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刑事訴訟法

1. 兩大法系刑事訴訟模式的區別和聯系

法系是指根據各國法律的特點和歷史傳統等外部特徵進行分類將具有某些共同特徵的法律傳統、法律制度的若干國家的法律劃為同一法系。在當代一百多個國家中，有兩個歷史悠久、影響廣泛的法系，即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前者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後者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自20世紀以來，上述國家的刑事訴訟法互相借鑒、吸收或融合，但由於法律的傳統、文化和習慣的不同，客觀上仍然各自具有明顯的特點。這些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法律形式上的特點

英美法系發源於英國，自11世紀起，以中世紀英國普通法的概念和原則為基礎、根據資本主義的需要重新解釋和改造而成。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Caselaw）為主，英美國家高級法院的判例是重要的法律淵源之一。適用判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即「遵照先例」（starede~isis）的原則，下級法院必須遵守上級法院的判例，尤其必須遵守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判例實際上起著法律的作用。20世紀下半葉以來，英美法系國家也加強了議會立法和修訂原有立法，如英國《1965年證人出庭法》、《1974年陪審團法》、《1976年保釋法》、《1980年治安法院法》、《1985年犯罪起訴法》、《1995年刑事上訴法》等；美國《1975年聯邦刑事訴訟規則》、《1983年聯邦司法官審理輕微犯罪程序規則》、《1984年聯邦保釋改革法》以及各州的立法，如《紐約州刑事訴訟法典》等，但是上述議會立法或國會立法，多系單行法，不是統一的法典。

大陸法系以羅馬法為基礎，盛行於歐洲大陸諸國，以後又傳播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陸法系以成文法典為主，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開，既有總則又有分則，內容比較嚴謹，形式比較完整。在古羅馬，查士丁尼[1]就禁止法官引用判例，當然法官更無權造法（1awmaking）。直到如今，1804年《拿破崙法典》第5條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公認的一個原則，該條規定：「審判員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判決。」[2]因此，成文法才是大陸法系法官判決案件的依據，判例僅供參考而已。現行《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分卷首和五卷，共803條，《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分8編，共477條；《日本刑事訴訟法》分7編，共506條和附則；《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分11編，共746條；都自成體系，比較嚴謹和完整。

二、偵查程序的特點

英美法系的偵查由警察機關負責。現代的警察機關起源於英國，於1829年9月由當時擔任內政大臣的羅伯特，皮爾爵士在倫敦創建，負責維持社會治安和偵查刑事犯罪。美國於1845年依照英國的模式在紐約市建立起第一個警察機關。這一模式還對世界上許多國家產生過影響。英國警察機關根據1984年制定的《警察機關與刑事證據法》開展對犯罪的偵查[3].英國警察機關具有較廣泛的詢問權，警察機關為了了解案情和收集證據，可以詢問任何人，而不論是否為犯罪嫌疑人，但除了成文法有特別規定的（如恐怖主義分子）以外，被詢問人可以拒絕回答。自1991年起，警察機關詢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用同一部機器同時錄制兩盤錄音帶和錄像帶，不許復制，一盤供訴訟中使用，一盤封存，如果以後在法庭審理時，被告人及其律師對警察機關的錄音、錄像記錄提出異議，就可以由法官主持，當眾啟封另一盤進行對比，以核實口供的真實性和可信性。當警察機關認為被詢問人確有犯罪嫌疑時，必須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即可以不開口說任何話。但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沉默權問題上，英國已有所變化，雖然《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仍保留沉默權，但在某些法定的情況下的沉默，法庭或陪審團可以對此作出不利於被告人的推論[4].此外，為了提高偵查和鑒別犯罪的技術手段，英國向警察機關投資1.07億英鎊，擴大建設含300餘萬件樣品的脫氧核糖核酸（DNA）資料庫，計劃到2004年用於對所有犯罪進行DNA鑒定。[5]在美國，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是一項憲法性權利，並且通過判例規定警察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其律師必須在場，否則，該證據應當排除，不得作為證據採用。在偵查階段，英美的警察機關還有權採取搜查、扣押、有證逮捕和無證逮捕等強制措施。同時，英美在偵查階段對保釋的運用比較廣泛，即除了具有社會危險性的重罪、逃犯和曾經違反過保釋規定的以外，一般的輕罪嫌疑人均可在提供擔保、承諾隨傳隨到和履行必要的手續後予以釋放。

大陸法系國家負責偵查的司法警察要受檢察官或預審法官的領導或指揮。法國的預審法官是從法官中選出任命的，任期3年。預審法官有兩項主要職能，一是領導、指揮偵查，二是有權簽發傳票、拘票、拘留證或逮捕證[6].德國的檢察官領導和指揮警察的偵查，但一般案件仍由警察機關進行偵查，案情基本查清之後，移送給檢察官，檢察官可以要求警察機關補充調查證據[7].日本法律賦予犯罪偵查權的有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和司法警察職員，三者無明確分工，但檢察官對司法警察職員有指示、指揮權[8].義大利規定，在初期偵查階段，由檢察官領導偵查工作並且直接調動司法警察。為了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或繼續危害社會，大陸法系各國均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但在名稱和分類上有所不同。關於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法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拘留20小時以後，被拘留人可以要求會見律師。」[9]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階段委託辯護人。」[10]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親屬及兄弟姐妹，可以獨立選任辯護人。」[11]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初期偵查階段，即48小時之內應訊問嫌疑人，同時應告知他有權委託律師，與律師會見和通訊。」[12]

三、起訴程序的特點

英國在傳統上是由警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和作用較小。1985年5月英國議會通過了《犯罪起訴法》，該法規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在英格蘭和威爾士設立皇家檢控署（CrownProsecutionService），[13]強化了檢察官在公訴中的作用，即警察機關在案件偵查終結以後，認為應該起訴的案件，必須移送檢察機關，由檢察官獨立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這明顯是吸收大陸法系的制度和做法。

美國起訴有兩種形式，一是經大陪審團（由16至23人組成）審查後批準的起訴書（indictment），二是檢察官提出的告發書（information）。聯邦和半數的州規定重罪案件必須由大陪審團決定是否批准起訴。在起訴書或告發書送達法院以後，法院應迅速及時安排傳訊。如果被告人作認罪答辯，而且法官確信該答辯系出於自願，被告人懂得其後果和意義，在一般情況下法院不再開庭，法官可以逕行判決。如果被告人作無罪答辯，法院將安排開庭審理。基於此，審前程序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許多案件在審前程序階段已經解決，只有少部分案件才進入開庭審理程序，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辯訴交易（又稱答辯談判、答辯協議）在美國合法化以後更是如此，即起訴方和被告方律師在庭外進行磋商或談判，如果被告方滿足起訴方的要求作認罪答辯，檢察官則作出撤銷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議法官從輕判刑的承諾，即控辯雙方達成辯訴交易；法院如果接受該辯訴交易，將在定罪和判刑中體現辯訴交易的內容；法院如果拒絕該辯訴交易，則應將這一事實記錄在卷，通知雙方當事人，並給被告人以撤回其答辯的機會，而且要告知被告人如果仍然作認罪答辯，案件的最終處理可能比辯訴交易所期待的更為不利於被告人。

檢察官制度始於14世紀的法國，因此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機關及其制度比較完備。法國的檢察官一般派駐於各級法院內，實行檢察官一體原則，即同一級檢察官系統的檢察官相互之間可以調換。法國沒有自訴案件，公訴案件均由檢察官代表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提起，但重罪案件必須經過兩級預審，即預審法官預審和上訴法院刑事審查庭預審，經刑事審查庭裁定起訴，重罪法庭才能受理。德國的起訴不作為一個獨立的程序，而是與偵查共同組成審判前程序。德國的檢察機關對應設置在各級法院內。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除了8類輕微的刑事案件為自訴案件以外，都是公訴案件。德國在刑事訴訟中一直實行法制原則（又稱起訴法定原則），自20世紀60年代又引入機會原則（又稱起訴便宜原則），即賦予檢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用以撤銷案件或者決定不起訴。從80年代以來，提起公訴的案件不到案件總數的20％。日本沒有自訴案件，實行國家追訴主義、起訴壟斷主義（一律由檢察官提起）和起訴便宜主義（根據犯人的性格、年齡及境遇、犯罪的輕重及情節和犯罪後的情況，沒有必要追訴時，可以不提起公訴）。提起公訴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即只能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訴書，而不得載人可能使法官對案件產生預斷的文書和證物。義大利的檢察官派駐於各級法院內，由於檢察官領導初期偵查，因此有一個快速的審查程序即初步庭審階段，由法官主持該程序，檢察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參加，但證人不參加。初步庭審結束，法官可以決定提起訴訟並發出審判令外，還可以宣告不追訴判決，對後者，任何一方均可提出上訴。決定提起公訴以後，與義大利舊刑事訴訟法典不同的一點是，新法對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作了很大的限制，許多證據由當事人在庭審時當庭提出。起訴以後，檢察官可變更或增加指控的內容，但要給予被告方以充分的辯護機會。

