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熱點問題研究

A.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對法的價值進行整合，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出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摘要】關於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構築其理論基礎，形成了諸如「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權力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政府法治論」以及「人民主權論」等十幾種學說和觀點[1]，堪稱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研究熱點之一。從上世紀末以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十餘年的「論戰」，在其建國之時，制憲先驅們便開始奉分權與制衡為國家政體之圭臬，在目前中國。其實，作為一種「理論基礎」，既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僚專斷和越權的危險，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動的部門法，而不是有關公共行政的法律。[2]當然。

【關鍵詞】行政法；

【寫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雖然持「控權論」者都認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權力之法，但是從持「控權論」者的相關著述來看，似乎呈現出兩種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權論，喪失了「合法性」。作為行政法上的理論基礎，「控權論」可以從「本質—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應然—實然」這三個維度進行審視和考量。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出其與「控權論」的對接與暗合之處，以期對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有所啟發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權有雙重目的，即不僅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逾越，而且還要能夠通過駕馭行政權使其有效運作[14]。兩種意見相比較，後種表達方式顯然更為成熟和恰切。誠如有學者所洞見的那樣，「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權，但是控權一詞的涵義更為豐富，近代的控權就是指嚴格限制行政權，防範和制裁違法行政行為。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控權，是指法律高於行政權，法律支配著行政權，控製成為一個中性詞，它除了傳統的限制的含義，還包括引導和鼓勵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權論的歷史脈絡以及控權論的內涵界定、基本內容和主張之後，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進路，深入地對控權論做出理論上的檢視。也正是由於「控權論」在行政法歷史上飽蘸著人類「警惕公權力、保障私權利」的政治智慧和憲政要髓，有著深厚的哲學根基，才能使其備受青睞，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質與表象

行政法上「控權論」的出現，絕對不是學者們努力創造或建構的結果，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它產生於西方社會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理性文化和深刻的歷史反思能力——懷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對政府和政府權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控權論思想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念：對「人性惡」[4]和「權力導致腐敗（專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專制）」（19世紀阿克頓爵士言）的本質認識。

孟德斯鳩早就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亘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在他看來，「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結論：「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制約權力。」[16]孟氏的以上論述，實質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學底蘊。英國著名憲法學家戴雪也指出「與專斷的權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絕對的至高性和主導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專斷的、特權的，或寬泛的自由裁量權的存在。」[17]可見，由於「權力客觀上存在著易腐性、擴張性以及對權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18]。不僅如此，在西方人看來，政府及政府權力是從來不被信任的。作為1787年美國憲法主要起草人的漢米爾頓認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19]傑斐遜也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帶有人類弱點和某種痕跡，帶有腐化墮落的某種胚芽，運用狡智便能發現，居心叵測並去發掘、培植和助長。任何政府如果單純託付給人民的統治者，就一定蛻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護人。」[20]諸如此類思想家們的經典論述，可謂不勝枚舉！

正是「控權論」這種理念——對人性的反思和對權力的警惕，才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控權」來達到對個體權利的保護。這是一種基於對事物（權力）性質的本質而非表象認識所得出的理性結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控權論）並非簡單移用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而是建立在對行政權力本質認識的基礎上，從而正確揭示了行政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21]。有人在批駁控權論時指出：控權論所主張的「控權」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為控權而控權；並進一步指出控權論不注意對社會公益的關注與保護，只強調個人利益[22]。這種認識之所以值得商榷，其關鍵就在於對權力認識的「表象化」，沒有看到在權力與權利博弈過程中權利的弱勢地位和權力的暴力性。如果僅僅因此便主張「平衡論」，反倒給權力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那麼平衡的結果必將是：不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權力的施暴將會變得肆無忌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控權論一度成為英美法學國家和中國相當一部分學者所追逐的主流觀點，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學界不少的批評。對於這些批評意見，有學者進行了歸納總結，並整合為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5]但是，「就法律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強調控權永遠不會過時，這是早已為中外思想家所公認的法治精髓和實質。人們可以不贊同作為『理論基礎』的控權論，但誰也不能否認控權作為實現正義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經典的價值和意義。」[23]

