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
Ⅰ 《俄羅斯聯邦法律全集》的在哪可以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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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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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聯邦行政違法法典——法學高階精讀·法學譯叢 》
《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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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聯邦刑法典釋義〔上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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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何時通過
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2001年11月22日通過、聯邦委員會12月5日批準的《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正式文本譯出後, 又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2002年第58、59、98號聯
Ⅲ 俄羅斯聯邦憲法的解讀
鑒於很多人還沒有讀過俄羅斯聯邦憲法，而該憲法目前只有我本人進行了中文翻譯，憲法非常長，我今天把其中一些重要條款給大家看一下。憲法全文見www.poccuu.org
由於每個人的經歷不同，其閱讀憲法的感受也就一定不同。下邊所寫的也只是我本人閱讀俄羅斯聯邦憲法的一點體會。也可以說是我閱讀憲法的一些心得而已。我認為俄羅斯聯邦憲法是部好憲法，也許就是因為我讀到了下邊的這些條款。我將逐一指給大家看，也會簡要說明我認為這些條款好的原因。
1、通常各國憲法第一條都要規定國家的性質。俄羅斯聯邦憲法也不例外，俄羅斯聯邦是共和制的民主聯邦法治國家。簡單的一句話，簡單的幾個詞語，但是每個詞語都寓意深刻，共和、民主、聯邦、法治八個字把一個俄羅斯聯邦國家性質概括的淋漓盡致！結合憲法第四條主權國家的規定；第七條福利國家的規定；第十四條世俗國家的規定，我們可以概括出俄羅斯人對自己國家性質的定義：即俄羅斯聯邦是共和制的民主聯邦法治世俗福利的主權國家。
2、憲法第十三條：國家承認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任何意識形態都不能作為國家的強制的意識形態。這個條款是作為憲法根本制度規定的。所謂憲法根本制度就是規定國家的性質和根本制度那些憲法規定。這種規定是不能根據普通程序進行修改的。根據俄羅斯聯邦憲法規定，改變第一章憲法根本制度，必須成立新的制憲會議，制定新的憲法，並進行全民公決。可見俄羅斯聯邦第一章規定的重要性。第一章共十六個條款。本條款是其中之一。足見俄羅斯聯邦憲法起草者對這個條款的重視。正是由於這個條款的存在，俄羅斯聯邦憲法通篇，包括憲法序言，都找不到任何規定什麼思想、主義的字樣，更找不到任何人的名字，無論這些名字多麼偉大和重要。因為將任何主義、思想規定到憲法中去，都直接違反本條規定。試想，如果憲法中把一種主義、思想規定到憲法中去，就等於將其規定為國家的強制性意識形態，那這個國家還會存在言論和思想自由嗎？這個國家還可能存在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嗎？在我一次和一個俄羅斯法學博士交談的時候，詢問他對憲法這個條款規定的看法。他說，不管怎麼樣，現在在俄羅斯聯邦任何學校中，已經取消了該死的政治課。
3、憲法第十三條還規定：俄羅斯聯邦承認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在以後的憲法條文中再未提及多黨制問題。難道就一個條款就確立了一個如此重要的制度？我感覺到無比的震驚。但是仔細想一想也沒什麼奇怪的。在俄羅斯人看來，憲法沒必要對多黨制進行詳盡的規定，因為多黨制本來是一個正常社會的自然存在。人本來就是政治動物。幾個意趣相投的人聚到一起也許就要討論政治問題。而如果他們願意，就可以成立政黨，如果他們想提出什麼候選人，比如想推舉個議員或者總統，那麼他們成立的政黨就必須要進行登記。登記手續也不復雜，就是去俄羅斯聯邦司法部登記局領一些表格什麼的，填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司法部無理不給他們登記。他們可以到法院起訴。獨立的法院一定會受理，並作出公正的裁決。他們也可以召集一些新聞記者來進行公開報道，甚至他們可以去莫斯科紅場去遊行示威，這也是他們的憲法權利。甚至他們可以直接寫信給俄羅斯聯邦總統，總統有專門的處理公民來信事務處。
4、憲法第十五條：法律和規范性文件必須公布才能生效和適用。在俄羅斯聯邦居然把這個條款規定到根本憲法制度中來，與其說是這個條款本身重要，不如說是俄羅斯立法者對前蘇聯時期某種嚴重問題的關注。確實是這樣，前蘇聯時期，有多少規定是以內部文件的名義傳達的，而不知道根據這些內部文件抓了多少人？甚至是處死了多少人？憲法的起草人也許正是注意到了這個嚴重的歷史問題，才特意在根本憲法制度中作出如此規定。
5、憲法第十五條第四款：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准則和俄羅斯聯邦簽署的國際條約是俄羅斯聯邦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如果俄羅斯聯邦簽署的國際條約規定的規則與俄羅斯聯邦法律規定的規則有不同之處的話，則以國際條約中的規則為准。這就是著名的國際法優先原則。在根本憲法制度中規定這樣條款的憲法並不多見。根據這樣的規定：聯合國人權憲章和一系列聯合國公約就成為了俄羅斯聯邦的國內法，並且優先與國內法。事實上俄羅斯聯邦憲法關於人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的規定不僅囊括了聯合國人權憲章的所有內容，而且遠遠超過了這個界限。俄羅斯加入了歐洲人權公約第六議定書，該議定書規定，禁止在和平時期將實施死刑作為刑事懲罰的手段。這還不夠，俄羅斯聯邦承認歐洲人權法院對俄羅斯聯邦的效力。就是說俄羅斯聯邦公民可以向歐洲人權法院起訴俄羅斯聯邦侵犯人權，而歐洲人權法院的裁決在俄羅斯聯邦是絕對承認的。我認為這是俄羅斯聯邦憲法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俄羅斯人的聰明之處，有了這個規定，就等於在聯合國和許多國際組織中工作的法學家在為俄羅斯聯邦立法，世界上最新的法學成果都將被俄羅斯聯邦採用。
6、第二十條首次提到了陪審團。該條款規定：在俄羅斯聯邦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案件必須由陪審團組成的法庭進行審理。這一規定確立了俄羅斯聯邦一個重要的刑事訴訟制度---陪審團制度。憲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再一次提及陪審團審理案件，並且擴大了陪審團審理案件的范圍，不僅僅是死刑案件，其他可能被判重罪的刑事案件，只要刑事被告人提出要求陪審團審理，法院就必須給其安排陪審團，包括共同被告的案件，只要其中一個被告提出要陪審團審理，那整個案件就採用陪審團審理。在《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中有關於陪審團審理案件的詳細規定，可以說俄羅斯聯邦陪審團制度與美國的陪審團基本相同。12個人的大陪審團，每次從20名候選人中確定14人參加審理，2名是後備陪審團。12名陪審員最後投票表決。確定被告人無罪的話，當庭法官必須宣判無罪並立即釋放。
7、憲法第二十二條：對任何人的逮捕和羈押只能由法院決定，在法院決定前的臨時拘押時間不得超過48小時。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規定。這個條款直接涉及到法院與檢察院與偵查機關之間的地位、職權等相互關系問題，直接涉及到司法獨立的大問題，也直接涉及到公民重要權利的保障問題。因為在舊俄羅斯，拘捕的權力主要由檢察院和偵查機關行使。新憲法規定拘捕必須由法院決定。這顯然是個重大的制度性的變化。查閱了其他條款以後，我們發現只要是限制公民憲法權利的許多措施都必須由法院來決定。比如：，對公民通信限制和監聽（憲法第二十三條）；對公民住宅進入與搜查（第二十五條）；對公民財產的限制包括對強制征為國有（第三十五條）；等等，結合其他條款規定，我們發現在俄羅斯聯邦確實發生了一種制度性的變化。就是，司法權只有法院行使，也就是說，在俄羅斯聯邦司法權就是審判權。檢察院不再是司法機關，不行使司法權，偵查機關也同樣不行使司法權。我認為這個制度性變化意義深遠。在我看來這個變化在俄羅斯聯邦整個制度變化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俄羅斯聯邦實現司法獨立的基本前提，也是實現刑事被告人辯護權和一系列訴訟權利的前提。降低了檢察官的地位，等於提升了律師的地位，只有這樣，站在法庭面前的檢察官和律師才是平等的雙方，才有可能使得刑事被告人獲得真正的辯護。