四、審判程序的特點

英美法系實行當事人主義，庭審採用對抗制（adversary sys-tern），即原告、被告雙方地位平等，權利相同，控、辯雙方就有爭議的問題提出證據以支持本方的主張，申辯事實並進行辯論，法官負責主持庭審，不主動調查證據；參加庭審的陪審員（juror），負責判斷證據，認定事實，庭審結束後，由法官向陪審團作總結提示，指出所控之罪的法律，該案的爭議點、各種爭議問題的證明責任歸哪一方、不同問題所要求的證據的可靠程度等，然後陪審團進行秘密評議和表決；法官不參加評議，原則上要求12名陪審員一致作出有罪或者無罪裁斷，實在不能取得一致，也至少要10名陪審員取得一致意見；在陪審團作出有罪裁斷之後，法官負責適用法律和判刑。

英國和美國的正式審理程序基本相同，包括以下幾個階段：1.選定由12人組成陪審團；2.開庭陳述，先由起訴方，後由被告方在審判開始向法庭作陳述，即簡述案情，說明准備提出的證人和證據要點；3.起訴方出示證據，證人逐個在法庭上就事實問題作證，同時法庭也可以出示物證、專家證人的證明，還可以讓證人當庭鑒別文件、圖片或其他物證；4.主詢問（美國稱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詢問本方的證人即主詢問（直接詢問），由對方詢問本方的證人即交叉詢問；5.再次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如有必要可以進行第二輪詢問；6.被告方提供證據，原則上不要求被告方提供證據，如果被告方希望作證，則同樣要接受對方即起訴方的交叉詢問；7.法庭辯論（美國稱終結辯論），在陳述和提證的基礎上，可以對證據加以評論；8.法官向陪審團作總結提示，包括適用於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種爭議問題的證明責任歸哪一方等；9.陪審團退庭進行秘密評議；10.陪審團返回法庭宣布陪審裁斷，如果陪審團宣布為無罪裁斷，法官必須接受，被告人如系審前拘留，則應立即釋放被告人，審理程序即告結束；如果陪審團宣布為有罪裁斷，則以後由法官判刑。英美法系的判決書由法官個人署名作出，多數意見作為判例，判決書中必須寫明判決理由，判決所用的推理形式多用歸納法。

大陸法系實行職權主義，庭審採用審問制（inquisitorial sys-tern）。審判長指揮整個庭審，由他主動詢問當事人，主動追查犯罪，收集調查證據，按照審判長規定的次序，證人出庭依次作證，審判長還要向合議庭和訴訟雙方出示物證、勘驗報告、鑒定結論等。大陸法系的參審員（assessor）「[14]在法院執行職務期間，與法官有同等權利，即由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共同聽審，共同評議，在判斷證據、認定事實和判處刑罰上，均由法官和參審員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共同決定。

大陸法系國家的庭審程序雖已吸收英美法系的交叉詢問和辯論原則，但仍有幾點不同。1.強調法官在庭審中的指揮作用。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09條規定：「審判長有權維持法庭秩序和指導審判。」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38條規定：「審判長負責指揮審判。」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4條規定：「在公審期日的訴訟指揮，由審判長進行。」2.職業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法國的重罪法庭由3名職業法官和9名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德國也是由職業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但參審員的人數各級法院有所不同。日本不實行陪審或參審制度。3.法官可以主動調查證據。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10條規定：「審判長享有自由裁量權，可以憑自己的榮譽和良心，採取自己認為有助於查明真相的任何措施。」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44條規定：「為了調查事實真相，法院應當依職權將證據調查延伸到所有的對於裁判具有意義的事實、證據上。」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8條規定：「檢察官、被告人或者辯護人可以請求調查證據」，同時又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可以依職權調查證據。」現在，義大利的法庭審理以當事人為主而展開，但法官還有權調查新證據，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507條規定：「在取證結束後，如果確有必要，法官可以主動地決定調取新的證據材料。」大陸法系的判決書以法院的名義作出，推理的形式多用演繹法，法典中的有關規定是大前提，具體案由是小前提，最後推導出結論，即從一般法則推演到特殊事例而後獲得結論。

當代西方國家刑事訴訟法發展的一個特點，就是擴大和增設簡易程序和其他速決程序。英國按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佔全部刑事案件的97％，美國（包括通過辯訴交易結案的）佔90％，德國佔85％以上，日本佔94％，義大利新刑事訴訟法典增設了5種特別程序，為了鼓勵被告人選用簡易程序，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被告人選擇簡易程序，則減輕法定刑的的三分之一或者減少罰金的百分之五十。

五、救濟程序的特點

由於主客觀上的各種原因，法官作出的判決裁定，難免不會出現事實上或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各國有必要根據其審級制度，設計出各種救濟程序加以補救，通常有上訴程序（包括事實上訴和法律上訴）、再審程序與監督程序。

英美法系的上訴程序，在上訴理由和審查范圍上有更多更嚴格的限制。英美法系國家對於一審案件中被告人自願作出有罪答辯（認罪答辯）的，一般不能就事實問題提出上訴，而只能就法律問題提出上訴。上訴審法院一般由法官合議，實行書面審，而且是法律審。少數案件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並且涉及有普遍意義的重大法律問題，才能上訴至最高審級。

大陸法系都有統一的刑事訴訟法典，對上訴程序的規定更為明確和完備，而且上訴制度與法院的審級制度密切相關，基本上可分為兩種類型，即實行兩審終審制的，以一次上訴為限；實行三審終審制的，第二審為事實審，第三審為法律審，如法國、德國和日本。

再審程序與監督程序，前者是對已生效的判決裁定，發現事實有錯誤而進行重新審理的程序，法國、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均有再審程序。後者是發現裁判有違背法律的錯誤而依法糾正的程序，英國的審判監督權由高等法院王座庭行使，總檢察長和內政大臣也依法行使某些審判監督權，以糾正審判工作中的違法錯誤。英國還在伯明翰市還設有獨立的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負責接受申訴並進行審查，如有新證據，認為可能有錯誤，則轉上訴法院處理，至於如何認定，完全屬上訴法院的許可權。「[15]美國設有」調卷令「程序，當事人不服終審判決，經過特別申請，由聯邦最高法院頒發調卷令，進行重新審查，不過獲准者為數不多。大陸法系國家的監督審案件由最高法院管轄，統由檢察總長提出，如法國和日本，日本的監督程序稱非常上告，即檢察總長在判決確定後發現案件的審判違背法令時，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

2. 義大利留學之法學專業怎麼樣

就專業本身來講 雖然印象中義大利給大家的感覺就是各類設計專業很突出 其實本身法學之類的也內不錯 像米蘭容 都靈等各大院校都是不錯的 但就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說不太建議 如果你以後考慮回國就業的話 學那邊的法學 醫學等都是很不好的 尤其法學這類的 義大利採用的是歐洲那邊的法律體系 有很多跟國內不同的地方 這對於以後就業是個不小的問題 當然 如果你准備留在歐洲工作那還是可以考慮的

3. 中國法學研究在世界法系中的地位和狀態，評價如何

關鍵詞: 比較法/法律經濟學/大陸法系/繼受
內容提要: 比較法是法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一個研究方法,而法律經濟學又是被視作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和分析方法.本文通過閱讀馬太的著作《比較法律經濟學》後，總結該作者的創新之處，以及該書的觀點，運用該書中提出的比較法的視角，進一步分析法律經濟學在大陸法系繼受中高等數學、現代經濟學、效率觀念、學術語言等層面的障礙，並提出一系列的簡單改進建議，以期該學科能在中國更好的發展。