（二）價值：工具性與目的性

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曾經在其學術名著《經濟與社會》中把人類的「理性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工具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性」。在相對的意義上，二者各種自己的側重點。如果說「工具理性」更側重於指向為達致特定價值而採取的手段或實現途徑的話，那麼「價值理性」則較多地關懷手段實施之後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學意義上，對於法治的基本價值，大致有以下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路：一種是工具性價值，另一種是實體性價值（其實也就是「目的性」價值）[24]。同樣，關於行政法的價值意蘊，可以從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兩個方面進行考量。盡管從學理上看，對法的價值還有其他方式的劃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價值分析方法，無疑更具有學術討論意義。而且，筆者所考察的這兩個方面，從純粹哲學意義的層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腳的，[⑦]具有更為宏大的理論分析意義。據此，所謂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就是對行政法和其他部門法一樣看待，視其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目的或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實體性價值則更多的著眼於某種目的或目標，把行政法作為一種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或稱實體性價值）從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上來說，在於西方國家一直重視程序對法的意義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甚至有學者認為「行政法更多的是關於程序和救濟的法，而不是實體法」[25]。行政法這兩個方面的價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體現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層面的價值取向上。而控權論正是立足於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即通過對行政權的控制（嚴格劃定權力的界限、貫徹程序原則、控制自由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等措施），來達到保障私人權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於，美國行政法把從英國「自然公正原則」中繼承而來的「正當程序」原則（正當程序精神）視為美國行政的基石，通過正當程序來限制政府權力[26]。相比之下，所謂的「平衡論」著眼於一種理想目標的追求：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平衡。其實，這是追求「平衡」的價值訴求，如果說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的話，便是對中國現實情況「有意無意」的忽視。因為，「平衡」之理想的實現，說到底還是要藉助於「控權」這一手段。「作為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行政法旨在規范、監督、制約行政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27]。可以說，沒有「手段」（工具），就無法達致「目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這樣。」[28]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控權論所主張的為保障私人權利與自由之目的而為的控權並不會導致行政機關辦事效率的下降，不會影響行政效率，相反還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況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視為終極目的」[29]，政府不能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對待私權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

從哲學上講，事物的狀態有「實然」與「應然」之分，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對它們向上進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實，實然與應然的關系可以通過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探究來予以說明。而對事實與價值的近代分野卻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會實證主義。近代已降，「休謨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會科學界。在休謨看來，對道德問題科學是無能為力的，科學只能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的問題。休謨還提出，事實與價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由事實命題不可以推出價值命題。分析實證法學家奧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麼是一回事，法應當是什麼是另一回事」的命題。馬克斯·韋伯也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必要區分價值判斷和經驗事實，也即要認識到價值命題和事實命題有著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實上，我們的言談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實」（Faktizitat,fact）與「價值」(Geltung,value)的界限；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兩種不同的推理形式，它們的能指(signifier)分別對應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別是「應然」（sollen）和「實然」（Sein）的問題。[9]

在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問題上，控權論是擺正了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的關系，並對二者的關系做出了准確的定位。因此，在筆者看來，控權論的恰當性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應然」與「實然」的取捨。控權論的建構不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理想追求（應然的層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實然的層面）：在實際生活中，行政權往往會濫用，只有控權，才有可能達到上述的應然狀態（層面），才能夠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實踐上的證明結果也支持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⑩]

相比較而言，平衡論首先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應然層面）而創設：行政法不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實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權利；追求行政機關的權力和相對方的權利應保持總體平衡[30]。而在事實（實然層面）上則往往會於此追求背道而馳。可見，平衡論既要保障公民權利又要保證行政權力的順利實施這一價值/理想追求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狀況下，它的正確也只能停留在應然的理論層面上，盡管它可能是比較先進和「遠見卓識」的。在缺乏分權、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權等憲政基因及法治傳統的中國背景下，平衡論一旦進入到實然的現實中，它就會被異化，其結果必然是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激烈沖撞中淪為行政權「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那樣，「社會現實是逐步推進並在點滴累積中邁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躍，由於理論探討本身往往比實踐具有超前性，而中國平衡論所面對的社會階段與現實狀況和西方國家迥然有別，從而平衡論之於中國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較遠，而在現實針對性方面而不及控權論那樣乾脆和更受歡迎。」[31]

