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方日本行政法百度雲

1. 楊建順的代表作品

論文類：
《論「服務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論經濟規制立法的正統性》，載《法學家》2008年第5期
《導讀：拓展和創新行政法學研究的階梯》，載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計劃行政的本質特徵與政府的職能定位》，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摘錄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公共行政》2007年第10期
《論政府職能轉變與建設和諧社會》，載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法律問題》（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2006年年會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版
《論城市創新中的市民參與》，載《法學雜志》2007年第3期（總第166期）；收錄入北京市法學會編《走進法治——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2008年7月
《論根治腐敗的制度支撐》，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論行政評價機制與參與型行政》，載《北方法學》創刊號，2007年1月
《論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及其制度支撐》，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6年）
《論構建和諧社會中城管執法的作用》，載《法學家》2006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6年）
《新世紀中國行政法與行政法學發展分析——放權、分權和收權、集權的立法政策學視角》，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7年第3期
《建立和完善國家科研項目監理制度》，載《人民法院報》2006年4月17日
《論行政復議——我國行政復議的現狀與課題》，載《人大法律評論》2004年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行政訴訟的類型與我國行政訴訟制度改革的視角》，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 11期
《行政訴訟法修改的視點和方向》，載《人民法院報》2005年6月20日；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8期
《論行政訴訟判決的既判力》，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 12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5年）
《論房屋拆遷中政府的職能——以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的衡量和保障為中心》，載《法律適用》2005年第5期
《論產品質量保障、消費者維權與政府職能定位》，載應松年教授賀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行政法的中國之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論基層政府法治建設的定位及其發展方向》，載《南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1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6年第 3期
《高校教師聘任制與維權、救濟機制》，載《中國教工》2005年第3期
《公共利益辨析與行政法政策學》，載《浙江學刊》2005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5年第5期全文轉載（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5年）
《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全文收入中國法制出版社編《憲法與行政法論文選萃》，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全文收入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行政法學精萃（2005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4年）
《行政立法過程的民主參與和利益表達》，載《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4年）
《論行政裁量與司法審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的理論根據》，載《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5期予以摘錄；被收入周國均主編《中國法學文叢?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版；被收入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行政法學精萃（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公共選擇理論與司法權的界限》，載《法學論壇》2003年第3期
《論危機管理中的權力配置與責任機制》，載《法學家》2003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6期予以摘編刊載（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行政許可的合理化與相對人的權益保障》，載孫琬鍾、江必新主編《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權益保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論政策制定的程序化、法制化和民主化》，載《政府法制建設》2003年第5期
《明確法律定位，建立健全教師獎懲和救濟機制》，載《中國高等教育》2003年第17期（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日本行政執行制度研究》，載《法學家》2002年第4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3年第1期全文轉載
《關於行政執行權力配置的思考》，載《人民法院報》，2002年8月12日；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2年第6期全文轉載
《教師聘任制與教師的地位——以高等學校教師為中心》，載《中國教育法制評論》第1輯，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行政程序立法的構想與反思》，載《法學論壇》2002年第6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3年第2期全文轉載
《論政府職能的轉變與行政許可的原則》，載《法制建設》2002年第2期
《論勞動教養的目的及政府和社會的責任》，載張紹彥、陳興良、儲懷植主編《理性與秩序——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政務公開和參與型行政》，載楊解君編《行政契約與政府信息公開——2001年海峽兩岸行政法學術研討會實錄》，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行政強制中的和解——三環傢具城案的啟示》，載《南通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2年第4期全文轉載
《日本國會議員選舉制度與憲政建設》，載王曉民主編《議會制度及立法理論與實踐縱橫》，華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關於依法行政觀念的十個問題》，載《嶽麓法學評論》第二卷，2001年11月
《行政訴訟與司法能動性——劉燕文訴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案的啟示》，載《法學前沿》第4期，法律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論行政訴訟判決的拘束力》，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9月17日
《憲政與法治行政的課題——憲法與行政法學領域的「現代性」問題研究》，載《人大法律評論》2001年第一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法官論壇》2003年第3期、第4期予以全文連載
《日本的行政法治之路》，載應松年、袁曙宏主編《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論研究與實證調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論完善行政監督制約機制》,載《人大法律評論》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行政訴訟的界限與行政法學研究的課題》,載《行政法學研究》第28期，1999年12月
《中國行政法和行政法學20年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1999年第1?2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9年第3期轉載
《日本行政法的概念、對象和范圍》,載 《外國法譯評》1998年第3期
《關於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第3期，1998年6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8年第4期轉載；《法制建設》1999年第1～3期連載
《日本行政處罰的理論與問題》,載《法學家》第39期, 1996年12月
《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
《日本憲法訴訟理論與實踐發展述評》,載《法學家》第32期, 1995年10月
《關於行政行為理論與問題的研究》,載《行政法學研究》第11期，1995年9月；人大書報復印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 年 第 期全文轉載
《關於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載《蘭州學刊》第79期，1994年8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社會主義研究》1994年第12期全文轉載
《大膽借鑒、勇於創新、建立完整系統的行政法體系》,載《行政法學研究》第7期，1994年7月
《中國公務員制度論考》（日文，博士論文要旨）, 載日本《一橋論叢》108卷5號，1992年11月
《中國國情與公務員制度的導入》（日文）,載日本《一橋研究》第17卷第2號, 1992年7月
《中國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展開與課題》（日文）,載日本《一橋研究》第14卷第3號, 1989年10月
《行政訴訟中和解的法理》（上、下）（日譯漢，[日]南博方著），載《環球法律評論》2001年春季號（2001年3月）；冬季號（2001年11月）
《日本行政法的現狀與課題》（日譯漢，[日]南博方著）,載《行政法學研究》第13期，1996年10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6年第4期全文轉載
《中國的行政機構改革》（漢譯日，董成美著）, 載日本《一橋研究》15卷1號, 1990年4月
迄今共發表論文（譯文）200餘篇
著作類：
《比較行政法——給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實證性研究》（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行政法Ⅰ[第四版]行政法總論》（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Ⅱ[第四版]行政救濟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Ⅲ[第三版]行政組織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法科學生讀本 邁入法學之門》（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法科學生讀本 法學進階之路》（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版
《行政規制與權利保障》（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
《比較行政法——方法、規制與程序》（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學參考書》（合主編，第一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版
《日本國會》（獨編著），華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行政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姜明安審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
《比較行政法》（合編著，副主編，撰稿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日本行政法通論》（獨著），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行政法專題研究》（合著，第二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政處罰實務全書》（副主編）, 中國計量出版社，1996年5月版
《日本行政法》（合譯，第一譯者，[日]南博方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8月版
迄今共參加編寫各類教材20餘部
代表性項目
《給付行政法原理與民生行政研究》（08AFX00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重點課題 2008年）
《我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A0803）（中國法學會部級法學研究課題重大課題 2008年）
《北京地方旅遊法規范體系研究》（北京市旅遊局委託研究課題，2008年）
《北京城市建設管理法律體系現狀研究》（北京政府法制研究會委託項目 2008年）
《我國郵政行政復議制度研究》（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委託項目 2008年）
《我國郵政行政復議的配套制度和相關制度研究》（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委託項目 2008年）
《知識產權重大問題研究》（北京市知識產權保護協會委託項目 2008年）
《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模式研究》（國務院法制辦、信息辦委託項目 2006年）
《外國專業人才引進與管理立法研究》（國家外國專家局項目 2004年）
《國家科研項目監理的法學研究》（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軍口管理中心863項目2003年）
《規劃法制化問題研究》（國家計委發展規劃研究項目 2003年）
《政府規制與行政許可》（01SFB2028）（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 2001年）
《亞洲開發銀行「行政許可」課題研究》（國務院法制辦委託研究 2000年）
《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政府規制責任》（999－328004）（國家教育部資助年輕優秀教師基金項目 1997年）
《日本法律制度研究》（96JBY820006）（國家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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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第6版)》是日本著名行政法學家南博方先生歷經二十餘載精雕細作之力作。全書共15章，總括了行政法的主要領域，描繪了日本行政法和行政法學體系。《行政法(第6版)》既注重對傳統行政法學體系和經典理論的承繼.亦強調對現代行政法實踐和行政法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充分運用，大量引用判例，並結合近年來日本行政領域和司法領域的一系列改革，對行政過程各個階段的相關行政法問題進行了精到的詮釋，提示了行政法教材建設的方向。

