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訴訟法
Ⅰ 法學本科考研考民事訴訟法方向 那個學校的排名 老師比較好，說請說詳細點
西南政法大學：常怡他們，目前國內第一。
中國人民大學：江偉。 第二。
清華大學：張衛平。第三。
北大、法大也不錯。
Ⅱ 請問各位一個關於訴訟法律的問題
內容提要：舉證責任的分配歷來被認為是民事訴訟法的核心內容，而我國對於舉證責任雙重內涵的認識也經歷了相對較長的時間。從立法上體現對於舉證責任的全面認識，始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頒布與實施。《證據規則》對於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既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也明確了相對於該分配原則的例外規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同時作為上述兩類規定的補充，賦予了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在法無明文規定時行使自由裁量權分配舉證責任的權利。
關鍵詞：舉證責任，結果責任，行為責任，規范說，舉證責任倒置
在進行本文正文論述以前，有必要對舉證責任的概念加以明確，說明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以避免不必要的歧義及誤解。民事舉證責任發展至今，已是一個含義豐富的概念，既包含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也包含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所謂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主觀的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就其主張的事實負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又稱行為責任、提供證據責任。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客觀的舉證責任，是指在事實真偽不明時，主張該事實的當事人所承擔的不利益訴訟後果，又稱結果責任、證明責任。行為責任與民事訴訟的實際過程相契合，從當事人舉證活動的角度來觀察、分析舉證責任，動態反映舉證責任的訴訟內容。在民事訴訟中，只要當事人提出一定的主張，且主張的事實不屬於免證事實，就要對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因此，行為責任是外在的、表象的，且是人們可以感知的。而結果責任則靜態地反映舉證責任的內容，原、被告在訴訟中所應主張的要件均由法律預先做出規定，在訴訟開始前即已安排完畢，不受訴訟實際進程的影響。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概念雖然產生於辯論主義訴訟模式主導的大陸法系國家，但由於在職權探知主義訴訟模式下進行的訴訟中也會出現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因此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與訴訟模式並無必然聯系。在任何民事訴訟中，不管當事人是否提供證據，以及提供的證據是否充分，也不管法院是否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只要出現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狀態，法院就需要依據舉證責任做出裁判，將由此而生的不利法律後果判歸對該事實負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是舉證責任概念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二者之間是表和里、形式和內容、程序與實體、動態與靜態的關系，「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當事人必須履行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原因」 ，因此只有結果責任才能真正反映舉證責任概念的本質，是舉證責任的實質性含義。
民事訴訟制度是國家為禁止人民採用自力救濟解決糾紛，作為代償而設置的解決法律上的糾紛的制度。因此，法官有義務對提起的各類糾紛做出裁判，即使是案件事實因各種原因無法查清而處於真偽不明狀態的案件，法官也不能拒絕裁判。此種情況下，現代民事訴訟中，法官必須藉助舉證責任規范做出判決，也因此有「證明責任乃訴訟的脊樑」的法諺。形象的法諺道出了舉證責任的重要。舉證責任不僅體現在每一個訴訟之中、影響著訴訟結果，而且在訴訟開始之前它已經在指揮著人們的行為。
長期以來，由於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學理論深受前蘇聯相關理論的影響，在對於舉證責任的認識上，特別是對於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甚至是從無到有的認識過程。前蘇聯民事訴訟理論中的舉證責任概念，並不承認結果責任的存在，僅僅局限於提供證據責任，即行為責任。我國在繼受該理論後，在舉證責任方面也沒有任何突破。另外，由於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各種非學術因素的介入及干擾，使得對該領域的研究也成為理論禁區。直至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後，對於舉證責任的研究才開始受到理論界、實務界的關注。但是，由於在訴訟認識論上強調追求絕對真實，否認訴訟中真偽不明現象的存在，在訴訟體制上堅持職權探知主義的訴訟模式，注重法院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主導作用，此種條件下，連當事人提供證據責任的必要性都被大大弱化，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就更無從談起了。
作為對上述立法指導思想的集中體現，《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在規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的同時，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收集和調查證據」。1991年頒布的新《民事訴訟法》第64條基本沿襲了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的宗旨，只是對法院收集和調查證據的范圍和條件作了一些限制性規定。雖然該條通過將過去由法院負責全部證據收集調查的行為，一部分轉移到了當事人身上，以減輕法院的工作負擔，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當事人提供證據行為與敗訴責任之間的聯系。但是新民訴法並沒有對結果責任做出任何規定，它與試行民事訴訟法一樣，從法律規定上排斥了結果責任的設定。
通常認為，1991年民訴法第64條第1款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誰主張，誰舉證」，是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筆者以為，將該條款確認為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存在理論上及邏輯上的缺陷。首先，該條款的內容僅僅涉及提供證據責任的部分內容，對於舉證責任的本質內涵-結果責任未曾觸及。其次，該條款規定以抽象的「主張」，而不是以當事人主張的事實性質或類別作為分配舉證責任的標准，違反了一條基本的訴訟規則：即決不容許讓當事人對同一事物從正、反兩個方面都承擔證明責任。因此，這一規定缺乏邏輯性，對審判實踐缺乏指導性，經不起理論和實踐的檢驗。
應該說，從立法上體現對於舉證責任的全面認識，始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的頒布與實施。《證據規則》對於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既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也明確了相對於該分配原則的例外規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同時作為上述兩類規定的補充，賦予了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在法無明文規定時自由裁量分配舉證責任的權利。
一、《證據規則》第二條依據法律要件分類說確立了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證據規則》第二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 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
法律要件分類說，又稱規范說，是由德國天才訴訟法學家羅森貝克提出來的舉證責任分配理論。規范說主張以法規要件分類為出發點，並主要以法律條文的表意和構造為標准分析法律規定的原則和例外，以及基本規定與反對規定之間的關系。羅森貝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只有一條原理，即「對不適用某一法律規定就不能獲得訴訟請求效果的當事人而言，其應當對該項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在事實上為存在，承擔主張和證明責任」。規范說將民事實體規范按對立關系分為兩大類：一是權利發生規范，又稱基本規范、請求權規范，指能夠發生一定權利的法律規范。二是對立規范，羅森貝克又將對立規范分為三種：其一是權力妨礙規范，即在權利發生開始時，對權利的發生效果進行妨礙，使權利不能發生的法律規范。其二是權利消滅規范，指在權利發生之後，能使已經存在的權利歸於消滅的法律規范。其三是權利限制規范，即在權利發生以後，准備行使之時，能對該權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該權利不能實現的法律規范。在對法律規范進行上述四種分類基礎上，羅森貝克提出了自己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即「主張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權利發生的法律要件存在之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否認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妨礙權利的法律要件、權利消滅的法律要件或權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之存在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規范說所體現出來的哲學思想是：基於我們現實生活中事實過程的復雜性和反映現實生活的法律規范系統的復雜性，我們在社會生活中必須堅守這樣的信念，即必須信任所給予的現狀的正確性和理智性，如果與現實的正確性和理智性作對，就必須證明現實的反面 .表現在訴訟中，也就是要承擔舉證責任。同時，從實體法的角度觀察，規范說與進攻者原則，與對佔有的保護，對權利安定的保護以及禁止私力救濟是一致的。規范說對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分配實現了訴訟武器均等、風險均分、機會均等的基本原則，同時也阻止了累訟和阻礙司法的危險。由於該規則與每個人應當對其行為負責的思想也相吻合，而這種自我負責的精神正是權利交換必不可少的，在符合實體法目的的同時，也符合訴訟的目的，具有訴訟威懾功能和訴訟預防功能，體現了證明接近、對證明手段的保護和避免消極性證明的思想 .
