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葉必豐pdf
1.行政機關信息公開的分工。行政機關製作的政府信息，由製作該政府信息的行政機關負責公開;行政機關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獲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該政府信息的行政機關負責公開。法律、法規對政府信息公開的許可權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2.主動公開的方式和要求。行政機關應當將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通過政府公報、政府網站、新聞發布會以及報刊、廣播、電視等便於公眾知曉的方式公開。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在國家檔案館、公共圖書館設置政府信息查閱場所，並配備相應的設施、設備，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獲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行政機關可以根據需要設立公共查閱室、資料索取點、信息公告欄、電子信息屏等場所、設施，公開政府信息。 屬於主動公開范圍的政府信息，應當自該政府信息形成或者變更之日起20個工作日內予以公開。法律、法規對政府信息公開的期限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3.依申請公開的方式和程序。
(1)編制信息公開指南和目錄。行政機關應當編制、公布政府信息公開指南和政府信息公開目錄，並及時更新，為當事人申請公開提供條件。
(2)當事人申請。當事人申請是啟動公開程序的前提。當事人提出申請原則上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包括數據電文形式)，採用書面形式確有困難的，申請人可以口頭提出，由受理該申請的行政機關代為填寫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應當包括的內容有：申請人的姓名或者名稱、聯系方式，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的內容描述，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此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向行政機關申請提供與其自身相關的稅費繳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政府信息的，應當出示有效身份證件或者證明文件。
(3)行政機關處理。第一，對屬於公開范圍的，應當告知申請人獲取該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徑;第二，屬於不予公開范圍的，應當告知申請人並說明理由;第三，依法不屬於本行政機關公開或者該政府信息不存在的，應當告知申請人，對能夠確定該政府信息的公開機關的，應當告知申請人該行政機關的名稱、聯系方式;第四，申請內容不明確的，應當告知申請人作出更改、補充。
(4)徵求第三人的意見。行政機關認為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涉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公開後可能損害第三方合法權益的，應當書面徵求第三方的意見;第三方不同意公開的，不得公開。但是，行政機關認為不公開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應當予以公開，並將決定公開的政府信息內容和理由書面通知第三方。 (5)期限。第一，當場答復。能夠當場答復的，應當當場予以答復。第二，一般期限。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予以答復。必要時，經負責人批准並告知申請人，可以延長，最長不得超過15個工作日。不過，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權益的，行政機關征 求第三方意見所需時間不計算在內。
㈡ 葉必豐的學術榮譽
1.1987年，《行政程序立法芻議》獲中國法學會首屆優秀成果三等獎；
2.1995年，《中國行政監察理論與實踐》（第二）獲湖北省首屆社科成果提名獎；
3.1998年，《人權的理論與實踐》（參與）獲教育部優秀社科成果一等獎；
4.1998年，《公共利益本位論與行政訴訟》獲武漢市優秀成果三等獎；
5.1999年，《人權的理論與實踐》（參與）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
6.1999年，《行政法的人文精神》獲司法部優秀成果三等獎；
7.2000年，《行政法的人文精神》獲武漢市優秀成果二等獎；
8.2000年，《社會穩定論》（參與）獲中國圖書獎；
9.2002年，《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參與）獲教育部優秀教材二等獎；
10.2003年，獲湖北省優秀碩士學位論文《雙軌制征地制度的建構》（作者：竇家應）指導教師獎；
11.2003年，《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獲湖北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
12.2005年，《行政法學》（修訂版）獲中南地區大學出版社優秀教材二等獎；
13.2005年，「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獲上海市精品課程；
14.2006年，獲第五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提名獎；
15.2007年，獲國務院特殊政府津貼；
16.2007年，《行政法學》（修訂版）獲上海市優秀教材二等獎；
17.2008年，《非訴行政執行之研究》（參與）獲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優良課題。
18.2008年，《我國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行政協議》獲上海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㈢ 行政法中有哪些條款提到"公共利益
摘要公共利益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關系著國計民生的重要概念,不能因為其不好把握就放棄對它的界定。具體到土地行政徵收上,以公共利益為本的行政法不僅是「公共利益」保護的最佳路徑選擇同時也是對憲法原則性規定的具體化。本文指出對行政法保護「公共利益」的制度設計既有理論價值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公共利益 行政徵收 行政法保護
中圖分類號:D9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2-063-02
一、公共利益的現狀
「公共利益」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有人類文明的地方就不可能排除「公共利益」的存在。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指出:「一切運營部署都是為了對象,求取對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強者的利益」。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後落腳點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2004年修憲讓人歡欣雀躍,「公民的合法的財產不受侵犯」、保護「公共利益」等字眼白紙黑字的寫進根本大法實是難能可貴,遺憾的是《土地管理法》等下位法沒有跟上,造成「公共利益」的懸空,實踐中土地行政徵收矛盾叢生。
我們大家都知道,公共利益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在我國到底什麼是公共利益,是否要對「公共利益」的概念進行明確的界定等問題可謂眾說紛紜。但不能因為其不好把握就放棄對它的界定,在我看來,應該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的制定修訂過程中對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科學的界定(有總比沒有的好)。當然再高明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准確界定公共利益的內涵窮盡其寬泛的外延。但是在有了比較明確的定義後,在實踐中完全可以由權威機關進行合法性的解釋。法律原本就具有滯後性,為什麼在「公共利益」這里就不具有了普遍性呢?
