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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訴訟法第48條

發布時間: 2022-05-07 14:04:33

⑴ 新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的規定有哪些

證據的種類,是指表現證據事實內容的各種外部形式,具有法律約束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規定了刑事案件證據的八個種類,分別是:(一)物證,是指以其物質屬性、外部特徵、存在狀況等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物品和痕跡。(二)書證,是指以其記載的內容和反映的思想來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書面材料或其他物質材料。(三)證人證言,是指證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 (四)被害人陳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況和其他與案件有關的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關案件的情況向偵查、檢察和審判人員所作的陳述。內容主要包括承認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說明自已無罪、罪輕的辯解。(六)鑒定意見,是指受公安司法機關指派或聘請的鑒定人,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後所作出的書面結論。(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是指以錄音、錄像、電子計算機或其他高科技設備所存儲的信息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資料。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 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證據包括:(一)物證;(二)書證;(三)證人證言;(四)被害人陳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六)鑒定意見;(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

⑵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的內容是

第四十八條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⑶ 證人在刑事案件偵查期間的義務是

法律分析:1.有作證的義務。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8條的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因此,證人在接到公、檢、法機關的作證通知後,應當按照通知的時間、地點,及時到場接受詢問。如果確有特殊情況不能按期到場的,應當事先向有關司法機關說明情況,不能無故不到。2.如實作證。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8條的規定,證人應當如實提供證言。如果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證據,要負法律責任。3.出庭接受詢問、質證。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1條的規定,證人在接到出庭通知後,應當按期出庭作證。在法庭上,證人應當接受法庭的詢問和各方的質證。4.遵守法庭秩序。在法庭審判過程中,要遵守法庭秩序。5.保守秘密。證人對司法機關所詢問的情況以及所陳述的內容,不得向無關人員泄露。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六十一條 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並且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法庭查明證人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的時候,應當依法處理。

第六十二條 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⑷ 電子證據的法律地位

《中國刑事訴訟法》電子證據可以作為訴訟證據
電子證據是存儲於磁性介質之中,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在的訴訟證據。反對電子證據作為訴訟證據的人認為,電子證據可能由於人為因素以及網路環境和技術限制等原因無法反映客觀真實情況。但是其他傳統類型的證據在真實性、可靠性方面也不是沒有弊端的。例如,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依據
《民事訴訟法》規定:一切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成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行政訴訟法》規定:一切證據必須經法庭審查屬實,才能成為定案的根據。這些規定表明任何證據都有其脆弱性,因此需要「查證屬實」。依此邏輯,電子證據只要「查證屬實」,就可以與其他證據一樣成為訴訟證據。
二、電子證據不同於傳統的書證
傳統的書證是有形物,除可長期保存外,還具有直觀性、不易更改性等特徵,如合同書、票據、信函、證照等。而電子證據往往儲存於計算機硬碟或其他類似載體內,它是無形的,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存在,呈現出與傳統書證不同的特徵。
首先,電子證據保存的長期性、安全性面臨考驗,計算機和網路中的電子數據可能會遭到病毒、黑客的侵襲、誤操作也可能輕易將其毀損、消除,傳統的書證沒有這些問題的困擾;其次,電子證據無法直接閱讀,其存取和傳輸依賴於現代信息技術服務體系的支撐,如果沒有相應的信息技術設備,就難以看到證據所反映出來的事實,提取電子證據的復雜程度遠遠高於傳統書證;再次,雖然傳統書證所記載的內容也容易被改變,在司法實踐中亦曾發生過當事人從利己主義考慮,擅自更改、添加書證內容的現象,但是作為電子證據的電子數據因為儲存在計算機中,致使各種數據信息的修正、更改或補充變得更加方便,即便經過加密的數據信息亦有解密的可能。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對電子證據可靠性的查證難度是傳統書證無法比擬的。
三、電子證據 不宜歸入視聽材料的范疇
訴訟法學界相當一部分學者從電子證據的可視性、可讀性出發,對視聽材料作出了擴大解釋,突破了視聽材料關於錄音帶、錄像帶之類證據的局限,把電腦儲存的數據和資料歸於視聽材料的范疇。但是,視聽材料在證據法中的地位是有限的,它充其量是印證當事人陳述、書證、物證等其它證據的有力工具;也就是說,視聽材料能否作為定案證據,還必須結合其它證據來考察。正如《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視聽材料,應當辨別真偽,並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把電子證據歸於視聽材料的人認為,這是電子證據易於被偽造、篡改、拼接,且難以被覺察和發現的特點所決定的。事實上,電子證據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實踐領域值得探討。
四、正確認識與電子證據有關的全球化解決方案
聯合國貿法會採用了功能等價方法,以使電子證據符合「書面形式的要求」,並且對「原件」作了擴大解釋,主要考慮到英美法系國家的傳聞規則與最佳證據規則會制約電子證據的可接受性;事實上,英美等國為了適應計算機技術廣泛應用的現實,也已突破了傳統證據法的限制。而大陸法系國家,多是允許自由提出所有有關證據(如德、奧、瑞典等國)或是開列一份可接受的證據清單(如中國),因此在對電子證據的接納上看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
五、《新刑事訟訴法》中已將「電子數據」列為證據種類之一
新刑事訴訟法第48條第2款規定,證據包括:(一)物證;(二)書證;(三)證人證言;(四)被害人陳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六)鑒定意見;(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
新刑事訟訴法於2013年1月1日起實施。

