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民事訴訟法582
① 德日的民事訴訟模式
一、民事訴訟模式的界定我國學者關於訴訟模式的界定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本質屬性說。這種觀點認為模式能夠反映某一事物本質屬性的抽象化樣式，是指某一系統的結構狀態或過程狀態經過簡化、抽象所形成的樣式，它是對某類事物或行為特徵的概括或抽象。二是訴訟地位及法律關系說，並將模式與形式、結構、構造視為具有相同的含義。認為模式是對一定事物的內部各個要素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描述。筆者以為，民事訴訟模式是對特定或某一類民事訴訟體制基本特徵的揭示。也即法院與當事人在訴訟中的相互關系。，或者說是法院與當事人之間訴訟許可權的配置關系模式。訴訟模式的基本構成要素包括：（1）主體要素，即當事人與法院。（2）訴訟許可權的配置。民事訴訟模式實質上表達的是法院與當事人之間訴訟許可權的配置關系，不同的配置關系構成不同的訴訟模式。
二、民事訴訟模式研究的理論價值
民事訴訟模式是對特定的民事訴訟制度本質的外在反映，運用民事訴訟模式來分析民事訴訟的基本理論問題，有助於我們把握民事訴訟的本質內容。具體來講，研究民事訴訟模式具有以下重要理論價值：
第一，根據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理論，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的訴訟關系是基本的關系，訴訟始終圍繞著這一關系而展開。所以，以當事人與法院及其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民事訴訟模式，可以把握民事訴訟的基本走向。。尤其是，民事訴訟模式是以當事人與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配置為研究基點，而這一許可權配置決定了某一特定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屬性，使我們能夠認清不同國家民事訴訟制度的本質特徵。此外，通過不同國家民事訴訟模式的分析，可以找出相同點與差異點，分析利弊，以不斷完善中國的民事訴訟制度。
第二，研究民事訴訟模式，可以促進民事訴訟程序的優化。程序不僅僅是作出某決定或得出某一結論所經歷的過程或手續，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各主體對形成決定或結論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即他們相互之間的地位、關系。主體的這種程序中的地位、關系，不但是程序許可權劃分，更重要的是這種角色定位明確了各個主體對形成最終結果所能起到的作用，並各自在其許可權范圍內對程序結果分擔責任。由於訴訟模式是以當事人與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配置為研究內容，所以，對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能夠促進當事人和法院在訴訟中各自角色的合理定位，並形成合理的歸責機制，以達到民事訴訟程序的優化結構。
第三、對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有助於民事訴訟其他具體制度研究的深化。由於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內容帶有根本性，對民事訴訟體制的構件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民事訴訟模式應當屬於民事訴訟法學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范圍，它對其他具體制度的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功能。在一些民事訴訟的具體制度好理論中，例如訴訟標的理論、證據理論等，都涉及到當事人與法院的許可權配置，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對深化這些具體制度的研究具有基礎的理論價值。
三、民事訴訟兩大模式——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
（一）民事訴訟中兩大模式的含義
從宏觀的角度看，民事訴訟理論界對民事訴訟模式的分類，基本上認同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的二分法，但對那些國家的民事訴訟制度屬於當事人主義，哪些國家的屬於職權主義，則存在分歧，張衛平還進一步將當事人主義劃分為英美型當事人主義與大陸型當事人主義。對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和大陸型訴訟模式的劃分，主要是依據法院與當事人之間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而確定的。
1、當事人主義
所謂當事人主義，英語的表述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民事糾紛的解決中，訴訟請求的確定、訴訟資料的提出和證據的收集和證明主要由當事人負責。該原則要求當事人（1）提起訴訟；（2）確定爭點；（3）提出證據給法院等。在當事人主義下，當事人甚至對法律的適用都有選擇的權利，而且，由於證據及訴訟資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當事人負責，所以也可以說發現真實的主要責任也在當事人，而在當事人主義支配下的傳統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處於順應性的地位，尊重當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預。
1、職權主義的含義
職權主義（德語為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訴訟程序中擁有主導權。該原則可分為職權進行主義（amtsbetrieb）和職權探知主義（undersuchungsgrundsatz）兩個方面的內容。與當事人主義相對，職權主義是指在民事訴訟中，程序的進行以及訴訟資料、證據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為之。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民事訴訟模式屬於職權主義。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前，歐美各國的民事訴訟普遍貫徹實施的就是職權主義，資產階級革命後一度改行當事人主義。在19世紀的產業革命浪潮中，以至整個20世紀，各國在修改民事訴訟法時又加強了職權主義的色彩。
（二）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成因
1、當事人主義的成因
在民事訴訟法典中首先確立當事人主義的當屬1806制定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1877年德國民事訴訟法典和1891年日本民事訴訟法典等都確立了當事人主義。 作為開山鼻祖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在制定時，當時的訴訟理念認為，民事訴訟是涉及私人利益的糾紛，故運作訴訟和訴訟程序進行的主導權應該由當事人擁有，法院及法官在訴訟中只是嚴格的中立者，只能就事實問題作出法律上的判斷。這種被稱為自由主義訴訟觀的思想，在法國民事訴訟法典制定後，與自然法思想、社會契約說以及經濟自由放任思想匯合，在排除國家對市民社會干預的運動過程中形成了糾紛解決的當事人主義優越的浪潮。此外,還有學者論述道：當事人主義的成因還有更深的層次,這就是私權自治原則和市場經濟的影響.從私法自治原則的角度來說，私法自治與法國民訴法典中所表現出來的自由主義訴訟觀是相互關聯的。由於民事糾紛起因於民事權利義務的爭執,便要求貫徹調整私法的原則,國家的干預必然回破壞當事人之間建立在私法基礎上的平等關系，不利於糾紛的解決。而從市場經濟的關系來說，由於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定位為只是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並不直接干預社會生活，因此，反映在民事訴訟中，代表國家的法院只能是居中裁判。
2、職權主義的成因
職權主義民事訴訟法典的典型代表是1895年制定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後來，一些原先採當事人主義的國家如法國等也轉而採取職權主義。德國1976年民事訴訟簡化法也有此傾向。更令人深思的是，1991年美國司法制度改革法和1995-1996年英國沃爾夫勛爵組成的司法改革小組擬訂的方案（Access to justice）也對英美法官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超然地位進行了反省，強調了法官對程序的干預。
為什麼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期，職權主義在民事訴訟中得以盛行呢？究其根源主要有二：一是當事人主義支配下的訴訟程序，由於當事人肆意操作訴訟程序，造成了審判遲延、程序復雜以及費用增加等令人不快的後果；二是作為當事人主義基礎的自由主義思想，隨著19世紀末產業革命的興起，城市化和大規模化的糾紛解決，以至不能再任由當事人主宰訴訟程序來完成，為了迅速且經濟地解決民事糾紛，各國才開始強化了民事訴訟中的法院職權。不過，盡管在18-20世紀，各國民事訴訟出現了當事人主義向職權主義的過度，但並不意味著各國的歷史背景是相同的。由於文化歷史背景以及當時各國政治、經濟狀況的不同，都會導致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在各自民事訴訟制度中的表現形式和內涵的差異。
四、民事訴訟模式的發展趨勢
以上只是從理想類型的角度對民事訴訟模式所作的劃分，實際上，世界上並不存在絕對的某種訴訟模式，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事訴訟制度中，兩種模式總是交錯的。當事人主義模式以自由主義理念為基礎，以當事人意思自治和處分權為訴訟模式的構造原則，並伴隨著絕對化的傾向。與此相對，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存在著對當事人基本權利的漠視，與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不相協調。程序主體地位的確立與訴訟民主與現代化，以及個人利益的要求與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間存在沖突。因此，進入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各國民事司法改革方興未艾，除了具體制度、具體程序的改革以外，各國也不失時機地調整當事人與法院在訴訟中的許可權分配，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當事人與法院在訴訟中的各自作用，實現訴訟公正。
在英美法系的民事司法改革中，主要是強化法官在訴訟中的職權作用，法官不但在訴訟程序的推進方面擁有一定的許可權，甚至在某些實體問題上法院也享有決定性的許可權。這在立法中已經有所體現。在審前准備程序中這一點體現得較為充分：法官積極地介入審判程序，促進訴訟的進程，包括設定證據開示的最後期限、確定審判日期以及促成當事人和解等方面，法官已更多地轉向案件的管理。
