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訴訟法2018第56條

『壹』 行政訴訟法56條釋義是什麼

法律分析：行政訴訟法56條釋義如下：訴訟期間，不停止行政行為的執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停止執行：1、被告認為需要停止執行的；2、原告或者利害關系人申請停止執行，人民法院認為該行政行為的執行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並且停止執行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3、人民法院認為該行政行為的執行會給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4、法律、法規規定停止執行的。當事人對停止執行或者不停止執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請復議一次。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六條 訴訟期間，不停止行政行為的執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停止執行：（一）被告認為需要停止執行的；（二）原告或者利害關系人申請停止執行，人民法院認為該行政行為的執行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並且停止執行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三）人民法院認為該行政行為的執行會給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四）法律、法規規定停止執行的。當事人對停止執行或者不停止執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請復議一次。

『貳』 政治問題

希望這個事例對你有所幫助！

法律透析「扣車」官司

2004年5月29日，沈先生如往常一樣，將他的普利馬麵包車停在了海口市國貿大道國聯大廈門口，但這次卻不能象往常一樣開走了，因為他的車被一個黃色的大鐵夾子牢牢鎖住了，外邊還有幾個大蓋帽守株待兔般地等著他的到來。

沈先生非常奇怪，大家都在這兒停車，為什麼單單把我的車鎖住？每天都在這兒停車，為什麼單單今天把車鎖住？咪表辦的人固名思議是管咪表，怎麼管到小區的門口來了？

沈先生決定向咪表辦的大蓋帽問個明白，可大蓋帽們沒一個能說得明白，更沒一個能說服沈先生，他們為什麼鎖住他的車。就在爭執不下的時候，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一個穿黑T恤的人，他自稱代表國家來處理，他說處理也行，不處理也行，如果沈先生不配合，他就罰伍佰。

本就不服的沈先生聽代表國家的黑T恤這么一講更不服了，他乾脆狠下一條心：我今天什麼事兒也不幹了，看你能把我的車鎖多久？

咪表辦的大蓋帽從八點一直鎖到十二點，實在拿沈先生沒辦法，其中的一位不知給誰撥了一個電話，一位交通大蓋帽駕著警車迅即駛來。交通大蓋帽比咪表辦的似乎文明了許多，他二話沒說，啪的一下把一張黃色的請沈先生到交警秩序科接受處罰的「黃單子」粘到了沈先生的車擋風玻璃上，然後熟練地拿起照相機把他所做的一切拍了下來，拉上咪表大蓋帽一塊兒開車走了。

咪表辦大蓋帽搞不定，拉來交通大蓋帽來幫忙。咪表辦大蓋帽讓沈先生到咪表辦接受處理，交通大蓋帽讓沈先生到秩序科接受處理，沈先生真的沒想到，一大早還沒出門，到成了咪表辦、交通大蓋帽的香餑餑，爭著搶著讓他去接受處理？沈先生這下更搞不明白了，他們都這么熱情，搶著讓我去接受處理，我到底讓上哪兒去接受處理呢？

對呀，我沒犯法呀！咪表、交通大蓋帽怎能隨便讓我去接受處理？沈先生一怒之下，將城管、交警統統告上法庭，他要求法院撤銷第一被告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以下簡稱城管局）的《城市咪表管理通知書》並確認其鎖車行為為違法行為；同時沈先生請求撤銷第二被告海口市公安局交通巡邏警察支隊（以下簡稱交警隊）下達的《交通違章告知單》。

沈先生認為，無論自己停車是否違章，城管局沒有管轄權，無權鎖車，無權對其進行處理。交警隊雖可上路執法，但自己並未違章，其也無權處理。沈先生還認為，對自己一項行為由兩個部門同時處理違法，執法人員不著裝，不出示證件，不調查，不讓其陳述和申辯也違法。

城管局認為，沈先生停放車輛的位置是在國聯大廈前的人行道上，且在非停車泊位內，屬違法停放車輛。國務院2002批准海口市開展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海口市政府辦公室2002年10月23日對城管局《關於城市道路臨時停車管理問題批復》，「城市道路臨時停車實行統一管理，納入城市管理范疇，由你局負責實施。」海口市政府還於2003年11月27日在《海口晚報》上發布《關於加強停車管理的通告》，稱「自通告發布之日起，凡未經批准，擅自設立道路停車場（位）的，或不按規定在道路上停放車輛的，由城市管理局負責查處，及時清理，消除影響。」故城管局有權依據《交通違章處理程序規定》對違章亂停放的車輛鎖定車輪。