規范說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德國，從產生至今，一直被奉為舉證責任分配的通說。雖然對規范說的批判學說被不斷提出，但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種相關學說可以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規范說已經經歷了相當時間的實踐檢驗，屬於人類法律文化的共同遺產。我國的法律體制深受大陸法系傳統的影響，因此，借鑒吸收規范說確立我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我國作為成文法系國家，既定的法律秩序及立法模式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在制定法的每一個條文中對法律適用都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這樣做既不符合制定法的傳統表現形式，也不具備可行性。同時，由於成文法系國家進行的訴訟均為法規出發型訴訟，注重裁判的統一性、法的安定性及可預測性，因此，確定一條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就具有了極高的理論和實踐價值。《證據規則》借鑒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和學術界通說，依據規范說，在第二條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第二條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指由誰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二是指當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案件時的不利益訴訟後果由誰承擔。體現在審判實務中，當遇有當事人所主張的待證事實不明，且在雙方均不能予以證明的情況下，法官可據此逕行對該待證事實進行歸類，從而確定應付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根據舉證責任履行的效果，做出相應的裁決，將敗訴的結果判給經舉證責任分配之後產生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
二、舉證責任分配的例外規定
規范說作為舉證責任分配理論的通說，歷時幾十年，其主導地位無可動搖。但由於該學說產生年代較早，作為近代民法的產物，不可避免的帶有概念法學的弊病。首先，規范說獨尊國家的成文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分類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標准，排斥習慣法和判例；其次，規范說強調法律體系的邏輯自足性，認為社會生活中發生的案件，均可依邏輯方法從民法典中獲得解決，不承認法律有漏洞；再次，在民法解釋上，規范說注重形式邏輯的操作，強調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排斥法官對具體案件的衡量；最後，規范說否認法官的能動作用，將法官視為適用法律的機械，只能對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做三段論式的邏輯操作，遇有疑義時強調應探究立法者的意思 .
為了修正規范說所存在的種種弊端，二十世紀又出現了若干舉證責任分配的新學說。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危險領域說、損害歸屬說、蓋然性說等。這些學說都是在自由法運動的旗幟下提出來的，是自由法運動學說在舉證責任分配製度中的變體。這些新學說的共同點在於，針對現代社會，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技術的巨大進步而帶來的社會問題，從維持法的妥當性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舉證責任分配的實質性依據。比如危險領域說，該學說認為，在一定的民事訴訟領域，應當以危險領域作為分配證明責任的標准，以修正規范說的不足。所謂危險領域，是指加害方能夠依據法律上的或事實上的方法進行實際控制的生活領域。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吸收借鑒外國先進立法經驗，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但我國所制定的民事實體法習慣於對法律規范條款即法律要件事實作粗略、籠統的規定，與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相比，較少考慮到實體法的訴訟功能，特別是舉證功能，即在實體法上不能象當初羅森貝克在創立規范說時那樣，從德國民事實體法條文中發現立法者預先設定的較為完備或較為系統的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這就需要我國在今後立法中提高立法技巧，對上述缺陷做出適時補救。
基於上述三方面的考慮，《證據規則》在第四至六條的規定中，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具體規定。第四條規定了八種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具體分擔，第五條第一款確立了合同糾紛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第二、三款則對涉及合同履行及代理權爭議的訴訟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第六條主要明確勞動爭議案件中，用人單位應承擔的舉證責任。
這三條規定的內容，根據與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基本規則的關系，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基本規則的細化，最典型的是第五條第一款；另一類是根據其他舉證責任分配學說所提出的實質性標准做出的與規范說相反的舉證責任的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這一概念出自德國法，德語本意指「反方向行使」，其含義不是指「本來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轉換給彼方當事人承擔」，而是指「應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被免除，由彼方當事人對本來的證明責任對象從相反方向承擔證明責任」。 《證據規則》中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是相對於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言的，表現的是法律適用的一般性與例外性的關系。
在《證據規則》頒布以前，我國學者及大多數教科書通常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是我國法律中對於舉證責任的明確規定。該條規定，在訴訟中，當事人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在下列侵權訴訟中，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這條規定從其字面表述上看，舉證責任倒置的意圖似乎非常明顯，相關的司法解釋及學理解釋也將這一規定明確視為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但事實上，在這一規定出台時，我國並未確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在基本原則缺失的前提下，相對於該原則的例外是無從談起的。撇開該條規定邏輯上存在的缺陷，由於文字表述上過於籠統，在具體內容上也存在一些不足。通常在侵權訴訟中，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侵權行為，2、侵權結果，3、侵權行為與侵權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4、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若干意見》第74條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該條將被告的舉證限定在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范圍之內，就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如果原告沒有提出被告的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的事實或加害有過錯時，有關這些方面的事實由哪一方當事人提出證據來證明呢？另外，侵權結果通常包括損失的物質形態和各類損失的程度，按照74條的規定，對於原告提出的侵權結果，被告否認的，被告需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是否應當對侵權的損害狀況加以證明呢？實際上，要讓被告來證明不存在損害是很困難的 .