眾所周知，在西方英美法繫世界裡,「法律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 它用獨特的視角和分析方法研究法律問題使它獲得了毀譽參半的巨大聲名，而它在20世紀中後期的迅速成長可以說是「經濟學帝國主義」中最成功的一個典範。[i]以至於在21世紀初有位國際學界的知名人士談到美國法學界的現狀時，大發感嘆到——「我們現在都是法律經濟學家了」。[ii]
以比較法視角來研究法律經濟學的著述實在是非常少[iii]，主要原因是要將這兩個法學研究方法相「聯姻」，實在是困難重重。而作為世界上僅有兩本以「比較法律經濟學」名字命名的書籍作者，已歸化為美國公民的國際著名學者，現為義大利都靈大學(University of Torino)法學院「艾爾弗雷德與漢娜·弗羅姆」（Alfred and Hanna Fromm）國際和比較法教授以及義大利著名的阿道夫·塞科(Rodolfo Sacco)民法講座教授——烏戈·馬太(Ugo Mattei)教授的求學和成長經歷在法學界並不多見。[iv]他1961年4月22日出生於義大利的都靈市，在義大利都靈大學攻讀法學本科期間，曾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習「英國法」項目，又去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é de Fribourg)研修「國際比較法」項目。他以全年級1500學生中第一名的榮譽本科畢業，畢業論文是寫比較環境法，被評選為最優論文，得到「值得出版」（Dignita' di Stampa）的最高榮譽，指導教師為安東尼奧·甘巴羅（Antonio Gambaro）教授。在從事教學研究多年後獲福布賴特獎學金，毅然遠赴美國法律經濟學研究十大重鎮之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Boalt Hall School of Law, U.C. Berkeley）苦讀法學碩士（LLM）。他曾經擔任過義大利的歐洲大學研究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比較法教授，並做過美國的耶魯大學法學院(Yale Law School)、英國的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英國的劍橋大學伍爾夫森學院(Wolfson College, Cambridge)、挪威的奧斯陸大學(Oslo University)、美國的加州伯克利大學、蒙特里爾大學(Montpellier University)、中國的澳門大學(Macau University)的訪問學者。
除了義大利語以外，馬太教授還精通英語和法語，並能熟練運用西班牙語閱讀和寫作。他出版著作有十多本，發表文章一百多篇，分別用義大利語、英語、法語，葡萄牙語、俄語、漢語發表。討論主題主要涉及索馬里、衣索比亞、厄里特里亞、蘇丹、剛果、喀麥隆、日本、以色列、俄羅斯等國家的法律比較。他是國際比較法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會員，美國比較法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aw)執行委員，並擔任弗雷堡比較法研究院（Friburg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aw）顧問、哥本哈根商學院法律與經濟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Law, Economics And Finances At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顧問、《法律經濟學國際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雜志編委、《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與法律大詞典》(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And Law)編委、劍橋大學出版社「歐洲私法」系列叢書編委、《全球法理學家》(Global Jurist)主編等多項學術職務。
通過對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扎實學習和長期研究，馬太教授高舉「比較法」這個方法論大旗，在學術上一往無前，披荊斬棘。重新對兩大法系進行經濟分析和比較，碩果累累，開創了法律經濟學研究中的一條新路徑，被學界稱為「法律經濟學的比較法學派」，成為歐洲法律經濟學學者中真正影響美國法律經濟學界的第一人。[v]
馬太教授其代表作《比較法律經濟學》（英文版）於1997年一經面世，就再現洛陽紙貴，印刷不斷，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為廣大學子挑燈夜讀。法學界和經濟學界的學者們也在各自的文章著述中大量引用該書中的重要觀點，現在他已被視為縱橫「比較法學」和「法律經濟學」的一代大家。
該書主要觀點是認為比較法學與法律經濟學這兩個學科可以互相取長補短。比較法可以利用法律經濟分析中所使用的功能分析工具獲得理論視角，比較法學家通過研究越來越感到經濟學原理的巨大魅力。而比較法的研究成果對法律經濟學研究來說更有價值，可以使其擺脫地方中心主義的困擾，進入全球化的層面。比較法可能為經濟分析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替代法律制度，並對法律結構的演化提供了一種更全球化的思維，改寫了傳統法律經濟學的原有論斷。
那麼，法律經濟學能否被大陸法系所繼受和運用呢？
從比較法學的觀點來看，筆者認為可以。
在大陸法系學界普遍存在的一種錯誤印象，由於大陸法系傳統，法律經濟學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在歐洲不如在美國有用。對於美國法律和歐洲法律之間的差異不應基於實用而予以低估。但是，如果正確認識這種差異，並非重要到足以妨礙在大陸法系國家順利運用法律經濟學的可能性。由於法律論述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法律經濟學（特別是效率）對在其文化范圍以外的法律工作者也可能成為流行的學說，更可能會獲得成功。
針對法律經濟學進入大陸法系的結構性障礙，法典已經不再是大陸法系國家最重要的法律淵源，但還是不能低估它的作用。通過研究發現大陸法系國家的基層法院法官要比英美法系的法官更多地關注公共政策，也就有可能更多地關注效率。所以，大陸法系基層法院法官的相對自由可能是在該法系中滲經濟推理的一個有效的機會。
對於知識環境因素，大陸法系的人們對英美法系，特別是美國法律的興趣越來越濃，隨著英語水平的提高，這個阻礙也已經逐漸在消除。況且，大陸法系對英美法系解決方案的繼受已經是一個現實，《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和《荷蘭民法典》中的許多條文就反映了這種趨勢。[vi]
從法律經濟學史上來看，現代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是從美國這一個普通法系的國家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的產生有其特殊性。[vii]
20世紀70年代美國大學教職市場大幅度萎縮，因此，很多讀經濟學的研究生轉讀法律，准備畢業後進入實務界。可是，當他們在法學院表現良好，而得到法學院教職之後，自然把原先經濟學的訓練，帶到他們的研究工作上，相反的，幾乎沒有讀經濟學的博士生，會轉念政治學研究所。[viii]就這樣，美國的法律經濟學運動就蓬勃地開展了起來。可見，由於美國法學院的招生入學的多元化政策，促使更多出身經濟學、管理學、理工科等背景的學生投入法律經濟學的學習，而這種選拔節約了對法律經濟學研究中高等數學以及現代經濟學的學習成本。
對於大陸法系法學學者（包括中國學者）來說，繼受法律經濟學似乎有以下一些障礙。
第一，是高等數學的知識門檻。這個是最大最致命的障礙。絕大部分的大陸法系國家法學院的學生都是從高中選拔而來，基本上不具備高等數學的知識基礎。[ix]進入法學院後也沒有機會和大量時間去系統修習高等數學等系列的相關內容。[x]法學一直被視做「文科」，死記硬背的學科，一般認為不需要學習高等數學，高中數學學習比較差的學生比較厚愛和積極報考該專業。[xi]就是有高等數學的選修課，也是非常皮毛的學習一下，根本無法運用，更談不上建模這個艱苦工作了。[xii]導致以後在學習和研究中，一見現代經濟學中的高等數學公式就束手無策，對於數學模型根本就看不懂其推導過程，無法理解其中真正涵義，頓時心裡發慌，容易產生抵觸情緒，有時就是反感出現，更不能希望他們進行相關探討和建模等深入研究。[xiii]反觀英美法系的美國和加拿大，它們的高校一般是給大一本科新生開設高等數學的選修課，甚至是將數學專業的大部分課程一起讓學生選修，一直可以選修到畢業甚至到研究生階段。[xiv]現代經濟學一般都用高等數學、甚至是非常深奧的數學進行研究。翻閱近現代經濟思想史可以發現，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高等數學推動的。可以說，一個經濟學者數學基礎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在現代經濟學研究成就的高度。而進入21世紀，西方的法律經濟學研究中的數學也大量運用，定量分析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可以預見，未來的主流法律經濟學也將是「數學帝國主義」的奴僕。
第二，現代經濟學的知識門檻。在大陸法系國家的高等教育中，法律學科和經濟學科都是屬於獨立的一級學科，一般都獨自設立院系，互不交流。經濟學院的學生頂多修一至兩門的法學課程。[xv]法學學生也基本上不去系統學習現代經濟學的內容。[xvi]就是學有餘力，頂多也就是選修一些經濟類課程，對其了解個大概而已。[xvii]因此，大陸法系法學學生對經濟分析工具，尤其是比較新的分析方法，實在知之甚少。由於對這一領域知識的不足，法學研究者更無法關注經濟學研究領域最近的變革。[xviii]今天的法學學生不再像過去那樣接受基礎的經濟學訓練。[xix]在中國大陸，法學本科的學生只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對現代經濟學尤其是凱恩斯以後的主流經濟學基本不了解，而這個恰恰是法律經濟學的經濟學基礎知識。就是在民商法、經濟法、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方向）的這些研究生專業課程中，也未見經濟類課程的蹤影。[xx]這種經濟學知識上的先天不足，對後續進行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將是一個嚴重的缺陷。由於對經濟學的直觀認識來自於每天都進行的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使得大多數大陸法系的法學工作者有理由相信自己擁有足夠的經濟學知識來完成他們的工作，其實這是一種盲目樂觀和自信自滿的「阿Q精神」的表現。而對他們中的另外一些人而言，法律經濟學的分析手段又被認為是一種過於狹窄的研究進路，因而被排除在其法律討論范圍之外。同時，法律學科的內部劃分也無形中擴大了法律和經濟之間的距離。因此，能夠略微知道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法學家也就是那些專攻商法和經濟法的研究者了。