四、暗合：中國語境下「控權論」之證成

既然「控權論」作為「普遍價值」可以分享，那麼控權論可否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呢？筆者以為，「控權論」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可以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只有「控權論」，才真正切合了中國的社會現實。鑒於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現實條件，也只能選擇控權論作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一）控權論：一種可以「價值共享」的理論

從立憲主義的角度而言，憲政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勾勒了一個社會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還在於它是關於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制度架構。其核心要義，則是通過對公權力的限制而達至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障。於是，限制公權力，成了憲政的「關鍵所在」；甚至於，憲政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來指代強制權力受到了約束的觀念。借用麥基文的話來說就是：真正的憲政，其最古老、最堅固、最持久的本質，仍然跟最初一樣，是法律對政府的限制[32]。中國要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憲政國家，其中的關鍵就是治理或制約國家權力；「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義在於「治者先受治至於法」。同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設目標，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說，「限權」、「限制公權力」以「保障人權」，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濃厚法哲學基礎的「控權論」，加之其具有「價值共享」的特點，雖然肇端自歐美諸國，但其精神本質和要求卻能夠其他國家所引見和適用。也正因為如此，「控權論」可以而且能夠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及環境條件

如果僅僅從哲學基礎上認定「控權論」的合法性基礎，只能證明其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價值」的理論主張；而其究竟是否適合作為中國行政之理論基礎，還需要對中國現實情況和法治環境作出具體分析，以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1.法制文化傳統。歷史性考察中國的法制文化和法律傳統，大致上具備以下幾個顯著特徵：一是集權專制傳統；二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三是對個人價值的漠視；四是重實體輕程序。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從根本上欠缺那種個人本位、個人主義觀念的歷史積淀，從而也就沒有所謂「個人權利」的概念；相反，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價值取向卻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法律一向與倫理道德混雜在一起，成為權力的附庸；作為統治階級統治和鎮壓廣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認為有保障私權的功能。在法律關系中，官是主體，民是客體。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平衡」。另外，我國法律文化還明顯具有「重實體輕程序」的特點，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2.政治基礎條件。如前所述，行政法從本質上來說在於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配置和定位。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對比角度而言：第一，從行政權（政府權力）角度看，目前我國政府權力趨於膨脹且異化現象普遍。這表現在：行政主體隊伍擴增，行政機構種類繁多，行政職能不斷擴張，自由裁量權大為增加、非權力性管理作用加強（例如，行政指導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審查受限、立法監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顯等。第二，從公民權（公民權利）角度看，公民權利遠弱勢於行政權，情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處於「弱勢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公民救濟途徑受限且獲得救濟十分困難等。第三，從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對峙和互動來看，行政權力腐敗情況普遍；公民權利受侵犯嚴重。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與公民權嚴重失衡，無法實現良性互動。

3.經濟基礎條件。事實上，行政法治不僅要有其法制文化條件，政治條件（憲政背景），而且還要有其賴以存續的經濟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從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契約等精神中發展而來的。中國目前雖然實行了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權過大，干預的太深，管理的領域太寬。雖然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但由於我國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而較少關注行政管理自身規律的探究和總結，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政府的職能仍需要繼續轉變，盡快地從經濟活動中「可能的領域」抽身出來。

五、結語

通過以上對主要國家行政法基本觀念和理論基礎的梳理和分析，不難看出，各國在定位本國行政法理論基礎之時，都是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在具體的行政法實踐中衍生出來的。因此，在選擇和建構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時，西方諸說只能作為參照，因為「不區分各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而認為世界各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觀念都是一個模式，無疑是一種便狹、絕對化的態度」。正確的作法是，「我們既有必要面向當代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價值體系，也不可能脫離一國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國行政法的理論說明中國的現實，也不能以中國的理論去指導他國的做法」[34]。換句話說，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都，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當下社會現實（社會環境）的特點而進行。

事實上，中國的行政法理論和實踐呈現出與西方諸國不同的進路。在目前中國，對「行政法的認知和把握必須緊扣『控制國家權力』的憲政理念，在公民與政府的對峙中點滴積累行政法的實踐，以此迎來憲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筆者以為，在有關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諸學說當中，「控權論」真正地契合了我國的現實國情，應十分突出地強調這一主題。因為，只有「控權論」的「控權」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權與公民權相互關系中的關鍵環節，從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控權論」當中的「控權」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權原則、制度和機制，才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受到制約和監控而趨於「理性」，中國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設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簡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鄭州大學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聯合培養2009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生。