8、憲法第二十七條：關於遷徙自由和出國回國自由的規定。千萬別小看了這個條款。遷徙自由主要是指任何俄羅斯公民在俄羅斯范圍內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移動。什麼叫限制。比如：你去莫斯科工作和學習，不需要在莫斯科辦理任何登記手續，不用辦理任何例如暫住證什麼的手續，又比如你開車去莫斯科也不用辦理車輛的進入莫斯科的登記手續。這個就是自由遷徙的基本含義。而自由離開俄羅斯和自由回到俄羅斯的含義更為深遠。我剛才提到了俄羅斯公民可以到歐洲人權法庭起訴俄羅斯聯邦，但是如果你不能自由離開俄羅斯聯邦，那你如何實現你的起訴啊？！前蘇聯時期俄羅斯聯邦有大批的持不同政見的人士，這些人被迫離開自己的祖國，不能也不敢回到自己的祖國，這樣的悲劇隨著該條款的生效，一去不復返了。按照普京的說法：俄羅斯公民出國只要帶著護照和盧布就可以了。因為盧布是國際自由兌換貨幣。並且俄羅斯聯邦承認雙重國籍。在研究俄羅斯聯邦轉型時期經濟的時候有一個很嚴重的資金外流問題，當時我一直奇怪國家為什麼不採取限制措施。現在明白了，在俄羅斯聯邦是不能對人員和資金的流動進行任何限制的。普京說：我們要創造最好的環境來吸引人才和資金，而不是靠人為的限制。可喜的是俄羅斯聯邦資金外流的速度不斷減少，目前是資金大量迴流到俄羅斯聯邦，大量人才也在不斷流向俄羅斯。
9、第二十九條：保障大眾傳媒自由，禁止新聞檢查。新聞監督被稱為第四種權力。俄羅斯聯邦取消了新聞檢查，頒布了《大眾傳媒法》。大眾傳媒基本上是私人經營。發行1000份一下的刊物連備案都不用。更不用說對新聞內容進行檢查了。而俄羅斯聯邦的傳媒不僅僅是監督作用，很多傳媒就是多黨制度的必備條件，試想，如果政黨不能獨立擁有自己的大眾傳媒，那政黨幾乎是沒有存在的必要的。
10、第三十條規定：結社和組建工會的權利。這個規定受到《俄羅斯聯邦社會團體法》，《工會法》，以及民法典的保障。民法典中有關民事主體的規定，完全承認公民的結社自由和社會團體在民事上的地位以及因此產生的權利義務。
11、第三十一條規定的是集會遊行示威糾察的權利。這個權利也得到了《俄羅斯聯邦集會遊行示威糾察法》的具體落實與保障。在俄羅斯聯邦每天都會看到遊行的隊伍，或大或小，司空見慣。這是正常社會基本的狀態，所謂不平則鳴，我認為集會遊行示威糾察就是社會減壓器。情緒釋放的結果是避免更大的動亂。
12、第三十七條：承認有利用聯邦法律所規定的解決勞動爭議的方式解決個人和集體勞動爭議的權利，其中包括罷工的權利。俄羅斯聯邦憲法直接承認罷工的權利。怪不得在葉利欽時代不斷聽到俄羅斯傳來罷工的消息。
13、第四十一條：公職人員隱瞞對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脅的事實和情況，將依據聯邦法律追究責任。這個條款很容易叫人聯想到北京的非典時期的笑話。在北京已經大規模爆發非典的時候，前任衛生部部長的講話還再講北京沒發現非典疑似病歷。只是我不知道這個部長是否承當了法律責任。
14、接著往下看。每個人有通過司法保障措施維護自己的權利與自由。對國家權力機關、地方自治機關、社會團體和公職人員的決定及行為(或無作為)，可以向法院起訴。（第四十六條）；任何人都不能被剝奪其案件由法律規定負責管轄該案件的法院和法官審理的權利。（第四十七條）。這樣的規定再次確立了審判權的重要地位。任何決定和行為都是司法審查的對象。無論這個決定是個什麼東西。它可能是個法律，可能是個具體的決定，公民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而法院必須無條件受理，審理，並作出裁決。，我認為到法院去起訴，就是公民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是一種補救措施。如果社會不能保障這個措施的獨立與暢通，那麼這個社會將得到的是暴力，暴動和動亂。
俄羅斯聯邦憲法條文經典之處還有很多，每次閱讀都會有新的發現，上邊只是我個人的一點體會，僅供參考。
Ⅳ 簡述社會確認時「確認不當」情況
如果警方並無能夠逆轉判決的新證據，那麼，再度確認念斌為犯罪嫌疑人確屬不當，但這一不當行為也同相關程序的不完善有一定關系。因此，我們應當以這一典型案例的發生為契機，通過必要的研究論證，進一步完善我國刑事訴訟的相關程序制度。
其一，完善立案及確定犯罪嫌疑人程序。在公安機關辦理的多數刑事案件中，立案和確定犯罪嫌疑人是相對分離的任務。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就立案程序的規定有一個明顯的疏漏：只有關於立案程序的規定，而沒有專門的關於確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規定。與之相應，公安部2012年12月制定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7章第2節關於立案程序的規定中，也沒有確定犯罪嫌疑人的具體規范。實踐中，這種情況造成公安機關就事立案的程序相對規范，但確定犯罪嫌疑人的決定卻隨意性較大。一方面，辦案實踐中，比較容易出現隨意擴大嫌疑人，損害公民合法權益的情況。如在經濟犯罪的案件偵辦中，將涉案公司的相關業務人員全部作為嫌疑人，並採取拘留等強制措施，時限屆滿後，又將其中大部分人或絕大部分人解除強制措施，不再作犯罪嫌疑人偵辦。可謂「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另一方面，對被確定為嫌疑人的公民的合法權利保障不夠。確定其為犯罪嫌疑人時，不須向其本人宣布，也未設置救濟程序;撤銷時，缺乏嚴格而明確的法律手續，對公民「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權利保障不足。
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立案程序，源於前蘇俄刑事訴訟法中的 「提起刑事案件」(或譯 「提起刑事訴訟」)程序。[xii]但與之相比，我們僅借鑒了該程序中確認刑事案件成立的內容，而未借鑒其確認嫌疑人 (被告人)的程序。這是借鑒性立法中的不足。以俄羅斯現行法為例，2001年通過並經而後多次修訂的《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七編規定了「提起刑事案件」，其內容與我國立案程序的內容基本一致;而在該法第八編 「審前調查」程序中，又以一章 (第23章)規定了 「確定刑事被告人，提出指控」的程序。[xiii]需要注意，這一程序並非提起公訴程序，而是在偵查活動中，發現 「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有根據指控一個人實施犯罪，偵查員應做出決定將該人作為刑事被告人進行追究」(第171條第1項)。該決定應當載明被告人的身份、描述其涉嫌犯罪的事實並指出觸犯的刑法條款。如在一起案件中確定幾名刑事被告人，「應對每個人單獨做出決定」。在做出這一決定後，偵查員應當於3日內向被告人宣布。如有辯護人，辯護人應當在場。宣布時，應當說明指控的實質以及被告人的權利。該決定副本應發給刑事被告人及辯護人，同時應送交檢察長。偵查員應即行詢問被告人對指控的意見並做出筆錄。法律對偵查員變更、補充指控以及終止部分刑事追究程序也做了規定。在確定被告人並向其提出指控後，偵查活動繼續進行，直至偵查終結。終結偵查後，偵查員應保障被告人及法定代理人和辯護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權利。如具備事實條件和法律條件，偵查員應製作起訴書並將刑事案件材料送交檢察長，由其審查、批准起訴並向法院提起公訴。
念斌被重新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的案例，反映了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在確定犯罪嫌疑人方面的某些缺陷：規范較欠缺，程序不嚴謹，以致實踐中隨意性較大。同時，嫌疑人的知情權、申辯權不能得到有效保證。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強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辯論權、申請權、申訴權的制度保障。」在落實四中全會決定，全面加強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有必要通過法律和執法文件的修改，完善我國刑事訴訟中確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xiv]應借鑒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將確定犯罪嫌疑人作為立案程序中的一個具體程序。如嫌疑人已明確，應在立案時同時認定犯罪嫌疑人;如立案時嫌疑人不明確，應在具備證據條件時再確認犯罪嫌疑人，該決定同樣需經審查和審批，再附於立案材料。嫌疑人的確定權應與立案決定權一致。[xv]確定犯罪嫌疑人後，在不妨礙偵查的情況下，應當及時告知嫌疑人該項決定和所指控的罪名，告知其作為犯罪嫌疑人應當履行的義務以及享有的申辯權等權利(操作中可在第一次訊問時告知)。同時，法律和執法文件對確定嫌疑人的證據條件以及無罪判決後以同一事實再次確定為嫌疑人的證據要求，應當做出更為明確、具體的規定。無罪判決後，以同一事實再次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向其宣布並說明根據，[xvi]同時，設置救濟程序。而在犯罪嫌疑消除後，應當做出撤銷其犯罪嫌疑人身份確認的決定，並及時向其宣布。
其二，完善既判力法則。法院判決的既判力，即生效裁判的約束力。在學理上，既判力可分為普通既判力，即判決的執行效力，以及特殊既判力，即禁止後訴效力——對同一事實不得再次起訴和審判，體現為「一事不再理」和(刑事訴訟中)「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特殊既判力的核心是關於爭議事實的判定效力 (「爭點效」)，意即：「當一項決定性之事實爭點，在合法有效之終局判決中經判斷後，則相同當事人間，就該事實爭點，不得在將來之任何訴訟中，再事爭執。」