二、「公共利益」保護的路徑選擇
(一)用憲法來具體實施公共利益的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指出:「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可以看出,憲法是根本大法,是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和核心,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據,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規范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運行的基本原則,一切國家機關、政治力量、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准則。要用憲法來具體保護「公共利益」顯然行不通,當然不排除憲法的權威解釋。
(二)公共利益的保護也不能主要依靠民事法律
馬克斯·韋伯認為「現代法律理論和實踐中的最重要的劃分之一是『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民法主要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屬於私法的范疇,由一部私法范疇的法律去規范一個典型的公法概念顯然並不合適。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有關是否界定公共利益有很大的爭議。有人認為是用私法限制公權的天賜良機,也有人認為公共利益是一個類似於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彈性條款的概念不宜在物權法中明細。在我們看來,在《物權法》制定中,既要考慮富人的「金馬桶」又要保護窮人的「盛水瓮」對民事立法來說已經是很大的考驗,所以就根本沒精力、也沒必要在原本屬於行政法等公法研究領域的「公共利益」上浪費寶貴的立法資源。
(三)選擇「公共利益」的刑事法律保護也存在不足
我國《刑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可以看出,在刑法對罪與刑的嚴密的思辨過程中,公共利益被侵害的事實已經成立。刑事法律再進行懲罰,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四)公共利益的行政法保護
公共利益是公法研究的核心和起點,是行政權力產生的緣由。「實際上,行政法的許多概念、規則、原則,都是從『公共利益』這一總的要求出發從私法中借鑒出來的」葉必豐教授將行政法定義為:「行政法是以一定層次的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間的關系為基礎和調整對象的,以公共利益為本位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可以看出,公共利益不僅是行政法調整的對象而且是現代行政的目的,同時也是行政法成為部門法的基礎。而行政法所涵蓋下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僅是「公共利益」主要的實施者而且是憲法精神的具體化。所以行政法的公共利益保護是最佳的路徑選擇。
三、「公共利益」行政法保護的制度設計——以土地徵收為例
現階段,全球的經濟危機,糧食安全倍受各國的高度重視。如何保護耕地,規范行政徵收行為,限制公權,如何在行政徵收中體現公共利益等問題關系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成敗。十七屆三中全會的主要議題確立為耕地保護,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保護耕地就是現階段我國「公共利益」保護的重中之重。
(一)土地徵收的立法行為
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中曾言:「公共利益是檢驗全部立法的准則和尺度」。公共利益的界定權應該掌握在「公眾」手裡,因為只有人民自己才知道什麼是自身的共同利益,也只有人民才應當是公共利益最權威的決定者;而由公眾決定公益內容的最好形式,莫過於通過人民的代表機關或代議機構來制定法律,在我國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於「公共利益」的內容寬泛,所以要在一部法律中窮盡之,顯然不可能。有必要具體到個案中,這樣更好把握。「立法者於規定公益內容之時(尤在有公益授權,授權行政機關來執行公益之需求時),應盡可能避免援用空泛及抽象之用語,而是將公益予以類別化、特別化,使得立法者所欲規范之公益的內容,能使其在該法律條文中,得悉其公益之內容、動機以及范圍」。當我們的歸納受阻,我們可以選擇演繹之法。與其苦思冥想的去定義一個言語不可能窮盡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毋寧敞開心扉,放眼社會實踐,一事一議,由行政法律法規來落實憲法對「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從而達到准確的把握「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外延的目的。拿土地的徵收來說,如果把公共利益放在一個橫軸為具體事項,縱軸為特定歷史階段。那麼SARA中政府隔離措施無人非議,城市化的進程中政府的征地行為所要指向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公共利益」的正確坐標都活生生的躍入我們的眼簾。「惟有立法者在理念上承繼憲法理念,在立法技術上,強調「具體規范」原則,國家權力濫用公益之情況,將可望被遏阻。」
(二)行政徵收行為的做出須體現程序正義
公共利益作為一種由個人利益組成的某種派生性的復合利益,雖然與個人利益有著內在一致性,但其出現時所伴隨的對個人權利的限制與克減,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從世界各國法律規定來看,即使是在對私有財產的保護非常全面和完備的國家,也認為私有財產權並不是絕對不受限制的權利。國家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私有財產進行徵收」。這就促使我們不得不去積極地思考,如何讓這種限制或者是克減恰到好處,進而維護行政相對人的正當利益;陽光是最好的殺毒劑,也是最好的防腐劑。因此,在處理公共利益問題的全部過程中,在設置其他必經的行政程序外,應該重點引入行政聽證程序,以保證社會公共利益的有效保護和公民財產權的有合理維護。聽證程序適用領域非常廣泛,是現代程序正當原則的核心內容,它的主要內容是公開透明程序、公眾參與的程序以及說明理由程序。具體到土地徵收,就是要做到:徵收前聽取被徵收行政相對人的意見,在徵收決策前邀請被徵收行政相對人參與決策,並提出申辯的理由,讓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進行有意義的博弈,從而實現雙贏。
(三)司法機關有權對行政執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進行審查
「無救濟則無權利」,所以法院對有關「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很有必要進行事後審查。現實的情況是,在為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行使徵收、徵用權與私有財產權的沖突時,公民的法律救濟途徑少,行政訴訟保障程序對於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更是猶如水中月,鏡中花。現行的《行政訴訟法》沒有把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行政徵收、行政徵用行為納入具體行政行為的范圍,這就使公民在對行政徵收、徵用行為主體提起訴訟時缺乏法律依據,法院常常對此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屬於具體行政行為,不是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行政徵收和行政徵用一般是針對特定人和特定事項的行政行為,不屬於抽象行政行為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即不是行政機關針對不特定對象發布的能反復適用的行政規范性文件。而應當歸屬於具體行政行為的范圍。行政徵收、徵用行為過程中出現的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糾紛所產生的行政法律權利義務關系,也就順理地成為行政訴訟的訴訟標的。否則將會出現嚴重後果,即在政府行使徵收、徵用權有違法行為時公民無法訴之法院通過訴訟途徑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無疑這是與行政法調整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基本理念相違背的。
㈣ 葉必豐的工作經歷
助教，武漢大學法學院，1984-1991
講師，武漢大學法學院，1991-1993
副教授，武漢大學法學院，1993-1997
碩士生導師，武漢大學法學院，1993-
教授，武漢大學法學院，1997-2003
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法學院，2002-
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2003- 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行政法組成員，1990-1994；組長，1994-2000
湖北省人大常委會立法顧問，2002- 2006
武漢市人民政府咨詢委員，2003-2005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咨詢專家，2006-
上海市文化執法總隊咨詢顧問，2007- 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兼職教授，1998-
北京大學公法研究中心兼職教授，2002-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地方立法研究中心兼職教授，2004-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副會長，2003-
