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行政訴訟法讀後感

⑴ 談談新行政訴訟法的實施後,如何做好行政復議工作

一是創來新宣傳方式，拓展復自議案源。積極宣傳行政復議相關知識；製作行政復議流程圖，進行公示公開；在人流較多的地點投放宣傳資料並現場答疑，切實提高公眾知曉度。
二是創新培訓內容，提升業務能力。堅持集中培訓與個人學習相結合，定期邀請法律專家、律師講課指導；堅持周末學法制度，系統學習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對修訂後受案范圍擴大、復議機關作為共同被告等重點內容進行詳細全面的解讀，全面提升辦案人員的業務能力。
三是創新聯系方式，發揮聯絡員作用。各鄉鎮（區、辦）和縣直單位至少有1名行政復議聯絡員在職在崗，負責轄區內普法宣傳工作，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行政復議申請給予指導，使不熟悉行政復議程序的申請人「申訴有門」，對符合行政復議受理條件的行政糾紛，引導當事人通過行政復議途徑解決。
四是創新調解手段，健全審理機制。注重運用和解、調解手段解決行政爭議；積極吸收外部力量參與行政復議案件聽證和審理；通過聽證審理，專家參與、法律顧問評議，提高行政復議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⑵ 最新行政訴訟法對訴訟實務的影響

最新行政訴訟法對訴訟實務的影響主要有十個方面：
看點一：受案范圍擴大
【修改】將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違法集資、攤派費用的，沒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會保險待遇的等行政行為納入了受案范圍。
【點評】經過20多年的實踐，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已經不僅僅限於人身權和財產權，權利范圍在單行法中不斷擴大。「這是這部法在制度建設上的一個進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認為，擴大受案范圍是總體趨勢，進一步明確列舉可訴具體行政行為的情形，可以避免法院借口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而不予受理。
看點二：行政機關不得干預、阻礙法院立案
【修改】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點評】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龍非認為，雖然這是一個宣示性的條款，但把這個要求寫進來，體現了在行政訴訟中對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保障。這是四中全會精神在行政訴訟法修改中的一個重要體現和具體化。
「當然，要讓這一規定得到真正的落實，我們期待下一步還會有更具體的制度來配套完善，使之具體化。」龍非說。
看點三：可口頭起訴
【修改】起訴應當向法院遞交起訴狀，書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
【點評】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認為，這一規定方便了當事人行使訴權。「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更希望採用口頭方式起訴。這種做法在實踐中操作性較強。但不論是口頭還是書面，起訴都要符合條件，如有明確被告、基本事實等。」沈巋說。
看點四：應當登記立案
【修改】法院在接到起訴狀時對符合規定的起訴條件的，應當登記立案。不能當場判定的，應接收起訴狀，出具書面憑證，七日內決定是否立案。
【點評】「這樣做減少了對原告起訴的阻礙。」龍非說，以前立案很大程度上是實體審查，以後法院立案主要是對原告的起訴是否符合形式要件要求進行判斷。新規定同時要求法院要對當事人不清楚的地方進行釋明，給予指導。雖然會給法院增加工作量，但這是對當事人訴權的一種保護。
看點五：起訴期限延長到「六個月」
【修改】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作出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
【點評】「修改後的行政訴訟法延長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作為原告的起訴期限，由現行的行政訴訟法當中的三個月延長到了六個月，並且對一些特殊情況，都做了比較明確的規定。這樣就可以給原告更多的時間來提起訴訟。」王敬波說。
看點六：行政首長出庭
【修改】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託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
【點評】「修改後的法律把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這也是特別強調，老百姓告官要見官。」王敬波說，雖然由誰到法院去應訴，並不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但是通過這種行政首長出庭應訴的方式，一方面可以緩解官民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案件的解決。
看點七：可跨區域管轄
【修改】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審判工作的實際情況，確定若幹人民法院跨行政區域管轄行政案件。
【點評】龍非說，行政審判面臨的症結性問題就是行政的干預。一些基層法院人、財、物受制於地方和行政機關，導致一些案子不能判、不好判、不敢判。這次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決法院的「地方化」問題對公正審判造成的影響，從體制層面給行政審判注入了一劑十分有效的「強心針」。
看點八：不執行可拘留行政機關直接責任人
【修改】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的，增加規定「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以對該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
【點評】「這一規定對於促進執行還是比較有力度的，雖然有『社會影響惡劣』的限制，實踐中可能會慎重使用這個手段，但是拘留還是有一定威懾力的。」王敬波說。
看點九：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
【修改】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
【點評】實踐中復議機關為了不當被告，維持原行政行為的現象比較普遍，導致行政復議制度未能很好發揮作用。「這一修改有利於改變長期以來行政復議因許多地方和部門復議機關做『維持會』而導致復議公信力嚴重下降的現實困境。」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說。
看點十：明確提出要解決行政爭議
【修改】修改後的法律在立法目的中增加「解決行政爭議」的表述。
【點評】「行政訴訟本來有三大功能：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和解決行政爭議，即監督、救濟、解紛。」姜明安指出，過去僅注重行政訴訟的監督和救濟功能，而忽視了它的解紛功能。
「把解決爭議納入行政訴訟目的是對行政訴訟性質、功能正確認識的結果，為擴大行政訴訟調解的適用范圍提供了立法目的依據。」姜明安說。

