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選舉
A. 我國的監察委是什麼產生的
事關政治體制改革全局的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近來牽動人心。尤其是已在徵求意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下稱《監察法(草案)》),所引發的熱議與關注都遠在許多法律之上。
近日,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中國政法大學國家監察與反腐敗研究中心聯合舉辦國家監察法立法座談會。多位專家對於如何規范和制約監察機關,保護被調查人員的合法權益等問題表示關注。
「很多人對於如何監督監察委非常關注。實際上,在《監察法(草案)》的立法過程中已經充分注意到了這一問題,通過一些制度上的設計,來確保監察委接受相應的制度和法律的約束與監督。」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說,「當然,在具體的規定上還有一些可以完善的空間。」
反腐職權分散影響反腐效能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進入快車道。
11月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在全國各地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
根據決定,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各地推開,在今年底明年初召開的省、市、縣三級人民代表大會上產生同級監察委員會,與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同時為明年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做准備。
11月7日,中國人大網公布今年6月由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的《監察法(草案)》,面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在改革的關鍵階段,監察立法取得實質性進展,顯然是令人歡欣鼓舞的。在馬懷德看來,監察法的制定,是解決反腐權力分散、不統一的重要舉措。「過去的反腐職權分散在行政監察、預防腐敗、反貪等多個部門中,分散了有限的反腐力量,影響到反腐效能。因此有必要整合各類反腐敗資源和力量,形成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反腐敗的體制。」
同時,監察立法也是為了解決行政監察與黨的紀律檢查的錯位問題。黨的十八大之後,紀檢部門通過派駐機構全覆蓋以及靈活巡視的方式,實現了對黨員領導幹部監督的全覆蓋。而行政監察機關因為只是一級政府的職能部門,其監察范圍局限在政府工作人員上,而無法覆蓋其他公職人員。在馬懷德看來,這有「一條腿長、一條腿短」之嫌。
此外,「從深層次講,這也是一項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馬懷德說。比如以留置措施取代「兩規」,通過法律設定留置條件、留置對象、留置期限、留置場所,將留置納入法治軌道,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全方位監督防止權力濫用
監察委員會將會成為一個怎樣的機構,由誰來監督,怎樣監督,是一個非常受關注的話題。
在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看來,在「規范反腐敗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行為,防止其濫用職權,保護被監察人員人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立法目的方面,《監察法(草案)》作出了很大努力,為此設計和確立了一系列相應的規范、制度。
例如,對監察機關和監察人員行使職權實行全方位監督,包括人大監督、上級監察機關監督、民主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司法機關的監督以及監察機關在工作中的自我監督。
監察機關履行職責、行使職權必須嚴格遵循程序,其內部問題線索處理、調查、審理等各部門之間須建立相互協調、相互制約的工作機制。
監察人員採取訊問、詢問、留置、搜查、調取、查封、扣押、勘驗檢查等調查措施時,均應出示證件,出具書面通知,由二人以上進行,形成筆錄或者報告、意見等書面材料,並由相關人員簽字蓋章。
留置應由監察機關領導人員集體研究決定,報上一級監察機關批准或備案(省級以下留置經批准,省級經備案)；除有礙調查的,應24小時內通知被留置人所在單位或家屬；留置時間不得超過3個月,特殊情況延長不得超過3個月；被留置人的飲食、休息、醫療服務應予保障；對之訊問應合理安排時間和時長等。
嚴禁以威脅、引誘、欺騙及其他違法方式收集證據；嚴禁侮辱、打罵、虐待、體罰或者變相體罰被調查人；進行訊問、查封、扣押等應全過程錄音錄相等。
從上述規定中,不難看出監察委的自我監督在監察法中也得到體現。比如,對留置的全程錄音錄像,留置的時長,還有對審批許可權的嚴格掌握,都屬於自我監督,防止權力濫用的措施。
「另外,還可以考慮比照香港廉政公署,在監察委內部設立投訴委員會,接受包括當事人,利害關系人和社會公眾的投訴。投訴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可以包括社會各界人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學者等。」馬懷德說。(1)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選舉擴展閱讀
B. 中國法學會相關咨詢
你好：
協會、學會屬於民政注冊的社會團體。
學會的成員由本地域同內行單位自願組成。選舉會長容單位和理事會單位。
經費來源：會員單位撥交、咨詢、刊物和贊助。
工作職能：傳遞信息、共享資源、宣貫法規、協同工作。
收入待遇：不享受機關事業單位待遇。但基本參照事業單位運作。五險一金繳納。
相對獨立，分內勤、外勤。工作單調簡單。
C. 第八屆應松年行政法學獎學金頒獎典禮在哪裡舉行
12月28日，「應松年行政法學基金第一屆理事大會暨第八屆應松年行政法學獎學金頒獎典禮」在京舉行。北京卓亞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理事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秘書長周成奎，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廳長胡衛列，以及來自全國各地高校的行政法學界代表參加了頒獎典禮。
應松年行政法學獎學基金的宗旨是通過設立獎學金，以獎勵全國優秀行政法學研究生，推動學術發展。該獎學金自設立以來，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被喻為「中國行政法學界的諾貝爾獎」。劉莘表示：「這個獎項雖然是對行政法學的獎項，將來會進一步打破專業壁壘，向更多人宣傳這個獎項，獲得社會更廣泛的支持。」
律師，做好律師的誓言。
D.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的介紹
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成立於1985年8月，是我國行政法學研究的核心和中堅力量，致力法治國家建設和學術繁榮發展。