《證據規則》完全擺脫了以前立法中存在的缺陷，首先確立了以規范說為依據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在此基礎上，對規則適用的例外做出了具體規定。它不是象《若干意見》74條那樣，籠統地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而是不僅規定例外規則適用的訴訟類型，而且對應當證明的要件事實也予以明確規定。例如，《證據規則》第四條第（七）項規定，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根據《證據規則》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屬於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發生規范的構成要件，應當由主張該請求權的受害人對該要件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該項規定將針對該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加害人承擔，屬於典型的舉證責任的倒置。需要澄清的一點是，《證據規則》第四條並不都是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條目的內容是對舉證責任基本規則在特定訴訟類型中的細化。例如，該條第六項規定，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免責事由屬於權利妨礙規范的構成要件，根據規范說基本規則，在產品責任訴訟中，生產者要想否認受害人因使用缺陷產品遭受損害而向其主張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必須證明法定免責事由的存在。也就是說，對於免責事由這一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依據規范說確立的基本分配規則，原本就應當由生產者承擔。因此，該項規定反映的並不是舉證責任的倒置，而是「正置」。
三、《證據規則》確認了在特定條件下，法官可以根據公平、誠信原則分配舉證責任的原則。
《證據規則》第七條 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成文法系的最顯著的特點，即在於全部法律都以制定法的形式頒行於世。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制定法的漏洞在所難免。成文法系國家的法官被認為是法律的實施者，而不是創造者。法官將法治國家的制定法適用於已認定的事實，過程是，以假言命題的法為大前提，以法官認定的事實為小前提，按照三段式的演繹邏輯程序，得出作為歸結命題的判決規范。日本訴訟法學家中村英郎將這一過程稱之為「客觀法的確證」。法官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能按照法定的方法論對法律漏洞進行填補或者跨越法律漏洞從而改變某個規則。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非常復雜，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屬於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依照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又無法確定舉證責任負擔的情形。《證據規則》第7條賦予了法官在此種情況下分配舉證責任方面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前提條件是必須出現了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的情況，此時，法官才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在沒有窮盡現有法律規定以前，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行使自由裁量權是不具備合法性的。因此，本條規則的適用具有層次的效力性和使用前後順序的排列性 .
注釋：
1、 李浩：《民事舉證責任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16頁。
2、《證明責任法研究》 陳剛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版，58頁。
3、《現代證明責任問題》 （德）普維庭著，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0版，403頁。
4、 同上，402頁。
5、《民事訴訟程序價值論》肖建國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版，504—505頁。
6、 同注2，247頁。
7、《訴訟構架與程式-民事訴訟的法理分析》 張衛平 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版，310-311頁。
Ⅲ 談如何做好民事訴訟中的調解
民事訴訟中的調解是法院運用的最多的一種處理民事訴訟的結案方式。但法院調解制度在實踐中也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諸多弊端。本文將探究在新的情況下如何更好地發揮調解的功能，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民事調解制度。
一、搞好法院調解工作的意義
（一）它能及時、徹底地解決民事權益爭議，保持雙方當事人的團結和合作，有利於減少當事人的心理對抗。避免在訴訟中加劇和對方的隔閡和敵視。糾紛的發生，本身已表明當事人之間形成了某種對抗，這種對抗假如得不到正確引導，即使在訴訟終結後也無法消除。實踐中往往出現「打一場官司、記一世冤讎」的現象，正是這種對抗未能消除的集中體現，假如調解工作做的好，有利於雙方當事人在相互諒解的基礎上解決糾紛，增進團結。
（二）它有利於增強當事人和群眾的法制觀念，預防糾紛，減少訴訟。當事人在調解中的活動主要是陳述事實和理由，審判人員的活動主要是查明事實和進行法制宣傳，在當事人充分陳述的基礎上以案講法，進行法制教育，促進當事人自覺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有利於及時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的發展。
（三）調解有利於徹底解決糾紛和提高辦事效率。假如通過調解解決了糾紛，有利於消除矛盾，避免雙方當事人意氣用事，促進雙方當事人自動履行協議，能徹底解決糾紛。同時，由於以調解方式解決的糾紛，不發生上訴新問題，這就減少了程序，節省了人力、物力和時間，從而可以提高法院的辦案效率。
二、改進調解制度的措施：
（一）實行調審分離的調解制度。根據調解和審判間的關系不同，可將各國的法院調解制度分為以下三種模式摘要：一種是調審結合式，法院調解和審判可以動態轉換、交互進行；一種是調審分立式，把法院調解置於訴訟程序之前作為獨立的調解程序；一種是調審分離式，把法院調解程序從審判程序中分離，作為法院處理民事糾紛的另一種訴訟方式，筆者認為我國應實行調審分離式的調解制度。具體設想是摘要：將訴訟程序分為庭前預備程序和庭審程序兩個階段，將調解放在庭前預備程序中，庭前法官和庭審法官分而設立。庭前法官負責主持調解不參和庭審程序，庭審法官則負責案件審理，不參和庭前程序。之後在雙方當事人自願的基礎上進行調解，如當事人不同意調解，或調解不成功將案件轉入庭審程序。在庭審程序中，法院不再進行調解，而是依法做出判決。這種調解模式的優點在和將調解權和審判權分離開來，使得當事人的合意免受審判權的干涉，實現合意自由，從而有利於實現調解結果的公正，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2另外通過出示證據以及法官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幫助當事人重新評估自己一方的立場和主張，促使當事人和解或以撤訴等其他方式結案。