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模式雖然同屬於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但是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卻存在差別。在大陸法系國家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中，法官原本對訴訟程序的進行就享有較大的權力（職權進行主義），特別是在案件的審理中，法官主導庭審程序、主動詢問證人，同時法律海規定了法官的釋明義務。所以在以德國、日本等國家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在保證法官的程序管理權的同時，也在不斷擴大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控制。
在民事訴訟構造中，過分強調當事人的作用會導致訴訟的遲延，增加訴訟成本，從而帶來訴訟實質上的不公正；而過分強調法官的職權作用，雖然能夠克服以上不足，但又會產生法官中立性問題。所以，兩大發系在保證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基本構造的基礎上，不斷調整著法官與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許可權分配，因而出現既重視當事人基本訴訟權利的保障，又強調法官對訴訟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權力，從而形成了當事人與法官相協同的新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特別是在當事人主義固有的當事人主導的理念基礎上，導入了法官對訴訟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權思想，是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但是，西方各國民事訴訟改革並沒有根本改變其訴訟模式的基本內容，而僅僅是在一定的范圍內調整當事人與法院的許可權配置，以使其更符合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的要求，並沒有改變其訴訟模式的本質內容。
② 外國法制史的法國法、德國法和日本法的歷史沿革
（1）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法國封建制時期的法律制度，一般指9世紀上半葉到18世紀下半葉持續近1000年的法蘭西王國時期的 全部法律。其起始時間的標志，是公元843年 法蘭克查理曼王國的分裂至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爆發。在法國封建製法的形成和發展中，歷經了三個階段，即公元9世紀至13以習慣法為主時期、公元13世紀至16世紀習慣法成文文化時期和公元16世紀至18世紀王室立法成為主要法律淵源時期，它為近代法國資產階級法律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2）資產階級法律制度的建立。近代法國法律制度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在拿破崙統治時期，法國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五部重要法典，再加上憲法，構成了法國「六法」體系。由於法國革命具有徹底性，有一套成熟的思想理論作指導，所以，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法律指導比較系統和完備，較典型地反映了資產階級比較系統和完備，較典型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對其他資本主要國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3）現代法國法的發展。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連續遭到三次經濟危機的襲擊，國內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復雜。為了應付緊急形勢，縮小了議會權力，加強了行政權利，政府的委託立法議案在議會中占據優勢。同時，為緩和人民群眾強烈的民主運動，於1919年4月和1927年7月，進行了兩次選舉制度的改革，對原來的法典進行某些修改與補充。判例作用有所提高。法國的法律制度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繼續進行變革。 （1）封建法制的形成與發展。德國原為法蘭西王國的一部分。公元919年，東法蘭克王國推舉薩克森公爵為國王，開創了德意志王朝。封建時代的德意志長期處於封建割據之中，後來普魯士邦逐漸強盛，並先後戰勝奧地利和法國，為統一德意志各邦掃清了障礙。在整個封建時代，法律的分散性和法律淵源的多元化是德國法最基本的特點。習慣法、地方法、教會法、羅馬法以及帝國法令長期並存。封建時代最著名的習慣法匯編是《薩克森法典》，大約編纂於1220年，其內容主要是關於民事、刑事問題和訴訟規則，以及調整封建關系的采邑法。封建時代後期出現了一部以帝國名義頒布的刑法典——《加洛林納法典》（1532年頒布）。該法方面的內容，被多數邦國長期授用，在德國封建法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影響。
（2）德意志帝國的建立與近代德國法律體系的形成。1871年，普魯士以「鐵與血」的政策完成了統一德國的任務，建立了德意志帝國。統一後的德國以原普魯士邦國的法律制度為基礎，建立近代法律體系，先後頒布了憲法、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民事訴訟法典、法院組織法、民法典和商法典，成為大陸法系的又一個典型。由於德國統一是自上而下完成的，德國革命帶有不徹底性，封建專制主義沒有受到根本批判，近代德國法律體系也帶有很強的封建君主專制色彩。與此同時，由於德國具有「潘德克頓學派」的理論基礎，德國法相對於19世紀大陸法系其他國家而言，結構更加嚴謹，邏輯更加嚴密，概念更加准確。
（3）魏瑪共和國時期法律的發展。1919年，戰敗的德國進入魏瑪共和國時。由於政體的變化和社會化思潮的影響，德國加快了民主政治的進程，在沿用原有法律的同時，頒布了大量的「社會化」法律，如調整社會經濟的法律和保障勞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國成為經濟立法和勞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國成為立法和勞工立法的先導。
（4）法西斯專政時期德國法的蛻變。1933年，納粹黨頭目西特勒出任總理，開始了法西斯獨裁統治。西特勒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將國家政治生活全面納入戰時軌道。在憲政方面，頒布了《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德國改造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廢除了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和聯邦制，維護西特勒個人獨裁和納粹一黨專政。在民事法律方面，頒布了《卡特爾變更法》、《強制卡特爾法》等法令加強對壟斷組織的扶持，強化壟斷資產階級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控制，並且頒布了《世襲農地法》、《德意志血統及名譽保護法》等單位法律，推行種族歧視和種族滅絕政策，鞏固法西斯政權的統治基礎。在刑事法律方面，原先法律中的民主原則被徹底拋棄，代之以種族主義原則。
（5）二戰後德國法的變化。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戰敗投降。由於英、美、法、三國和蘇聯對德國的分別軍事佔領，德國曾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直到1990年10月3日才實現統一。戰後西德建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恢復了魏瑪共和國的法制，並根據1949年波恩基本法確立的和平民主原則，對原有的法律進行了修改，使其中的封建因素大為減輕。兩德統一後，基本上實行原西德的法律制度，但是也根據情況對新問題進行了若干修改。 （1）封建法制的形成和發展。奴隸制時期，日本使用固有的氏族法，主要表現為不成文的命令和習慣。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廢除了奴隸制，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統治，創建了以唐朝法律為模式的日本封建法律制度。從大化革新至1868年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法律制度，其形式內容及法律觀念均受到中國封建法律以及法律文化的深刻影響。
（2）近代日本法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1868年，日本進行明治維新，通過一系列改革綱領，著手進行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的改革。隨之，圍繞著經濟和司法等方面的立法改革也廣泛開展起來，為建立西方化的資產階級法制奠定了基礎。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法開始走上全面西方化的道路，以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法律為模式相繼編纂了一系列法典，使日本資產階級法律體系最終得以確立。
（3）現代日本法的發展。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30多年間，日本法律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以1932年軍事獨裁體制的確立為標志，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經過不斷改革，法制建設趨於完備化；後一階段則與軍事獨裁統治統治相適應，法制走向法西斯化。二戰後，日本法律制度較多接受美國法的影響，法律風格有所變化，並建立了以國會為中心的責任內閣制，賦予公民較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利，而且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立法活動。
日本法以善於吸取外來發達的法律制度見長，體現了東西法律文化的融合。明治維新以前，日本法承襲中國唐代和明代法制的傳統，是中華法系的重要成員。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加入了大陸法系的行列，以德國法為樣板建立了六法體系，但也保留了濃厚的封建因素。二戰以後，日本又吸收了英美法的許多精華，在當代社會的法律體系中別具一格。
③ 什麼是第三人撤銷之訴講義或課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年修正）新增加了對於第三人撤銷之訴的規定版。
該法第五十六條權規定：「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認為有獨立請求權的，有權提起訴訟。
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雖然沒有獨立請求權，但案件處理結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參加訴訟。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
