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勞動法差異

Ⅰ 中美之間關於稅的差異

一關於稅種

賦稅體系的設計

新中國建立以來的中國稅制結構設計經歷了比較長的演變過程，從根本上也是對經濟規律和財稅理論的認識水平和實踐環境緊密相關的。從新中國建國到改革開放，稅制的發展延續了內生性探求適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基本規律的調適思路，在將中國工商業發展與所有制結構一體考慮後，建立了比較簡化和相對系統的財稅體制。這種模式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的稅利分流和兩部利改稅，但是增值稅等真正意義上的流轉稅在當時稅制中還根本沒有出現，實際上此時的中國稅制還是在這種本土特色的計劃經濟環境中循環。 之後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稅制實際上是在1993年才得以初步形成，此次的稅制改革是在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這一指導思想下進行的， 並在1994年後逐漸以法律或授權行政法規的形式予以確認。現行中國稅制已經穩定了十餘年，在組織財政收入、加強宏觀調控、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與意義。

就稅收結構來看，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共設有25種稅，按照其性質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八類：1. 流轉稅類。包括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三種稅。這些稅種通常是在生產、流通或者服務中，按照納稅人取得的銷售收入或者營業收入徵收的。2. 所得稅類。包括企業所得稅（適用於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聯營企業、股份制企業等各類內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三種稅。這些稅種是按照生產、經營者取得的利潤或者個人取得的收入徵收的。3. 資源稅類。包括資源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兩種稅。這些稅種是對從事資源開發或者使用城鎮土地者徵收的，可以體現國有資源的有償使用，並對納稅人取得的資源級差收入進行調節。4. 特定目的稅類。包括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佔用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和土地增值稅四種稅。這些稅種是為了達到特定的目的，對特定對象進行調節而設置的。5. 財產稅類。包括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和遺產稅（尚未立法開征）三種稅。6. 行為稅類。包括車船使用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印花稅、契稅、證券交易稅（尚未立法開征）、屠宰稅和筵席稅七種稅。這些稅種是對特定的行為徵收的。7. 農業稅類。包括農業稅（含農業特產農業稅）和牧業稅兩種種稅。這些稅種是對取得農業收入或者牧業收入的企業、單位和個人徵收的。8. 關稅。這種稅是對進出中國國境的貨物、物品徵收的。

表一：1994－2000年中國主要稅種收入情況（單位：億元）

年份 總額 增值稅 消費稅 營業稅 企業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

1994 5127 2308 487 670 708 72.67

1995 6035 2602 561 869 764 131.39

1996 6909 2963 626 1065 868 193.06

1997 8234 3284 679 1324 846 259.93

1998 9262 3628 815 1575 856 338.59

1999 10682 3882 824 1669 1009 414

2000 12660 1441 1511

資料來源：1995－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時事資料手冊》2001（2）

從表一可以看出，在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我國稅收收入中，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營業稅、消費稅和個人所得稅的佔比逐漸減低，而從增長速度上來看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最快。這其中，營業稅的增長是與我國第三產業的部分服務業和第二產業的建築業的高速發展緊密相關，個人所得稅則受到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和征管水平的逐步完善的主要影響。而增值稅的增長主要受到經濟發展規模和結構的影響，至於消費稅，除了汽車類消費稅還有稅收額提升的相對空間，已經相對穩定。企業所得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從1994年到2000年分別是：13.8%、12.7%、12.6%、10.3%、9.2%、9.4%和11.4%，從1994年到1998年，企業所得稅增長緩慢，這與國企改革進程是存在因果關系的。

就稅收體制而言，歸入中央收入的稅種有：關稅；海關代征消費稅和增值稅；消費稅；中央企業及利潤；地方外資行及非行金融企業；鐵道、銀行總行、保險總公司等集中交納的收入（包括營業稅、所得稅、利潤和建設稅）。歸入地方收入的稅種有：營業稅（不包括鐵道、各總行、各保險總公司集中交納的營業稅）；地方企業稅；個人所得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印花稅；屠宰稅；筵席稅；農業稅；耕地佔用稅；契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車船使用稅；土地增值稅。共享稅有增值稅（中央75％，地方25％）；資源稅（海石油100％歸中央，其餘100％歸地方）；證券交易的印花稅（中央94％，地方6％）。根據分稅制之基本規范性法律文件《國務院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和國務院相關決定，地方立法機關可以因地制宜地開征一些法定的可選稅種，但是不能自行設立地方稅種。此種中央地方的財權劃分與事權劃分是緊密相關的，在更高位階的憲法還沒有將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界限釐定和明晰前，此種階段性的制度設計採取國家政策和行政法規予以確認，也是一種變通性和靈活性的體現。