（二）調解程序應由當事人啟動，並規定調解的期限。為使自願原則在調解過程中得以實現，應明確規定在庭前預備程序中，調解程序的啟動應以當事人向法院提交書面申請為前提，法官不得依職權主動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另外可防止當事人無休止的調解拖延訴訟，為提高訴訟效率，應規定調解期限，調解期限以10日為宜。
（三）規范法院的調解方式。我國民事訴訟及相關解釋並未規定法院調節應採用的方式，實踐中最為流行的則是所謂「背對背」的調解方式，即法院和當事人各自協商，在雙方之間穿針引線，最終促成雙方達成一直的意見。實際上採用這種調解方式達成的協議大多數是在雙方當事人都不知道對方的真實意思下形成的，和調解的自願合法原則背道而馳。因此我認為，應該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立法經驗，對調解的方式應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加以原則性的規范，明確規定調解應當公開進行，禁止「背對背」調解，有利於杜絕調解人員的暗箱操作，有助於雙方當事人的自由協商達成協議。
三、調解操作中應注重的新問題
（一）在調解之前應對雙方當事人進行法制教育。在調解之前由審判人員對雙方當事人進行政策、法律和社會主義道德教育，變更或放棄自己的訴訟請求，使當事人了解調解的好處，講明義務，劃清責任，實事求是提出訴訟請求，促使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協議。
（二）抓住當事人的心理特徵，並把握他們的性格特徵。在調解時應善於抓住當事人的心理特徵，調查當事人的訴訟目的。把握當事人心理特徵，有助於我們有的放矢地開展調解工作。在調解過程中還應該注重當事人的性格特徵，根據當事人性格差別，採取不同的調解方法，有效地做好調解工作。這樣在調解過程中，調解人員將始終處於主動地位。
（三）調解時雙方當事人必須到庭。假如調解時當事人不出庭公開表示對調解的拒絕，就不能體現自願、合法的調解原則。但是假如當事人由於身體有病等非凡原因不能出庭，當事人可以委託代理人進行「請求調解」等訴訟行為。如因非凡情況不能出庭，就應向人民法院出具表明本人真正意思的書面意見書，表明對上述新問題的態度。
（四）制定調解計劃。為了使調解工作具有針對性、科學性、計劃性，可以在調解之前，先根據案情制定調解計劃，確定調解工作的重點和調解的具體步驟，並經合議庭探究，發揮集體聰明，保證調解工作的順利進行。
Ⅳ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的師資力量
學院擁有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現有教職工79人，其中教師61人，行政人員18人。教授27人，副教授26人，博導22人，碩導46人，博士（含在讀博士）51人。一批教師在教學科研活動中作出了突出了貢獻，獲得了很高的榮譽：學科帶頭人公丕祥教授榮獲首屆「全國十大青年法學家」（1995）、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6年）等榮譽稱號，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培養人選，並當選為第九、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李浩教授當選為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現為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學會副會長,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2006年）；張國平教授榮獲首屆「全國十佳律師」稱號；龔廷泰教授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李力教授獲全國優秀百篇博士論文獎。另有3人榮獲首屆「江蘇省十大優秀中青年法學家」稱號，1人榮獲「江蘇省教育名師」稱號，1人獲「江蘇省五四青年獎章」，1人入選江蘇省「333工程」第一層次培養人選，1人入選第二層次培養人選，2人入選第三層次培養人選，1人入選江蘇省「青藍工程」中青年學術帶頭人人選，1人獲江蘇省跨世紀學科帶頭人稱號，理論法學學科的教師獲得「江蘇省優秀教師群體」的集體榮譽稱號（2000年）、訴訟法學科教師獲江蘇省優秀學科梯隊（2002年）。
Ⅳ 根據民事訴訟立法理論和實踐,論述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認識
舉證責任倒置立法完善的構想
我國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定的含糊不清所引發的問題在理論與實踐中的誤區與誤導表明：目前我國在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上並不理想，存在許多法律中的缺陷及漏洞並由此引發了實務過程中的種種與法律的基本價值追求背道而馳的現象，如何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完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成為近些年來學者們竟相研究及探討的熱點問題，正在起草的《民事證據法》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一制度的立法走向。
舉證責任倒置將何去何從，正如某些學者所主張的那樣將所謂的舉證責任倒置的說法徹底地正本清源，還其本來面目，建立一套與長期以來理論及實踐中均被普遍認同的舉證責任倒置相異的，不再有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概念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還是保留現有的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觀點，進一步在理論上予以完善，明析原本含糊的概念的界定，結合本土法律文化的特點讓舉證責任倒置制度獲得重生？筆者認為，盡管當前舉證責任倒置的內涵及適用的范疇仍然含糊不清，既然它已經在司法實踐中成為普遍運用的一項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那麼理性的及與現行法律實踐具有連續性的選擇不是全盤否定舉證責任倒置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在理論上探討如何在既定的對舉證責任倒置認識的基礎上完善我國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律規定，使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更為科學。如前所述，對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走向眾說紛紜觀點不一，我想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論述完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對策。
一、設置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法律選擇
舉證責任倒置如何在法律上予以完善可以有不同的途徑，在證據法草案展開討論的過程中，對舉證責任倒置的爭論也層出不窮，楊立新所總結的《中國民事證據法研討會討論意見綜述（三）》中關於舉證責任倒置討論意見綜述部分大致總結了如下五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草案中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抓住了主要的問題，總結了司法實踐和理論討論中的好的意見，提出了很好的辦法。舉證責任倒置，就是在一般情況下的正常的舉證責任，在有特別規定的時候，將舉證的責任反過來規定。這就是，正置的舉證責任是從主張的事實上來的，即證明權利成立的要件，由主張的權利人承擔；倒置的時候，只能是部分事實的證明，是對某些事實的證明實行倒置。在這個問題上，草案說的還不夠清楚。