城管局還稱，咪表管理人員在履行職務時，都是著裝掛牌執行公務的，不存在還要向原告出示執法證件表明身份的問題。鎖車是強制措施，並不是行政處罰。

交警隊辯稱其沒有實施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在城管局執法人員處理未果的情況下，要求交警隊工作人員前來處理。交警隊依據《交通違章告知單》告知沈先生一些違章的事實及接受處理的途徑等，但並未對沈先生做出具體的處罰或者強制措施，屬於不具備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不屬於法院受案范圍，應駁回沈先生的訴訟請求。

一審法院認為：「海口市人民政府為加強城市市容和靜態交通管理，進一步規范停車秩序，創造良好的城市環境，於2002年7月29日作出了海府[2002]38號『關於加強城市道路臨時停車管理的通告』，將海口市城市道路臨時停車實行咪表管理，凡需在道路上適時停放的車輛必須停放在統一劃定的咪錶停車位上，凡未按規定停放車輛的，由市城管局和市交警支隊按有關規定處理。同年10月23日，海口市政府又以海府辦函[2002]67號『關於城市道路臨時停車管理問題的批復』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城市道路臨時停車實行統一管理，納入城市管理的范疇。2003年11月27日，海口市政府在海口晚報上登載了『關於加強停車管理的通告』向全社會公示了被告市城管局具有城市道路臨時停車管理的職權。海口市政府的以上規定，並不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並且與國務院法制辦公室《關於在海南省海口市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的復函》的精神是一致的。原告停放的車輛位置，為機動車與非機動車混道路段，不屬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劃定的停車泊位，該車的停放同時阻礙了人行道的順暢通行，應屬違章停車。被告市城管局據此對原告違章行為進行管理，採取必要的手段，進行鎖車等臨時管理措施，並沒有超越職權。被告市城管局和被告市交巡警支隊分別給原告開具《城市咪表管理通知書》和《交通違章告知書》，僅通知原告到指定地點接受處理，並未對原告作出具體的行政處罰，且實際上原告至今也未通知接受處理，其權利並未受到損失。綜上，原告的訴訟請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採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國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四）項的規定，判決如下：駁回原告沈先生的訴訟請求。」

沈先生不服，依法向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沈先生認為：1、一審判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條和《行政處罰法》第16條及第24條。公安機關是道路交通管理機關，國務院及海南省政府並未批准城管局為集中行政處罰機關，城管局無權上路執法。一個行為不得給予兩次處罰，兩被上訴人均通知上訴人前去接受處理，處理的結果便是罰款，明顯違法。2、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車輛停放位置錯誤，認定是違章停車錯誤，同時認定被上訴人城管局鎖車未超越職權及上訴人「權利並未受到損失」也是錯誤的。3、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不應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56條第四項，而應適用第54條。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導致其適用法律錯誤。

交警隊二審未予答辯，城管局做了與一審基本相同的答辯。

二審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根據國務院領導批準的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方案的原則和《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繼續做好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的通知》的有關規定，批復同意海南省人民政府可以在海口市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試點工作，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可以行使的具體職權包括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對侵佔道路行為的行政處罰。海口市人民政府設立的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是主管全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工作的市政府工作部門，市政府決定全市的停車管理統一由市城管局負責，這是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試點工作的一部分，故被上訴人海口市城市管理局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的部分職權符合國務院批准同意在海口市做好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的基本要求，且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以《關於加強城市道路臨時停車管理的通告》的形式將其上述職權已向社會公布，故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城管局對城市道路臨時停車實行管理不屬於行政越權行為定性正確。

