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訴訟法司法地方化

A. 判斷是不是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關鍵看是否對當事人的權益造成影響

我國在制定行政訴訟法時出於多方面的考慮，對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了較為嚴格的限制。界定行政訴訟范圍的標准有兩項：一是具體行政行為標准，二是人身財產權標准。

一、明確行政訴訟當事人資格

關於原告資格問題。行政訴訟法界定的原告資格是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但是，法律沒有區分行政行為的直接相對人與有利害關系的人，也沒有明確什麼樣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才具有原告資格。我們認為，判斷行政訴訟原告資格，關鍵要看起訴人與被訴行政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利害關系，起訴人是否具有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不管這種利益是現實的還是將來的，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以及法院能否提供適當的救濟。

建議將行政訴訟法關於原告資格的規定修改為「只要公權力主體的行為對相對人受法律保護的利益造成了不利影響，而法院又能夠提供有效的救濟，則該相對人享有提起訴訟的權利」。關於被告資格問題。由於我國行政機關林立，層次復雜，存在大量的內部機構、臨時機構、聯合執法機構、派出機構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鑒於此，應貫徹「誰行為，誰做被告」的原則，將行政訴訟的被告界定為「以自己的名義作出行政行為，又能夠獨立承擔行政責任的主體」。

二、突破現行制度的束縛，切實保障當事人的訴權

現行法律對當事人行使起訴權、申請撤訴權、和解權和上訴權都有諸多的限制。實踐證明，這些限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也違背了一定的訴訟規律，必須盡快加以解決。

首先，關於原告的起訴期限，行政訴訟法規定為3個月，我們建議將起訴期限整體延長為一年，而且將起算點固定為「原告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增加了時效中斷的情況。

其次，解決立案難問題。如果法院對於當事人的起訴既不受理也不以書面裁定方式答復的，當事人可以向上級法院提起訴訟或者上訴，也可以請求人民檢察院支持起訴。

再次，現行法律規定，原告不享有自由的撤訴申請權，法院對於違反國家公共利益的撤訴可以裁定不予准許，這種做法實際上限制了原告的撤訴權，也不利於行政爭議的徹底解決。

三、改革行政審判體制，確保獨立公正審判行政案件

由於目前我國法院設置體制和法官的選任晉升管理制度充滿了地方化和行政化色彩，決定了法院很難做到獨立和公正。因此，必須通過行政訴訟制度改革創出一條司法改革的新路。

改革的思路可以分為三種：

比較現實但又不夠徹底的方案是：提高行政案件的審級，增加選擇管轄和指定管轄的情形，允許原告選擇原被告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法院管轄或者通過上級法院的指定管轄，建立交叉管轄制度。同時，提高法院的審級，凡以政府為被告的，原告有權要求與被告上級政府同級的法院管轄該案。

相對理想的方案是：在現有行政審判體制基礎上，設立最高法院和省高級法院的巡迴法庭，旨在發揮巡迴法庭的「特效性」和「及時性」優勢，解決當事人訴訟不便、基層法院拒絕受理應當受理的行政案件、執行機關拖延執行判決和行政機關抗拒執行的案件。

最理想的方案是：借鑒許多大陸法系國家的經驗，設立相對獨立的行政法院。

四、完善行政訴訟類型

行政訴訟的種類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且法院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范圍內裁判的訴訟形態。《行政訴訟法》只對判決的形式進行了規定，而未規定訴訟的種類，我們主張將我國的行政訴訟類型劃分為：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給付訴訟、確認訴訟、公益訴訟、機關訴訟、當事人訴訟等七類。

B. 新頒布的《行政訴頌法》內容是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2015年施行)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保證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案件，解決行政爭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前款所稱行政行為，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的組織作出的行政行為。

第三條人民法院應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起訴權利，對應當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託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

第四條人民法院依法對行政案件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人民法院設行政審判庭，審理行政案件。

第五條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第六條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第七條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依法實行合議、迴避、公開審判和兩審終審制度。

第八條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第九條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行政訴訟的權利。

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區，人民法院應當用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行審理和發布法律文書。

人民法院應當對不通曉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參與人提供翻譯。

第十條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有權進行辯論。

第十一條人民檢察院有權對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

（更多內容請打開鏈接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http://www.spp.gov.cn/sscx/201502/t20150217_91466.shtml

C. 行政訴訟的法律適用問題

1、行政訴訟法
第五十二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地方性法規適用於本行政區域內發生的行政案件。

人民法院審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並以該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依據。

第五十三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國務院部、委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制定、發布的規章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發布的規章。

人民法院認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發布的規章與國務院部、委制定、發布的規章不一致的，以及國務院部、委制定、發布的規章之間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請國務院作出解釋或者裁決。
2、 行政訴訟法律適用，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將法律、法規以及法院決定參照的規章具體運用於各種行政案件，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包括行政處罰的合理性）進行審查的活動。
一、行政訴訟的法律適用具有以下特點：

（一）適用主體是人民法院。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行政訴訟是指人民法院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請求，通過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的方式，解決特定范圍內行政爭議的活動。在行政訴訟中，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權適用法律，行政機關作為訴訟當事人無權決定行政訴訟的法律適用。

（二）是人民法院對行政案件的第二次法律適用，也就是對行政機關在行政程序中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已經作過的法律適用的再適用，也稱為審查適用。只要行政機關作出了具體行政行為，無論有無正式的書面決定，都是行政機關適用法律、法規或規范性文件於特定法律事實的活動。在行政訴訟之前，行政機關已經解決過法律適用問題，這是第一次法律適用。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和作出判決，對具體行政行為作出最終法律效力的法律適用，這是第二次法律適用，是對第一次法律適用的審查適用，從而解決第一次適用是否合法的問題。行政機關適用法律時，面對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行為事實，人民法院在訴訟中的法律適用則著眼於行政機關認定的行為事實，即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的事實根據。在第二次法律適用的過程中，也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行為事實，但法院審理的主要對象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行為事實，而是行政機關認定的行為事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行為事實與行政機關認定的行為事實之間雖有聯系，但不是一回事。行政訴訟法律適用正是在審查行政機關針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行為事實所進行的法律適用是否合法的基礎上所作的再適用。

（三）行政訴訟法律適用具有最終的法律效力。行政訴訟中人民法院的法律適用，其效力高於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的法律適用。《立法法》第79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機關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都有必須遵守和執行，行政機關不得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就同一問題作與司法判決不同的具體行政行為，否則就是違法，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四）行政訴訟法律適用原則上只解決合法性問題。合法性審查原則是行政訴訟的基本原則。人民法院原則只解決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除針對行政處罰和要求行政賠償的訴訟之外，法院在行政訴訟中不解決合理性問題。行政合理性問題由行政機關在行政程序中解決。這是行政訴訟的法律適用區別於刑事、民事訴訟法律適用的特點之一。

（五）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我國行政訴訟法律適用的依據是法律、法規並可參照規章。

二、法律、法規的適用。

《行政訴訟法》第5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規定、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地方性法規適用於本行政區域內發生的行政案件。

（一）法律，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第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有關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依據法律，是法律適用的前提和基本要求。對於任何案件，法院都有必須首先依據法律的規定作出定性和處理，而不能拒絕適用法律。這是由我國的政治制度決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第1條規定，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憲法》第3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憲法》第5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設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人民主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來表達其意志。因此，在國家權力中，立法權是至高無上的，行政權和司法權均從屬於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行使都有必須服從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因此毫無疑問，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其法律適用的依據必須首先是法律。