E. 請問誰知道"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律研究會選舉辦法"
共青團中央和中國法學會，推薦研究會副會長、常務理事、理事。經過反復協商，產生了研究會成立大會代表名單。
研究會由代表大會、理事會、常務理事會三級組成。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審議理事會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決定理事會成員組成，決定本會重大事宜。理事會行使下列職權：審議本會會務報告，選舉會長、副會長和常務理事，必要時可增免理事會個別成員，制定內部管理制度，決定重大事宜。常務理事會行使下列職權：召開理事會會議；在理事會閉會期間，行使理事會的職權；會長和秘書長主持本會的日常工作；必要時可增免常務理事會個別成員，提請下次理事會追認。
研究會人員組成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兼顧法律理論和實踐，法律理論研究人員共有55人，占總數比例43%，法律實踐工作者共有73人，占總數比例57%；平均年齡39.9歲。二是層次較高。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占總數78%，法律專業畢業的占總數81%。三是分布面較廣，代表來自19個部委和23所高校，地方代表來自31個省、市、自治區和新疆建設兵團。四是工作和研究領域范圍廣泛。既有從事立法、司法、執法和法律監督、法制宣傳教育的，又有從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青少年工作的，既有從事憲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各個法律學科的，又有青年學、社會學、教育學等方面的專家。
F. 崔卓蘭的成長歷程
老師1953年9月12日出生於吉林省吉林市。其童年、少年及青年時代均在困苦與動盪時期度過，正是長期的磨難練就了她仁厚達觀的品格，而這種品格在其後來的學術歷程中一展無余。
老師1983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憲法學專業，獲法學碩士學位，自1976年一直任教於吉林大學法學院，至今已執教30年整。在這30年裡，老師在憲法學與行政法學領域默默地鑽研著，以其女性獨有的敏感和洞察力選擇著具有研究價值的課題，從不盲目跟風。1987年至1988年，老師以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美利堅大學進修行政法學，回國後於1990年將《美國行政法與行政程序》譯為中文，旋即發表了與行政程序相關的諸篇文章，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主張以法律明文規定的方式對行政主體加以程序約束尚屬罕見，這部譯著與其後的文章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也引導中國更多的行政法學人對行政程序的關注。由於學術成果顯著，老師於1991年——這個職稱評定極為嚴格的年代，被評為副教授。1992年至1993年，老師再次奔赴美國，至路易斯克拉克學院研修行政法學。第二次回國後，老師在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關系、政府與公民的關系、行政相對方權利的保護、非強制行政行為以及行政規章等方面又有建樹。為此，1994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98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成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史上第一位女博士生導師。崔卓蘭老師所作出的突出成績為其贏來了多項榮譽，分別於1991年、1992年、1999年被評為吉林大學「先進工作者」；於1998年被評為「吉林大學跨世紀人才」；於1999年、2001年、2003年獲得「巾幗建功先進個人」榮譽稱號；於2004年被評為「吉林省第八批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業技術人才」；於2005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評為「吉林省高級專家」。
作為在行政法學領域作出卓越貢獻的中青年行政法學家，崔卓蘭老師連續四屆當選為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此外還擔任中國太平洋學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吉林省憲法與行政法學會總幹事，長春市社聯委員，吉林省政協社會法制宗教委員會特邀委員，長春市婦聯巾幗法律顧伺團副團長以及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法學學科規劃專家組成員，並且在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基地擔任兼職研究員，在長春理工大學及吉林省法官進修學院擔任兼職教授。 我國行政法學研究起步較晚，學者們對於其中核心問題之一——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義務的配置缺乏系統梳理。崔卓蘭教授經過長期的學術思考，以「權利本位」和「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為出發點，從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關系、行政程序以及行政規章三個角度為構建行政相對方權利保護體系提出了諸多真知灼見，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關系的研究
崔卓蘭教授對於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關系的研究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在不同階段均有不同的側重方面。第一階段，側重於以權力制約權力，即通過司法權制約行政權，這一時期大體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沿至90年代初。三權分立學說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鳩說過，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對於行政權而言，其本身即蘊涵著某種可能的侵犯性與擴張性。老師深諳此理，為此早在1982年於《法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西方國家違憲審查制度簡介》 (1982年第3期)的文章，將西方違憲審查制度介紹到中國，這篇於1982年憲法頒布之前寫就的短文在剛剛經歷過文革風暴的中國實屬難得，對於國門初開之際中國法學學人學術視野的開闊大有裨益，直至當下，將違憲審查制度引入中國以制約行政權仍是我國諸多學者為之力爭之事業。老師在這一階段發表的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 《論行政處罰及由其引起的訴訟》(《法學雜志》1987年第3期)； 《公民本位：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目的》(《法學》1989年第3期)以及《論對行政的司法監督》(《中國法學》1991年第1期)。