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亮點

1. 《刑事訴訟法》修改了什麼

新刑事訴訟法共計修改二十三處，具體內容主要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內罪案件的處理容;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時的程序規則;補充了不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舉幾條：一、增加一條，作為第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願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二、將第十八條改為第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三、將第三十二條改為第三十三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被開除公職和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的除外。

2. 刑訴法修改的幾大亮點

新刑事訴訟法共計修改二十三處，具體內容主要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版的處理;基層權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時的程序規則;補充了不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舉幾條：一、增加一條，作為第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願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二、將第十八條改為第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三、將第三十二條改為第三十三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被開除公職和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的除外。

3. )為什麼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很好地貫徹了尊重和保障人權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為刑事訴訟法進一步適應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的現實需要和法治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做出了積極努力。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基本任務，體現了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是從《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後，又一部法律規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權，標志著我國人權保障的顯著進步。
2012年新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不僅僅是將尊重與保障人權寫入了刑訴法總則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從證據制度、強制措施制度、辯護制度、偵查程序、審判程序、執行程序等各個方面進行了修改和完善，相比舊刑訴法，新的刑訴法更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刑事和解、違法所得沒收、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等特別程序，都彰顯了我國著力加強人權保障的立法宗旨，體現了建設平安法治中國中追求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相平衡的價值取向，雖然新的刑訴法在一些原則或者制度上還有一些欠缺之處，如無罪推定、司法審查、辯護制度等，都有需要或者可以完善的地方。但不管怎樣，新的刑訴法給了法律人太多的期待，相比舊的刑訴法，新刑訴法還是有很多的進步，也標志著我國在保障人權方面所做的努力，體現了我國法治朝著民主法治中國方向發展邁出了一個大的台階。
1、總則上，新刑訴法將尊重與保障人權寫入了刑訴法總則的第二條，彰顯了我國刑事制度中尊重與保障人權的法律地位。尊重與保障人權原則是一項從憲法中移植過來的基本法律原則，將該原則寫入刑訴法總則部分，不僅充分體現了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原則，也充分體現了我國在保障人權上的顯著進步。不論是公安機關還是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都必須嚴格遵循和貫徹執行這一憲法原則。為每個公民在刑事活動中提供了基本的人權保障，為法治中國打下了結實的基礎。
2、辯護制度上，將被告人委託辯護人的權利階段提前到偵查階段，規定了辯護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實現了與新《律師法》的基本銜接。除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外，律師憑借律師證、所函、委託書即可在偵查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需偵查機關批准，並會見過程不被監聽，完善了律師閱卷制度，將法律援助的范圍從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案件擴大到可能判處無期徒刑的案件。新刑訴法無論是從被告的辯護保障，還是律師的執業保障，還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擴充，都進行了完善。不僅保證了控辯雙方的平衡，也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為尊重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提供了辯護制度上的保障。
3、證據上，對證據的內涵、證據的種類進行了修正和補充，增加了辨認筆錄、偵查實驗筆錄、電子數據等新的證據形式，將「鑒定結論」改為「鑒定報告」，不僅是證據概念更加科學，而且也更加豐富了證據的種類，有助於查明案件事實，為保障人權提供了證據制度上的基礎保障。舉證責任上明確了控方的舉證責任，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進行了完善與細化，並引入了發達國家「排除合理懷疑」經驗。與此同時，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共同建造了防範刑訊逼供的一道屏障。完善了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與證人保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證人出庭作證、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詢的難題。新刑訴法在證據制度規定的顯著進步，為被告人的人權增添了新的保障。
4、在強制措施上，強化了取保候審措施的監管與執行，細化了保證金制度，強化公安機關執行力度與責任；完善了監視居住措施，賦予其不同於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強化了審查批捕程序，規定了審查批捕的詢問犯罪嫌疑人程序和聽取辯護人意見程序以及檢察機關對於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程序，細化了逮捕條件，對「發生社會危險，而有逮捕必要」情形進行了明確的列舉，為逮捕的實際適用提供了明確具體細化的依據；對拘留、逮捕的羈押場所，新的刑訴法也進行了嚴格的限制，這些都是圍繞著尊重與保護人權而展開修改的，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在拘留、逮捕等偵查措施上了提供了人權保障。
5、在偵查程序上，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規定了訊問時全程錄音錄像制度，嚴格規定了訊問的時間、地點以及羈押的場所，規定了偵查結束前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制度，強化了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賦予了利害關系人對於違法偵查行為的申訴、控告的權利，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提供了偵查制度上的保障。
6、在審判程序上，新增加了開庭前的准備程序，聽取公訴人、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與審判有關活動的意見；規定了訴訟中止制度；擴大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限制了二審發回重審的次數，避免多次發回重審，影響訴訟效率；規定了死刑復核程序中訊問被告人，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內容。審判程序的改革，特別是限制二審發回重審的次數以及死刑復核中聽取辯護意見，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提供了審判程序上的相應保障，也標志人權保障在訴訟中朝著訴訟化的方向發展。
7、在執行程序上，增加了社區矯正的規定，對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增加社區矯正規定是新的刑訴法最大的亮點之一，對罪犯進行社區矯正，讓罪犯能充分的改過自新，很快的重新融入社會，不再犯罪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也是尊重和保障罪犯人權的充分體現。
8、在特別程序上，新的刑訴法專門單設一篇，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反所得的沒收程序，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四種特別程序，特別是未成年犯罪的檔案封存制度，都體現了新刑訴法在對尊重和保障人權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提供了特別的保障。
新的刑事訴訟法雖然對訴訟程序等進行大量的修改，規定了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擴大了辯護權的范圍，強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但同時也規定了指定地點監視居住，賦予了偵查人員法定的技術偵查、秘密偵查手段以及相關措施缺乏救濟等富有爭議性的規定，這也顯示了我國法律制度在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之間的平衡，不可否認，新的刑訴法雖有不足，但從尊重和保障人權上看，新刑訴法具有非常大的進步，為我國刑事訴訟程序進一步朝著文明化、規范化和科學化的道路前進奠定了不可磨滅的基礎。