⑸ 未成年人能不能出庭作證,有沒有作證的權力

我國,《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對兒童受教育等權利的保護問題作出了規定,但對於兒童證人作證問題,只有刑事訴訟法和有關司法解釋作了粗略規定,主要有:
《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證人資格):「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為證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7條規定:「對於證人能否辨別是非,能否正確表達,必要時可以進行審查或者鑒定。」第146條規定:「詢問證人應當遵循以下規則:……;不得以誘導的方式提問;(三)不得威脅證人;(四)不得損害證人的人格尊嚴。」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61條規定:「詢問不滿十八歲的證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第163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詢問中涉及證人隱私的,應當保守秘密。」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90條規定:「詢問未成年的證人、被害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第192條規定:「詢問中,涉及證人、被害人的隱私,應當保守秘密。」
由上述可見,我國關於兒童證人的立法主要限於兒童證人的資格、被詢問時允許代理人在場方面,其他方面的規定與普通證人並無區別,對兒童證人權利制度的立法在內容上顯得極為匱乏,這說明,我國兒童證人制度的立法沒有考慮到兒童這一特殊主體的需要。

⑹ 淺論如何將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作為刑事訴訟證據

一、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機制
所謂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銜接機制,是指以刑事執法機關為中心,將行政執法機關進行行政處罰過程中的涉罪行為依法吸納到刑事司法程序中來的辦案協作機制。在這個機制中,主要涉及三機關的相互關系,即行政執法機關、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兩兩銜接關系。一是行政執法機關與公安機關的關系:行政執法機關應向公安機關移送發現行政相對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二是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關系:公安機關應向檢察機關移送其在治安管理過程中發現的以及行政執法機關向其移送的行政相對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三是行政執法機關與檢察機關的關系:行政執法機關應向檢察機關移送發現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的案件。此外,在我國,還存在一類特殊的銜接關系,即紀檢監察機關與檢察機關的關系。紀檢監察機關依照法律授權,有權查處黨員、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違紀行為。因此其在發現黨員、國家工作人員有觸犯刑法的犯罪行為時,應移交檢察機關處理。由於紀檢監察機關中的監察機關屬於行政機關,因此對於其收集保全的證據,為了便於論述,也一並放入行政執法證據中加以分析。