其中，《公民本位：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目的》一文發表於《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之前，當時，學者們對我國即將出台的《行政訴訟法》之立法目的的認識迥然有異，大體上有三種代表觀點，其一，認為行政訴訟法應以保證人民法院及時准確地審理行政案件為主要目的；其二，認為行政訴訟法應將監督和保障政府行使行政權置於首位；其三，認為維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才是行政訴訟法的初衷。這三種觀點雖不沖突，但體現了三種不同的思路與指導思想，也將影響行政訴訟法的價值取向與發展路徑。老師在文章中立場鮮明地選擇了第三種觀點——以對行政相對人權益的維護作為行政訴訟法的宗旨與基點，並極有創設性地提出「公民本位」概念，這一觀點始終如一地貫徹於其學術理念與成果當中，至今不曾改變。此後，崔卓蘭教授又在《中國法學》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對行政的司法監督》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老師又與眾不同地大膽提出，行政相對方不應被動等待救濟，而應成為主動「啟動」司法機關監督「裝置」的主體，應當將司法監督視為司法機關的權力監督和一般公民的權利監督融為一體的「合力」監督，只有這樣，公民權方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第二階段，側重於在平衡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過程中對行政相對方權益的積極保護，這一階段主要貫穿於20世紀90年代。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是緊密相連的，也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不對行政權的行使予以規制而僅僅給予行政相對方權利單純的保護是不切實際的。如果說在第一階段，崔老師寄希望於通過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來消極制約行政權的濫用、維護公民權利的話，那麼自90年代開始，隨著國家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進一步健全與完善，老師則從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關系的梳理著手，主張在二者大體平衡的基礎上適度增加行政相對方的權利，即「平衡中適度傾斜」。在此理念指導下，老師寫就多篇有重大學術影響的論文，主要有： 《論行政法權利保障功能的發揮》(《法學研究》1994年第4期)； 《論確立行政法中公民與政府的平等關系》(《中國法學》1995年第4期)；《論市場經濟下政府角色和行為的轉變》(《法制與社會發展》1997年第1期)以及《論行政權、行政相對方權利及相互關系》(《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與時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羅豪才教授共同撰寫的《論行政權、行政相對方權利及相互關系》一文。該文發表之後即屢被轉載，引證率極高，並獲得長春社會科學協會社科優秀成果論文類一等獎(政府獎)。羅豪才教授於90年代初曾針對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提出了著名的「平衡論」，此次與老師合作的文章中最為突出的亮點是在堅持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終極平衡的原則下，將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在官本位、權力至上等傳統觀念尚未徹底摒棄的中國，要真正實現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平衡並不可行，而應當對行政相對方之權利予以適當延伸與拓寬，同時對行政權給予約束，具體而言：凡是法律、法規所不禁止的行為，行政相對方均有權去作，概之「法不規定即自由」；行政管理所涉及的日常生活領域中，所有未被法律、法規所明確劃定為行政職權管理范圍的事務，一律可作為「剩餘權利」劃歸行政相對方自由行使；行政法所規定的行政主體之各項義務，也可被推定為行政相對方之權利，謂之「推定權利」。當行政相對方為法律所不禁止、行使其「剩餘權利」或「推定權利」時，不受行政權的規制，不得對之加以限制、取消、制裁，甚至也不宜進行法律評價。行政權則截然相反，對之任何缺乏法律根據的內容、范圍方面的擴大解釋，均不被允許。故針對行政權行使者：凡法律、法規未明文規定即授權的，都不得去作，否則將構成違法、越權，必須恪守「公民權利為政府權力天然界限」之基本原則，不得沒有法律根據而介入私權領域，對個人生活之必要干預也應止於最低限度；不允許藉助於手中的行政權參與市場競爭；在以普通機關法人身份進行民事活動之際，不得利用行政權作為「後盾」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方。為防止行政權對行政相對方權利的侵害，必須對行政權進行「顯性」界定。
兩位作者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指出，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其實質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政府職權與市場主體權利在行政法律關系領域的延伸，兩者之良性互動、同步加強，意味著社會中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均獲維護，公平與效率得到兼顧，標志行政民主與法治化的真正實現。強調公民權利的適度增加只是手段，而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與和諧才是終極目標。這一觀點不但啟發了當時中國行政法學界諸多學者進行深層次思考，且因應了我國當下「構建和諧社會」這一嶄新的治國理念。
第三階段，側重於通過對非強制行政行為的倡導實現行政相對方主體地位的提升，這一階段的工作從20世紀末延續至今。在1993年修憲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將我國的經濟體制以根本法形式確定為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與成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行政法觀念與模式受到了挑戰，原因在於，市場經濟基於以平等、協商及合意為特徵的契約精神而建立，但當下行政行為仍然是單方的、強制的和不可協商的。市場經濟要求政治與行政模式的回應，要求契約精神的注入，要求行政法律關系主體雙方在不存在強制性背景下的協商與合作。崔卓蘭老師在此方面所作出的理論貢獻為我國行政法學人所公認，其早在1995年即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上發表了題為《行政法觀念更新試論》一文，主張我國的行政法應當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從以「管理」為目的轉換為以「服務」為宗旨；從注重「權力」行使轉為注重「權利」保障；從依靠「命令」轉向依靠「協商」。此後，崔老師又在《非強制行政行為初探》(《行政與法》1998年第3期)一文中從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獎勵以及行政協調等具體行政行為人手，抽象出其共同性——非強制性，進而在國內首次提出「非強制行政行為」這一創新性概念。「非強制行政行為」概念一經提出，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我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蘇州大學法學院楊海坤教授在其著作《中國行政程序法典化》中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崔卓蘭教授把行政指導、行政獎勵、行政合同、行政調解稱之為『非強制行政行為』，很有新意。」
