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第55條

⑴ 取保候審家屬需要什麼手續

1、人保
取保候審申請人必須提出保證人，保證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經司法機關批准，由保證人和被擔保人（即被取保候審人）出具保證書。
保證人保證履行《刑事訴訟法》第55條的規定；被保證人保證遵守《刑事訴訟法》第56條的規定。取保候審人的人保手續即告終結。
2、財產保
司法機關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可以責令被取保候審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出具由司示機關確定的一定數額的保證金，取保候審的財產保手續即告終結。
被取保候審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最長不超過12個月，具體時間由司法機關決定），如果被取保候審人不違犯《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機關不退還保證金，將其上繳國庫。
根據不同情況，司法機關可以責令當事人重新辦理取保手續，也可以轉變為監視居住、逮捕等強制措施。
3、人保與財產保並用
即將上述人保、財產保的手續同時辦理，並得到司法機關的認可，其取保候審手續即告終結。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六十七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取保候審的。
取保候審由公安機關執行。
第六十八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應當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

⑵ 取保候審的流程怎麼走

1、人保

取保候審申請人必須提出保證人，保證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經司法機關批准，由保證人和被擔保人（即被取保候審人）出具保證書。

保證人保證履行《刑事訴訟法》第55條的規定；被保證人保證遵守《刑事訴訟法》第56條的規定。取保候審人的人保手續即告終結。

2、財產保

司法機關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可以責令被取保候審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出具由司示機關確定的一定數額的保證金，取保候審的財產保手續即告終結。

被取保候審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最長不超過12個月，具體時間由司法機關決定），如果被取保候審人不違犯《刑事訴訟法》第56條的規定，司法機關不退還保證金，將其上繳國庫。

根據不同情況，司法機關可以責令當事人重新辦理取保手續，也可以轉變為監視居住、逮捕等強制措施。

3、人保與財產保並用

即將上述人保、財產保的手續同時辦理，並得到司法機關的認可，其取保候審手續即告終結。

(2)刑事訴訟法第55條擴展閱讀：

第六十九條：保證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與本案無牽連；

2、有能力履行保證義務；

3、享有政治權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4、有固定的住處和收入。

第七十條：保證人應當履行以下義務：

1、監督被保證人遵守本法第七十一條的規定；

2、發現被保證人可能發生或者已經發生違反本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及時向執行機關報告。被保證人有違反本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的行為，保證人未履行保證義務的，對保證人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⑶ 經濟犯罪法院需要哪些證據

經濟犯罪具有以下三個特點：（1）發生在經濟領域。即發生在國民經濟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諸環節。（2）主觀上為故意，過失不構成經濟犯罪，並且一般都具有謀取非法利潤的目的。（3）直接危害國家的經濟管理活動。因此，在一般刑事案件中，對一個犯罪事實的認定，不一定需要多個證據共同證明，有時一個關鍵性的證據就能起到定案的作用，如殺人案件現場所遺留凶器刀把上血指紋的同一認定，在排除接觸刀把的所有偶然性後，一般就可以認定嫌疑人就是作案人。但在經濟犯罪刑事訴訟中，支撐對案件事實進行認定的證據事實，往往不是單個證據就能做到的，而需要一系列相關的證據組合在一起共同去完成。如行為人在某一票據上的簽字，因其本身參入該民事行為的「合法」身份，簽字行為本身是經濟、民事業務內容所要求的，要證明犯罪事實的存在，還必須證明其有犯罪的主觀故意，而僅此一個簽字行為是遠遠不夠的，而需要一系列與簽字行為關聯的「組行為」共同支撐，形成一組證據共同證明主觀方面成立、犯罪事實存在。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0條規定，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證據包括：(一)物證；(二)書證；(三)證人證言；(四)被害人陳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六)鑒定意見；(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5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⑷ 刑事訴訟與監察調查銜接，有什麼問題要明確