4. 中國人在義大利犯法保釋期間逃跑回國行嗎

既然有擔來保人，擔保人肯定源應對被擔保人的行為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
就中國的法律來說，如果擔保人未盡到擔保人職責的，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被保證人有違反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行為，保證人未及時報告的，對保證人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釋」第七十三條規定：「根據案件事實，認為已構成犯罪的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期間逃匿的，如果保證人與該被告人串通，協助其逃匿以及明知藏匿地點而拒絕向司法機關提供的，對保證人應當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具有前款規定情形的，如果取保候審的被告人同時也是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保證人還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但應當以其保證前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起的訴訟請求數額為限。
雖然義大利的法律與中國的法律不一樣，但是擔保的法律原理是相通的，因此你所說的情況擔保人應該有法律責任。

5. 警察可以在訴訟中做證人嗎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的規定，擔任過本案證人的偵查人員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換句話說，在我國的刑事訴訟中，承辦案件的偵查人員不能同時充當本案的證人，否則，就會與其承擔的訴訟職責不相符合，可能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目前，這種觀點已成為學術界的通說。那麼，承辦案件的警察到底該不該出庭作證？如果能，他們的身份應當如何界定？警察作證有沒有限制？在我國警察作證有那些障礙？如何構建我國的警察作證制度？這些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初步探討。
一、警察作證的理論基礎
1、檢警一體理論。為了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保障控訴獲得成功，基於檢察機關和偵查機關共同的追訴職能，無論是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一般都賦予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指揮權、參與權、指導權、監督權等權力，即實行所謂「檢警一體化」。[1]在檢警一體化模式下，警察是檢察官的當然助手和控訴支持者。一方面，在偵查階段，警察要在檢察官的領導、指揮下展開偵查工作，根據檢察官的要求收集證據，抓獲犯罪嫌疑人或採取強制措施，直到檢察機關認為證據足以保證控訴的成功為止。另一方面，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警察應當根據檢察官的要求補充偵查以提出新的證據材料，或者必要時檢察官要求負責訊問、勘驗、檢查、搜查、扣押、鑒定的警察出庭作證，接受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以言詞的方式向法院說明自己收集的證據系合法所得，以便有效地反駁辯護方提出的證據與主張。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隨著現代社會民主與政治的不斷發展以及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人們的權利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國家的權力越來越受到一定限制。這反映在現代刑事訴訟中就是越來越強調程序公正與保護人權，國家決不能因為控制犯罪的需要而過分追求實體真實或者不擇手段，懲罰犯罪也決不能以犧牲當事人的合法權利為代價。而偵查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恰恰與上述理念相違背。有鑒於此，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無不通過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偵查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予以規制。但是，如何確認非法證據的存在進而對其予以排除在客觀上需要警察出庭作證對其取證行為加以說明。這是因為，一方面，公訴人對偵查人員收集證據的過程缺乏詳細地了解，如果他僅憑偵查筆錄或者偵查機關的情況說明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而負責偵查案件的警察對收集證據的全過程了如指掌，所以對證據是否合法心知肚明，此時由警察出庭就證據的合法性予以闡述最合適不過，因此，從客觀上講，公訴人員需要警察出庭作證對其取證行為的合法性予以闡述以反駁辯方就某個證據的合法性提出的質疑。另一方面，被告人對其是否實施犯罪行為最為清楚，再加上其本身就是偵查人員收集證據的對象，因而它對於警察是否非法收集證據也知根知底，當然需要警察出庭作證並渴望非法證據能夠得到排除，從而保護其合法權益。可以說警察出庭作證是控辯雙方「雙贏」的要求。
3、直接言詞原則或者排除傳聞規則。為了確保程序公與審判公開，在大陸法系國家刑事審判中非常強調直接言詞原則的運用。該項原則其中的一個重要要求是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證據材料均應以言詞陳述的方式進行，訴訟各方對證據的調查應以口頭方式進行，如以口頭方式詢問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等，以口頭方式對實物證據發表意見等，任何未經在法庭上以言詞方式提出和調查的證據均不得作為法庭裁判的根據。[2]英美法系國家中盡管沒有確立直接和言詞原則，卻設有與之相關的「傳聞證據規則」（hearsay rule; rule against hearsay）。[3]]根據這一規則，提供證言或者證據材料的原證人在一般情況下應當出庭，當面接受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而禁止法庭採用「傳聞證據」（hearsay evidence）。上述情況表明警察應當出庭就有關的取證行為向法庭陳述，而不能以偵查筆錄代替之。[4]
客觀地講，上述三個理論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典中並沒有直接的體現或者說是體現得並不充分。因此，在實踐層面，若以此作為警察出庭作證的理由是存在一定瑕疵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兩高的司法解釋，警察卻有義務向法庭說明其收集的證據的來源。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150條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40條的規定，公訴人應當就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的來源、特徵等作必要的說明，讓辯方辨認並發表意見。而控辯雙方難免發生爭議，一旦發生爭議，根據《規則》第341條的規定，公訴人應當出示、宣讀有關訴訟文書、偵查或者審查起訴活動筆錄。如果控辯雙方對上述筆錄仍存在爭議，根據《規則》第343條的規定，公訴人員可以建議合議庭通知負責偵查的人員出庭陳述有關情況。另外，《解釋》第138條也規定：「對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實，經審判長准許，公訴人可以提請審判長傳喚……勘驗、檢查筆錄製作人員出庭作證……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和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分別提請傳喚尚未出庭作證的……勘驗、檢查筆錄製作人出庭作證……。」顯然，這里的勘驗、檢查筆錄的製作人包括警察在內。
二、警察作證的訴訟價值
1、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釐清一系列司法實踐中的錯誤認識，從而樹立正確的訴訟理念。這主要表現為：（1）糾正證據的概念。在我國刑事庭審中，由公安機關出具的「關於被告人某某投案情況的證明」、「關於審訊情況的證明」、「關於某某報案情況的記錄」等材料被大量地採用。然而，這些材料是證據材料還是證據？如果它是證據材料，那為什麼在判決書中又被採用？如果它是證據，那麼它屬於什麼哪一類證據？這恐怕是難以回答的。而如果允許警察出庭作證，這些可以視為證人證言。（2）糾正證人的概念。長期以來，我國理論界與實踐界一直堅持證人優先原則、證人不可替代原則，從而反對在同一案件中將擔任偵查職責的警察同時作為證人。而警察恰恰是能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的。對這個問題，下文再作闡述，此處從略。（3）糾正警察特權思想。警察承擔維護社會安全與偵查犯罪的重任，在偵查過程中從來都是訊問或訊問的主角，讓其屈尊下駕出庭作證接受曾經被其拘留、逮捕和訊問的被告人以及辯護人的質詢，恐怕使警察在這一角色轉換過程中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究其原因就是警察特權思想作怪。
2、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解決長期困擾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某些問題。這主要表現為：（1）抑制警察非法取證行為。由於種種原因，我國警察非法取證行為在很多地方還相當普遍。而這同警察不出庭作證恐怕不無關系。因為在警察不出庭作證的情況下，辯護方由於得不到同證據提供者即警察當庭質證的機會，所以有時很難揭露並證實警察的非法取證行為。即便檢察官、法官對此有所警覺，往往由於他們對警察不出庭作證採取容忍態度而使其非法取證行為不了了之。（2）提高證人出庭率。長期以來，我國證人出庭率比較低，在很大程度上不利於貫徹落實新的庭審方式。但如果警察能夠出庭作證，無疑會對證人起到表率作用，從而帶動證人出庭作證。（3）解決惡意翻證、翻供問題。在刑事庭審中，當被告人翻供或者證人翻證時，如果警察能夠出庭作證同他們進行對質，無疑能夠有效地戳穿他們的謊言。（4）保障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一方面，警察由於出庭作證，使被告人的質證權得到實現，從而彰現程序公；另一方面，這有助於被告人通過揭示非法取證行為，使法庭排除對被告人不利
的證據，從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和提高其防禦能力。
3、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理順公檢法之間的關系，構築科學的司法體系。這主要表現為：（1）它有助於改變目前我國偵檢機關互相獨立、檢警分離的狀況，使控訴機關在審前程序中確立核心地位。（2）它有助於改變檢察官法律監督者的地位，促進檢察官當事人化。（3）它有助於法院確立「最終裁判者」的地位和保障法官在庭審中居於核心地位，從而將審前程序尤其是偵查程序納入司法審查的控制之中。(4)它有助於實現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從而真正構築對抗制的審判方式。