⑶ 給我提供一片行政法讀後感

讀《中國行政法的創制與面臨的問題》後有感

行政法的創制的主體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創制卻又是行政法范圍內的命題，這真是一對悖論。
行政行為法是規范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法，還是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規范相對人行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組織法可以由行政主體自己制定嗎？如《公務員暫行條例》——如何體現管理管理者？《行政訴訟法》從屬於行政法嗎？那麼，本人期待的未來的《司法法》體系將如何構建呢？訴訟法的本質是規范司法主體的司法行為，還是規范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
立法監督形同虛設。司法監督走走過場。根源：行政權一權獨大。
行政權的特徵：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動（司法必被動）。換言之——行政權可以——主動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讓人不愛「她」。為什麼獨大呢？唯追求者甚眾，其中還不乏精英豪傑。在中國，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權（也可以說是諸權合一），而後，直至近晚才出現立法權和司法權。而且，此二權皆脫胎於行政權。因之，必受制於行政權，必仰賴於行政權，必膽寒於行政權，必依從於行政權。特別是當此二權羽翼尚未豐滿之時，註定唯行政之命是聽。這就是鐵的事實。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樣，上述流變的事實已經逝去，未來的事實也一定流變。這就是鋼的規律。有分歧的只是對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則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統的內部監督無異於「左手打右手」。自己監督自己，這是連話語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義滅親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規律。
行政復議作為一種成體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應當追問。在諸多方面與行政訴訟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應。差異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確，復議比之於訴訟在合理性審查、受案范圍、附帶審查抽象行政行為、簡便程度、不收費用等方面有可取之處。但在整體上，是訴訟的翻版。兩種驚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後繼」、「薪火相傳」，不排斥，卻鏈接。實在是一種驚人的浪費。復議不在於實質有別於訴訟，而僅僅是審查者的身份的差異。復議的弊端更是致命：屬自我監督，有悖公正；不開庭審理，無法公開。是想節省資源，還是多此一舉？是想維護尊嚴，還是威信掃地？實際效果是：費力並未討好。也許訴訟法完善之時，就是復議法正寢之日。
現有的行政訴訟制度沒有能夠恰當的處理審查相對人行為的合法性與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名義上是審查行政主體行為的合法性，但實質上卻將二者混為一談、糾纏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國的整個行政法體系沒有清晰的區分相對人違法與行政主體違法二者的界限。
恰當的制度可以這樣設計：區分行政管理之訴與行政侵權之訴。一、行政管理之訴是指，行政主體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權，應主動管理行政違法行為（即相對人違法行為），有權先行處置，如相對人信服，則糾紛歸於平靜。如相對人不服，則可由行政主體將其公訴至法院，由法院最終裁決相對人的行為是否違法。而行政主體的管理行為，不是行政管理之訴審查的對象。在訴訟中，行政主體負舉證責任，證明相對人的行為違法。二、行政侵權之訴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時，違法行政（含不作為），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相對人將其訴至法院，由法院裁決行政主體的行為是否違法。此時的相對人也可能另有違法行為，但不是本訴的審查對象。在訴訟中，相對人負舉證責任，證明行政主體的行為違法。
如此劃分絕非多此一舉，梳理了法律關系，明確了控辯雙方的地位，確立了訴訟規則，將兩類截然不同的訴訟從混雜到分離，是行政法體系構建質的飛躍。