刑事訴訟與監察調查銜接，需要明確的問題：
一、監察材料是否可以全部作為刑事證據？
證據資格方面，《監察法》第33條第一款規定：「監察機關依照本法規定收集的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調查人供述和辯解、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明確了監察委收集的證據可以在刑訴中直接作為證據。但該款並沒有明確：一是監察委收集的證據材料是指立案調查後依法收集的證據材料，還是也包括立案調查前收集的證據材料。從《監察法》的規定看，第38條賦予了監察委對監察對象的問題線索，可以採取初步核實的方式進行處置。第39條規定：「經過初步核實，對監察對象涉嫌職務違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責任的，監察機關應當按照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辦理立案手續。」也就是說，監察委對監察問題的處理實際可以包括立案前的「核實」與立案後的「調查」兩個階段。
嚴格意義上，立案前的「核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立案後的「調查」，「核實」針對的是「監察對象」，調查針對的是「被調查人」，在「監察對象」身份下，因核實形成的材料不符合「證人證言」、「被調查人供述和辯解」的法定證據形式要求，當然不應當作為刑事證據使用；二是《監察法》第四章所規定的「監察許可權」中，還涉及第19條規定：「對可能發生職務違法的監察對象，監察機關按照管理許可權，可以直接或者委託有關機關、人員進行談話或者要求說明情況」，那麼，「進行談話」或者「要求說明情況」所形成的材料，特別是「委託有關機關、人員進行談話或者要求說明情況」所形成的記錄、材料等，是否可以作為刑事證據移送，需要進一步研究。
二、刑事訴訟中是否具有排除非法證據的可能？
《監察法》第33條第二款規定：「監察機關在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時，應當與刑事審判關於證據的要求和標准相一致。」明確了刑事訴訟中對監察委收集的證據應當以刑事審判關於證據的要求和標准進行考量。從正面理解，「與刑事審判關於證據的要求和標准相一致」當然也包括非法證據排除。
但是，這裡面可能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監察法》第33第三款規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案件處置的依據。」只是明確了「不得作為案件處置的依據」。此處的「案件處置」只是監察委的處置，並未涉及刑事訴訟；二是理論上非法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當然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但前提是要查明調查取證活動是否違法，或者說證明調查活動合法的責任在控方。但作為控方的檢察機關沒有對監察調查監督的權力，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也沒有涉及現行《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68條和第171條，即未賦予對監察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調查核實的權力，也未對「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的時候，必須查明」的內容中，查明「偵查活動是否合法」（第(五)項查明事項）進行修改， 檢察機關也就難以查明監察調查取證活動是否合法；對「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也沒有明確人民檢察院「可以要求其（監察機關）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說明」的權力。由此，刑事訴訟中排除非法證據，其基礎條件似乎並不充分。
三、法庭審理時監察人員是否可能出庭作證？
《刑事訴訟法》第57條第一款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如前所述，在檢察機關既無對監察調查監督權，刑事訴訟法修改也沒有涉及對監察調查活動「查明」權的情況下，法庭審理時對證據合法性的調查則可能會適用該條第二款的規定，即「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在目前的討論中，有的建議應對《刑事訴訟法》第57條進行修改，即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將監察人員（或調查人員）也納入必要時可以通知出庭說明情況的人員范疇。基於監察委對職務犯罪調查權實質類同於偵查權，但調查權又不等於偵查權的前提，將監察人員納入《刑事訴訟法》第57條第二款中，確有必要。另一方面，在已公布的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並未對此涉及的情況下，該條款中的「其他人員」其實也可以將監察人員包含其中。因為，按照「出庭說明情況」及《刑事訴訟法》第187條第二款：「人民警察就其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適用前款規定。」的內涵，監察人員的出庭更主要是證人而非監察人員的身份。
四、是否有權要求監察委提供或調取其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7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第39條規定：「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法院調取。」也就是說，對於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檢察機關有權要求其提供證據，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辯護人申請調取其證據材料。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無論是依職權還是依申請，檢察機關或人民法院調取證據的情況也為數不少。目前的《監察法》中，第40條規定了「監察機關對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進行調查，收集被調查人有無違法犯罪以及情節輕重的證據，查明違法犯罪事實，形成相互印證、完整穩定的證據鏈。」雖然第45條第（四）項也要求「對涉嫌職務犯罪的，監察機關經調查認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製作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並移送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提起公訴」，但基於現實的考量，未完全移送特別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材料的情況完全有可能發生。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沒有涉及這個問題的情況下，檢察機關的「要求提供」和檢察機關、人民法院依申請調取，都可能會遭遇法律上的障礙。
與調取證據材料相關的是同步錄音錄像問題。《監察法》第41條第二款規定了「調查人員進行訊問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證工作，應當對全過程進行錄音錄像，留存備查。」即《監察法》對監察委形成的錄音錄像規定了，一是留存（——不移送）；二是備查。此處的關鍵在於「備查」二字，包括是否屬於可以調取的證據材料，以及公訴人是否可以依《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定（試行）》第446條和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01條規定，要求法庭播放訊問錄音、錄像等，有待實踐中進一步細化。