念斌被再次確定罪嫌不當，另一客觀原因，是我國刑事訴訟沒有確認「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因此，辦案機關不顧及刑事追究權的限度以及公民本應享有的 「禁止程序危險」的權利，繼續對其進行刑事追究。
無罪判決生效後，不得以同一事實再次追訴和審判，即「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是普遍確認的刑事司法國際准則。「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的價值主要表現在：一是保護公民合法權益，防止國家機關無限度地運用刑事追訴權，對涉案公民正常生活與合法權利形成無休止的干擾與妨礙，從而保障公民基本的法律安全;二是確保判決的終局性及法律程序的確定性與穩定性。「在法院判決確定後，若仍得就同一案件再為起訴審判，人民會喪失對司法程序的信心，會覺得訴訟無任何實益。所以禁止雙重危險，也等於在確保判決的終局性，提升司法程序的合法性，使國家機關及人民不再就已審判之事項為任何爭執。」
鑒於「禁止雙重危險」在保障人權與維護法治方面的意義，在國際上，已呈現出將該原則憲法化的傾向。[xvii]長期以來，我國學者力促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時確認該項原則。但遺憾的是，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仍未對其予以確認。應當說，立法方面的主要擔心是，其不利於打擊犯罪，易使個別罪犯借追訴權約束的法律條款逃避打擊。這一顧慮可以理解，但我們也要意識到，為程序正當性維系以及公民權利保障，我們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代價。但為避免代價過大，我們可以借鑒某些國家的經驗，設置例外製度，防止重大案犯逃避打擊。如英國為加強打擊犯罪的措施，於2003年刑事審判法中，就謀殺、非預謀殺人、強奸、販毒和武裝搶劫等29種犯罪適用「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做出例外規定，以發現 「新的並且令人信服的證據」為由，在受到嚴格法律條件限制的前提下，可以啟動重新審判。這種例外製度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公民權利保障與打擊嚴重犯罪的需要，同樣適合於我國國情。因此，在確認例外情況並對這種例外做嚴格規制的情況下，確認「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有利於完善我國司法人權保障制度，健全刑事程序法制，同時也有利於我國在國際人權交往中居於主動。可以設想，如果我國法律承認了「禁止雙重危險」原則，並對例外情況做出明確的法律條件限制，應當可以避免類似念斌案的情況的發生。
其三，完善司法監督和司法救濟制度。公民被不當確定為犯罪嫌疑人，其合法權利受到妨礙後，應當有救濟渠道。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以檢察監督為外部救濟方式，因此，當事人可以申請檢察機關實施立案監督，已如前述。然而，目前的檢察監督並不完善。除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同為擔當控訴職能的機關，其法律地位不中立，因此救濟的有效性可能不足這種根本性制度缺陷以外，在現制度框架內探討，還存在監督規范不完善，以致難以有效實施法律監督的問題。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11條的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對公安機關的立案活動實施法律監督。如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人民檢察院應當通知其說明理由。不立案理由如不成立，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接到通知後，公安機關「應當立案」。這是法律授權檢察機關監督公安機關在立案活動中的「當立不立」問題的明確規定。但是立案錯誤還有另一方面的表現，即「不當立而立」。對此，法律並無明確的監督規定。這種立法上監督權行使的 「片面性」，體現出一種 「重打擊、輕保護」的立法取向。
為彌補上述問題，就「刑事立案監督」，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 14章第1節明確規定，對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以及不應當立案而立案這兩種情況都應當實施監督，在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或立案的理由後，「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經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或者撤銷案件。」(第 558條)然而，由於對公安機關立案不當的監督缺乏明確法律依據，這種監督可能效力不足，成為一種「軟監督」 ——公安機關沒有服從的義務。這在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中已有明顯反映。該規定第179條根據刑事訴訟法111條規定，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要求說明不立案理由時，公安機關應當在7日內作書面說明;在接到檢察機關立案通知書後，應當在十五日以內立案。但隨後的第180條就檢察機關對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監督，則規定為：「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應當立案而立案，提出糾正意見的，公安機關應當進行調查核實，並將有關情況回復人民檢察院。」回復方式與時限均無明確規定，也不認為檢察院的糾正意見具有必須執行的效力。
再進一步分析，根據高檢《刑事訴訟規則》並參照檢察監督實務，對公安機關立案活動的法律監督僅限於上述兩種情況。但是，對於念斌案所涉及的「立案本身並無不當，只是立案程序中對犯罪嫌疑人確定不當」的問題，是否實施以及如何實施法律監督，《刑事訴訟規則》並未做出規定。沒有規范支持，實務中也難以實施監督。因此，文前筆者稱念斌可申請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是因為這是目前法律框架內最為接近的外部救濟路徑。但由於相關監督規范闕如，這種監督的有效性不無疑問。
這一案例對完善檢察機關立案監督程序有重要啟示。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完善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的法律制度，加強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法律監督。」通過分析念斌案及類似案件的問題，以落實中央決定、完善法律監督制度為契機，應當進一步完善檢察機關立案監督制度。在完善立案監督程序，尤其是強化對不當立案進行監督的效力的基礎上，對公安機關在立案過程中確定犯罪嫌疑人的決定，應當參照已建立的立案監督程序規范，制定專門的法律監督規范，從而建立起對此項決定所影響的公民權利進行救濟的較為有效的渠道。
Ⅳ 俄羅斯的法律體系
俄羅斯法律制度總的特點
如果按目前通行的劃分法系的方法把世界各國的法律歸為兩大法系一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則俄羅斯的法律應歸入大陸法系之中。
俄羅斯的法律之所以屬於大陸法系，是因為它具有大陸法的一些基本特徵：第一，強調議會立法（實質上是專家立法，只是加蓋了議會的橡皮圖章），在司法過程中所適用的法律都是由立法機構制定頒布的法律、法令，而不像英、美等普通法國家中，法官可以在司法中自己創造新的法律。第二，強調國家法律的法典化，如制訂統一的民法典、商法典等。第三，司法中極少遵從先例，即在審理一個新案時未必要按照別的法院以往對類似案件的裁定作出相似的判決。
憲法制度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俄羅斯的憲法改革勢在必行。現行憲法是原蘇聯時期原蘇聯共產黨執政時頒布實施的，其主要內容在前面的《俄羅斯現行的政治體制》中已經闡述過。
現在俄羅斯有兩部憲法草案，一部是聯邦憲法委員會起草的。這部憲法的主要內容是：強調聯邦條約是憲法的組成部分，主張取消人民代表大會制、建立兩院制議會，強調立法、執行、司法機構間的分權與制約平衡，總統作為國家元首應該與執行機構權力分開。
另一部憲法草案是葉利欽總統另組班子草擬的「總統憲法草案」。這部憲法有三大突出特點：第一，確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第二，在俄羅斯實行總統制國體；第三，取消人民代表大會，重建議會。草案的主要內容是：總統是國家元首，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保障，是俄羅斯聯邦最高公職人員，在國外代表俄羅斯聯邦；除政府總理的人選需經聯邦大會批准外，其餘內閣成員由總統直接任命。在同聯邦委員會磋商後，根據政府總理提名任命或解除聯邦部長和各部門領導人的職務；向聯邦委員會提出憲法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最高法院和總檢察院法官的候選人；武裝力量高級指揮員也由總統任命；總統有權提前解散議會。草案規定的聯邦議會是聯邦大會，由聯邦委員會（上院）和國家杜馬（下院）組成，它是聯邦最高代表機關，由它通過聯邦法律，並實施憲法規定的監督職能。兩院制的聯邦大會（議會）同時選舉產生，任期4年。在未選舉之前，目前的聯邦最高蘇維埃和政府的全權延長到新議會和新政府產生為止。