B. 2006年有關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的熱點問題

最好是上"考試通"網站自己看看哦，那是家國內很有名的考試網站，應該在它那個試題指導欄目里有！

C. 近2年來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的熱點問題

.........發錯地方了`

D. 關保英的個人經歷

長期以來，從事行政法的教學和研究，對行政法基礎理論和行政法治實踐有深入研究。近年來出版的個人專著 6部、編著或主編規劃教材4部。其中1997年出版的《行政法的價值定位——效率、程序及其和諧》一書是全國行 政法學界第一部收入「中青年法學文庫」的著作，該書曾獲司法部科研成果二等獎，武漢市政府社會科學優秀成 果二等獎，武漢市法學會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得到學術界同行的高度評價。該書側重於行政法基礎理論 的研究，針對行政法學界重實在研究，厭理性思考的現實，提出了行政法學必須首先解決價值定位問題，認為 該問題的解決是解決其它後續問題的關鍵。進而提出了行政法包括效率價值和程序價值兩個方面，並批評了理論界對行政法乃至整個法學的一個誤解，即「長期以來重實體輕程序」。認為中國行政法治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 並不是「重實體輕程序」，而是過多地被繁瑣的程序規則所束縛才導致了人浮於事、效率低下、行政不力等弊端。大膽地提出在效率和程序的關系中效率為正、程序為偏等全新觀點。該理論觀點既有深刻的理論構造，又不乏實踐意義。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依法行政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2000年7月出版的另一部著作 《行政法模式轉換研究》是司法部確定的重點課題，它對傳統行政法模式提出質疑，構想了適應市場經濟的 全新行政法模式，具有深刻的獨創性；2002年7月出版學術著作《行政法服務論的邏輯結構》；2003年5月出版個人專著《行政法的私權文化與潛能》；2004年出版個人專著《執法與處罰的行政權重構》等。1999年受司法部教材編輯委員會指定，編著了《行政法案例教程》，2003年主編司法部統編教材《法學概論》，2004年主編司法部統編教材《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行政許可法教程》。在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50餘篇（包括《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國家一級刊物），總字數已超過200餘萬字。對「依法行政」和「行政法 治」有獨到見解，在全國各類報刊上對行政法治中的熱點問題經常接受采訪和發表評論。先後承擔了6項國家 級、省部級以上課題，如「行政綜合執法與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研究」、「行政法的本土化問題研究」、「行政法 模式的轉換研究」、「行政文明執法研究」、「行政執法方式研究」等。
自1991年起擔任中南政法學院行政法教研室主任，1995年5月被任命為中南政法學院公安與行政法系副主任兼 行政法教研室主任。1999年9月被任命為中南政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正處級）。先後主管過教 學、科研，有著豐富的教學和科研管理經驗；1991年晉升中級職稱，1994年破格晉升副教授，1997年破格晉 升教授。1995年5月起擔任碩士研究生導師，先後指導過8屆近40名碩士研究生，2004年起擔任博士研究生導師。 主講過《行政法學》、《行政訴訟法學》、《公務員法學》、《行政監察制度》、《部門行政法學》等課程， 在教學、科研和教書育人等環節上都在一定范圍內起到了表率作用。由於在教學和科研方面以及教學管理方面 成績突出，先後多次被評為中南政法學院院級優秀教師和華東師范大學優秀教師。1999年被評為中南政法學 院十大學術骨幹。1998年被評為湖北省跨世紀學術帶頭人，1999年被評為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 2003年被評為上海市十大「優秀中青年法學家」。
非常重視行政法的科研與中國行政法治實踐的結合。積極參與行政法的普及和社會化工作， 曾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幹部培訓班多次主講過行政監察原理，為「美國福特基金法官班」主講過四屆行政法原理。 多次承擔司法部、監察部的調研課題。為湖北省廳局級以上的行政執法人員多次主講過行政法原理、 依法行政的理論和實踐、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處罰法等專題。對湖北省、武漢市、廣州市、 上海市等的行政執法問題有深入研究，既撰寫了大量相關論文又作了大量的行政法治宣傳工作。尤 其在地方行政法治建設方面有一定的學術專長，撰寫的有關地方立法和執法的論文有20餘篇。參與了 諸多湖北省、武漢市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的制定，其中一些重要見解被地方立法直接採納。尤其擔任湖 北省第八屆人大常委會立法顧問期間，對湖北省的每一個地方性法規都提出了相應的修改和完善意見。 在地方立法和地方行政法治方面的成就得到了有關部門的肯定，先後受到武漢市政府、湖北省監察廳、 廣州市政府法制局等政府機關的獎勵。