前兩款規定的第三人，因不能歸責於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的部分或者全部內容錯誤，損害其民事權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作出該判決、裁定、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經審理，訴訟請求成立的，應當改變或者撤銷原判決、裁定、調解書；訴訟請求不成立的，駁回訴訟請求。」
④ 法國民訴法典什麼時候頒布的
1806 《法國民事訴訟法典》
1976 現行《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
⑤ 第三方撤銷之訴，最快幾天能立案
首先，提出了
我們的民事訴訟制度的問題，進入第三方武力的問題損害了消費者的權利利益提出上訴的裁判制度不健全的補救缺點存在。特別是近年來，一些惡意串通當事人，一些政黨故意隱瞞重大事實，超出了權利要求的范圍有些裁判文書調解的內容，更多的性能與損害局外人的利益。 2007「民法通則」第178條只是賦予當事人申請第三方重審不提供救濟渠道的權利。當第三方民事權利受到侵犯時，裁判需要在2007年生效，「民法通則」第204條的設計是第三方反對意見的執行情況，向執行法院，第一次初步反對第三方審核由執行法院，反對機構設立規則暫停標的物的執行落實。第三人不服該決定，申訴人只要求由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以按照職權啟動程序，即通過公權力進行干預，以解決問題的第三方權益後生效侵犯的裁判。 [我]因此，由於外界第三方的訴訟權利損害的虛假情況的救濟問題，主要通過申請再審解決。但也更嚴格的條件申請再審，開始是很困難的。早在2011年8月2日，日本民法室LAC上需要研究這個問題「內政部頒發」提出了三種方式解決，一種是第三人應當設立上訴制度，以第三人在原方的被告人，使法院的生效判決，要求對他們的判決的內容。二是再審程序應，以便第三方再審申請原判決的權利。三是建立第三方不應被和的再審上訴程序，而另一個投訴解決由第三人，可以在上訴之前否認了上訴。
要通過訴訟等手段防止惡意人士，對在外人看來，新的「民事訴訟法」第227條，同時保留了「第三方執行異議上訴」的合法權益，「來自法國和台灣學習，中國的第三人訴訟制度「[二]，第56條，第三人增加規定，」因為我不能占標的物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表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或部分調解或全部的錯誤的內容，損害公民權利，他可能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利的日期正在六個月內侵犯，使該判決，裁定，人民調解法庭訴訟。人民法庭上，建立了債權，應當改變或者原判決，調解;索賠是不成立的，駁回了索賠，「熊躍民教授認為，這一規定」與再審相比，在訴訟中的第三人提起程序更方便，更利於第三方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III]
二，民法兩種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評論
（一）第三方投訴程序
第三人的上訴過程起源於法國，法國的表述是「第三方反對」，中國學者將其轉化為「第三人提出取消異議的決定」[IV]。「法國新民事訴訟法」，為「第三人異議」為「極上訴途徑「和」再審「並列第582條的規定規定：」第三人提出取消該異議是指攻擊第三人不為己判決的興趣，要求該決定或要求修訂的決定第三人異議，反對擬議的第三人，是指爭他們的攻擊點已被判處挑戰法律，並使其事實上重做裁判。 「第583條規定，」在讓市民提出反對給第三人的任何權益「第587條規定，」第三人在質疑的上訴請求的判決提出，要提出攻擊法院的判決;反對由第三方提出的，裁判是由同一警長「同時，」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頁592規定：」由第三人取得，彷彿要做出這樣的判斷，法院裁判的決定提出反對的判斷，提出了同樣的呼籲。 「在它的程序，第三人提出異議，以取消實質條件的決定」應該有益處，「-----」獲准第三人造成損害這一規定的判定「，使大部分的判斷可以進行救濟以這種方式由第三方取消判決的反對意見。在接受原來的法院判決，審理。結果在審判普通程序的司法管轄區作為第三人提出取消異議的決定被駁回，原判確認;此類第三方異議贊成判決得到判決的取消將被取消或減刑對於由第三方提出的任何判決的反對，拒絕接受該應用程序可以請求救濟[V]民事訴訟法守則的條文，解釋取消第三方異議，雖然是上訴的途徑非常的決定，但它是一個普通的審判程序，還有適當的補救措施。
台灣，中國在保留[第三人異議訴]前提「強制執行法」，修訂2003年「民事訴訟法」原生態「第三者決定提起申訴的程序，」第507-1條規定認為「無私第三人在法律上歸屬於非結果是訴訟的主體，但不參加，沒有取得所造成的攻擊或防禦方法判決誰是共同被告雙方在決定最後的足夠影響判決提起申訴，要求其不利判決的一部分。「還規定，」第三方投訴，投訴原審法院判決的專屬管轄權。「中國台灣」民法通則「這個系統的建立」後該系列的程序保障為保障第三方程序所賦予的權利，並通知該第三者的事先程序保障（第254第四的第67條），構建一個統一的決心程序性保障措施和糾正爭，法國（或裁判）穩定性的具體要求和有效性。 「[VI]必要的細節，以擴大訴訟的功能來解決爭端，」實體法維持秩序與和諧「的基礎上」，確保糾紛解決的有效性「和」改進司法系統的運作效率與經濟「中，有時決定的有效性必須擴大和第三方比其他訴訟當事人，但在另一方面，站在鑒於憲法訴訟自由和產權保障的權利，從而使第三的地位人在一個特定類型的綁定結果私法的判斷，它必須給予某種形式的系統，豐富強大的擴展的有效性決定的合法性的基礎
⑥ 一案不在立的法律法律依據
關鍵詞:一事不再理、法律適用、訴權
一、一事不再理原則概述
一般認為，一事不再理起源於羅馬法。羅馬法上實行嚴格的"一案不二訟"制度，對同一案件不得再次起訴。這一制度的理論基礎是"訴權消耗理論"，所謂訴權消耗，是指一個訴權或一個請求權的行使，都有其對應的訴訟系屬在起作用，訴權行使發揮作用的內在動力來自於訴訟系屬的消耗，同一訴權或請求權只擁有一次訴訟系屬，任何訴權一旦經過一個完整的訟爭（訴訟或仲裁）過程而行使完畢，不論結果如何，其對應的訴訟系屬就消耗殆盡，因此一個請求權的第二次訴訟會因其訴訟系屬的缺失而無法成立。同時，為了維護判決的尊嚴和穩定，避免當事人纏訟不休，羅馬法在"一案不二訟"效力的基礎上又發展出判決的"既決案件"效力。判決作出後，除發生執行的效力外，還發生"既決案件"的效力，當事人雙方對已經正判決的案件不得再行起訴。訴訟系屬是德日民事訴訟法中的概念，通俗地說，是指訴訟存在於法院的一種事實狀態。實際是指案件被提起後，正處於法院審理過程中這樣一種事實狀態，它反應了訴訟從提起到最後裁判的一個過程。
在大陸法系國家，一事不再理原則發展成了兩個規則："既決案件"規則和"禁止重訴"規則。如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第100 條規定："如同一爭議系屬於兩個同級法院，如一方當事人提出請求，後受理案件的法院應當放棄管轄權，由另一法院管轄本案；當事人無此請求的，後受理的法院得依職權為之"，第480 條規定："在其主文中對本訴訟之全部或一部作出裁判的判決，或者對程序上抗辯不受理或其它任何附帶事件作出裁判的判決，一經宣告，即相對於所裁判的爭議具有既判力。"可見，法國民事訴訟法對"一事不再理"的規定是從訴訟系屬和既判力角度構建的，當案件未審結時，其它法院不得受理該案，審結後，案件禁止再次審理。同屬於大陸法系的日本的民事訴訟法，也就既決案件規則與禁止重訴規則作了法律上的規定。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142 條明確規定："對於正在法院系屬中的案件，當事人不得重復提起訴訟"。在日本，禁止重復起訴有兩種情況，一是狹義的禁止重復起訴，指當在內容上完全等同於前訴的後訴被提起後，後訴應該被視為不適法之訴，進而遭到法院的駁回；二是廣義的禁止重復起訴，指當兩個訴訟的主要爭點具有共同性時，後訴法院將會適用"禁止另行起訴並進行強制合並"的規定。
二、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適用范圍
1、適用主體
目前在我國，無論是法學理論界還是司法實務界，認為「一事不再理」原則適用於同一當事人，包括原告與被告雙方已是共識。
此外，筆者認為，還應適用於支持起訴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因此，如果在民事權益遭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已經起訴的情況下，即禁止上述機關、社會團體等再根據「支持起訴」原則向法院起訴。特殊情形下，還應包括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檢察機關。最後，還應適用於已經提起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經人民法院調解結案的的當事人。
2、適用客體
相對於「一事不再理」的適用主體而言，其適用對象也可以稱為適用客體。與此相對應，「一事不再理」在其「不再理」的對象—即適用客體方面也就存在明顯不同。筆者認為訴訟標的相同，訴訟請求相同即屬於「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適用客體。事實上，這還不能解決一「訴」與他「訴」的區別，反過來說也就是如何判斷重復起訴的標准問題。對於什麼是重復起訴，根據字義理解，所謂重復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相同的東西）又一次出現」；二是指「又一次做（相同的事情）」。因此，重復起訴意指又一次就相同的事實（事情）向法院起訴。法院予以受理即構成一事再理。
⑦ 訴訟和解制度的和解程序
訴訟和解作為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進行的法律行為，應當受到法律的相應規范。訴訟和解程序的設置，既是對當事人之間和解行為的規制，也是對當事人行使和解權的保障。中國認為，民事訴訟法對訴訟和解應當從以下四個方面設置程序：
⒈規定訴訟和解的期間
在英、美、德的訴訟法上，訴訟和解的期間為「訴訟開始以後，法院判決做出前的任何時候」。而法國民事訴訟法第127條規定「在訴訟進行的整個過程中雙當事人都可以自動的或在法官建議下進行和解。」④顯然，法國民事訴訟法對訴訟和解的期間沒有做出限制。因此，中國民事訴訟法將訴訟和解的期間規定為:「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後至第一審判決或者第二審判決作出之前，當事人之間可以和解。」
⒉規范訴訟和解的方式
綜觀世界各國的訴訟和解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是法院主導下的訴訟和解，其特點是和解雖在法院或法官的主導下進行，但是，法院和法官對和解協議的內容、和解的方式、和解的條件不作干預，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解決。因此，這種訴訟和解方式與中國的調解是不同的。二是法庭外的和解，也就是說，和解不需要法院或法官的參與，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解決，其代表性國家是德國，也稱之為裁判外的和解。這兩種和解的方式都有其優點和許可權所在。就中國而言，應當采第二種。中國在訴訟制度上採用的是大陸法系的國家職權主義模式，實踐中法官往往不重視當事人的和解，如果採取法院主導下的和解模式，很容易產生法官隨意干涉和解的內容和條件的現象，導致權利的濫用。
⒊建立對和解協議的審查和救濟機制
如前所述，對訴訟和解雙重法律性質的選擇，決定了和解的成立以其內容符合民事法律行為的有效要件為前提，又因為訴訟和解一旦成立即具有終結訴訟的效力，因此，法院對和解協議應當依法進行審查。審查的內容主要包括：達成和解協議的當事人是否具有民事訴訟行為能力；當事人的意思的表示是否真實;和解的事項是否屬於當事人能夠依處分權自由解決的事項；和解協議的內容是否違反法律或社會公共利益。法院經過審查，認為符合上述四個條件的，應當認定和解協議有效，和解成立；反之，和解不成立，訴訟應當繼續進行。