4.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屬於法律碩士還是法學碩士非法學專業的學生能報嗎

法學碩士，本科非法學專業的不能報考
你可以考法律碩士

5. 如何理解行政法的「政治性」為什麼法國學者威爾認為行政法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法」，而日本學者卻認為行

摘要 行政法，限制國家機關權力，賦予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授權法，限權法，所有參與國家權力分配的法案，不可避免的會被政治影響。

6. 行政強制執行引言

一、行政強制執行的概念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機關依法所作行政處理決定中規定的義務，有關國家機關依法強制其履行義務或達到與履行義務相同狀態的行為。

1.行政強制執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義務為前提，在一般情況下，這種不履行還必須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義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從事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如在規定不得建築住宅的土地上建立住宅；另一種是，不履行規定必須履行的義務，如應納稅而不納。兩種情況都屬行政強制執行的范圍。
2.行政強制執行的目的在於強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行政義務。因此，強制執行應以行政義務為限，不能超過當事人所承擔的行政義務范圍。

3.義務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義務，是行政強制執行的前提，但該義務產生的依據，即行政強制執行的基礎是什麼？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爭論。大陸法系國家早期曾主張包括行政處理決定和行政法律規定兩類，近期行政強制執行的趨勢，傾向於僅以行政處理決定為根據，不再以法律規定為直接依據。