第二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倒置，倒置的是什麼，可以用概括的方法規定，不一定要規定得那麼清楚，也不用規定得那麼細，只要說明了倒置的後果責任就可以了。要明確規定侵權的領域、合同的領域、醫療事故的領域中，可以舉證責任倒置，再加上一條彈性的條款，就可以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涉及到當事人的根本的訴訟利益問題，不能含含糊糊，不清不楚，一定要規定好。在最高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若干意見中，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就是不清楚的，沒有體現法律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基本精神，在實踐中引起舉證責任適用中的混亂，很多審判員在審判中濫用舉證責任倒置，造成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因此，對在什麼情況下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明確規定。但是，也不能對每一種情況都作具體的規定。按照民法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就是要明確規定這樣幾條：一是在適用過錯推定原則歸責的侵權行為案件中，對推翻加害人過錯推定的證明，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加害人證明；二是在因果關系推定的侵權案件中，對於推翻因果關系推定的證明，由加害人承擔；三是在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歸責的時候，對於損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引起的證明，舉證責任倒置，由加害人證明；四是在合同責任中，對於合同責任的過錯，因為合同責任中的過錯是推定過錯，所以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加害人證明推翻過錯推定的責任；此外，再規定一個彈性的條款，概括上述這些規定沒有規定的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即可。
第四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問題，不是訴訟法規定的內容，而是實體法規定的內容。世界上，只有印度、匈牙利和我國台灣的立法在程序法中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情形，其他國家都是規定在實體法中，因此，不應當在證據法這種程序法中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問題。對此，有的同志針鋒相對地提出，我們制訂的證據法，就是要對有關證據的問題進行完整的規定，要有所突破，不管是實體法的證據問題，還是程序法的證據問題，都要規定進來。對舉證責任倒置的有關情況，就是要在實體法的規定中抽象出來，整理出條文，規定在證據法中。
第五種意見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不明確，就應當直接叫做被告舉證，清楚明白。再具體規定被告舉證的情形。一定要詳細，不能概括，以便於操作。
以上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立法的爭論，體現了舉證責任倒置立法取向上的分歧。舉證責任倒置規則設置的法律選擇應遵循規律，舉證責任倒置的規范屬於訴訟法及相關的實體法領域，不是純粹的訴訟法規范或實體法規范，認清了這一點，才能認識到那種將舉證責任倒置規范完整無缺地規定於民事證據法中的構想太過理想化，嚴格的法定主義對舉證責任倒置規范的設置而言，無論如何完善總免不了會掛一漏萬，因為舉證責任倒置會隨著新類型案件的出現及現有法律規范的缺失而難以援引明確的法律條文來判案，而法諺言：「法官不能因沒有法律而不判案」，所以，在舉證責任倒置法律規范的設置中應貫徹法律明確規定為主法官自由裁量為輔的基本精神，同時，自由裁量賦予法官相機行事的一定權力，而這種權力類似於英美法上的「衡平」，正如丹寧勛爵在其著作《法律的界碑》中寫道的：「衡平法是一種不好把握的東西，對法律來說，我們有一個標准，知道應該相信什麼。衡平法與一個人的良心是一致的，這個人就是大法官：它有多寬，衡平法就有多寬，它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即使他們確定了衡量標准，也只有這么一種，我們稱其為『大法官的腳』」為避免法官過分濫用自由裁量權，是否可以在我國推行判例法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國法律傳統和法律制度雖不是判例法制度，但在當今兩大法系日趨融合的發展趨勢下，判例法的適用可能性及其作用也正日趨擴大①，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里，無論是法官判案，還是律師代理業務，很多情況下也都把過去的案例當成參考。判例法是法官的法，法官通過審理案件創立法律原則，判例就成為法律。因此，法官要有很高的法理素質才能搞判例法。基於法官目前的素質，我國搞判例法還不合適，一旦時機成熟，我國也不是完全不能搞判例法，所以在舉證責任倒置規范設置的法律選擇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判例的指導意義考慮在內，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還可以確定判例法的一席之地，以此來彌補立法中的滯後與缺失，但在目前的立法狀況下舉證責任倒置規范設置的立法選擇還不能將判例法納入在內，所以只能以法律的明確規定為基礎以法官的自由裁量為輔助的模式。
民事證據法草案涉及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為第七章當事人舉證由李浩、湯維建擬，具體為民事證據法草案「第240條（舉證責任的倒置）下列民事訴訟實行舉證責任倒置：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被告就其未使用原告的專利方法製造產品負舉證的責任。2、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被告就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3、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被告就自己無過錯負舉證，責任。4、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財產損害的侵權訴訟，由被告就產品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5、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被告就自己行為與損害結果不存在因果關系負舉證責任。6、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訴訟中，由被告就醫療得為與損害結果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失負舉證責；7、有關法律、司法解釋規定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可見民事證據法草案並未將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所有類型的案件涵蓋在內，僅羅列了現實生活中較為典型的幾類，並以一彈性條款「有關法律、司法解釋規定應被告承擔舉責任的」作高度概括的靈活性規定，而這一草案的不足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沒有對長期以來不明析的舉證責任倒置內涵在法律上予以明析，仍然避免不了舉證責任倒置范疇含糊不清的局面，其次，從該草案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來看，難免會讓人誤以為舉證責任倒置僅適用於某些特殊侵權行為的情形，而不包括合同領域中的某些違約行為，再次，在立法技術上存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體現，草擬者既想將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案件予以羅列，但顯然草案中的羅列並不理想，從正統的德國式的舉證責任倒置的學說來評價，這一條款既不是法律要件說也不是危險領域說的體現，而是兩者的混合物，並且從該草案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條款判斷，草擬者並不想依賴證據法中的規定將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范疇總結完全，還得結合其他法律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才能在司法實踐中形成完整的體系。此外，該條款基本上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的演變。