由於行政管理之訴的被告不是行政主體，而恆定是相對人，因此這種訴訟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這一根本制約現有「民告官」訴訟制度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中，行政主體「三位一體」——一身兼三職：「立法者」（規則的制定者）、執法者（規則的實施者）、「司法者」（糾紛的決斷者）——儼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試問，站在「無所不能」的行政主體的對立面，有誰能夠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訴至少讓解決糾紛的職能與行政主體相分離。只要相對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當上「免費」（敗訴者，應付費。）被告。此種設計絕非異想天開、空穴來風，而是將現有的行政主體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制度進行合理化改造之後的制度升華。同樣面對相對人不履行具體行政行為為其設定的義務，均要過法院這一關，與其「暗審」，不如「明審」。正如兩人賽馬，比誰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維模式，無法比。只有善於求異思維，才能敢於換乘坐騎，快馬加鞭、爭先恐後。原有的訴訟模式無論如何完善，均無法解決相對人「不敢告」、「不願告」、「不能告」的體制性弊端！！！近幾年，每年的民事訴訟案件均已達數百萬件，而行政訴訟案件卻徘徊在十萬件上下。真應該統計一下，每年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數量，以及理論上的「出錯概率」（當然，只具參考價值。）。我想，就算是萬分之一，也應該遠遠超過十萬。只需因勢利導，便使得解決在行政管理領域中出現的糾紛——「天塹變通途」。
行政管理之訴的另一個思維來源就是刑事公訴。至於刑事公訴權屬於行政權還是司法權，由於答案太過明顯——當然屬行政權，因而不再展開。在此，有必要談一下行政違法（即相對人違法）與犯罪的關系。很簡單，「五十步笑百步」——同質不同量。兩種行為均是對社會有危害的違法行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對它們的防範與制裁也自當機理相通。於是行政公訴應運而生。只是出於投入——產出的效益考慮，才設置行政主體的先行處置權（准司法權）。從中過濾大量輕微、明顯的行政違法行為。只有重大且有爭議的行政違法行為才會啟動行政公訴。理性相對人自然也不會虛擲敗訴費用，甚至還有寶貴的時間。
國家在國家范圍內，無疑是第一強勢主體，超越於任何其他個體主體和群體主體。在享有更多權力的同時，理應盡到更多的義務。其中就包括賠償義務。其賠償范圍及額度，理應最寬廣、最充實，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計，在個案中，強勢民事主體的賠償數額尚可達天文數字，國家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要合乎國情。而且是在一國之內進行比較。關鍵不在於能不能，而在於願不願。
當然，賠償之訴與侵權之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與管理之訴則毫不相關。這也正面解決了以往行政訴訟與行政賠償訴訟之間不尷不尬的關系的難題。
國家賠償與民事賠償在性質上並無二致。除了主體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歸責原則。這是公理，但不是現實，好在我們找到了前進的方向。
關於公務員的責任追究問題，不是空白卻勝過空白。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責任歸屬主體。否則，一定是責任虛置。雖然國家責任與個人責任不可同日而語，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聯卻客觀存在。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行為不是由自然人來決斷、來實施的。除了作為整體的最高立法機關（因為他們就是全體國民的化身，自己說自己錯了只有象徵意義，而無實際意義。）的公職行為外，任何其他公權機關的違法行為，其行為的自然人均難辭其咎。然而現實卻是，只要不觸犯刑律（即使觸犯刑律，也因職位高低，罪減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責任形同虛設。原本，公職人員違法（不論故意還是過失）理應「罪加一等」，卻由於沒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機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無恐，變本加厲。系統內的自我約束何堪眾望。至善之道應是確立外部懲戒制度，即在侵權之訴中，只要行政機關敗訴，就自動啟動監察執法程序，將個人責任落到實處。
行政主體職權法定也不盡然。例如，現行《憲法》授予行政機關「立法權」——沒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質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認立法與行政的差異。我以為，公法領域至少有如下三條公理（當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認可的話，我將試圖通過證明使其成為定理。）：一、權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權力專屬，不可讓渡。三、權力有限，越權無效。顯然，《憲法》也應該服從這些至高無上的原則。立法機關將專屬自己的立法權授予行政機關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問。立法的本質是制定規則，而且是一體遵行的規則。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適格的制定者。此種與主體的身份特質密不可分的專屬性決然排斥轉讓。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種權利，他或他們不可以也不應該把國民的重託「轉贈他人」。此等職權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體法定。時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遠。