4.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是行政機關還是司法機關，兩大法系有重要區別，其源在於對於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的認識，普通法系國家從來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司法權的一部分。行政機關當然無權實施行政強制執行，但大陸法系中很多國家則歷來將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行政權的一部分，由行政機關自行執行。不同的是，德奧等國早期曾將行政強制執行看成是行政權的組成部分，無須法律特別規定；近期則有重大變化，行政機關是否有行政強制執行權，尚須法律特別規定，這是順應民主潮流和保護公民合法權益觀念日益發展的必然趨勢。（註：二戰前德日行政法學者均肯定行政處分具有公定力、拘束力、確定力及執行力。因此。行政處分權當然包括命令權與執行權。行政強制執行無須根據法律之特別規定。如19世紀時普魯士學者安休斯（G.Anschiite）、
布倫諾（K.Brunner）均持此說。其後德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進一步予以發展，認為行政權依法發動之命令，原則上即應包括強制執行力。「警察所下之命令乃國家之行為，其與某人對債務人所做之請求截然不同。用強制之方法以求（命令目的之）實現乃當然之理」。

日本著名行政法學家美濃部達吉也持此說：「基於公權力之國家意思，其本身既已具備執行力，吾人應認為直接強制可不待法律之特別規定，該行政官署當然有權予以執行。」（《日本行政法》上，1936年版，第336頁）。
二戰後，隨著民主的發展，這種觀點受到責難，西德著名行政法學家佛魯斯特霍弗（FrnstForsthoff
）在分析了行政權與公民的關系後，認為「無例外的，應固守一個原則，即行政權僅能在具體之情況下且為法律所承認者，方得行使強制手段。」此後，德國學者一般都認為，應把行政的命令權與實現命令之強制執行權視為各自獨立，互不牽連的行政行為，兩者都須有其法規上之根據，這才符合行政法上最基本的原則——依法行政。

日本田中二郎教授也持上述見解：「行政強制，不問其為行政上之強制或行政上之即時強制，均因以人民之身體及財產之侵害為其內容，因此近代法治國家若須執行行政強制則非有法律上之根據不可。……下令與強制為各別之行為。」（《行政法總論》1965年第380頁），
當前日本學者大都持此說。）

我國關於行政強制權的歸屬，已由長期實踐形成制度，並在《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中加以規定，大致可歸納為：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的基本制度。
二、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和行政處罰的區別
（一）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

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作為強制執行，有許多共同處，對某些國家來說，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並無實質區別，它們都是司法權的一部分，如美國。對另一些國家而言，雖然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是分開的，但行政強制執行在內容與方式上也都是從民事強制執行仿效而來，如德國。從我國具體情況看，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的區別在於：
（1）從執行主體看，
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在一般情況下為人民法院；但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也可以是行政機關。這與民事強制執行的主體只能是司法機關不同。
（2）從執行依據看，行政強制執行的依據是行政處理決定，
即使在由司法機關強制執行的情況下，其執行依據也是行政處理決定。而民事強制執行的依據是已經生效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機關的判決、裁定或調解等法律文書。
（3）從執行對象看，行政強制執行的對象比較廣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為和人身。而民事強制的對象僅限於物。
（4）從執行結果看，行政強制執行不存在執行和解，
只能強迫義務人履行義務；民事強制執行則可以執行和解。（註：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25—526頁。）
（二）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區別

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共同點在於，都是因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所引起的。但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此法定義務非履行不可，由此引起行政強制執行，如納稅，當事人不履行納稅義務的，必須強迫當事人履行；另一種情況是，此義務已不可能再履行，故只能給予行政處罰，使其記取教訓，以後必須履行義務。如違反交通規則，闖紅燈，此時只能科以罰款，使其以後遵守交通規則，不可能強制執行。從性質上說，行政處罰是對不履行義務的當事人科處新的義務，而行政強制執行則是要對不履行義務的當事人強迫其履行原來的義務。這是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一般分界線。當然，行政強制執行中的代執行和執行罰也有科以新的義務的內容，但這種科以新的義務的目的，仍是為了履行原行政義務，並不以科以新的義務為結束。這是法律在設定處罰還是強制時必須注意的。實踐中，也有以處罰代替強制執行的，即以處罰代替當事人必須履行義務的情況，如有些地方對農民侵佔集體土地建房，行政機關不是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除，而是以收取罰款結案，這實際上將起到慫恿違法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此外，行政處罰的種類和行政強制執行的種類很不相同。行政處罰主要運用警告、罰款、沒收財物、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以及行政拘留等手段；行政強制執行則採取代執行、執行罰、強制徵收以及直接強制等手段。由於行政處罰都是一次的承擔義務，因而在行政處罰難於執行時，尚需以行政強制執行為後盾。
三、對目前有關行政強制執行定義的辨析

我國行政法學著作中大都有行政強制執行的章節和定義，粗看似大同小異，細加分析，可以發現一些理論上存在的問題。現先摘錄幾條有代表性的定義，再加分析，也許將有助於我們對行政強制執行的理解。

（1）「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不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時，國家行政機關可以採取法定的強制手段強制當事人履行其義務，這就是行政法上的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的行政行為。又叫做行政執行。」（註：王珉燦主編：《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第1
版，第125頁。）