二、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原則與立法構想
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完善與其它法律一樣，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並以此原則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從對舉證責任倒置的功能等各方面的論述中大致可以總結出將舉證責任倒置在立法中應遵循的原則主要有如下幾個：
1、程序法與實體法相結合原則；正因為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並不能純粹地歸屬於實體法或程序法，所以對舉證責任倒置規范的立法應貫徹程序法與實體法相結合的原則，縱觀各國的司法實踐及立法經驗，正如一些證據立法的專家學者所說的對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多見之於實體法，只有少數國家將之規定在程序法中，基於我國立法的特殊的法律傳統，對舉證責任倒置可以採取法定主義的方法，在程序法中作原則性與概括性的規定，畢竟在法官判案的過程中程序法的規定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案件的是非曲直還須在實體法中尋找根據，通常實體法對責任承擔的法律要件的規定，從根本上便確定了舉證責任的分擔，所以在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過程中應理智地認識到不可能靠證據法解決所有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的設置，完成舉證責任倒置的立法任務。
2、公平原則；公平是法律的內在價值追求，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設置同樣須以公平原則為指導，在訴訟中法律應均衡地保護當事人各方，自從1991年我國經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公布以來，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就民法無明文規定的醫療損害、交通事故之損害、商品瑕疵之損害以及環境公害等事件，在適用一般侵權行為規定來確定舉證責任分配的同時，大都另以各種特殊情況的事實存在，作為解釋法律適用法律的方法，從而將上述類型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就加害人故意過失的要件事實及因果關系的事實，由加害人負舉證責任②，這些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確保法律公平目標的實現。
3、訴訟經濟原則；訴訟中對成本與效益的比較，直接或間接地會影響到對訴訟制度的選擇，訴訟經濟原則就是要以最小可能的資源花費來達就預期目標的理性選擇，從而將省下的資源花費用於這一系統的其他領域，合理的舉證方式的配置可以實現以更少的訴訟資源獲取同樣的訴訟目標，對舉證責任倒置的合理設置，可使舉證資源得以在當事人之間能有效地均衡分配，不至於使當事人中的某一方的舉證負擔過重，導致訴訟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地降低當事人的勝訴機會，正如丹寧勛爵所說的「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③，同時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法院也可以自行收集證據④使法院在判案的過程中大大減少法院查明案件事實的耗費，法官不是偵探，他的主要作用不在於探清爭議的事實，而在於對當事人所提出的訴訟請求及相關的證據作出判斷，這又是建立在舉證責任分配製度的設置上的，其中舉證責任倒置這一舉證責任中的例外情形的設置是重中之重。
4、保護弱者原則；在設置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時保護弱者原則應為其題中應有之義，在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倒置在較大程度上與歸責任原則相關，而歸責原則的演變又是與保護弱者的精神相關，如前所述在古羅馬時代建立起來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為「原告應負舉證義務」，其二為「舉證義務存在於主張之人，不存在於否認之人」⑤，後來隨著大工業的發展依此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受害人獲得賠償的機率越來越低，為保護這些在社會中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設置舉證責任倒置成為法律公義追求的必然，據此，增加對處於不利地位的受害人的保護，當然從世界范圍來看，舉證責任倒置是實行法律要件分類說下的特定現象，並有其局限性，但對弱者的保護是舉證責任分配體系中不可忽略的基本精神與原則。
除了以上幾個原則外，在舉證責任倒置的設置的過程中還應遵循其它一些原則諸如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官依誠實信用原則設置舉證責任倒置，立法時還可依蓋然性原則、危險領域說、經驗法則等為參考，完善舉證責任倒置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的不足與紕漏。基於以上幾個原則，在具體的立法過程中（不僅僅指《民事證據法》）證據距離的遠近、舉證難易的程度、是否有利於損害的預防和救濟作為舉證責任倒置適用范圍的基本思路，從民事證據法草案中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可知，在該草案中試圖將司法實踐總結出的更具操作性及指導性的司法解釋也納入確定舉證責任倒置法律規范的范疇，以增強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適用上的靈活性，但這一選擇應以誠信原則為指導，因為舉證責任倒置問題在相當大程度上會直接影響到案件勝敗結果，這對當事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司法解釋不應超出實體法及和程序法所確定的基本立場與方向，只有在立法出現缺失的情況下司法解釋才能依法律解釋的基本原則對缺失的部分進行補充，並且不得違背立法精神，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設定也應遵循這些限制，從諸多的立法實例來看，我認為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完善存在於以下幾方面：
其一在於立法明確舉證責任倒置，賦予其法定內涵及意義，此舉的主要目的是定分止爭，避免在是否應該稱之為「倒置」的問題上的糾纏不休。
