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123

1. 法律請教

第三節 開庭審判

一、開庭審判前的准備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1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判後，應當先做好下列准備工作：

（一）確定合議庭的組成人員

合議庭組成後，合議庭成員應了解案情，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庭審計劃或庭審提綱，明確合議庭成員的分工，以及庭審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和應當採取的對策、措施等。

（二）依法向被告人送達起訴書副本和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

《刑事訴訟法》第151條規定 ，人民法院要至遲在開庭10日以前將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對於被告人未委託辯護人的，告知被告人可以委託辯護人，或者在必要時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三）依法向人民檢察院和訴訟參與人送達開庭的通知

為了使人民檢察院的出庭人員作好出庭的必要准備，使訴訟參與人能及時到庭，人民法院應將開庭的時間、地點 ，在開庭3日以前通知人民檢察院，傳喚當事人的傳票，通知辯護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的通知書也要在開庭3日以前送達 。對審理時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要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對於法定代理人的通知，也應在開庭3日以前送達。送達傳票、通知書要有送達證。

（四）將公開審判的案件先期公告

公開審判的案件，應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的姓名、開庭的時間和地點。公告應在開庭3日前公布，並保留到開庭審判之日。

二、開庭審判

開庭審判是審判人員以開庭的方式，在公訴人、當事人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通過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活動，全面聽取各方對案件事實和定罪量刑的意見，確定被告人是否應負刑事責任和應否受刑罰處罰以及如何處罰的訴訟活動。開庭審判的過程，依照法定程序，可以分為開庭、法庭調查、法庭辯論、被告人最後陳述、評議和宣判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都有各自特定的活動內容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不能省掉，也不能走形式，否則就會影響辦案質量。

（一）宣布開庭

宣布開庭是法庭審判的開始。這一階段的具體活動內容有 （1）由審判長宣布開庭，並傳喚當事人到庭，問明當事人的姓名、年齡、職業、籍貫、住址等。（2）審判長宣布案由。（3）審判長宣布合議庭的組成人員、書記員、公訴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的名單。（4）告知當事人、法定代理人有權申請迴避。（5）告知被告人享有辯護等訴訟權利。（6）對於不公開審理的案件 ，應當庭宣布不公開審理的理由。

（二）法庭調查

法庭調查是法庭在開庭階段結束後，通過公訴人舉證，辯護人質證，以及辯護人提出證據，公訴人進行質詢等方式、方法，當庭全面審查證據和查明案件事實情節的活動。

法庭調查的內容，一般包括：

1．宣讀起訴書。由公訴人宣讀起訴書，對被告人提出指控、要求法院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

如果是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還要由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或者他的訴訟代理人，宣讀附帶民事訴訟的訴狀。

2．訊問被告人。在被告人、被害人就起訴書的內容陳述後，公訴人可以訊問被告人。

對於共同犯罪案件中多個被告人的訊問，要分別進行，單獨訊問
，以免互相串供。

被害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以及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允許，也可以向被告人發問，審判人員當然有權訊問被告人。原刑訴法規定，由審判人員審問被告人，向被告人出示物證、宣讀證人證言，這樣混淆了審與控的職能，一方面限制了公訴人的指控犯罪、證實犯罪的作用，使法官與被告人直接沖突，另一方面也不利於法官公正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作出正確裁判。修改後刑訴法規定，由公訴人、辯護人出示證據，互相質證辯論，真正形成控、辯、審三方相互獨立的格局。

3．詢問證人。證人出庭作證是證人應盡的義務。因此，除有正當理由，出庭確有困難的以外，證人均應按法院的通知准時到庭，提供證言接受詢問。

對出庭作證的證人，審判人員應當查明其身份，並告知要如實提供證言，告知有意作偽證或隱匿證據要負的法律責任。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符合下列條件，經人民法院准許的，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1、未成年人；2、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行動極為不便的；3、其證言對案件審判不起直接決定作用的；4、有其他原因的。