上海市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副總幹事，2003-
中國法學會WTO研究會理事，2002-
湖北省行政法研究會常務理事，1988-2003
湖北省法學會常務理事，2000-2003
湖北省監察學會常務理事，1990-2003
㈤ 論行政的合理性
論行政的合理性
「合理」這一概念,往往與適當、正當、正義、公平、平等和公正具有相同的意義。然而,它與「合法」概念具有比較確定的內涵不同,往往難以確定其界限。我們試圖從將它與有關問題相對照的角度,來明確其內容。
(一)制度公正和行為公正
如果對「合理」可以從公平、正義上來理解的話,那麼合理或公正首先就應當是對制度的要求,即制度應當合理和公正。制度主要是通過法律來建立的,因而制度公正就轉化為對立法的要求,要求在立法時必須堅持公正。如果沒有制度上的公正,所制定的法是惡法,那麼即使行政合法性原則貫徹得再好,也難以真正實現行政公正。從這一意義上說,合理性高於合法性,合法性從屬於合理性。但是,合理和公正又不限於對制度的要求。有了公正的制度,有了合法性原則,由於客觀情況的復雜性和自由裁量的存在,仍將出現行動中的不公平,或出現不公平行動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因此,對制度的運行仍然需要以公正、合理為原則。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作為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的一種基本准則,並不是對制度建設的要求,而是對制度運行的一種要求。也就是說,行政合理性原則與行政合法性原則一樣,主要是對行政行為的要求而不是對行政法規范的要求,是一種行為公正而不是一種制度公正。制度公正與否盡管與行政法問題密切相關,但主要是一個憲法問題。
(二)西方國家的行政法原則
應當承認,我們的許多概念和原理是從西方引進的,因而我們不妨先來看看西方國家的行政法原則。
在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三個,即行政合理性原則、自然公正原則和越權無效原則。其中,行政合理性原則主要是針對行政自由裁量權來設定的。它要求行政機關不得作不合理的判斷、不相關的考慮,不得有不合理的動機,實施行政行為不得專橫和反復無常;自然公正原則主要是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行為的程序性要求。它要求行政機關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在做出不利於當事人的行政行為之前給予其聽證的機會等;越權無效原則,則幾乎涵蓋了其他所有方面,只要不屬於前兩項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因此,在英國有合理性原則,但沒有一個被稱為合法性原則的行政法原則。
在德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合法性原則和比例原則(又稱必要性原則、均衡原則)。合法性原則包括法律對法規的創造力、法律優先和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是指依法對相對人權益的侵害或對相對人設定的負擔必須以必要性為前提。就我們的認識而言,它與英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它有行政合法性原則,卻沒有一個被稱為合理性原則的行政法原則。
自歐洲一體化以來,主要由歐洲法院發展的歐洲行政法的一般原則,包括比例(均衡)原則、平等原則和保護合理期待原則。可以說,上述原則是大陸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英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實現某種對接的結果。其中,比例原則與行政合理性原則,保護合理期待原則與自然公正原則都具有某些相同的內容,而平等原則應該說是英國行政法基本原則與大陸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共同要求的內容。但是,它們又不完全相同。它們之間的差異性,不僅是因為所使用概念上的區別,而且還在於同一概念所反映的內涵上的區別。例如,英國和德國都有行政自由裁量這一概念,但在內涵上卻並不完全相同。一些原則雖然能找到它們的共同之處,但所要求的側重點並不一樣。例如,保護合理期待原則,在德國側重於實質上的保護,而自然公正原則則側重於程序保護。具體到特定案件的話,這種差異性將更為明顯。
由此看來,對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則的區別界限,各國都是按本國的國情來確定的。其中,英國更側重於用公正原則(行政合理性原則和自然公正原則)來約束行政行為,而德國更側重於用行政合法性原則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三)我國的行政合理性
在我國行政法學界和實踐中,行政合理性多指行政行為應具有的內容上的公正性。人們普遍認為,凡是能用法律規則規定的問題都屬於合法性問題,只有無法用法律規則規定的問題才有可能是合理性問題,內容公正重於形式公正。也就是說,我國的合理性原則是為了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又實現合理的問題,是為了解決合法但不合理的問題。這樣,合理性原則也就成了一個從屬於合法性原則的原則。
自我國制定《行政訴訟法》以後,行政法學上對合理性作這一界定,可能是基於該法的規定。根據該法的規定,除了行政處罰以外,法院只能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而不能審查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問題。該法同時規定,法院有權審查和推翻違反法定程序和濫用自由裁量權即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這就說明,行政行為是否遵循正當程序、自由裁量權是否濫用等問題基本上是一個合法性問題,而不是一個合理性問題。為了使更多的行政行為能夠得到司法監控,我們就應更多地擴大行政合法性原則的支配范圍,縮小行政合理性原則的支配范圍。所以,我們沒有必要、也不能把程序公正和正當的自由裁量權問題劃入合理性原則的內容。
基於上述認識,我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與英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自然公正原則並不相同。德國的比例原則也只是我國行政合理性原則的部分內容。我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還應包括外國行政法中所稱的平等原則的許多內容。我國行政合理性原則大體上可以概括為:行政行為的內容應當合理的基本規則,主要包括平等對待、比例原則和正常判斷三個方面。
(四)行政合理性規則的確定
「合理」和「公正」等概念本身,都是抽象的。如果用「公正」來界定「合理」,幾乎可以說是在用一個不確定概念來解釋另一個不確定概念,並沒有對合理性作出准確的解釋和回答。這是由合理性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語言表達的抽象性所決定的。另一方面,行政行為在形式上的合理性或公正性,即程序公正是可以通過立法來建立規則的,而行政行為內容上的合理性,尤其是自由裁量行為的適當性的客觀標准卻難以掌握。對同一個行政行為,不同的人往往會有不同的判斷,即有的認為是合理的,而有的卻認為是不合理的。因為人們的判斷都是主觀的,到底哪種判斷更符合實際也是難以判斷的。正像英國黑爾什姆大法官所說的那樣:「兩個合理的人可以對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且不能指責這兩個相反的結論有任何不合理。」
然而,現實和法律的要求是,必須把抽象的概念具體化、確定化,把主觀觀念客觀化和標准化。為此,英國的司法審查是盡可能避免正面闡述合理或公正的含義和要求,避免不同層次上的合理性分歧,而習慣作一種反向思維,即努力找出到底什麼或哪些屬於不公正、不合理,從而找出一個行政合理性的最低標准。同時,英國的司法審查努力迴避從行政行為本身來討論合理性問題,而盡可能從行政行為的實施動機、目的、相關因素和外人即一般人的判斷來認定合理性。此外,英國的司法審查習慣於用判例來確立合理性原則的各項規則。因為,抽象的合理和公正,也只有在具體的判例中才能加以討論和確定。
我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與英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盡管並不具有相同的意義,但是英國確定行政合理性規則的方法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在下文的分析論證中,將更多地採用實證方法。
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內容
(一)平等對待
平等對待原則是行政主體針對多個相對人實施行政行為時應遵循的規則。在量化情況下,平等對待原則是容易掌握和運用的。然而,在行政法領域,許多問題往往難以量化。因此,我們就有必要用「模糊語言」來表述這一原則。當代學者米爾恩指出:「比例平等原則要求:(a)某種待遇在一種特定的場合是恰當的,那麼在與這種待遇相關的特定方面是相等的所有情況,必須受到平等對待;(b)在與這種待遇相關的特定方面是不相等的所有情況,必須受到不平等的對待;(c)待遇的相對不平等必須與情況的相對不同成比例。」這就是說,平等對待包括三種情形,即同等情況同等對待,不同情況區別對待,比例對待。
同等對待有兩種情況:第一,行政主體同時面對多個相對人時的同等對待。同等對待規則是一種順向思維,又稱一視同仁。如果作反向思維,這項規則也可稱為非歧視性規則、反對歧視規則。在谷某訴某區公安分局案中,原告谷某與第三人呂某因故發生互毆,各有輕微傷。被告對原告作出了拘留10日的處罰,卻未對第三人作任何處罰,沒有遵循同等對待規則。法院認為,被告的行政行為顯失公正,並作出了變更判決。當然,這里的「同時」,不僅僅是指同一個案件,而且應當是指同一時間階段。第二,行政主體先後面對多個相對人時的同等對待。行政主體對不同時間階段出現的相對人權利義務的設定、變更或消滅,應當與以往同類相對人保持基本一致,除非法律已經改變。這一規則也可稱為遵循行政慣例規則、前後一致規則或反對反復無常規則。不同情況要求區別對待。如果對不同情況給予同等對待,那不是平等。