4. 怎麼看「尊重與保障人權」寫入刑訴法/李玉萍

您好！李玉萍原文如下：
刑事訴訟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最容易發生激烈碰撞與沖突的領域，其中公權力的行使直接影響到包括自由、財產、生命等在內的公民基本權利和利益，因此旨在規范刑事訴訟活動的刑事訴訟法一直有「小憲法」之稱，被視為「行動中的憲法」，是一國法治文明與人權保障的試金石。2004年「尊重與保障人權」被寫入憲法，由此開啟了我國法制史上關於人權保障問題的先河。2012年「尊重與保障人權」被寫入刑事訴訟法，這是自「人權」入憲以來首次被寫入國家基本法中，不僅具有宣示意義，更具有普世價值和規范意義，保障公民能夠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生活得更有尊嚴感和安全感。這也昭示著我國刑事立法和司法正在不斷地朝著更加人性和理性的方向發展，意味著我國的人權保障事業的又一次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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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與保障人權」入法的宣示意義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自1996年修改後16年來的再一次大修。其間我國的社會形勢和民主法制建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依法治國」、「尊重與保障人權」被寫進憲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逐漸深入人心，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和權利意識也有了極大提高。對於此次修法，社會各界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整個修法過程也受到社會的廣泛、高度關注。其中，「尊重與保障人權」入法成為此次修法的一個最大亮點，被視為是繼2004年「尊重與保障人權」入憲後，我國刑事司法文明與民主通過法律修訂釋放出來的一個積極信號，是刑事法制捍衛憲法原則、保障人權的重要舉措，是我國人權保障事業具有實質意義的一次飛躍。

刑事訴訟是國家行使刑罰權的活動，國家權力的動用不僅具有主動性、普遍性，而且具有強制性，作為被追訴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則始終處於被動、防禦、受制的訴訟地位，其自由權、健康權、財產權乃至生命權隨時面臨被公權力限制甚至剝奪的危險，其人格、尊嚴、名譽等也容易受到不利影響。「尊重與保障人權」入法意味著國家在強調追究犯罪、懲罰犯罪功能的同時，要求規范偵查權、起訴權和審判權等國家權力的運用，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和其他正當權益，而不再將他們僅僅視為協助國家機關辦案的主體甚至是國家機關辦案的工具或手段。這同時也表明，追究犯罪、打擊犯罪不再是刑事訴訟唯一重要的目的和任務，那種「不擇手段」、「不計代價」、「不問是非」的追訴犯罪理念和做法已經或者將要成為歷史。可以想見的是，在「尊重與保障人權」理念的指引下，刑事訴訟與刑事司法將超越打擊犯罪的純粹工具價值，逐步發揮其在維護和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和利益，促進訴訟公正和司法公正，實現從制度文明到司法文明等諸多方面的價值和作用。