公訴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對證人發問。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也可以對證人發問。證人不得旁聽對案件的審理。審判人員有權親自詢問證人。

4．詢問鑒定人。鑒定人同樣有義務出席法庭，接受公訴人、辯護人等的詢問。

5．出示物證。一切被用作證明案件事實的物證，都要當庭出示
，讓當事人辨認。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出示的物證的意見。

6．宣讀作為證據的文書。這包括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以及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對當庭宣讀的作為證據的文書，審判人員也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如果對證據有疑問，當庭又不能解決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

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有權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對於當事人等的這種申請，法庭應當作出是否同意的決定，並當庭宣布。

人民法院可以向人民檢察院調取需要調查核實的證據材料，也可以根據辯護人、被告人的申請向人民檢察院調取在偵查、審查起訴中收集的有關被告人無罪或罪輕的證據材料。人民檢察院應自收到人民法院要求調取證據材料決定書後3日內移交。

人民檢察院在法庭上出示、宣讀、播放的證據材料，應當當庭移交人民法院，確實無法移交的 ，應在休庭後3日內移交。《若干問題解釋》第157條規定："庭審過程中，公訴人發現案件需要補充偵查，提出延期審理的建議的，合議庭應當同意，但是建議延期審理的次數不得超過兩次。

法庭宣布延期審理後，人民檢察院在補充偵查的期限內沒有提請人民法院恢復法庭審理的，人民法院應當決定按人民檢察院撤訴處理

（三）法庭辯論

法庭辯論是在審判長的主持下，由控、辯雙方就證據和案件情況
，當庭發表意見，並可以互相進行辯論和反駁的活動。

法庭辯論階段的辯論，雖然也離不開證據和案件事實，但主要應側重法律方面，即應側重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如已構成犯罪
，應當定什麼罪名，以及是否應當給予刑罰處罰和應當從重還是從輕等方面。

法庭辯論應當先由公訴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然後再由被告人、辯護人發言、辯護，並且可以互相進行辯論。

公訴人的發言 ，又稱發表公訴詞。內容一般包括（1）概括指出法庭調查的結果 ；（2）分析並運用經過法庭查證屬實的證據，說明起訴書對犯罪事實的指控以及對罪名的認定 ；（3）指明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4）分析被告人走向犯罪的主觀原因和客觀條件（5）明確指出被告人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的哪些規定，並論證被告人的行為具備刑法規定的構成該罪的具體要件 ；（6）闡明要求法庭依法從重
、加重或從輕、減輕處理的根據和理由。

被害人的發言，一般是對被告人罪行的控訴。

被告人的發言和辯護，就其內容來說，可以作有罪、罪重的承認
，也可以作無罪、罪輕的辯解。

辯護人的辯護發言又稱發表辯護詞，它是實現辯護職能的重要手段。辯護人的辯護詞，應根據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從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出發，提出辯護意見。

有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附帶民事訴訟部分的辯論應在刑事部分的辯論結束後進行。先由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他的訴訟代理人發言，然後由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和他的訴訟代理人答辯。

（四）被告人的最後陳述

審判長宣布法庭辯論終結後，被告人有最後陳述的權利。讓被告人作最後的陳述，這是在合議庭評議、判決前再給被告人一次行使辯護權的機會。被告人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陳述他對全案的意見和看法，包括自己是否有罪、罪行輕重，自己犯罪的原因，對犯罪的認識，以及對量刑方面有什麼要求等。

被告人在最後陳述時，如果提出了新的事實和新的證據，足以影響對案件的處理的，就要根據具體情況作出決定，或者供合議庭評議時參考，或者恢復法庭調查，或者宣告延期審理。

（五）評議、宣判

評議是合議庭的組成人員，對法庭審理情況進行討論，根據法庭審理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法律規定，解決被告人有罪還是無罪等實體問題，並對案件作出判決的訴訟活動。

合議庭在評議時，應當全面分析案情，重視各種證據和意見，既要重視控訴一方提出的證據和意見，也要重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證據和意見。