區別對待規則,要求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認真區別各相對人的具體情況。在王標如等七人訴某縣水利局案中,被告對未經其批准在湖堤上建有住房的原告作出了限期拆除的處罰決定。原告認為,被告對同樣在湖堤上建有住房的縣輪船公司未作處罰,而只處罰原告是不公正的。法院認為,縣輪船公司建房履行了報批手續,是經有關部門審查並測定後才開始建房的;在建房時,該公司按規定對建築物的基礎工程作了鋼筋澆注處理,對堤壩的維護危害不大。⑧法院認為,被告所作的行政行為區別了不同情況。
比例對待規則要求行政主體按不同情況的比重來設定相對人的權利義務。在文兵訴某縣農業機械安全監理所案中,被告認定第三人陳先蓬對事故負有主要責任,應賠償原告損失1800元;認定第三人文忠祥負有重要責任,賠償原告損失800元;認定原告監護人負有次要責任。被告在這里通過先區分責任的大小,再按比例確定了各責任人的賠償費用。在同一案件或法律事實中,這種比例往往與各相對人所起作用的大小、情節的輕重相一致。
(二)比例原則
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是指行政權雖然有法律上的依據,但必須選擇使相對人的損害最小的方式來行使為原則。在德國行政法學上,該原則包括三項內容,即適當性原則、必要原則和狹義的比例原則。適當性原則是指行政行為應合乎法律的目的。必要性原則是指行政權的行使應盡可能使相對人的損害保持在最小的范圍內。狹義的比例原則是指行政主體對相對人合法權益的干預不得超過所追求的行政目的的價值。適當性原則基本上屬於合法性原則的內容,因而比例原則就是必要性原則和狹義的比例原則兩項內容。
必要性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即使可以依法限制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設定相對人的義務,也應當使相對人所受的損失保持在最小范圍和最低程度。在張其信訴夏閣鎮人民政府案中,被告的拆遷行為是合法的,「但是原房屋所處位置整體上並不影響規劃的實施,不需要全部拆除,原告只要拆除超出的部分就符合規劃的要求。而且原告原房宅基地位置較好,其歷史上長期使用該宅基地,在規劃安排時應考慮原告對其老宅基地享有優先使用權。被告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對上述應當考慮的相關因素不予考慮,導致其具體行政行為超越了適當的程度,不適當地擴大了相對人的損失,實際構成了對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侵害。所以被告的行政處罰決定顯示公正。」
狹義的比例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即使依法可以限制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設定相對人的義務,也不應當使相對人所受的損失超過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在王甲訴東鄉人民政府案中,原告與王丙商定共同在王丙的承包地上申請建房,但縣土地管理局卻把該地批給了王丙和周丁建房。原告便擅自在王丙的承包地上建起了磚木結構房4間和車庫2間。於是,被告對原告作出了拆除違法建築物的處罰決定,並通知原告可在周乙的宅基地上建房。 被告的處罰是合法的。但是,在原告符合建房條件、主管部門也願意批給宅基地,所建房屋符合規劃要求,並在房屋已經建成的情況下,而且在行政目的不是為了保護有限的土地資源而僅僅是加強管理(即要求原告履行申請手續)的情況下,拆除決定給原告造成的損失就要大於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就不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比例原則與平等對待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行政行為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比例原則所要求的某些內容與平等原則所要求的某些內容也會發生重合。但是,它們又是有區別的。平等對待是通過對各相對人之間的比較來認識行政合理性的,比例原則則是通過對事即相對人所具有的情節與所應得到的法律待遇之間的比較來認識行政合理性的。比例原則主要是對負擔行政的要求,而平等對待原則的適用則不限於負擔行政,還適用於給付行政。符合平等原則的行政行為不一定符合比例原則。堅持比例原則即使能夠達到負擔行政中的平等對待,也無法實現給付行政中的平等對待。因此,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思路,也是對行政的兩種不同要求,各自具有獨立的價值。
(三)正常判斷
我們已經在前文說明,對一個行政行為是否合理或不合理,難以確立一個量化的標准。即使我們可以藉助於平等對待和比例原則來判斷,也仍然存在是否「平等」、是否「必要」的問題。由此可見,對行政主體是否遵循了平等對待和比例原則又需要新的標准加以判斷。
根據國內外的實踐,只能以大多數人的判斷為合理判斷,即捨去高智商者(法學家、法官等)和低智商者(文盲、精神病患者等)的判斷,取兩者的中間值即正常人、一般人的判斷為合理判斷。只有當「如此荒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能想像行政機關在正當的行使權力」,「如此錯誤以致有理性的人會明智地不贊同那個觀點」,「如此無視邏輯或公認的道德標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認真考慮此問題的正常人都不會同意它」時,才能被認為不合理。 這樣的不合理,也就是顯失公正。在深圳先科電子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喬遷之際未經批准張掛條幅受罰案中,江漢區市容環境衛生監察中隊根據《武漢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第47條罰款2000元至20000元的規定,作出了罰款兩萬元的處罰決定。 我們且不論該處罰決定在適用法規上的錯誤,即使可以適用第47條的規定,在本案中給予最高限額的罰款也是顯失公正的。當然,一個判斷是不是大多數人的判斷,又往往取決於法官的判斷。
濫用自由裁量權
(一)判斷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標准
在英國,行政合理性原則就是針對自由裁量權而設的,是判斷自由裁量權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濫用的標准。根據英國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到判斷自由裁量權是否被濫用的下列標准:是否符合正常判斷(參見前文),是否具有不合理動機,是否具有不相關考慮,以及是否符合法定目的。
1.不合理的動機。「在執行公務中,自由裁量權總是包含著誠實善意的原則,法律都有其目標,偏離這些目標如同欺詐與貪污一樣應當否定。」 行政主體及其公務員在實施行政行為時應具有合理的動機。動機不合理的行政行為,是一種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行政主體及其公務員耍權威、搞創收、行報復、爭利益等行政行為,都不具有合理的動機。方城縣公安局民警楊慶林等人為創收,居然授意李學文找人聚賭並告密,然後自己前往抓賭並罰款。 在上述案例中,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行為時的動機顯然是不合理的,所作行為屬於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
2.不相關的考慮。行政主體及其公務員在實施行政行為時,考慮了不應當考慮的事項,或者沒有考慮應當考慮的事項,就是不相關的考慮。不相關的考慮可構成濫用自由裁量權,但並非不相關的考慮都屬於濫用自由裁量權。只有在行政主體及其公務員考慮了行政法規范明示或默示不應考慮的事項,或沒有考慮行政法規范明示或默示應當考慮的事項時所作的行政行為,才屬於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在張珠欽、陳梅恭訴福建省閩清縣璜鄉人民政府案中,被告考慮到原告尚未清償有關債務而拒絕為原告辦理結婚登記。 這些基於不相關的考慮而實施的行政行為,都屬於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
3.違反法定目的。行政法規范之所以規定或允許行政主體自由裁量,是為了在不同情況下更好地維護和分配公共利益。行政主體在實施自由裁量行政行為時,就應合乎行政法規范設置自由裁量的目的,而不能違反這一目的,否則,就屬於濫用自由裁量權。在福清市一建公司不服福建省技術監督局行政處罰申請復議案中,被申請人對申請人作出了沒收鋁合金(屬假冒產品)推拉窗料1.9噸等處罰,但又將其中經檢驗質量基本合格的980根鋁材以10000元的價格「拍賣」給了申請人使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1條規定:「為了加強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明確產品質量責任,保護用戶、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制定本法。」結合該法第五章「罰則」的有關規定,該法給予主管部門沒收質量不合格產品權力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用戶、消費者、名優產品企業等的合法權益,制裁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而不是其他目的。因此,被申請人將在沒收時認定為不合格、在「拍賣」時檢驗為合格的鋁材賣給申請人,違反了上述法定目的,沒收和拍賣兩者中必有一者屬於濫用職權。
應當說明的是,不合理的動機、不相關的考慮和違反法定目的,有時是重合的。在某縣經濟技術協作經營部訴某地區物價所案中,被告的執法人員具有「公報私仇」的動機,考慮不應當考慮的個人私怨來實施處罰也是一種不相關的考慮,而用職權來解決個人私怨也違反了法定目的。 但是,上述三項規則又有其各自獨立的價值。它們各自的側重點是不同的。不合理的動機,主要是從道德上來判斷的。不相關的考慮,主要是從案件情節上來要求的。違反法定目的,則主要是從法律上來認定的。同時,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的認定,不需要同時具備以上三項標准,而只要存在其中之一即可。在某個案件中,當動機是否合理難以認定時,只要能夠認定不相關的考慮或違反法定目的,就可以認定自由裁量權已被濫用。