經過若乾的發展階段，美國的現行稅制模式和主要稅制結構已經相對穩定和細致。目前開征的稅種主要有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社會保障稅、財產稅、財富轉移稅、 銷售稅和關稅等。這些稅種構成了美國慎密而復雜的稅制框架，並承擔起國家機關運作和龐大國庫開支的財力基礎。通過對表二的分析可以發現，美國聯邦稅制各稅種之間的關系及其在整個稅收體系中的佔比呈現如下特點：其一，聯邦稅收收入以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為主體，它們佔了政府全部收入（包括來自社會保險稅收入）的42％，其中個人所得稅在全部稅收收入的佔比年均在35％以上；其二，社會保障稅在聯邦稅收體系處於重要地位，這種稅在聯邦稅收中的組成已從1990年的3801億美元躍升至1999年的6118億美元；其三，直接稅在美國稅收體系中占絕對的支配地位，1990年以來美國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等直接稅稅收收入佔全部聯邦稅收收入的比例均在90％以上。

表二：1990－1999年美國聯邦政府主要稅種收入情況（單位：億美元）

年份 個人所得稅 社會保障稅 公司所得稅 消費稅 遺產與贈與稅 關稅 其他

1990 4669 3801 935 353 115 167 275

1991 4678 3960 981 424 111 159 228

1992 4765 4137 1003 456 111 174 272

1993 5097 4283 1175 481 126 188 182

1994 5427 4615 1404 552 152 201 220

1995 5902 4845 1570 575 148 193 273

1996 6290 6190 1950 590 172 187 252

1999 8795 6118 2163 704 278 183 348

資料來源：相關年度的 U. S. Treasury Bulletin, by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Service.

美國稅收體系分為聯邦、州和地方三級。三級政府各自行使屬於本級政府的稅收立法權和徵收權；聯邦與州各有獨立的稅收立法權，地方稅收立法權在州，州的稅收立法權不得有悖於聯邦利益和聯邦稅法。美國的稅法制訂是由眾議院起草有關聯邦稅法的收入議案。美國的聯邦稅法由國會制訂，並寫入《國內收入法典》。財政部代表聯邦政府解釋《國內收入法典》並頒布所得稅法。其屬下國內收入局負責管理和執行聯邦稅法，為納稅人提供納稅方面的指導服務。美國聯邦政府開征的稅種有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公司所得稅、遺產與贈與稅、消費稅和關稅，以所得稅為主體。州政府開征的稅種主要有銷售稅 、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消費稅、財產稅、遺產與贈與稅、資源稅和社會保障稅，以銷售稅為主體。地方政府開征的稅種主要有財產稅、銷售稅、消費稅、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以財產稅為主體。美國的州和地方政府執行州和地方稅法，且可以在其管理許可權內作適當變動。多數州和地方政府通過頒布法規的形式來解釋稅法。

作為稅制基本組成要素的方面還有稅目、稅率、納稅環節、減免稅等，中美兩國由於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不一致也呈現諸多的差異。美國作為直接稅為納稅主體的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制具有完整性、嚴密性和科學性的基本特點，與中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相比較存在明顯的不同。在課稅模式方面，美國個人所得稅採用綜合所得稅制模式，即把所有的收入先加總，再進行必要的扣除，然後以統一的稅率計征。我國則是採用分類所得稅制，將個人所得稅的應稅項目劃分為11項，按不同的費用扣除標准和稅率計征。在應稅所得方面，美國對所得的分類有多種，如毛所得與凈所得、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名義所得與實際所得、正常所得與非正常所得，符合國際上確定應稅所得時採用的合法來源和貨幣（實物）所得原則,是一種綜合、全面的的稅基。我國採取列舉所得項目規定課稅對象的辦法，沒有列舉的項目則不征稅。就費用扣除而言，美國採取分項扣除方式，對各項所得分別規定與獲取所得直接有關的費用，各項必須的生活開支以及其他必要的耗費支出,考慮了各種具體情況（包括對生計費用採取指數化的辦法），適應性強，體現按能力納稅的原則。我國則採用綜合扣除方式，實行定額與定率扣除相結合的方法（沒有實行費用扣除指數化）。這些方面的差異存在說明中美兩國的稅制區別不僅體現在宏觀的稅制模式的選擇，還反映在具體的稅制要素的配置上，突顯了制度比較下系統性和全局性的動態級差。