《立法法》第78條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立法法》第80條規定：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於本級和下級地方政府規章。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的效力高於本行政區域內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

《立法法》第81條規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依法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的，在本自地方適用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定。經濟特區法規根據授權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的，在本經濟特區適用經濟特區法規的規定。

《立法法》第82條規定；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許可權范圍內施行。

《立法法》第83條規定：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法規、規章，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不一致的，適用特別規定；新的規定與舊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新的規定。

《立法法》第84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不溯及既往，但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和利益面作的特別規定除外。

《立法法》第85條規定；法律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行政法規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不一致的，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裁決。

《立法法》第86條規定：地方性法規、規章之間不一致時，由有關機關依照下列規定的許可權作出裁決：（1）同一機關制定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時，由制定機關裁決；（2）地方性法規與部門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提出意見，國務院認為應當適用地方性法規的，應當決定在該地方適用地方性法規的規定；認為應當適用部門規章的，應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

需要指出的是，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國家、民族和人民的集中體現。因此在行政訴訟中，憲法是人民法院法律適用的最高和最終標准。行政訴訟的法律適用必須 合憲，符合憲法在序言和正文中的基本精神和所有條款。

（二）行政法規，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行政法規也是人民法院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的依據。行政法規的法律地位僅次於憲法和法律，高於地方性法規。行政法規 由國務院院制定的，《憲法》第8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它負責全國的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法規之所以成為司法審查的依據，是因為：1、《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行政法規是人民法院法律適用的依據，行政訴訟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所以人民法院必須 遵守。2、由國務院的地位和其所行使的職權所決定的，國務院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構，負責全國的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法規是憲法和法律的直接具體化，如果排除行政法規的適用，全國的行政管理工作將陷入癱瘓。3、按照憲法和有關法律，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也不得與行政法規相抵觸。所以，無論是最高人民法院還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適用，都必須以行政法規為依據。行政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1）為執行法律的規定需要定行政法規的事項；（2）《憲法》第89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3）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事項，國務院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用其常務委員會的授權決定製定行政法規。

（三）地方性法規，是指由省、直轄市、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制定的規范性文件。

《立法法》第63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性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1）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具體規定的事項；（2）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3）除本法第8條規定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

《立法法》第65條規定：經濟特區所在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決定，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現。

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地方性法規是人民法院法律適用的依據。法律規定，地方性法規作為審查相應地方國家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依據，主要基於以下考慮：（1）地方性法規的制定主體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地方國家行政機關和地方司法機關都由其同級國家權力機關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這一體制決定了地方行政機關制定規章或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都必須遵守地方性法規。地方人民法院在行使審判權時尤其是行使司法審查權時，必須遵守地方性法規。（2）有的法律直接規定，由地方性法規將法律的原則性規定具體化。人民法院對於此種法律，一般性授權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只有以地方性法規為依據才能准確地判定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3）較大的市在國家政治、經濟建設中具有重要地位，又是改革開放的前哨，在法律和行政法規就某一新的行政事務作出規定之前，往往作為中央立法試驗基地，所以從國家經濟建設和加快改革開放的需要出發，地方性法規作為法律適用的依據是必要的。

人民法院審查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機關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同時還應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為依據。其理由亦同於地方性法規作為司法審查的理由。

《立法法》第66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地批准後生效。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也是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法律適用時的依據。《行政訴訟法》第5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並以該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依據。《立法法》第66條第2款規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依照當地民族的特點，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但不得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不得對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以及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專門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自治條例、單行條例與地方性法規處於同一級別的法律規范。依照憲法和有關法律，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比一般行政區域單位享有更多的權力，民族自治地方除了必須遵守憲法之外，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在必要時可以變通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某些規定，故人民法院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機關根據此種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更有必要以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依據進行審查。有必要指出，盡管行政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在適用法律時必須依據法律和法規，但必須注意法律、法規的層次效力，在認為相關法律、法規存在合法和合憲性問題時，可以向有權機關提出自己的觀點，在有權機關確認和解決合憲、合法性問題時，必須遵守相應的法律和法規。

三、規章的參照適用

規章是由國務院各部委和直屬機構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或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

《憲法》第90條第2款規定：「各部、各委員會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內，發布命令、指示和規章。」

《立法法》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這是部門行政規章制定權的憲法和法律依據。

《立法法》第72條規定；涉及兩個以上國務院部門職權范圍內的事項，應當提請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或者由國務院有關部門聯合制定規章。

《立法法》第73條第1款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這是地方政府規章制定權的法律依據。地方政府規章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1）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2）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

為什麼行政訴訟法不把規章作為人民法院法律適用的必然依據？主要原因是：（1）有權制定規章的行政機關常常又可以據此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從而成為司法審查的對象。如果法院審查具體行政行為必須以規章為依據，就等於相應行政機關自己制定司法審查標准，這既不利於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也不符合行政法治原則的要求；（2）有權制定規章的行政機關，尤其是中央行政機關，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組織、職權、組成變動較快，部門間的職權交叉問題仍沒有得到徹底解決；（3）規章的制定程序不科學和嚴格，以至於某些規章存在著部門、行業主義或地方保護主義，規章之間的自相矛盾，甚至與法律、法規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以規章作為依據將使人民法院的法律適用無所適從或難以適用。所以，行政和訴訟中的法律適用徑直以規章為依據顯然是不適當的。但是憲法和有關法律確立了規章的制定權，並限制在一定級別的行政機關，意味著國家對規章制定權的授予與控制是相當嚴格的。而且從其內容來看，規章以是法律、法規的具體化，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時，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都依據規章。因此，人民法院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完全撇開規章以是不現實的，尤其是在法律、法規對某一具體行政關系沒有明確具體規定，而規章卻作了具體規定時更是如此。所以，人民法院在審查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時不能依據規章，但同時又離不開規章，這就需要對規章在行政訴訟中的地位作一特別的規定。《行政訴訟法》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國務院部、委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 令制定、發布的規章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面上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發布的規章。「參照」規章，是一個特殊的法律含義的用詞。權威的解釋是：關於《行政訴訟法（草案）》的說明中指出：對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規章，法院要參照審理，對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原則精神的規章，法院可以有靈活處理的餘地。 「參照」與依據不同，依據是指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必須適用該規范，不能拒絕適用；參照即是指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適用，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不予以適用。

《立法法》憲法和有關法律關於規章制定權的規定是：「根據法律和行政法規，制定規章。」這就是說，只有在法律、行政法規對某一問題已有規定，有了這一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根據」時，規章才能就同一問題作某些具體化的規定。但現實中沒有法律、行政法規根據的規章大量存在，其原因有：（1）我國雖已制定了許多法律和法規，但法律、法規的涵蓋面尚遠未及於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實踐又迫切需要有一定的規范，否則這方面的行政管理就會陷於癱瘓，作為應急措施，先制定一些規章是必要的；（2）我國的社會關系尚不穩定，幾十年來變動極大，要迅速在各個方面都制定出法律或行政法規極為困難。因此，沒有法律、行政法規根據的規章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說是必要的。實際上，我國各部門、各地方行政機關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相當一部分是適應規章制定的。這就給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適用提出了一個新問題，如果沒有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根據，人民法院對規章如何適用？有的人提出，應一律以沒有法律根據為由宣布不能適用。筆者認為，這樣做，恐失之偏頗，其結果將可能使我國的行政管理陷入難以運行的境地。對國家、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都有是不利的。對於那些一時尚無法律根據的規章，人民法院在適用時可以作具體區分。對於那些雖無直接法律或行政法規根據，但總體上符合憲法精神、符合黨和國家的政策、符合改革開放精神、有利於經濟發展和人民利益，並且所涉及的事項確實在制定機關的職權內，遵循法定程序制定的規章，應予以適用，但對於那些反映部門主義、地方主義、甚至侵犯公民權益、違背憲法精神，或超越職權、不符合法定程序及其他要件的規章，則不予適用。