這兩部憲法草案中大約有60％的內容是相同的，如都強調聯邦條約是憲法的組成部分，都主張取消人民代表大會、建立兩院制議會等，但它們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有巨大區別。憲法委員會草案強調立法、司法、行政三種權力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於平行地位，而總統憲法草案則強調總統制共和國國體，強調總統的權力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俄羅斯聯邦議會和俄總統目前正就究竟以哪一部草案作為未來國家憲法的立法原則和基礎的問題展開激烈的斗爭，不難預料，其最終結果是兩部憲草合二為一，取「長」補「短」，並以此作為立憲的原則和基礎。
Ⅵ 特殊偵查手段
特殊偵查手段具有秘密性、技術性、同步性、直觀性和強制性的特點。外國特殊偵查手段的立法模式有訴訟法典模式、綜合法律模式和專門法律模式。我國檢察機關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的立法和司法運用滯後。完善我國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應從五個方面著手，即實現特殊偵查手段法制化，限定特殊偵查手段使用的主體，承認依法定程序通過特殊偵查手段所獲得證據的合法性，確定特殊偵查手段的審查監督內容及規則，特殊偵查手段的資料管理和侵權救濟。
當前，職務犯罪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隱蔽性越來越強，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探索職務犯罪偵查規律，有效懲治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合法化成為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的概念及特徵
（一）特殊偵查手段的概念
在公開文本中，《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明確使用了「特殊偵查手段」這一用語，但並沒有對概念加以表述。①由於我國現行立法沒有明確規定特殊偵查手段的概念， 因此司法實踐中對特殊偵查手段的理解見仁見智。在現代漢語中，「手段」是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使用的方法，[1] 結合我國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實際，參照《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具體規定精神，筆者認為，偵查主體把方法運用於偵查活動就成為偵查手段，因此對特殊偵查手段的概念，可以作這樣的表述：特殊偵查手段， 是指偵查機關和偵查人員因犯罪偵查的需要，採取隱瞞身份、目的的方法，對特定案件和偵查對象採取的發現犯罪線索、收集犯罪證據，以及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具有秘密性的專門偵查活動。
根據司法實踐，筆者認為，特殊偵查手段主要包括四類：一是技術類秘密偵查手段，如電子偵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等， 這是實踐中適用較普遍的一類，俗稱「技偵」；二是特工類秘密偵查手段，如使用線人、特情、卧底偵查員等；三是誘惑類秘密偵查手段，如機會提供型引誘、虛示購買、控制交付等;四是傳統偵查行為加密類偵查，如秘密搜查、秘密提取、秘密辨認、秘密拍照或錄音錄像、郵件檢查等。
（二）特殊偵查手段的特徵
特殊偵查手段主要有以下特徵：
1．秘密性。犯罪偵查按偵查活動的透明度劃分，可分為公開偵查和秘密偵查。公開偵查，是指在當事人知曉的情況下所進行的偵查。秘密偵查，是指在當事人不知曉的情況下所進行的偵查。特殊偵查首先是一種秘密偵查，必須隱蔽身份、隱蔽意圖，即秘密進行，因此，秘密性是特殊偵查手段的最顯著特徵。
2.技術性。相當多的特殊偵查手段實施，要運用自然科學理論和成果即現代科技設備：麥克風偵聽、電話偵聽自然需要科技設備； 電子監控更需要科技設備；郵件檢查、外線偵查行動性較強，也需要技術手段和裝備做保障，如郵件檢查中的密寫檢驗，外線偵查中的電視監控、秘密拍照等，都需要科技設備。因此，技術性也是特殊偵查手段的重要特徵。
3．同步性和直觀性。常規偵查手段是在犯罪行為已實施完畢、偵查機關通過言詞證據或實物證據對既往事實進行回憶或「回放」，所以其對案件事實的證明是事後的，帶有顯著的滯後性，失真的可能性大。而特殊偵查是在當事人不知曉的情況下，通過科技設備直接攝錄、固定犯罪過程（包括策劃、實施、潛逃、分贓和串供等各個環節），或通過秘密偵查人員直接介入犯罪過程，所以，特殊偵查對案件事實的揭露和證實是同步的、直觀的、動態的，真實性強。同步性和直觀性正是特殊偵查手段在發現和制服犯罪中的巨大威力所在。
4．強制性。偵查手段分強制性偵查手段和任意性偵查手段。強制性偵查手段是指不由當事人自願配合， 其實施會對當事人權益造成重大影響的偵查方法，如逮捕、搜查等。任意性偵查手段是指由當事人自願配合， 其實施不會對當事人權益造成重大影響的偵查方法，如詢問證人、訊問犯罪嫌疑人。特殊偵查手段的實施當事人不知情， 更談不上「自願配合」，且必然對當事人的自由權利特別是隱私權造成侵害，具有明顯的強制性。[2]
二、特殊偵查手段在當前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應用現狀
司法實踐表明， 特殊偵查手段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中的效能是其他偵查手段所無法比擬的， 有著常規偵查措施無法替代的作用。一方面，特殊偵查手段是發現和擴大案件線索的重要方法， 獲取關鍵證據的捷徑；另一方面，特殊偵查手段還是揭穿反偵查對抗的利器，但遺憾的是，特殊偵查手段作為一種偵查犯罪的必要措施， 目前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沒有明確規定。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在犯罪偵查中採用技術偵查措施是分別依照人民警察法和國家安全法的規定。②法律賦予了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管轄權， 但立法者沒有充分考慮這類犯罪案件所具有的隱蔽性、復雜性、智能化和高對抗性的特點，以及檢察機關對特殊偵查手段的迫切需求， 在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檢察官法中均沒有規定檢察機關和檢察官擁有行使包括技術偵查在內的特殊偵查手段的權力。因此，多年的職務犯罪偵查實踐中，檢察機關查辦的很多重特大案件，都是通過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的技偵手段， 獲取犯罪嫌疑人及其涉嫌犯罪的信息、資料後，才順利突破。但這些做法存在幾個問題： 一是公安機關本身的技術偵查任務已經非常繁重， 檢察機關的技術偵查要求往往被擺到從屬地位；二是檢察機關偵查的職務犯罪有其特殊性，與普通的刑事犯罪相比，對技術偵查的要求必然更高，由於只能「借用」，很難達到檢察機關的要求；三是委託性質的技術偵查審批手續復雜、繁瑣、周期長，影響工作進程，甚至會貽誤偵查時機，還不利於案件保密；四是通過公安、國家安全機關的技術偵查手段獲取的只是資料或信息，不具備證據效力，只有通過轉換後才能作為證據運用或法庭示證， 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技術偵查功效的發揮； 五是由於沒有法律規定，偵查機關可自行掌握技術偵查的適用范圍、適用條件和批准程序，甚至有意將技術偵查神秘化，監督機制缺損，司法的透明度、公信度不高，容易導致技術偵查手段的不當擴張甚至濫用，從而侵犯人權。
我國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立法和司法滯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國的特殊偵查活動具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 自然不能在法律中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其次，權力本位的法律觀也是特殊偵查手段立法空缺的原因之一。過分宣稱法律是維護國家權力的工具， 因此在制定法律時往往以維護國家權力的需要為出發點， 忽視對個人權利的保護。表現在特殊偵查手段的問題上，往往認為適用內部的規定當然比公開的法律規定更有利於維護國家權力。但是，如果從保護個人權利的角度出發，或者從權利本位的法律觀出發，由國家立法機關對特殊偵查手段作出明確規定就是必然的選擇了。再次，重實體輕程序的司法觀也對特殊偵查手段立法空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由於司法活動中習慣於強調實體公正， 在特殊偵查手段問題上也就注重強調目的的正當性， 而對於程序和手段的正當性則重視不夠。由此可見， 在特殊偵查手段立法的問題上，轉變觀念或改變傳統的思維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三、特殊偵查手段的立法模式及內容考察