五、補充調查期間辯護人是否擁有完整辯護權？
刑事訴訟中，特別是審查起訴開始，辯護人擁有三項基礎權利，即閱卷權、會見權和調查取證權。這三項權利的核心都和證據相關。從《監察法》和《刑事訴訟法》規定看，職務犯罪在調查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後，律師即可以辯護人的身份全面介入，並行使各項辯護權利，這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的關鍵在於，《監察法》第47條第三款規定：「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需要補充核實的，應當退回監察機關補充調查，必要時可以自行補充偵查。對於補充調查的案件，應當在一個月內補充調查完畢。補充調查以二次為限。」目前公布的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也對檢察機關審查職務犯罪案件需要補充核實的，「應當退回監察機關補充調查，必要時可以自行補充偵查。」的原則進行了強調。從過去職務犯罪的訴訟進程看，補充偵查幾乎就是一個常態，加之監察機關在職務犯罪調查方面知識、技能的欠缺，可以預測今後一段時間內，職務犯罪的退回補充調查比例不小。這就涉及到辯護人權利如何行使的問題。
已經十分明確的是，監察委調查期間，律師不得以辯護人的身份介入。那麼，補充調查也是一種特殊狀態下的監察委調查，已經參與到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的辯護人，能否全面行使《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權利——比如根據第37條的規定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核實有關證據？特別是在補充調查針對漏罪或發現新罪的情況下，此罪的辯護權能否及於漏罪、新罪？另一方面，因為補充調查是職務犯罪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後的一種特定程序，審查的主體，尤其是對犯罪嫌疑人決定適用逮捕措施的主體都是檢察機關，在此期間限制辯護權利實質是剝奪了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必然與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產生沖突，等等，都是亟待解決的困惑與疑問。

⑸ 朋友賣假葯被抓了，我從派出所保釋他出來，作為擔保人有什麼責任是不是他不到庭就要我替他去

一、所說情形，保證人未及時報告的，對保證人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二、法律依據是：《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 保證人應當履行以下義務：（一）監督被保證人遵守本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二）發現被保證人可能發生或者已經發生違反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及時向執行機關報告。被保證人有違反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行為，保證人未及時報告的，對保證人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⑹ 電大 簡述人民檢察院對刑事訴訟法案件實行法律監督體現哪些方面

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有權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法院的審判和執行機關的執行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這種監督貫穿於刑事訴訟活動的始終。

1. 立案監督。

刑事立案監督的任務是確保依法立案，防止和糾正有案不立和違法立案。在立案階段，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有權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後應當立案。對於不應當立案而違法立案的情形，人民檢察院也依法對公安機關進行監督。

2.審查批捕過程中的監督。

（1）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應當通知公安機關予以糾正，公安機關應當將糾正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2）對提請批捕的監督。人民檢察院辦理審查逮捕案件，發現應當逮捕而公安機關未提請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建議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如果公安機關不提請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檢察院也可以直接作出逮捕決定，送達公安機關執行。

3.審查起訴階段的監督。

（1）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過程中，應當對偵查活動是否合法進行審查。刑事訴訟法第5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於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且，人民檢察院根據需要可以派員參加公安機關對於重大案件的討論和其他偵查活動，發現違法行為，應當及時通知糾正。

（2）對移送起訴的監督。人民檢察院在辦理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中，發現遺漏依法應當移送審查起訴同案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建議公安機關補充移送審查起訴；對於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人民檢察院也可以直接提起公訴。

4.審判階段的監督。

（1）對法庭審理活動的監督。在審判階段，人民檢察院在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的同時，監督法庭審理活動。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

（2）對一審裁判的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時候，應當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3）對生效裁判的監督。對於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人民檢察院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

（4）對死刑復核程序的監督。在復核死刑案件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

（5）對特別程序的監督。包括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和強制醫療程序等。

5.執行階段的監督。

（1）死刑執行的臨場監督。人民法院在交付執行死刑前，應當通治同級人民檢察院派員臨場監督。

（2）對監外抽行的監督。監獄、看守所提出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將書面意見的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決定或者批准機關提出書面意見。決定或者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應當將暫予監外執行決定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認為暫予監外執行不當的，應當自接到通知之日起1個月以內將書面意見送交決定或者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決定或者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接到人民檢察院的書面意見後，應當立即對該決定進行重新核查。

（3）對減刑、假釋的監督。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罪犯，在執行期間確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現，應當依法予以減刑、假釋的時候，由執行機關提出建議書，報請人民法院審核裁定，並將建議書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意見。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減刑、假釋的裁定不當，有權在收到裁定書副本後20日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糾正意見後1個月內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作出最終裁定。