此外，對於有瑕疵和解協議，可以採取提起再審之訴和繼續審判的救濟方式。提起再審之訴，是指訴訟和解達成而終結訴訟後，當事人認為和解協議有重大瑕疵的，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確認和解協議無效火撤銷和解協議之訴，並對案件進行重新審理。繼續審判是指訴訟和解達成而終結訴訟後，當事人認為和解協議有重大瑕疵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主張和解協議無效或可撤銷，並要求制定期日繼續進行訴訟。中國台灣地區的立法中明確規定對瑕疵和解協議的救濟方式是繼續審判，日本的立法中對這個問題沒有明確的規定，哦判例中有繼續審判的，也有獨和解協議另行起訴的方式。中國學者有主張當事人對瑕疵和解協議課題其再審之訴，人民法院適用審判監督程序的。
綜上所述，雖然和解制度在中國尚未成為一項正式的民事訴訟制度，但它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訴訟經濟等方面的優勢使得它成為世界各國民事訴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轉型期的中國來說，建立健全訴訟和解制度，對於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則的訴訟體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此中國人們必須給與足夠的重視。
⑧ 法國 國家制度
法國國家賠償責任原則的確立
華東政法學院 朱淑麗
國家的賠償責任包含三個基本的理論問題：其一，國家是否對其行政活動產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二，國家是一個抽象的人格者，國家的賠償責任由誰承擔？其三，國家賠償責任適用什麼法律原則？以下圍繞這三方面介紹布朗戈案與法國國家賠償責任原則的確立。
一、布朗戈案所確立的原則
1873年2月8日，法國許可權爭議法庭判決了一起案件，因該案原告名叫布朗戈（Agnes Blanco），故名「布朗戈案」。其案情是：這個名叫布朗戈的小女孩路過國有煙草公司門前的大街時，被該公司的一輛運貨車撞傷。這樣一起看似簡單的案件卻產生了難題：法國有兩種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原告應向哪種法院提出訴訟請求？由誰來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運貨車所屬的煙草公司屬國有企業，如果要求它賠償損失，那麼無疑便是國家承擔了賠償責任，而在此之前，國家奉行不負賠償責任原則。因為國家是主權者，主權的特徵是對一切人無條件地發布命令，沒有國家通過法律表示同意，不能要求國家負擔賠償責任，否則即是取消國家主權。而且公民由於國家的行政活動而受益，承受行政上的損害，是享受利益的代價，不能追問國家的責任。
然而，許可權爭議法庭否定了國家不負賠償責任的理論，在沒有法律根據的情況下，創造性地肯定了這樣的原則：國家由於其行政活動方面的過錯而給公民造成損害時，應承擔賠償之責。法國由此確立了國家賠償責任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並非布朗戈案審判法官的偶然創造，而是19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國家行政職能不斷擴張的一個必然性的法律結果。當國家的觸角已經延伸到社會生活各個角落的時候，如果不承認國家的侵權賠償責任，那麼公民的人身及財產必定面臨著比以往更大的威脅，這種情況顯然不利於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所以，這一制度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二、賠償責任的主體：個人還是國家？
以布朗戈案為標志，法國明確承認了國家對其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負賠償責任。大陸法系其他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發展。例如日本的明治憲法確認的是國家無責任原則，但在後來制定的《國家賠償法》中便明確地規定了國家或公共團體對行使行政權力過程中所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然而，接踵而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有待解決：國家所為的行政行為都是通過具體的個人即公務員來進行的，作為抽象人格的國家並不能為具體的行為，那麼承擔損害賠償的究竟應該是國家，還是公務員？
通常對賠償主體的認定有三種：一是由公務員個人負賠償之責，這種觀點實際上仍然沒有承認國家的賠償責任，而且由於個人財力有限，常使受害者的訴訟請求落空。但它有助於強化公務員個人的責任心。第二種認定是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因為公務員所為的行政行為是作為行政機構的代表人做出的，所以理應由國家負賠償之責。這一賠償原則保證了受害人得到及時和充分的賠償，卻可能助長公務員在執行公務過程中的粗心和魯莽。法國在布朗戈案到20世紀50年代之間所實施的基本上是這種制度。第三種解決辦法則是由國家與公務員共同承擔賠償責任。這種賠償方式多發生於個人過錯與職務過錯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受害人可以職務過錯為由向行政法院起訴行政主體，同時又以公務員個人過錯為由向普通法院起訴公務員個人。任何法院均不得以該受害人已經行使其中一項起訴權而拒不受理另一項起訴。在並合過錯下，行政主體與公務員個人負並合賠償責任。受害人通常傾向於向行政法院起訴，由行政機關負擔全部賠償責任，這樣可以使其權利得到有效保護。國家對受害人賠償損失後，再根據公務員的過錯程度，要求公務員個人承擔賠償金額的相應部分。反之，如果受害人的損失由公務員賠償，行政法院也判決他有權要求行政機構承擔其應賠償的部分。目前，法國和其它大陸法系國家即採用這種賠償方式。
三、適用何種法律規則
在涉及國家由於其過錯而導致的損害賠償案的處理中，應當適用什麼法律規則呢？能否適用私人賠償責任的普通規則呢？法國的一般見解認為，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之間存在很多差異：首先，國家與個人之間法律地位並不平等，行政責任則是對這種必要的不平等的一種補救，而不僅僅是一種損害賠償；其次，由於前項差異又導致行政賠償責任有別於私人間賠償責任的多方面特徵，比如其救濟並非即時出現，不適用恢復原狀或實物賠償等；最後，名義上承擔賠償責任的並非行為者個人，而是行政主體，即中央或地方行政機構。
基於這樣的差異，布朗戈案的判決確認：「國家由於其僱用人員的公務行為對個人造成損害的責任不能根據民法典所規定的有關個人間關系的原則確定……這種責任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絕對性；它有自己的特殊規定，即出於公務的需要以及協調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必要性而制定的法律規范。」因此，國家的賠償責任不適用私人賠償責任的普通規則，而適用國家賠償的特別規則。布朗戈案所確立的這一原則，至今仍然是法國行政賠償制度的主導原則。
國家賠償法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與民主法制充分發展的產物，國家賠償制度的有無和賠償標準的高低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尺。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專制社會，或「君權神授」，或「國王不能為非（thekingcandonowrong）」，或「王權就是主權」而「主權是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限制」①，國傢具有最高的統治權，在這種絕對主權的思想下，國家的行為不受任何約束，國家對其行為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故無論從經濟基礎、政治制度抑或人們的思想觀念而言，均不具備建立國家賠償制度的條件。資產階級革命後，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了民主、法制、人權等口號，方才為國家賠償制度的產生提供了政治思想條件。②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家傳統的消極維持社會秩序的「夜警」角色已很難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於是世界各國紛紛對社會經濟生活伸出了干預之手。國家職能迅速擴張，國家所代表的集團利益和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也越來越頻繁地發生沖突，國家侵權現象日益增多，加之民權運動的高漲，人民對缺乏救濟手段的現實逐漸不滿，國家主權豁免理論日漸式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民主政治和人權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而各國也汲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開始檢討自己的人權和法治觀念及相應的法律制度，國家不負賠償責任的觀念才開始動搖並逐漸被擯棄，以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等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通過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本國的國家賠償制度。至此，在歷經了從否定到相對肯定再到完全肯定的漫長且艱辛的發展過程後，國家賠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被普遍認同。如今，國家賠償制度已成為各國貫徹法治原則、保障公民權益的重要措施。
二、法國國家賠償制度的產生發展
法國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最徹底的國家。作為大陸法系的代表性國家之一，法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對世界各國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就國家賠償制度而言，法國是世界上最早確立這一制度的國家，該制度不僅在法國的法律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其理論和實踐也極大地促進了世界范圍內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信奉博丹的「絕對主權理論」，否定人民主權，從而也就不可能產生國家賠償責任。1786年《人權宣言》用「人民至上」原則代替了「國王至上」原則，確立了國民主權、公共負擔平等以及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為國家賠償奠定了憲法基礎。法國大革命後的法律規定了行政機關對因實施公共建築工程所致損害，應當予以賠償。但法國建立國家賠償制度的標志則是1873年許可權爭議法庭對「布朗戈(Blanco)案件」的判決③。在判決中，許可權爭議法庭確認了國家賠償的三項基本原則：國家應當對其公務員的過錯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行政賠償責任應當適用不同於民法的特別規則；行政賠償責任的訴訟屬於行政法院管轄。布朗戈一案使國家賠償責任的特殊性得到了肯定，此後，法國的國家賠償制度開始脫離民法的掣肘，走上了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布朗戈案雖使法國確立了國家賠償制度，但直到19世紀末其適用范圍仍相當有限。1896年出版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長拉弗里耶爾所著的《行政審判和訴訟救濟》中仍聲稱：「立法權的特徵是五條件的發布命令，國家的行政活動大多數情況下，不負賠償責任。」④20世紀初至40年代，法國的行政賠償制度才有了較大發展，國家幾乎對全部行政行為承擔賠償責任。
