但它不是普通的行政行為，而是一種法律規范的創制行為，議會立法賠償所遭遇的困境和限度行政立法賠償一樣難以避免。在這個方面，我們需要借鑒法國行政法院的操作技術，具體可參考王名揚教授概括的「五要件」，特別是其中的損害特定性要件。

四、結語

立法賠償根本地涉及國家與公民關系的一種系統性重構，是國家賠償制度邏輯的一個必然結果。這一發展在一個更加宏觀的層面上受到現代憲政主義的深刻影響。但是，立法賠償與行政賠償及刑事賠償具有重要的差別，忽視這種差別將可能導致國家根基的瓦解和基本秩序的松動——這種重要差別就是：立法是普遍性行為，而行政或刑事司法只是個別性行為——如果無差別的處理三種類型的國家賠償，那麼普遍的立法就將產生普遍的賠償，而且還可能與作為個別行為的行政或刑事司法賠償發生重疊和交叉，覆蓋或吸收其他制度的功能。本文的考察和分析表明：即使在最先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法國以及通過成文法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德國，立法賠償責任所受的限制都遠遠超過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因此，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必須堅持審慎原則，尤其需要結合自身的憲政制度獨立思考。由於中國尚未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此人大立法賠償不可能在現行體制下獲得解決，但行政立法賠償可以先行，並為將來可能有限納入的人大立法賠償積累經驗。在建構中國的行政立法賠償制度時，尤其需要注意法國行政法院的司法經驗，將其成熟的司法經驗作為我國立法的可行參考。在「走向權利的時代」，在習以為常的將法律制度理想化和簡單化的時代，我們思考立法賠償制度，尤其需要審慎的思慮和辨析，否則就很可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司法賠償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行政訴訟過程中，違法採取對妨害訴訟的強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對判決執行錯誤，造成損害的，要給予有限制的賠償。行政賠償程序是指受害人提起賠償請求，賠償義務機關履行賠償義務的步驟、方法、順序和形式等。我國將行政賠償分為兩種途徑：一種是單獨就賠償問題向行政機關以及人民法院提出；另一種是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中一並提起。

『捌』 王名揚的人物簡介

王名揚，1916年生於衡陽道衡陽縣（今衡陽市衡陽縣），行政法學泰斗、新中國版行政法學的啟蒙者和權奠基人、中國著名的行政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著有《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被稱為「外國行政法三部曲」，填補了中國對外國行政法研究的空白，是中國行政法研究經典之作。2008年11月6日20時45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

『玖』 王名揚的人物生平

王名揚，1916年10月2日（農歷）生於衡陽道衡陽縣（今衡陽市衡陽縣），少貧力學。
1931年以衡陽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省立五中（現衡陽師范學院），依靠當時宗族社制度下宗族所給的補貼讀完了中學 。
1936年，中學畢業後，擔任了一年的小學教員 。
1937年，懷著法律救國的理想，王名揚考取了國立武漢大學法律系 。隨後，震驚中外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王名揚熱血沸騰，毅然穿上軍裝，參加了戰地服務團，來到晉南前線。翻山越嶺，走村串寨，踏遍山山水水，到處宣傳抗日，將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忠誠、滿腔熱愛，對侵略者的無比仇恨，揮灑在抗日的前沿。
1938年，王名揚隨武漢大學內遷到四川省樂山縣 。
1941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後，考入了國立中央大學(重慶)研究生院行政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師從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
1943年，獲得碩士學位後，在武漢大學法律系任講師 。
1948年，王名揚考取了國民政府最後一批公派留學生，就讀於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
1953年，獲得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 。
1953年至1956年，在法國東方語言學校學習俄語和日語 。
1956年，新中國第一次在法國首都巴黎舉辦國際博覽會，王名揚擔任博展團團長李琢之的法語翻譯，以熟練高超的語言水準、嫻熟精彩的翻譯技巧，為世界認識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
1956至1958年，為了讓更多的人加深對新中國的正面認識，王名揚在法國擔任《僑眾》報的獨任編輯，向法國華僑介紹新中國的建設成就 。
1958年，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下，王名揚放棄了在法國優越的生活和學習環境，回到祖國的懷抱 。
1958年至1962年，王名揚在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理論教研室工作 。
1962年，因被認為「思想改造」不合格，轉入北京外貿學院(對外經貿大學前身)擔任法語教員，自此脫離法學教育領域長達20年，直到1983年返回法學講壇。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王名揚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因與法國同學通過信，被無端懷疑為「里通外國」，送進「牛棚」隔離審查」，撰寫多年的書稿被付之一炬。從1969年開始，被遣送到河南固始縣和息縣「五七幹校」勞動改造。艱難、困苦和厄運並沒有壓垮，反而磨砥了王名揚的思想，展望前途，堅信祖國的春天一定會到來！
粉碎「四人幫」以後，王名揚重新回北京外貿學院從事法語教學，1983年，調入中國政法大學執教，擔任行政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顧問，培養出新中國第一屆行政法學專業碩士生 。
1983年，王名揚參加了中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的編寫工作 。
1984年，王名揚應《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編輯部約稿，編寫國際私法及行政法詞條；
1987年，專著《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 ，對於我國行政法體系的構建和國家賠償法的立法工作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
1989年，專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 65萬字，被稱為是行政法學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寶箱 」。
1991年，兩部專著《英、法、美、日行政法簡明教程》(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外國行政訴訟制度》(山西人民出版社)同時出版；
1995年，專著《美國行政法》(上、下卷)(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 ，長達百萬字。
2006年11月，專著《比較行政法》（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
2006年11月，在慶賀王名揚九十華誕的大會上，為表彰他對我國行政法學教育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中國政法大學授予 「終身成就獎」 。
2008年11月6日18時左右，中國行政法的奠基人——王名揚教授在北京一家臨終關懷醫院去世，享年92歲。