二、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向刑事訴訟證據轉化的必要性
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轉化為刑事訴訟證據,從表面上看,是行政執法實踐中提出的問題,但從本質上講,它是由我國的具體國情和現階段反腐敗斗爭的形勢所決定的。
(一) 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轉化為刑事訴訟證據是我國的具體國情決定的
目前,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在經濟領域內,以非法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經濟犯罪活動有愈演愈烈之勢。被激發的個體利益與公共權力相結合,致使借公權獲取私利的職務型經濟犯罪急劇增長,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罪已成社會「公害」,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和憤慨。行政機關正具有採集行政相對人違法犯罪證據的行政執法優勢,易於發現揭露經濟犯罪的案件線索。特別在當前挪用、貪污、受賄等經濟犯罪不減,違規決策造成嚴重損失浪費、集體私分國有資產等重大經濟犯罪時有發生的時候,審計證據對促進懲治腐敗、推進廉政建設發揮著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
(二) 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轉化為刑事訴訟證據是降低司法成本,提高辦案效率的現實需要
效率作為人類社會的一項價值目標,已經成為現代刑事訴訟的一個發展趨勢。它要求以最小的訴訟成本取得最大的訴訟效益,但在目前我國的查辦的行政違法犯罪案件工作中,行政機關查清違法犯罪事實,獲取有罪證據之後,司法機關為了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責任,還必須重復調查取證。其弊端在於,一方面浪費了人力、物力和財力,使本來就十分緊缺和有限的辦案資源不能發揮應有的效益,同時增加了被調查單位和證人的負擔,影響其正常的工作。另一方面,由於不同的機關和不同的人員採用不同的方式重復調查同一問題,也容易使犯罪嫌疑人產生僥幸心理,推翻已經作出的供述。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轉化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極大地優化了資源配置,減少重復調查取證帶來的負面影響,必將成為降低辦案成本,提高辦案效率的有效方式和最佳選擇。