（2）「強制執行行為指由於被管理者抵制行政機關的合法行為，不履行行政機關提出的合法要求，行政機關採取強制措施消除被管理者的抵制，迫使其履行的行政行為。」（註：姜明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98—299頁。）
（3）「行政強制，也叫行政強制執行，
是國家對拒絕履行行政法規定的義務的當事人，或其有關實物標的依法實施強制措施，以促使某項義務的履行；或者為了公共利益而對特定的人或物實施強制手段，以限制某項權利的行使。」（註：張煥光等：《行政法基本知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55頁。）
（4
）「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機關在國家行政管理中對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當事人用強制措施強制當事人履行義務的行政行為。」（註：應松年、朱維究：《行政法總論》，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98
頁。）
（5）「行政強制執行，
是國家行政機關對違反行政法律文件規定的義務的當事人採取的行政法上的強制措施，由國家行政機關負責執行。行政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的、針對特定的人而採取的行政措施，又叫做行政執行。」（註：張尚＠①：《行政法教程》，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71頁。）
（6
）「行政強制執行指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拒不履行行政法義務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其義務的行為。」（註：羅豪才主編：《中國行政法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39頁。）
（7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對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其義務時，行政機關以強制方式促使其履行，或實現與履行有同一狀態的行政行為，通常簡稱為行政執行。」（註：張尚＠①主編：《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32—233頁。）
（8）「行政強制執行，是指公民、
法人或其他組織（行政管理相對人）拒不履行行政法義務，有關國家機關依法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迫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義務或實現與履行義務相同的狀態的行政執行行為。」（註：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頁。）
（9）「行政強制執行，可簡稱為行政執行或行政強制，
是指相對人負有法定義務，拒不履行，由行政機關依法採取強制措施，迫使其履行義務或者由他人代為履行以達到同樣目的的具體行政行為。」（註：王連昌主編：《行政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25頁。）

這些定義的共同點都指出行政強制執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法定義務為前提。行政強制執行的目的在於強迫當事人履行法定義務。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些定義又存在著許多差異，而這些差異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對行政強制執行理解的不準確。
（1）將行政強制執行等同於行政強制。實際上行政強制的概念較行政強制執行為寬。它包括行政強制執行、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即時強制等。
（2）將行政強制執行等同於強制措施，
但這兩者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完全相同。行政強制執行是對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當事人，強迫其履行義務。行政強制措施一般是為了保全證據或制止違法。有時，採取強制措施的目的正是為了保證以後的強制執行。當然，在某些情況下，行政強制措施也可能作為行政強制執行的一個前奏階段出現，從而使兩者難以區分。
（3）將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執行相等同。如上述所述，
這種觀點在早期德奧等國比較流行，但二戰以後這種觀點和做法都已被摒棄，因為它有放縱行政專橫的可能，不利於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新中國成立後，雖然長期來沒有理論加以明確闡述，但實踐的做法是確定的：將行政執行與行政強制執行分開，行政執法機關有權作出行政處理決定，但一般都沒有強制執行權，只有在法律有明確授權的情況下，該行政機關才具有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強制執行權，可以在作出處理決定後，依照法定程序進行行政強制執行。

毫無疑問，行政處理決定是具有執行力的，但執行力並不意味著行政機關自己可以強制執行。將行政處理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分離，將行政處理決定權與行政處罰權分離，這是現代行政法，也是我國行政法制建設發展的必然趨勢。
（4）將行政強制執行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
強制執行行為在行政機關依法自行強制執行時，當然可以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但在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經法院審查同意，下令強制執行時，它就是司法強制，不應再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
（5）一般行政強制執行的定義中，大都未明確指出行政強制執行的根據應為行政處理決定，不應直接依據法律執行。
四、外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簡介
行政強制執行，作為一項法律制度，起始於西方，由於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西方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大致形成三種模式，即美國模式、德奧模式和法國模式。
（一）美國模式

美國模式的特點是，行政機關在相對一方不履行行政義務時，原則上不能自己採取強制執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對一方如果不履行法院命令，法院將以藐視法庭罪，處以罰金或拘禁，這就是「藐視法庭程序（Contempt
proceedings）」，當然，作為訴訟，被告方也同時可以就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決定是否合法進行爭論，因而其本身又是一次救濟程序。此外，它也並不妨害相對一方在不服行政處理決定時，根據特別法或行政程序法的規定，向法院請求司法審查。
另外，有下列四種情況，有即時強制必要的，行政機關可以不經由行政上的訴訟程序，或事前的司法承認而自行執行：（1
）對負有繳納國稅義務財產的查封與扣押；（2）對外國人驅逐出境；（3）對妨害衛生的行為的排除；（4）妨害安全秩序之排除。（註：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7—228頁。）

美國強制執行的理論基礎在於，按照美國三權分立的特點，為有效控制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的濫用，這種對公民極易造成損害的行政強制執行權從來屬於司法權而非行政權，這是理解美國模式的關鍵所在。
（二）法國模式