在提出「非強制行政行為」概念以後，崔老師隨後撰寫多篇文章對之加以逐步論證，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論非強制行政行為》(《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5期)；《非強制行政行為——現代行政法學的新范疇》(《行政法論叢》第4卷，2002年《中國行政法學精萃》全文收錄)；《從壓制型行政模式到回應型行政模式》(《法學研究》2002年第8期，2003年《中國行政法學精萃》全文收錄)以及《契約、服務與誠信——非強制行政之精神理念》(《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4期)等。
「非強制行政」理念的形成是崔卓蘭老師公民權利本位思想的延續，非強制行政行為將成為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緊張關系的潤滑劑，更為實現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平衡與和諧提供助力。原因在於，在非強制行政行為中，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主要通過雙方協商達成的契約、承諾等而產生、變更或消滅，因此具有服務與自願履行的特點，較之以強制、高壓為特點的強制行為而言更易為相對方所接受與配合，更有益於提升相對方的主體地位，也更有益於提高政府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行政程序研究
崔卓蘭老師對於行政程序的研究可以回溯至上世紀80年代末。1987年至1988年，崔卓蘭老師到美利堅大學進修時即注意到了行政程序法在規范行政權、保障公民權益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回國後發表了《論程序化行政》(《當代法學》1989年第4期)一文，而在當時的中國行政法學界，對於行政程序撰文論述的學者還極為少見。此後，其申報並完成了國家級課題、中華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項目——「行政行為的正當程序」。1990年，老師將美國學者歐內斯特·蓋爾洪和鮑葉合著的《美國行政法與行政程序》譯為中文，將著名的美國行政程序法介紹到中國，旋即又發表了《立法程序化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法學與實踐》1990年第3期)；《論行政權與行政程序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第2期)以及《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程序法》(《中國法學》1994年第4期)等多篇文章，並於1996年獨著了《行政程序要論》一書，對行政程序進行了系統的論述。
崔卓蘭老師是我國最早關注行政程序的學者之一，其早期的文章與著述對學界同行頗有啟發，寫在《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程序法》中對行政程序法之重要性予以肯定那句「所謂的依法行政，是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離開行政程序法無以言依法行政」已成為被多方引證的「經典格言」。而且，於其之後，對行政程序加以多方面、多角度研究的行政法學人急劇增加，至1990年代末，中國掀起了行政程序學術研究的高潮，行政程序的法典化成為當時呼聲最高的議題，由此引起了實務界的高度重視。當前，《行政程序法》草案尚在論證過程中，但其以法典形式出台指日可待。
根據對行政程序的長期研究和行政程序法草案的制定，崔卓蘭老師修訂了10年之前寫就的《行政程序法要論》一書，並於2005年發表了《行政程序的價值與功能》(《憲政與行政法治評論》2005年第6期)與《論民主與效率的協調兼顧——現代行政程序的雙重價值辨析》(《中國行政管理》2005年第9期)二文，繼續對行政程序進行著深層次研究與探索，力圖為制定一部以規范行政主體行為、保護公民權利為宗旨的行政程序法典提供有理有力的學理支持。
行政規章研究
崔卓蘭老師在長期的學術研究及對社會實踐的關注下意識到了在行政規章的制定過程中行政權對公眾權利的隱性損害。原因很明顯，對於具體行政行為而言，當行政機關作出有損於行政相對方之行為時，僅針對一個或幾個數量有限的主體，且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方有權就該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而對於作為抽象行政行為的行政規章而言，其具有法之普遍性、強制性及不可訴性等特徵，行政規章制定權的濫用將會令數量眾多的相對方利益受損，且因其不可訴而「告狀無門」。為此，崔卓蘭老師於上世紀90年代初即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發表了《論行政規章及其制定程序》(1992年第4期)一文，試圖以程序規范規章制定權的行使，減少權力濫用，防止法繁擾民。此後，又主持申報並完成了兩項國家級課題：其一為1996年的國家教委人文社科項目——「違法行政規章及其對策研究」，此間發表了《行政規章可訴性探討》(《法學研究》1996年第1期，獲中國法學會成果二等獎、全國第二屆中青年訴訟法學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瑕疵行政規章形態與成因析》(《法制與社會發展》1999年第4期)、《行政規章的經濟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5期)等多篇文章；其二是2000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行政規章研究」。對於這一課題，崔卓蘭老師與於立深老師在發表了《論行政規章監督的法學機理和機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2期)、《論制定行政規章思維模式的轉換》(《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3期)以及《行政規章的性質解析與裁量權模式》(《吉林工業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等多篇論文之後，於2002年合著了《行政規章研究》一書作為結題成果，該書從對行政規章予以概念界定和性質解析人手，對規章制定權、裁量權模式、程序設置、監督機理與機制以及規章管制的功能加以遞進式梳理與分析，是我國首部對行政規章進行系統研究的著作。該書出版之後反響熱烈，獲得了同仁的廣泛好評，在其他學者的著述中引證率極高，並於2004年獲第六次吉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一等獎(政府獎)。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周漢華研究員與浙江大學法學院宋華琳博士在《2002年行政法學研究綜述》中對《行政規章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該書是「2002年本領域最為矚目的成果之一」。