不管是公開審理的案件還是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合議庭的評議都應秘密進行。如果合議庭成員的意見不一致，應當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表決。少數人的意見也應記入評議筆錄。

合議庭經過評議，應當根據已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法律規定
，分別作出以下判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認定被告人有罪的，作出有罪判決；依法認定被告人無罪的，作出無罪判決
；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宣判即宣告判決，是人民法院將判決的內容公開宣布告知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等的訴訟活動。

宣判可以分為當庭宣判和定期宣判。

當庭宣判的 ，應當在5日以內將判決書送達當事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定期宣判的，合議庭應當在宣判前，先期公告宣判的具體時間和地點，傳喚當事人並通知公訴人以及被害人和辯護人；宣判後，應當立即將判決書送達當事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在宣告一審裁判時，應當明確告知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果不服本裁判，有權在法定期限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三、延期、中止審理和一審期限

（一）延期審理

延期審理是指在法庭審判過程中，遇到影響進行審判的情形時，決定休庭，順延時間繼續審理。延期審理後的開庭時間，在影響進行審判的情形消失後確定，但不能超過法定的辦案期限。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23條的規定，可以延期審理的情況有：

（1）需要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 、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

（2）檢察人員發現提起公訴的案件需要補充偵查，提出建議的；

（3）由於當事人申請迴避而不能進行審判的。

實踐中，法庭可以決定延期審理的情況有：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被告人拒絕辯護人為其辯護，要求另行委託辯護人，經合議庭准許的
；受審對象的精神或體力方面無法承受審問的；法庭審理受到意外干擾無法進行的。

（二）中止審理

中止審理是人民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因出現使案件在較長時間內無法繼續審理的情形，由合議庭決定停止訴訟活動，待該原因消失後恢復審理。

可以使案件中止審理的情形有：自訴人、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嚴重疾病，致使案件在較長時間內無法繼續審理的；案件起訴到法院後被告人脫逃，致使案件在較長時間內無法繼續審理的。只要有其中的某種情形，就可以決定中止審理。

中止審理的原因消失後應當恢復審理。中止審理的期間不計入辦案期限。

（三）一審期限

《刑事訴訟法》對一審的辦案期限作了明確規定。

（1）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在受理後1個月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1個半月。

（2）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 ，即：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1個月。

（3）改變管轄的案件 ，從改變後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計算辦案期限。

（4）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的案件 ，補充偵查完畢移送人民法院後，人民法院重新計算審理期限

（以上是刑訴法中為你摘錄的相關內容，希望你能滿意，其中有關於你所疑惑問題的具體解釋。另外，如果被告人對於一審判決不滿意，應在15日之內再次提出訴訟請求，由法院進行二審判決。我國實行二審終審制。）
註：我是一名法學專業的大學生，呵呵。

2. 取保直訴123

法律上沒有「取保直訴」這個概念，但是有取保候審和直訴兩個概念。
取保候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種刑事強制措施。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等司法機關對未被逮捕或逮捕後需要變更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防止其逃避偵查、起訴和審判，責令其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並出具保證書，保證隨傳隨到，對其不予羈押或暫時解除其羈押的一種強制措施。由公安機關執行。
刑事案件的起訴過程，是先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查明事實清楚的再移送給檢察院起訴。直訴案件，就是說沒有逮捕你，案子在偵查結束後就直接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一般來說，這類案件都是犯罪情節比較輕微的案件。
所以，我認為「取保直訴」這個概念就是，先對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審，不用再走批捕程序而向檢察院「直訴」，再由檢察院向法院直接起訴。

3. 如果被超長羈押的該怎麼辦

沒有超出

根據刑事訴訟法，一般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偵查期限不得超過2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的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1個月
重大復雜案件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延長2個月。
對坑內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經以上仍不夠的，可以經省級檢察院批准再延長2個月。

具體參考刑事訴訟法123、125、126、127、128條

4. 誰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訴訟法原理論的資料!