行政訴訟法關於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時參照規章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民法院對規章的司法監督權。需要注意的是，既然參照規章不是無條件的適用，也不是一律拒絕適用，「參照」一詞作為行政訴訟中的法律術語，人民法院在製作判決書和裁定書等法律文書時，就不能用其他詞語來代替。為了更准確地說明「參照」的法律含義，《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2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書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規章及其他規范性文件。

四、其他規范性文件的審查適用。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行政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其他規范性文件，行政訴訟法中有時也稱「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有時稱為「規范性文件」。規章之下的其他規范性文件，指部、委以下的行政機關和省、市、自治區人民政府、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以下的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行政訴訟法沒有規定其他規范性文件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地位，但其他規范性文件的效力肯定低於規章。

人民法院在進行司法審查時，不能「依據」，也不是「參照」其他規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在適用時也可以參考參照規章的做法。必須指出的是，根據目前其他規范性文件存在的問題，人民法院對此應加強監督。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章之下的規范性文件必須有上級或本級權力機關的決定或決議，或有規章及上一級行政機關的規范性文件的依據，必須符合法定的程序和許可權。特別是規章以下的其他規范性文件無權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設定權利或義務。人民法院要從上述情況出發，綜合考慮是否適用規章之下的規范性文件。也就是說，人民法院在適用其他規范性文件時，應該有較對待規章更多的取捨權力。在其他規范性文件發生沖突時，不必送有關機關予以裁決，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決定適用與否。根據《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2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可以在裁判文書中引用合法有效的其他規范性文件。

此外，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國務院可以對法律進行解釋，其行政解釋相當於行政法規，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對法律進行司法解釋，行政訴訟法沒有規定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的法律地位，但是，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有關規定，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應當是人民法院司法審查的依據。《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2條第1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應當在裁判文書中援引。

D. 如何設計行政訴訟管轄制度才能確保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

《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依法對行政案件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一條原則，真正落實起來還是頗有難度的，僅從管轄角度進行制度設計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更不可能確保獨立審判。但作為一種討論，倒是可以的。

現行的行政訴訟，一般地域管轄遵循「原告就被告」原則，實質上將行政權與審判權緊緊拴在了一起，法院很難避開與自己有切身利益關系的行政機關、人大、黨委的非法干擾， 為了避免司法地方化，有必要順應行政訴訟的立法原旨，逐步抬升原告的弱勢地位，徹底摒棄民事案件的傳統管轄理念，阻斷行政權及其他權力對行政審判權的影響，最大限度地平衡訴訟程序中原、被告雙方的地位和利益，使之趨於更加的平等。

一、「被告就原告」確立為行政訴訟特有原則，同時賦予原告起訴的選擇權

在行政訴訟中確立「被告就原告」原則，有助於彌補行政訴訟當事人地位失衡狀態。可以賦予原告選擇原告所在地法院和其他與行政行為發生地有關聯的法院進行訴訟。

二、建立行政訴訟異地審判制度

司法實踐證明，法院審理以本轄區內行政機關為被告的案件，確實難以保證獨立、公正審判，有時根本就不敢立案。「異地審判」制度就是針對原告與被告在同一法院轄區很難確保中立裁判的案件，原告或基層法院可以申請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的上級人民法院管轄或由其指定最鄰近區域的法院管轄的制度。

三、確立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行政案件制度

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行政案件，具有超脫地方黨委、政府及基層行政機關控制的地位，可以減少制約，作出比較公正的判決。這既具有一定的現實法律基礎，在目前也較為具備可行性、容易實行。

四、構建跨行政區域的司法區域，從根本上改革管轄制度

應當通過改革法院設立體制，設置不同於行政區域的司法區域，將法院轄區轉變為跨行政區域設置，組建可以超越地方利益的最高法院、大區法院、基層法院，從而將司法權與行政權以及同級立法權完全分割開來，形成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抗干擾機制，使司法機關徹底擺脫對區域黨政機關的人事和財產依附關系，有效地防範司法權的地方化，保障司法獨立，克服司法地方保護主義。

E. 此次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有何重要意義

北京1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決定，對這部和百姓息息相關的「民告官」法做出了重要修改。
一：受案范圍擴大
【修改】將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違法集資、攤派費用的，沒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會保險待遇的等行政行為納入了受案范圍。
【意義】經過20多年的實踐，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已經不僅僅限於人身權和財產權，權利范圍在單行法中不斷擴大。「這是這部法在制度建設上的一個進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認為，擴大受案范圍是總體趨勢，進一步明確列舉可訴具體行政行為的情形，可以避免法院借口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而不予受理。
二：行政機關不得干預、阻礙法院立案
【修改】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意義】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龍非認為，雖然這是一個宣示性的條款，但把這個要求寫進來，體現了在行政訴訟中對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保障。這是四中全會精神在行政訴訟法修改中的一個重要體現和具體化。
「當然，要讓這一規定得到真正的落實，我們期待下一步還會有更具體的制度來配套完善，使之具體化。」龍非說。
三：可口頭起訴
【修改】起訴應當向法院遞交起訴狀，書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
【意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認為，這一規定方便了當事人行使訴權。「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更希望採用口頭方式起訴。這種做法在實踐中操作性較強。但不論是口頭還是書面，起訴都要符合條件，如有明確被告、基本事實等。」沈巋說。
四：應當登記立案
【修改】法院在接到起訴狀時對符合規定的起訴條件的，應當登記立案。不能當場判定的，應接收起訴狀，出具書面憑證，七日內決定是否立案。
【意義】「這樣做減少了對原告起訴的阻礙。」龍非說，以前立案很大程度上是實體審查，以後法院立案主要是對原告的起訴是否符合形式要件要求進行判斷。新規定同時要求法院要對當事人不清楚的地方進行釋明，給予指導。雖然會給法院增加工作量，但這是對當事人訴權的一種保護。
五：起訴期限延長到「六個月」
【修改】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作出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
【意義】修改後的行政訴訟法延長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作為原告的起訴期限，由現行的行政訴訟法當中的三個月延長到了六個月，並且對一些特殊情況，都做了比較明確的規定。這樣就可以給原告更多的時間來提起訴訟。
六：行政首長出庭
【修改】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託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
【意義】修改後的法律把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這也是特別強調，老百姓告官要見官。雖然由誰到法院去應訴，並不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但是通過這種行政首長出庭應訴的方式，一方面可以緩解官民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案件的解決。
七：可跨區域管轄
【修改】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審判工作的實際情況，確定若幹人民法院跨行政區域管轄行政案件。
【意義】行政審判面臨的症結性問題就是行政的干預。一些基層法院人、財、物受制於地方和行政機關，導致一些案子不能判、不好判、不敢判。這次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決法院的「地方化」問題對公正審判造成的影響，從體制層面給行政審判注入了一劑十分有效的「強心針」。
八：不執行可拘留行政機關直接責任人
【修改】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的，增加規定「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以對該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
【意義】這一規定對於促進執行還是比較有力度的，雖然有『社會影響惡劣』的限制，實踐中可能會慎重使用這個手段，但是拘留還是有一定威懾力的。
九：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
【修改】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
【意義】實踐中復議機關為了不當被告，維持原行政行為的現象比較普遍，導致行政復議制度未能很好發揮作用。「這一修改有利於改變長期以來行政復議因許多地方和部門復議機關做『維持會』而導致復議公信力嚴重下降的現實困境。
十：明確提出要解決行政爭議
【修改】修改後的法律在立法目的中增加「解決行政爭議」的表述。
【意義】行政訴訟本來有三大功能：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和解決行政爭議，即監督、救濟、解紛。過去僅注重行政訴訟的監督和救濟功能，而忽視了它的解紛功能。
把解決爭議納入行政訴訟目的是對行政訴訟性質、功能正確認識的結果，為擴大行政訴訟調解的適用范圍提供了立法目的依據。