二、關於稅率，即實際稅負

前不久，《福布斯》把中國列為世界上稅率第二高的國家。有不少人就反駁《福布斯》，認為它比較的是名義稅率，並不正確。較高的名義稅率並不一定導致較重的稅負。要真正比較稅負，應當以實際稅負為准。

實際稅負，也就是國家實實在在徵收到手的稅入。這也是實實在在攤到了每個公民頭上的負擔。中國的實際稅負有多重？2002年，中國中央國稅收入11684億元，相當於當年GDP的11.4%。同一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收入為18607億美元，占其GDP比例為17.8%。這樣猛一看，中國的實際稅負似乎很輕，財政似乎還有大大「增收」的餘地。大概正因為如此，盡管民間關於稅負太重的聲音早已不絕於耳，我國政府似乎仍在執行「增收」的財政政策。

問題在於，上述表面的比較，存在兩大基本錯誤。衡量的並不是「實際稅負」。

首先，國外政府財政收入中，非常大一部分是社會保障繳費。以美國為例，2002年美國聯邦政府收入中，社會保障繳費高達7503億美元，占聯邦政府收入的40%還多！社會保障繳費在一些國家也被叫做稅收，如美國稱之為「工資稅」，但它和財政性的稅收（所得稅、銷售稅等）有本質區別。它是專款專用的，財政對這筆錢只起到「經手」作用。一手從部分居民（工作者）那裡收上來，同時另一手再向其他居民（主要是退休者）以社保津貼的方式支出去。國家無權把這筆經費挪做任何其它用途。嚴格意義上說，它是政府管理的一種全民強制性儲蓄，並不能被看成是人民的稅收負擔。

中國社保收支是單獨列支，除少數差額由財政補齊外，並不體現在財政收支上。這就使得中國的稅負表面上低於美國。如果我們剔除社保繳費收入，再剔除其他一些零星的非稅收性收入，直接比較中美兩國財政性稅收佔GDP的比重，情況便發生巨大的逆轉：美國聯邦政府稅收/GDP的比例，立刻下降到10.3%，已經略低於中國（11.4%）。

其次，比較實際稅負，必須以「可征稅收入」為基數，而不能以GDP為基數。這是因為，任何社會、任何政府，都必須容許個人留下足夠的基本生活費用。這一塊是不能征稅的，若征稅就會嚴重危害到個人的基本生存能力。舉個例子，對一個月掙一百萬的富翁，你可以收他百分之四十的稅，他還能活得挺美。一個月只有一百塊的人，如果你再拿走四十塊，他就可能餓死。

因此，比較兩國人民的實際稅負，必從GDP中剔除那些不可征稅的基本生存開支。這個基本生存開支應當包括吃、穿、住等。剩下來的就是「可征稅收入」。很明顯，我國人均收入低，絕大部分人的收入都在滿足基本生存開支的需要，「可征稅收入」只佔總收入的很小比例。相應地，在毛稅負接近的情況下，中國的實際稅負要大大高於西方發達國家。

為了驗證這一點，我做了一個小小的計算：僅僅從中美兩國GDP中剔除食品開支，用「實際稅負＝全國稅收/（GDP－基本食品開支）」的近似公式。結果是什麼呢？以中央（聯邦）稅收來說，中國實際稅負立刻大幅度上升到14.8%，而美國依然只有11.5%。二者比較，中國人實際承受的中央政府稅負，比美國人承受的至少高出了28%。可以斷定，假若把「穿、住」的基本生存開支包括進來，中國的實際稅負還將繼續顯著上升。我個人估計，中國人的實際稅負，在中央政府層次上，超過美國人恐怕有50%左右！