究其原因，是行政權的性質與邊界無從確定。我們先人沿襲了千餘載的、卓有成效的吏、戶、禮、兵、刑、工的行政權力格局在新時代遇到了新挑戰。在不能准確把握時代脈搏的情況下難免搖移不定。常識告訴人們，法律規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權力越大的部門。因為沒有誰天生願意受到約束，當然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的觀點非常鮮明，所謂的抽象行政行為當然不是行政行為，而是立法性質的行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礎（前已論及），實屬怪胎。我建議的時間表是：在未來五年內，取消鄉級（抽象行政行為，下同）；在未來十年內，取消縣級；在未來十五年內，取消市級；在未來二十年內，取消省級；在未來二十五年內，最終取消國務院級。其他規范性文件在未來十五年內徹底從地球上消失。地方規章在未來二十年內，轉制為地方法規；部門規章轉制為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在未來二十五年內全部轉制為法律。到那時，中國不再有「紅頭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規。當然，我希望在未來五十年內，所有的地方法規也將全部轉制為法律或特別法律（只對特定地區或特定人群適用）。再大膽，再樂觀一點，在未來一百年內，各主要發達國家國內法將全部轉制為統一的世界法。試看未來的環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設想的實現還有賴於立法機關自身性質和地位的回歸和實現。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決的就是代表專職、機構常設問題。目前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均是定期臨時召集會議制，只有各級人大常委會才是常設機構。其人員雖為專職，但人數極為有限。形成了一元雙層體制，大會與常委會的權力界限極為模糊。給人的印象是，常委會往往起著比大會更為重要的作用，從而使大會的權力虛置。代議機關在民主社會無疑居於至關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須臾不可或缺。僅僅常委會常設，遠遠不能適應其工作的難度與強度。我們的立法任務絕不是因為太少而需要精簡機構，恰恰相反，立法機構遠遠沒有起到其應該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項職權遠未落實到位，人大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遠未在國民心目中樹立。所有這些的實現，均有賴於改革現有的一元雙層體制，將人大自身常設，而且讓每一位人民代表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地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由各級各類機關領導來兼任。至於具體人數，會議的頻度，則屬細節問題，無須贅述。
《行政處罰法》最大的缺陷就在於，處罰目的與邊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民事責任的目的在於——復仇與補償，使受害人的心靈得到慰籍。那麼，無受害人的刑事責任與所有行政責任（相對人違法所應承擔的責任）的目的呢？懲罰的結果得不到受害人心靈慰籍的效果。為過錯付出代價嗎？那就要首先分析論證過錯所侵犯客體本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此種客體顯然不是恆定的、當然的。正如行政許可的范圍一樣，應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變性。但願，世人不會認為我們是一個濫罰的國家。
法治，法治，還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來，立法的理論與實踐還是我們的軟肋。只談行政，以及以行政機關為主體的立法，實乃隔靴搔癢。
行政強制更是一團亂麻。所謂行政強制只能是行政主體實施之強制行為。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根本與本題無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為行政強制的主體，那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是一種簡易司法審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為的范疇。即時強制與強制措施也不是並列關系，而是目的與手段。自行強制則應根本杜絕。勞教無疑是行政處罰的變種，自然應——依法予以取締。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規范和約束的只是行政行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決最表象化的問題，行政權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權的立法來決定的。
如何監督行政機關？最簡單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種不遜於行政機關的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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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新《行政訴訟法》有哪些看點