F. 關於我國行政訴訟的問題！

【內容提要】現行《行政訴訟法》已遠不能適應現實需要，其修改勢在必行。《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目標是解決行政訴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實現人權公約的承諾、滿足入世的要求及擴充行政訴訟的功能。在具體制度上，應從訴訟類型、受案范圍、審級制度、當事人制度、審理程序、庭審方式、審理標准、證據規則至判決制度等方面進行全面修改。此外，對《行政訴訟法》的修訂還需要關注制度的外圍環境和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
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制定是我國民主進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但行政訴訟制度並非源自我國本土文化，而是對西方制度的移植，因此在《行政訴訟法》實施的十多年中，遭遇了比其他法律更為嚴重的問題。這里既有《行政訴訟法》條文之外的制度、文化原因；也有《行政訴訟法》自身規定的不足。隨著我國的入世，《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欠缺愈加突出，因此，對《行政訴訟法》的修訂已勢在必行。《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是一龐大工程，需要全方位的研究論證。本文將從《行政訴訟法》修訂的目標、行政訴訟具體制度的完善以及《行政訴訟法》修訂要注意的問題等方面進行探討。
一、《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目標
按照什麼思路來修訂《行政訴訟法》，直接影響到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目標既不能過於理想，也不能太遷就現實。目標過高，難於實現；目標太低，將失去修訂的意義。我們認為，《行政訴訟法》的修訂至少要實現以下四個目標：
1.解決行政訴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現行《行政訴訟法》存在許多問題。如受案范圍方面，不僅受案范圍過窄，而且法律規定不清晰。《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可訴性，但究竟何為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界定。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有關的司法解釋中拓展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但仍有許多模糊地方，如事實行為是否可訴，證明行為是否可訴，純程序性的行為是否可訴等，都不十分清楚。實踐中，由於法律規定的局限，導致大量行政爭議案件無法進入行政訴訟程序，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發揮。再如行政訴訟中的原告資格，審查標准，裁判制度等都有許多不足。另外，現行的行政訴訟僅限於對國家行政的監督，而將其他的公共行政（註：公共行政是指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國家行政只是公共行政的基礎部分，此外，在我國還有大量的公共機構承擔公共管理的職能，如國立大學、行政組織、社區組織等。在我國，由於公共行政不發達，人們常把公共行政等同於國家行政，是對公共行政的片面理解。）排除在監督之外，這一范圍的局限也值得人們檢討。
修訂《行政訴訟法》，就是要解決行政訴訟實踐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當然，這些問題不僅源於法律規定的不完善，還有許多法律條文之外的原因。但凡是通過立法能解決的，要盡可能在修訂法律條文時解決。
2.實現人權公約的承諾
中國簽署的兩個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註：中國於1997年10月27日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98年10月5日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締約國應保障個人的生命權、人身自由權、遷徙選擇住所權、自決權、工作權、受教育權等。而我國現行行政訴訟主要限於對人身權和財產權的保護，行政訴訟對其他權利的保護有很大局限。有權利必有救濟，中國保障人權的措施應在司法救濟途徑中體現，凡是法律法規和簽署的國際公約中規定的權利，都屬於行政訴訟的保護范圍。因此，《行政訴訟法》的修訂要盡可能符合人權公約的承諾。
3.滿足入世的要求
《中國入世議定書》中對司法審查制度的承諾與《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直接相關。其承諾主要包括以下幾項：第一，受到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是指執行涉及WTO事項的法律、法規、有普遍約束力的司法判決和行政決定的全部行政行為；第二，受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種類包括進出口許可證、審批和配額的獲得和發放，以及任何在WTO協定范圍內的其他措施；第三，執行知識產權協定和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行政行為也屬於司法審查的范圍；第四，審查程序應當包括給予當事人最後上訴至司法機構的機會，即司法最終原則；第五，受到被復審的任何行政行為影響的個人或者企業有權提起上訴；第六，審查機構獨立於行政機關，且成員國可以通過其本國政府直接在WTO爭端解決機構尋求救濟。（註：參見《中國入世議定書》及於安《行政法是中國履行WTO義務的核心法律機制》，載《政法論壇》2002年第1期。）
我國政府承諾的以上六項內容，影響行政訴訟以下幾方面具體制度的修正：第一，受案范圍。我國承諾的受案范圍包括部分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政行為和貿易保護行為等。我國目前司法審查范圍遠遠小於承諾范圍。一些單行法律法規已相應作出擴大司法審查范圍的修改，（註：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補貼條例》第52條規定，對終裁；是否徵收反補貼稅的決定以及追溯徵收的決定；復審決定不服可以提起復議或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第53條規定，對終裁；是否徵收反傾銷稅的決定以及追溯徵收、退稅、對新出口經營者征稅的決定；復審不服，可提起行政復議或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貨物進出口管理條例》第71條規定，對行政機關發放配額、關稅配額、許可證或自動許可證明的決定；對確定國營貿易企業或指定經營企業資格的決定；或對行政處罰決定不服，可提起復議或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第53條規定，對國務院外經貿主管部門作出的有關技術進出口的批准、許可、登記或行政處罰決定不服，可提起復議或訴訟。）《行政訴訟法》也應擴大受案范圍。第二，原告資格。中國承諾的原告資格包括受到行政行為影響的個人或企業。我國現行法律關於原告資格的規定是法律上有利害關系，包括行政行為指向的對象，以及通過《若干解釋》列舉了行政行為可能影響相對人權益的幾種情形。此種規定小於承諾的范圍，對此《行政訴訟法》應作出放寬原告資格的修改。第三，審查標准。WTO規則將司法審查稱為「上訴」或「復審」，意味著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不同於民事訴訟的初審[1]。法院在審查時要尊重行政機關的初次判斷，主要是法律審，事實問題的審查針對的是證據事實。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沒有規定審查標准，實踐中法院照搬民事訴訟全面審查標准，既不能實現行政訴訟的功能，又不符合WTO規則。《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應當根據司法審查作為「上訴」審的性質，並結合我國現實國情規定審查標准。此外，為適應WTO規則的統一要求，一系列配套制度也要相應改革，如審判機關獨立原則就要求改革現行的審判組織，擺脫司法地方化的困境。
4.擴充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
行政訴訟制度不僅是保障相對人權利的救濟手段，還承擔著維護公法秩序的重要功能。通常情況下，當行政機關的行為侵犯特定相對人的利益時，受影響的相對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但在有些情況下，行政機關的行為並不造成對特定相對人利益的損害，而是對一國的公法秩序和公共利益有不利影響。傳統的行政訴訟功能單一性把訴權僅賦予了受影響的特定相對人，使公共利益受損時缺少啟動主體，造成公共利益受損時無從救濟的局面。我國現行行政訴訟制度功能單一不僅表現在公益訴訟、監督訴訟沒有確立，執行訴訟（註：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完整意義上的執行訴訟，對生效行政行為的執行是通過非訴的方式完成的。）也極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將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從保障公民權利的單一性，擴充至不僅對相對人權利提供救濟，也維護公共利益，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而且，從法治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將涉及公共利益納入司法的保護范圍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修訂《行政訴訟法》，要在可行的基礎上，盡可能地擴充行政訴訟制度的功能。