4、警察出庭作證有助於提高訴訟效率。在我國刑事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常常辯稱警察有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而要求排除非法證據。面對這種辯護理由，檢察機關一方面因為證據並非自己收集，加上警察又不出庭與其當庭對質，所以公訴人在這種情況下往往無法對此予以回應。但為了確保司法公正和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公訴人又不能不對此一概不予理睬。這往往迫使法官宣布延期審理，以查清偵查人員是否有非法取證行為。但檢察機關對警察的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調查往往由於碰到各種阻力或者取證困難而無功而返。而辯方有時為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卻不依不饒，這就常常導致案件久拖不判，既有違司法公正也不利於司法效率。而一旦偵辦案件的警察出庭作證，在很大程度上就能當庭解決上述問題而不必延期審理，從而減少波斯納所說的「錯誤消耗」，提高司法效率。
三、警察作證的身份界定
目前，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實踐界，大多數人對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是持反對態度的。其理由主要有：⑴證人必須是在訴訟之前了解案件情況，所以證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而警察只是在偵查機關立案之後即在參與偵查過程中才了解到有關案件情況，而且警察是可以替換的，所以警察不能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⑵證人必須是當事人以外的訴訟參與人，且與訴訟案件的審理結果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即「自己不能給自己作證」。而警察是行使偵查職能的工作人員，如果允許警察出庭作證會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8條的規定，曾擔任過本案證人的偵查人員應當適用迴避。我們認為，不管是從借鑒國外經驗出發，還是從訴訟法理分析，承辦案件的警察都應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的警察可以稱之為警察證人。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1、承辦案件的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是世界許多國家的做法。在英美法系，刑事證人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包括了所有在訴訟過程中向司法機關提供口頭證詞的人。因此，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實踐中，警察經常作為控方的證人出庭作證，辯方也可以依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和具體需要傳喚某個警察出庭作證。在美國，警察出庭作證非常普遍，只要案情需要，警察就必須出庭作證，且要像普通證人一樣宣誓，然後接受辯護方的訊問和質證。否則，警察可能構成偽證罪或者妨害司法罪。如在著名的o.j.辛普森刑事訴訟案件中，辯方律師正是抓住了控方主要證人即福爾曼警探出庭作證時的漏洞，才使辛普森免去了牢獄之災。[5]在英國，警察被視為法庭的公僕，在出庭作證問題上，警察與其他普通證人負有同樣的義務和責任。[6]在澳大利亞，根據《1995年證據法》第33條的規定，在刑事訴訟中，除特殊情況外，承辦案件的警察可通過宣讀證詞或者根據其先前撰寫的證詞引導作證，為控方提供直接證據（evidence in chief）。[7]
根據大陸法系傳統理論，一般認為證人是專指向司法機關陳述所知案件情況且又不具有其他訴訟身份的人員，因而主張主辦案件的法官、檢察官及協助其偵查犯罪的警察不得同時為證人。如《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195條就明確規定：「司法警官和警員不得就從證人那得知的陳述內容作證。」[8]但也有許多大陸法系國家允許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如在法國的輕罪審判程序中，法官訊問被告人之後，就是詢問證人，而詢問證人通常是先詢問檢察官的證人，警察最先，專家證人最後，然後詢問被告人、民事當事人的證人。[9]這說明法國的警察同英美法系國家一樣都可以作為控方的證人出席法庭作證。在前蘇聯，法院若需要查明進行偵查或調查的條件時，可以把偵查員或執行調查職務的人作為證人傳喚到法院。[10]在日本，司法警察可以就勘驗結果在公審日期作為證人而受到訊問。[11]在我國台灣，在別無錄音帶或錄音帶附在訊問筆錄可供調查時，對於取得被告自白之經過，法院實有了解之必要，作為採用自白證據之依據，為此必須傳喚取得被告自白之司法警察官員，以警察證人之身份出庭說明取得被告自白之經過。[12]
2、警察作證並不違反證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徵。根據學術界的通說，證人是以本人所知道的情況對案件事實作證的人，所以證人具有不可替代性。筆者對此表示贊同。但以此為由推導出「證人優先原則」進而反對警察作為證人並不能成立。首先，證人作證的案件情況既包括實體性事實，也包括程序性事實。這是因為刑事訴訟過程既是一個適用實體法的過程，也是一個適用程序法的過程，而適用程序法的過程必然產生程序性事實；就案件本身而言，它是一個程序法上的概念。尤其是當程序性事實成為控辯雙方的爭議事實時，法官應對此予以查清而不能置之不理。否則，會對是否正確定罪量刑產生一定影響。如不對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行為予以澄清，就難以判斷被告人口供的真實性，進而對被告人是否定罪量刑也無從談起。因此，主張證人必須就訴訟之前的案件情況作證從而反對警察的證人身份是不全面的。其次，就執行某項偵查任務而言警察的確具有可替代性，但是，警察一旦執行某項偵查任務，他就成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的特定人，如偵查人員接受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情況，偵查人員在跟蹤、盯梢、誘惑偵查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等等，此時他又成為不可代替和不可選擇的人。
3、警察作證並非「自我證明」，對其作證就會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的擔心是不必要的。不可否認，偵查人員作為證據的提供者，他既是取證行為的實施者又是取證行為的見證者。所以，從警察作證的內容上看，他的確是在就自己的取證行為作證。但是，偵查人員不是訴訟當事人，他在法庭上作證本質上是為了支持公訴人的控訴，或者是為了滿足辯方質證權的需要。雖然警察作證有時會導致對己不利的後果，如因非法取證而受到的行政處分等，但他對控訴本身能否獲得成功並不承擔責任。就算警察作證是「自我證明」，但它提供的證言像其它證據一樣也要受到法庭的審查判斷之後才能採信。因此，冤假錯案的產生並不在於誰作證人而是在於證明內容的謬誤。難道「不自我證明」就能避免錯案？4、《刑事訴訟法》第28條關於警察迴避的規定是不恰當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擔任過證人的警察之所以適用迴避主要是因為，偵查人員如果在本案中曾擔任過證人，為本案提供過證言，就有可能對案件事實或案件的實體結果產生先入為主的預斷，無法再客觀、冷靜地收集證據，從而導致不公正。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理的。主要理由如下：（1）從訴訟發展過程來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問題要經過法庭審理之後才能最後確定，而等案件移送到法庭審判時，偵查人員實際上早已完成本案的偵查任務，不可能發生身份競合情形。也就是說，在法庭審理階段，警察的偵查人員身份與證人身份處於分離狀態，或者說是，警察的身份已由偵查階段的偵查人員轉換為審判階段的證人。因此，以偵查人員不能身兼二任為由反對警察出庭作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看到警察的身份可以發生分離或者轉換這一規律。（2）偵查人員的職責就是收集證據，至於是否客觀公正要到審判階段受到法官的司法審查之後才能予以評判。如果因為偵查人員可能無法客觀地收集證據而使其迴避，那麼偵查人員適用迴避的情形遠遠不止這些。照此推理下去，偵查人員是不是都要適用迴避？（3）在特殊情況下，如在偵查人員跟蹤、盯梢、誘惑偵查過程中，往往只有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在現場，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供罪又讓偵查人員迴避而不出庭作證，那麼勢必會放縱犯罪。
四、警察作證的基本范圍
盡管警察可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但警察客觀上又行使過偵查權，所以警察畢竟不同於其他證人，這就決定了警察作證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能讓警察就其了解的所有情況都向法庭作證。否則，它是不利於偵查工作的順利開展的。我們認為，只有在下列幾種情況下，控辯雙方或法官才可以要求警察以證人身份出庭提供證言：
1、警察如果在犯罪現場目擊犯罪事實發生，或者當場抓獲犯罪行為人，或者重大犯罪嫌疑分子進行投案時，或者犯罪行為人投案自首時，那麼以後法院在對這起案件進行審判的過程中，該警察應當就他所目睹的犯罪過程或者抓捕經過或者盤問、受案情況出庭加以證明。例如，警察在巡邏時發現某人盜竊倉庫內的貨物時，他應當出庭就盜竊的時間、地點、手段、物品等情況出庭作證。
2、警察實施現場勘驗、檢查、搜查、扣押、辨認等活動時，即使是當場製作的筆錄，也不能完全保證其內容就是真實情況的反映，如果控辯雙方對此有疑問，警察應當出庭就勘驗、檢查、搜查、扣押、辨認等活動的進行過程提供證詞，以便當庭核實這些筆錄的真實性與合法性。例如，對於警察在現場勘驗、檢查、搜查、扣押活動中獲取的某種實物證據的提取過程、保管過程，如果辯方對該實物證據是否是原物存在異議，或者提出該實物遭到人為地破壞，或者要求控方提供其在犯罪現場遺留下來的對己有利的實物證據時，警察應當出庭證明整個實物證據的提取過程和保管過程是否合法。又如，當辯方對證據及其偵查行為的合法性提出異議時，警察應當出庭陳述，以證實沒有實施刑訊逼供、沒有非法搜查、扣押等。
、警察通過秘密偵查手段獲取的證據。秘密偵查手段通常是在犯罪嫌疑人未察覺的條件下進行的，且往往沒有第三者在場見證，警察的大多數偵查行為都是自行決定、自行執行，缺乏必要的制約，其中難免會發生偏差。為了防止警察有意或無意地歪曲犯罪嫌疑人的意願，讓警察出庭接受審查以證明秘密偵查行為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在庭審階段，警察的秘密偵查行為業已完成，沒有必要對此繼續保密。
4、在必要的時候，如辯方確有異議，或者偵查行為本身有瑕疵，刑偵技術人員應當出庭作證，對偵查活動中的有關專門性問題予以說明，如涉及現場勘查的攝影技術、痕跡的固定、判斷以及物證的提取、處理技術等。特別是在我國目前偵查機關自偵自鑒的狀況下更應如此。
5、如果辯方聲稱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警察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或律師取得的證人證言同警察獲取的證人證言有較大出於且難以判斷孰是孰非，而且上述情況能夠引起法官合理懷疑時，警察應當出庭與被告人以及相關證人進行對質，以判斷口供與證人證言的真實性。
6、使用「誘惑偵查」獲得的證據。誘惑偵查手段的運用是現代社會同犯罪作斗爭的客觀需要。實踐證明，誘惑偵查在某些無特定受害人的對偶性違法犯罪、有組織犯罪和智能性犯罪案件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誘惑偵查好似一柄雙刃劍，如果使用不當就會傷及無辜。因此，很有必要讓承擔誘惑偵查任務的警察出庭就有關情況作證。
五、警察作證的主要障礙
六、警察作證的若干構想
太長。。。。。。。參閱http://www.daima.com.cn/LW/4/daima3063/