E. 行政法、商法、民訴法都有哪些熱點（爭議）的問題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晉卿，號厚庵，別號榕村，泉州安溪湖頭人。開漳先鋒，輔勝將軍李伯瑤之後。其祖系漳州市薌城區浦南鎮渡東村人。後其祖經風水大師黃妙應指點，將李伯瑤墓遷到渡東，並按黃妙應之說定居在湖頭（其中還有段故事）。 清康熙九年（1670年）中進士，進翰林，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他為官期間，政績顯著，貢獻巨大，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明末以來，戰爭頻仍，民族矛盾尖銳，朝政腐敗，水利失修，水患頻繁。至康熙親政，把「平三藩」、整治河務和漕運列為首先辦理的大事。
個人經歷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白巾軍進犯安溪，回鄉守制的李光地募鄉勇百餘人扼守險要，力保安 李光地
溪；六月，鄭經軍圍困泉州，李光地大破鄭軍，贏得地方大員薦舉，被從優授為學士，服滿赴京遇缺即補。這個時候，若是一般人，肯定會欣喜若狂，但李光地卻上疏說泉州圍解「乃將帥仰奉威靈，拯百萬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他又以極為謙恭的態度說，所有這些都是別人故意給他讓功，他接受官職的話會於心不安，因而懇請辭去所授學士之官。這些當然是李光地以退為進的伎倆，但卻給康熙帝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占據台灣的鄭經一死，李光地便立即上奏收取台灣，並建議任用熟悉海上情形的內大臣施琅領兵攻打。康熙帝完全採納了他的建議，終於收復台灣。李光地因此為清朝立下了一大功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光地因薦施琅率軍統台有功，被擢升為掌院學士。從此李光地步步高升。三年後，因同僚誣告，被革職，降為通政使。其罪名是：湖頭李氏家族萬人，有霸王之心；早年「出賣」朋友陳夢雷，中年父喪，「奪情」任官；晚年娶妾生子。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李光地為直隸巡撫。就任才三個月，康熙帝就面諭李光地親自踏勘漳河和滹沱河（子牙河水系包括漳河、滹沱河和滏河），並上奏治理方案。李光地得旨後迅即行動，於次年四月上呈周詳的治漳河方案。康熙帝覽後表示贊同，下旨迅速施行。秋後，李光地批示兩岸州縣官府組織民眾疏浚河道，使漳、滹兩河由館閣流入大運河，又開通單家橋處的老漳民子牙河的支流。前後只用十個月，子牙河工程告竣。康熙帝親臨巡視，十分滿意，御賜李光地《子牙河詩》。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月，康熙帝命河道總督王新命和工部侍郎赫碩茲治理永定河，事過一年，毫無成效。康熙帝甚怒，待命李光地查核河上物料、錢糧。 李光地遵旨「確查題參」，如實上奏。康熙帝 李光地
撤王、赫二人之職，授李光地負責治理永定河事宜。他認為治河不僅是防害，更重要的是變水害為水利。為了主持治河工程，他多次親臨工地調查。由於因時因人制宜，李光地的治河實踐大獲成功，於是又被擢升為吏部尚書，仍管巡撫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李光地為民請命，請求赦免「偷墾之罪」，允許百姓繼續耕種這些田地，以體現「皇上優恤黎民之至意」。康熙准奏。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又派工部侍郎白碩色協助。二月，李光地奏請全面動工。 李光地嚴密規劃組織，劃界承包，專人負責。他乘船駐柳坌口，每天巡視工地，督促指揮。百姓起初不解其意，消極怠工甚而口出怨言。李光地即召集父老民眾，說明修建永定河水利工程功在國家，利澤百姓，從而調動了民工的積極性，原定一年完成的工程，四十天就竣工了。康熙帝親自巡視工程，為表彰李光地的功績，特頒賜詩、字，並御書「夙志澄清」匾額。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康熙帝以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優」，升為文淵閣大學士。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再賜李光地「夾輔高風」御匾。「夾輔」，意即左右輔佐；「高風」指李光地德才兼優，風格高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康熙帝在熱河又賜李光地「謨明弼諧」御匾，以褒揚他「計謨明智，抉弼和諧」。