由於崔老師長期從事地方立法的論證工作，作為行政規章研究的延伸，老師將研究范圍擴展至地方立法研究，正承擔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地方立法研究》以及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地方立法實證研究》兩項課題，已形成初步成果，發表了《論地方立法的目的轉換》(《行政執法與行政審判》2003年第3期)一文，該文於2005年為《中國行政法學精萃》收錄，另外在台灣省的《法令月刊》(2004年第11期)上發表了《中國大陸地方立法的走勢》一文，積極促進了海峽兩岸行政法學的有益交流。此外，針對地方立法的膨脹發表了《地方立法膨脹趨向的實證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5期)一文，從實證角度分析地方立法膨脹現象的成因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無論在任何國家，人們可以終其一生不受民法、刑法、經濟法等諸多法律的調整，但不可能不受行政法的制約、不與行政機關打交道。從出生時的注冊戶口到死亡時的注銷戶口，從適齡時入學到結婚時登記，從依法交納稅金到接受社會保障等等，行政權均將作用於此。面對行政管理領域的不斷擴大，行政事務的逐漸增多，如何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不損害處於弱勢地位之相對方的權益即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崔卓蘭老師鑽研行政法學的幾十年裡，執著地堅持「民權至上」原則，多角度、多方位地圍繞著行政相對方權利的維護進行著不懈的理論探索，其著述中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赫然可見。
不覺之間，老師在行政法學領域已耕耘30載，教誨幾代人，取得了許多學界同行無法望其項背的卓越成績。但她卻不容許自己有片刻停歇，依然為那須臾不曾改變的信念行走在學術之路上。2005年，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准設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次面向全國進行招標，此次招投標工作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學術性、政策性與導向性，其主要支持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參考價值、對弘揚民族精神和傳承民族優秀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課題。以崔卓蘭教授為首席專家的課題組所申報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律制度保障」課題，經過受理投標、資格審查、會議初評、復評答辯、審核批准五個階段，在四個競標單位中以多數票通過，成為吉林省唯一獲准立項的課題。在以後的兩年裡，老師將再次投入到繁重的科研工作中，攀登又一學術高峰。 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行政法更是如此。崔卓蘭老師深知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同時更願藉此機會將其所倡導的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從抽象的學理研究付諸實踐。因此，老師雖承擔繁重的科研工作，但卻並未推脫一個學者應盡的社會使命與責任，其長年擔任吉林省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委員、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詢委員、長春市政府立法咨詢委員、吉林省檢察院專家咨詢組成員、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等多項社會兼職。
老師常教導我等，學者必須有學術良心，要樂於並勇於承擔社會責任，選擇了學習行政法就要選擇保衛最廣大民眾的利益。老師一直用行動詮釋著這樣的理念。作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的咨詢委員和顧問，當國家機關與公民在不同領域交鋒時，她總是義無反顧地站在維護公民權益的立場。在對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省政府制定的行政規章以及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立法論證時，她主張人性化立法、程序化立法、授益性立法；在為人民政府作顧問時，她倡導政府依法行政、誠信行政、陽光行政；在為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作咨詢時，她鼓勵司法機關擺脫行政機關的影響公正審判、獨立審判、公開審判。所幸的是，服務意識和法治觀念不斷增強的各類國家機關對於學者的建議十分重視，老師的觀點得以充分採納。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即曾在一份材料中寫到： 「崔卓蘭教授自受聘擔任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詢委員以來，多次應邀為省政府行政立法提供咨詢。她提供的立法咨詢意見有理論深度，依據可靠，內容具體詳盡，符合現實行政管理實際，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重要的參考價值『。近年來，我省的多項立法項目中吸納了她提出的咨詢意見。崔卓蘭教授承擔省政府立法論證項目最多，為我省立法作出突出貢獻，曾受到省政府領導的稱贊和肯定。」
老師的「社會」兼職工作不僅體現為在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中擔任咨詢委員與法律顧問，還表現在需要經常性地處理各地百姓寄來的請求給予法律援助的信件。面對眾多的個案，為了讓更多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趨利避害、防患未然」，在遇到問題時「知己知彼、保護權益」，老師帶領學生們編寫了一套《百姓維權叢書》，在醫療服務、房屋拆遷、物業管理、進城打工等諸多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為百姓提供法律指導，這套叢書已陸續出版，而這項維權事業也還將持續下去。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法律追求公平與正義，傳授法律之人，更應傳道於先。跟隨老師多年，耳濡目染的不僅是為學之法，更有做人之道。
老師是平實低調的。在我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為我們講授政治學的是年逾古稀的李放教授，李老先生曾是崔老師學生時代的老師，在崔老師的誠邀下回到學校為我們授課。老先生的家距離學校很遠，上課時又正值嚴冬時節，每次來去都極為不便。老先生在講授學期最後一課時告訴我們，他退休之後從未接受任何學校的聘請，而只在法學院為憲法與行政法學的研究生上課，原因之一即出於對崔老師正直謙遜、與世無爭之人品的欽佩。老師的淡泊名利可謂「遠近聞名」，於遠，老師在行政法學界以創新而聞名，但由於老師不喜宣傳，不願張揚，因此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多見其文，罕見其人；於近，作為法學院元老級教師，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史上的第一位女博導，她有令人羨慕的驕傲資本，但卻從不見她恃才傲物、爭名奪利，反而無欲無求、安之若素。從教30年來，老師只是在努力盡到自己教師和學者的本分，勤勤懇懇地教書育人、認認真真地鑽研學問。