(二)濫用自由裁量權與顯失公正
在英國,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政行為屬於違反行政合理性原則的行政行為。如前所述,我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與英國的行政合理性原則存在很大區別。在我國,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政行為與顯失公正的行政行為並不能劃等號。這是因為濫用自由裁量權是原因,違法或顯失公正是結果。濫用職權這一原因可以導致違法或顯失公正兩種結果。
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可能僅僅是一個違法行為,而不是一個顯失公正的行為。在某縣經濟技術協作經營部訴某地區物價所案中「公報私仇」的處罰,在我國都只是一個違法行政行為,而不屬於顯失公正的行為。
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也可能僅僅是一個顯失公正而並不違法的行政行為。在張其信訴夏閣鎮人民政府案中,被告沒有考慮應當考慮的因素,所作拆遷行為是一個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但被告的行政行為並不違法,只是顯失公正而已。
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還可能既是一個違法行為又是一個顯失公正的行為。在福清市一建公司不服福建省技術監督局行政處罰申請復議案中,被申請人通過沒收得到的申請人的鋁材又低價「拍賣」給申請人使用,違反法定目的,屬於濫用職權。這一行為既違法又顯示公正。
濫用自由裁量權由於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兩種可能,因而就必須用合法性和合理性兩項原則予以規范。更重要的是,法院在司法審查中,對行政處罰以外的行政行為應盡可能將濫用自由裁量權作為違法行為來對待,以避免合理性問題不屬於司法審查范圍而規避司法監控的現象;對行政處罰行為應盡可能作為顯失公正來對待,以便作出變更判決,從而避免同一反復,出現累訟。
作者簡介:葉必豐,1963年生,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㈥ 我急需政法或者國際政治專業的書
您好，我所在的大學便是政法類大學，本人也恰是國際政治專業的，列出的書目均為我校教授推薦，希望能夠幫到您買一份好的禮物！
【第一部分：政法類推薦給您的書目】（因為政法類涉及范圍較廣列舉較多見諒）
一、法律史類:
《帝國的縮影： 中國歷史上的衙門》郭建著 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中國法學的初步》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方法學初步》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推薦理由：了解中國法律的傳統特有性格的入門讀物。有助於我們粗略的把握中國法制史的大概面貌，使我們獲得初步的感性的認識。
二 法律史通論類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武樹臣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瞿同祖 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精神》范忠信著 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尋求自然秩序的和諧》梁治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法辯：中國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梁治平 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張中秋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再版
《中華帝國的法律》【美】布迪莫里斯等著 朱勇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西法文化的暗合與差異》范忠信 著 中國政治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推薦理由：增進對中國法律文化特徵了解的理論讀物，特別是有助於我們以西方法文化為參照來認識中國法律文化的特徵和缺陷。
三、憲法學類：
1、孟德斯鳩著 《論法的精神》
2 、盧 梭 著 《社會契約論》
3 、盧 梭著 《記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4、洛 克 著 《政府論》
5、約翰·密爾著 《政府》
6、佐滕功 《比較政治制度》
7、博登海默 《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
8、戴雪 《英憲精義》
9 、羅伯特·達爾 《記民主》
10、維爾 《憲政與分權》
11、李龍 《憲法基礎理論》
12 張伏福 《憲法學基本理論》
13 張伏福 《憲政論叢》（一）（二）
14 徐顯明 《公民權利義務通論》
15 王世傑 錢瑞升 《比較憲法》
16 周葉中 《憲法》
17 韓大元 《亞洲立憲主義研究》
18 劉茂林 《憲法學》
17 劉嗣元 《憲法監督的理論與實踐》
18 王廣輝 《比較憲法學》
四、行政法學
1 方世榮主編：《行政法學與行政訴訟法學》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 姜明安主編：《行政法學與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胡建淼著：《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 羅豪才主編：《行政法學》（新編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 應松年主編：《行政法學新論》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6 馬懷德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7 葉必豐著：《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8 楊解君著：《行政法學》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9 楊解君主編：《行政訴訟法學》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10 張樹義主編：《尋求行政訴訟制度發展的良性循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1 應松年主編：《行政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修訂第二版
12 姜明安著：《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13 林莉紅著：《行政訴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4 翁岳生編：《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9月版
15 陳新民著：《中國行政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6 姜明安主編：《外國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17 王名揚著：《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18 王名揚著：《美國行政法》（上、下）中國法制出版社1987年版
19 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0 楊建順著：《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21 於安編著：《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2 [日]和田英夫著：《現代行政法》倪健民、潘世聖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
23 [日]室井力著：《日本現代行政法》，吳微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24 [日]鹽野宏著：《行政法》楊建順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5 [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著：《行政法學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6 [美]伯納德.施瓦茨著：《行政法》，徐炳等譯，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
27 [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
28 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 楊海坤、黃學賢著：《中國行政程序的法典化——從比較法的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0 薛剛凌主編：《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1 楊解君、溫晉鋒著：《行政救濟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2 馬懷德著：《國家賠償法的理論與實劣》中國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