為官時期
李光地任直隸巡撫時，奉命修治漳河和子牙河。他認為治河不僅是防害，更重要的是變水害為水利。為了主持治河工程，他多次親臨工地調查。在治河理論上，他反對人順水性之說，堅持讓水隨人意。康熙將李光地的治河思想，向黃河淮河推廣，他說：「朕觀永定河修築之法甚善，河身直，河底深，所以淤泥盡皆沖刷，今治黃河亦用此法，方為有益。」張鵬翮提出異議，康熙帝仍然堅持「姑試用之」，用後，「河堤果然堅固」。李光地在治河實踐中，因他因時因人制宜，終於獲得巨大成功康熙帝諭大學士等日「李光地自任直隸巡撫以來，每年雨水調順，五穀豐登，官吏兵民無不心服。」他還高興地說「朕用一清正撫臣，便歲豐民樂。」 李光地胸懷寬廣，「肚裡能撐船」。他當督學時，有個縣令因求他辦事而達不到目的，曾對李光地無禮。後來，李光地升為巡撫，這個縣令嚇壞了，向李光地請罪。李光地說「改了也就好了，不必再為以前的事擔心。」這個縣令感動極了，深深檢點自己，後來為公殉職。古北口，總兵馬進良，對李光地過問他的軍政很不高興。有一次，李光地在堤上行馬，他故意放出群馬，要嚇唬李光地。李光地並不和他計較，還和他交談，對他的成績給予肯定，馬進良終於口服心服。與李光地同歲舉進士的陳夢雷，因耿精忠事下獄論斬，由於誤會李光地搞鬼，他對李光地恨之入骨，寫了《劾李光地疏》、《與李光地絕交書》，李光地並不懷恨，而且「疏陳西次密約狀」，救了陳夢雷一命李光地還多方留意為國選拔人才，先後推薦了20多個碩學名臣，他們都成為康熙盛事的中流砥柱，為國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深得康熙寵信
在電視劇《康熙王朝》中，李光地上萬言書，陳述禁海苦累百姓；寫密折給康熙，請求旗兵全部撤閩；並 康熙
以聰明睿智贏得皇女藍齊兒的芳心，但這些大多不符合歷史真實，屬於虛構。歷史上的李光地比康熙長12歲，生於明末，是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28歲的李光地考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編修。由於在三藩之亂時，他上蠟丸密疏，向清廷提供福建前方情報，受到康熙的贊許，很快升為侍讀學士，又由平定台灣有功，升任翰林院掌院學士，距宰相輔臣僅一步之遙。 這時的朝廷，既有索額圖與明珠滿人間的爭斗，又有漢人徐乾學、高士奇與明珠等人的角逐，李光地作為康熙十分信賴的漢大臣，自然成為各派爭取拉攏的對象，也自覺不自覺地捲入了政治斗爭中。圍繞李光地「三案」（「賣友案」、「奪情案」、「外婦之子來歸案」）的斗爭在當時就格外引人注目。李光地平時研究《易經》，對變化之理獨有見地，同時他又是一個精通權術的人。但再好的千里馬也有失蹄的時候。一次，康熙讓他推薦精通《易經》的人。李光地推薦了侍講學士德格勒，並說德格勒文章辭賦寫得好。康熙聯想到德格勒曾在自己面前吹捧過李光地，發覺兩人互相勾結，心中不快。有一年，天下大旱，康熙令德格勒用《易經》占卜，得到是《?卦》，德格勒於是解釋說：「澤在天上，有雨，但決去小人，甘霖才能立降！」康熙問：「小人在何處？」德格勒回答說：「陰乘陽勢，逼近九五，他就是得時得位的人。」康熙已明白是指明珠了。康熙與德格勒的占卜對話，很快被明珠得知，他立即把德格勒打入大獄。李光地遂以舉薦不實被降職。 晚年的李光地得到了康熙的寵信，出任直隸巡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職。康熙每有大事，都將他召入便殿，秘密相商。李光地感到皇帝「眷注深恩」，在「獨對」時一般能夠據情准理，抒發己見。所以康熙帝慨嘆說：「大臣中每事為我家計萬世者，獨此一老臣耳！」
人物評價
李光地一生，輔弼帝業，清勤謹慎，始終如一，其光輝業績，不勝枚舉。「三藩之亂」發生後，國家 李光地
處於分烈日裂的嚴重關頭，李光地派人冒險上京，進獻蠟丸密疏，獻策平定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亂。他以全家生命力薦施琅專征平台，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李光地為政席仁，他義設常平倉，荒年賑濟飢民；減免賦稅，廢除自秦以來的「十家連坐法」和「凌尺」、「滅族」等酷刑，拯救了因《[仙郊痆釩副恢炅