而且，中國的稅收徵收率明顯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換句話說，在稅還沒有收齊的情況下，中國人的實際稅負已經大大高於了美國。要真是強化征管、把稅收齊了，我們的稅負豈不還要進一步升高？

上面引用的都是2002年的數據。當年，美國朝野的共識已經是稅收過重，朝野兩黨共同通過了一個10年期12萬億美元的大幅度減稅政策！這樣看來，我國財稅政策更應當有一個大的調整了！應當從「增收」轉向「減負」，特別是減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稅收負擔，藏富於民，才能更好地建立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Ⅱ 仲裁常識 涉外仲裁和國內仲裁的不同點

一、仲裁機構的選定可選中國的，也可選另一方當事人所在國或第三國的仲裁機構。目前，國際上比較著名的常設機構有：英國倫敦國際仲裁院、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國際商會仲裁院等。我國現有兩個常設機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總會均設在北京。
二、仲裁規則的選定在一定條件下，有限制地允許當事人協議確定仲裁規則。如1979年我國同美國締結的《中美貿易關系協定》規定，仲裁可以採用當事人選定的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也可以在爭議雙方和仲裁機構同意的情況下，採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仲裁規則或其他國際仲裁規則。
三、仲裁裁決是否終局不同一般來說，仲裁條款、仲裁規則或仲裁機構所在國法律均規定仲裁裁決是終局的，但有的國家規定，當事人不服仲裁裁決，可向法院起訴要求撤銷（如英國）；有的規定可向法院上訴要求法院重新審判