33 王萬華著：《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34 方世榮著：《論具體行政行為》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35 方世榮著：《論行政相對人》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版
36 葉必豐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7 沈巋著：《平衡論——一種行政法的認知模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8 李娟著：《行政法控權理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9 石佑啟著：《論公共行政與行政法學換式轉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0 關保英著：《行政法模式轉換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41 宋公德著：《行政法哲學》法律出版社2000
【第二部分：國際政治專業】
參考書目
1．（美國）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
2．（美）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為權力與和平而斗爭》，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3．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 (美) 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 : 理論與歷史 ，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2
5、俞正梁：《當代國際關系學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
6、資中筠：《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8、（日本）中西治著，汪鴻祥譯：《新國際關系論》，學林出版社，2002年。
9．（美國）康威·漢得森著，金帆譯：《國際關系——世紀之交的沖突與合作》，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4年。
10．王聖誦：《國際關系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
13．（美）斯坦利 霍夫曼 《當代國際關系理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4．（美）卡爾·多伊奇《國際關系分析》世界知識出版社
15．（美）莫頓卡普蘭《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16．（英） 沃勒斯坦 《現代世界體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美）塞潦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新華出版社
18．布熱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希望這些能夠幫助您選擇一個好的禮物！謝謝~！
㈦ 葉必豐的介紹
葉必豐，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黨總支書記、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4年畢業於華東政法學院本科，獲學士學位。1985年參加司法部助教進修班（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習 。2002年博士研究生畢業於武漢大學法學院，獲博士學位。 03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任教授。
㈧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案例的介紹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案例》是2004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葉必豐
㈨ 行政法的紅皮書是哪個編寫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及本書(第二、三版)編寫分工
（以撰寫章節先後為序）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執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控制》（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制度》（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與行政法的功能》（載《求是學刊》2002年第3期）、《公眾參與與行政法治》（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1—10章，負責全書的審稿、統稿。
葉必豐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應申請行政行為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規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為確定力研究》（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現代行政行為的理念》（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6期）、《行政規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論證》（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等。
撰寫本書第11—13章。
楊建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8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學，1986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一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回國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譯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鹽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論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寫本書第14—15章。
章劍生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為說明理由》（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現代行政訴訟的成因與功能分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等。
撰寫本書第16—17、19—22章。
於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教授，任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與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WTO協定國內實施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規制——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WTO協定的國內實施問題》（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加入世貿組織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法律問題》（載《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國對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制定緊急狀態法的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寫本書第18章。
王寶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拉丘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與行政訴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學論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合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行政立法評述》（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美國行政機關與美國憲法實施的監督》（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論綱》（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公務員立法的合理取向》（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與政府的因應》（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學博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訴訟法疑難問題探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發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與行政法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WTO與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變更權》（載《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國家賠償法價值論》（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先地方後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緊急狀態與行政法治》（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4、30章。