由於特殊偵查手段尤其是秘密監聽和秘密錄音等方法具有較強的「侵權」性，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其運用越來越容易，所以，各國立法一般都將其作為重點規范對象。從立法形式上來看，主要有以下三種模式:
(一)訴訟法典模式
訴訟法典模式， 即指在刑事訴訟法典中對特殊偵查手段作出規定。這主要是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模式。例如，德國於1998 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00 條A 項(監聽和錄音)規定:「如果有根據懷疑某人作為主犯、共犯犯有下述之一罪行，或者實施了具有可罰性的犯罪未遂或者犯罪預備， 並且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難以查明案情，搜查被指控人居所，可以採取監聽和錄音」。其列舉的犯罪包括叛國罪、危害國防罪、危害公共秩序罪、偽造貨幣或有價證券罪、販賣人口罪、謀殺罪、結伙盜竊罪、搶劫罪、敲詐勒索罪、毒品犯罪、與武器有關的犯罪等。第100 條B 項則對監聽的申請、決定和實施作了具體的規定:監聽和錄音的決定一般只能由法官作出， 在緊急情況下也可以由檢察官決定，但是，檢察官的決定必須在3日內獲得法官的確認，否則便失去效力。法官的監聽令要以書面形式作出，而且要寫明監聽對象的姓名、住址，以及監聽的范圍和期限(一般不超過3 個月)等事項。該法還規定，當監聽所獲得的材料不再有使用需要時，應在檢察官監督下立即銷毀。[3]
由於德國法律對於監聽等特殊偵查手段所適用的案件范圍比較寬泛， 幾乎允許警察對一切涉嫌刑事犯罪人員進行監聽， 因此該法律規定在德國也有很大爭議。2004 年3 月3 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 該監聽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與尊重個人隱私權相抵觸，已經部分地違背了憲法。因此，該法院要求立法機關必須對該法律進行修改。修改後的法律嚴格監聽的前提條件， 只允許對重大犯罪案件的嫌疑人進行有選擇的監聽。
俄羅斯在特殊偵查立法上也採用了訴訟法典模式。2001 年修訂的《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186 條對監聽作了規定:「如果有足夠的理由認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和其他人的電話和其他談話可能含有對刑事案件有意義的內容， 則在嚴重犯罪和特別嚴重犯罪案件中允許監聽和錄音， 監聽和錄音根據法院依照本法典第1 條作出的決定進行。」該法還對監聽和錄音的申請、期限和使用等問題作出了具體明確的規定。[4]
(二)綜合法律模式
綜合法律模式， 即在以打擊和控制犯罪為基本內容的綜合性法律中對監聽等特殊偵查方法進行規定的立法模式。美國採取的就是這種模式。美國的法律傳統是以判例法為基礎的， 但是在其現代法律體系中，制定法也是重要的法律淵源。在上個世紀60年代發生了卡茲案和伯格案等影響很大的涉及秘密偵查手段的案件之後， 美國國會於1968 年通過了《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該法第3 條就對秘密監聽和錄音作出了具體明確的規定。首先，該法規定秘密監聽和錄音的案件范圍包括間諜罪、叛國罪、謀殺罪、綁架罪、敲詐勒索罪、賄賂罪、金融詐騙罪、有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嚴重犯罪案件。其次，該法要求偵查人員在使用秘密監聽和錄音等手段之前必須以書面形式向法官申請，說明使用監聽的必要性，而且在申請之前還要先獲得檢察官的同意; 偵查機關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先行監聽，但是必須在48 小時內向法院提交申請，如果申請被否定，則必須立即停止， 而且法院不會採納偵查機關在無證監聽階段獲取的任何情報作為證據。再次，該法規定法院簽發的監聽令上要寫明監聽對象的姓名和身份、監聽的地點、監聽談話的類型，以及監聽的期限(一般不超過30 天，特殊情況下可以申請延長)。最後，該法規定秘密監聽的記錄以及有關文件必須要妥善保管， 非經簽發令狀之法官的許可，不得銷毀，而且保管期限一般為10 年以上。[5]
在英國，根據有關的判例法，警察在犯罪偵查中遇到通過常規偵查手段難以獲取證據或線索的情況時，可以使用化裝偵查、布設耳目、秘密竊聽、電話監聽等特殊偵查手段。在2001 年頒布的《偵查權力規則》中，法律對這些秘密偵查方法的使用，又作出了具體明確的規定。
(三)專門法律模式
專門法律模式， 即通過專門立法對特殊偵查方法的使用進行規定。例如，日本於1999 年頒布的《犯罪偵查通信監聽法》就屬於這種模式。該法規定，為了保護安寧、健康的社會生活，警察可以針對殺人犯罪、毒品犯罪和倒賣槍支犯罪等案件的嫌疑人實施監聽。偵查人員在有足夠理由的情況下，可以向法院申請監聽令。該法對法官的審批條件和監聽的實施作出了具體的規定。[6]
四、我國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的設計
針對當前我國職務犯罪特殊偵查手段立法缺陷和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借鑒外國立法例，筆者以為， 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職務犯罪偵查中的特殊偵查手段進行立法完善。
（一）實現特殊偵查手段法制化
結合實際，筆者認為，立法機關在刑事訴訟法中用專門章節對特殊偵查手段作出具體規定的模式比較可行。採取這種做法的原因在於：首先，我國的多年立法經驗和慣例都是將刑事訴訟程序統一規定在刑事訴訟法典中， 採取訴訟法典模式符合我國立法慣例。其次，我國刑事訴訟法自1996 年修改迄今已10 多年，刑事訴訟法再修正已提上議事日程，將特殊偵查手段法定化正是一次良好的契機。將特殊偵查手段在刑事訴訟法中以專門章節規定， 也有利於各偵查機關統一認識，便於實踐操作，加強對特殊偵查手段的法律規制。在立法過程中，要在立法的具體內容上對特殊偵查手段適用的范圍、要件、許可權、期限、許可（或令狀）的請求和簽發、實施、記錄及其證據屬性和救濟程序等方面加以明確規定， 還要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是特殊偵查監督的主體以及監督的程序，從而保證偵查部門使用特殊偵查手段的合法性，尋求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兩大價值目標的統一，以實現程序公正與實體真實、公民憲法權利保障與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穩定的合理平衡。
（二）限定特殊偵查手段使用的主體、適用范圍、適用條件
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中統一規定，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檢察機關在行使偵查權時，都是特殊偵查權的主體，在必要時都有權運用特殊偵查手段發現和偵查犯罪。
在特殊偵查的主體問題上，尤其要授予檢察機關特殊偵查權， 這是檢察機關打擊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高智商、隱秘性犯罪的客觀要求，也符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精神，並與國外立法通例相一致。在特殊偵查的適用范圍上，應嚴格限制。一般而言，案件性質的嚴重程度是確定特殊偵查手段適用范圍的基本標准，即特殊偵查手段只能適用於性質嚴重的普通刑事案件和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活動。同時，某些案件盡管在社會危害性上並不屬於特別嚴重情形，但是，由於這類案件的特殊性質，也可以規定對其使用特殊偵查手段，這類案件如利用通訊技術進行的犯罪、在公開場合進行的犯罪、難以取證的犯罪等。
在特殊偵查的適用條件上，特殊偵查手段的適用應有三個標准：措施必要、合理懷疑和關聯性。並非所有性質嚴重案件的偵查活動就一定需要使用特殊偵查手段。是否使用特殊偵查手段，還應當考慮具體案件的實際情況。倘若經由常規偵查措施便可以實現偵查目的，那麼特殊偵查手段就應當不予動用，這是必要原則在特殊偵查手段適用問題上的落實和要求。特殊偵查手段必要標準的基本含義是指：只有在使用常規偵查措施無法達到查明犯罪事實、收集犯罪證據、有效控制犯罪的目的的情況下方可選用特殊偵查手段。合理懷疑標準的含義是指：必須有一定的證據能夠證明相對確定的偵查相對人已經有犯罪行為。也就是說， 特殊偵查手段指向的對象只能是高度嫌疑人、被指控人以及有證據證明與被指控人存在密切關聯的其他人員， 嚴禁對無關聯的人員採用特殊偵查手段。關聯性標準的含義，是指特殊偵查手段所採用的具體手段和實施的偵查范圍應嚴格限制在與偵查目的有關的內容上，收集的證據材料范圍應僅限於與指控內容有關聯。如，在實施監聽時，不可避免地會竊聽到一些與偵查無關的談話，這時偵查人員或偵查技術人員應盡量努力地做到：把對偵查無關的談話竊聽控制在最低限度。當然，執行關聯性原則不能機械和死板，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偵查技術人員往往不能確定談話的內容是否與偵查有關，或者此時的談話與偵查無關，但不知道何時會突然談起與偵查有關的內容。如果我們仍機械地執行關聯性原則， 不顧具體案件情況，將會錯過與偵查有關的內容。[7]
（三）承認依法定程序通過特殊偵查手段所獲證據的合法性