二、《行政訴訟法》具體制度的完善
在行政訴訟中，有許多方面需要完善與發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拓展行政訴訟類型
我國現行行政訴訟的類型單一，限於對相對人的救濟。雖有撤銷、變更、履行、確認、賠償訴訟和非訴執行等種類的劃分，但主要是以判決種類為依據，並沒有超出對相對人救濟的范疇。筆者認為，我國行政訴訟類型應以行政訴訟兩大功能為標准，除個人救濟訴訟外，還應增加公法秩序訴訟。
1.個人救濟訴訟
個人救濟訴訟是為個人及其延伸組織合法權益提供救濟的訴訟類型，其根據行政爭議的性質、訴訟標的、法院的審理規則和方式等又可分為以下兩類：
(1)行政行為訴訟。這里僅指對行政行為（註：我國目前對行政行為的認識很不一致，這里的行政行為從狹義理解，僅指行政機關或公法機構單方面作出的影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有法律效果的行為。不包括事實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也不包括行政合同行為。）不服引起的訴訟。其訴訟標的僅僅是單方行政行為，不包括民事權益或行政合同權益。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要嚴格遵循行政訴訟的特殊審理規則，舉證責任一般由被告承擔，且法院的司法權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根據訴訟請求的不同，行政行為訴訟可作如下細分：
第一，撤銷之訴。撤銷之訴指原告認為行政行為違法訴請法院撤銷的訴訟。撤銷之訴的標的應限定在直接對相對人權益進行處理的行為，不包括行政裁決等行為。
第二，變更之訴。變更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對行政行為予以變更的訴訟。變更之訴中，法院行使完全的審判權，可以直接改變原行政行為。我國的變更之訴應從顯失公正的行政處罰擴展至一切影響公民人身自由權及重大財產權的行為。
第三，履行之訴。履行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責令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的訴訟。我國履行之訴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其履行判決的明確程度，是僅要求履行義務還是明確如何履行義務。從保護相對人及節約司法資源考慮，法院應根據行政機關或其他公共機構在具體案件中享有自由裁量權的大小，規定履行的具體要求。
第四，確認之訴。確認之訴是原告請求法院確認行為違法或無效的訴訟。確認之訴僅存在於行政行為無效，或行政行為違法但不可撤銷或撤銷已無意義的情況。
第五，禁止令之訴。禁止令之訴是英國行政法中普通救濟訴訟中的令狀請求之一，主要用來阻止、禁止或停止行政機關某種違法的命令，也可用來阻止行政機關擬將越權的行為[2](P.237)。從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的角度考慮，有必要增加禁止令之訴。
(2)非行政行為訴訟
非行政行為訴訟相對於行政行為訴訟而言，其訴訟標的並不在於行政行為，而是行政行為影響的民事權益或其他權益。法院在審理非行政行為訴訟時不必完全拘泥於行政訴訟特殊的審理規則，可部分適用行政訴訟的規則，部分適用民事訴訟的規則。非行政行為訴訟主要存在以下四類：
第一，當事人訴訟。當事人訴訟是日本行政訴訟中特有的訴訟類型，指關於確認或形成當事人之間法律關系的處分或裁決的訴訟，是以該法律關系的一方當事人作被告以及有關公法上法律關系的訴訟。[3](P.255)日本的當事人訴訟對我國解決行政裁決案件有借鑒意義。我國應增設當事人訴訟，以民事法律關系的另一方當事人為被告，裁決主體作為特殊身份的人參加訴訟。法院既要解決民事爭議，適用民事訴訟程序，也要一並解決裁決行為的合法性問題。
第二，行政合同訴訟。法院在審理行政合同案件時，對行政合同中公權力部分的審查要適用行政訴訟的特殊規則，如行政合同締結程序的合法性，行政機關單方面中止合同的理由等，但合同的履行等方面應適用民事訴訟的程序和規則。
第三，事實行為訴訟。事實行為雖然不直接改變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對當事人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但事實行為違法也會侵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對事實行為的合法性，也可納入法院的監督范圍。對事實行為，主要適用確認判決。
第四，行政賠償訴訟。行政賠償訴訟的特點是適用對象廣泛，不僅包括行政行為侵權，還包括事實行為侵權。（註：我國《國家賠償法》第3條已規定行政賠償的范圍包括部分事實行為。）行政賠償訴訟作為非行政行為訴訟的一種，在涉及賠償問題時也適用類似民事訴訟的程序。
2.公法秩序訴訟
這類訴訟的功能是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在我國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1)公益訴訟
公益訴訟的增設是維護公共利益和公法秩序的必然要求。考慮到我國公民訴權意識薄弱，公民個人不具有與行政機關抗衡的實力，公益訴訟的啟動主體應由檢察院代表國家提起行政公訴，在檢察院不作為的情形下，可由普通公民提起民眾訴訟。（註：民眾訴訟是日本行政訴訟的類型之一，指以選舉人資格或其他與自己無法律上利益關系資格提起，請求糾正國家或公共團體機關的違法行為的訴訟。）至於行業組織、利益團體能否成為公益訴訟的原告，需要進一步研究。
(2)執行訴訟
我國的強制執行權由法院和行政機關分享，且以申請法院執行為原則，行政機關自行執行為例外，在實踐中存在大量的非訴執行案件——行政機關對生效具體行政行為申請法院執行。筆者認為應設立執行訴訟，作為獨立的訴訟類型，專門受理行政機關申請執行生效行政行為的案件，法院對執行訴訟案件進行實質性審查，這既可避免法院地位不中立之嫌，又能很好地保障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二）擴大受案范圍
受案范圍過窄是《行政訴訟法》最為突出的問題，也是學者們討論的重心。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需要擴大，這在學界和實務界已達成共識，問題在於作多大程度的擴展。從理想的角度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越寬，越有利於對相對人權利的保護，但受案范圍的設定必須考慮各種制約因素，如法院的能力，包括法院的地位、法官的素質和權力，社會對法院的認可程度等；行政訴訟外其他救濟渠道的發達與否；公民的權利意識和社會的需求；入世的承諾；判例法的作用和違憲審查制度的完備程度等。
綜合上述各種因素，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可擴展到部分抽象行政行為、部分內部行政行為、事實行為、證明行為、部分純程序性的行為、公共機構的行為以及入世承諾中有關國際貿易方面的行為等。在規定方式上，可採用概括加排除的做法。除了應排除的行為不可訴外，原則上所有的行政行為都具有可訴性。
（三）改革審級制度
我國的審級和審判組織設置不科學，一是一審法院級別過低，二是二審終審不盡合理，難以擺脫地方干預。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三審終審，幾乎所有的案件都能上訴至最高法院。我國兩審終審在實踐中造成審判質量不高，再審案件比例大，是對司法權威的一種破壞。再者，行政案件涉及一國法律法規的統一適用，不宜由中級法院終審。因此，我國行政訴訟也應採用三審終審制，並且第三審為法律審。
（四）完善當事人制度
1.放寬原告資格
放寬原告資格已經成為學者們的共識。對個人救濟訴訟而言，原告資格應從「法定權利之訴」發展到「利益之訴」，凡是受行政機關行為不利影響的人都賦予其原告資格。對公法秩序訴訟，其公益訴訟的原告可為檢察院以及有監督利益的公民、行業組織或利益團體等。
關於原告的確認規則主要涉及當一個組織或該組織部分成員受行政機關行為侵害時，原告如何確定。在該組織的法定代表人不願代表部分成員起訴時，應賦予受害成員自身原告資格。
2.簡化被告制度
國外行政訴訟被告制度多是出於訴訟便利，存在大量的形式被告，一般由作出行為的機關或官員作被告，無法確定時由行政主體作被告。（註：如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704節規定司法審查的訴訟可對美國、對機關以機關的名稱、或者對有關的官員提起。）
我國行政訴訟被告與行政機關對應，被告制度過於煩瑣，不利於相對人訴權的行使。筆者建議，我國的被告確認制度也可採取形式被告的作法，讓原告選擇由作出行為的機關或機構作被告，或由同級政府作被告；在被告無法確定的情況下，由同級政府作被告。這樣就可以避免在訴訟中確定被告的困難和無被告局面的出現，而且行政機關行為的責任歸屬於同級政府，也便於強化政府對下設部門的監督。
（五）改革審理程序
行政案件不分復雜程度一律適用普通程序的做法，往往導致司法資源的浪費，並無法給予當事人及時迅速的救濟。因此，增設行政訴訟簡易程序十分必要。《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應當對不同案件的程序進行分流處理，對案情簡單、標的較小的行政訴訟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理，審理過程不必完全遵循普通程序的步驟，審限也應縮短。
在普通程序中，法院不分法律與事實、是否屬於訴訟請求范圍一律全面審查的做法也需要檢討。司法權作為消極中立的權力，不應主動審理訴訟請求之外的內容；且訴訟的基本功能在於解決爭議，只要案件審理到可以裁判的程度即完成審理任務，不必將案件所有問題都由法院審查清楚。（註：如撤銷判決，只需滿足一個條件即可撤銷，不必將所有條件都審理清楚。）再者，為了便於法院集中、有效率的解決爭議，可以借鑒英美國家審前會議的做法，對案情簡單的案件可直接進入開庭審理，比較復雜、爭議較大的案件，在開庭前交換並固定證據，形成爭點，雙方無爭議的事實法院不再審查，以便開庭時圍繞爭點集中審查。