6. 法庭最後陳述詞.（求救）

在法院案件審理的時候，被告人是有最後陳述的機會，如在最後陳述說得好的話，對於案件的審判結果是會轉變的，有可能會從敗訴到勝訴的轉變。

1.被告人最後陳述怎麼說?

最後陳述權是刑事被告人在庭審中所享有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其理論基礎主要在於立法對刑事被告人弱勢地位的特別關注以及對言詞原則的體現。最後陳述程序的設置，有助於法官更好地發現案件真實，同時還凸顯了對被告人人格的尊重，又可以對旁聽民眾有一種特殊的教育功能。在性質上最後陳述權主要是辯護權，此外還體現為一種情感宣洩權。

2.最後陳述權-理論基礎-被告最後陳述權

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訴訟機制的正常運行離不開控方與辯方在力量對比上的相對均衡，在中國刑事訴訟機制轉型的今天尤應如此。因為，力量相對平衡是形成對抗的前提所在。不過，為大家所達成共識的是，代表國家參與訴訟的檢察官和被告人一方在參與訴訟的能力上存在著先天的嚴重不平等。有人就曾形象地將刑事訴訟描述成是檢察官代表強大的國家向弱小的被告人發動的一場戰爭。控方掌握著國家強制力，可以實施各種強制措施，而被告人似乎僅是被強制的對象。因此，各國不得不在立法上紛紛採取方略以平衡控辯雙方的訴訟地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略便是賦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保障或特權，以使其在參與能力和訴訟地位方面逐步接近或趕上他的檢察官「對手」，使控辯雙方能夠形成對抗之勢。被告人被賦予的特權可以分為兩類——實體上的權利和程序上的權利，前者譬如對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原則的規定，後者譬如一些國家對被告人沉默權的規定。可以認為，被告人在庭審中被賦予最後陳述權也是這種特權在程序上的一個體現。這一點在與民事訴訟的對比中也可得到驗證：民事訴訟中兩造的天生平等註定了民事被告人不能享有特殊的最後陳述權。

另外，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行使必須以當庭口頭陳述為唯一的形式，任何書面等其他形式都不能替代口頭陳述。因此，最後陳述權又被認為是言詞原則的當然體現。所謂言詞原則，是指法庭審理案件必須以言詞陳述的方式即口語形式進行。公開的直接言詞審理取代秘密的間接的書面審理，是訴訟制度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個重大發展。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凡是未經當庭以言詞方式調查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書面辯護詞等任何書面材料的提交不能成為剝奪或限制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理由。可見，作為現代審判原則之一的言詞原則也是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一個理論基礎。

3最後陳述權-功能-法庭審判的最後陳述權

其一，作為法庭審理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有助於法官發現案件真實。在具體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最了解案情者，因此其陳述對案件的審理有著舉足輕重的價值。而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又常常能夠最集中、最明顯地表現出被告人的主觀個性特點。通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被告人的最後陳述較之其以前的各種陳述，往往有新的內容。因此，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對於法官作出正確的判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果在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中發現了新的證據或者其他新的情況，法官應當進一步採取措施而不是徑行休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的司法解釋中就規定：「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實、證據，合議庭認為可能影響正確裁判的，應當恢復法庭調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辯解理由，合議庭認為確有必要的，可以恢復法庭辯論。」

其二，最後陳述程序可以突顯對被告人人格尊嚴的尊重。如果說前述一方面是出於能夠准確地懲罰犯罪的考慮的話，那麼這里可以認為是出於保障被告人人權的考慮。隨著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們對程序的關注也日漸強烈，過去那種程序法是實體法的附庸的觀點已經不再是學術界甚或實務界的主流觀點。人們意識到程序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並且這種價值又是多元的。其中程序能夠體現當事人做人之尊嚴的價值引起了充分注意。「訴訟法規定的程序保障體制強調了當事人的人格尊嚴和法律關系主體地位，體現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觀念，使訴訟具有理性活動的形象。」不管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對最終的裁判結果有無實質的影響，最後陳述程序還是可以讓被告人內心壓抑已久的情感得到一定的釋放。雖然被告人的主體地位已得到確立，但誰也不能否認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人是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境地，這種境地難免會對其心理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因此，為被告人設置一個釋放情感的平台並非毫無必要。當然，在最後陳述中被告人並非可以毫無邊際、言無不盡，還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對此下文將作專門論述。

其三，被告人的最後陳述還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即以個案的形式向旁聽民眾宣示法律以及勸誡民眾切勿違法犯罪。本來，教育功能應當說是整個庭審乃至整個刑事訴訟的一個功能。但是，被告人最後陳述往往會帶有更為濃烈更為直接的教育色彩。被告人會從自己的切身體驗出發，情感豐富地向人們展示其內心感受，具有一種「最後的臨別贈言」的性質。有一些陳述可能與認定案件事實毫無關系，所以在其他程序中可能並無機會做出。而各國立法對被告人最後陳述的限制一般都是「與本案有關」或者「不離題」，這類陳述雖說與認定事實無關，但應當說是還是「與本案有關」的，也是「不離題」的。況且這類陳述還會關繫到量刑時所考慮的認罪態度問題。最後陳述較之於其他庭審的過程可能更會打動旁聽民眾，體現出勸誡教育的功能。當然，法官也不能因於此而將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向這方面引導，畢竟最後陳述是被告人的權利，它還承擔著體現被告人做人尊嚴的功能。

最後陳述權-性質定位審判從最本質的角度上來講，應當說被告人之最後陳述權是屬於辯護權的范疇。所謂辯護權，是指法律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針對指控內容進行辯解、反駁，以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權利，簡單地說就是對控告進行辯護的權利。一般認為，辯護權具有三個特性：專屬性、防禦性和絕對性。最後陳述權也是具有上述三個方面的性質。最後陳述權的專屬性意味著它是專屬於刑事被告人的一項權利，即使有律師代為發言，也是不能限制被告人還是可以進行最後陳述。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58條第(二)項和第(三)項便規定：「(二)由被告人作最後陳述。(三)即使有辯護人為他作了發言，對被告人仍然應當詢問他是否有為自己辯解的陳述。」在防禦性方面，最後陳述權就體現得更為明顯。它本來就是立法為了平衡控方和被告人的訴訟能力而多為被告人附設的一道防線，在形式上又體現為被告人作為防禦一方的最後一道防線。最後陳述權的絕對性應當體現為只要一個公民受到了刑事公訴和刑事審判，而不管其犯罪性質、嚴重程度如何，他都應享有最後陳述權。我們不能以罪輕為理由認為沒有最後陳述的必要，從而限制剝奪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如《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在第523條規定「最後陳述的進行」時便提出：「……5、在任何情況下，如果被告人和辯護人要求最後發言，應當得到允許，否則導致行為無效。」