特殊偵查手段作為現代社會打擊犯罪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有效的實體限制和程序控制之下，通過特殊偵查手段所獲得的證據應當允許作為證據使用，沒有必要再經歷復雜的轉化過程，一方面，這有助於偵查機關控制犯罪能力的提高和糾正偵查活動過於依賴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定勢；另一方面，這也是提高偵查效率，節約偵查資源的要求。而且，由於特殊偵查是通過科技設備直接攝錄犯罪過程， 或通過秘密偵查人員直接介入犯罪過程， 所以特殊偵查手段對案件事實的證明是同步的、直觀的、動態的，相當於「目擊證人」，屬直接證據和原始證據，真實性大，稱得上是所有證據種類中證明力最強的一種。在我國香港地區， 法律把跟蹤和卧底取得的證據規定為合法的證據，而且認為其證明力比其他證據還要高。[8]可以說， 承認依法定程序通過特殊偵查手段所獲證據的合法性，將極大地提高我國偵查機關揭露犯罪、證實犯罪的能力。
（四）確定特殊偵查手段的審查監督內容及規則
建議對特殊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統一由檢察機關行使，由檢察機關內部的偵查監督部門負責具體實施。由檢察機關統一行使對特殊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權，符合我國檢察機關的憲法地位和現行司法體制的具體情況。首先，檢察機關是憲法授權的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其職責是保障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偵查監督本身就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重要內容，檢察機關的定位及職責決定了對特殊偵查行為進行監督名正言順。其次，法律監督權與審判權同屬司法職權，檢察官與法官在憲法層面上同屬國家司法官員，唯一相區別的是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分別在不同的階段代表國家懲治犯罪和保護人權。這種性質決定了檢察機關在正式介入指控（起訴）犯罪前對偵查階段的行為完全可以做到中立地進行審查監督。再次，檢察機關對偵查行為的審查標準是法律評價尺度而非其他，嚴格地執行法律就是中立的評判。檢察機關與被指控人之間不是相對的當事人關系， 在法律上並無利害沖突；同時，檢察機關也並不以指控犯罪為終極目標，而是以法律是否得到公正統一正確的實施為價值追求。對職務犯罪案件，檢察機關內部偵捕分離的制約機制也可以很好地解決對自身偵查行為的審查問題。檢察機關重建30 年以來， 偵查活動監督一直是檢察機關的一項日常的重要業務，已積累了大量經驗，將特殊偵查手段納入其審查監督范圍， 從體制上講也更便利、更可行。如果引入預審法官司法審查制度，則要突破和重構我國現行的司法體制， 改革成本將是巨大的。當然，為彌補檢察機關對特殊偵查手段的審查監督中的疏漏和不足，還應當確立審判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由法官對通過特殊偵查手段獲取的證據的合法性把好最後一道關。[9]
監督機關在收到偵查機關的特殊偵查手段申請後，應當依法審查以下內容：是否屬於法定案件適用范圍，是否具備法定適用條件，特殊偵查手段的介入是否必要，適用對象是否確定，是否具有關聯性，經審查符合法定條件的予以批准。只有經司法監督機關依法定審查程序作出決定後， 偵查機關方可採取特殊偵查手段。
然而，對特殊偵查手段進行審查監督，不可避免地會使偵查機關的效率降低， 在公正和效率的價值沖突中應當尋找平衡點， 使得對特殊偵查手段的審查監督既維護公正，減少對公民權利侵害，同時又不會阻礙偵查破案工作的進行。所以，筆者以為：在緊急情況下，比如不採取相應的特殊偵查手段，就會嚴重貽誤偵查時機或造成犯罪嫌疑人逃脫， 關鍵證據滅失的情況下， 偵查機關可以先行採取特殊偵查手段，但是應當在事後及時提請監督機關予以確認。監督機關經審查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的，應予以確認，如果審查認為不符合法定條件的，應當予以撤銷，所獲得的信息材料不得作為證據使用，並依法予以銷毀。
（五）特殊偵查手段的資料管理和侵權救濟
對特殊偵查手段進行監管和救濟的前提是必須全程、如實地記錄特殊偵查手段的使用過程。特殊偵查手段應當記入筆錄，等待檢察官、法官與相對人的檢驗、質疑，即使是為了保密之需，特殊偵查手段至少需要單獨訂卷，單獨送給法官、檢察官事後審查。特殊偵查手段完成後的一段時間內， 當需要使用特殊偵查手段所取得的證據時， 應將特殊偵查的進行情況告知相對人。如果所取得的材料與追訴程序無關時，應當銷毀。同時可以要求作為特殊偵查的實施者———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定期向人民代表大會相應工作機構報告特殊偵查手段的使用情況， 使得國家權力機關與社會公眾能夠對特殊偵查手段進行總體上的控制。
注釋：
①《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50 條第1 款規定：「為有效地打擊腐敗，各締約國均應當在其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許可的范圍內並根據本國法律規定的條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採取必要措施，允許其主管機關在其領域內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認為適當時使用諸如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和特工行動等其他特殊偵查手段，並允許法庭採信由這些手段產生的證據」。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1995 年2 月28 日施行）第十六條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1993 年2 月22 日施行） 第十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查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Ⅶ 俄羅斯的政治制度是什麼
1993年12月12日，俄羅斯聯邦舉行全體公民投票，通過了俄獨立後的第一部憲法。同年12月25日，新憲法正式生效。這部憲法確立了俄實行法國式的半總統制的聯邦國家體制。俄羅斯聯邦實行的是聯邦民主制。以俄羅斯聯邦憲法和法律為基礎，根據資產階級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又相互制約、相互平衡的原則行使職能。總統是國家元首，任期4年。2008年修憲改為6年，由人民直選產生。總統擁有相當大的行政權力，有權任命包括了總理在內的高級官員，但必須經議會批准。總統同時也是武裝部隊的首領以及國家安全會議的主席，並可以不經議會通過直接頒布法令。總統不可以連任超過2屆。
俄議會正式名稱為俄羅斯聯邦會議。根據俄憲法，俄羅斯聯邦會議是俄羅斯聯邦的代表與立法機關。聯邦會議採用兩院制，上議院稱聯邦委員會，下議院稱國家杜馬。
聯邦委員會（上議院）由俄羅斯聯邦諸聯邦主體各派兩名代表組成：一名來自國家代表權力機關，一名來自國家執行權力機關，主要的職能是批准聯邦法律、聯邦主體邊界變更、總統關於戰爭狀態和緊急狀態的命令，決定境外駐軍、總統選舉及彈劾，中央同地方的關系問題等。
國家杜馬（下議院）的職權是同意總統對總理的任命；決定對總統的信任問題；任免審計院主席及半數檢查員；實行大赦；提出罷免俄羅斯聯邦總統的指控；通過聯邦法律。
俄羅斯聯邦政府是國家權力最高執行機關。聯邦政府由聯邦政府總理、副總理和聯邦部長組成。憲法還規定，各聯邦主體（共和國、邊疆區、州、自治州和自治區）的權利、地位平等。俄羅斯聯各邦主體的地位只有在俄羅斯聯邦和俄羅斯聯邦主體根據聯邦憲法進行相互協商後才能改變。
司法機關主要有聯邦憲法法院、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仲裁法院及聯邦總檢察院。不允許設立特別法庭。
聯邦憲法法院對聯邦委員會和國家杜馬的法律、決定，聯邦總統的命令，其他聯邦機構的文件，各共和國的憲法，聯邦主體的法律、章程和其他法規，聯邦內部條約和國際條約是否符合聯邦憲法，以及社會團體的成立和活動是否符合憲法的案件作出裁決。聯邦憲法法院還對聯邦國家權力機關之間、聯邦國家權力機關和聯邦主體國家權力機關之間以及聯邦各主體國家機關之間的許可權糾紛作出裁決。
聯邦最高法院是民事、刑事、行政和其他案件的最高司法機關。根據聯邦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對法院的活動實行司法監督，並對審判實踐問題作出解釋。聯邦最高仲裁法院是對經濟糾紛和仲裁法院審理的其他案件進行裁決的最高司法機關。根據聯邦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對仲裁法院的活動實行司法監督，並對審判實踐問題作出解釋。
聯邦總檢察院對犯罪案件偵查的合法性進行監督，支持在法院的公訴，為維護國家利益、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而向法院提起訴訟，就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和公職人員的違法行為向法院提出異議。檢察院系統實行集中統一領導體制。聯邦委員會根據總統提名任命聯邦憲法法院、聯邦最高法院和聯邦最高仲裁法院法官以及聯邦總檢察長。
俄實行多黨制，主要有以下政黨：統一俄羅斯黨、俄羅斯共產黨、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公正俄羅斯黨、亞博盧聯盟、右翼力量聯盟等。
Ⅷ 俄羅斯政治制度