法國的國家賠償制度，起始於行政職能領域，之後拓展於立法和司法職能領域。法國立法賠償首先出現在20世紀初的法國行政合同中，合同當事人如因國家法律而受到特別損害的，只要法律沒有排除賠償的規定，國家就當負賠償責任。而其正式確立則是在1938年1月14日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對「小花牛奶公司(La Fleurette)案件」的判決中⑤。該判決正式承認國家對合同以外的行為，包括立法行為，只要法律沒有排除性規定，國家均負賠償責任。不過由於立法行為所產生的損害，多發生於經濟立法過程中，故國家的賠償責任僅以經濟立法致人損害為限。另需注意的一點是，法國行政法院並不能審理議會立法的合法性，且必須適用議會制定的法律，如果法律明示或默示禁止賠償，則不能判決國家負賠償責任。⑥1958年11月12日，法國的法令又規定，國家必須對議會中的行政管理所產生的一切損害負賠償責任。這樣，法國的立法賠償范圍又得到了進一步擴大。⑦
在司法賠償方面，1895年法國在其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冤獄賠償」條文，規定被告經高等法院判決無罪確定後，對原審做出的有罪判決所發生的損害，可請求國家賠償，從而初步推翻了國家對司法行為不負責任的做法。此後法國相關法律在1933年進一步規定，國家對司法官有關保釋令的行為，有重大詐騙或過失行為時，應負相應的賠償責任。法國民事訴訟法第505條也規定，司法官因詐騙、瀆職、拒絕裁判或其他職務上的重大過失，而做出錯誤判決時，受害人可請求國家賠償。1956年11月，法國最高法院在審理吉里(Giry)案件的判決中，首次承認對國家的司法警察活動負賠償責任。1970年其刑事訴訟法又將司法賠償的范圍擴大到刑事追訴的全過程，國家對於臨時拘禁但無罪的人，對預審結果決定不起訴或起訴後無罪釋放的人，如果他們受到了損害，國家應承擔賠償責任。1972年法國制定了《建立執行法官和關於民事訴訟程序改革法》，其第11條規定：「國家必須賠償由於司法公務活動的缺陷而產生的損害，發生此種責任的前提是存在重大過錯或拒絕司法的情形。」時至今日，法國已經建立了一套較完整的司法賠償制度。⑧
就法國國家賠償的具體內容而言，在國家賠償的早期階段，行政法院只對能以金錢計算的物質損害判決行政主體賠償，而對精神損害不予賠償。例如對近親屬的死亡，只賠償醫療費、殯葬費、撫養費等，並不賠償死者近親屬感情上的痛苦。直到1961年的「勒迪斯昂(Letis－serand)」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才首次判決賠償死者近親感情上的損害⑨。之後，法國行政主體對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等一切損害均承擔賠償責任。
在國家賠償的歸責原則方面，法國確立了公務過錯原則和無過錯原則。「公務過錯」，指公務活動欠缺正常的標准，它與個人過錯相脫離，即其雖源於公務人員，但並不歸責於公務人員，換言之，公務過錯不象傳統民法過錯或刑法過錯以個人為歸宿，而是將目光投向行政機關主體，以行政機關公務活動是否達到公務活動水準為客觀標准來衡量公務過錯的存在與否。在特殊情況下，只要公務員執行公務的行為與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無論其是否有過錯，國家都要承擔賠償責任。公務過錯適用於除無過錯之外的全部賠償責任。無過錯責任主要是指國家所承擔的危險責任⑩，例如1919年法國行政法院判決國家因對彈葯庫爆炸而造成的損害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自19世紀末期始，一來由於公共事業的急速發展和行政活動范圍的擴大，二來由於社會公平觀念的發達，國家危險責任的適用范圍不斷擴張，甚至向來以公務過錯為必要的事項，也開始由國家承擔無過失責任。{11}截止20世紀末，國家危險責任主要適用於以下領域：基於職業的危險責任：基於社會的危險責任：使用危險物的行為之責任；使用行政的危險活動的責任；使用社會安全的要求致產生個人財產收益上的危險責任等。
綜觀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歷史發展過程，可就其突出特點歸納如下：
1．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淵源以判例為主。法國雖為成文法國家，但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則主要是靠許可權爭議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這與其自身的法律傳統大異旨趣。究其原因，概為法國在確立國家賠償制度時世界上並無先例或立法可資借鑒，故採取判例法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不失為一種較穩妥的方法。
2．國家賠償范圍較為廣泛。其表現之一為國家除對行政職務造成的損害普遍承擔賠償責任外，還對司法職務和一定范圍內的立法職務造成的損害也承擔賠償責任。表現之二為國家既對物質損害負賠償責任，也對精神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三，由於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國家賠償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3．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適用行政法的原則。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或根據法的一般原則由普通法院管轄的事項外，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
法國國家賠償就其具體賠償內容來講，不僅包括物質損害賠償，亦涵蓋精神損害賠償。我國在賠償內容方面只賠償直接物質損失，精神損害、間接損失或預期利益損失並不在賠償范圍之內。我國拒絕國家賠償的理由大體有三：一是精神損害的無形性決定了賠償的無法量化性，二是社會大眾關於精神損害心理定位的非價值性決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的非可取性，三為國家財力的有限性決定了賠償的非現實性。{20}不可否認，與物質損害相比，評定精神損害確實因其無形性的特徵而致難以完全量化計算，但並不能據此否認精神損害後果實際存在的現實。如僅因此而對賠償予以根本性否定，表面上是無奈之下的妥協，實質是對人權價值的根本性否定，是對國家機關的侵權行為的遷就、默認甚至放縱。隨著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對人的尊嚴的重視程度日益加強，如果依然堅持對精神損害拒絕賠償，必將使潛在的價值沖突加劇。反對的第二個理由認為在我國文化中名譽重於金錢，精神權利受損，應給予非財產性救濟措施，如果通過金錢賠償，本身就是將人等同於商品，是對人格的侮辱。這種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等非財產性措施不足以抵消其所遭受的精神損害時，如若不給予一定程度的賠償，本身就是對人的價值、人格的不尊重。何況許多後果的消除、精神創傷的彌和有時也確實需要恢復性治療。社會對麻旦旦案和杜培武案的熱烈關注和傾向性評價也從一側面反映了社會大眾對精神損害予以國家賠償的法律呼喚和法律質疑。就第三個反對理由而言，其亦不成立，國家財力相對有限並不足成為拒絕國家賠償的理由。在《國家賠償法》制定之初，不可否認國家財力確實難以承受精神損害賠償之重，即使在現有財力顯著增強情況下客觀上也很難容許超越國情的賠償數額和賠償幅度，但並不能因此簡單地否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建立的合理性。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我國現在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早已非制定《國家賠償法》之時可比，故以國力有限否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精神損害賠償的可行性，理由顯然不足。所以我國理當借鑒法國做法，將精神損害納入賠償范圍，這不僅是對精神權利的尊重，也是法律公正的要求，更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在普通法律制度中的體現。
綜觀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歷史發展過程，可就其突出特點歸納如下：
1．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淵源以判例為主。法國雖為成文法國家，但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則主要是靠許可權爭議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這與其自身的法律傳統大異旨趣。究其原因，概為法國在確立國家賠償制度時世界上並無先例或立法可資借鑒，故採取判例法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不失為一種較穩妥的方法。
2．國家賠償范圍較為廣泛。其表現之一為國家除對行政職務造成的損害普遍承擔賠償責任外，還對司法職務和一定范圍內的立法職務造成的損害也承擔賠償責任。表現之二為國家既對物質損害負賠償責任，也對精神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三，由於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國家賠償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3．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適用行政法的原則。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或根據法的一般原則由普通法院管轄的事項外，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
⑨ 債權人撤銷之訴與第三人撤銷之訴的聯系與區別
首先，提出了
我們的民事訴訟制度的問題，進入第三方武力的問題損害了消費者的權利利益提出上訴的裁判制度不健全的補救缺點存在。特別是近年來，一些惡意串通當事人，一些政黨故意隱瞞重大事實，超出了權利要求的范圍有些裁判文書調解的內容，更多的性能與損害局外人的利益。 2007「民法通則」第178條只是賦予當事人申請第三方重審不提供救濟渠道的權利。當第三方民事權利受到侵犯時，裁判需要在2007年生效，「民法通則」第204條的設計是第三方反對意見的執行情況，向執行法院，第一次初步反對第三方審核由執行法院，反對機構設立規則暫停標的物的執行落實。第三人不服該決定，申訴人只要求由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以按照職權啟動程序，即通過公權力進行干預，以解決問題的第三方權益後生效侵犯的裁判。 [我]因此，由於外界第三方的訴訟權利損害的虛假情況的救濟問題，主要通過申請再審解決。但也更嚴格的條件申請再審，開始是很困難的。早在2011年8月2日，日本民法室LAC上需要研究這個問題「內政部頒發」提出了三種方式解決，一種是第三人應當設立上訴制度，以第三人在原方的被告人，使法院的生效判決，要求對他們的判決的內容。二是再審程序應，以便第三方再審申請原判決的權利。三是建立第三方不應被和的再審上訴程序，而另一個投訴解決由第三人，可以在上訴之前否認了上訴。