三、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向刑事訴訟證據轉化的理解
(一)對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向刑事訴訟證據轉化主體的理解
行政執法機關的范圍非常廣,除了工商、稅務、質監等行政執法機關外,公安機關和各級政府的監察部門也都有行政執法職能。而公安機關同時又是刑事案件的偵查機關,監察部門也負責職務犯罪的大量前期調查工作。如此一來,很可能會導致偵查程序前置,或者出現在刑事立案前大規模採用行政手段收集證據等情況;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在查處具體案件時,從行政權行使的角度,可以視為監察部門的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所以其收集的實物證據可根據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的規定作為刑事證據使用。據此,行政執法主體和行政執法人員必須符合法律規定,必須有執法權。
(二)對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向刑事訴訟證據轉化方式的理解
新的《刑事訴訟法》並沒有明確兩法銜接中證據是否可以轉化及其轉化方式,只是規定了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筆者認為原則上由不適格主體收集的各種證據材料不可以直接作為刑事證據材料使用,並對於不同形式的證據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轉化。
對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材料經依法審核屬實後作為刑事證據材料使用。雖然新的《刑事訴訟法》然只列舉了「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四種實物證據材料可以在刑事訴訟中使用,但後文卻以「等」字兜底,其意旨在表明物證、書證、現場筆錄、勘驗筆錄、檢查筆錄、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實物證據均可核實後轉化為刑事證據材料。之所以對實物證據採用審核屬實即「核實」轉化的方式無外乎「實物證據具有較強的客觀性,不易失實」。新的《刑事訴訟法》沒有提及對於言詞證據的轉化方式,有的學者提出,對兩法銜接中的言詞證據轉化採用原則加例外的形式:「例如非司法機關立案偵查以前依照有關行政、紀檢、監察等條例規定程序製作的調查筆錄,不能作為犯罪嫌疑人供述適用。但如發生被調查人員死亡、出境等無法取證的特殊情形的,應當經偵查機關依法對原取證過程的真實性、合法性(符合行政、紀檢、監察部門有關調查取證規定)調查核實後予以繼續使用,等等。」筆者認為新的《刑事訴訟法》對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中收集的言詞證據是先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然後依據刑事訴訟法律規定重新製作收集。但是,如果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可由司法機關依情況先以司法解釋的方式,靈活取捨某些言詞證據作為兩法銜接證據轉化中直接排除的例外,如對於那些經審查確實是依法定程序收集的,確因當事人或證人死亡、下落不明等不可抗力而無法再收集的言詞證據,可作為刑事證據材料使用。
(三)對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向刑事訴訟證據轉化結果的理解
通說的證據和定案的根據是同一個概念,即凡是未經查證屬實的物證、書證、證人證言等各種證據形式均為證據資料,這些材料未經查證屬實之前,有可能是不真實的,所以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根據此思路,新《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證據包括:(一)物證;(二)書證;(三)證人證言;(四)被害人陳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六)鑒定意見;(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一規定明確了刑事司法中證據材料與證據的區別與聯系,可以用作證明案件事實的這八種證據形式只是證據材料;而這些證據材料經過查證屬實方為司法機關定案根據的證據。但是,《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規定中提及的「證據材料」和「證據」並非分別與上述刑事司法中的「證據材料」與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一一對應。從新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一、二款規定來看:「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其首先規定公安司法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然後規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如實提供證據,隨後才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從本條表述的承接邏輯順序分析,此處行政機關移送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中收集的證據材料給公安司法機關的行為,只是「有關單位或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中的一種特殊方式(這也與行政機關在查處行政違法行為過程中對涉嫌犯罪行為依法移送司法機關相對應)。而這些移送的證據材料只是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的證據材料,還不是刑事證據材料,只有經過公安司法機關轉化,符合刑事訴訟法律規定的證據材料後才可能作為刑事證據材料使用。可能還會有人提及對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關於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的表述,與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48條關於證據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規定正好契合。其實不然,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規定的行政執法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的前提是必須經過公安司法機關通過核實、重新收集等方式轉化後,並能夠證明案件事實,方可作為刑事證據材料使用。而這些核實後的刑事證據材料經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因此,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規定的「作為證據使用」與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的「作為定案的根據」之間有著質的區別。《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規定的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只是行政執法證據材料,在經公安司法機關轉化後方可成為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的「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的刑事證據材料,而不是「作為定案的根據」的刑事證據。還要強調的是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第52條第2款只是一個授權性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中收集的證據材料,是否需要轉化、是否在刑事訴訟中使用應由公安司法機關確定。
四、新的《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對反貪工作的影響
其實在現實的辦案工作中,公安機關、瀆職侵權工作對行政執法的依附性似乎更強一些,因為很多行政執法證據取得後,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確定是否可以立案偵查,行政執法證據本身就直接指向被舉報人,本身就是案件的關鍵證據,比如: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證據,質監部門的行政執法證據就很關鍵;危害稅收征管犯罪,稅務機關的行政執法證據就很關鍵;瀆職犯罪案件中的很多案件,就很大程度依賴稅務、食品監督、環保、林業等許多行政執法證據。在這里,筆者只對行政執法證據對反貪辦案的影響進行展開闡述。
(一)行政執法證據對反貪辦案的積極方面
1、行政執法證據可以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這些證據我們可以直接從行政執法機關獲得。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反貪的工作量。
2、我們反貪初查案件線索,一般不得直接接觸被調查人被舉報人,而行政執法機關在行政執法中可以直接接觸相關人員,且相關人員在思想意識上比較鬆懈,容易調取相關證據,為我們決定是否立案提供了更多的依據、也更強化了證據。
3、我們可以通過查看行政執法部門的執法案卷,從中發現職務犯罪案件線索並同時獲取相關證據。
(二)行政執法證據對反貪辦案的消極方面
1、對我們反貪辦案而言,很多行政執法證據並不直接針對被舉報人。因為我們反貪辦案的主體一般是國家工作人員,而在行政執法中,查處的一般是被舉報人所對應的相對人。比如:我們要查辦一個挪用案,被舉報人是某國家工作人員,而工商部門查處的是某公司使用被舉報人挪用的資金注冊後又抽逃資金的案件。再比如:我們要查辦一個葯監部門領導的受賄案,而葯監局查處的是某醫葯企業生產、銷售假葯,卻獲取了葯品生產批號的問題。在取得這些行政執法證據的同時,也可能驚動了我們想要立案查辦的被舉報人,導致被舉報人提前銷毀證據,訂立攻守同盟等情況。

⑺ 《刑事訴訟法》中的證人制度是怎樣的

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並且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法庭查明證人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的時候,應當依法處理。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
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採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
(一)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
(二)採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
(四)對人身和住宅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採取保護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⑻ 如何看待證人證言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