羅斯是總統共和制的民主聯邦國家。1990年6月12日被認為是後蘇聯時期俄羅斯當代史的開始。在這一天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以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票數通過了俄羅斯國家主權宣言。過了一年後舉行了俄羅斯第一任總統的選舉。在1994年俄羅斯國家主權宣言通過日被定為國家節日，並於1998年正式改為現在的俄羅斯日。
俄羅斯聯邦的官方語言是俄語。俄羅斯聯邦的各民族有權利保留自己民族的語言。俄羅斯國家元首是總統，總統由公民按照平等、直接的原則，以不記名的投票方式選舉產生，任期為4年。總統同時也是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司令。總統和政府是國家執行權力機關。
政府主席（總理）經過俄羅斯下議院國家杜馬協商後由總統任命。
俄羅斯聯邦會議是國家的立法權力機關。它由上議院聯邦委員會和下議院國家杜馬組成。俄羅斯憲法、民法、行政管理條例和刑法是俄羅斯司法機構的執法依據。俄羅斯的司法機構包括俄聯邦憲法法院、俄聯邦最高法院、俄聯邦最高仲裁法院和各級地方司法機關，（聯邦主體、州、地區和市級的司法機構）和仲裁法庭系統。俄聯邦憲法法院根據總統提名由聯邦委員會任命的19名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的司法管轄權包括：
——裁決是否符合聯邦法和憲法法規
——沒有正式生效的國際條約
——聯邦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發生的糾紛
——聯邦主體和地區權力機關之間關於許可權上的糾紛
——聯邦主體最高權力機關之間的糾紛。除此之外，憲法法院有權力解釋俄聯邦憲法和檢驗法律條款是否符合憲法。
俄聯邦最高法院是裁決民事、刑事、行政和其他在法庭（包括民事和軍事法庭）管轄權下的案件的最高司法機關。對所有法院的活動實行司法監督，並對所有下級法庭作出的判決的合法性和論據充足與否進行檢驗。其司法管轄范圍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專門的法庭裁決特殊的法律糾紛案件，例如軍人之間或者僱主和雇員之間的糾紛。俄聯邦最高仲裁法庭是對經濟糾紛裁決的最高司法機關。俄聯邦最高仲裁法庭審理法人之間（企業、組織和機構）的財產及其涉及到的非財產糾紛案件。根據俄羅斯聯邦法律規定，在特殊情況下法庭審判可以有陪審團的參加（1993年7月16日關於對《俄羅斯聯邦的公訴制度》的補充與修訂、《俄聯邦刑事訴訟法》和《行政處罰管理條例》）在加入歐洲理事會（1996年）之後，俄羅斯也在歐洲法院的司法管轄下。所以目前歐洲法院對俄羅斯聯邦及俄羅斯公民來講是最高的司法機構。
俄聯邦總檢察院的職責是監督俄羅斯法律的執行、人權保障、進行刑事追究和協調執法機關工作。俄聯邦的檢察院系統是下級機關服從上一級及俄聯邦總檢察院的集中統一體制。（俄聯邦憲法第129條、1992年1月17日頒布的《俄聯邦檢察院法》的1995年修改本）俄羅斯檢察院系統包括俄聯邦總檢察院、俄聯邦各主體檢察院和各個城市和區級的檢察院。俄聯邦總檢察長根據總統提名由聯邦委員會任免。而副總檢察長由聯邦委員會任命。俄聯邦各主體的檢察長是與各聯邦主體國家權力機關協商後由俄聯邦總檢察長任免的。各個城市和市區等地方的檢察長直接由俄聯邦總檢察長任命。檢察長任期為5年。
俄羅斯的政治黨派
在俄羅斯聯邦實行多黨制。該體制始於1993年。正是在這個時期，依據俄羅斯新憲法半數以上的俄羅斯下議院國家杜馬議員是按照黨派名單通過選舉進入議會的。今天俄羅斯多黨制在不斷地發展。在2001年6月根據俄羅斯總統普京提議，通過了《政黨法》。該法律生效後，只有各黨派和有政黨參與的選舉團體才有權力推薦候選人參加各級選舉。而對於單席位選區的選舉也有相應的法律規定。《政黨法》同時還制定了其他一系列的規定：
1． 政治黨派必須在總統，議會、州長和其他選舉中推舉自己的候選人。長時間忽視選舉對政黨的利益沒有好處。這樣會對該政黨成員帶來各種不愉快事件，包括取消注冊資格。
2． 聯邦黨派必須擁有不少於1萬名成員和在至少一半以上聯邦主體內建有人員不少於100名的黨派分部。
3． 每年各黨派必須提交給司法部年度財務報表，這些財務文件可以公開發表。所有這些措施使聯邦級政黨規模更大、影響力更強，更具透明性。
目前從眾多的政治黨派和運動組織脫穎而出的只有幾個黨派：
——俄羅斯統一黨，領導人是鮑里斯·格雷茲洛夫。該黨在俄羅斯國家杜馬擁有大多數席位。政治家評價該黨是中派政黨。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領導人是根納季·久加諾夫。該黨是俄羅斯現行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反對派。
——俄羅斯自由民主黨，領導人是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他的意識形態是反西方和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親近國際專制制度國家，主張恢復俄羅斯軍事實力和提升俄羅斯在國際事件中的影響力，並認為為此甚至可以採取武力手段。但總體上支持總統的政治方針。
——祖國-民主聯盟，領導人是德米特里·羅戈津和謝爾蓋·格拉濟耶夫。該聯盟是人民愛國力量的聯合。
右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們雖然在近期的選舉中沒有進入議會，但在俄羅斯政治生活中仍然起到一定作用，他們是：
——右翼力量聯盟，領導人是奧列格·別爾米亞科夫。批評總統在某些方面的行為，但支持克里姆林宮與西方夥伴關系的路線以及和國際恐怖主義的斗爭，支持俄羅斯市場經濟改革的政策。
——亞博盧民主黨（蘋果黨），領導人是格利戈里·亞夫林斯基。該政黨把自己稱為是「建設性的反對派」，並批評現階段的政府路線。最愛談的話題是「經濟政策」問題。該黨特別強調維護人權。
——生活黨，領導人是聯邦委員會主席謝爾蓋·米羅諾夫。其創建人評價該黨為「干實事的黨派」，並斷言該黨派有能力使俄羅斯人過上公正和有尊嚴的生活。該政黨在綱領里提倡建立一個「市場和非市場經濟成分平衡」的經濟體制。
Ⅸ 告訴乃論的各國規定
告訴乃論案件的提起，各國規定不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告訴乃論的案件，被害人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訴，但要先行調解，調解無效，才能提起。檢察官為了公益也可提起公訴。日本規定，告訴乃論的犯罪，一旦經被害人告發後，即成為公訴案件，由檢事廳官員向裁判所提起公訴。《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告訴乃論罪中的輕微傷害、侮辱、誹謗罪，被害人可直接向法院自訴；較重的強奸罪、侵犯著作權、發明權的犯罪，被害人告發後，經過偵查，由檢察長向法院提起公訴。
Ⅹ 俄羅斯真的存在十二怒漢中的那中陪審制度嗎
有的，下面是簡介
俄羅斯司法制度在葉利欽、普京和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期間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最大變化之一就是引入了英美式的陪審團制度。二戰之後，許多國家在讓普通民眾參與司法方式方面採取的主要措施，是實行參審制或者說是建立混合法庭，專業法官與陪審員一道決定所有的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而仿效英美陪審團做法的國家較為少見。對此，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混合法庭既能將社會常識引入法庭又能發揮專業法官的優勢，比典型的英美陪審團更為合理。我國和俄羅斯在司法制度上有某些聯系和相似之處，了解俄羅斯陪審團制度歷史演變過程、當前運作狀況及其特點，也許對進一步完善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不無裨益。
俄羅斯陪審團制度的演變
19世紀下半葉是俄國司法大改革時期，陪審團審判開始在俄國出現。1864年11月20日，亞歷山大二世簽署了司法改革的主要文件，歷史上稱之為「司法法令」。一個迅速、公正、仁慈的司法系統向所有俄國民眾平等開放，司法權得以相對獨立，這激發了民眾對法律尊重的熱情，從而使司法權得到加強。當時英美的陪審團不僅審理刑事案件，也審理民事案件，俄國的陪審團只審理刑事案件。英美的陪審團只決定被告人有罪或無罪，量刑由法官來決定。亞歷山大二世時期，俄國的陪審團在裁決時有三種選擇：有罪、無罪和有罪不予處罰。這是俄國的發明，亞歷山大二世認為，在伸張正義時不考慮道德的價值是不對的。
1917年「十月革命」後，俄國廢除了陪審團審判，引進了德國式的混合法庭，該種混合法庭由1名由職業法官與2名人民陪審員組成。1993年末到1994年初，俄羅斯再次啟用陪審團審判。1992年9月22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發布命令，要求國家法律指導委員會和司法部制定計劃大量引進和制定新的司法法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標准化法案。1993年7月16日，俄羅斯議會通過了《變更俄羅斯聯邦法庭審判程序法》、《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俄羅斯聯邦刑法》和《俄羅斯聯邦行政違法法》。新的法規與1864年制定的司法條例相似，但與舊的法規同時運行。這意味著被告人在與律師商議以後可以選擇由3名專業法官來審理，也可以選擇由12名陪審員組成的陪審團審判。