老師是寬容仁厚的。對於年青的同事，老師從不以長輩自居，給予更多的是扶持而非壓制，是幫助而非排擠。對待學生，在學術研究上，老師包容多於苛責，啟發多於灌輸，她一向注重培養我們的開闊性思維，絕不將學生的思想囿於其所研究的領域及所主張的觀點之中。在平常生活中，老師細心關注著每個同學的成長，當我們面對抉擇時指點迷津，當我們遇到困難時傾力相助。我和愛人雙雙辭去工作拜於老師門下求學，逢年過節每每欲到老師家裡拜訪時，老師總是在電話里告之：心意已領，無需登門。後來同學若干一起聊天時談及此事，方知被「拒之門外」者遠不止我們二人。在世風日下的今天，老師依然恪守師德、為人師表，不但慎獨己身，且為我輩樹立仿效之典範。
老師是樂觀堅強的。第一次見到老師是在面試當日。三五成群的同學站在考場門外等待老師們的到來，因不識老師容貌，我等皆關注著眼前走過的每位神似教師之人，老師也正是這時走人我們的視野。此前，我以為老師乃近知天命之年，長期鑽研學術之人必面色蒼白，神情凝滯，不想站在我們眼前的卻是著一襲藍色牛仔裝，笑意盈盈，神采奕奕的中年女性。此後見到的老師總是溫和而微笑著的，對工作和生活從無抱怨。但事實上，老師身上的負擔並不輕松。老師的父母年事已高，需要更多的照顧；孩子年幼時身體孱弱，是在她的呵護下在家中學完的小學、中學課程，現已通過了法學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全部課程，為此，吉林大學於2004年在「文明家庭」評比活動中授予老師「傑出母親」的榮譽稱號。雖然工作依然繁重，雖然生活並不輕松，但這些都無法削弱老師的堅強，無法阻礙老師樂觀而積極地面對生活。
老師如深谷之幽蘭，不炫耀、不逐流、不矯揉、不媚俗，暗發芬芳而不張揚；老師若舒緩之流水，守拙、執著、堅忍、包容，雖利萬物而不與爭。其雖低調而不消極，雖執著而不頑固。以納川之胸，憂國、憂民、憂天下；將無欲之心，對人、對事、對生活。
G. 浙江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委員會
為了促進浙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卓越發展，浙江大學決定將光華法學院作為浙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建設的「特區」。根據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規律與學院特點，在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推行特殊政策，進行改革試點，具體包括：在人事制度方面，光華法學院可以自主決定引進人才標准，提出引進人選，報請學校辦理相關聘任手續，學校按相關政策給予待遇保障；在評鑒機制方面，光華法學院參照國內外一流法學院的學術評鑒標准，自行制訂教師的職稱晉升與碩博士導師資格之評鑒標准及學術期刊標准，並按評鑒標准自主評審院內教師的職稱晉升與碩、博士生導師資格，報學校批准；在人才培養方面，光華法學院在符合國家法律、政策的前提下，可以參照學校的指導原則自行制訂和實施本科生課程方案，制訂研究生招生與培養制度方案。
（一） 教授委員會的成立
為了推進光華法學院的學科發展邁向國際一流水準，2007年4月，浙江大學決定在光華法學院成立教授委員會，聘請王澤鑒、安守廉、劉鐵錚、吳志攀、孫笑俠、陳長文、季衛東、張文顯、胡建淼、倪明江教授組成光華法學院教授委員會，陳長文教授擔任教授委員會主席。2010年1月，根據學校工作安排，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教授接替常務副校長倪明江教授任教授委員會委員。
（二）教授委員會的職權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委員會在學校領導下，根據國家法律與政策，決議學院之學術事務，包括專業與課程設置、教師之聘任與解聘、教師職稱之晉升等事項。
舉薦光華法學院院長和常務副院長，由浙江大學按學校規定程序任命；經院長提名副院長，教授委員會決議副院長人選，由浙江大學按學校規定程序任命。
（三）教授委員會的設置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委員會由十席委員組成，設置主席一名。
教授委員會委員必須具備人品雅正，在法律學術或實務上具有傑出貢獻，同時具備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資格（包括各類特聘和兼職教授等）等條件。
教授委員會每屆任期四年。第一屆教授委員會，由浙江大學校方依據前項之標准，聘任七名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組成之。所余名額，由教授委員會三名以上委員提名增補，經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出任之。第二屆教授委員會委員，由前一屆委員三人以上提名，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出任之。自第三屆起之教授委員會委員，由前一屆委員三人以上提名，其中新成員不少於二人，全體委員在法學院教授大會上過半數同意出任之。教授委員會主席由三名委員提名，經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出任之。主席及委員均可連選連任。
（四）首屆教授委員會委員簡介（以姓氏筆劃為序）
一、王澤鑒
王澤鑒先生1938年生，台灣人。
第一名考取台大法律系，於同校法律研究所期間，以第一名考取台灣教育部公費留學，赴德國海德堡大學深造，半年後轉學到慕尼黑大學，師從二十世紀大陸法系最偉大的民法學教授Karl Larenz先生研究民法及法學方法論，1968年獲得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先生任教於台灣大學法律系，曾擔任台大法律系系主任及法律研究所所長，創辦台大法學論叢，並出版台大法學叢書，前者已有三十餘卷，後者多達數百冊；開設民法總則、債編、物權、比較民法，民法與特別法等課程。
先生並曾擔任台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現為台灣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召集人，台灣大學卓越計劃委員、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精通德、英、日等數國語言，曾先後在德（柏林自由大學）、英（劍橋大學）、加（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澳（墨爾本大學）等國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出版民法學說及判例研究、民法總則、民法債編、民法物權等法學專著近二十冊，並是極少數曾在德國最高水平法學刊物發表過數篇論文的亞洲學者。依據南京大學資料庫統計，先生著作之轉引率高居華人法學界第一位。先生對我國法學研究水平之提升、研究方法之啟發，法學人才之培育與海峽兩岸之法學交流等，均可謂貢獻至偉，被兩岸法學界公推為當代華人法學界第一人。
二、安守廉（William P.Alford）
William P.Alford先生1954年出生，美國人。