《行政訴訟法》新看點
一、突出行政訴訟的解決糾紛功能更加強調行政監督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一條規定：「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新《行政訴訟法》第一條規定：「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分析：
《行政訴訟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地指出了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據。
行政訴訟有3個功能：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和解決行政爭議，即監督、救濟、解紛。以往，我國比較注重行政訴訟的監督和救濟功能，忽視了它的解決糾紛功能。
新《行政訴訟法》第一條增加了「解決行政爭議」6個字，刪去了「維護」2個字。這一增一減，凸顯我國對加大行政爭議解決力度，加強對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的監督，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態度和決心。
二、受案范圍擴大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二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新《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二款規定：「前款所稱行政行為，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的組織作出的行政行為。」
分析：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二條是關於訴權的規定，賦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受到行政侵權時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
從上述變化可以看出，此次修改擴大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1.可訴的行政行為類型增加
根據現行《行政訴訟法》，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的只有具體行政行為，不包括抽象行政行為。也就是說，具體行政行為之外的行政行為一律不可訴。這大大限制了行政訴訟案件的受案范圍，導致一些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受到違法行政行為侵害卻無法得到法律救濟。
新《行政訴訟法》將相關條文中的「具體行政行為」一律修改為「行政行為」，為擴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去除了法律原則上的障礙。在此基礎上，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以列舉的形式增加了對行政機關作出關於自然資源所有權或使用權決定不服、行政機關沒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多種新型案件。
2.行政侵權的主體范圍擴大
新《行政訴訟法》第二條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一款，明確了行政侵權主體的范圍。
近年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社會組織依法承擔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機會越來越多。在實踐中，這類組織實施的行為同樣會對行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造成實際影響，將這類社會組織納入可訴對象，有利於充分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三、明確規定行政首長應出庭應訴
新《行政訴訟法》增加一條，作為第三條。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起訴權利，對應當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第二款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第三款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託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
分析：
新增加的《行政訴訟法》第三條充分彰顯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護。
在實踐中，相對於行政相對人而言，行政機關往往處於強勢地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與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產生糾紛後，行政機關不願當被告，法院也不受理。取證難、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不僅使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也導致許多應當通過訴訟解決的糾紛進入信訪渠道，在有些地方形成了「信訪不信法」的局面。
新《行政訴訟法》強調人民法院應當保障當事人的訴權、依法受理案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這是一個宣示性條款，體現了在行政訴訟中對當事人訴權和法院獨立審判權的保障。行政首長出庭應訴，一方面可以緩解行政相對人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推動案件的順利解決。
四、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等行政行為納入受案范圍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共列舉8類可訴具體行政行為：
（一）對拘留、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物等行政處罰不服的；
（二）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不服的；
（三）認為行政機關侵犯法律規定的經營自主權的；
（四）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的；
（五）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
（六）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的；
（七）認為行政機關違法要求履行義務的；
（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
新《行政訴訟法》將第十一條改為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下列訴訟：
（一）對行政拘留、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罰款、警告等行政處罰不服的；
（二）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不服的；
（三）申請行政許可，行政機關拒絕或者在法定期限內不予答復，或者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有關行政許可的其他決定不服的；