『拾』 王名揚的人物事跡

衡州大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1916年王名揚出生於衡陽道衡陽縣（今衡陽市衡陽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祖父和父輩們都是勤勞朴實的農民，家境貧寒。王名揚是在族人的資助下才有了讀書的機會。一邊放牛、打豬草起早貪黑幫助家裡干農活，一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刻苦學習。初中畢業時以衡陽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湖南五中（今衡陽師范大學）。畢業後王名揚當了一年的小學教員，1937年考入武漢大學攻讀法學，開始了與法學結伴一生的風雨路程。
抗戰爆發，王名揚和許許多多愛國的熱血青年一樣義憤填膺，穿上軍裝參加了戰地服務團，成為晉南抗戰前線上宣傳抗日救亡的一名積極分子。1938年，王名揚離開晉南，隨武漢大學遷徙到大後方四川樂山 。
1940年，大學畢業的王名揚考入國立中央大學（重慶），師從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攻讀行政學和行政法學研究生，三年後獲得行政法學碩士學位並在武漢大學法律系任行政法學講師 。
1946年，王名揚考取了最後一批國民政府公派留學生，但是由於當時法國正處於戰後恢復期，因此在國內滯留了兩年後才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 法國是世界「行政法的母國」，法國國家參議院）的成立是現代意義上行政法產生的標志。按照「自然權利」、「三權分離」等法治和憲政基本原則在法國大革命後逐漸形成的行政法，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保留審判權階段、委託審判權階段和一般管轄權階段。行政法院的獨立在法國已成為一般國民的共識，行政法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由於當時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原定的三年留學期限屆滿後法國政府又同意王名揚延長留學期限 。
1953年，在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的一間教室里，王名揚面對著巴黎大學導師埃贊曼以及國際上久負盛名的行政法權威，以流利的法語宣讀博士論文《公務員的民事責任》並進行博士論文答辯。以出色的表現獲得了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學貫中西、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可王名揚並未故步自封，在法國東方語言學校學習了三年的俄語和日語。
1956年新中國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國舉行國際博覽會，王名揚主動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博展團團長李涿之的法語翻譯，這段經歷也被王名揚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為榮的事情。為了進一步向外界宣傳新中國，王名揚擔任以在法華僑為主要讀者群的《僑眾》責編，不遺餘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國 。
1958年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海外留學生發出了報效祖國的號召，王名揚響應，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秘密從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取得護照，帶著厚重的書籍隻身回到了祖國。
留法十年，改變了王名揚的整個人生走向，既是學術上騰飛的起點，也是坎坷磨難的源頭。 王名揚不遠萬里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迎接他的並不是一展宏圖的舞台，而是「洗腦」、轉行、流放等做夢也想不到的磨難。回國不久，王名揚就被組織分配在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洗腦」經歷。
「腦子洗好了」才能教法律，「由於王名揚留法十年受萬惡的資本主義毒害太深」，組織對王名揚的結論是「腦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北京政法學院課程表上基本上沒有法學課程，教法律的教師要麼靠邊站，要麼改行。1963年，王名揚被調到了北京外貿學院（今對外經貿大學），成為法語課上一名講課妙趣橫生的外語老師，同時還擔任班主任。
文革開始後，由於和法國友人通信，王名揚就被定性為「里通外國」，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辛苦寫就的書稿全部被付之一炬，王名揚被隔離審查，送入「牛棚」面壁思過。1969年，王名揚被流放到河南固始縣和息縣的「五·七幹校」，開始了十年的勞動改造生涯。妻子千里迢迢從東北趕過來看他，止不住淚如雨下 。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行政法制建設開始起步，行政訴訟制度被提上議事日程，行政法學研究也開始正規。
年近古稀的王名揚參加了中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 ，並承擔了「行政行為」章節的撰寫，對我國行政法研究的啟蒙起了奠基作用。
《行政法概要》出版後，中國政法大學邀請王名揚回來任教，被婉言回絕，只擔任了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專業首位碩士生導師，教授行政法與外國行政法。重新「出山」後的第一項學術成果是應《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編輯部之約，編寫了國際私法以及行政法詞條的內容。
1987年，王名揚的第一部行政法學專著《英國行政法》出版。這部25萬字的著作填補了國內外國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中國政法大學招收建國後第一屆行政法專業的研究生，尚無任何教材，王名揚就用該書向研究生授課，將一種嶄新的行政法學體系以其精湛的技藝介紹入中國，該書的「行政法原則」被學術界廣泛引用。書中首次介紹到的「國內行政裁判所制度」，對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的建立所產生了直接影響。此外書中所提到的「行政救濟的獨立原則」、國外行政法關於「自然公正原則」、「賠償制度」等的介紹，對於我國行政法體系的構建和國家賠償法的立法工作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
《英國行政法》出版兩年後，65萬字的《法國行政法》問世。王名揚對行政行為理論的全面介紹在現在仍是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基石；該書介紹的行政合同制度，整整影響了一代行政法學家；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在這部書中對行政法院制度的介紹，成為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範本和國家賠償法立法時的唯一參考資料。事實證明，《法國行政法》是行政法學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寶箱」 。
1995年出版長達百萬字的《美國行政法》，《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和《美國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較行政法》，王名揚的學術著作已成為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里程碑，奠定了王名揚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的泰斗地位。中國行政法學事實上存在一個「王名揚時代」，沒有哪位中國行政法學者的著作，能夠達到王名揚「外國行政法三部曲」這樣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對我國研究、借鑒外國行政法制經驗，完善我國相關立法和規章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起到了積極和重要的推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