其二在民事證據法中綱要性地規定常見的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類型，並通過立法技術的利用增強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的靈活性及法律彌補的即時性，因為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案件類型遠遠不限於如民事證據法中所羅列的幾種案件類型，而且必然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會產生更多新型的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案件。
其三對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設置應在實體法的立法過程中予以充分的重視，畢竟訴訟法對舉證負擔的規定通常較為原則，世界各國不約而同地均在實體法中對舉證責任作出規定，如19世紀初《拿破崙法典》、此後的《德國民法典》、《美國統一商法典》等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存在這種立法模式⑥，我國《民法通則》盡管許多條文條款較為原則，但仍然注意到舉證責任分配事項，而且主要集中於舉證責任倒置的例外情形，如《民法通則》第123條規定：「從事高空、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等特殊侵權的民事責任的規定，此外《專利法》、《海商法》，《合同法》均存在對舉證責任分配的部分規定，這些實體法的內容不可能在程序法中面面俱到地予以詳盡規定，所以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還應依賴於實體法，所以在我國學者中就有人（如畢玉謙）主張對舉證責任倒置的確定不宜事無具細地規定於法律中而應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載量權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⑦。
最後舉證責任倒置的設置，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可根據舉證的難易程度、證據的遠近距離或是否有助於損害的預防與救濟等價值因素、合理地在當事人之間配置舉證資源，並可以適當地確立判例的指導地位，以彌補現行法滯後的不足。例如，我國目前尚未制定《新聞法》，在新聞侵權案件中存在的一個非常明顯的難點乃是舉證責任問題。按港台誹謗法，在實體法中即已規定了舉證責任：新聞真實應由被告證明，如果不能證實即應承擔不利法律後果。大陸新聞侵權法既然在實體法中將新聞虛假和失實列為誹謗或侵權之構成要件，那麼按相應的程序法原則原告就負有證明新聞虛假、失實從而構成誹謗或侵害名譽權的責任，如果不能證明虛假或失實，就不能認定誹謗或侵權。然而對此在學術上和實務中均存在強烈爭議。在學術上，上海資深新聞工作者賈安坤教授著文認為，在新聞侵權訴訟中應當嚴格按民事訴訟法一般的舉證原則辦理，即原告舉證，有些地方實行「誰報道、誰舉證」於法無據，而且有些目擊性新聞報道要新聞記者舉證也是十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北京李大元大法官則明確主張對新聞失實的證明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由被告履行證明新聞屬實的責任，否則即由被告承擔不利法律後果。其理由也很實在，因為原告是無法證明某一事實不存在的，他將因此而喪失保護自己名譽權之可能。在實務中，如北京市高級法院規定，對於起訴報刊侵害名譽權的，應由原告舉證，經審查確有證據方予立案。上海市高級法院規定，起訴侵害名譽權應提供認為侵權的報刊所登內容不是事實的證據。也有以原告舉證不足以推翻新聞事實而判決原告敗訴的。但更多的情況是要求新聞媒介或作者履行證明新聞真實的責任。如有一件揭露某稅務專管員敲榨商販的新聞涉訟，法院即以記者提供的采訪筆記和錄音不能作為證據故不能證明新聞真實為由而判決記者敗訴⑧。如何糾正這種實體法與程序法相抵牾的情況以及如何解決在訴訟中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負擔也是理論與實踐急需探討的問題，但由於我國並不是一個承認判例法的國家，所以判例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的指導意義並不是那麼名正言順，盡管如此，為保障法院及法律實現的權威性，法院判決的一致性在法律明文規定缺位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考慮判例在司法實踐中的意義，如前文所述的新聞侵權的情形，在訴訟過程中就可以以判例來彌補法律規定的不足，明析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舉證負擔，當然，這判例作用一問題還有且留作他論。
參考文獻：
①《試論判例法的適用方法》劉靜，國家法官學院，載於《法律適用》2000年第四期更復雜的爭議與分歧。
②《民事證據研究》葉自強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169頁。
③[英]丹寧勛爵《法律的界碑》。
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2款：「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案件需要的證據，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
⑤《民事證據法判例實務研究》畢玉謙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489頁。
⑥《民事證據研究》葉自強著，第179頁，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⑦《民事證據法判例實務研究》畢玉謙著，第510頁。
⑧參閱魏永征著：《祖國大陸新聞侵權法的發展與台港誹謗法之比較》。
Ⅵ 關於產品責任的法律訴訟方面的問題
無獨三。
有獨三和無獨三雖一字之差，實天壤之別。
要判斷民事訴內訟中的第三人應是有容獨三還是無獨三，有個不錯的方法：
假設原被告之間的訴訟被不存在了（比如原告撤訴被准許了，又或終止了，但不包括判決），該第三人還有參加訴訟的必要嗎？
如果有，就是有獨三。因為有獨三對於訴訟標的需要主張權利，雖然原被告之間的糾紛已經不存在，但有獨三與原被告的糾紛沒有得到解決，所以有獨三訴原被告之間的訴訟繼續審理。
如果沒有，就是無獨三。因為無獨三的權利義務與原被告之間的訴訟緊密聯系，只要訴訟不存在了，無獨三的權利義務就不受影響了。
總之一句話，有獨三是訴原被告，無獨三不訴原告，也不訴被告。
在你舉的例子中，如果受害人撤訴了，那麼生產商就一定不承擔產品責任了，它的權利義務因此不再受影響了，它與受害人、生產商之間再無糾紛，沒有繼續訴訟的必要，所以它是無獨三。
另外，如果你是法學院學生，還是去翻翻教科書比較好。
我記得當初是看了某民訴法教科書上的表格，才記住了兩種第三人的區別。
Ⅶ 李浩的南京師范大學教授
李浩（1951.11-） ，1951出生，江蘇吳江人，中共黨員。1982年畢業於安徽大學中文系，同年9月考入西南政法學院民事訴訟法專業，師從常怡教授研習民事訴訟法。1985年畢業，獲法學碩士學位。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現代司法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法學會訴訟法研究會副會長，民事訴訟法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行為法學會強制執行法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法學會民事訴訟法研究會會長，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研究中心第一屆學術委員會委員，九屆全國人大代表。 主研方向: 研究方向為民事訴訟法，著有《舉證責任研究》；合著《中國民事訴訟法的理論與實際》、《中國民事訴訟法學專論》、《司法的現代化與民事訴訟制度的構建》等著作；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政法論壇》《法學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50餘篇。參加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民事訴訟法》教材編寫，參加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指定用書《訴訟法與律師制度》的編寫。