被上訴人市城管局頒布的《關於加強城市道路臨時停車管理的通告》明確規定『在已設置咪表的路段，車輛佔道臨時停車必須停放在劃定的咪錶停車位上；在尚未設置咪表的路段，車輛佔道臨時停車應停放在劃定的區域』。根據這一規定，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的瓊A56853號轎車停在國貿路國聯大廈門前的路段，該停車位置不屬於市城管局劃定的停車泊位，認定事實清楚，並不存在表述不清或矛盾之處。被上訴人市城管局將上訴人停放車輛的車輪鎖定是處理違章停車的一種強制措施，該強制措施的實施並不屬於違法或行政越權行為。但上訴人對此提出異議後，被上訴人市城管局應當按糾正違章停車的行政處理程序及時處理，或者當場處罰後予以放行，或者及時簽發管理通知書通知上訴人事後到辦公室接受處理，雙方爭執時間長達4個小時才予以放行車輛不符合行政處理的效率原則，客觀上也會給上訴人其他的合法權益帶來間接損害。對此，被上訴人市城管局應當在執法中杜絕行政處理拖延不決的現象再次發生。

被上訴人市交警支隊就上訴人停放車輛的同一事實，在被上訴人市城管局已經向上訴人簽發了《城市咪表管理通知書》後也向上訴人簽發了《交通違章告知單》，亦要求上訴人去接受處理，此現象說明市城管局實施城市綜合執法工作雖然屬於海口市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試點工作的一部分，但其執法中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的部分職權與被上訴人交警支隊的管理職權的銜接尚不順暢，尚需進一步完善。但鑒於市城管局簽發的《城市咪表管理通知書》告知上訴人當場不服處理可到辦公室接受處理，而當場處理的結果是解除了車輪鎖放行車輛並未作出其他處理，亦沒有進行任何處罰。而被上訴人市交警支隊簽發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交通違章告知單》亦屬於行政告知行為，不屬於行政處理或行政處罰行為，上訴人若有異議可在接受處理時依法申辯，並依法定程序解決行政爭議。上訴人在被上訴人交警支隊未作出行政處理或行政處罰前訴請撤銷該行政告知行為，沒有法律依據。

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但判決在行政執法部門未作出行政決定或行政處罰前，根據兩被上訴人履行行政告知行為而出具的法律文書的記載或表述，認定上訴人屬於違章停車，該認定不當，應予糾正。原審判決基於本案的事實與兩被上訴人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性質，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適用法律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雖有一定的道理，但無法支持其實現訴訟目的，上訴人的上訴請求，本院亦不予採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61條第1項之規定，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扣車事小，透過扣車事件反映出來的行政機關如何依法行政的問題，卻是關繫到你我他的永恆的話題，這也是一起小小的扣車行政官司被廣泛關注的原因。就此案所涉法理的問題，談幾點意見。

一、兩行政機關即城管局、交警隊行為的性質

從城管局扣車過程看，所做行政行為包含三個方面：1、管理。2、採取強制措施（鎖車）。3、處罰。按城管處理此類事情的先例，本案此種情況將被處以罰款。罰款的程序如本案一樣，先發一個違章告知單，通知違章的單位和個人前來接受處罰。

交警隊認為，其未對沈先生進行處罰，只是發了個通知而已，僅僅是一種行政指導行為。對這個通知，沈先生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被告交警支隊的這種認識顯然是錯誤的，按公安部《交通違章處理程序規定》，通知當事人按規定時間到指定地點接受處罰就已經進入了處罰程序。該規定第51條規定：「機動車駕駛員無正當理由超過三個月不執行下列規定的，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可以撤銷其機動車駕駛證：……（二）不到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接受處罰……。」當事人也絕非可去也可不去接受處理，如果當事人超過三個月不到公安機關接受處理，公安機關可以吊銷機動車駕駛證。因此說，公安機關的通知行為，實質上也是處罰行為的一部分。既然是處罰行為的一部分，就可訴。

再談交警隊的行為是不是行政指導行為。行政機關的行政指導行為它指導的對象是行政行為相對人的合法行為，不是違法行為，這是前提。兩行政機關已確認了上訴人行為為「違章」的前提之下，怎麼可能還有指導行為一說？難道是「指導」行政行為相對人怎麼逃避違章處理嗎？

行政指導行為的另一特點是不具有強制性。上述規章清楚無誤地規定，如果上訴人三個月內不去接受處理，公安機關有權吊銷其駕駛執照，這明明是具有強制力的行為，如果上訴人不去接受處理，上訴人將遭受不利的後果。懾於法律的威力，上訴人不去違心接受處理，而是拿起了法律武器，提起行政訴訟，撤銷違法行政行為，從而使自己不必遭受不利的法律後果。