（四）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關於確認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決定不服的；
（五）對徵收、徵用決定及其補償決定不服的；
（六）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
（七）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經營自主權或者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土地經營權的；
（八）認為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
（九）認為行政機關違法集資、攤派費用或者違法要求履行其他義務的；
（十）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支付撫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會保險待遇的；
（十一）認為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約定履行或者違法變更、解除政府特許經營協議、土地房屋徵收補償協議等協議的；
（十二）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
分析：
現行《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主要針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人身權、財產權受到違法行政行為侵害的情形。《行政訴訟法》頒布施行以來，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的保護已經不僅僅限於人身權和財產權，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范圍在相關單行法中不斷擴大，相關行政爭議也逐漸增多。為此，新《行政訴訟法》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人身、財產合法權益免受侵害的基礎上，加強對其他社會權利的保護，如社會保障權、公平競爭權。
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對限制人身自由、房屋土地徵收補償、濫用行政權力、行政機關侵犯公民人身財產權利等12種情形法院應受理，無論是在案件類型，還是在具體文字表述方面都對現行《行政訴訟法》有較大修改。
1.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一）項把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一）項中的「拘留」改為「行政拘留」，「沒收財物」改為「沒收非法財物」，增加對「暫扣」「沒收違法所得」「警告」不服3種可起訴情形。
2.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二）項增加對「行政強制執行」不服的可起訴情形。
3.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三）項改為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七）項，刪去「法律規定的」5個字，增加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土地經營權」兩種可起訴情形。
4.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四）項改為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了針對行政許可的兩種可起訴情形：行政機關拒絕或者在法定期限內不予答復或者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有關行政許可的其他決定不服。
5.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五）項改為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六）項，增加「合法權益」4個字，強調行政相對人就行政機關履職行為提起行政訴訟必須有合法的權利基礎。
6.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六）項改為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十）項，將「發給」改為「支付」，增加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會保險待遇」兩種可起訴情形。
7.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八）項改為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十二）項，增加「合法權益」4個字，強調行政相對人就行政機關侵犯人身權、財產權行為提起行政訴訟必須有合法的權利基礎。
8.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增加了第（四）項、第（五）項、第（八）項、第（九）項、第（十一）項，將自然資源所有權或使用權確權，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或者限制競爭，違法集資、攤派費用，沒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會保險待遇，不依法履行政府特許經營協議、土地房屋徵收補償協議等行政行為納入受案范圍。
五、調整中級人民法院管轄范圍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規定，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行政案件：
（一）確認發明專利權的案件、海關處理的案件；
（二）對國務院各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
（三）本轄區內重大、復雜的案件。
新《行政訴訟法》把第十四條改為第十五條，修改為：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行政案件：
（一）對國務院部門或者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
（二）海關處理的案件；
（三）本轄區內重大、復雜的案件；
（四）其他法律規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
分析：
對比上述條款可以看出，新《行政訴訟法》大大拓寬了中級人民法院行政訴訟案件的管轄范圍。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改為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刪除「確認發明專利權的案件」。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改為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將受案范圍從省級人民政府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擴大至「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為」。
新《行政訴訟法》第十五條增加一項作為第（四）項，作為兜底條款。
以上是來自網路的部分看法和觀點，河北冀港律師事務所李增亮律師希望你的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如果有其他疑惑請直接聯系李增亮律師。祝好！

