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行政法看河南種子案

『壹』 2003年5月27日，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起種子賠償糾紛案時，發生法律沖突問題。在庭審中，就

矛盾應出在兩部法律之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與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不應該有抵觸之處

『貳』 涉嫌經營未備案的種子該承擔什麼法律後果

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

侵權人停止侵權行為，沒收違法所得和種子；貨值金額不足五萬元的，並處一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款；貨值金額五萬元以上的，並處貨值金額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罰款。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第七十三條

有侵犯植物新品種權行為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願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植物新品種權所有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林業主管部門進行處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林業主管部門，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對侵犯植物新品種權所造成的損害賠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達成協議的，當事人應當履行；當事人不履行協議或者調解未達成協議的，植物新品種權所有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從行政法看河南種子案擴展閱讀

涉嫌經營未備案的種子的法律量刑：

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可以參照該植物新品種權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

賠償數額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侵犯植物新品種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

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種權許可使用費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植物新品種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因素，確定給予三百萬元以下的賠償。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

『叄』 求洛陽種子案的判決文書——(2003)洛民初字第26號判決書。權威的最好，鏈接也行。多謝了！！！

http://www.panjueshu.com/henan/luoyang/gaoxin/m2003053020033.html
洛陽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
（2003）洛開民初字第3號

原告李玲真，女，1966年3月3日出生，漢族，孫旗屯鄉土橋溝村農民，住該村3組34號。

委託代理郭治國，洛陽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師。

被告孫旗屯鄉土橋溝村民委員會。

代表人申民主，村委會主任。

委託代理人王謦揚，洛陽大鑫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洛陽市第二汽車運輸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正澤，總經理。

委託代理人郭建，該公司十三分公司書記。

委託代理人司曉霞，該公司十三分公司幹部。

被告劉成選，男，1962年9月26日出生，漢族，宜陽縣運管所職員，住該所。

委託代理人姚暉，洛陽金暉律師事務所律師。

第三人李志強，男，1970年7月29日出生，漢族，孫旗屯鄉土橋溝村農民，住該村4組

李玲真訴孫旗屯鄉土橋溝村民委員會(以下稱村委會)、洛陽市第二汽車運輸公司(以下稱二運公司)損害賠償糾紛一案，本案受理後，依法組成會議庭，追加劉成選為被告、李志強為第三人，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原告李玲真、委託代理人郭治國、被告村委會委託代理人王謦揚，二運公司委託代理人郭建、司曉霞、被告劉成選及委託代理人姚暉、第三人李志強均到庭參加了訴訟。本院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李玲真訴稱，2002年1月2日下午2時許，我在土橋溝村開設的垃圾場拾舊磚時，被二運公司的豫C-29345號大貨車傾倒的垃圾砸傷頭部，被送往醫院搶救治療，後經洛陽市法醫學會鑒定為八級傷殘，已部分喪失勞動能力，村委會作為垃圾場的經營者與管理者沒有盡到管理義務，讓車輛在不能保證他人安全的情況下傾倒垃圾致我損害，豫C-29345號在傾倒垃圾時，在沒有觀察周圍的情況下致我損害並逃跑，對損害結果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請求判令二被告賠償醫療費3348.69元、誤工費1551元、護理費220元、住院伙食補助費200元、營養費1800元、交通費50元、繼續治療費4000元、生活補助費16056元、間接受害人撫養費6000元、殘疾慰撫金30000元、傷殘評定費320元。

被告村委會辨稱，原告稱其在村委會開設垃圾場拾舊磚時被砸傷與事實不符，答辯人從未在本村開辦任何垃圾場，原告稱村委會作為垃圾場的經營者與管理者沒有沒有盡到管理義務，沒有任何事實及法律依據，第4村民組想在本組土地上用垃圾修路，從而委託本村村民李志強具體負責，雙方簽訂協議，答辯人既不是合同一方當事人，更不是法定或約定的工地日常管理義務人，不應該成為被告，更不能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應駁回原告對答辯人的起訴。