我國1996年修改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一）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二）違反迴避制度的；（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四）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首次詳細規定程序性違法的法律後果，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程序規則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機制的初步確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為切入點，試圖分析我國刑事訴訟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義，以及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並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這個長期「被遺忘角落」的重視和思考。

二、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確立

（一）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含義

程序規則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規則是相對於實體規則而言的，兩者都屬於法律規則的范疇，因而都須符合法律規則的一般邏輯構成。從邏輯構成上講，每一個法律規則應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兩部分構成。[1] 行為模式是從大量實際行為中概括出來作為行為的理論抽象、基本框架或標准。行為模式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可以這樣行為；應當這樣行為；不應當這樣行為；這三種行為模式也就意味著有三種相應法律規則：授權性法律規則；命令性法律規則；禁止性法律規則。法律後果一般是指法律對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賦予某種結果。它大體上可分為兩類：（1）肯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承認這種行為合法、有效並加以保護以至獎勵。（2）否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不予承認、加以撤銷以至制裁。[2] 程序規則就是由程序性權利、義務（程序法上的行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後果構成的法律規則。具體到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而言，就是對公、檢、法三機關和訴訟參與人[3] 參加刑事訴訟時應當遵守之操作規程以及違反操作規程所承擔之法律後果作出規定的法律規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為例：「……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違反迴避制度的、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等，實質上是對上述行為的禁止性規定，即「不應當這樣行為」，結合刑事訴訟法的其它相關法條，共同構成了「不應當從事上述行為」的行為模式。而「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則是行為模式違反時所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後果。程序性行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後果兩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程序規則。[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種。所謂「裁判」，就是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的行為。「裁判」一詞有多種含義，最廣義的裁判是指全部訴訟程序，即在訴訟本身意義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訴訟法固有意義上的裁判是審判機關意思表示的訴訟行為。不過這種意義上的裁判，在狹義上僅是指，審判機關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對案件適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無罪的裁判）。廣義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訴訟行為中的法律行為（例如，申請迴避的裁判、關於調查證據的裁判等等）。在訴訟法上，裁判一詞一般是指廣義上的裁判。[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狹義上的裁判僅指法院的實體性裁判，而廣義的裁判，卻包含了實體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據程序規則，對訴訟行為適用程序性法律後果的法律行為。例如二審法院發現一審法院的審理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時，作出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確立的意義

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充分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實現了刑事訴訟由工具主義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的轉變，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義的轉變。中國長期以來的「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過程」、「重打擊，輕保護」、「重國家，輕個人」的法律傳統，是工具主義的集中體現。「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與程序規則本身之缺陷是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在工具主義的影響下，把程序規則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立法者不重視程序規則的設計，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法律後果的規定，存在致命的邏輯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規則這種缺陷的存在，必然導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後果，程序性裁判更是無從談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對「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和強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程序規則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才使得程序的獨立價值顯現出來。正如陳瑞華教授指出的：人們對某一刑事訴訟程序是否為「善」的評價，要看刑事訴訟程序是否具有獨立的內在優秀品質，而這一品質獨立於裁判結論的正確性而存在，完全體現在刑事訴訟程序本身的設計和運作過程之中。[6] 我國學者還指出：「獨立的程序價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其進步性、科學性、民主性，就是通過刑事訴訟的獨立價值得到了體現……特別是刑事訴訟法第191條關於『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規定，……充分的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所以，它標志著我國訴訟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權利和憲法性權利，是刑事訴訟法在人權保障領域的一個飛越。現代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由「打擊犯罪，發現實體真實」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實」和「人權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轉變，尤其是人權保障的目的，充分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的特徵，以及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刑事訴訟規則從「人權保障」的層面來說，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權利，並同時對國家追訴行為進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學者田口守一指出，「確定某種程序是否為『正當程序』（e process），必須視該程序重視『人權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權保障與正當程序相提並論。」[8] 當代各國刑事訴訟法大都規定了這種人權保障性程序規則，如無罪推定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有類似的規定，如「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等。單從字面上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人權保障」性條款並不算少，但是長期以來，這些條款大都沒有規定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缺少基本的規則要素，使得本來的程序規則 淪為「宣言」或「口號」，不能成為程序性裁判的基礎，因而實踐中收效甚微，刑訊逼供等現象「雖屢禁而不止」。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第191條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等行為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使相關的程序規則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機製得以確立，以訴訟程序來保障人權的目標在實踐中得以實現。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仍有許多程序性「規則」缺少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因而當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圍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進一步完善。