先生1970年畢業於阿姆何斯特學院，1972年畢業於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1974年獲耶魯大學中國研究碩士學位，1975年獲耶魯大學中國歷史碩士學位，1977年獲哈佛大學法學院JD學位。 現任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Henry L. Stimson教授、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研究領域主要為：Chinese Law and Legal History 、Comparative Law 、Human Right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rnational Trade 。
先生是當代美國著名的中國法專家，並在國際經濟法領域有重要的影響。
三、劉鐵錚
劉鐵錚先生1938年生，河北省人。
政治大學學士、美國南美以美大學碩士、美國猶他大學博士。曾任政治大學法律系主任、法研所所長，兼任許多著名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曾獲1981年度法科學術著作獎、1982年度傑出研究獎。曾經擔任台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現任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著作等身，為國際私法領域著名學者之一。
四、吳志攀
吳志攀先生1956年生，天津人。
先生現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書記，北京大學法律總顧問、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校長助理、副校長、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先生畢業於北京大學本科、碩士、博士；並為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與1997年美國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威爾基金會學者。
先生的社會職務有：教育部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等。
先生為我國金融法專家，其研究於該領域居於領導地位。
五、孫笑俠
孫笑俠先生1963年生，浙江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博士，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哈佛大學高訪學者。自1992年起，歷任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法律系副主任、副書記、系主任、法學院副院長、常務副院長、光華法學院院長，現任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委員會主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9），第三屆全國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2002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05），國家「百千萬工程」入選人員（2007）
社會職務有：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教育部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浙江省法學會副會長，浙江省法理學與法史學研究會會長…等。
先生為我國法理學、公法學專家，其研究於該領域居於領先地位。
六、陳長文
陳長文先生1944年生，福建人。
先生於1967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1969年獲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1970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1972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S.J.D）。現任浙江大學客座教授、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委員會主席、南京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台灣政治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講座。
先生曾任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副董事長兼首任秘書長，多次代表海基會參與兩岸事務會談。
社會職務有：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長兼執行合夥人（注釋：理律法律事務所於1940年代原創辦於上海市，於1940年代末遷至台北，現為亞洲最具規模之一，並為華人世界中規模最大的法律事務所，該所擁有超過六百位以上的法律、金融及科技專業人士）、台灣紅十字會總會會長、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董事長、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董事等。
先生於法律實務界之成就，著稱於華人世界，並專精於超國界法律及法律倫理之研究。著有《財經法律與企業經營-兼述兩岸相關財經法律問題》、《企業家跨國財經法》、《認識超國界法律》、《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等，並曾於國內外著名期刊發表多篇論文。
七、季衛東
季衛東先生1957生，江西人。
先生198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學系，1993年獲得京都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日本神戶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曾經被遴選為社會學國際協會法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SL）指定理事；現任日本法社會學會（JASL）理事、亞洲太平洋論壇（淡路會議）研究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CIDEG委員、專業期刊《法社會學》（義大利）學術編委、綜合性思想期刊《二十一世紀》（香港）執行編委。自2006年起兼任國際高等研究所（IIAS）研究員。先生法學造詣精湛，被公認為改革開放後於日本取得最高成就的法學學者，深受日本法學界敬重。
先生為法社會學、比較法學專家，其研究於該領域居於領導地位。
八、張文顯
張文顯先生1951年生，河南人。