Ⅲ 求中美兩國就業現狀的差異與共同點

。 1.對工作地選擇不同 美國的大學生傾向於就近就業，而中國的大學生則傾向於到大城市工作。這主要是由於當前我國城鄉差別、地區差別較大，大城市的生活水平相對較高，發展機會相對較多，對大學生吸引力較大。但大城市本來畢業生就多，各方畢業生都想方設法涌到大城市，不僅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同時進一步加劇了大學生就業難度。 2.對職業的看法存在差異 美國某大學生就業服務網站進行的一次民調發現，80%的受訪者認為:「首先是要有活可干」，「找工作應該是有活就干」。即便暫時找不到自己有興趣的工作，他們也會做一些兼職，直到找到全職工作為止。美國大學生一進校門都有長遠打算，早早就為自己的未來進行規劃。這主要表現為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及早規劃，培養能力；二是不急於求成，不企求一步到位。他們即便找到工作以後，跳槽率也很高，對於他們，第一份工作更主要的是積累社會經驗而非薪水和福利。然而中國大學生在擇業過程中往往更注重物質利益，在選擇上過分強調經濟條件、生活環境、工資福利，對職業的選擇首先考慮的不是是否符合自己的專業，而是職業的附屬物如工資、住房、福利等因素，要求一步到位。所以，政府部門、事業單位是大學生就業的熱門選擇。中國大學生普遍不願意到中小企業、私營企業工作，主要原因是嫌工資太低，工作太累，環境不好、工作不穩定等。 3.學習實踐不同 中美兩國大學都有在校大學生實習制度，美國大學生學習實踐要通過the STTEP和service learning項目。The STTEP包括兩個項目STT(Student Technology Training 學生技術訓練)和EP(employment program招聘程序)。 STT是學生科技培訓計劃的一部分。按學生的資訊科技協定簽署形式，每個學期他們將被要求參加一些預置講習班。這些學生可參加訓練營所提供的程序，只要他們沒有缺席，部門將支付學生工資。他們不會被那些與自己專業無關的部門招募。這種訓練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選擇，讓自己了解是否真的能勝任目前的專業。 EP:這部分計劃的目的是促進和招聘校園的IT崗位。該STTEP將接受申請在校園里的IT工作。這些應用程序提供給學生就業的相關部門。這個項目(STTEP)是每個學生必須參加的，當然這個項目也為學生提供在學校的就業崗位，讓學生不僅能學到就業技巧，而且給予學生在學校工作的機會。 一些美國大學實行「實習對調」制度，採用的是半年在校學習、半年外出實習的教育方式。為了推行這種實習制度，聯邦政府制定了完善的實習生制度，讓每個就業單位給各個大學提供充分的實習機會。美國社會也非常支持大學生實習，許多公司願意為大學生提供實習機會，並給予他們真實的實習項目。美國大學生的實習有兩個特點:一是實習機會學生可以挑；二是學生實習有收入，有的還不低。 在中國，缺乏經驗已成為大學生就業的瓶頸。因此，強化實習是彌補大學生社會經驗不足，促進大學生就業的有力措施。當前中國實行的大學生實習制度已不同於沿襲已久的教學實習和學校組織的各種社團活動，主要目的是在用人單位有計劃、有目的地安置即將畢業的學生，給他們提供實習工作、嘗試工作的機會，不是學校和企業之間一種簡單的「對口實習」任務，而是涉及政府、學校、用人單位、大學生及其家庭的一種規范系統的常規化制度行為。但目前大部分用人單位對大學生實習缺乏認同感。據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節目組對106家用人單位的調查，願意接受大學生實習的佔48%，不太願意的佔52%。用人單位不願接收實習生的原因有:擔心影響正常工作的佔49%；擔心泄漏商業機密的佔39%；擔心增加額外負擔的佔34%；擔心萬一出事負不起責任的佔20%；擔心不好管理的佔19%。可以說，用人單位對大學生實習的各種擔心和不正確認識，主要是缺乏確保雙方共贏的實習制度造成的。 4.素質教育與學習思路不同 中美兩國大學生在教育學習觀念上存在很大差異，與美國大學生相比，中國學生的獨立意識較差，他們過多地依賴體制、學校、老師和家長。正是獨立意識的缺乏，使中國學生在學習態度上表現得比較被動。在許多中國高校，大學生上大學只是為了混一個畢業證，找一個報酬豐厚的工作，滿足自己的高級物質生活享受。素質教育在中國提出已有多年，但是不少學生還缺乏必備的內在素質，內在素質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學習能力、工作能力、社會交際能力等等，而這些內在素質往往是在大學階段形成的。 