對此，交警隊辯稱，他們不會對上訴人做出處罰。這種辯解顯然更是站不住腳的，對應該做出處罰的行為不作處罰，如同不該作出處罰的行為作出處罰一樣，同樣都是違法的！上訴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應建立在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基礎之上，不應建立在其違法行政的基礎之上。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確認，通知是一種行政行為當無異議。通知是一種啟動行政處罰程序屬於行政處罰環節的行政行為也當無異議。按二審法院的觀點，通知行為屬「行政告知行為」，行政行為相對人能否在行政處理和行政處罰前撤銷該「行政告知行為」？這是本案應探討的問題。

按二審法院的主張，撤銷行政告知行為沒有法律依據。筆者認為，行政告知行為、行政處理行為與行政處罰行為能否訴訟，關鍵看這種行為有沒有侵犯行政行為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城管局發給沈先生的《城市咪表管理通知書》中告知：「1、未按規定刷卡交納停車費。……3、在咪表泊車路段，未按規定違章停車。」交警隊發給沈先生的《交通違章告知單》告知：「因違章停車……。」兩行政機關首先確認沈先生是「違章停車」，沈先生認為自己沒有違章，認為兩行政機關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權益：兩行政機關不能把沒有違章的認定為違章的，更不應讓沈先生就此前去接受什麼處理！

很顯然，如果法院授理了沈先生的訴訟，沈先生與兩行政機關的行政糾紛在「行政告知」階段就了結了，就可以不進入下一個程序即行政處罰程序了。顯然，人民法院受理「行政告知行為」的訴訟，避免了當事人的訴累，更能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有什麼理由非要求行政行為當事人接受一個根本無法認可的行政處罰以後，才允許其提起行政訴訟呢？

當然，如果行政行為相對人願意這樣做，則是其權利。如果硬性要求其這樣做，顯然就將其權利變成了義務，這是質的不同。

二、城管局的管理許可權

城管局有權實施停放車輛管理，從被告市城管局提交法院的依據即：三定方案，海口市政府批復與常務會議紀要以及通告等，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但城管局無權對道路上停放車輛採取強制措施和處罰，即無權鎖車和罰款。理由是，沒有法律依據，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城管局可以上路執法。根據《道路安全法》和《道路交通管理條例》及《交通違章處理程序規定》等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道路交通執法單位是公安機關，只有公安機關才有權在道路范圍之內對違章車輛採取鎖車、拖牽等強制措施和處罰。

城管局提交法院的法律依據是《交通違章處理程序規定》，這個規定恰恰規定的是公安機關的上路執法權，沒有規定城管局享有此項權利，不是城管局上路執法的依據。城管局只所以把公安機關的執法依據當做自己的執法依據，是因為其自認為取得了「集中行政執法權」，這又引發了本案另一個爭議焦點：本案城管局享有「集中行政執法權」嗎？

一個政府職能部門，享有與其職責相對應的執法權。為了提高效率，節約政府管理資源，除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必須由公安機關行使外，可以將幾個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交由一個行政機關去行使，這便是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行政處罰法》第7條對此也有明確的規定。

海南省人民政府在2002年向國務院法制辦提出，請求批准海口市為相對集中行使城市管理行政處罰權的試點。國務院法制辦於2002年8月函復海南省政府，可以在海口市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其中一項便是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可以「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對侵佔道路行為的行政處罰權。」但國務院法制辦函復中還同時明確：「行政處罰權相對集中後，有關部門不得再行已經統一由一個行政機關行使的行政處罰權；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一律無效。」海南省政府依照國務院法制辦函復，也於2002年10月8日通知海口市政府按照函復精神試點。盡管有上述函復和通知，城管局仍不能上路處罰，原因有二：

其一，《行政處罰法》第16條規定，國務院、省級人民政府可以決定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機關，但國務院、海南省政府並未決定城管局是海口市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機關。國務院法制辦曾於2002年8月16日發布過一個國法函（2002）227號文，但這個文件只是批復同意海南省政府「可以在海口市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並未決定城管局有權行使集中行政處罰權，且國務院法制辦也無此權。2002年10月8日，根據國務院法制辦的上述復函，海南省政府也曾通知海口市政府可以進行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試點，但也未決定城管局有權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城管局做為一個行政機關，不但本身依法沒有「道路」執法權，從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的角度看，它仍然沒有取得「道路」執法權，因為沒有有權單位做出過這樣的決定。