為確保行政義務之履行，法國採用由司法機關對義務違反者施加刑罰的辦法。依靠義務人對刑罰的恐懼以促使其自動履行。這種刑罰與一般刑罰不同，稱為行政刑罰。但刑罰與行政罰只在法律有規定時才適用，如果法律對於某項行政義務的不履行沒有規定處罰，或者情況緊急，需要即時強制時，行政機關也可使用強制力量直接執行行政處理決定所規定的義務，稱為依職權執行或強制執行。
但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法律有明文規定；（2）情況緊急；（3）法律無明文規定，也無緊急情況，但法律也沒有規定其他執行方法時，強制執行是最後的執行方法。如果有其他方法就不能適用強制執行；（4
）當事人表示反抗或有明顯的惡意。強制執行的方式，一為代執行。（註：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第169頁。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8頁。）
（三）德奧模式
1953年聯邦德國頒布行政強制執行法，共4章22條。（註：見《聯邦德國行政強制執行法》（1953年4月27日），朱林譯，
《行政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主要內容是：
（1）行政強制執行包括金錢給付義務及行為的忍受、不作為義務的強制。但金錢給付義務的強制，適用其他單行法。（2
）行政強制執行原則上應以先有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行政處理決定）為前提。直接根據法律就採取行政強制執行的做法已被摒棄。但即時強制可無須預先的行政行為。（3）行政強制執行機關，
原則上為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也可部分或全部委託下級行政機關代為執行。（4
）執行方法為：代執行、執行罰和直接強制。代執行只能由執行機關委託第三人完成，費用由義務人承擔。代執行或執行罰不能達到目的或難以實行的，執行機關可直接強制。強制方法必須與其目的保持適當比例。決定強制方法時，應盡可能考慮當事人和公眾受到最少侵害。（5
）行政強制執行必須以書面方法作出告誡，告誡應附履行期限，明確執行方式。需義務人承擔費用的，應在告誡中列出預定費用數額。執行罰應告知確定的金額。告誡必須送達。（6
）義務人在代執行或直接強制過程中反抗時，可對其採取強力，依行政機關請求，警察須提供職務協助。執行達到目的後，立即停止。（7）執行罰未獲繳納時，
根據執行機關的申請，行政法院在經聽證後，可裁定命令代償強制執行，一日以上，兩星期以下。（8）對強制執行的行政行為，應有法律救濟。

奧國行政強制執行法公布於1925年，共13條，（註：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7—370頁。）主要內容有：

（1）行政強制執行由縣級及其上級國家行政官署負責執行。（2）行政強制執行的原則：①應以最輕微之方法達到強制執行之目的；②金錢給付的強制以不影響被執行人最低限度之生活及不妨害法定瞻養義務之履行為限。（3）強制方法有代執行、執行罰、直接強制。
負有忍受、作為或不作為義務又不能代執行者，可由執行機關科處罰金，或將其人收押，以強制其履行。直接強制須以先有執行處分為前提，可不經告誡程序。（4）臨時處分（假處分），當事人確有行政義務存在，
或不能確定時，執行機關為保全義務之履行，得為臨時處分。但以義務人有自行處分其財產或串通第三者以其他方法逃避義務之履行，有妨害執行或使執行有困難者為限。（5）行政救濟。
（四）日本強制執行制度之發展
日本於1900年師承普魯士法制，頒布了行政執行法和行政執行法施行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對此作了總結，認為罰鍰之強製作用較為間接，效果低微；直接強制曾被行政機關濫用，造成對公民基本權利之空前侵害，因而於1948年公布《行政代執行法》，共7條，（註：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5頁。）據此，行政機關一般只享有代執行的強制執行權。

除代執行法外，日本其他法律中尚有關於執行罰、直接強制與強制徵收的規定。（註：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楊建順、周作彩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第90—91頁。）
五、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制度

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制度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為例外。（註：對此作出明確規定的法律是《行政訴訟法》，該法第66條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於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在行政機關強制執行前有「依法」兩字，說明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權只有法律特別授予時才具有。）
（一）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

行政強制執行權原則上屬於法院，行政機關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機關依法作出的行政處理決定中規定的義務時，如法律沒有授予其強制執行的權力，就都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與國外不同。申請不是訴訟，不需要經過訴訟程序。申請比訴訟效率較高，這是適應行政管理要求的。但申請也不是可有可無的程序，申請如經法院批准、同意，原行政強制決定就成為司法強制決定，法院可以運用其司法強制執行權，強迫當事人履行義務。因此，行政機關提出申請以後，法院必須認真進行審查，不僅要作形式審查，還要作實質性審查。對行政機關的申請，經審查合法，將由法院實施司法強制；經審查不合法，退回行政機關，不予執行。
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是否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否則人民法院將不予受理？

在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前，行政機關如要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規章無權作此規定。制定行政訴訟法時曾考慮到這一因素，如仍堅持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則大量根據規章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將失去強制執行的後盾而變成一句空話。在目前情況下，這將給行政管理帶來難以估計的後果。因此，《行政訴訟法》第66條特別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據此，凡屬行政機關所作具體行政行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既不履行義務又不起訴的，行政機關就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無須以法律、法規規定為限。至於能否執行，還需人民法院審查。這是我國基本法律中第一次作出的關於行政強制執行的一般性規定。在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後，應該已經不存在申請執行必須有法律法規規定的限制。

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強制執行後，人民法院應在多長期限內給予答復？人民法院如不同意強制執行，行政機關是否可以再向上一級法院申訴？上級法院應在多長時期內答復？執行費用應如何計算等問題，由於至今沒有統一規定，以至常常發生矛盾，需要作出規定。
（二）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