辯護權是被告人的一項基本權利，貫穿於整個訴訟過程之中，它有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同一般意義上的辯護權相比，最後陳述權有著獨特之處：一是最後陳述的主體僅是被告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辯護人代為行使，這顯然有別於其他的辯護權;二是在最後陳述中，並不存在如其他辯護權中控辯雙方直接意義上的對抗，在這一階段中，只有被告人一人進行陳述，不存在控方的辯駁，其意見可得以充分提出。

另外，最後陳述權又不完全是一種辯護權。最後陳述權有一個功能是突顯被告人的尊嚴感，釋放被告人的內心情感。而辯護權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首先要體現為一種對抗。有些情況下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並不具有對抗性，僅僅是一些抒情性質的發揮，最後陳述權會體現為一種情感宣洩權。最後陳述權的這種性質也是由被告人的受國家追訴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這種地位意味著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要比其他任何人承受更多的心理壓力。當然，被告人情感的釋放也並不是漫無邊際，應當是與案件有關的。

7.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國外相關規定

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無論何人，除非根據大陪審團的報告或起訴，不得受判處死罪或其他不名譽罪行之審判，惟發生在陸、海軍中或發生在戰時或出現公共危險時服現役的民兵中的案件， 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為而兩次遭受生命或身體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給予公平賠償，私有財產不得充作公用。
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例指出，「刑事訴訟中或許唯一最重要的組織原則是被追訴者不得被強制協助對自己的指控」。
法國《刑事訴訟法》（1993年修正）第114條、第116條、第128條和第133條，規定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相關規則。
德國《刑事訴訟法典》（1994修改並生效）第136條第一款對又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作了專門規定：「初次訊問開始時，要告訴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行為和可能適用的處罰規定。接著應當告訴他，依法他有就指控進行陳述或者對案件不予陳述的權利，並有權隨時地，包括在訊問之前，與由他自己選任的辯護人商議。此外，對他應當告知可以申請收集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在對此適當的情況中還應當告訴被指控人可以用書面陳述。」
荷蘭《刑事訴訟法》第29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沒有義務回答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提問，警察在有合理的理由懷疑某個人有罪時，在訊問之前必須告知他「沒有義務回答問題」；如果因為警察未能提出警告而使嫌疑人的權益受到損害，或者嫌疑人受到來自警房的任何不當壓力，那麼由此獲得的口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義大利新《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在開始訊問前，除第66條第1款的規定外，還應當告知被訊問者，他有權不回答提問。
葡萄牙《刑事訴訟法》第61條也規定，被追訴者在刑事訴訟的任何階段，都有權不回答有關指控他的犯罪事實或者對於這些事實的陳述內容的問題，關於受到指控的犯罪事實方面的提問，嫌疑人可以拒絕回答或者作虛假的回答，不得從其沉默中作出不利推論，也不得因其作虛假陳述而追究其刑事責任。
日本《憲法》第38條規定，對任何人都不得強制其作不利於本人的供述。以強迫、拷問或威脅所得的口供，或經過非法的長期拘留或拘禁後的口供，均不得作為證據。任何人如果對自己不利的唯一證據是本人口供時，不得被判罪或課以刑罰。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11條的規定，在法庭審判過程中，被告人可以始終沉默或對各個質問拒絕供述。
此外，保加利亞、波蘭、南斯拉夫的刑事訴訟法律，都有關於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規定。

8. 義大利某華商為何被檢方公訴

當地時間7月23日，義大利普拉托警方向當地媒體通報，一家位於普拉托紡織品工業批發區、由華商經營的大型布匹批發公司，涉嫌大量走私布匹、偷稅漏稅金額巨大。警方依法扣押了該公司的走私面料，涉案華商已被警方拘捕，移交檢察機關，檢方將以涉嫌走私、騙取國家巨額增值稅、海關稅等罪名提起公訴。

經警方初步核查，涉案的兩家華人企業，累計偷逃增值稅、海關稅等各種稅款2520萬歐元，被查扣的走私面料商品達1億多歐元。

據悉，在此案的調查過程中，警方還查獲了一家總部設在外國的涉案公司，該公司涉嫌長時間協助兩家華人企業進行走私和稅務欺詐活動。目前，義大利警方已通報國際刑警組織，要求涉案公司所在國協助進一步調查。

9.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鑒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邢訟法制度

您好。
其次，從比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國家的證據補強規則與我國基本證據規則相接近，但兩者的規定卻有一定的差別。從繼承關繫上看，證據補強規則並不能推導出孤證不能定案。

1、從傳承上看，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一般規定對於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願自白（即口供），不需要補強證據，直接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使用；而對於法庭外的自白則需要進行補強。在大陸法系國家，則一般要求無論是法庭上的自白還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補強證據。[3]我國刑事訴訟法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陸法系的相關規定。而大陸法系中並沒有規定孤證不能定罪的規則，也沒人認為能從證據補強規則中推導出該規則。

2、從證據補強的原因來看，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雖然證據補強規則具體規定有所差別，但是規定證據補強規則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慮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審訊人員的強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較低，所以需要其他證據給予補強，以擔保口供的真實性。而其他證據則不存在著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進行特殊的補強。

3、從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證據補強作不同要求的原因來看，兩者的規定之所以有差別，與其庭審制度有一定的關系。英美法系國家中, 審判制度程序復雜,定罪相對來說較為困難,庭審效率不高，但其庭審的對抗性強，被告人的防禦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願性能夠得到充分保證，因此在法庭上僅有供述也能定罪,沒有必要再另行通過特別規則予以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庭審效率低下的問題。如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檢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進行辯訴交易，法官只要認定被告人自白是自願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採納辯訴交易協議並作出判決，快速地解決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訴訟效率。[4]而大陸法系的庭審程序相對來說更注重於探明事實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動調查的傾向，其中立性沒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個訴訟程序相對簡約而有效率，控訴有力，但被告人防禦能力相對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對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進行特殊的制約，以加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從而減少冤案發生的可能性。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別是庭審制度改革，呈從職權式轉為抗辯式的傾向。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僅針對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審判階段的特殊稱謂，而在其他法條中，都是同時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從字面上理解，應當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補強。但實踐中，該條文並不僅僅在審判階段使用，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樣運用。筆者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因為審判起著指導偵查和審查起訴方向的作用，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必然要考慮法院能否作有罪判決的情況；另一方面，雖然在條文上對庭審方式做出了改革，但從實際效果上來看，我國的庭審對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陸法系比也遠不如，因此適用大陸法系的證據補強制度更符合我國的司法實際。

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誤區導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對困難，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實踐和理論脫節的因素，但其根源還是來自於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的證明標准。

誠然，我國證據制度對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國家，但是對證據真實性的追求卻並非如此。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款等條文的規定，足以說明我國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要求定案的證據確實充分，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但是「確實充分」應當說只是一個一般性、總體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規范意義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為解決缺乏標准性和操作性的問題，司法實踐中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具體的、比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標准。不管是持「客觀真實說」還是持「法律真實說」觀點，學術界比較一致認可的，可以作為我國證據標準是「排他性」標准，即從證據的調查和運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從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所得出的結論上，本結論必須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結論。有學者認為，排他性證明標准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明確、具體。理由是:(1)作為定案根據的每一個證據必須具備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2)根據認識論的矛盾法則，全案的證據經過排列、組合、分析之後，必須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達到每一個證據的前後一致，證據與證據之間一致，全案證據同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3)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情節均有相應的一定數量的證據加以證明；(4)全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本案惟一的結論(具有排他性) 。[10]筆者贊同此觀點，「排他性」證明標准強調絕對意義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結論。

不管是法律條文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還是理論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均體現了我國在對待證明標准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真理）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國家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則更側重於作為標准基本要求——實用性。

在西方國家，證明標准有「高度蓋然性」、「排除合理懷疑」、「建立內心確信」等幾種主張[11], 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准最早產生於18、19世紀的英美法系國家。除「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以外, 西方國家證明標准還有「建立內心確信」。這是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著名的證據法原則「自由心證」的基本內容。可以說內心確信, 就是刑事證明標準的正面表述。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與「建立內心確信」二者有明顯的同一性,突出表現在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建立內心確信, 就意味著排除合理懷疑, 反之亦然，一是證實主義，一是證偽主義。因此可以說, 二者只是一個標準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一項標準的兩種操作性表述。由於英美法原則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證據標准可能更具操作性, 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據標准具有普遍性趨勢。但不管是建立內心確信還是排除合理懷疑，都認為證據證明只能達到「最大程度的蓋然性」，至於這種蓋然性有多高，如果對這一標准進行量化，通說是在90%左右。正如英國《大不列顛網路全書》所稱：「由於取得證據的方法有顯著不同和區別，證據只能產生程度不同的蓋然性，而不會有哲學上的絕對真理的意義。」[12]