先生1982年獲吉林大學法學碩士學位，2000年獲吉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83年至85年於美國哥侖比亞大學法學院研修，1989年至1990年於美國華盛頓大學研修。現任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1985年至1993先後任吉林大學法律系副主任、法學院副院長、院長。1994年1月起任吉林大學副校長、校黨委常委、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2002年任吉林大學黨委書記、校務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並擔任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社會職務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教育部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及法學部主任，教育部學科發展與專業設置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等。
先生主要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是法理學、當代西方法哲學、法律社會學和法律政治學，尤其在法理學與當代西方法哲學領域居於領導地位。
九、胡建淼
胡建淼先生1957年生，浙江人。
先生1982年畢業於原杭州大學哲學系， 1989年獲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現為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社會職務有：教育部法學專業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比較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學會副會長、國際東亞行政法研究會理事、司法部（中國）法制日報社法學專家顧問、國家行政學院兼職教授。
先生於1995年被評為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首屆)，1997年入選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培養人員、兼任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名譽主任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先生主要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是行政法學，在行政法學領域居領導地位。
十、羅衛東
羅衛東先生1963年8月生，浙江淳安人，民盟盟員。
先生1982年8月參加工作， 2004年4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外國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畢業，研究生學歷，教授，現任浙江大學副校長。
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杭州大學經濟系本科學習，1982年7月至1993年12月杭州大學經濟系教師，期間1989年7月在職碩士研究生畢業。1994年1月至1997年1月任杭州大學科研二處副處長，期間1994年7月至1995年5月日本靜岡大學國際關系學部客座研究員，1997年1月任杭州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處長，1997年10月晉升教授，1998年12月任浙江大學人文社科處（部）處（部）長，2004年4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外國哲學專業在職博士研究生畢業，2008年3月任浙江大學校長助理兼社會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2009年12月任浙江大學副校長。
浙江省政協委員
先生主要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是經濟學
（五）教授委員會秘書簡介
謝英士
謝英士先生1962年生，台灣人。東海大學法律學士、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
曾任記者、公證人、開業律師、台灣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高雄律師公會理事、高雄21世紀都市發展協會理事、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北京律盟知識產權公司副總經理、台灣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灣紅十字總會顧問。
趙 駿
趙駿，男，籍貫浙江杭州，1978年9月出生，2001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獲國際經濟法學士學位，2003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學位，2006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律博士學位。
2003年9月至2004年5月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法律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2006年9月至2009年4月，分別在Mintz Levin Cohn Ferris Glovsky and Popeo P.C. (Mintz Levin 律師事務所)和Kirkland & Ellis International LLP (凱易國際律師事務所)做律師。2009年9月至今，在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任教，主要從事國際經濟法、國際商法、商法的研究與教學。
H. 中國法學會是什麼性質的機構職能是什麼如何加入
性質：人民團體；
職能是：組織推動廣大法學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參與立法的起草、論證，參與執法的調查和司法的改革，參與法學教學和法制宣傳，開展多學科、多層次、寬領域的法學研究。據近20年來的統計，召開的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數以百計，召開的地區性學術研討會數以千計，撰寫的學術研究論文和法律對策建議數以萬計。為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探索和實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為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方略的形成和實施，做了大量創造性、開拓性的工作；
會員的加入：會員分個人會員和團體會員。 凡贊成大會章程，有一定的法學理論基礎或法律工作實踐經驗，並有較強的法學研究能力的我國法學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其他各界人士，由本人提出申請，本會會員一人介紹，經本會批准，即成為大會個人會員。 地方法學會是本會團體會員。凡贊成本會章程的全國性法學、法律團體，向本會提出申請，經本會批准，即為本會團體會員，團體會員中的成員，符合本會個人會員條件的，可根據前款規定的程序申請加入本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