被告二運公司辯稱，豫C-29345號汽車系掛靠在我公司進行營運，公司不應承擔民事責任。該車倒垃圾時由垃圾場管理人員指揮倒車，沒有過錯，也不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對損害結果有責任，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其他部分的賠償應由垃圾場負責承擔。

被告劉成選辯稱，我的車是經人介紹運輸垃圾的，垃圾場有管理人員指揮倒車，事故發生後車輛並未逃離現場，對事故的發生原告應負主要責任，賠償應由原告同垃圾場共同承擔。

第三人李志強述稱，2001年11月1日與4組簽訂協議，由我承包管理垃圾場，合同期為二個月，由於所收取費用不能維持正常支出，多次要求解除合同，12月30日我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合同到期後由村裡將經營權收回，原告的損害是由村委會管理期間造成的，與我沒有關系。

經審理查明，2001年被告村委會為解決本村三組學生上學問題，決定在三組與四組溝兩側修大壩一條，委託第四組村民組具體實施修壩事項。2001年11月1日，第四村民組與李志強簽訂了一份《關於用垃圾建壩規范管理合同》約定：「一、甲方（第四村民組）負責場地、位置，乙方（李志強）負責垃圾管理，保證場地日清月結，不能影響行人和環境，合同期為二個月；二、為雙方利益，乙方以第一個月起，首付100元，以第二個月起，每月300元，如雙方無過錯，合同可順延期，二個月後有隊委會和承包人協商再定；三、如在合同執行過程中遇到雙方利益受到損害時，有（由）村委和支部調解解決；四、合同從簽訂之日期生效。」第四村民組組長李廣州及李志強分別在合同上簽字，時間是2001年11月1日。村委會在該合同上註明「所有垃圾車輛統一集中到四組垃圾點，不得亂倒，違者清理後，罰款200元，至（此）條款有（由）垃圾承包方負責。」並加蓋村委會公章。此後垃圾建壩由李志強具體負責實施。2001年11月20日，村委會發出通知，其主要內容為根據上級指示精神，我村對村民道路規劃做出重要部置，為解決三組學生上學問題，村決定在三、四組溝兩側修大壩一條，組村兩委研究對溝底和舊宅倆側的樹木進行移裁，所有舊宅和建築物在一月內拆除，逾期不拆者按無主處理。2001年12月30日，村委會向區建管局寫出《關於使用建築垃圾填溝修路報告》，洛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城建監察大隊三中隊在該報告上簽有「同意上報」並加蓋該中隊印章，且註明「12月30日」。

2002年1月2日下午2時許，原告李玲真到土橋溝村開辦的垃圾場底部撿拾舊磚，被被告劉成選掛靠在被告二運公司的豫c-29345號翻斗汽車，往該垃圾場運送建築垃圾，該車到達垃圾場後，由垃圾場管理人員指揮倒車，並傾倒垃圾，將在垃圾場附近撿拾建築垃圾中舊磚的原告李玲真頭部砸傷，李玲真被送往解放軍150醫院搶救並住院治療20天時間，支出醫療費用共計3094.69元。出院診斷為「1腦震盪；2右顳骨骨折；3繼發性腦脊液耳漏；4口角歪斜。建議全休二個月。」同時出具陪護證明，證明李玲真住院期間陪護二人。出院後李玲真又支出醫葯費254元，至此李玲真支出醫療費用3348.69元。2002年9月25日洛陽市法律援助中心委託洛陽市法醫學會對李玲真的傷殘程度及後期治療費用進行鑒定，2002年10月14日鑒定結論為「李玲真的傷殘等級為八級，後期治療費用為4000元。」李玲真支出鑒定費320元。