⑸ 學習行政訴訟法的體會

第一，法律至上原則。
在依法行政中，法律至上原則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內容：
1、法律是依法行政的最高規范。
2.依法行政規則。政府的依法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在法律沒有規定時，行政機關無權像公民那樣自由地活動。
3.合法性規則。行政行為的范圍和內容必須由法律設定。
4.保證實施原則，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行政機關的職責是執行和實施法律，對於行政機關來說，不僅有消極的義務遵守法律，而且有積極的義務採取行動，保證法律的實施。
第二，正當程序原則。
程序是實體的保障。沒有正當程序的規范，行政法治要求的法律至上就難以實現。因此，行政法治對法律至上的要求必然要通過正當程序來實現。
第三，
公平救濟原則。依法行政意味著行政相對人能夠及時有效地通過法律渠道糾正行政侵權行為，也就是必須存在公平有效的行政救濟。

⑹ 新《行政訴訟法》對行政機關進行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工作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要求如下：
1、抽象行為納入司法審查范圍
第二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五十三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行為所依據的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對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時，可以一並請求對該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第六十四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中，經審查認為本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為認定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並向制定機關提出處理建議。

2、行政機關首長出庭應訴制度
第三條第三款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託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
本條規定主要注意對聘請律師數量的影響，因為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訴訟代理人」，這意味著：負責人出庭的，可以委託最多兩名律師，不出庭的最多隻能是一名，因為必須要有一名工作人員出庭，不允許單位不派人，只找兩名律師。

3、行政處罰涉及自由裁量權的案件可以調解
第六十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但是，行政賠償、補償以及行政機關行使法律、法規規定的自由裁量權的案件可以調解。調解應當遵循自願、合法原則，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 第七十條規定：「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並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為：……（六）明顯不當的。」第七十七條：「行政處罰明顯不當，或者其他行政行為涉及對款額的確定、認定確有錯誤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變更。人民法院判決變更，不得加重原告的義務或者減損原告的權益。但利害關系人同為原告，且訴訟請求相反的除外。」

4、關於調查取證的要求
第三十三條規定：「證據包括：（一）書證；（二）物證；（三）視聽資料；（四）電子數據；（五）證人證言；（六）當事人的陳述；（七）鑒定意見；（八）勘驗筆錄、現場筆錄。以上證據經法庭審查屬實，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5、政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可能面臨追責
第五十九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訓誡、責令具結悔過或者處一萬元以下的罰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有義務協助調查、執行的人，對人民法院的協助調查決定、協助執行通知書，無故推拖、拒絕或者妨礙調查、執行的；（二）偽造、隱藏、毀滅證據或者提供虛假證明材料，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三）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或者威脅、阻止證人作證的；（四）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的；（五）以欺騙、脅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訴的；（六）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或者以哄鬧、沖擊法庭等方法擾亂人民法院工作秩序的；（七）對人民法院審判人員或者其他工作人員、訴訟參與人、協助調查和執行的人員恐嚇、侮辱、誹謗、誣陷、毆打、圍攻或者打擊報復的。人民法院對有前款規定的行為之一的單位，可以對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規定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⑺ 新行政訴訟法宗旨的變化從哪體現出來

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後，行政訴訟法修正案獲得通過。這是行政訴訟法實施24年來的第一次修改。借用一下筆者敬仰的、參與此次修改的資深行政審判法官李廣宇的描述：「這24年來的共同關注，的確不得不在今天心動。一部法律的修改，會牽動真正熱愛她的人的心，而行訴法的修改，於我而言，就好像看著心愛的人去整容，不知道出來的模樣會怎樣，期待、忐忑、激動、擔憂，甚至告訴自己，我已做好最壞的打算，即使毀容，我依然可以接受，因為我深愛她。感謝每一個為這部法律修改付出心血的人，感謝每一個和我一樣曾經或者正在為中國的行政審判付出心血的人。24年是一個人整個的青春年華，有多少人手捧著這部法律慢慢變老；24年又如白駒過隙，行政訴訟還年輕得一如待放的花蕾。路正長，夜未央……」