其二，城管局實際上也不是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機關。國務院法制辦函復中，將市容、環衛、規劃、綠化、市政、環保、工商、公安交通等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交由一個機關行使，原行使行政處罰權的機關便不再享有相應的處罰權。如果交由一個機關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以後，原行使行政處罰權的機關還享有處罰權的話，便失去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意義，違背了改革的初衷。

那麼，海口市是在進行這樣的試點嗎？海口市城管局是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機關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市城管局根本就沒有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市容、環衛、規劃、綠化、市政、環保、工商等行政機關仍在行使自己的行政處罰權。從本案中公安、城管兩家上路同時執法的現狀恰恰可以看出，上路執法權尚未依法「集中」到城管局手中。

本案城管、交警兩家單位對沈先生同一行為都做出處理，使一審判決陷入兩難：不承認城管局有集中行政處罰權，城管局就無上路執法權，而一旦承認城管局有上路執法權，就必須承認交警隊所做處理歸予無效。而兩審判決即認可了城管局的集中行政處罰權，又不認定交警隊的處理無效，不僅自相矛盾，關鍵是違法，也違背了國務院法制辦的批復。

三、海口市人民政府的「授權」與交警隊的「分權」

做為行政機關，最基本的要求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要求法律怎麼規定，就要怎樣執行，只有遵守的義務，沒有改變的權利。法律賦予一個行政機關的許可權，不能讓與、超越和放棄，必須嚴格行使。城管局在其答辯狀中稱其有權上路處罰，理由是：「市政府於2002年10月賦予」其城市道路停車管理職責。從刊登在《海口晚報》上的海口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強停車管理通告》中看，的確有「凡不按規定在道路上停放車輛的，由市城市管理局負責查處」字樣。海口市政府通告中的這一內容違背了法律規定，理由是道路交通執法權法律、法規已明確規定是公安機關，海口市人民政府無權改變法律、法規規定。換言之，海口市政府無違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權授權城管局上路執法。

無獨有偶，繼海口市政府無權授權之後，交警隊又與城管局於2004年6月30日進行了慷慨的分權，並也以公告的形式刊登在《海口晚報》上。「分權」公告稱：「凡在人行道上和咪表路段的車輛違法停放行為由海口市城市管理局負責查處，除上述情形外的車輛違法停放行為仍由海口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隊負責查處。市城管局對車輛違法停放行為的行政處罰，也同樣作為海口公安局交巡警支隊對車輛年檢的管理依據」。這種分權同樣是違法的，因而是無效的。

行政處罰權由行政機關行使，這是基本原則，但在兩種情況下可以由下列組織實施：

其一，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可以在法定授權范圍內實施行政處罰。

其二，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此種情況，必須符合二個條件：（1）行政機關必須依照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委託，無規定的不得委託。（2）這種組織必須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務的事業組織。

做為行政機關的海口市政府不能改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做為行政機關的海口市公安局（包括其交警隊）同樣也不能，這是依法行政的應有之義。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所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權，因行政訴訟的啟動得以進行。本案海口市政府、交警隊、城管局將交警隊上路執法權「授權」、「分權」給城管局的行為，已嚴重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也嚴重違反了《行政處罰法》關於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規定。

四、城管局、交警隊都超越了其管轄范圍

沈先生的車到底停在哪裡？這是本案爭議的又一焦點，因為這決定兩行政機關是否享有管轄權。依據《行政訴訟法》第32條規定，行政機關對其做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而兩行政機關對沈先生到底將車停在哪裡，根本沒有舉證。

沈先生雖舉證了車輛停放位置的照片，但沈先生認為其並未停在道路上，而是停在了國聯大廈門前，根本不歸兩行政機關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6條明確規定：「原告可以提供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證據。原告提供的證據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舉證責任。」該司法解釋第1條規定：「被告不提供或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證據的，視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相應的證據。」而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二）款規定，沒有證據的具體行政行為就要被撤銷或確認違法。

從海口市政府及城管局的通告看，城管局對停放車輛的管理僅限在「道路」范圍內。從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看，公安機關對車輛的違章停放的處罰權，也是以「道路」為限，超出道路則超出了其管轄的范圍。