另查明，洛陽市2001年農民人均收入為2007元。訴訟中根據案情，依法追加劉成選為本案被告，李志強為本案第三人參加訴訟。

本院認為：土橋溝村第四民組與李志強簽訂的《關於用垃圾建壩規范管理合同》，於2001年12月31日到期，且雙方沒有簽訂新的合同，應視為雙方合同履行完畢，而第四村民組不具有管理該村兩個村民組垃圾建壩事務的主體資料，在李志強與第四村民組合同到期的前一天，村委會又專題報告給有關部門，請示批准使用垃圾修路，垃圾建壩應認定的村委會的行為，因此而產生的權利和義務應當由村委會享有和承擔。原告李玲真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應當知道垃圾場有汽車傾倒垃圾隨時會有危險發生，而去撿拾垃圾場的舊磚，對給自身造成的損害結果有一定的過錯責任，村委會委派到垃圾場的管理人員，在運送管理垃圾車輛進入垃圾場後，指揮倒車並傾倒垃圾時，在沒有將所有撿拾垃圾人員隔離現場，就指揮車輛傾倒垃圾，對造成原告的損害結果的發生，應當承擔未盡到管理義務的賠償責任。被告劉成選運送垃圾的駕駛員，在車輛到達垃圾場時，未提醒垃圾場管理人員注意觀察周圍情況，對原告的損害結果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第三人李志強與第四村民組的合同到期，且村委會未能提供證據證明發生事故時，該垃圾場仍屬李志強管理，故李志強不承擔賠償責任。原告李玲真殘疾撫慰金的訴訟請求數額，顯然過高，且請求交通費和間接受害人教育費沒有證據，本院不予支持。承擔賠償責任的數額應當依各自過錯程度和當地的生活水平來確定。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經合議庭評議，判決如下：

一、李玲真醫療費3348.69元、誤工費440元、護理費220元、住院伙食補助費200元、營養費100元、繼續治療費4000元，生活補助費12042元，間接受害人撫養費2408.4元、殘疾撫慰金5000元、傷殘評定費320元，合計28079.09元、李玲真承擔百分之四十計11231.64元，村委會承擔百分五十即14039.55元，劉成選承擔百分十計2807.9元，二運公司對劉成選負擔部分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二、以上限本判決生效後十日內履行完畢。

本案訴訟費3121元，李玲真負擔1200元、村委會負擔1600元，劉成選負擔321元。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之日起十五日內，遞交上訴狀正本一份，並按對方當事人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河南省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 吳向賓

審判員 蘇金鳳

代審判員 劉勇

二ОО三年五月三十日

書記員 朱正陽

責編王琳

『肆』 我國符合越權無效原則的法條

一、越權立法概念的界定

人們通常在兩種不同的層面上界定越權立法。最常見的是從行為的意義上進行界定，即認為越權立法，就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比如，在「注意不要越權立法，該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該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1]這句話中，就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的。 但學術界也在另一層面上使用該概念，它不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而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即「有些法規、規章規定的內容超越了許可權」[2]。前者指的是一種行為現象，後者指的是一種規范現象。本文是以《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為出發點，從規范的角度對越權立法進行討論。

立法許可權也是一個具有多種含義的法律概念。因此，當我們說越權立法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時，進一步明確立法許可權概念的內涵就十分必要。目前，國內立法學界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界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

首先，從立法形式上界定立法許可權。比如，按照《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4條第2款、《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7條的規定：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規章不得稱條例。 這就意味著，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沒有制定「條例」的權力。他們將這種許可權稱之為「表現形式」上的許可權。 如果有關機關制定的法律文件在名稱使用上違反了這一規定，就屬於形式上的越權。

其次，從立法權力行使的時限上來界定。他們認為「立法許可權范圍這一命題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立法權可以和應當達到何種界限，一是立法權不能超出何種界限。從時限上說，立法許可權范圍，指立法權能在多大的時間跨度上有效或可以行使。這是立法權的時限效力。」[3]立法機關超越時限制定法律規范，就屬於時限上的越權。

再次，從立法事項的角度界定立法許可權，即指「立法權可以和應當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加以調整，不能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發揮作用。」[4]