劉恆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行政法學研究會總幹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復議導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資並購行為與政府規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試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權》（載《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論行政立法權》（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行政訴權面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載《學術研究》1997年第1期）、《略論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法律規制途徑》（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問題探析》（載《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等。
撰寫本書第25—27、29章。
湛中樂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環境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與行政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國家與行政法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2期）、《論完善我國的行政立法程序》（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及其司法運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行政過程論》（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寫本書第33、37—38章。
薛剛凌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組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權研究》（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變遷時代的行政法思考》（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組織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34—36章。
㈩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的介紹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5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48次會議通過）
為正確適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結合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工作實際，現就有關條款的適用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人民法院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應當立案，依法保障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
對當事人依法提起的訴訟，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一律接收起訴狀。能夠判斷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當場登記立案；當場不能判斷是否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接收起訴狀後七日內決定是否立案；七日內仍不能作出判斷的，應當先予立案。
起訴狀內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應當一次性全面告知當事人需要補正的內容、補充的材料及期限。在指定期限內補正並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登記立案。當事人拒絕補正或者經補正仍不符合起訴條件的，裁定不予立案，並載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當事人對不予立案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
第二條 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的「有具體的訴訟請求」是指：
（一）請求判決撤銷或者變更行政行為；
（二）請求判決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或者給付義務；
（三）請求判決確認行政行為違法；
（四）請求判決確認行政行為無效;
（五）請求判決行政機關予以賠償或者補償；
（六）請求解決行政協議爭議；
（七）請求一並審查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
（八）請求一並解決相關民事爭議；
（九）其他訴訟請求。
當事人未能正確表達訴訟請求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釋明。
第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經立案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
（一）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
（二）超過法定起訴期限且無正當理由的；
（三）錯列被告且拒絕變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規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為訴訟行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規規定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復議的；
（六）重復起訴的；
（七）撤回起訴後無正當理由再行起訴的；
（八）行政行為對其合法權益明顯不產生實際影響的；
（九）訴訟標的已為生效裁判所羈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訴條件的。
人民法院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逕行裁定駁回起訴。
第四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對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提起訴訟的，應當在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期限屆滿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
第五條 行政訴訟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的「行政機關負責人」，包括行政機關的正職和副職負責人。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可以另行委託一至二名訴訟代理人。
第六條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包括復議機關駁回復議申請或者復議請求的情形，但以復議申請不符合受理條件為由駁回的除外。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是指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的處理結果。
第七條 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訴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或者復議機關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應當將另一機關列為共同被告。
第八條 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確定案件的級別管轄。