在美國大學圖書館里，課余時間基本上都有很多人在看書，做作業，復習功課，因為在美國大學里平時作業、小測驗、課程小組討論很多，這在客觀上也促進他們平時好好學習。美國學生認為成績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想繼續深造的學生。美國學生也熱衷於師生交流，學生們不僅會問一些上課沒聽懂的問題，還會告訴教授自己的人生打算和找工作時遇到的問題，教授們都很樂意幫助學生。 在人才市場上，好的成績能帶給僱傭者一個有價值的印象，至少說明你的學習能力不錯，或者人比較勤奮。這種觀念在會計、教育和電腦科學領域很普遍。好的成績只是內在素質的一個方面，從長遠看，良好的社交能力更重要。 5.任課教師(教授)的推薦方式不同 美國學生找工作有點像申請北美研究生，需要推薦信。推薦信是由教授寫的關於對該學生的客觀評價，所以學生在校的表現顯得特別重要。美國教授評價學生好壞很客觀，不好就會寫不好。 美國企業也比較看重教授的推薦信，當一個企業打算僱傭該校的學生時，他會打電話給學生所在系的老師，咨詢那個學生的情況。教授也是非常客觀地回答關於該學生的問題，不會胡編亂造。推薦信能夠促使學生在大學期間不斷提高自我素質，是展現一個學生價值的可靠工具，方便企業根據它來擇優選擇人才。 在中國，老師們可能為了提高該校的就業率更傾向於著重強調學生的優點，而往往忽視學生的不足，這樣會讓企業懷疑推薦信的可靠性和准確性，也就起不到推薦信的作用。 6.學校方面提供的服務不同 美國大學有專門的網站給學生提供一些關於企業招聘的信息，網站主要有三個部分組成: (1)Job search workshop(找工作的研討會)。裡面是一些關於找工作的講座。比如某某時間、某個地點有關於如何寫簡歷的講座。這些講座主要是為了幫助學生在面試時做好更充分的准備。 (2)Resume Reviews(簡歷的修訂)。這里主要是為學生提供合適的環境去提高修改、潤色學生的簡歷，針對學生的簡歷提出切實的意見，讓簡歷趨於完美。 (3)Mock Interviews(一種模擬招聘會)。這種招聘會以真實招聘會為背景，需要學生認真對待。學生如正規面試一樣，攜帶簡歷，穿正式職業服裝。在面試前有些小提示，如保持安靜、手機需關機，要學生學會用眼睛與招聘人交流，不要出現膽怯的想法。這種模擬招聘會由學校組織，模擬現實招聘會給學生提供一個平台去發現自己在面試過程中的不足，積累更多經驗。 雖然中國的大學(如暨南大學等)也有類似的模擬招聘會，但由於是學生社團組織的，宣傳力度不夠，參與率也較低。 7.專門幫助就業的機構 美國有許多幫助大學生就業的非盈利性機構，每個學校也有專門的就業部門，如果學生在就業方面遇到困難，隨時可以去咨詢。學校的網站也提供不少的就業信息，不僅僅是全職的，兼職崗位也很多。在美國的非贏利性就業組織中，以全美高校和僱主協會最為著名，其會員包括800多家高校和1900多家用人單位，每年為100多萬大學生和畢業生提供就業服務。該協會的宗旨是幫助學生選擇並獲得滿意的工作，幫助僱主制定有效的人員招聘計劃並提供優秀人選。該協會還出版期刊，對就業市場的現狀、發展趨勢以及求職和招聘過程中遇到的法律問題等進行調查和分析。美國的校園里也有招聘會，不過規模比較小，以各系為主舉辦，一次只來幾家企業，這樣便於供求雙方細細切磋。 當前，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就業工作，助推大學生就業力度空前。由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共同主辦了2009年高校畢業生就業政策網上咨詢，全國大型網路招聘活動已舉辦10餘場，最高日點擊量達1100多萬人次。各省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部門和普通高等學校共同為2009屆高校畢業生舉辦招聘活動已達6.3萬余場次，出台建立了就業創業見習基地、實施國企人才儲備計劃、鼓勵高校畢業生參加志願服務西部計劃等措施，為大學生就業搭建了眾多平台。但就業供求信息不對稱問題依然突出，需要打造全天候、多功能、廣覆蓋、高效率的就業公共服務平台。 8.曲線就業——創業 大學生自主創業不僅能緩解社會就業的壓力，而且也有利於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引導畢業生走自主創業之路，既是就業形勢的現實需要，也是大學畢業生實現自身價值的內在要求。美國大學有關於如何創業的專業，系統地教學生如何創業。美國政府也對大學生創業提供一定數額的貸款，鼓勵學生創業。中國高校應把對創業型人才的培養逐步納入學校人才培養的主渠道。社會各界應整合資源、創新機制、加大力度，培養、訓練學生的創業意識，培育創業的氛圍、優化創業環境，指導和幫助大學生逐步走上自主創業的道路，開辟大學生就業新途徑。