例外的根據就是法律，由法律明確規定由哪一級政府或哪一行政機關部門享有哪一種行政強制執行權，不能超越。沒有法律特別規定的，行政機關就不享有行政強制執行權。
從我國已有法律規定的情況看，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享有強制執行權的，大致有下列幾種情形：
（1）屬於各部門專業范圍內的強制執行，一般由法律規定，
專項授權給主管行政機關，如：關於人身權的，有強制傳喚、強制拘留（《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強制履行（《兵役法》）等。屬於財產和其他權利的，如滯納金（《國營企業調節稅徵收辦法》）、強制收兌（《違反外匯管理處罰施行細則》）、強制許可（《專利法》）等。（2
）屬於各行政機關普遍需要的，如強制劃撥、強制拍賣財產，原則上都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法律只授予少數幾個行政機關，如稅務（《稅收征管條例》）、海關、審計等。（3）一項特別的財產權，
即拆遷房屋、退回土地等，由於這是涉及公民的「命根子」，需特別慎重。原則上都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但是，《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強制拆遷既可以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強制拆遷，也可由房屋拆遷主管部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註：《國務院公報》1991年第568頁。）
《行政處罰法》第51條第2款規定：「根據法律規定，將查封、
扣押的財物拍賣或將凍結的存款劃撥抵交罰款」，可見，強制拍賣或強制劃撥，都必須由法律規定。法規規定無效。也就是說，按照《行政處罰法》規定，強制拍賣或強制劃撥的設定權屬於法律，其他規范，如法規等無權設定。這是一項一般性規定，不僅對不繳納罰款的適用，其精神也同樣適用於其他情況。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明確規定行政機關擁有何種強制執行權，從積極方面說，意味著法律的授權；從消極方面說，也意味著行政機關不享有其他種類的行政強制執行權。
六、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形成和特點

與英美和德奧比較而言，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具有自己的特點，英美法系將強制執行作為司法權的一部分，全部權力歸司法機關。這種作法有利於防止行政專橫，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但不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德奧模式將強制執行權交給行政機關，在早期時，把行政機關的行政命令權和強制執行權合一，無須法律特別規定；近代則將兩者分開，行政命令權不再包括行政強制執行權。行政機關享有的行政強制執行權，必須由法律規定。這種作法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但在防止行政專橫、防止損害人民合法權益方面，似嫌不足。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是在總結各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形成的。

1.以申請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為原則，表明強制執行權原則上屬於法院。第一，多一道法院的審查，將有利於減少錯誤，有利於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第二，用「申請」而不用「訴訟」，將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

2.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第一，所謂例外就是法律規定的例外，法律規定某一事項可由某一行政機關強制執行時，該行政機關才有某一事項的強制執行權。第二，從已有立法的情況看，只有那些屬於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強制執行事項，法律才授予行政機關。對帶有普遍性的強制執行權，如強制劃撥、強制拍賣財產等，控制極嚴，法律只授權個別行政機關。
可見，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制執行制度，借鑒和吸取了各國經驗中的有益成分，這是適合中國國情的。

從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制執行制度，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行政強制執行是國家機關對不履行行政義務者所採取的強制手段。行政強制執行的「行政」二字，並不意味著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機關，而是實現行政權的手段。行政機關有權作出初步行政決定，但無權自行強制執行，除非法律有特別授權。行政強制執行權與行政決定權是分離的，決不能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行政權的自然組成部分。這表明我國在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設定上，考慮到這一權力的行使，將直接關系公民的權益，因而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同時，應該說，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重要標志。認識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至今仍有很多人誤以為既然有權作出行政決定，就有權強制執行；有些法院的同志則認為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機關的事，與法院無關，法院至多隻是履行一下審查的手續。由此在實踐中產生各種問題。
但是，由於我國對行政強制執行尚未統一立法，因而上述所謂我國的強制執行制度，只是粗線條的概括，實踐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1.哪些情況的強制執行權可授予行政機關，標准不明確。

行政強制執行權原則上歸法院行使，但在某些情況下，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行使，標準是什麼？並無法律明確規定。有人對此作了歸納，認為劃分法院與行政機關執行權力的標准有下述幾種觀點：（1
）以執行標的為劃分標准；（2）以法律後果嚴重程度劃分；（3）以案件影響大小為標准。凡在該地區影響大的，由法院執行，一般的由行政機關執行；（註：許崇德、皮純協主編：《新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綜述》，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78—379
頁。）（4）以對相對人權益影響的大小為標准；（5
）以案件執行的難度為標准。（註：馬生安：《論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模式選擇及其程序設定》，《行政法學研究》1997年第3
期第21頁。）本文作者在前面論述行政強制執行時，實際上也作了劃分，從形式看，凡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的，由行政機關執行，法律沒有授權的，全部由法院執行。法律授權的標準是：專業性、技術