三、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通過第191條的規定，已經初步確立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個閃光點」，但是無論從第191條自身來看，還是從整體上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進行反思，我認為尚存在諸多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避重就輕，局限於法院系統內部的自我約束

縱觀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程序性法律後果」 ，尤其對於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缺少相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例如刑事訴訟法雖「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卻沒有規定程序性違法後果。不可否認我國刑法中已經有了相關罪名的規定，如刑訊逼供罪、妨害作證罪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等，但是這些「實體性法律後果」只針對違反訴訟程序規則的「人」，而不直接否定「違法行為」及「違法行為之果」，因而難免有隔靴騷癢，文不對題的感覺。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了學界的反思，如我國學者王敏遠指出：「刑訊逼供顯然是一種典型的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雖然法律規定了對刑訊逼供行為應予實體法意義上的懲罰，但即使行為人承擔了實體法上的法律責任，而程序法若無刑訊逼供所得的證據不得採信的法律後果，就會導致刑訊逼供的行為在實體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證據卻在程序意義上被認可。這種局面當然很荒唐，但若沒有程序法意義上的法律後果，卻會變成現實。」[9] 陳瑞華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盡管在一項司法解釋中也要求各級法院將刑訊逼供所提供的證據排除於定案根據之外，[10] 但這種司法解釋本身不具有較強的法律效力，也就難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級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並不多。」 [11]

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後，從第191條調整的范圍來看，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程序性審查，是法院系統內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約束。而事實上，相對於作為國家追訴機關的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來說，法院是一個「利益無涉」的裁判機關，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違反程序的沖動，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關庭審的程序規則。在實踐中，法官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要比上述公、檢機關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輕緩得多。因此，第191條的修改雖然邁出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卻沒有針對中國刑事訴訟中最關鍵、最嚴重的問題，頗有避重就輕之嫌。當前，由於上述大量程序「規則」缺失「程序性法律後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礎，法庭審判大都局限於實體裁判，背離了「裁判」的應有之義。「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的價值淹沒於「打擊犯罪，追求客觀真實」的「熱忱」之中，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已經成為困擾刑事司法的頑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 ;

「雙重危險」原則是英美法系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12] ，根據這一原則，被告人不得因同一個罪行而受到兩次起訴、審判和科刑。如《美國聯邦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受到生命和身體上的危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作出過一系列判例，對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的適用范圍作出了規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決無罪，檢察官無權對被告人提起上訴，即使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或者起訴狀存在有某種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決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訴，上級法院可對其進行第二次審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審判中得到維護，法官一般不得對被告人判處更重的刑罰。第三，如果一項起訴因證據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終裁決之前予以駁回（相當於宣告無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審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雙重危險」原則在適用范圍方面顯然要比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更寬泛，後者僅適用於已經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則不限於此。在聯邦法院，陪審團一旦宣誓成立，則第一次危險就已經構成，在地方法院，第一個證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險的成立，此時，檢察機關一旦撤訴，就不允許重新起訴，否則會使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當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於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雙重危險」原則，或「一事不再理」原則存在的正當性，主要在於它對訴訟當事人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 如果「隨意逆向運行的司法裁判程序還可能使當事人反復陷於訴訟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運長期處於不確定和待裁判的狀態。」「而這對於處於弱者地位的當事人而言，將是不具備起碼的公正性的」[15] ，貝卡里亞在論證刑罰的及時性時也指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說它比較公正是因為：它減輕了捉摸不定給犯人帶來的無益而殘酷的折磨。」 [16] 重復審理或程序逆行無疑會帶來上述不人道的後果。