一、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之一,證人證言歷來受到廣泛重視。一個自然人,根據自己的感覺器官對案件客觀情況的感知程度所作的真實陳述,不同於其它刑事證據,具有不可選擇性。由於感知是證言形成的基礎,只有親自感知了案件事實的人才能成為證人,因此就某一具體案件而言,證人都是特定的。①作為不可替代的證據,證人在刑事訴訟中不但可以幫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實情況,還對刑事審判程序的公正有著重要意義。1996年全國人大對我國刑事訴訟法進行了重大修改,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庭審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強化了控辯雙方在庭審中的作用,調動了控辯雙方在庭審活動中的積極性。從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的司法實踐來看,新的庭審方式在推行中最突出的、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可以說就是證人出庭作證問題。突出表現為證人不願作證、不敢作證;既使提供了證詞,也不願或不敢出庭作證。據《檢察日報》的調查,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長春市二道區檢察院1997年共審查起訴185件258人,有證人出庭的僅8件。1998年該檢察院共起訴197件277人,有證人出庭作證的僅11件。這種狀況的形成,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有社會文化背景、經濟因素的影響,也有心理作用,但筆者認為最為關鍵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陷,證人的法律制度不夠健全。
二、我國證人制度的現行立法
目前,我國並無關於證據制度的專門立法,有關證人作證的規定散見於刑事訴訟法的各個章節和相關法律文件之中。概括起來,主要有:
(1)證人資格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2)證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的規定
1、 證人訴訟權利
(1)證人有權按照自己知道的案件情況提供證言,不受任何機關、團體、單位和個人的干涉。《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並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2)證人有權要求司法機關保障自身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刑法》對上述行為也規定了相應的罪名,即第306條妨害作證罪、第308條打擊報復證人罪等。
(3)證人有權向司法機關要求補償因到案作證所支出的費用,以及所減少的勞動收入。
(4)未成年證人的特殊保護。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8條專門規定,詢問不滿18歲的未成年證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
此外,《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證人在偵查期間有權要求對自己的姓名保密和在整個訴訟階段對自己報案、舉報的行為保密,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作證的權利,有在開庭前三日內獲得出庭通知的權利,以及開庭後查驗、核對自己證言的法庭筆錄的權利等。
2、證人訴訟義務
(1)證人有作證的義務。《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2)證人有向司法人員如實陳述和回答所題問題的義務,即證人如實作證的義務。證人不僅有作證的義務,而且必須如實提供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此外,還規定了證人有義務保守司法機關向其詢問的情況以及他所稱述內容的秘密,不得向無關人員泄露以及遵守法律秩序等義務。
3、 證人證言效力的確認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言並且經過查實後,才能作為定案根據。」也就是說,證人證言要得到法院的採信,必須經過當庭質證。
4、證人不出庭作證條件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42條規定:「未成年人、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其證言對案件的審判不起直接作用的和有其他原因的情形下,經人民法院准許,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
三、現行法律證人制度分析
我國關於證人的立法,雖然對證人資格、權利及保障、義務及責任等都作了規定,初步形成了證人制度的輪廓,但是規定極為粗略,條文過於原則,不利於實踐操作的弊端顯而易見。
(一)證人權利、義務規定的缺陷。《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由此,可以看出作證是證人的一項義務。權利和義務相一致,是法學基本原理。因此,證人履行作證的義務總是與其作證應享有的權利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法律義務的履行又總是與不履行義務的法律制裁聯系在一起的。但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和對不履行作證義務的法律制裁,與證人承擔的作證義務相比是不對等的。具體表現在:
1、證人權利保障的缺陷,即證人保護上的缺陷。
(1)對證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缺乏具體的保護措施,沒有相應的保護運行機制。證人依法履行作證義務,受到法律的保護,任何人都不能對其阻撓、侵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在對證人的人身權利保障方面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從上文可以看出第49條規定了事後對傷害證人的行為實施懲罰,我國刑法對此類行為也規定了相應的罪名。但是,這些規定一般只限於對證人事後的保護,即證人在遭到不法侵害後司法機關才追究行為人的責任,由於缺乏相關的保護運行機制,且未規定對證人事前預防性保護措施,證人的人身安全往往難以落實。對證人的財產也缺乏保護。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內容不僅應包括人身權利的保護,而且還應包括對財產權利的保護。目前此方面無相應規定。