7. 急求！！！！！！！《行政法學》學習心得

通過參加**縣人大法律培訓班學習，我對法律條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層次內涵的深刻領悟，有了質的變化。對照所學的知識，結合本職工作，聯繫到執政為民、依法辦事上，真正覺得法律對一個基層幹部來說，既是護心鏡，又是當家寶。
——領悟學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經開展了十幾個年頭，隨著法律知識的不斷普及，公民法律意識的明顯增強，各級幹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覺性不斷提高，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聯系自身工作經歷，我認為，法律知識的匱乏，法律運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極大程度地阻礙著經濟發展，引發著各種矛盾。無論在工作方式上，還是在決策領域上，總是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而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雖然認識到學法的重要性，但知識准備不足；雖然對法的公正價值有了認識，但樹立信心不足；雖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識，但依法辦事的能力低下。隨著公民法制觀念的普遍增強，領導幹部的思想、言行，毫無掩飾地接受著群眾的裁判。所以說，作為基層的一把手、大當家，不僅要自己學好、用好法律知識，還必須引導群眾學好法律知識，運用法律去溝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順工作、維護正義、實現和諧、謀求發展。尤其是在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窮富懸殊的差異，急功近利的貪欲打破了心態平衡，盲目的發展，使土地、水資源、森林、能源等出現了嚴重的生態赤字，私慾的膨脹占據了法律的位置。當我面對愚昧的做法，面對貪婪的糾纏，面對苛刻的質疑，面對辦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對辦一個企業是如此艱難時，深深感到：法律意識淡薄和執法的蒼白，是那樣毫不留情地阻礙著發展。因此，這一個多月的法律知識學習，對我是個很大的鞭策，更是一個很大的收獲。我不僅一掃缺少法律知識帶來的困惑和迷惘，更收獲了增長法律知識帶來的巨大財富。所以說，學法重要，用法必然，執法關鍵。
——堅持學法的自覺性

作為一名基層領導，在日常生活中加強法律法規學習，不斷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質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關繫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黨委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體會到，當人大代表要學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務要學好《公務員法》、《行政許可法》；抓生產要學好《農業法》、《土地法》；植樹造林要學好《森林法》；項目引進要學好《環保法》；優生優育要學好《計生法》；調解糾紛、維護穩定要學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項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規。要學深學透，靠上級安排不行，必須形成自覺的、有序的、重點的學習風氣和習慣，只有不斷學習，不斷充實，不斷領悟，依法履行職責的觀念才能得到增強，自身法律素質才能明顯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用法。通過從書本學到實踐學，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學習法律知識與依法辦事緊密結合，與管理工作緊密結合，與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緊密結合，在涉及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決策時，才能做到充分論證，依法決策，才能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去用法？我認為：

一是思想上綳緊「一根弦」。計劃辦什麼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問號，符合法律的就去預謀、策劃；計劃說什麼話，先想想群眾願不願聽，聽了是什麼反映，會有什麼效果和後果，用換位思路反復去想，自己先和自己過不去，直到說出來公平、公正、依法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線」。作為書記、鎮長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須撲下身子，深入基層，從群眾的角度去審視問題，以發自內心的真情與群眾溝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礦60萬噸甲醇項目征地補償的問題上，群眾一時不能理解，我就堅持「換位思考」，除親自接待來訪群眾外，多次走田間、進農戶、坐坑頭，講《土地法》，講國家征地補償政策，一次講不通多次講，口頭講不清用書本，一條條列印出來，發到群眾手中，經過反復宣傳、講解，群眾解除了疑慮，最終達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佔地補償協議。通過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識還不夠，還必須讓群眾有法律意識。群眾和國家這二根線，針眼再小也得穿過去，並成一根線。

三是決策上把好「三道關」。我始終認為為民辦事、辦民謀利，必須依法執政、依法決策。面對虒亭「地大、物稀、財薄、民困」的現狀，也曾想放「三把火」燒個通紅，砍「三板斧」來個痛快，強建基礎，調產增收，招商引資，開發旅遊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來不易。在不斷的強化法律意識上，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符合實際，體現民意，只要是依法決策，再硬的石頭也去啃。我體會到，要想辦成一件大事，還必須把握好「三道關」。即：

——法律關。法律是准繩，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貴；學法律充實自己心中有數，用法律保護群眾深得民心，依法律辦事得心應手。

——公開關。公開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來，國家補償政策多，農民實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會造成不穩定因素和違法事件發生，把各項補償政策、標准公布於眾，接受廣大群眾的監督，才能保一方穩定。

——行政關。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為。幹部在工作中的每個具體的行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體工作中，作為領導、班子，必須做學法榜樣，當用法先鋒，行法定職權。行政權的運用，最經常、最廣泛、最密切地關系著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學習法律知識，樹立法制觀念，崇尚法制權威，是實現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權執法的有效途徑。