超越立法形式的越權立法實屬一種立法上的「低級」錯誤，如果過去曾經發生這類問題，主要根源在於那時的法律規定不明確。在《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 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 作出明確規定以後，立法者犯這種錯誤的可能不大。超越立法「時限」的越權立法在立法實踐中有可能發生，西方國家就研究所謂「立法不作為」的問題， 我國法律中也有關於立法時限的規定，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64條就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於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的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但既然是立法不作為，就不可能形成法律規范，也就不存在規范形態的越權立法；而遲延立法又難以成為動搖法律規范效力的理由。所以，就本文而言，從以上兩個角度研究越權立法，沒有多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認為，確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應該從《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入手。《立法法》是規范法的法，只有從《立法法》中挖掘立法許可權的內涵並作為界定越權立法概念的依據，才對司法實踐具有意義。《立法法》第7條、第8條、第56條、第64條、第71條和第73條分別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地方人大以及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從這些規定看，《立法法》是以「立法事項」為標准劃定立法許可權的；也就是說，《立法法》確定的立法許可權是指立法機關對哪些事項可以制定法律規范，對哪些事項不能制定法律規范。

由此，可以把越權立法界定為：立法主體超越法定的或授予的立法事項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

二、從我國立法許可權的劃分看越權立法的認定

既然越權立法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越權立法認定的首要任務就應該是確定各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授權立法的立法許可權由授權法律規定，所以確定授權立法許可權並沒有太大的困難。但非授權立法許可權的確定則比較麻煩，因為，規定我國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有多種，除《憲法》外，還有相關的組織法、《立法法》等憲法性法律；此外，有些普通法律，比如《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 ，也是確定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在諸法律淵源中，《憲法》和相關組織法對立法許可權的規定是原則性的，其他普通法律則僅就某些事項作分散的、補充性的規定，而《立法法》對立法許可權作了比較全面、具體的劃分，特別是劃定了最高權力機關的專屬立法權，因此，它是確定立法許可權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依據。但從越權立法認定的角度觀察，依然存在諸多模糊地帶，這給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很多困難。

首先是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的界線具有可變性。《立法法》第8條在列舉專屬立法事項時規定了一個兜底條款：「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這一可變的「其他事項」的規定，為基本法律和專屬立法事項界限的隨時和不斷擴張埋下了伏筆，也為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潛在的困難。

其次是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立法許可權劃分的模糊性。各立法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甚至全國人大、國務院、地方立法機關、自治地方和經濟特區立法機關、國務院各部門、地方人民政府等，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基本上是均有立法權，形成「四世同堂」的局面。《立法法》在表述中運用了不同的方式和概念，試圖對各自許可權作一定程度的界分，但這種界分卻極為模糊。具體表現為：

第一，在劃分中央與地方立法許可權時採用「地方性事務」與「全國性事務」的標准不易掌握。《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立法機關有三項立法許可權，其中第二項為「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對於「地方性事務」，有關釋義解釋為「純屬地方性事務或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務，一般來說不需要或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不需要由全國制定法律、行政法規來作出統一規定」[5]。但這一解釋還是沒有把問題澄清。某一事項究竟是地方性的還是全國性的，中央立法機關把握可能比較容易，地方立法機關把握困難就比較大。即便是判斷某一事項為全國性的事項，中央是否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會立法，還是不好預見，因為立法活動是政治性的、程序性的運作過程，能不能立，何時立，都是未知數。

第二，各行政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56條第2款規定，國務院可以「為執行法律的規定」制定行政法規；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及其直屬機構的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第73條規定地方省級人民政府和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制定規章。不同層次的行政立法主體都具有「為執行法律」或者「執行法律」而制定法律規范的權力，但各自立法許可權的邊界在何處卻不明確。雖然在界定部門規章的立法許可權時用了「執行」的概念，而在界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規章時用了「為執行」的概念，但很難發現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

第三，地方人大與地方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人大可以就「屬於地方性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第73條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就「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制定地方政府規章。從兩個法律規范的關系看，第64條規定包括第73條的規定，是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由此，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的立法許可權就無法劃分清楚。

上述問題使得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各立法主體尤其是「地方國家機關往往不知道哪些事項他們有立法權，哪些事項他們沒有立法權，或者說他們對任何事項都有立法權；」[6]其結果，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認定越權立法比較困難，甚至不可能。我們認為，《立法法》實質上就立法許可權只有劃定了一道界線，即專屬立法權與非專屬立法權之間的界線。對專屬立法事項只有法律可以制定規則，對非專屬立法事項則法律、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規章等都可以制定規則。雖然在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橫隔著一個「其他事項」，但「其他事項」在沒有被具體事項填充之前，應該是一個空「底兜」。從這個意義上講，《立法法》中的越權，就是超越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可能越權的只有法規和規章，法律應該不會越權。