《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道路主要是指公路和城市道路。原告沈先生將車停在國聯大廈門口，不在「道路」范圍之內，更不在兩行政機關所說的「人行道」上。因此，勿論兩行政機關有無行政處罰權，從二者管轄的范圍看，都超出了。

城管局給沈先生發出的是《城市咪表管理通知書》，稱沈先生「在咪表泊車路段，未按規定違章停車。」「通知」請沈先生持該通知書到「咪表辦」接受處理。城管局只在路上設有咪表路段，在其它地方並未設咪表路段。在國聯大廈門口鎖住原告沈先生小車，明顯不在其咪表路段的管轄范圍。

行政訴訟的被告對其行政行為負舉證責任，且必須在接到《行政訴狀》後的10日內提交，逾期視為無證據，依法可撤銷其所做行政行為。兩行政機關都主張沈先生將車停在了人行道上，但卻未向法庭提交停在人行道上的證據，而沈先生對兩行政機關的主張又予以否認，依照《行政訴訟法》規定，兩被行政機關的行為應視為無證據，應予撤銷或確認違法。

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尚在試點階段，海口市在大張旗鼓地整治車輛停放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也是正常的，但規范整治行動，規范行政機關的行政執法行為應常抓不懈，沈先生說此次行政訴訟的出發點也在於此。因此，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沈先生這個行政官司不論輸贏都打得有意義，有價值，都會起到應有的作用。

『叄』 關於無效行政行為的規定，具體出自哪部法律

在我國的立法中，不乏「無效」字眼:
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78條規定：「無權批准徵用，使用土地的單位和個人非法批准佔有土地的，超越批准許可權非法佔用土地的……批准文件無效。」
又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有的法律法規規章並未直接用「無效」，但其所規定的內容實際的承認公民對無效行政行為抵抗的權利，比如《行政處罰法》第56條的規定：「行政機關對當事人進行處罰，不使用罰款、沒收財物單據或使用非法定部門制發的罰款、沒收財物單據的，當事人有權拒絕處罰，並有權予以檢舉。
在事後的救濟手段上，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首次確立了「確認無效」的判決形式，從而為無效行政行為的司法實踐提供了可能。

『肆』 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行政訴訟法解釋》第5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1）起訴被告不作為理由不能成立的；