第九條 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在審查原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同時，一並審查復議程序的合法性。
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對原行政行為合法性共同承擔舉證責任，可以由其中一個機關實施舉證行為。復議機關對復議程序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
第十條 人民法院對原行政行為作出判決的同時，應當對復議決定一並作出相應判決。
人民法院判決撤銷原行政行為和復議決定的，可以判決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重新作出行政行為。
人民法院判決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或者給付義務的，應當同時判決撤銷復議決定。
原行政行為合法、復議決定違反法定程序的，應當判決確認復議決定違法，同時判決駁回原告針對原行政行為的訴訟請求。
原行政行為被撤銷、確認違法或者無效，給原告造成損失的，應當由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承擔賠償責任；因復議程序違法給原告造成損失的，由復議機關承擔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行政機關為實現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標，在法定職責范圍內，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協商訂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屬於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十一項規定的行政協議。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下列行政協議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一）政府特許經營協議；
（二）土地、房屋等徵收徵用補償協議；
（三）其他行政協議。
第十二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約定履行協議提起訴訟的，參照民事法律規范關於訴訟時效的規定；對行政機關單方變更、解除協議等行為提起訴訟的，適用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關於起訴期限的規定。
第十三條 對行政協議提起訴訟的案件，適用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確定管轄法院。
第十四條 人民法院審查行政機關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約定履行協議或者單方變更、解除協議是否合法，在適用行政法律規范的同時，可以適用不違反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規范。
第十五條 原告主張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約定履行協議或者單方變更、解除協議違法，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原告的訴訟請求判決確認協議有效、判決被告繼續履行協議，並明確繼續履行的具體內容；被告無法繼續履行或者繼續履行已無實際意義的，判決被告採取相應的補救措施；給原告造成損失的，判決被告予以賠償。
原告請求解除協議或者確認協議無效，理由成立的，判決解除協議或者確認協議無效，並根據合同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作出處理。
被告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單方變更、解除協議，給原告造成損失的，判決被告予以補償。
第十六條 對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約定履行協議提起訴訟的，訴訟費用准用民事案件交納標准；對行政機關單方變更、解除協議等行為提起訴訟的，訴訟費用適用行政案件交納標准。
第十七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請求一並審理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的相關民事爭議，應當在第一審開庭審理前提出；有正當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調查中提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作出不予准許一並審理民事爭議的決定，並告知當事人可以依法通過其他渠道主張權利：
（一）法律規定應當由行政機關先行處理的；
（二）違反民事訴訟法專屬管轄規定或者協議管轄約定的；
（三）已經申請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的；
（四）其他不宜一並審理的民事爭議。
對不予准許的決定可以申請復議一次。
第十八條 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一並審理相關民事爭議的，民事爭議應當單獨立案，由同一審判組織審理。
審理行政機關對民事爭議所作裁決的案件，一並審理民事爭議的，不另行立案。
第十九條 人民法院一並審理相關民事爭議，適用民事法律規范的相關規定，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當事人在調解中對民事權益的處分，不能作為審查被訴行政行為合法性的根據。
行政爭議和民事爭議應當分別裁判。當事人僅對行政裁判或者民事裁判提出上訴的，未上訴的裁判在上訴期滿後即發生法律效力。第一審人民法院應當將全部案卷一並移送第二審人民法院，由行政審判庭審理。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未上訴的生效裁判確有錯誤的，應當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
第二十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請求人民法院一並審查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的規范性文件，應當在第一審開庭審理前提出；有正當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調查中提出。
第二十一條 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為認定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並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闡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應當向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機關提出處理建議，並可以抄送制定機關的同級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級行政機關。
第二十二條 原告請求被告履行法定職責的理由成立，被告違法拒絕履行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不予答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七十二條的規定，判決被告在一定期限內依法履行原告請求的法定職責；尚需被告調查或者裁量的，應當判決被告針對原告的請求重新作出處理。
第二十三條 原告申請被告依法履行支付撫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會保險待遇等給付義務的理由成立，被告依法負有給付義務而拒絕或者拖延履行義務且無正當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判決被告在一定期限內履行相應的給付義務。
第二十四條 當事人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應當在判決、裁定或者調解書發生法律效力後六個月內提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
（一）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的；
（三）據以作出原判決、裁定的法律文書被撤銷或者變更的；
（四）審判人員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抗訴或者檢察建議：
（一）人民法院駁回再審申請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的；
（三）再審判決、裁定有明顯錯誤的。
人民法院基於抗訴或者檢察建議作出再審判決、裁定後，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第二十六條 2015年5月1日前起訴期限尚未屆滿的，適用修改後的行政訴訟法關於起訴期限的規定。
2015年5月1日前尚未審結案件的審理期限，適用修改前的行政訴訟法關於審理期限的規定。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訴訟法已經完成的程序事項，仍然有效。
對2015年5月1日前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或者行政賠償調解書不服申請再審，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的，程序性規定適用修改後的行政訴訟法的規定。
第二十七條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發布的司法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