關於行政訴訟法修改的話題，已爭論了十餘年，期間最高法院行政審判庭也組織過若干次調研。在社會各界的修改建議中，有推倒重來的「大改」
，有大刀闊斧的「中改」，也有修修補補的「小改」，期間經過了一些大起大落。我最擔心的是「小改」，「小改」還不如不改。修改問題真正提到議事日程，要從2013年12月算起，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歷經了三次審議和兩次公開徵求意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恰逢其時，藉助了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東風，將《決定》法治理念的精髓貫穿於始終。江必新大法官說，這是一次「大改」，零票反對，高票通過。

新行政訴訟法第一條講的是立法宗旨或者說是立法目的，說起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這是整部法律的靈魂和精髓。我們先看一下新舊行政訴訟法有關條文及修正草案意見的前後變化。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一條規定：「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一)規定：「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二)規定：「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新行政訴訟法最終將第一條修改為：「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對比立法目的修改的前後變化，可以看出立法機關對於行政訴訟法立法宗旨的修正是非常重視和審慎的，使我們清楚了立法機關對於有關立法目的思路調整的過程，可以歸納為最終方案的一修改、一增加和一刪除。

首先，第一個比較大的變化，是將「正確」二字修正為「公正」。什麼是「正確」的要求，這基本屬於政治概念的范疇，更多地體現了語言的政策導向；而「公正」則是法律用語，司法公正是讓民眾相信法律權威的關鍵所在，也是當前我們最需要的。正如《決定》所指出的：「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所以，「正確」的不一定是「公正」的，「公正」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其次，增加了「化解行政爭議」的表述。這一點是草案二稿新增加的，吸收了社會大眾的意見。有人可能認為，行政訴訟本身就是解決行政爭議的，還用多此一舉嗎？不要忘記，長期以來，許多地方的行政裁判流於形式，大多在程序問題上空轉，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行政爭議。馬懷德就認為，解決爭議才是人民法院的根本任務。行政訴訟的功能只能通過解決行政爭議來實現，也只有徹底解決了行政爭議，行政訴訟制度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職能作用。所以，這一要求在新法的種種制度設計上，在修正案具體條款中無不得到了充分體現。不過，這一要求可不只是立法目的而已，它也對法院和法官的審判實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能不能實現官民和諧。

最後，刪除了「維護」二字。為什麼要用「維護」二字，可能有當時的立法考慮。我們的行政機關法治意識還不太強，自覺接受司法監督的意識還比較欠缺，還不習慣於司法監督；司法審查有雙重功能，對於行政機關來說更容易接受一些，立法時更容易通過等等。那麼到底應該是「維護」呢，還是「監督」呢？原來領導講話中，一度用的是「維護與監督並重」，但我們很難左右逢源。站在行政機關的角度，一直強調的是大局觀念，要把「維護」放在第一位。這也是當前行政機關敗訴率一路走低的主要原因，由十多年前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驟降到如今的不到百分之十。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就具有公定力，就推定為合法有效的，我們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的主要目的還應當是監督行政權的行使。所以，這次修法刪除了「維護」二字，可以說是「正本清源」。

⑻ 新《行政訴訟法》帶來什麼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十八條 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版提起的訴訟，權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行政訴訟法第十八條規定的「原告所在地」，包括原告的戶籍所在地、經常居住地和被限制人身自由地。行政機關基於同一事實既對人身又對財產實施行政處罰或者採取行政強制措施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被扣押或者沒收財產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上述行為均不服的，既可以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可以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受訴人民法院可一並管轄。

⑼ 新行政訴訟法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的規定有何意義

這為從根本上減少具體行政行為違法，規范抽象行政行為，推動我國版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的進步和完權善，具有重要意義.
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以及規章的制定、審查、備案、發布都有嚴格的法律程序。但其他規范性文件的制定則顯得較為簡單，在缺乏嚴格程序約束的同時，亦沒有嚴格的備案審查機制，為從根本上減少違法具體行政行為，修訂後的行政訴訟法規定，由法院在審查具體行政行為時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對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進行附帶審查，不合法的，轉送有權機關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