上面的闡述只表明，法律以下法規、規章超越專屬立法界限，勢必造成越權；但並不表明，法律以下的法規、規章只有超越專屬立法許可權，才構成越權。因為，前面已經闡明，規定法律文件許可權的法律淵源除了《憲法》、相關組織法和《立法法》，還有其它法律。其它法律的規定是分散的，表述往往也是微妙的，比如《行政處罰法》第10條、第11條、第12條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設定行政處罰的許可權分別作了不同的限制； 《行政許可法》第15條、第16條等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設定行政許可的許可權作了不同的限制。再如，《行政處罰法》第8條規定的行政處罰「6+1」種類中，作為「1」的「其他行政處罰」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規才可以設定。[7]這一規定，實質上也規定了其他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設置「其他行政處罰」。可以看出，具體立法許可權會隨著普通立法的發展而發展變化。所以，具體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必須在《立法法》的基礎上，研究其他相關法律才能准確界定。

在確定了具體的立法許可權後，認定越權立法需要考慮的是「設定」和「規定」這一對立法范疇。我國立法上使用「設定」和「規定」兩個立法概念，自《行政處罰法》開始，後在《行政許可法》再次沿用。「設定」系指其他規范性文件尚無對某事項做出規定的條件下，該規范性文件率先做出規定；「規定」系指在上級規范性文件已對某事項做出設定的條件下，就該設定再作具體的規定。「設定」是從無到有，「規定」是從有到有，無非更詳細而已。[8]按此，越權立法應該是「設定」的越權，「規定」一般不會構成越權；「規定」如果超越了已有的「設定」，構成的應該是法規范的沖突，而不是越權立法。因此，認定越權立法應該以設定性立法行為為對象或基準。

可見，確定越權立法的基本思路應該是：第一，確定特定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第二，判斷特定立法是否屬於設定性立法；第三，判斷該設定立法是否超越了該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如果超越該許可權，則屬越權立法，否則就不是。

當然，這樣的分析過程，僅僅是越權立法認定的基本判斷過程。法律規范不僅僅是法律概念的組合，更重要的是它包含著立法的目的和價值，所以在具體的個案分析中，還必須考慮法律規范的目的和價值屬性。尤其是，根據《立法法》第66條第2款、第88條第1款第7項的規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不得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不得違背授權目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是否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是否違背授權目的，顯然不能單純採用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進行評價。

三、從法院的審查許可權看越權立法的處理

探討越權立法認定的目的在於「發現」越權立法，但「發現」並不是「認定」的終極目的，它不過是為處理越權立法創造一個前提。發現和處理越權立法的機關不止一個，但法院無疑是其中主要的一個，本文僅對法院如何妥當地處理越權立法的問題作一分析。法院處理越權立法的原則和方法，應該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越權立法的性質，二是法院對法的審查許可權。

從形式看，立法許可權一般由國家的憲法或者憲法性文件加以規定，比如《德國聯邦共和國基本法》 就有5個條文專門規定聯邦和州的立法許可權 ，其他國家如美國、奧地利也是如此。我國立法許可權也主要是由憲法、組織法和《立法法》等憲法性文件規定的，雖然其它普通法律也對立法許可權有一些補充性規定。從內容看，立法許可權涉及中央立法權和地方立法權、議會立法權與行政立法權的劃分，而這種劃分實際上關涉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國家的結構形式，它們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從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看，越權立法與有權立法主體制定的法律規范或者相重復，或者相沖突，破壞了憲法秩序。所以，越權立法應當屬於一種違憲行為。