通過上面的理論闡述之後，再來審視我國刑事訴訟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們會發現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受雙重危險」更是無從談起，有的只是約定俗成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我國二審法院貫徹的是「全面審查」原則，因而同時包括了實體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條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僅就現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而言，第191條對於一審法院的程序性違法，只規定了「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律後果。既沒有作是否有利於被告人的區分，也沒有發回重審次數的限制，更沒有針對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憲法權利而徑行作出有利於被告人之裁判的規定。首先，不可否認，在實踐中法院的程序違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因而發回重審通常都是基於有利於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論上並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在這種情形下，發回重審，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當性。其次，發回重審並沒有次數的限制，在我國沒有獨立的羈押制度的情況下，案件審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羈押期限，在無數次的發回重審而不裁定解除羈押的情況下，就會使被告人在無限延長的羈押中「遭受多重危險」，不具有起碼的公正性。最後，除了規定發回重審的法律後果外，沒有規定任何更為嚴厲或直接的法律後果，例如，在一審中嚴重程序違法，嚴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的，徑行駁回公訴，改判無罪等，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後果。筆者並不試圖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來否定我國的兩審終審制和發回重審制度，在我國現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質量的前提下，兩審終審是必要的。但對於程序性裁判發回重審問題，我認為應當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對之進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結果更為科學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審查的機制，拓寬程序性裁判的范圍。我國現階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據第191條的規定，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庭審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義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對控辯雙方訴訟行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圍理應拓寬到一審階段對控辯雙方，尤其是控訴機關訴訟行為的審查，審查偵查、起訴機關在偵查、起訴過程中，有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違法事實，應當啟用程序性裁判對之適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同樣的，在二審或再審階段，仍應繼續這種程序性審查。法院庭審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對偵查、起訴行為的「事後審查」。隨著人權保障意識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圍還應當拓寬到審前階段，即對偵查、審查起訴行為進行「事中」程序審查，因為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涉及到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私權利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中應當介入一個中立的第三者，對程序性問題，例如超期羈押問題、非法取證問題等作出裁判，一則是對國家公權力作出及時限制，防止權力的濫用，二則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時救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權利不受非法侵犯。這實際上是構建審前階段的司法審查制度，實現由行政追訴形態向訴訟形態的回歸。[19] 從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來看，對審前階段的程序性審查尚未納入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因而對於審前超期羈押等問題，沒有一個合法有力的救濟途徑，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2款（二）項明確規定「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不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內，但是除了該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確定之外，「非法取證」「超期羈押」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從應然角度，該司法解釋並不能否定這一理論設想的正當性。為了防止法官對實體問題產生預斷，應當組織專門法官或構建預審制度來從事這種審前程序審查。當然，這些制度的構建還有待於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入。

最後，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加大對程序性違法制裁的力度。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只有第191條的「發回重審」，而且過於簡單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違背「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之嫌。對於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發回重審」制度，應當站在人權保障的立場，依據「不受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進行限制和改造。首先，應當區分「發回重 審」是否有利於被告人，對於不利於被告人的「發回重審」應當嚴格限制；其次，應當對「發回重審」的次數作嚴格限制，避免訴訟進入無休無止的境地，而且為了防止羈押期限的不當延長，應當同時判令解除被告的羈押狀態；最後，應當區分程序違法的程度，對於輕微的程序違法，可以作出糾正程序錯誤的裁判，而不必「發回重審」，以免被告「遭受雙重危險」，對於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人權的情形，應當作出更為嚴厲的裁判，如徑行作出無罪判決，使違法者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以維護程序正義，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人權。

以上是對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論建構，而法律規則的建構還需要在理論建構的基礎上，結合立法技術使之更為具體化和操作化。限於篇幅和文章的主題，在此不再贅述。