要通過訴訟等手段防止惡意人士，對在外人看來，新的「民事訴訟法」第227條，同時保留了「第三方執行異議上訴」的合法權益，「來自法國和台灣學習，中國的第三人訴訟制度「[二]，第56條，第三人增加規定，」因為我不能占標的物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表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或部分調解或全部的錯誤的內容，損害公民權利，他可能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利的日期正在六個月內侵犯，使該判決，裁定，人民調解法庭訴訟。人民法庭上，建立了債權，應當改變或者原判決，調解;索賠是不成立的，駁回了索賠，「熊躍民教授認為，這一規定」與再審相比，在訴訟中的第三人提起程序更方便，更利於第三方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III]
二，民法兩種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評論
（一）第三方投訴程序
第三人的上訴過程起源於法國，法國的表述是「第三方反對」，中國學者將其轉化為「第三人提出取消異議的決定」[IV]。「法國新民事訴訟法」，為「第三人異議」為「極上訴途徑「和」再審「並列第582條的規定規定：」第三人提出取消該異議是指攻擊第三人不為己判決的興趣，要求該決定或要求修訂的決定第三人異議，反對擬議的第三人，是指爭他們的攻擊點已被判處挑戰法律，並使其事實上重做裁判。 「第583條規定，」在讓市民提出反對給第三人的任何權益「第587條規定，」第三人在質疑的上訴請求的判決提出，要提出攻擊法院的判決;反對由第三方提出的，裁判是由同一警長「同時，」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頁592規定：」由第三人取得，彷彿要做出這樣的判斷，法院裁判的決定提出反對的判斷，提出了同樣的呼籲。 「在它的程序，第三人提出異議，以取消實質條件的決定」應該有益處，「-----」獲准第三人造成損害這一規定的判定「，使大部分的判斷可以進行救濟以這種方式由第三方取消判決的反對意見。在接受原來的法院判決，審理。結果在審判普通程序的司法管轄區作為第三人提出取消異議的決定被駁回，原判確認;此類第三方異議贊成判決得到判決的取消將被取消或減刑對於由第三方提出的任何判決的反對，拒絕接受該應用程序可以請求救濟[V]民事訴訟法守則的條文，解釋取消第三方異議，雖然是上訴的途徑非常的決定，但它是一個普通的審判程序，還有適當的補救措施。
台灣，中國在保留[第三人異議訴]前提「強制執行法」，修訂2003年「民事訴訟法」原生態「第三者決定提起申訴的程序，」第507-1條規定認為「無私第三人在法律上歸屬於非結果是訴訟的主體，但不參加，沒有取得所造成的攻擊或防禦方法判決誰是共同被告雙方在決定最後的足夠影響判決提起申訴，要求其不利判決的一部分。「還規定，」第三方投訴，投訴原審法院判決的專屬管轄權。「中國台灣」民法通則「這個系統的建立」後該系列的程序保障為保障第三方程序所賦予的權利，並通知該第三者的事先程序保障（第254第四的第67條），構建一個統一的決心程序性保障措施和糾正爭，法國（或裁判）穩定性的具體要求和有效性。 「[VI]必要的細節，以擴大訴訟的功能來解決爭端，」實體法維持秩序與和諧「的基礎上」，確保糾紛解決的有效性「和」改進司法系統的運作效率與經濟「中，有時決定的有效性必須擴大和第三方比其他訴訟當事人，但在另一方面，站在鑒於憲法訴訟自由和產權保障的權利，從而使第三的地位人在一個特定類型的綁定結果私法的判斷，它必須給予某種形式的系統，豐富強大的擴展的有效性決定的合法性的基礎上，設計程序保障的，因此，首先，賦予法院依職權的訴訟部門的事實被告知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之間的特殊關系的結果，第三方可根據俾使的訴訟保留的內容和決策類型的賭注「是否」和「在其中的方式」參與訴訟，但前提是第三者「的程序性保障措施之前」;在另一方面，法院不得基於一個恆定的能量，第三人在訴訟程序中的股權，並告知現實正在實施程序保障的要求，所以對於第三方之前，參加訴訟的機會沒有給出判決，允許其在事後競爭是什麼效力的判決，只要它「之後的程序保障」，設置了「第三人之訴」該系統。 [七]然而，第三方的吸引力和功能性的立法宗旨的詳細視圖，該部應確保的目的和正確的客觀判斷，其目的應該是一樣再審的目的。
在現有吊銷第三方投訴的框架內，第三人在法國和中國台灣提出反對取消的判決，該判決是第三人來攻擊自己的利益，或者要求廢標判決改判。但目的是通過既判力裁判的法國法律打破，目的是為了保護第三方的台灣成立過程的權利。在[八]無論是在訴訟要求，提上訴，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和審判過程中，等方面是不一樣的判決。
（二）第三人再審再審
方有特殊要求滿足，其目的是判決和重審案件依法作出了終審判決錯誤。
「義大利民事訴訟法」第404條規定：「讓路給他執行的最終判決或權益受到侵害第三人的判決，或因欺詐或串通，以自己的利益訴訟的損害繼承人和債權人已就判決確定再審。「第三義大利再審的規定是非常簡單的，但與第三方上訴制度，等等，這是由判決確定的同一主題的侵犯第三方的方式提供救濟。
日本的「舊民事訴訟法」第483具有欺詐判決受害者的規定，第三人可以得到緩解與准再審訴訟賠償訴訟。該第三人應確定原方共同被告的判決。該系統可以對第三人給立竿見影，而且可以防止沖突的裁判。在1926年修訂的規定刪除，並於1996年修訂民事訴訟法，這對於是否需要額外審理再審審查中提出。但學者認為，遺漏詐騙受害者屬於立法再審制度的錯誤，並在現有法律的解釋承認這個政權。 [九]可見，日本第三人原判的投訴並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訴訟制度，但分類再審，無論申請再審第三的選項法定主體。日本學者也認為，多個外部第三方的情況下，可以類推適用再審的主體的規定，提起再審。但民事訴訟法對第三人再審的標的物沒有特殊規定，因此可作為其申請再審基於事實第三方的主題日本的新代碼，是模糊的，它基本上取決於的要求相關的實體法。同樣，第三方的基礎上，生效判決提起再審下是模糊的，因此不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目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47條[獨立人士參加]規定，訴訟的結果主張自己的權利受到損害的第三人，作為雙方當事人的訴訟作為共同被告。日本學者通說認為，基於廣義解釋，當涉及第三方，預留判決判決的效力有固定的第三方的利益可能帶來再審。 [X]此外，欺詐第三方的執政黨，第三方也提到這一點，理由再審。 [XI]同時，從實體法的角度來看，在欺詐案的判決，「日本商法」三下「股東代表訴訟欺詐再審」和「行政訴訟案件在日本」第34條第268條的「第三人再審「，也是」第三方可能再審「補救一套程序性保障措施之後。 [XII]
由上可知，第三人在日本和義大利再審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但？？第三人的想法有救濟和立法意圖，但是這兩個國家都將是第三人的救濟後 - 原案糾正侵犯其判斷---為一體的元素再審制度的，因此將解除延伸到進入裁判的力量主要再審有第三人有直接利害關系。
看到來自第三方聯合呼籲兩個訴訟官司的比較第三再審：一，第三人再審功能旨在否定原終審判決的有效性，而上訴的原則只有在第三人，要求判決不利原來的第三人最後一部分，但原終審判決的錯誤還沒有得到處理和解決。可以看出，該第三方再審的作用遠遠大於第三者投訴更徹底地更大。其次，由於第三人的結構，只在有合法再審申訴，認為原訴訟的主體必須繼續聽取法律關系的再審。所以，說到第三人再審原告在理論必須建立在訴訟各方有法律關系的資格是有限的原始標的物;而第三個重大訴訟撤回只有在終審判決不利於第三人部分，據此，原告的范圍在更廣泛的上訴再審申請第三方投訴第三人的主要范圍。綜合上述兩點，第三人提起再審的主體區域和更加具體和嚴格的再審，但提交的更多的休閑第三方投訴的主要范圍，勢必效率值？構成既判力和民間的威脅。因此，第三人與再審中投訴的功能和意義的獨立第三方。 [XIII]
通過的情況下的補救措施域外研究以外的第三方顯示，在編制而言的方式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設立獨立的第三方相對上訴制度將盡可能多的方式上訴的，並設置並排再審。這相當於上訴的普通途徑，而不是第三方提供救濟的情況下，在普通的方式提起上訴，並需要通過法律明確授權。相較之下，台灣，中國，法國，更加註重對民事訴訟法第三人該裁決的權利 - 授權不被判決的約束，但他們損害的權利的有效性其最終判決的利益被害人的事實救災後，應給予法律。另一種是日本的民事訴訟法和義大利沒有一個獨立第三方訴制度的舊民事訴訟法，但它會被歸類在建立再審，或者在特別法中，具體的規則來指定允許再審的相關規定。關於防範欺詐的危害歲的日本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第三人可以提供及時的救濟和預防沖突的裁判。 [十四]
我們認為，第三方上訴制度因生效兌判斷，它不是按照一般程序，但只有在符合再審聽證程序，這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爭議解決辦法是與司法效率的原則。在2005年底，最高法院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了「關於當事人權利的保護決定申請再審，正義（草案）的利益」，提請各國相關立法的嘗試和地區，結合國情，建議，規定：。 「第三方民事，行政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損害其權益再審，比照申請的當事人的規定，再審處理的理由」在2007年6月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最高法院的過程法院認為，以立法的單獨條款重審後，給第三人有權申請再審的權利。 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適用司法解釋」第三人第5條原判決的，實行調解，以確定任何索賠的標的，提起了新的訴訟並不能解決爭議，可以向原審判決，對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調解申請再審。
台灣「司法」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吳明軒委員建議修訂，第三方的補救措施採取補救措施再審，增加了一個第三人再審再審程序。 〔XV〕陳容宗教授也認為它是一種思維相當正確的方向。 [XVI] Yaorui廣老人在第三方訴訟講道的評價：「判決後，這支部隊的學生，以確定這種決心的力量，除了再審，不得推翻，那麼法律和維護穩定，顯示考慮法院。威爾遜也因此，雖然再審，但原審判決理由，投訴應當予以駁回。「德國」民事訴訟法「再審分為兩種形式，申訴即和恢復的投訴。第579 [申訴]的判決違反程序規定，提起再審，稱為投訴，而不是在投訴外的再審能夠確定推翻原判決確定力。在民事訴訟法，確立了在通常的訴訟程序，以推翻該決定，以確定該系統的有效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3，提出在適用投訴的第三人應注意的問題
（一）原告資格問題
新的「民法通則」第56條道路提供第三者「，因為我不能歸因於標的物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表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一些錯誤的內容或所有調解，傷害他們的公民權利，他可能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利的日期正在六個月內侵犯，使該判決，裁定，人民調解法庭訴訟，「據此，我們可以看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個第三方作為原告的資格：（1 ）的人不得參與行動的最後第三個原因不能歸因於受試者本人; （2）第三人，是指只對第三人的「民法通則」第56條，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的獨立權利（訴訟的原告題材當事人有權要求一個獨立的權利），並沒有獨立的權第三人（案件的結果，他在一個合法權益）兩種。這樣的規定，原則和抽象的仍然是有用的概念來解釋猜疑的概念。應當指出在其應用：