既然越權立法屬於立法違憲，法院對於越權立法的處理就應按照違憲審查程序處理。具體的程序，根據法院享有的審查許可權來決定。比如美國，普通法院享有對於違憲立法的審查權，但這種審查權僅限於確認和拒絕適用兩個方面，即各級普通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的過程中，如果認為某一項聯邦法律違背憲法或者地方州立法違背聯邦憲法或法律，有權拒絕適用。[9]但美國的普通法院不得直接撤銷違憲的法律、規章，只是由於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拒絕適用會導致該項法律在事實上喪失效力。奧地利是歐洲大陸最早建立憲法法院的國家。在奧地利的違憲審查體制下，普通的司法機關包括行政法院對違憲的法律、法令均沒有審查的權力。當他們發現聯邦法律、法令和州法律、法令違憲時，不得直接拒絕適用，而要全部提請憲法法院裁決。 德國的違憲審查體制，受奧地利違憲審查制度的影響較深。根據《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7條的規定，行政法院僅對依照建築法典的規定頒布的規章，根據建築法典第246條第2款規定頒布的法規，以及其他位階在州法律以下的法規，享有審查權。其他法律法規的審查權全都由憲法法院壟斷。除了美國和德奧模式外，有些國家，司法機關對法律法規沒有審查權，由立法機關自己行使立法監督的權力。

我國奉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現行司法體制下，認為法院不享有對法律的合憲性審查權，基本為大多數人所認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53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於規章具有違法性確認權和拒絕適用權，但沒有撤銷權，如果要撤銷規章，法院需要依據《立法法》第88條第1款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 以及《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35條 的規定，申請國務院或者省級人民政府審查。這也幾乎沒有疑問。但對法規，則有不同看法。
如果把法規的司法審查權分為撤銷權、拒絕適用權和確認權三個層次的話，分歧並不在於法院是否對違憲（法）法規享有撤銷權；因為，我國《憲法》、《立法法》等法律已經明確將違憲（法）法規的撤銷權授予了其他機關。憲法第67條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解釋憲法，監督憲法實施，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的權力。依此為依據，《立法法》第88條再次把改變或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力授予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
圍繞法規審查權的爭議主要在於法院是否可以拒絕適用違法（憲）的法規。這種爭議在「河南種子案」 的討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有的學者認為，我國法院享有拒絕適用違憲（法）法規的權力；[10]有的學者則認為，法院不得直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而應該報請有權機關審查。[11]值得研究的是，憲法和《立法法》把法規的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是否意味著司法機關沒有拒絕適用權呢？初看，似乎不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因為單從法律條文看，《憲法》和《立法法》只規定撤銷權屬於立法機關，但並沒有明確規定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另外一個有力的證據是，雖然《立法法》第88條規定了對於規章的改變和撤銷機關，但《行政訴訟法》第53條還是規定了人民法院對於規章的拒絕適用權。 可見，對於規章，我國是由制定規章的上級機關或立法機關行使一般的、改變或撤銷之審查權，司法機關是行使個案的、拒絕適用之審查權，兩種審查權力並行不悖，從而形成「雙重審查體制」。所以，《憲法》和《立法法》將改變和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並不能必然得出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的結論。那麼，對於法規的審查是否也是一種「雙重審查機制」，法院依然可以在個案中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呢？我們認為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首先，《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依據，參照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依據」意味著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僅享有適用權，沒有審查權；「參照」則意味著人民法院對於規章享有一定的審查權；只有規章「合法」時，才可以適用。如果認為法院可以拒絕適用違法的法規，那《行政訴訟法》的「依據」和「參照」的區分就沒有任何價值。

其次，《立法法》第90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這里《立法法》並沒有列入規章，對此不應該理解為是一種疏漏。它正好說明了，《立法法》的這一規定是和《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的規定是相契合的。對於規章，法律適用機關可以通過拒絕適用的方式進行有限的審查；而對於法規，當與憲法、法律相抵觸時，則只能是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不能直接拒絕適用。

可見，我國《立法法》僅授予法院對於法規違法（憲）的確認權，但沒有給予法院對於法規如同規章般的、個案的拒絕適用權，更沒有撤銷違法（憲）法規的權力。

基於以上認識，法院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對越權立法應當作如下處理：對於越權制定的規章，可以拒絕適用，與此同時，可以申請有權機關予以撤銷；對越權制定的法規，則應當逐級上報，最後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90條的規定申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