(2)未規定作證的經濟補償。證人到指定地點提供證詞或出庭作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失,如花費的交通費、住宿費以及誤工費,對此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均未確定是否應當補償、由誰負責補償以及如何補償等。
(3)證人的特殊保護是空白。如證人對於與案件無關的問題,是否有權拒絕回答沒有明確規定。至於國際上較為普遍的證人拒證權,反對自我歸罪特權等,毫無涉及。
2、對證人不履行作證義務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
既然證人作證是法律規定的義務,那麼如果證人不履行這一義務,就應當加以適當的法律制裁。刑法設立了偽證罪,但無法約束拒不作證行為。雖然《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隱匿罪證的,應當依法處理。《刑法》第305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的、隱匿罪證的,以偽證罪論處。但對拒絕作證的情況,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都沒有規定製裁措施。目前,我國刑法只對特定案件中拒絕提供證言規定了的法律責任。刑法第311條規定:「明知他人有間諜犯罪行為,在國家安全機關向其調查有關情況、收集有關證據時,拒絕提供,情節嚴重,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規定只適用間諜案,且是在偵查階段證人拒證的情況,所以對確保證人提供證詞或出庭作證的作用有限。對證人拒不配合,無法律規范約束,這顯然是立法上的一個缺陷。以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為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規定:"必要時,也可以通知證人到人民檢察院提供證言"。同時刑事訴訟法第142條作出規定:「對證人,不得採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獲取證言。」但由於缺少對證人相應的制裁措施,偵查機關對證人拒不配合的各種行為,毫無對策。偵查機關能否用何種措施使該證人到案,法律無明文規定。故雖然條款的規定約束了證人,而實則無具體條文規定給予保障。
可以說,立法上對證人作證行為的性質採用雙重標准,對證人作證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又不對等,使得證人制度明顯的存在缺陷,並導致這種缺陷成為司法實踐的一大難題。
(二)立法相互矛盾,導致證人出庭具有可選擇性。司法實踐中證人制度出現的最大問題體現在證人不出庭作證、拒絕出庭作證,證人在庭前的陳述在法庭審理中大量使用,導致控辯雙方的質證難以展開,法官難以證人當庭的證言來直接審查證言的真偽。刑事訴訟法第47條和第48條雖然都規定了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但無論是實體規則還是實施規定,都存在互相矛盾之處。
從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41條第1款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已經確立出庭作證是證人的義務。但是刑事訴訟法第157條又規定:「公訴人、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筆者對此條的理解是,證人可以不出庭,其證言只要經過公訴人或辯護人宣讀,審判人員在聽取公訴人及訴訟參與人的意見後,仍可作為定案的證據。也就是人民法院《解釋》第58條的規定:「未出庭證人的證言宣讀後經當庭查證屬實後,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人民檢察院《規則》第337條第2款也規定了:「對於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公訴人應當當庭宣讀。」這樣,相關規定證人也可以不出庭。這種立法上的矛盾使證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證詞與公訴人、訴訟參與人宣讀的證人證言具有同樣的效力,均可作為法庭採納的證據。因此在庭審過程中,司法人員往往擇易避難,以書面證言、詢問筆錄代替證人出庭作證,以宣讀證言代替出庭質證。所以,有的學者指出「由於我國沒有嚴格確立直接言詞原則,對於證人不出庭作證的行為,在證據效果上沒有體現。換言之,證人庭審前的陳述在證人不出庭的情況下可以直接採信。因此,檢控方也缺乏傳喚證人出庭作證的動力。」② 「這無疑是導致證人不出庭在我國成了司法實踐的痼疾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矛盾直接限制了有關法律規定的有效運行。」③
四、證人制度的立法完善
當然,目前我國證人制度存在的問題除了立法上的原因還有證人自身的觀念上、司法辦案人員的態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徹底解決證人制度上的問題,絕非易事。除了要加強法制宣傳,增強證人的作證意識和提高司法人員辦案水平外,關鍵的是要解決法律規范的完善問題,也就是從立法上完善證人制度,制定專門的證人作證法規或規則,對證人的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
首先,應明確規定言詞原則,即審判長必須依據在開庭審理時經口頭陳述、口頭辯論的事實作出判決。二是平衡證人的權利和義務。給予證人與義務對等的權利和充分的尊重。三是設置證人不出庭的制裁措施。對負有法定出庭義務的證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的,經教育後仍不履行義務的可以根據其情節的輕重,採取如拘傳、罰款、拘留等措施。四是規范證人作證的程序。法律應明確規定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提供的證人,都應由法院負責保證證人到庭,改出庭通知為傳票方式傳喚證人出庭作證。五是應加強對證人的保護,明確對證人的經濟補償。目前,對證人的保護只有原則規定,沒有具體措施,且這種保護只是一種事後制裁,因此法律應具體規定對證人採取預防性的保護措施。另外,還應明確規定證人出庭的經濟補償權和具體經濟補償項目。
要完善刑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就必須綜合我國當前的法制環境和司法實踐,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既有實體法上的也有程序法上的制度。對於這一問題的解決,學界進行了詳盡的探討,筆者在這里就不進行贅述了。