首先，必須有三分之一的人比原來當事人其它。如果你屬於第三方應參加黨的訴訟中，當事人其實不是第三人。缺少必要的共同訴訟人，根據新的「民法通則」第200條第8款的，當事人可以申請再審;對於普通共同訴訟，因為抱怨是可分的，這也是常見的共同訴訟人不存在問題起訴第三人。
二，有一個第三人的獨立權，參與訴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自稱參加中國新的「民法通則」第56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的主體雙方之間的訴訟，第三人認為獨立請求權，起訴權「，是一位自稱參與。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個判斷基於相對性原理第三方獨立的權利可以是一側或前執政黨兩側提出了新的投訴，而不必使用這個系統，原判決，並因此，第三次這樣的情況下，沒有第三人誰退出訴訟的原告資格問題;第二是訴訟的結果會造成損害他們的權利，即防止欺詐行為的受害者參與。台灣學者認為，騙取被害人的訴訟索賠欺詐受害者用訴訟的方法，故意侵犯有關各方的權利，該方法應受害人在被占的損害予以救濟。 [十七]中國的「民事訴訟法」並沒有參與這些規定的訴訟程序。我們認為，虛假訴訟今天撤回其第三次訴訟條款的盛行，它會被添加，以防止欺詐行為的受害者參與，讓第三方介入訴訟，以更有效地保護他們的利益。
三，第三人，上訴法院的基礎上參與對第三人無獨立請求權的影響無獨立請求權的當事人之間的糾紛來確定，有責任在隨後的單獨的一個案件有一個預堅定感，即第三方的無獨立請求權，以協助其人而已，不能聲稱其原來的裁判參與法庭訴訟，不正當的，因此，第三人無獨立請求權參與本案的訴求，比如它的輔助被告提起了他們的黨原告喪失資格的第三方提起訴訟。根據「因為我不能歸因於標的物」沒有參加本案的訴訟程序，也不會產生參與的效果。對於其他當事人的基礎上，相對既判力原則「可能是其他訴訟起訴不當的裁判」[十八]。由上可知，對於第三人無獨立請求權，「因為我不能占標的物未參加訴訟」，因為沒有任何影響的參與。這是第三方的無獨立請求權沒有使用這個系統是有效的，他們不原判決。此外，如果誰直接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法庭，由於雙方的人可能會提出上訴或申請再審，而無需使用第三方的決定提起申訴必要的。
（二）問題
新的「民法通則」第56條第3款，第三人的范圍，有證據表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某些內容或全部調解錯誤破壞了他們的公民權利，可以起訴到人民法院。
我們知道，在原則上，僅受既判力的法院訴訟的限制當事人有約束力。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也將受到既判力第三人以外的其他當事人產生約束力的限制。作為繼承人各方持有人的請求的標的物，在全體股東的訴訟，代表和所有訴訟和起訴是代表沒有參與破產案件，以便分配企業利益相關者的破產是誰。上面的人的訴訟非常廣泛的接觸判斷的影響，是第三人有權參加訴訟的機會，法院應當受理此案的事實，發表在「人民法院報」或「最高人民公報「中，」損害他的民權「不是一個特定的第三方通知，以避免」因為我不能占標的物未參加訴訟「，並提交第三訴訟撤回。
我們認為，由於第三方投訴是基於第三人的審判，其中有獨立的權利提出的身份，因此，其范圍應有權請求權獨立第三方，與類似的范圍。這是合理的定義僅限於：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及擁有權。
法院
增加的第56條，第三人新的「民法通則」的規定（三）司法管轄權「，使該判決，裁定，人民調解法庭提起訴訟。」第三人訴訟部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拒絕接受調解，非常規的補救措施制定程序，應作出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法院調解書的管轄權。這樣的規定，首先考慮到的，人民法院作出原生效判決，更好地了解調解的優點，有利於法院;而到了審判法庭本身的糾錯充分發揮;其次，避免了下級法院或變更上級法院的決定正式生效，調解情況。我們認為，由於第三人與原案屬於上訴法院改判變得更加困難。建議第三人可以向上級法院採取提高裁判的效果。因為我不能占標的物進行起訴
（4）第三次訴訟問題
增加的第56條，第三人「的新的」民法通則「規定的條件並沒有參與訴訟，但有證據表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的，或者這本書錯的全部內容，傷害他們的公民權利，他可能知道或應該知道其民事權利之日起六個月內受到侵犯，做出的判決，裁定，人民法院「調解起訴條件，並據此：（1）沒有的，因為非歸因於當事人本人參加訴訟。條件是能夠參加訴訟，以便讓第三方在訴訟過程中，及時解決糾紛，訴訟，避免在不穩定的狀態長期原生效判決。在這方面，第三人作為原告提供的責任不應參加的第一個證據是不是自找的。如果右側的要求有一個獨立的第三方，法院應通知投訴發生，恕不另行通知的事實;對於第三人無獨立請求權，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恕不另行通知職權，或者通過有正當理由更改，恕不另行告上法庭。 （2）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一些錯誤的或全部內容進行調解。為了防止濫用第三方的權利，有效的判決，裁定和調解穩定性和權威性的影響應該申請設點相對嚴格的條件，第三方訴訟，有證據顯示，第三人效果判斷的要求，執政，一些調解錯誤或全部內容。 （3）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損害公民權利的調解，原判決的第三人，請求調解的情況下，如以書本上的作為財產處置該物業的權利。日期（4）民事權益受到損害的不超過六個月。第三撤回訴訟作為一種非常救濟制度，其主裁判為進入錯誤的力的目的，以避免訴訟制度的存在是穩定的，安全的，穩定的社會秩序之間的貿易關系法律對構成長期潛在的威脅，敦促第三方及時行使自己的權利，並該第三方提出申訴，該六個月期間與規定的申請期間所作的必要的限制在規定期限的再審是一樣的。
所以起訴條件，如申請再審的條件。相較於申請再審，一提起第三人在台灣，中國，法國和投訴不像第三方訴訟，程序是不容易的，並不一定有利於第三方通過適當的法律渠道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e）該判定
增加了「人民法院，要求建立了56條新的」民法通則「規定的影響，應改變或者原判決，調解;不索賠成立，並駁回訴訟請求。「因此，制定或的第三方程序是決定他的人的判決，裁定，調解及的有效性的目的一直在呼籲的性質應屬形式，其的基礎上形成正確的行動。從判決的效果，如果訴訟提起第三人，原判決，調解不受影響。然而，為了防止惡意的第三方提出訴訟，您可以參考新的「民法通則」第112條規定，人民法院在駁回他們的要求，「但應處以罰款，在當時情況下被拘留」 ;
⑩ 法國民法典的思想內容
根據上面所說，對法國民法典的研究，應該著重於它的思想內容。以下分為4點說明：
（一）法國民法典規定了近代民族國家法律的幾個基本原則，奠定了近代法律的基石。
法國民法典前面有一部分，標題為《前編?法律的公布、生效以及一般適用》，有6個條文。這6條規定的實際上不只是民法的問題，而是一切法律的幾個基本原則。而且這個《前編》（Titre Preliminaire)沒有與以下各編統一編號。據說，這6條在當時制定時不是只作為民法的前6條，而是作為當時計劃中的包括幾個法典（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刑事訴訟法典）的一個總法典的《前編》的。[4]這6條只列於民法典之首（其他幾個法典大多經過了很大的變動），使人以為這只是民法典的前編了。
這6條的內容是近代民族國家的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則（除第3條是國際私法性質的規定外），也是對封建法的改變。
1．法律統一原則。第1條規定：經國王（共和國總統）公布的法律，在法國全境內施行。這個條文包含兩點：（1)法律須經公布。公布是法律對外生效和施行的要件。（2)法律公布後，在全國施行。全國的法律是統一的，這與封建法律的地域性和分散性是正相反對的。
公布的作用在於使人民知悉法律，至少是可得知悉。用今天的話說，這就是公開性。對於這一點，中國人是深有體會的。在中國，不久前還有所謂內部規定，那就是不公布的規定，也就是不讓人民知悉的規定。
一個統一的國家必須有統一的法律，這一點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社會，情況不是這樣。這就難怪凡是研究法國民法典的人，莫不首先把統一全國私法作為這部法典的偉大成就。例如澳大利亞法學家瑞安說：伏爾泰曾說，在法國旅行需要經常更換法律，就像經常更換馬匹一樣。他的俏皮話與事實相差並不遠。法國直到1804年拿破崙法典頒布之後，才成為一個法律上的整體[5]。又說拿破崙法典的目標是要統一法國的私法，從這方面看，它取得了輝煌的成就[6]。這就是這個第1條的意義。
2．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第2條規定，法律只對將來生效，沒有溯及的效力。封建社會的法律，由帝王制定，可以任意追究過去的事情，可以侵犯或剝奪人民的既得權利，可以肆意改變人民的已有的法律關系．近代法律以不溯既往為原則（當然有例外），不僅民法如此，刑法也如此。這一原則的首要作用在於維護人民的既得權利與原有的法律地位，使人民在行為時只須注意並遵守當時有效的法律，不須顧慮行為後法律的變動（因為行為後法律的變動，只能影響以後的行為，對法律施行前的行為或事沒有影響），從而有安全感。
3．立法與司法分離的原則。第5條規定，裁判官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裁判。確立行為的一般規則，是立法的范圍。司法官只能對其審理的個別案件，進行個別的裁判，不得將其裁判作為一般的規則而當然適用於其他案件。這也就是立法權與司法權分離，亦即三權分立的原則。
法國在大革命之前，由於沒有統一的法律，各地區存在著分散的、彼此不一致的習慣法，於是法院就有對這些習慣進行解釋，從而使之取得法律效力的權力。各地區的法院常常公布一些具有立法性質的判決，使司法判決成為一般規則[7]。法國民法典的第5條正是針對這種情況而定的。
司法權的作用既然是裁判個別案件，法官就不能拒絕裁判。第4條規定：法官借口沒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裁判時，得依拒絕裁判罪而追訴之。如果法官可以因法律之故而對人民間的糾紛不予裁判，必將使人民的糾紛無從得到解決，而陷社會於混亂與不安。
本條是原則規定。詳細的處理辦法規定在民事訴訟法和刑法之中。
4．公私權（公私法）相互獨立的原則。第7條（不屬於前編)原來的文字是，(民事）權利的行使，與市民資格相互獨立，後者依憲法取得並保有之。1889年改成的條文 [8]，即：民事權利的行使與依憲法和選舉法取得並保有的政治上的權利的行使是相互獨立的。這一條規定民事權利與政治權利相互獨立，二者不互相依賴，不互相影響，民事權利以民法（私法）為依據，政治權利（公民的資格、選舉權）以憲法與選舉法（公法）為依據。被剝奪公權（政治權利）的人仍可享有並行使其民事權利。
劃分公私法，這是近代法律的原則。資產階級啟蒙學者主張，私權是天賦的人權，與政治權利不同，行使私權並不以享有公權為條件（前提）。
(二）一切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
法國大革命解放了在封建制度下被壓迫、被奴役的一切人，把所有法國人置於同等（平等）的地位，這一點表現在民法上就是承認所有的法國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權利。這就是第8條的內容。這一點的意義，今天已經不必多說了。從此以後，這一條已成為任何一個國家民法的最根本的原則。當然，在各國民法典里，盡管所用的文字和詞語有所不同，例如德國民法典第l條，蘇俄民法典第9條等等，但都毫無例外地接受了這種原則。