相比較而言，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我國刑事訴訟中的「排他性」標準的要求要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和內心確信標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懷疑與相對真實論緊密關聯，以此表述證明標准，雖然比「客觀真實」、「證據確實充分」等提法更為准確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語義與語感上，顯出證明標准與證明要求的一種下降。[13]也有學者認為，雖然與西方國家一樣, 我們也認為訴訟中認識的案件事實與客觀發生的案件事實通常是有差別的，但我們主張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更加嚴格。在現有的證明體系被打破之前，現有的證據內部必須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嚴密的證明體系, 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審員在主觀上達到完全確信的程度,而不能滿足於僅達到90 % 的可能性。[14]換句話說，我國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是在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原則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終達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國家的證明標准則不要求裁判者達到完全的確信,即並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懷疑,而僅要求此種被排除的懷疑,必須能夠說出理由,擺出道理,經得起理性論證,而不是無故置疑,吹毛求疵。

筆者認為，從希望能減少冤案、錯案的角度出發，適度提高證明標准雖然有現實必要性，但當然這樣美好的願望，在現實中能否實現，那是很值得商榷的。畢竟個人的認識能力只能達到一定程度，並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能達到全知全覺，這是客觀現實，並不是你希望能達到就能達到的。當然，這更是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證明標準的提高必然導致很多案件因為達不到該標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無罪處理，而另一方面，因為證明標準的提高，而減少的冤案、錯案則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這是一個利益權衡的結果。這一次，我們與其他制度的出發點正好相反，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選擇了側重保護人權，而西方國家側重了打擊犯罪。

根源於證據確實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標准，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這些證明方法、手段因為其本身要求的相對嚴格性，所以這也是實踐中我們在辦理具體案件中對證據認定事實的要求更加嚴格的根源所在。

一個國家選擇被告人是否擁有沉默權，是一個利益衡量、價值選擇的過程，是以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可能被侵犯為代價，換取更加有效的打擊犯罪，最終保護了大多數人不受犯罪的侵害；還是寧願放縱很多犯罪，使人們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來保護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權制度是現代法制發展的必然方向。

一國的證據制度的選擇同樣也是如此。沉默權之所以能夠根植於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夠有序地實施，除了依賴於西方價值觀念和訴訟理念支撐外，還有一系列配套的訴訟制度，得以保證刑事訴訟在被告人「不開口」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有效、順利地進行。我國與西方國家不同，在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平衡之間，用的是更加嚴厲的證據實體（即真實性）適用規則和標準的方式。而西方國家則普遍採取使用加強證據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護人權的方式，比如沉默權制度、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直接言詞原則等等，而對證據實體認定則在承認人的認識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進行了適度的放寬，從而有利於定罪。這是兩種不同的防止冤案發生的制度設計，都有其合理性。我們不可能也不合適在引進沉默權制度等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制度的同時，繼續採用嚴格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准。這樣的話，天平將完全傾向了保護人權一邊，平衡會將被打破，導致犯罪打擊不力的後果，我們只能二者相權選其一。

沉默權制度體現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將人當作手段的現代民權主義刑法思想，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為不可保留的七項最基本人權之一。我國於1998年參加了該公約，批准該公約並付諸執行是履行國家承諾的必然要求，有助於體現我國信守承諾的國際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使引進沉默權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相對來說，沉默權制度的合理性遠超過其局限性，這也是被大多數國家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國的證據實務中嚴格把握證據事實認定關，卻具有很明顯的不合理性；相對更為嚴厲的證明標准，則有違特定人在某個時期對個別事物認識是有限的這一客觀事實，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現實操作性差。所以，選擇沉默權制度相比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國法治發展和與國際接軌的必然。我國如選擇引進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沉默權制度，就要求我們不能堅持原有較為嚴厲的認定事實的證據制度，應該對證據制度進行一定改造。

1、降低證明標准，把證據確實充分改為排除合理懷疑。無論是學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還是實務中嚴格的把握事實認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於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哲學意義的、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理想主義的證據標准。將證明標准從百分之百的確信降低到90%的高度蓋然性，有利於維持因引進沉默權而被打破了的打擊犯罪與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之間的重新平衡。

2、改變審查證據主要方式，從審查與庭前書面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轉變到由親歷而感受真實性上來。在筆者看來，對於被告人口供證據價值的不同定位，將直接影響人們對於沉默權的態度。如果一項訴訟制度不能擺脫對口供證據的迷戀和依附，那麼這個訴訟制度對於沉默權制度必然產生天然的恐懼和排斥。事實上，接受、確立沉默權制度後，完全可以通過證據制度的設置來降低口供證據的價值及對口供證據的不恰當期待，以改變依賴口供辦案的習慣做法。

3、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立法方面應當完善證人（包括警察、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1）建立強制性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因特殊原因（非主觀原因）不能出庭作證的例外情形，要列舉的方式嚴格加以限制，並明確規定證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證是一種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應視其情節應給予相應的制裁；（2）建立和完善證人及其家屬保護制度和司法救濟制度。對證人及其家屬在證人出庭時的人身權利和應享有的各種權益予以保障，特別是要規定對直接或變相打擊報復出庭證人的行為人，不論處於何種訴訟階段，均應當給予經濟、行政或法律的嚴厲制裁；（3）明確證人作證經濟損失補償制度和獎勵制度。對於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對因作證支出的費用和誤工費給予經濟補償，明確規定出庭作證的補償標准及實施辦法，由專職部門（法院）進行管理和分配，對積極作證的證人給予一定的榮譽和物質獎勵。

4、健全證據補強規則。明確補強的對象、補強范圍、補強內容等。對此可以借鑒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以及以此為參考的我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確立的民事訴訟證據補強制度，對刑事證據補強規則可作如下規定：（1）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有補強證據,而非犯罪事實,如前科、沒收、追征事由等無須補強;（2）對於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的認定,必須具備補強證據;（3）在犯罪事實中被告人與犯罪人同一的認定不需要補強證據;（4）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5）對於非犯罪構成的事實,即犯罪阻卻事由不存在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 及時收集證據能使律師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況並有效發揮辯護職能。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1條規定:「主管當局有義務確保律師能有充分的時間查閱當局所擁有或管理的有關資料、檔案的文件,以便律師能向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協助。」

在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結構之下,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是訴訟當事人,鑒於控訴方與辯護方實際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國家普遍賦予辯護方充分的訴訟權利,並對偵查行為進行了一定限制,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有獨立收集證據的權利。在美國,被告人的律師幫助權被作為憲法性權利規定於《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憲法中,調查取證權是律師的基本權利之一。在「雙軌」制偵查模式下,雙方分別進行偵查,都可以調查案情和收集證據。由於雙方偵查能力對比懸殊,辯護方的調查往往只是控訴方調查的補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調查、②預審程序中的證據開示、③申請法院調取(保全)的證據、④特定偵查行為(如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在英國,辯護方在偵查階段獲取證據的方式主要有:證據開示制度、律師的調查取證權、⑤卷宗材料的閱卷權[ 1 ]。

在大陸法系傳統職權主義訴訟結構下,偵查職能由控訴方行使,辯護方與控訴方的訴訟地位並不完全平等。辯護方如認為存在證明被告無罪或罪輕的證據,只能請求偵控機關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隨著程序正義觀念的深入,職權主義訴訟結構在大多數國家逐漸被修正,這不同程度地強化了辯護方獲取證據的權利[ 2 ] 。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階段辯護方獲得證據的主要方式有:「詢問證人及鑒定人時的在場權」(第157—159、170條)、「申請證據保全的請求權」(第179條) ;在法國預審程序中,律師可以在場聽取預審法官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辯護方可以向預審法官申請並參與司法鑒定、請求預審法官詢問證人以及進行新的調查,預審法官拒絕的,辯護方可請求上訴法院起訴審查庭復議[ 3 ] ;《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a規定了被指控者請求收集與其有利的證據的權利;辯護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 4 ] ,辯護人可以勘驗犯罪現場、詢問證人、製作私人鑒定報告、請求被追訴者的親友行使證言拒絕權等[ 5 ] ;義大利法律規定在初期偵查期間,被調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調取證言、進行鑒定或者司法實驗、組織辨認[ 6 ] , 2000年12月7 日頒布的法律還確立了辯護方偵查的規則[ 7 ]。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1第2款是什麼意思

訴抄訟法51條只有一款，其內容為公檢法應該依法辦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 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人民法院判決書，必須忠實於事實真象。故意隱瞞事實真象的，應當追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