『伍』 行政訴訟法的證據排除規則是怎樣的

論文摘要新《刑事訴訟法》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立。本文通過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立法上的具體規定，並對其具體內容進行思考分析，並提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具體實施中的發展建議。論文關鍵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排除范圍證明責任排除程序2012年3月14日，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獲得通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國得以確立，並對非法證據排除范圍、舉證責任、證明標准以及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設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較為具體的規定。一、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早已設立，並以相當完善的證據法規則。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過程。我國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如下法律中：1.《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88年我國加入該公約，其要求各簽署國嚴格貫徹保障人權精神，並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2.《憲法》，在我國，憲法對於非法取證行為也持否定態度，並作了原則性規定，《憲法》第33條、第37條都涉及人權和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保障。3.1997年《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須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該法條中並沒有將非法獲取的證據給與「排除」的規定。4.為解決97年刑訴法在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明確了對非法獲取的證據予以排除的規定，否定非法證據的證明力。其雖仍未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相比之前的刑訴法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步。5.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頒布的《關於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非法證據排除規定》，標志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的真正建立，也為我國司法人員的實踐提供了指導。6.2012年《刑事訴訟法》中第54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55條規定了檢察院對非法證據的審查，第56條規定了法院審判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以及當事人對非法證據的審查申請，第57條規定了檢察院對非法證據的舉證責任，第58條則規定了將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此次刑訴法的修訂，對非法證據排除具體內容做了規定，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二、非法證據規則的內容（一）非法證據排除范圍1.對於非法獲取的言詞證據採用「無條件排除」。口供被稱為「證據之王」，長且期以來在我國實務界，被廣泛應用，是司法人員偵破、審查、審判案件的重要依據。刑訊逼供的違法行為時有發生，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影響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證行為。這不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體，也給其帶來了精神上的嚴重侵犯，這種非法取證行為也破壞了口供本身的證明價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訊、威脅、引誘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做出虛假的供述，而過分倚重這些供述將會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即規定非法獲取的證據將予以排除，這樣也就在源頭上減免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也是程序正義的內在體現。2.對於非法獲取的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應當採取「區別對待」。與言詞證據相比，實物證據是存在於人腦之外的，在犯罪發現之前形成，它的產生、存在、變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轉移，加之實物證據證明力和其獲取方法之間的關聯性較弱，可信度與證明力都要比口供強，也更客觀。因此，筆者認為，對於此類證據不應採用「無條件排除」的原則，應當是在程序公正優先的前提下，兼顧懲罰犯罪，保障人權的需要，並考慮我國刑事司法實務需求和社會治安的形勢，區別的、有選擇的對非法獲得的實物證據的效力來進行判斷。對於未經法定的審批進行搜查、扣押、凍結、查封等嚴重侵犯公民憲法基本權利獲取的非法實物證據，因其獲取手段的違法性嚴重，應當堅決予以排除。但對於獲取手段僅違反立法上某些「細節性」或者「技術性」的一般違法性手段取得的實物證據，如偵查工作人員在對犯罪現場進行檢查、勘驗的過程中，沒有見證人到場等其他違法行為所獲取的證據，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結合具體案情進行自由裁量。3.「毒樹之果」應否排除。所謂「毒樹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證據為線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證據，且這個果應該是獨立的新的證據，而不是原有證據的重復收集。對待毒樹之果，英國採用了排除毒樹但食用毒樹之果的原則，即對於從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發現的證據和事實，只要其相互關聯，就可作為定案的依據。而美國的證據排除規則不那些違反證據規則所獲得的實物或言詞證據，而且對於毒樹之果也予以適用。但鑒於我國的現實條件，如簡單的排除毒樹之果，這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因為不可否認，通過一些非法取證行為所間接獲得的證據對於查清犯罪案情、佐證犯罪事實以及形成證據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證據與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獲取的證據相比較，區別在於非法搜查、查封、扣押獲取的證據的程序本身是違法的，而「毒樹之果」的收集證據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發現這些證據之前的程序存在有違法的情形。筆者認為，在我國對於「毒樹之果」的效力，我們應當予以承認，這既符合我國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也有利於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二）證明責任分配問題承擔證明責任，即意味著承擔訴訟的風險，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證據同證明責任的承擔上有著密切的聯系。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所進行的司法活動應當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當其行為的合法性遭受質疑時，其必然也要承擔證明其取證行為合法性的責任。可是如果讓控訴方對每一項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證明，那無疑是增加了案難度，也會造成司法資源的大大浪費，但若讓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話，也是相當困難的。鑒於此，我國刑事訴訟法採用了由雙方分別證明的方法。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57條的規定，被告人一方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的線索或材料，人民檢察院對於收集證據的合法性加以證明。即我國刑事訴訟中，啟動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初步責任是歸於被告人一方的，但證據合法性問題之證明責任便是控訴方承擔的。（三）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設置《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第5條規定，被告人可在庭審前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而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則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過程中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書和判決的依據」，我國非法證據的排除的職責不僅賦予了法院，還賦予了檢察機關，使得檢察院有了審查證據合法與否的職責。在排除程序的啟動主體上，我國則採取了被告人申請啟動和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兩種方式，給予了被告人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也能夠讓檢察機關更好的發揮其法律監督職能。在非法證據的法庭處理上，《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對於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然而，筆者認為，此規定也有不足之處，即未規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救濟性權利，如果在司法實踐過程匯總法院拒絕或未能准確的作出排除非法證據的決定時，被告及其辯護人應當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利呢？故筆者認為，相關機關可考慮出台司法解釋對此類問題予以規定。三、關於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建議「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須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實效才能證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讓這一規則在司法實務界進行貫徹實施，仍然是我們需要研究討論的問題。第一，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貫徹到司法實踐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初期，必定會面臨諸多困難，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司法人員的人權保障意識薄弱。但我們要知道，該規則的確立不是為了補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個人權利所受到的傷害的，更不會放縱犯罪行為，而是為了從宏觀上改善我國的人權狀況，使我國的法制更加健全，並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落實到具體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的過程當中。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實施應當注重發揮司法解釋的規范作用。雖然新刑訴在排除證據的范圍、證明責任及排除程序的設置上都做出了具體詳細的規定，但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過於原則化、排除條件特別嚴苛以及程序設置存在未涉及之處等等。我們應及時研究制定相關的司法解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相關內容進行規范和補正，指導司法實踐中所遇到的各項問題。第三，加強司法隊伍人員的整體素質建設，強化對其專業知識方面的培訓，提高其業務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發揮其作用的，而在此過程中，人的素質和能力的高低，也決定了法的作用發揮的大小。因此，我們應該注重對司法人員隊伍的建設，加強其對於新《刑事訴訟法》中新的規定的內容進行學習，規范其司法實踐中的具體行為，嚴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運用法律規定的方法，將新刑訴法各項具體規定貫徹運用到具體工作當中。來源重慶律師網頁鏈接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書中提到，「對於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他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此次新《刑事訴訟法》的頒布，是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這並不意味著該項規則在此就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其中的相關法律條文所規定的內容，仍需要經受司法實踐的檢驗，發現不足之處，從而進一步推動我國刑事訴訟法的進步和完善。