Ⅳ 中美工作態度的差異

中國員工較美國員工更重視關系維度,美國員工較中國員工更重視交易和工作維度;當心理契約違背,美國員工比中國員工產生更消極的工作態度。由於勞動力供過於求的影響,關系維度契約違背對中國員工工作態度的負面影響不及美國員工。研究證明管理者有必要對不同文化背景員工採取針對性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最後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工作：

工作，是一個漢語詞語，具有動詞、名詞兩種詞性。作為動詞用有操作、行動、運轉、運作等意思。作為名詞用有工程、製作、業務、任務、職業、從事各種手藝的人等意思。工作的概念是勞動生產，主要是指勞動。一個人的工作是他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Ⅳ 中美勞動生產率差異的原因

關鍵在於人的素質，與教育程度無關，教育好壞每個國家標准也不一樣。中國是應試教育，紙上談兵的東西。看看現在中國混的好的，當年有幾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Ⅵ 中國GDP與美國GDP的計算方法有什麼不同

中國主要採用的是「生產法」，即分別計算各國民經濟部門的產出總額，再對應地扣除各部門的中間消耗，最後匯總所有部門產出增加值的辦法。這種演算法是由之前蘇聯所採用的MPS（物質產品核算體系結合），西方採用的SNA（國民經濟帳戶體系發展而來）。
美國和西方主要經濟體則主要採用「支出法」來核算GDP，即整個社會購買最終產品的總支出，包括個人消費、個人國內投資、政府購買和凈出口等四大類統計項目，再減去產品和勞務進口的差額來計算GDP總量。
中美兩國分別採用著不同的GDP核算方法，如果按同一種核算方法，中國的GDP總量與美國的差距將大大拉近。
拓展資料：
一、GDP（國內生產總值）指的是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經濟活動中所生產出之全部最終成果（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1]常被認為是衡量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GDP 是國民經濟核算的綜合性核心指標，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狀況重要指標，但不適合衡量一個地區或城市的經濟狀況，因為每個城市的生產總值上繳上級或國家的量都不同，所以在每個城市留下的財富就不一樣。
二、中國採用的「生產法」相比於美國採用「支出法」，其優點在於更多地避免了重復計算，尤其更加關注社會產品價值的核算；而其缺點則是統計相對復雜，不夠全面，往往忽視對非生產性部門，例如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業，包括金融業對於經濟的輔助貢獻。
從統計方法上，對於同一個國家「生產法」往往會比「支出法」得出的GDP數值要小。
如果說中國的GDP被誇大了，倒不如說數美國的GDP包含了太多的虛擬成分。例如，對於科研支出的經濟核算。在中國，普遍地採用了政府部門和公立大學的科研投入體系，這些部門盡管極有力的支撐著國家經濟體系的運轉和發展，但很難產生用於市場交換的實際產品。在中國的在經濟核算中，這些經濟只計算在政府支出中。