四、越權立法撤銷決定對司法裁決的效力

現在需要考慮的是，有權機關撤銷越權立法決定的法律效力問題。依據《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越權立法可以由有關機關改變或者撤銷，但撤銷的效力究竟如何沒有規定。撤銷決定向將來發生法律效力，被撤銷的越權立法不再作為民事活動、行政行為和法院裁判的依據，這應該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如果案件涉及的事實發生在撤銷決定作出之前，但該案件的審理尚在進行中，撤銷決定對其有無拘束力？更有甚者，如果基於該越權立法作出的判決已經發生效力，撤銷決定能不能成為申請再審的法律依據？簡言之，撤銷決定有沒有溯及力？如果有，溯及至何種的程度？這就需要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作一番考察。

『伍』 地方法律違背憲法的案例

李慧娟法官的判決

2003年1月25日，洛陽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一起因種子糾紛引起的賠償案件。此案經過法院、市人大等有關單位的協調，法院根據全國性法律作出了判決。然而，判決書中的一段話卻引出了大問題，30歲的助理審判員李慧娟寫道：「《種子法》實施後，玉米種子的價格已由市場調節，《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作為法律階位較低的地方性法規，其與《種子法》相沖突的條(原文如此，應為條款)自然無效……」李慧娟宣告了河南省人大通過的地方性法規不再具有法律效力。這一判決在當地政法和全國法學界引起不少議論。
在河南省人大和省高級法院的直接要求下，洛陽中院撤銷了李慧娟的審判長職務，並免去其助理審判員資格。這一處理決定未必不正確，因為，根據憲法第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第3條第3款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據此，法院在行使審判權時，確實無權對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進行評判。不過，盡管李慧娟的做法不夠審慎，但由她所引起的爭議，喚起了各界對司法審查和違憲審查問題的再度關注。
當然，「司法審查」與「違憲審查」是大不相同的。李慧娟在種子糾紛案中的判決，就屬於司法審查活動：即在具體的案件中，為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爭議，法官面對相互沖突之法律作出選擇。李慧娟選擇了全國性法律，並據此而宣告地方性法規的某些條文無效。假如實行判例法制度，則至少在河南省境內，其他法官援引或參考該判決，就可能使河南省種子條例失效。也就是說，法官對法律進行事後審查要成為一項制度，必須輔之以遵循先例的規則，而目前的司法制度並不認可這一規則。
李慧娟的判決是根據全國性法律宣告地方性法規無效，因而並不屬於違憲審查，而是「合法性審查」，而且由於沒有遵循先例原則，因而其效力是非常有限的。假如法官在具體案件中以成文憲法為依據對所涉及到的法律、法規和政令進行審查，則叫做「違憲審查」，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叫做司法性的違憲審查。