（4）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

⑺ 證人特權規則包括哪些內容

證人特權是證據法中的一項重要規則，是指證人由於其特定身份而享有的受到法律特別保護的證據規則。相對其他的證據規則以促進案件事實的發現或維護程序的合法性，證人特權規則的主要目標是保護某些法庭之外的關系和利益。
證人特權規則：
1.賦予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證人享有拒絕作證的特權此處所謂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證人特權」主要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證人做出的陳述可能使其自身受到刑事追究或刑事處罰時，證人享有拒絕作證的權利。它能有效防止刑事訴訟過程中刑訊逼供、暴力權證等現象的頻發，同時也能體現我國對人權保障的重視和與世界的接軌。
2.賦予享有親屬關系的證人拒絕作證的權利此處的「親屬」與我們通常認為的「直系血親、三代以內旁系血親、姻親」不同，僅指近親屬。我國現行法律當中將近親屬的范圍界定為「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和兄弟姐妹」。就我國目前的實際來看，有親屬關系享有的拒證權的主體范圍不宜劃分太寬。
3.賦予特定職業的證人享有拒絕作證的權利職業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此處對職業進行了限制，將其界定為「特定職業」。諸如：律師、醫生和神職人員。基於委託人對律師、患者對醫生、懺悔人員對神職人員的信賴關系和我國社會的基本價值理念，我國應賦予特定職業的證人享有拒絕作證的權利。
4.賦予享有公務特權的證人拒絕作證的權利目前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對「公務特權」的界定都以其內容涉及國家秘密為限。但各國對因享有公務特權而拒絕作證的證人的具體范圍界定不盡相同，有的國家將享有此項特權的證人范圍規定的很寬，但就我國目前的司法實際，應盡可能的縮小享有此項特權的證人范圍。

⑻ 刑事案件取保候審大部分的結局

您好，取保候審一般是什麼結局需要根據不同的案件來進行不同的判斷，有可能會被判處有期徒刑，也有可能被無罪釋放。取保候審的後果就是可以照常過上之前的生活。取保候審，顧名思義，獲取保證，等候審判。取保候審之後，基本就是等待了。取保候審的出發點就是不影響在被告之前的生活。但是，事實上，首先就是會受到輿論的干擾。
像鄰居、同事、親朋好友這些人，都會對自己造成生理和心理的傷害，當然心理素質強的人可以忽視。其次，取保候審畢竟是帶有強制性的，假如在談一項很重要的合作，但是法院這時候你趕到法庭，那就只能去法庭，而不能為了工作，強硬的抵抗法院。
所以，在取保候審的時候，所進行的重要的工作要不是停滯，就是倒退了。因為在這個時間段，不太方便進行重要工作，出國那就更不可能了。還有，駕駛證也是上交的，對於現在的出行，沒有駕駛證比沒車更不方便。最後，雖然說是照常，但是呢，卻是也要在他人的監督下，也可以說是暴露在大眾之下的生活，不是很自由。
刑事類型的案件在進行審理的時候是由法院所進行的，應當是根據檢察機關所移交的證據和案件的審理情況來進行判斷的，這與前期所採取的一些措施並無直接關聯性，比如說採取取保候審的措施不會影響後期定罪量刑。

【法律依據】(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關於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被取保候審人在取保其間沒有違反規定，也沒有故意重新犯罪的，在解除取保候審、變更或者刑罰的同時，縣級以上執行機關應當製作《退回保證金決定書》，通知銀行如數退還保證金。
(2)第二十六條規定：保證金的收取、管理、沒收或者退還，應當按照本規定和國家的財經管理制度執行。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坐支、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吞保證金，對違反規定的。應當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刑事處罰。
(3)第二十七條規定：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規定，擅自收取、沒收或退回保證金的，依照有關法律或規定，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的責任。