8. 行政徵用的徵用主體

日本的行政法學者認為：公用收用的主體必須是在法律上有權收用使用必要土地的特定的公共利益的事業主體。在日本，除了國家、地方公共團體因其有權進行行政徵用而當然為主體外，公共組織、公共社團、事業團體等特殊法人、特殊會社、特許企業等也可以依法被賦予主體資格。
德國行政法學者認為：行政徵用應當通過主權法律行為進行，行政徵用是合法的並產生補償請求權的剝奪具有財產價值的法律地位的主權法律行為。而所謂的法律行為則是指所實施的具有法律意義和法律約束力的措施；主權性則是指該措施屬於公法行為。由此可見，德國行政徵用的主體為具有主權法律行為實施權的公法人。
日本行政法理論認為：行政徵用的客體是指法律上特別規定的具有公共利益性的事業，除《土地收用法》對此加以規定外，《都是計劃法》針對具備都市計劃設施的事業及市街地開發事業也有相關規定。
德國理論者認為：凡全部或部分屬於基本法第14條第1款保護范圍並因此屬於該條第3款規定的私權利中具有財產價值的所有權利以及特定條件下公權利中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都是行政徵用的對象。可見，德國行政徵用的客體對象不僅包括實物財產，凡是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都屬於徵用客體。 而在法國，行政徵用的主體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公法人，包括國家、地方團體、公務法人，他們都享有徵用權力，但行政機關只能在自己許可權范圍內進行行政徵用，因而被稱之為行政機關的專業性權力。到20世紀70年代，所有行政機關都有權進行行政徵用。二是私法人，私人享有行政徵用權利必須是他所從事的活動具有公共利益性質，並以法律明文規定為限，目前法國法律授予私法人享有公務特許權的情況越來越多。這類私法人主要有：1，受特許人。很多享有公務特許權或公共工程特許權的人為了進行特許業務的需要，除可以請授予特許權的行政主體進行行政徵用外，有時法律還規定受特許人自己享有行政徵用權力，如高速公路建設受特許人，城市規劃執行受特許人等。2，其他私人。如溫泉所有人、建築公司等，由於他們所進行的活動具有公共利益性質，法律有時也授權他們直接享有行政徵用權力而不必請求行政主體代為進行行政徵用。
法國行政法對行政徵用的客體規定的也很寬泛，但在徵用制度實施伊始，只針對不動產所有權，而且只有私人所有的不動產才可被徵用，行政主體的公產不能作為行政徵用的客體，隨著徵用制度的不斷發展，法國還特別規定國家的私產同私人所有的財產一樣可以被徵用。另外，無形財產也逐漸可以被徵用，例如，對國防有價值的發明專利可以作為行政徵用的對象。

9. 急求~ 答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一、甲區工商局的查封行為屬於具體行政行為中的行政強制措施；

二、李某如果不服甲區工商局的處罰決定，應當向某市工商局或者甲區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

三、申請人在申請行政復議時，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復議機關對該規定有權處理的，應當在30內依法處理；無權處理的，應當在7日內按照法定程序轉送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依法處理，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應當在60內依法處理。處理期間，中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審查；

四、行政復議機關應當對被申請人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提出意見，經行政復議機關的負責人同意或者集體討論通過後，按照下列規定作出行政復議決定：
（一）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內容適當的，決定維持；
（二）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決定撤銷、變更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決定撤銷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可以責令被申請人在一定期限內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1.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
2.適用依據錯誤的；
3.違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或者濫用職權的；
5.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的。
（三）被申請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提出書面答復、提交當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依據和其他有關材料的，視為該具體行政行為沒有證據、依據，決定撤銷該具體行政行為；

五、對此罰款，當地工商部門可以直接強制執行。可以採取查封、扣押、凍結、劃撥李某的銀行賬戶或者財產等，但被採取強制措施的財產數額應該與標的數額大致相等。

10. 行政法的紅皮書是哪個編寫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及本書(第二、三版)編寫分工
（以撰寫章節先後為序）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執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控制》（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制度》（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與行政法的功能》（載《求是學刊》2002年第3期）、《公眾參與與行政法治》（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1—10章，負責全書的審稿、統稿。

葉必豐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應申請行政行為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規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為確定力研究》（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現代行政行為的理念》（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6期）、《行政規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論證》（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等。
撰寫本書第11—13章。

楊建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8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學，1986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一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回國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譯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鹽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論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寫本書第14—15章。

章劍生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為說明理由》（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現代行政訴訟的成因與功能分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等。
撰寫本書第16—17、19—22章。

於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教授，任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與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WTO協定國內實施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規制——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WTO協定的國內實施問題》（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加入世貿組織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法律問題》（載《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國對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制定緊急狀態法的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寫本書第18章。

王寶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拉丘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與行政訴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學論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合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行政立法評述》（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美國行政機關與美國憲法實施的監督》（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論綱》（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公務員立法的合理取向》（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與政府的因應》（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學博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訴訟法疑難問題探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發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與行政法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WTO與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變更權》（載《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國家賠償法價值論》（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先地方後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緊急狀態與行政法治》（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4、30章。

劉恆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行政法學研究會總幹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復議導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資並購行為與政府規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試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權》（載《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論行政立法權》（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行政訴權面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載《學術研究》1997年第1期）、《略論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法律規制途徑》（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問題探析》（載《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等。
撰寫本書第25—27、29章。

湛中樂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環境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與行政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國家與行政法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2期）、《論完善我國的行政立法程序》（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及其司法運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行政過程論》（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寫本書第33、37—38章。

薛剛凌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組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權研究》（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變遷時代的行政法思考》（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組織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34—3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