⑼ 刑事見證人須何條件

目前的法律對見證人的要求是:1、與案件無關;2、為人公正。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明確規定見證人選擇標准,《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12條規定:"勘驗時,人民檢察院應當邀請二名與案件無關的見證人在場。"

《刑事案件現場勘查規則》第4條第三項中規定:"現場勘查必須邀請兩名與案件無關,為人公正的公民作為見證人,公安司法人員不得不充當見證人。"

據此,可以歸納出我國刑事訴訟活動中對見證人的要求是與案件無關、為人公正。

這一規定顯然忽視了對見證人見證能力的要求,刑事訴訟的見證活動是通過眼、耳、腦對見證對象感知觀察,並結合對見證對象法律意義上的理解,而予以作證,因此,見證人的作證能力要比一般的證人的要求高。

目前,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律,都未將見證人納入訴訟參與人的范圍。

其實,見證人應當是單獨作為訴訟參與人的一種,以此保證見證人地位的中立性。

(9)新刑事訴訟法第48條擴展閱讀

《解釋》第六十七條第一款對見證人的范圍作出了明確規定。具體而言,下列人員不得擔任刑事訴訟活動的見證人:

1、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具有相應辨別能力或者不能正確表達的人。

2、與案件有利害關系,可能影響案件公正處理的人。這里包括兩方面的利害關系:

一是與案件當事人有利害關系,包括與被告人、被害人或者其他當事人有利害關系,如系當事人的近親屬;

二是與案件處理結果有利害關系,包括本人和本人的近親屬與案件的處理結果有某種利害關系。但是,雖然與案件有利害關系,但不會影響案件公正處理的人員,可以擔任刑事訴訟的見證人。例如,為了收集犯罪證

參考資料:網路-刑事證據

⑽ 證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有哪些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
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10歲的小孩的精神方面發育應當還是具備一定辨別能力,可以作為證人,但是其證據力相對較弱。應結合其他證據進行辨別,
證人依法享有下列權利:
1.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參與訴訟權。證人享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提供證言和參與訴訟的權利。對於不
通曉當地通用的語盲文字的證人,司法機關應當為其提供翻譯。對於某些聾、啞的證人,應當允許他們採用
聾、啞手勢提供證言。在聾、啞的證人作證時,應當有通曉聾、啞手勢的人到場進行翻譯。
2.陳述權。證人享有不受威脅地充分陳述的權利。如果經過回憶,還可以補充陳述或修正原先的證言。
3.控告權。對於司法人員的侵權行為或者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提出控告的權利。
4.人身自由權。證人不是本案的當事人,其人身自由不得隨意加以限制。如果證人由於作證而受到當事人或者其他人的侮辱、誹滂及打擊報復的,有要求對行為人予以制裁的權利。
5.要求保密權。刑事案件的報案人或舉報人,有權要求對其姓名和報案、舉報的行為保守秘密。
(二)證人的訴訟義務
證人應依法履行下列義務:
1.有作證的義務。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8條的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因此,證
人在接到公、檢、法機關的作證通知後,應當按照通知的時間、地點,及時到場接受詢問。如果確有特殊情
況不能按期到場的,應當事先向有關司法機關說明情況,不能無故不到。
2.如實作證。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8條的規定,證人應當如實提供證言。如果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證據,
要負法律責任。
3.出庭接受詢問、質證。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1條的規定,證人在接到出庭通知後,應當按期出庭作
證。在法庭上,證人應當接受法庭的詢問和各方的質證。
4.遵守法庭秩序。在法庭審判過程中,要遵守法庭秩序。
5.保守秘密。證人對司法機關所詢問的情況以及所陳述的內容,不得向無關人員泄露。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並且規定了「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
證據的,要負法律責任」,但是,對於拒不作證的,卻並未規定相應的制裁辦法。因此,在我國,不能強制
證人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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