⑼ 刑事拘留期間取保候審需要哪些程序，刑事拘留

刑事拘留取保候審需要相關手續：
辦理取保候審，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也可以由他們的法定代理人（父母、養父母、監護人和負有保護責任的機關、團體的代表）、近親屬（夫、妻、父、子、女、同胞兄弟姊妹）以及偵查階段聘請的律師或者審查起訴之後委託的辯護人，向司法機關提出書面申請，即填寫取保候申請表。在偵查階段，向偵查機關提出申請；在審查起訴階段，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請；在審判階段，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
偵查、檢察、審判機關對於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1）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依法作出取保候審的決定，並決定是人保、財產保，還是人保與財產保並用。
對於人保，取保候審申請人必須提出保證人，保證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經司法機關批准，由保證人和被擔保人（即被取保候審人）出具保證書，保證人保證履行《刑事訴訟法》第55條的規定；被保證人保證遵守《刑事訴訟法》第56條的規定。取保候審人的人保手續即告終結。
對於財產保，司法機關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可以責令被取保候審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出具由司示機關確定的一定數額的保證金，取保候審的財產保手續即告終結。被取保候審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最長不超過12個月，具體時間由司法機關決定），如果被取保候審人不違犯《刑事訴訟法》第56條的規定，司法機關不退還保證金，將其上繳國庫；根據不同情況，司法機關可以責令當事人重新辦理取保手續，也可以轉變為監視居住、逮捕等強制措施。
對於人保與財產保並用，即將上述人保、財產保的手續同時辦理，並得到司法機關的認可，其取保候審手續即告終結。

⑽ 哪些行為收集的證據屬於非法證據排除非法證據義務的機關有哪些刑事訴訟法對保障刑法實施有哪些

1．（1）「審訊人員將李某提到公安局辦案基地對其實施了捆綁、吊打、電擊等行為，3天3夜不許吃飯，不許睡覺，只給少許水喝，並威脅不坦白交代搶劫殺人罪行、認罪態度不好法院會判死刑。最終，李某按審訊人員的意思交代了搶劫殺人的事實。」這是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取的李某的供述，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屬於非法證據，而且，依據該條款的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2）「偵查人員還對李某的住處進行了搜查，提取扣押了李某鞋子等物品，當場未出示搜查證」，偵查人員搜查扣押的李某的鞋子等物品，屬於物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屬於非法證據，才應對該證據予以排除。

2．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之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由此可見，本案負有排除非法證據義務的機關包括東湖市公安局、東湖市檢察院和東湖市中級法院。

3．對於李某的盜竊罪而言，有保安的指認，而且有李某的供述，並經查證屬實。因此，對李某的盜竊罪應作有罪判決。
對於李某的搶劫罪，只有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證加以證明，未達到《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規定的給被告人定罪的「證據確實、充分」的三個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因此，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的規定，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4．結合本案，簡要說明刑事訴訟法對保障刑法實施的價值。
刑事訴訟法在保障刑法實施方面的價值有：第一，通過明確對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適用刑事實體法提供了組織上的保障。第二，刑事訴訟法通過明確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主體的權力與職責及訴訟參與人的權利與義務，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及適用刑事實體法的活動提供了基本構架；同時，由於有明確的活動方式和程序，也為刑事實體法適用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第三，規定了收集證據的方法與運用證據的規則，既為獲取證據、明確案件事實提供了手段，又為收集證據、運用證據提供了程序規范。第四，關於程序系統的設計，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減少案件實體上的誤差。第五，針對不同案件或不同情況設計不同的具有針對性的程序，使得案件處理簡繁有別，保證處理案件的效率。
在本案中，刑事訴訟法通過規范證據的收集程序和運用規則，讓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同時，在本案中，通過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相互之間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了刑法的正確實施，保證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目標的實現，以有效的程序機制保障了刑法的實現。

5．結合本案，簡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善過程，闡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違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原則上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為法庭採納。既包括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
在我國，為保證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於證據的收集、固定、保全、審查判斷、查證核實等，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幾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也規定，以刑訊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
2010年6月發布的《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一方面，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第2條規定，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14條規定，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另一方面，明確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
2012年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相關內容，在三個方面增加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第一，排除范圍。即刑事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第二，法庭調查，包括啟動、證明、處理。即刑事訴訟法第56、57、58條的規定。第三，法律監督。即刑事訴訟法第55條的規定。
在本案中，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是對2010年《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有效貫徹和落實。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乃至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進行否定性評價，能夠使非法取證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結果和實體結果，消除非法取證的心理動力，從而達到保障訴訟參與人各項權利、保障無辜的人不受追究的目的。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保障李某的人權，同時，警示司法人員在以後的執法中應充分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程序公正，保障訴訟程序獨立價值的實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助於督促公檢法機關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通過程序性制裁來實現對程序公正的追求。在本案中，通過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彰顯了程序的獨立價值，維護了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公正價值的重要體現。
第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規范司法行為，維護司法權威，彰顯法治精神。司法行為是否合法、是否規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設水平的重要標志，關繫到司法權威的實現和確立。司法機關若非法取證、帶頭違法，就會嚴重損害司法機關形象，損害法律權威，對整個社會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著巨大的破壞。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抑制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督促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樹立懲罰與保護並重的司法理念，堅持規范理性文明執法，這對樹立我國司法的權威，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