對法國民法典苛求的人可以說，法國民法典的這一條只說到法國人，與德國民法典第1條只說人相比似乎差了一點。但應該注意到，在那個時代，民族國家是人類最高的生活共同體，用法國人這個字眼是完全正當的。何況就是1964年（一個半世紀以後）的蘇俄民法典也還是說蘇俄公民呢
法典第488條規定：滿21歲為成年；到達此年齡後，除結婚章規定的例外外，有能力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為。第13條規定：外國人經政府許可設立住所於法國者，在其繼續居住期間，享有一切民事權利。前者與第8條合起來奠定了近代民法自然人能力制度的基礎。第13條奠定了近代民法與國際公法中外國人地位的制度的基礎。
法典還就兩項特別能力作了明文規定，第1123條規定：凡未被法律宣告為無能力之人均得訂立契約。第1594條規定：一切法律並未禁止其為買賣行為之人，均得買受或出賣。訂立契約和買賣物品。在封建社會是有嚴格限制的。法國民法典特別規定這兩條，也是解放人的表現。這些規定在今天看來，似乎沒有必要。但是如果我們想一想，中國在解放後，在農村土地改革後，要特別申明農村借貸自由和買賣自由，就可以理解，法國民法典的這些規定，對剛從封建社會解放出來的人們是多麼重要了。
(三）法國民法典奠定了近代民法中財產法的基礎。
近代民法中財產法的基礎，即所有權絕對和契約自由，在法國民法典得到完成。封建的財產制度和封建性的財產權利，在法國民法典中被清除得乾乾凈凈。在這一點，德國民法典也不如法國民法典做得好。
關於這一方面，只要舉出幾個原則性的條文就夠了，用不著詳加闡述。第537條第1款規定：除法律規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處分屬於其所有的財產。第545條規定：任何入不得被強判出讓其所有權；但因公用，且受公正並事前的補償時，不在此限。中國制定某些法律時，對於類似於第545條的規定，還要反復討論。這時，不禁令人感到，200年前通過這樣的條文，要有多大的勇氣。
法典第967條規定：任何人均得或以指定繼承人的方式、或以遺贈的方式、或以其他適於表示自己意志的方式，以遺囑處分其遺產。
其次關於契約自由。法典第1101條規定，契約為一種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數人對於其他一人或數人負擔給付、作為或不作為的債務。第1119條規定，任何人，原則上僅得為自己接受約束並以自己名義訂立契約。第1134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
契約自由也擴及於夫妻之間。第1387條規定：夫妻間的財產關系，僅在無特別約定時，始適用法律的規定；夫與妻只須不違背善良風俗，並依後述各條規定的限制，得隨意訂立契約。
法國民法典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民法，貫穿了意思自治原則。意思自治包含有幾層含意。第一，廢除古代的形式主義。第二，不許國家干預個人的意思自由。第三，講求個人的真實意思。法國民法典的意思主義（典型的規定是第1583條，買賣的合意成立後，即使標的物尚未交付，價金尚未交付，合同即告成立，標的物所有權即移轉），是近代民法法律行為理論的核心。
總之，人們可以指出法國民法典在身份法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之處甚至是缺點，但很少能在財產法方面指出什麼大的問題。法國民法典在這方面，一方面繼承了羅馬法的一些優良的制度和規定，一方面貫徹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一些思想主張。為了說明這一點，還可以舉出以下幾條規定。第一，法國民法典把關於國有財產的規定納入民法典（第538-542條），具有特殊意義。在這種規定下，國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立於同等地位，受到同等對待。第二，法國民法典對契約的解釋作了詳細規定（共9條）。第三，在買賣中，法國民法典只保留了買回而廢除了先買制度。對於買回，法國民法典對買回的期限規定不得超過5年，法院也不能將之延長（第1660條、第1661條）。與此不同，德國民法典規定了買回與先買兩種，而且把土地的買回期定為30年（第503條）。兩相比較，法國民法典的規定在當時更具有進步的意義。第四，法國民法典第1674條關於買賣有失公平時不動產出賣人可取消買賣的規定及其整個辦法（第1675條以下），為以後的各國民法典開啟了先例。把法國民法典的規定與其他國家民法典的類似規定比較研究後，不能不承認法國民法典的規定仍有其獨到之處。因為第一，限於不動產，第二，規定了嚴格的評估鑒定辦法。
法國民法典財產法中的某些規定，因其為當然之理，以後各國民法典多不作規定。但正因如此，這種規定就成為對中國民法學生十分重要的知識。例如第2092條規定：負擔債務的人，以其現在所有及將來取得的一切動產及不動產，負履行其債務的責任。第2093條規定：「債務人的財產為其全體債權人的共同擔保；因此其財產的價金應依債權人債權額分配之，但債權人中如基於合法原因有優先受償的權利存在時，不在此限。」這種規定，特別是前一條的規定；由於在別的國家民法典中已經沒有，因此，今天在對中國民法學生說明什麼是債務人的無限責任時，仍要引用它。因為必須明白了無限責任後，才能明了有限責任。
(四）法國民法典在家庭法和繼承法方面的成就
在家庭法和繼承法方面，法國民法典的成就遠較財產法方面遜色。大革命後在這方面的一些激進的、先進的法律——例如廢除家父制度，准許協議的甚至單方面的離婚，長子繼承製的廢止，遺產的平均繼承等——在法典中受到了限制或得到了緩和，有的甚至回復到舊制度的原樣，以致有人說這是對革命的反動的法典 [9]。所以會如此，當然有復雜的原因，對此，本文不去詳論。
但是與革命前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法比起來，法國民法典並不是沒有成就，它仍舊對舊制度(封建制度）作了極大的變革。首先是婚姻法的世俗化。中世紀末期，國王和教會爭奪對婚姻家庭的司法管轄權的斗爭，到法國民法典終於確定。民族國家對婚姻家庭取得了絕對的管轄權，教會完全失去了它在這方面的權力。法典第165條規定：婚姻儀式，於當事人一方的住所，在身份吏前公開舉行之。以國家的身份吏代替宗教的教士和神父，從此，婚姻世俗化的過程完成了[10]。法國民法典早於德國民法典100年，卻不像德國民法典那樣，仍然在法典中承認教會的地位[11]。這一點表明，法國民法典在婚姻世俗化這一點，比德國民法典還要先進。
法典也否定了在結婚方面的家父的絕對權力。法典規定了復雜的結婚同意制度，以緩和對家父權的沖擊，但在經過了多次以「尊敬證書」請求同意後，法典於第152條、第153條規定，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不再需要家父的同意而結婚，這樣最終地擊敗了家父的同意權這個封建力量的強大堡壘。
法典第326條規定，民事法院對於有關身份的訴訟，有專屬管轄權。這一條規定的意義，有的學者只解釋說，它排除了刑事法院對身份問題的裁判[12] 。但是不能否認，這一規定也同樣排除了教會對身份問題的干預，因而也具有世俗化的意義。
法典保留了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規定，保留了不自由的離婚制度。這些都一直要到許多年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隨西方國家的普遍的家庭法的改革而得到糾正。
在繼承法方面，法國民法典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質。首先，法典只承認財產繼承，只承認繼承是一種取得財產的方法，因而將之規定在第三編之首。法典完全不承認身份繼承，也不承認特殊的貴族財產繼承製度，實行不分男女的均分繼承製度，否定了封建制度下的男性繼承與長子繼承。第732條規定：「法律之規定財產的繼承，不考慮財產的性質與來源。」原來在封建時代，遺產區分為貴族財產、傳來財產與取得財產。對貴族財產實行獨占繼承製度（長子繼承，以後長子不獨占繼承，但享有較大份額），對傳來財產實行兩系分別繼承製度（父系和母系分別繼承），對取得財產實行兩系均分繼承。民法典廢除了這種劃分，只在第733條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分系繼承。第745條規定：子女與其他直系卑親屬，不問性別與長幼，亦不問其是否出生於同一的婚姻，得繼承其父母、祖父母或其他直系等血親的遺產。如繼承人均為被繼承人的一親等直系卑血親，且以自己的名義繼承時，應依人數平均繼承；如繼承人全部或一部代位繼承時，應依房數繼承。這些規定，建立了近代法上的法定繼承製度，開以後各國民法里的法定繼承製度之先河。
(五）法國民法典樹立了近代法中的個人責任原則
在封建法中，由於封建領主制與家長制的關系，民事責任與民事行為是分開的。有時，行為人不是責任人，而非行為人卻要對他人的行為負責。刑事方面的株連制度在民事方面也有所表現。法國民法典既然承認每個成年人都有平等的能力和自主的意思，當然也就承認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也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法典第1382條規定：任何行為使他人受損害時，因自己的過失而致行為生之人對該他人負賠償的責任。以下各條又規定了侵權行為的各種情形。法典關於侵權行為的5條構成以後大陸法國家民法整個侵權法的基礎。
上面列舉的5個方面，當然不能說完全是法國民法典的創造，不是由法國民法典從無到有地創造出來的。它是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產物，是文化積累的成果。但是法國民法典把這一些成果完全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確立下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也為個人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一個新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法典的保護之下發展成長起來。人類文明也被推向一個新的階段。這是法國民法典的偉大的思想意義和光輝業績。
三、法國民法典的編制、體例與語言
像法國民法典這樣古老的法典，它的編制和體例自然帶有時代的特點，不應該用後代的眼光去評論。所以指摘法國民法典結構不合理，說；任何科學的安排方法都不會在一編之中把繼承和贈與、契約和侵權行為、婚姻財產、抵押和時效等這些毫不相乾的內容都放在'取得財產的不同方法'之下[13] 。甚至說法典的第三編完全是異類題材的大雜燴[14] 。這都是不適當的。法國民法典承繼了《法學階梯》的編法而稍加調整，分為人法、物法和債法，今天看來，無可厚非。
相反地，法國民法典的教科書式的體例有獨到之處。例如第二編第一章《財產分類》，第三編第三章第一節關於契約的《通則》，就可以當作財產和契約的教科書來讀而得到應有的知識。
法國民法典的語言一直受後人的稱贊。或說它淺顯易懂、生動明朗，有人甚至說法典是一部出色的法國文學著作[15] 。
據說，拿破崙希望這部法典能為全體法國人民讀懂，法國人民能人手一冊。這一點差不多做到了。而這應歸功於法典的淺近的和優美的文字。
法國民法典在這方面與德國民法典完全相反。這是兩種文化的產物，很難比較其優劣。但是這畢竟是後世制定法典的人所應注意的。
四結論
法國民法典是影響及於全世界的一部大法典。奧地利普通民法典就產生在它的旁邊，卻相形見絀，不為後世所重。至今我們仍不能不研究它，仍從它那裡得到啟示。
法國民法典所表現的啟蒙思想和解放精神，對於任何地方、任何時代的尋求自由與解放的人民，都具有極大的教育意義和價值，對於任何一個想要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人民，也具有極大的益處。
真難怪法國人民對這部法典充滿著愛好和感情，幾次想要改造它而又捨不得它，還是保留它的原貌。世界人民也把它作為一部有高度學術價值的著作。中國商務印書館將之與《法學階梯》一並列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完全是應該的。
在中國，研究法國民法典，深刻領會其革命的精神與思想史上的價值，用以促進中國自己的民法典的制定，是這一代法學者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