F. 法學論文熱點有哪些

我知道一個 不知道算不算上海大學生參加立法 交通法規方面的 可以說引起了一定的討論

G. 近幾個月有什麼熱點事件可以成為行政法案例

去知網上搜一下行政方面的論文就可以知道熱點問題了

H.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案例分析題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案例分析題，因為這個問題是屬，因為這個案例是行政法型的輸入法，這里哪裡？所以說一般的也是理解不了這些問題的

I. 急求！！！！！！！《行政法學》學習心得

通過參加**縣人大法律培訓班學習，我對法律條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層次內涵的深刻領悟，有了質的變化。對照所學的知識，結合本職工作，聯繫到執政為民、依法辦事上，真正覺得法律對一個基層幹部來說，既是護心鏡，又是當家寶。
——領悟學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經開展了十幾個年頭，隨著法律知識的不斷普及，公民法律意識的明顯增強，各級幹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覺性不斷提高，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聯系自身工作經歷，我認為，法律知識的匱乏，法律運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極大程度地阻礙著經濟發展，引發著各種矛盾。無論在工作方式上，還是在決策領域上，總是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而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雖然認識到學法的重要性，但知識准備不足；雖然對法的公正價值有了認識，但樹立信心不足；雖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識，但依法辦事的能力低下。隨著公民法制觀念的普遍增強，領導幹部的思想、言行，毫無掩飾地接受著群眾的裁判。所以說，作為基層的一把手、大當家，不僅要自己學好、用好法律知識，還必須引導群眾學好法律知識，運用法律去溝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順工作、維護正義、實現和諧、謀求發展。尤其是在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窮富懸殊的差異，急功近利的貪欲打破了心態平衡，盲目的發展，使土地、水資源、森林、能源等出現了嚴重的生態赤字，私慾的膨脹占據了法律的位置。當我面對愚昧的做法，面對貪婪的糾纏，面對苛刻的質疑，面對辦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對辦一個企業是如此艱難時，深深感到：法律意識淡薄和執法的蒼白，是那樣毫不留情地阻礙著發展。因此，這一個多月的法律知識學習，對我是個很大的鞭策，更是一個很大的收獲。我不僅一掃缺少法律知識帶來的困惑和迷惘，更收獲了增長法律知識帶來的巨大財富。所以說，學法重要，用法必然，執法關鍵。
——堅持學法的自覺性

作為一名基層領導，在日常生活中加強法律法規學習，不斷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質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關繫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黨委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體會到，當人大代表要學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務要學好《公務員法》、《行政許可法》；抓生產要學好《農業法》、《土地法》；植樹造林要學好《森林法》；項目引進要學好《環保法》；優生優育要學好《計生法》；調解糾紛、維護穩定要學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項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規。要學深學透，靠上級安排不行，必須形成自覺的、有序的、重點的學習風氣和習慣，只有不斷學習，不斷充實，不斷領悟，依法履行職責的觀念才能得到增強，自身法律素質才能明顯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用法。通過從書本學到實踐學，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學習法律知識與依法辦事緊密結合，與管理工作緊密結合，與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緊密結合，在涉及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決策時，才能做到充分論證，依法決策，才能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去用法？我認為：