和審理程序相關的是受理程序。行政案件在進入行政審判庭審理之前，須通過法院立案庭的審查，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法院才予受理。立案庭的審查直接涉及原告訴權的行使。由於實踐中起訴條件的規定模糊，許多概念在理論界仍爭論不休，難以判斷，（註：如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行為、事實行為等概念，關系著現行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界限，但在理論和實踐中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和標准。）將如此復雜困難的問題交由法官自行判斷，難以確保判斷的公正。因此，增設簡易審理程序來審查起訴是十分必要的。原被告可以在法庭上就該案是否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是否符合起訴條件等進行陳述和辯論，法院在充分聽取雙方意見和理由的基礎上判斷其是否應當受理，以便更公正的保護行政訴權的行使。
（六）轉變庭審方式
我國行政訴訟庭審職權主義色彩濃重，庭前進行實質審查，開庭只是形式，這樣既加重法院負擔，又不利於突出被告對其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的特點，容易造成法院與被告一同審原告的局面。在原告、被告和法院三方關系中，法院應當是中立的第三方，根據原被告各自的舉證來判斷案件的勝負。因此，轉變庭審方式的方向應當是淡化職權主義色彩，向當事人主義發展。但鑒於行政訴訟原被告實力的不平等，法院可以在保障相對人權益方面採取一些職權主義的做法。
（七）明確審查標准
審查標准即法院審查行政案件的程度或深度。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對審查標准沒有明確規定，從而給法官的審查留下了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從確保行政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和合理架構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關系來看，需要通過立法明確審查標准。
確定審查標准，要考慮以下因素：首先，要區分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對不同部分採用不同審查標准。因為每部分問題的性質不同，決定了法院的不同審查程度。區分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並對其適用密度不同的審查標准，在西方國家已成為一種慣例。其次，根據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大小確定不同的標准。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可分為低度自由裁量權，中度自由裁量權和高度（或政策性、高度人性化判斷）自由裁量權。法院相應對其審查也適用嚴格、合理到尊重（明顯違法）的不同標准。再次，根據不同的訴訟類型確定。在不同的訴訟類型中，法官享有不同的審判權。完全審判權的基礎來自對事實問題的全面認定。因此，對行政行為訴訟中的變更之訴、履行之訴和非行政行為訴訟適用完全審查標准；其餘行政案件一般適用合理性標准。最後，應考慮到我國行政行為實施的具體情況，行政程序和案卷制度的缺乏使我國不能完全照搬美國尊重行政機關決定的標准，而應更多地對行政行為進行監督。
筆者認為，我國行政訴訟應確立如下審查標准：
1.事實結論
事實部分根據訴訟類型及行政自由裁量權大小可以確立三個不同的標准。
(1)合理性標准：適用於一般的行政案件。合理性標準是審查事實裁定的一般標准，即只要行政機關作出事實裁定有合理的證據支持，法院就應尊重行政機關的事實結論。
(2)明顯違法標准：適用於高度專業性及人性化判斷等事項。在這類案件中，如環境污染指數評定、考試成績評定等。法院的審查受到專業技術性的影響，只進行明顯違法審查，即不審查事實決定內容的合理性，除非其決定明顯違法。法院在此類案件中可轉向程序審查，審查行政機關作出判斷的過程是否合法。
(3)完全審查標准：適用於行政行為訴訟中的變更之訴、履行之訴和非行政行為訴訟。完全審查標准即法院可以不顧行政機關對事實的認定，以自己的判斷代替行政機關的判斷。完全審查標準的採用源於法院在此類案件中享有完全的審判權。
2.法律適用
法官是法律問題的專家，對行政機關適用法律是否正確有最終的發言權。因此，法律適用原則上應採用完全審查標准，但對技術性、專業性的法律問題，要尊重行政機關的意見。
3.處理結果
處理結果部分包含以事實裁定為依據並適用法律作出處理結果的過程，是事實與法律的混合問題。處理結果應適用與事實結論同樣的審查標准。
（八）完善證據制度
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對證據問題的規定簡略，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於2002年6月4日通過了單獨的證據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但仍需要在修訂《行政訴訟法》時對證據規則作全面規定。除了司法解釋的規定外，證據制度還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是舉證責任的進一步細化。不同類型的行政訴訟，應確立不同的舉證規則。如行政行為訴訟，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從行政行為與證據的關系來看，被告應在行政程序中完成舉證義務，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符合行政訴訟的救濟本質。而對非行政行為訴訟，則應原則上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非行政行為訴訟與民事案件類似，適用民事訴訟的舉證規則。
二是明確證明標准。證明標準是為了實現法定證明任務，法律規定在每一個案件中訴訟證明必須達到的程度[4](P.167)。我國三大訴訟法都規定了統一的證明標准——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統一嚴格的證明標准抹煞了三大訴訟的差別，難以滿足行政訴訟的實際需要。最高法院關於證據規則的司法解釋並未提及證明標准問題，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缺失。筆者認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和多樣性不能僅為其設定證明標准，還可以根據訴訟類型的不同，分別適用不同的證明標准。
(1)明顯優勢標准：適用於一般行政案件。一般行政案件中，行政機關的行為對相對人權利的影響介於民事、刑事案件之間，因此應適用介於二者之間的證明標准。
(2)排除合理懷疑標准：適用於限制人身自由、責令停產停業、吊銷執照等嚴重影響相對人權利的行為，以及經過聽證程序作出的行為。限制人身自由等嚴重影響相對人權利的行為，基於其影響相對人權利的深度，應適用與刑事訴訟相同的證明標准。經過聽證程序的案件，在爭議進入訴訟前已經過辯論、質證等准訴訟程序，其證明標准也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3)證據優勢標准：適用於非行政行為訴訟。非行政行為訴訟類似於民事訴訟，訴訟標的主要是民事權益，適用民事訴訟的審理規則，因而其證明標准也採用民事訴訟的證據優勢標准。
（九）重構行政判決制度
我國現行行政判決種類有維持、撤銷（包括撤銷後重作）、履行、變更、確認、賠償判決和駁回訴訟請求判決等。總的來說，我國的行政判決種類設置不科學，如有些行政判決與訴訟請求相脫節，違反不告不理原則，禁止令判決欠缺等。現行的行政判決制度無法為當事人提供完整的救濟，因此，有必要重構行政判決制度。
在指導思想上，行政判決制度的重構要考慮原告的訴訟請求，不同訴訟類型的實體處理要求，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關系以及合理解決糾紛和完善救濟的需要。具體地說，我國行政判決種類應重構如下：
1.主體判決
主體判決根據原告訴訟請求設置，不同的訴訟請求適用不同的判決。主體判決根據訴訟請求可分以下六類：第一，撤銷判決。適用於行政行為已完成時，法院通過撤銷判決使違法的行為自始無效。第二，履行判決。適用於行政機關不履行義務時，出於保護相對人權益及訴訟經濟考慮，法院可以根據自由裁量權的大小，規定履行的具體條件。在自由裁量權縮減為零時，（註：即行政機關在具體案件中選擇餘地可能壓縮到一種處理方式，只有這一種處理方式沒有裁量暇疵。參見〔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著《德國行政法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法院可以明確規定行政主體應如何履行。第三，禁止令判決。用於禁止行政機關實施一定的行為。該判決主要適用於前文所述之禁止令之訴，對正在進行的違法行為起到阻止作用，防止違法行為完成後適用撤銷等判決救濟的滯後。第四，確認判決。即判斷某種法律關系是否存在或行政行為是否違法。一般而言，只有在行政行為不可撤銷或撤銷已無意義，或履行判決也無意義時才適用。確認判決的適用范圍較廣，包括部分事實行為，其往往是賠償的前提。第五，變更判決。適用於需要法院直接改變當事人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變更判決不僅適用於變更之訴，在非行政行為訴訟中都存在適用變更判決的空間。第六，賠償判決。賠償判決是對違法行為造成損害進行救濟的判決方式，一般以確認或撤銷判決為前提，且其適用范圍廣泛，包括部分事實行為。
2.輔助判