『陸』 《行政訴訟法》中行政判決分為6種，其中維持判決與履行判決和確認判決有什麼區別謝謝

維持判決是確認行政機關行政行為合法的判決。
履行判決是要求行政機關履專行法定職責的判決，針對的是行屬政機關不作為。
確認判決是確認行政行為違法的判決，主要存在於行政行為已經產生效果，撤銷或變更已無意義的情形。如行政拘留已經結束的案件。

『柒』 關於行政訴訟增加和變更訴訟請求的法律條款有哪些

原告行政訴訟中變更訴訟請求，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1、要求新增訴回訟請求的：
最高人民法答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8〕1號
第七十條 起訴狀副本送達被告後，原告提出新的訴訟請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許，但有正當理由的除外。
2、在訴訟起訴時已明確的幾項訴訟請求中，進行撤回某項，保留某項的變更訴訟請求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十章 附 則
第一百零一條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關於期間、送達、財產保全、開庭審理、調解、中止訴訟、終結訴訟、簡易程序、執行等，以及人民檢察院對行政案件受理、審理、裁判、執行的監督，本法沒有規定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捌』 民事訴訟法56條怎麼理解

民事訴訟法56條：

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是指對原、被告爭議的訴訟標的認為有獨立的請求權，因而起訴參加到已開始的訴訟中來的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必須具備以下3個條件：

（一）他人之間的訴訟正在進行。如他人之間對民事權益、經濟權益有爭議沒有形成訴訟的，屬於訴訟外的爭議，訴訟外的爭議如果侵害了第三人的利益，第三人有權作為原告提起訴訟，但不是要求參加訴訟。

因為訴訟尚未開始，談不到參加訴訟的問題，只有在他人之間的民事權益、經濟權益的爭議已經形成訴訟，而訴訟程序又在進行中，第三人才能參加訴訟。

（二）對他人之間爭議的訴訟標的全部或部分享有獨立的實體權利。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全部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一種是有部分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至於第三人對於原訴當事人之間的訴訟標的，是否真正具有全部或者部分的獨立請求權，則需在審理終結後才能確定。

(8)行政訴訟法2018第56條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章任務、適用范圍和基本原則

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憲法為根據，結合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

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

第三條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適用本法的規定。

第四條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進行民事訴訟，必須遵守本法。

第五條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和組織在人民法院起訴、應訴，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同等的訴訟權利義務。

『玖』 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6條第四項其它應當駁回訴求的指的是哪些

駁回訴請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起訴時僅起訴被告作出的抽象行為（比版如制定規范權性文件）；
二、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與原告沒有關聯性，並沒有侵犯其合法權益；
三、具體行政行為合法（合理性存在問題或者作出時合法現在不合法）（第五十六條第二、三項）
四、被告的行為系確認、引導、認定、行政強制執行措施行為（非具體行政行為）
五、原告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需要強調的是，駁回訴請是針對原告實體內容進行的審查。駁回起訴是針對程序上的內容進行審查，比如需要行政復議前置或者非法院管轄事項。故只要是針對實體內容，原告訴請沒有事實依據，或者行政行為合法，或者針對的是非行政行為，法院都會以駁回訴請來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