一是思想上綳緊「一根弦」。計劃辦什麼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問號，符合法律的就去預謀、策劃；計劃說什麼話，先想想群眾願不願聽，聽了是什麼反映，會有什麼效果和後果，用換位思路反復去想，自己先和自己過不去，直到說出來公平、公正、依法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線」。作為書記、鎮長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須撲下身子，深入基層，從群眾的角度去審視問題，以發自內心的真情與群眾溝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礦60萬噸甲醇項目征地補償的問題上，群眾一時不能理解，我就堅持「換位思考」，除親自接待來訪群眾外，多次走田間、進農戶、坐坑頭，講《土地法》，講國家征地補償政策，一次講不通多次講，口頭講不清用書本，一條條列印出來，發到群眾手中，經過反復宣傳、講解，群眾解除了疑慮，最終達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佔地補償協議。通過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識還不夠，還必須讓群眾有法律意識。群眾和國家這二根線，針眼再小也得穿過去，並成一根線。

三是決策上把好「三道關」。我始終認為為民辦事、辦民謀利，必須依法執政、依法決策。面對虒亭「地大、物稀、財薄、民困」的現狀，也曾想放「三把火」燒個通紅，砍「三板斧」來個痛快，強建基礎，調產增收，招商引資，開發旅遊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來不易。在不斷的強化法律意識上，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符合實際，體現民意，只要是依法決策，再硬的石頭也去啃。我體會到，要想辦成一件大事，還必須把握好「三道關」。即：

——法律關。法律是准繩，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貴；學法律充實自己心中有數，用法律保護群眾深得民心，依法律辦事得心應手。

——公開關。公開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來，國家補償政策多，農民實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會造成不穩定因素和違法事件發生，把各項補償政策、標准公布於眾，接受廣大群眾的監督，才能保一方穩定。

——行政關。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為。幹部在工作中的每個具體的行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體工作中，作為領導、班子，必須做學法榜樣，當用法先鋒，行法定職權。行政權的運用，最經常、最廣泛、最密切地關系著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學習法律知識，樹立法制觀念，崇尚法制權威，是實現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權執法的有效途徑。

J. 法學領域的C刊、北核期刊,都有哪些

如下：

《法學研究》（雙月刊）創刊於1979年，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辦、法學研究編輯部編輯、法學研究雜志社出版的法學刊物。刊載有關中國法治建設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論文。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辦刊方針，堅持學術性、理論性的辦刊宗旨。

堅持高水平的用稿標准，以展現我國法學理論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主要讀者為法學教學和理論研究工作者，立法和司法工作者，法學專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律師、行政執法人員和法學理論愛好者。

《當代法學》（雙月刊）創刊於1987年，由吉林大學主管、主辦，吉林大學法學院承辦。是法律學術理論刊物。它的辦刊宗旨是：繁榮法學學術研究，弘揚法治精神，推動社會法制進程，關注社會熱點問題。

薈萃學術精品，為憲法、行政法、經濟法、民商法、刑法、訴訟法、國際法、環境法、軍事法等部門法的法學專家、法學研究工作者搭建學術研究平台，提供對國內外進行學術交流的窗口，讓高層次法律研究人才脫穎而出。雜志在辦刊中，突出以各部門法學前沿、熱點問題研究為重點的辦刊定位，突出自己的特色。

《現代法學》原名為《西南政法學院學報》（雙月刊）創刊於1979年，是由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主管、西南政法大學主辦的法學學術期刊。

1982年，更名為《法學季刊》，1988年，更為現名《現代法學》（雙月刊）。辦刊宗旨：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推動法學繁榮發展。目前，本刊的主要欄目有：理論思考、觀點回應、專題研究、評論。

《中國法學》（雙月刊）創刊於1984年，是由中國法學會主管、主辦的學術期刊。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理論聯系實際，關注重大現實問題，堅持刊物的學術性，追求學術創新，嚴守學術規范。

不斷推出新人新作，成為我國培養造就法學研究學術帶頭人的搖籃。主要欄目：有走向法治之路、專題論壇、立法研究、司法改革與司法公證、立法研究、各科專論、講座與爭鳴、判例評析。

《法學論壇》本刊以「繁榮法學研究，推進依法治國」為宗旨，遵循「傳播新思想、探討新問題、交流新成果、宣傳新法律、介紹新知識」的辦刊思路，立足科學前沿，關注法學基礎理論為主，側重法學應用理論和學術研究。

普及與提高，以創新為主，著重刊登法學研究的新成果，反映法學進度的新動態，介紹法學領域的新觀點，積極為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理論支持和智力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