G. 為擺脫行政干預，我國行政訴訟管轄制度應當如何改革

覺得有幾個方面：
1、級別管轄上，有人認為應該提高一審級別。因為同級的法院很難對同級政府或其工作部門作出處理而不受到其影響。所以在不能另行建設行政法院的情況下，將一審行政訴訟統一收歸中院可能比較好。且這樣二審是高院，也不會使地方利益和司法管轄有根本性的矛盾沖突。

2、管轄原則上，目前是原告就被告，也就是要在行政機關所在地法院，除非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此種情況下，可能會影響到公正審判。

具體的找了篇網上的論文，相當詳細，你看一下大體觀點也和我差不多。。

行政訴訟一般地域管轄制度改革之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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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就被告」原則與「兩便原則」的關系與沖突。

地域管轄，就是確定不同區域法院第一審訴訟案件（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執行等案件）的分工與許可權。①《行政訴訟法》第17條對行政訴訟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轄作了如下規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法院管轄；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也可以由復議機關所在地法院管轄。」②法條包含兩個內容：一是對原具體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由最初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法院管轄；二是經復議的案件，如果復議機關維持了原具體行政行為，對原告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的仍然是原具體行政行為，原告只能對原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所以仍由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法院管轄。如果是復議機關改變了原具體行政行為，法條規定，原告可以選擇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法院或者是復議機關所在地法院管轄。由於行政案件的被告只能是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由行政機關所在地法院管轄就是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轄。可見，行政訴訟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轄仍然遵循了「原告就被告」的設置原則。

一般地域管轄的「原告就被告」原則，是指 「被告在哪個法院轄區，原告就應當到哪個法院起訴，案件就歸該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轄。」③傳統的觀點認為，按「原告就被告」原則設置管轄權，可以充分體現 「兩便原則」的精神內涵。「兩便原則」是我國人民司法工作的優良傳統，也是對人民司法實踐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總結。④「兩便原則」的核心內容：一是便於群眾訴訟；二是便於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兩便原則」是我國三大訴訟確定法院管轄應當堅持的原則。「兩便原則」充分體現了肖揚院長提出的「司法為民」的司法理念。傳統的觀點認為，「兩便原則」就是要讓當事人近距離訴訟，以節約訴訟開支；就是要讓人民法院就近行使管轄權，便於通知當事人，便於查證與執行。因此，行政訴訟案件為了貫徹「兩便原則」的精神，按「原告就被告」的原則設置管轄權，是因為符合行政權的轄區范圍，行政機關只有在其行政轄區內才有實施行政行為的管轄權，案件的發生地多是被告行政機關所在地。就原告來說，也多是其轄區內的行政相對人。由被告行政機關所在地法院管轄，可以方便當事人就近訴訟，也可以方便人民法院通知各方當事人應訴，便於人民查證與執行。另外，由被告行政機關所在地法院管轄，也適應了法規、法章及其他規范性文件的區域性特點。法律文件中的一些地方性法規、規章及眾多的規范性文件，均有區域性有效的特點，無論這些案件是依據還是參照，它們都是行政機關執法的依據與標准。由被告行政機關所在地法院管轄，就能保證執行機關的依據與審判機關審查的依據的一致性，避免出現因區域不同而產生的規范或依據沖突。同時，「原告就被告」，還能對原告起到濫訴的預防作用。⑤

筆者認為，「兩便原則」就是「就近訴訟」的傳統觀點，並沒有完全體現「兩便原則」的精神實質，是偏面的。筆者認為，「兩便原則」的精神實質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訴訟成本；二是司法公正，並且司法公正是核心是靈魂。方便當事人訴訟，就是便於當事人利用審判制度得到公正的裁判，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如果當事人的爭議不能得到一個公正的「說法」，筆者認為即使在其門家口訴訟，對當事人也是不方便的。當事人如果不能得到公正的裁判，其就會上訴、申訴、纏訴、信訪，其花費的成本就會大大增加，不僅不能節約訴訟成本，反面更增加了當事人的訴累，並且嚴重損害了司法的尊嚴與權威。因此，我們不能離開司法公正去奢談什麼方便當事人訴訟。針對便於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來說，如果僅僅理解為便於法院通知當事人應訴，便於查證與執行是完全不夠的，這也只是抓住了「便於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含義的表面現象。筆者認為，「便於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就是便於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地行使憲法賦予的審判權，不受任何外來壓力的干擾和破壞，以作出公正的裁判。因此，「便於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就是要保障人民法院在不受任何外來壓力的干擾下公正地作出裁判，這才是便於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的根本內涵。如果人民法院不能獨立行使審判權，時時受到外來壓力的困擾，何談便於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因此，從上述分析來看，「原告就被告」原則並不能真正完全體現「兩便原則」的實質內涵。