Ⅶ 如何正確看待中美關系

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明顯的成本優勢，廣闊的市場和無可限量的發展潛力；另一個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經濟，科技實力的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的關系，直接影響到世界經濟的發展。就中美當前的關系來說，是處於一個蜜月期，但問題與沖突同樣存在。因為在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況來看，還在意識形態，政治影響，經貿摩擦等方面存在問題。
在現代國家的發展進程中，經濟是一個國家強大的物質條件，是最核心，最現實也是最切實的國家利益，直接決定著國家的地位與影響力。所以經貿是國家間關系的晴雨表。中美兩國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兩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具有很強的互利性和互補性。同時，在互相競爭中，又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摩擦。中美在經貿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貿易差額，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
不斷擴大的中美貿易逆差是中美關系動盪的一個決定因素。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1629億美元，從美國進口487.3億美元，順差為1147.7億美元。根據美方統計，2005年美對華貿易逆差激增24.5%，達2016億美元。中美之間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大的貿易差額，一方面與中美雙方採取的統計方法有關；另一方面又與美國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有關。中美又方的統計差異主要緣於中美貿易的特殊性和統計方法的不同。中國對美國出口的60%和自美國進口的30%，是經過以香港為主的第三方轉口進行的。美國把中國出口至香港，東南亞等國家後，這些國家再轉口到美國的產品都算作從中國的進口。而美國在統計對中國的出口時，卻對其通過香港等對華轉口的商品忽略。這是造成統計不同的一個原因。在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國企業在華分公司的商品。中國賺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費，大量利潤被美國在華企業取得。根據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一國應該生產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通過自由貿易出口這種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同時，進口其沒有比較優勢或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在這種自由貿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較利益學說進行的國際貿易會使所有參與國得到貿易利益最大化。中美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經濟的互補性很強，也符合比較利益學說。中美貿易會造成如此大的貿易差額，與美國對華採取的貿易限制有關。中國向美國的出口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主要是農產品，附加值低，滿足了美國一般消費者的需要。而美國向中國的出口產品應該以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但美國把經貿政治化，以安全為由拒絕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美國的高新技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技術產品在美國對外出口中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對技術產品的需求不斷擴大。美國的這種經貿限制，嚴重影響了貿易的互補性，導致貿易差額進一步擴大。由中美貿易逆差這問題來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種理解，信任。正是這種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貿易摩擦。中美雙方只有靜下心來，加強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決方法，而不是直接對抗。
中美經貿的另一個結就是人民幣的匯率問題。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按照1美元兌8.277左右的匯率自由兌換。美元從2002年開始持續貶值。從2003年起，美國公開要求中國採取「靈活匯率」。在美國，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加重了美國國內失業問題。許多美國人把美中貿易赤字歸咎於匯率過低。但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美國企業和民眾都希望看到人民幣升值。目前，中國已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中國如調高人民幣匯率而大量減持美國國債，美國的政府開支和個人消費可能都受到沖擊。實行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市場會使中國金融業固有的困難加惡化，擾亂中國經濟，甚至擾亂全球經濟。事實上，中國已實行人民幣匯率浮動的機制，只是這過程比較緩慢，但這是完全按照中國國情來發展的，適合中國的實際發展情況。美國一再要求人民幣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這是不現實的。世界上不存在什麼正確或錯誤的匯率。只有在適當的是機，實現浮動匯率才會對中美兩國的經濟和貿易有利。美國在人民幣升值這個問題，一方面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沒有為人民幣升值高定「時間表」。可見，中美雙方都是利益相關者，誰也離不開誰的發展。只有雙方更了解對方的國情與現實，才能找到雙方平衡的支點。強勢壓迫並不是解決之道。
知識產權保護，是夾在中美貿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美就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出現糾紛。美國在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美國十分關注知識產權保護，並將其視為事關美國核心競爭力和優勢地位的重大問題。在知識產權保護這方面，我們中國確實做到不夠好，但我們在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法方面都不斷取得重大進步。我們加強了打擊盜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動，並加強了對公眾尊重知識產權的宣傳工作。但是，保護知識產權也是需要一個過程，也需要國際合作，並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事情。中美雙方只有在實事求是的精神指導下，加強對話，加強監督與合作，才能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保證充分的自由競爭，最終解決知識產權紛爭。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裡，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裡，摩擦是正常的，也是無法避免的，這並不可怕。中美經常性的經貿摩擦，反映兩國經濟關系的密切。中美經濟對雙方的重要性與俱增。貿易中產生的問題，雙方只有理性面對，在經常性的協調和合作機制中，通過平等協商的辦法加以妥善處理。從中美貿易摩擦來看，都是因為中美雙方的意識形態不同，國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雙方都應該擺正心態，採取合作，尊重的態度，才能更切實地找到兩國利益的平衡點，才能達到雙羸。
為了改善中美貿易關系，消除貿易摩擦，我們中國可以在以下方面採取措施：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在處理中美貿易逆差與具體的貿易摩擦中，中國有必要採取國際上常用的自動出口限制等貿易政策措施。這樣既起到了安撫的作用，又減少了貿易摩擦的代價。積極籌劃、組織、實施對美國的直接投資。這樣不僅可以避開貿易壁壘，大大減少貿易摩擦，而且通過投資設廠可以更有效地引進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提高中國企業的綜合國際競爭能力。中國還應該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多方面對美國進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中國必須學會站在美國人的角度認識與思考中美之間的問題，並提出相應的對美貿易政策和運作技巧。通過這種了解的增進，以使對美貿易政策與對策更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
貿易戰並不是出路，中美雙方誰也打不起貿易戰。只有雙方妥善處理好貿易關系，才能更好地鞏固雙方的關系，才能更好使意識形態，政治問題得到解決。處理好一個地區發展大國與一個世界強國的關系，不但對兩國有益，達到雙羸；而且對世界的和平發展，持續發展也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中美關系錯綜復雜，並不是一兩天能全部解決的。但只要本著接觸，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則，就能把這些問題逐步理清，並逐步解決。

Ⅷ 美國與中國的差異表現在哪些方面

1、歷史時間不同

在四萬多年前，印第安人的祖先經由亞洲到達北美洲，再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當哥倫布到達他認為的新大陸時，居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約有3000萬。而居住在美國、加拿大地區的印第安人約有150萬人。

中國的原始社會，起自大約170萬年前的元謀人，止於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的建立。原始社會經歷了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兩個時期。

4、人口數量不同

美國約3.33億（截至2021年2月）。非拉美裔白人約佔62.1%；拉美裔約佔16.9%，非洲裔約佔13.4%，亞裔約佔5.9%，混血約佔2.7%，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約佔1.3%，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島民約佔0.2%。

中國在宋代中國人口突破一億，清代時期人口突破四億，到2005年中國人口已突破十三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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