曾主持哲學社會科學國家「九五」規劃「民事證據法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事證據立法」的研究。《民事證據立法與民事證據制度的選擇》一文獲2002年度司法部優秀教材與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民事訴訟法原理》一書獲2002年度司法部優秀教材與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排名第二）。《民事舉證責任研究》一書獲安徽省第三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民事審判中的調審分離》一文獲全國黨校系統第二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民事訴訟檢察監督》一文獲全國黨校系統第三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民事再審程序改造論》一文獲安徽省第五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法官素質與民事訴訟模式的選擇》一文獲安徽省第七屆「五個一」工程優秀論文獎。曾獲安徽省先進工作者稱號。目前正主持國家級重點課題「司法公正與社會公平正義」。 所獲獎勵： 1997年獲安徽省先進工作者稱號，2006年被評為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多次獲省部級科研獎勵，其中1998年獲全國黨校系統第二屆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2001年獲安徽省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2002年、2006年獲司法部全國法學教材與法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二等獎各一次，2005年獲江蘇省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
Ⅷ 糾紛解決的作者簡介
范愉，女，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博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高級訪問學者,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比較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理事，著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研究》、《集團訴訟問題研究》《糾紛解決的理論與實踐》等多部專著和教材,在《中國社會科學》等國內外雜志上發表論文近百篇,曾獲錢端升法學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中國當代法學名家等多種學術獎項。
李浩，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研究會副會長,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著有《舉證責任研究》,合著《中國民事訴訟法的理論與實際》，《中國民事訴訟法學專論》、《司法的現代化與民事訴訟制度的構建》等著作,在《法學研究》等國內外雜志上發表論文近百篇.參加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民事訴訟法》編寫,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指定用書《訴訟法與律師制度》的編寫，曾獲司法部優秀教材與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等多種學術獎項。
Ⅸ 李浩的主要作品:
《民事證明責任研究》（專著）；
《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研究》（專著）；
《民事證據立法前沿問題研究》（專著）；
《中國民事訴訟法的理論與實際》（合著）；
《中國民事訴訟法學專論》（合著）；
《司法的現代化與民事訴訟制度的構建》（合著）等。
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中外法學》、《現代法學》、《法學評論》、《法學》等刊物上發表論文60餘篇。
主持科研項目10餘項，包括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最高人民法院重點調研項目、最高人民檢察院重點調研課題、中國法學會部級重點研究課題、司法部課題等。
參加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民事訴訟法》教材編寫，參加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指定用書《訴訟法與律師制度》的編寫。曾主持哲學社會科學國家「九五」規劃「民事證據法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事證據立法」的研究。
《民事證據立法與民事證據制度的選擇》一文獲2002年度司法部優秀教材與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民事訴訟法原理》一書獲2002年度司法部優秀教材與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排名第二）。
《民事舉證責任研究》一書獲安徽省第三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民事審判中的調審分離》一文獲全國黨校系統第二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民事訴訟檢察監督》一文獲全國黨校系統第三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民事再審程序改造論》一文獲安徽省第五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法官素質與民事訴訟模式的選擇》一文獲安徽省第七屆「五個一」工程優秀論文獎。
曾獲安徽省先進工作者稱號。
Ⅹ 司法鑒定人是不是一定要出庭
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詢是法律的明確要求。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當事人回經法庭答許可，可以向鑒定人發問。《證據規定》第五十九條第一款也明確規定：「鑒定人應當出庭接受當事人的質詢。」
李浩（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在涉及專門性問題爭議的民事訴訟中，鑒定結論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證據。鑒定結論對法官認定事實的作用一向甚大，它們雖然並不必然決定法官的心證，但往往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法官心證的形成。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六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當事人互相質證。」這一關於質證的原則性規定自然也適用於鑒定結論。然而，對鑒定結論而言，如何才算滿足「在法庭上出示」的要求，由鑒定機構向法院提交鑒定結論並由法官在質證時宣讀即可，還是需要鑒定人出庭接受雙方當事人的質詢？民事訴訟法並未提供現成的答案。在司法實務中，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詢的可謂鳳毛麟角。《證據規定》第五十九條回答了這一問題，明確了「鑒定人應當出庭接受當事人質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