『陸』 高院關於《種子法》中違法所得的司法解釋

目前關於《種子法》中違法所得的解釋，是指從事種子生產、經營活動所取得的銷售收入，即指種子經營者銷售產品時取得的收入，包括成本和利潤。但是高院沒有明確司法解釋。
長期以來，「違法所得」的概念和計算方法在不同地方、不同行業有著不同的理解，存在行政執法中同案不同罰，處罰結果差異太大的事實。
僅以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經營發芽率不達標的劣質水稻種為例：B公司從A公司以每公斤25元單價調入雜交稻散種2萬公斤，B公司包裝後以每公斤35元銷售給農戶（含委託代理費）。在市場銷售時，行政執法部門委託有資質的檢驗機構抽樣檢驗，其結果為發芽率未達到國家強制標准，判定為劣質種子。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第五十九條的規定，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中任意一家均可對B公司實施沒收違法所得，並處違法所得的10倍罰款。假定該批種子全部銷售完畢，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處罰為：（35-25）×2萬公斤+（35-25）×2萬公斤×10倍-B公司已交分攤的企業所得稅3萬元=217萬元；農業行政主管部門處罰為：35×2萬公斤+35×2萬公斤×10倍=770萬元，其結果農業行政主管部門處罰數額高於工商行政管理機關3.54倍。
為何同一法律、同一條款、不同部門執行差異如此之大？原來兩部門對「違法所得」的認定和計算方法不同：農業行政主管部門依據《關於對種子、農葯生產、經營中違法所得解釋的函》（1999年9月11日農業部，農農函[1999]6號）第一條，認為其銷售收入就是違法所得；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依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案件違法所得認定辦法》（2008年11月21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令第37號公布）第四條，違法銷售商品的違法所得按違法銷售商品的銷售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購進價款計算；第九條，在違法所得認定時，對當事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作出行政處罰前依據法律、法規和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的規定已經支出的稅費，應予扣除。
筆者較為贊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違法所得」的認定及計算辦法，其理由是：
一、農業部1999年9月11日《關於對種子、農葯生產、經營中違法所得解釋的函》（農農函[1999]6號）是對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管理條例農作物種子實施細則》的一個解釋，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管理條例》已經廢止，該函理當無效；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管理條例》沒有賦予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對假劣種子的罰款權，而是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依照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法規的規定處罰, 農業部對違法所得的解釋顯然不適用於投機倒把行政處罰，對生產、經營假劣種子的違法所得農業部的函應當無效；
三、《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案件違法所得認定辦法》既依據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刑事案件如何認定「違法所得數額」的批復》(法復［1995］3號)中「違法所得數額是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獲利的數額」的規定，又符合客觀實際，僅僅扣除進價和已繳稅金（由違法當事人執證），不予扣除相關費用，趨於合理；
四、2000年7月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同時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關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若干問題的意見（2001年3月15日質技監局政發〔2001〕43號）中明確「本法所稱違法所得是指獲取的利潤」。而同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中的「違法所得」怎麼會是指全部銷售收入呢？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第五十九條中同時表述「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二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如果依據農業部函的解釋，有銷售行為、有銷售收入，那就有違法所得，怎麼會存在「沒有違法所得」的情形？故該函與《種子法》是有沖突的。
六、我國種子企業正處於提高階段，普遍加工儲藏設備落後，質量意識不高，因種子發芽率、含水量問題不達標，因田間隔離、去雜保純問題存在純度超標現象，加之國家批準的種子企業注冊資本太低，採用全部收入法處罰企業，很多企業可能因為一次處罰而破產。
六、種子雖然是一種特殊商品，但它不涉及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生產經營假劣種子，特別是質量不達標的種子，若採用全部收入法進行高額的行政罰款既難於執行，又會導致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執法不嚴，濫用減免權力等諸多問題。

『柒』 洛陽玉米種子案––人大職權與司法獨立相關問題：1，河南省的《種子管理條例》與《種子法》發生沖突，法

按照我國法律規定，上位法效力大於下位法，法自然是比條例有效力。省版高院對於中院有權錯誤判決是可以更改的，人大的話法律沒規定，不過人大有監督權，一般事難道人大，如果人大站在你一邊，會給法院施壓。如果是錯判，首先是省高院能管，其次檢察院也能管，畢竟是我國的監督機關，人大也有監督權，不過貌似沒有具體的更改程序，能做的也就是提個醒抗個議神馬的。希望能幫到你！

『捌』 李慧娟事件的結果如何

庭長職務和李慧娟的審判長職務，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審判員。該決定只是尚未履行提請洛版陽市人大常委會討論權的法定程序。「李慧娟事件」由此拉開序幕。而由於事件在輿論和專家、學者、法律界人士的關注下逐漸發生戲劇性的轉折和趨向明朗化，提請洛陽市人大常委會討論的法定程序就一直沒有進行。李慧娟也一直沒有收到法院送達的任何書面處理意見。4月初，院里電告她如果身體允許，希望她盡快回來上班。
法官面對法律沖突的抉擇
回首往事，李慧娟告訴記者，她自始至終在盡自己作為一個人民法官的責任。 但是分析事件的原委，我們不難理解當時的她面對法律沖突的慎重與判決後面臨的尷尬境地。農業部種植業管理司負責種子管理的隋司長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種子法》出台的精神就是市場化，現在種子沒有政府指導價，都由市場定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