「注釋」

[1]也有的學者認為法律規則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部分構成，本文所指的行為模式實質上是對假定和處理的合並。

[2]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頁。

[3]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將公、檢機關排除在「訴訟參與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觀念上就造成了控辯雙方訴訟地位的不平等，是「線性訴訟結構」的產物。在「線性結構」下，控辯式審判方式的引進將面臨極大的風險。有關刑事訴訟的「線性結構」和「三角結構」的詳細分析，參見，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頁。

[4]北京大學法學院陳瑞華教授認為，程序規則自身還應當區分「實體性程序規則」和「純粹程序性規則」，前者類似於本文所稱的程序規則，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的邏輯結構，而後者則是為了前者的落實所設計的操作化規程，應當包括對程序性裁判的舉證責任和舉證程度等問題。應當說陳教授的觀點對我國程序規則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純粹程序性規則」應當以「實體性程序規則」已經完備為前提，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前者尚存在嚴重的邏輯缺失——大多數程序規則只有行為模式而沒有法律後果。限於論述的重點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對「純粹程序性規則」不作論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劉迪、張凌、穆津等譯，卞建林審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頁。

[6]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頁。

[7]樊崇義：「論刑事訴訟法律觀的轉變」，載《政法論壇》2001年第2期，第51頁。

[8]同注5，第12頁。

[9]王敏遠：《刑事司法理論與實踐檢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的規定。——筆者注。

[11]陳瑞華：《看得見的正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頁。

[12]「雙重危險」原則與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被認為是對「一事不再理」這一古老原則的不同詮釋。「既判力」理論是從維護司法權威的角度來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司法的權威在於裁判不能被頻繁推翻。但是這一論證存在一個無法克服的悖論，即司法的權威同樣不能建立在謬誤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於糾正謬誤的需要，司法要通過穩定性來體現它的權威，就必須同時認同自身的謬誤。而「雙重危險」則是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應當避免使一個人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我們認為將作為技術規則的刑事訴訟法注入權利的因素，從而使之成為動態憲法，成為人權保障法，這是當代刑事訴訟法發展的方向，而「雙重危險」原則所體現的人文關懷，恰恰代表了這一方向。

5. 我國刑法第123條是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內容是：【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對飛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員使用暴力，危及飛行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是指對飛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員使用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的行為。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財物安全。犯罪分子利用航空飛行的危險性和易受侵犯性，為達到犯罪目的，不惜以機組人員、乘客、重大公私財物的安全為代價。
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構成要件如下：
1、客體要件航空器，作為一種現代化的交通運輸工具，主要用於重要物資和旅客的運輸。它在使用中能否正常進行，直接關繫到所載乘客和物資能否安全達到目的地的問題，航空器在運行中一旦失去控制，就會給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航空器的這種與公共安全密切相關的特性，為一些犯罪分子達到自己的非法目的提供了可乘之機；
2、客觀要件，指的是行為人對飛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員使用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的行為；
3、主體要件，指的是凡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
4、主觀要件，表現為故意，即明知自己對飛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員使用暴力，會危及飛行安全，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條 【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對飛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員使用暴力，危及飛行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6. 乙醇含量為123mg 怎麼判刑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怎麼判刑

1、《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是關於檢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訴的程序方面的規定，與具體的刑事責任無關。

2、如果駕駛機動車的駕駛員血液中酒精含量達123mg /100ml的，屬於醉酒駕駛，構成危險駕駛罪，根據《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的規定，可處六個月以下的拘役，並處罰金。

《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七十二條 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並將案卷材料、證據移送人民法院。

《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拘役，並處罰金：
(一)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
(二)醉酒駕駛機動車的；
(三)從事校車業務或者旅客運輸，嚴重超過額定乘員載客，或者嚴重超過規定時速行駛的；
(四)違反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規定運輸危險化學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對前款第三項、第四項行為負有直接責任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7. 甘肅省醉駕123起訴嗎

摘要 那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