按「原告就被告」原則設置行政訴訟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轄權，並不能體現「兩便原則」的真正內涵，存在如下弊端：

一是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抗干擾能力差，審判權時時受到行政權的干擾和破壞。行政案件的特點是被告一方必是行政機關。由於我國司法體制的地方化、行政化設置，行政機關多掌握著人民法院的財權、政權、人事權。行政機關為了自身的利益，行政案件往往會受到行政機關的干擾和破壞，並且相對於其他案件來說往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按「原告就被告」原則設置管轄權，不能便於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

二是不能真正有效地使當事人節約訴訟開支方便當事人訴訟。人民法院針對行政案件的干擾往往無力排除，對行政案件往往不敢受理不敢裁判，當事人不能得到一個公正的「說法」，既損害了司法尊嚴，又引起當事人進一步的上訴、申訴、纏訴、信訪，更是增加了當事人的訴累，並不能真正起到便於當事人訴訟的目的。

三是針對便於人民法院查證與執行的觀點來說，也是為現代的司法理念和現實環境所拋棄。隨著我國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弱化，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建立，需要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的范圍越來越窄，舉證質證只能是當事人雙方的事情，法官只是被動中立裁判。當事人舉證不能，當事人自行承擔法律後果。因此，便於人民法院查證的基礎將不復存在。就便於人民法院執行來說，更為「執行難」的現實環境所否定。而「執行難」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行政權對司法權的困撓。

四是防止原告濫用訴權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根據我國「畏訴、厭訴、屈死不經官」的幾千年的傳統，以及目前人們依法維權意識的薄弱，特別是針對行政訴訟來說人們更是不知告、不會告、不敢告的現實，原告人濫訴的記錄畢竟是極少數的。

當然，司法不能獨立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原告就被告」原則設置管轄權，而在於司法體制的地方化、行政化設置。但是在目前我們不能改變司法體制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努力尋找其他途徑，而使行政審判走出低谷徘徊的困境。

二、美國的異籍管轄制度對我國行政訴訟案件一般地域管轄制度改革的借鑒。

異籍管轄制度，是美國民事訴訟在地域管轄權設置上的一項程序規則。根據美國有關程序規則規定，美國的異籍管轄制度是指：「如果民事訴訟雙方當事人的州籍相同，則該案件一般應屬於某一個州/地區的地方法院進行管轄，聯邦法院不得受理該案；如果民事訴訟雙方當事人的州籍相異，則應由聯邦法院對該案件行使異籍管轄權，以防止州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中的偏袒傾向。」⑥

筆者認為美國的異籍管轄制度所體現的價值理念，就是一個公正理念。一是異籍管轄制度符合當事人「等距離」⑦訴訟的價值觀念要求。異籍管轄制度為當事人在形式上提供了一個公平審理案件的管轄法院，「為具有不同州籍的當事人之間的民事訴訟得以公平審理提供了一個較為理想的法院—不偏不倚的聯邦地區法院。」⑧二是異籍管轄制度大大提高了司法的抗干擾能力，為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提供了制度保障。「異籍管轄制度使案件脫離了當事人所在地區的限制，抗干擾能力強，也能有效防止州地方法院偏袒本地居民當事人，歧視外州居民當事人的美國式地方保護主義弊端的產生。」⑨

筆者認為，我們在行政訴訟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轄權設置上，可以借鑒美國的異籍管轄制度而設置我國行政訴訟案件的「異籍管轄制度」。

三、我國行政訴訟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轄權設置的兩種模式選擇。

借鑒美國的異籍管轄制度，而設置我國行政訴訟案件一般地域管轄的「異籍管轄制度」，提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的抗干擾能力，可以採取兩種模式：

一是提級審判。就是提高一審行政案件管轄的法院級別，使行政訴訟案件脫離行政機關的轄區限制。級別較高的法院審理級別較低的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既能使行政案件脫離行政機關的轄區干擾，又符合「上級服從下級」的行政權行使的慣例。同時案件相對集中，可以解決目前基層人民法院案件少司法資源閑置的矛盾，符合管轄權設置「法院負擔適當」的原則。⑩

二是「異域管轄」。就是發揮我國法律規定的指定管轄制度的優勢，對一審行政訴訟案件統一由上一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後，將被告為A區的行政機關的案件指定B區法院管轄，反之亦然。目的仍然是使行政訴訟案件脫離行政權的干擾和破壞。

參考資料：

①應松年主編，《行政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修訂第2版，P82.

②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17條。

③常怡主編，《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第3版，P79.

④黃松有著，《與時俱進的「兩便原則」：民事審判改革的指導思想》，載《人民司法》2002年第4期，P24.

⑤應松年主編，《行政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修訂第2版，P83.

⑥杜聞著，《異籍管轄制度和「利益分析」》，載2004年2月25日《人民法院報》B2版。

⑦「等距離」訴訟，其訴訟格局的實質應包括三個方面：實體裁判結果的等距離一實體公正；程序保障的等距離一程序公正，當事人心理認可的等距離一心理公正。

⑧⑨同⑥。

⑩同①，P79.

H. 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有哪些重要修改

第一：明確法院必須依法受理行政案件，行政機關不得干預、阻礙法律立案，有利於解決行政立案難問題。

《新法》第三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起訴權利，對應當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行政機關不得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上述增加的內容是《舊法》中不從規定的，它明確了法院必須依法立案的法定職責。

第二、 登記立案制度及上級法院直接立案審理制度的確立，是解決立案難問題的重大舉措
《新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了起訴狀立案登記制。五十二條規定，法院接受起訴材料後應該依法進行登記並出具註明日期的書面憑證。起訴狀內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錯誤的，應當給予指導和釋明，並一次性告知當事人補正。不得未經指導和釋明即以起訴不符合條件為由不受理。

那麼對於不接收起訴狀、接收起訴狀後不出具書面憑證，以及不一次性告知當事人補正起訴狀內容的，當事人可以向上級人民法院投訴，上級人民法院應當責令改正，並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在《新法》五十四條還規定了人民法院在七日內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書的，當事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起訴。上一級人民法院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立案、審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級人民法院立案、審理。」

I. 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有哪些

行政訴訟法的司法解釋：內容包括受案范圍、管轄、訴訟參加人、證據、起訴與受理、審理與判決、執行，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訴訟法和本解釋外，可以參照民事訴訟的有關規定。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的解釋》第三條
各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審理行政案件和審查行政機關申請執行其行政行為的案件。
專門人民法院、人民法庭不審理行政案件，也不審查和執行行政機關申請執行其行政行為的案件。鐵路運輸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應當執行行政訴訟法第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

J. 《行政訴訟法》在哪些方面進行了修改意義何在

2017年全國人大作出修改，第二十五條增加一款，作為第四款：「人民檢專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屬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葯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增加該條款的意義：在於進一步堅強對監管機關的法律追究力度，有利於社會發展，極大適應了新時代的發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