美國對於俄羅斯司法改革曾經給予過相當大的支持。時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蒂·皮克爾先生一直對俄羅斯司法改革予以關注，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工作人員和美國國務院的工作人員也做了大量工作。美國國務院還設立了一個專門項目用來支持俄羅斯的司法改革，該項目由美國國際發展署負責實施。1993年4月溫哥華首腦會議以後，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正式表示，美國歡迎葉利欽率先在俄羅斯建立陪審團審判制度。美國國會還給俄羅斯司法改革提供了部分資金和技術設備，如電腦、錄音錄像設備、電視等。
俄羅斯陪審團制度的現狀
1993年12月12日通過的《俄羅斯聯邦新憲法》確認了陪審團制度。在俄羅斯較高級別的地區法院，陪審團只審理刑事案件，大多是帶有加重情節的謀殺以及造成嚴重後果或者對於兒童實施強奸的刑事案件。涉及恐怖主義性質的犯罪、叛國罪、綁架人質罪和擾亂社會秩序罪等案件則必須由3名專業法官進行審理。量刑的判決由主審法官在陪審團裁決的基礎上作出。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的上訴庭僅對判決是否是依據法律作出和量刑是否公正進行審理。在刑事審判中，沒有陪審團的法官審判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
據俄羅斯司法部和美國駐俄大使館統計，1993年，陪審團僅對兩起案件進行了審理；1994年增加到173起案件，共計241名被告人；1995年上半年審理了127起案件共218名被告人。2011年、2012年和2013年間，陪審團審理的案件每年大約在600件到700件之間，占所有刑事案件總數的0.05%，換言之在1萬件案件中有5件由陪審團審理。法官審理的案件宣告無罪的比率不到1%； 陪審團審理的案件宣告無罪的比率大約是20%。
正如一位西方的學者所言，「陪審團是一項昂貴的游戲」。俄羅斯自從施行陪審制度之後，加上給法官加薪的因素，法院系統的經費開支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為了盡可能減少陪審團審理案件的數量，俄羅斯又從2002年開始實施了辯訴交易制度，即法院開展審理之前，作為控訴方的檢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辯護律師進行協商，以檢察官撤銷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從輕判處刑罰為條件，來換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辯，進而雙方達成均可接受的協議。簡而言之，這項最早起源於美國的辯訴交易就是在檢察官與被告人之間進行的一種「認罪討價還價」行為。2002年採用辯訴交易處理的案件是1萬件，2007年增加到38萬件。辯訴交易制度在大約一半案件中減少了犯罪嫌疑人審前羈押的時間，同時也將被告人判處監禁的刑期平均縮短了三分之一，這讓法院和檢察官能夠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處理其他的案件。
自從2008年以來，由陪審團審理的案件數有所下降。部分法律專家認為這是司法機關為了避免讓更多的人被宣告無罪和辯訴交易制度實施的結果。
陪審團審判在克服民眾對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全俄羅斯公眾意見中心在2006年做的一項民意調查所表明的，在2004至2005年間擔任過陪審員的公民中，約有80%的人認為司法制度得到了改進。
俄羅斯陪審團制度的特點
與英美國家的陪審團比較，就目前在俄羅斯運行的現狀而言，俄羅斯陪審團具有以下一些特點：
1.陪審員的挑選程序不透明。
俄羅斯的陪審員由地方行政長官從年滿25周歲、沒有被判處刑罰的公民中抽簽產生。陪審員的挑選是一個不透明的過程，這使得有些陪審員與國家安全部門有聯系。另一方面，法學家們又認為賄賂和恐嚇仍然是俄羅斯司法體制面臨的重要問題，沒有人可以保證陪審員們不會受到此類影響而宣告罪犯無罪。而英美陪審員挑選的過程是透明的，一般是從登記的選民和有駕駛執照的公民中隨機挑選。庭審開始前，控辯雙方都可以剔除他們認為不合格的陪審員，有些是不用說明理由的。
2.陪審團評議案件有時間限制。
陪審員在核查證據、聽取檢控方和被告人的陳述以及法官的總結之後，要填寫一份調查表，用來回答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是否成立，犯罪是否確實發生，被告人是否實施了犯罪等問題。陪審員有時還會被詢問被告人是否應受到從輕處理或者特殊的從輕處置，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法官應當對被告人作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判決。根據俄羅斯法律，陪審團僅有3個小時的評議時間，但陪審團的評議內容並不像有罪還是無罪那麼簡單。法官給陪審團一些問題，有的問題還很長。對列舉出的事實，陪審員應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決定。相比之下，英美陪審團的評議時間沒有限制，遇到復雜的案件，有的長達數月之久。
3.陪審團只審理刑事案件，而且案件范圍受到限制。
在俄羅斯地區法院，陪審團審理的案件涉及的罪名很少，大多是帶有加重情節的謀殺以及造成嚴重後果或者對於兒童實施強奸的案件。而英美所有的罪行都可以通過陪審團審判。美國和加拿大的陪審團既審理刑事案件也審理民事案件。英國的陪審團除審理刑事案件外，只對相當少的一部分民事案件進行審理，如誹謗、惡意控告、民事欺詐和錯誤監禁等侵權案件。美國陪審團審理的刑事案件大約佔三分之二，民事案件佔三分之一。由於美國陪審團審理的案件大多數是老百姓和輿論關注的熱點案件，一般民眾往往會過高估計陪審團審理的案件數。其實，目前每年在美國各個州陪審團審理的案件大約15萬件，聯邦法院每年審理的案件約5000件。值得關注的是由於美國的辯訴交易程序解決了絕大部分刑事案件，平均比率高達95%以上，民事案件的庭前和解率有時高達98%，因此美國使用陪審團審判的案件只是案件總數中的「冰山一角」。而俄羅斯除了通過辯訴交易制度，還通過設置案件范圍來限制陪審團審理案件的數量。
4.陪審團審理程序中仍然保留了前蘇聯法庭的常規特徵。
作為蘇聯法庭的常規特徵，被告人在法庭上像動物一樣被關押在籠子里。籠子幾乎佔了法庭四分之一，鐵條從地板直通到天花板，籠子的下半截是金屬網。被告人被關押在籠子里接受審判，只允許隔著柵欄與律師輕聲交談。只有在向外公開庭審過程的時候，籠子才會被取消。一些法律人士認為，這種做法違反無罪推定原則。被告人像動物一樣被關押，這讓你首先會聯想到，如果他坐在籠子里，他一定是有罪的。這種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與陪審團制度在觀念上存在著內在沖突。
5.對被告人定罪或宣告無罪只需要12名陪審員多數人達成一致意見。
俄羅斯的陪審團對被告人定罪或宣告無罪只需12名陪審員多數意見即可。這與英美陪審團制度明顯不同。遵從英國的傳統，美國的陪審團通常由12名陪審員組成，陪審團的裁決通常也要求12名陪審員達成一致意見，尤其是在美國聯邦法院。目前，有幾個州也允許12名陪審員中有1人、2人或3人有不同意見。有部分的州通過立法或控辯雙方協商可將陪審團的人數減少到5人或6人。2013年7月美國佛羅里達州宣告射殺非洲裔青少年馬丁的協警齊默爾曼無罪的陪審團就是由6名女性陪審員組成。
6.對陪審團宣告無罪的案件，法院可以多次重新審理。
盡管1993年俄羅斯憲法第五十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起犯罪而再次被判刑。」但俄羅斯最高法院可以推翻陪審團的無罪判決。對陪審團宣告無罪的案件，法院可以多次重新審理。然而在英美國家，禁止雙重危險是非常嚴格的一項原則，即一個人不能因為同一行為或同一罪名受到兩次或者多次審判或處罰。一旦被告人被陪審團宣告無罪，那麼對原被作出無罪裁判的被告人不可以重新進行審判。辛普森和齊默爾曼被陪審團宣告無罪後，美國各地相繼都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但陪審團的裁決是不可動搖的，因為它代表的是人民的聲音。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和現任總統奧巴馬都發表申明，我們應當尊重陪審團和法院的裁決。美國人奉行，法院能夠保證公平的審判，但不能保證每一次審判都是完美的。
7.陪審團在評議前可聽取被害人親屬的意見。
在俄羅斯，被害人的親屬被允許參與審判，他們在檢控方席上有一個座位，且有權詢問證人、被告人和向陪審團發言，但法律對被害人親屬的提問有一些限制。德國、法國、義大利和日本的法律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英美，被害人的親屬除非作為證人出庭接受詢問外，陪審團無需聽取他們的意見。
結語：1991年，葉利欽總統上台後決心要重振俄羅斯的司法制度。葉利欽之後的兩任總統普京和梅德韋傑夫都是法學院畢業的，對司法情有獨鍾。他們認為俄羅斯作為世界大國應當擁有與之匹配的司法制度。在司法制度建設和保障機制方面他們也的確做了很大努力，例如在葉利欽時代頒布的俄羅斯憲法規定三權分立政體基礎上，他們後來引進了英美式的陪審團、辯訴交易制度和起源於英國的治安法官制度，給法官們大幅度增加工資，上網公布法院的裁判文書，實行庭審過程公開等等。從世界銀行和歐盟公布的數據來看，俄羅斯法院的司法效率與以往相比的確有所提高。但總體而言，由於腐敗、法官素質不高等因素，目前民眾對法官的滿意率在俄羅斯仍然不高，2010年民調的滿意率只有25%。俄羅斯的實踐證明，司法要獲得民眾的信賴，不能只寄希望於單純引進在國外行之有效的一些具體司法制度，結合本國國情和民族文化傳統將其本土化尤為重要，法官的素質、良知和對公平正義的堅守亦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