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發展史可以發現，無論是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還是1996年第一次修法以及2012年第二次修法，貫穿始終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就是要規范公權力的行使，避免濫捕、濫訴等侵犯公民權利現象的發生，使公民真正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此次「尊重與保障人權」入法，充分反映出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繼續朝著民主化、法治化、科學化的方向發展，我國的刑事訴訟和刑事司法也將更加人性化、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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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與保障人權」入法的現實意義

從表面上看，「尊重與保障人權」入法後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但實際上，作為一項憲法原則和訴訟原則，「尊重與保障人權」所要保護的是作為社會成員的每一位公民——無論其身份地位高低，也無論其貧富貴賤的權利和利益，因此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彌足珍貴。

有人可能認為，自己這一輩子都不會犯罪，也不會跟公安司法機關打交道，因此在刑事訴訟中規定「尊重與保障人權」與否與自己關系不大。持這種觀點的人無疑是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刑事訴訟相對於刑事犯罪而言，往往具有滯後性，在國家機關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甚至在法院依法作出判決之前，任何公民都可能成為國家機關懷疑的對象，都可能被作為嫌疑人、被告人並因此受到追訴，進而被裹挾到刑事訴訟中來，即所謂「你可以保證自己永遠不犯罪，但你永遠不能保證自己不會受到公安司法機關的追究」，而一旦作為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受到國家機關的追究，沒有人會願意自己在拘捕、偵查、起訴或者審判過程中，尊嚴或者人格被踐踏，健康、自由、財產乃至生命被無端剝奪。實際上，無辜者被追究責任甚至被判刑入獄一直以來都是困擾刑事司法界的一個無解難題。因此，尊重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實際上也就是尊重與保障作為普通公民的所有人的人權。同樣，「尊重與保障人權」對被害人也適用，因為作為普通公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犯罪的受害者，即所謂「你可以保證自己永遠不害人，但永遠不能保證自己不被人害」，因而在刑事訴訟中強調尊重與保障被害人的人權，實際上也就是保護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權。同理，「尊重與保障人權」也適用於證人、律師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因為沒有人能夠保障自己一輩子不充當證人或者不需要證人的幫助；即使不從事律師這一職業，也沒有人能夠肯定自己一輩子不需要律師的幫助，由此可見，尊重與保護證人、律師等訴訟參與人的人權，從一定意義上講，也就是保護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權。

也有人可能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因為實施了犯罪、做了壞事才受到國家追究的，對這些人沒有必要保障他們的權利和利益。這種觀點實際上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對刑事訴訟和刑事司法活動存在的一個誤區。其錯誤之處在於：首先，古今中外的刑事司法史一再警示我們，無論司法人員多麼專業和敬業，也無論司法過程多麼精密，冤假錯案都只能減少而不可能杜絕，被我們「依法嚴懲」的很可能是與我們一樣善良、正直而無辜的人。其次，現代法治國家要求，只有在確定有罪後才能懲罰犯罪人，在被依法確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懲罰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所謂「人人得而誅之」的做法早已成為歷史。再次，即使是有罪的人，也必須由司法機關對其判處刑罰並交付執行機關執行，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對其施以刑罰，更不能法外施刑。偵查機關和控訴機關在偵查和起訴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所採取的諸如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僅僅是為了防止其逃避或者妨礙偵查、起訴或者審判，因而僅具有預防性質，而非懲罰措施。最後，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罪的人，他們也只需要對其犯罪行為負責，依法接受國家判處的刑罰即可。這種刑罰對犯罪人而言即所謂的「罪有應得」，對社會和普通民眾而言是「罰當其罪」。除此之外，國家和任何人都不能一方面懲罰犯罪人所實施的「惡害」，另一方面對犯罪人施以「惡害」，採用不當手段侵害其作為「人」所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和利益，如對其實施刑訊逼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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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與保障人權」的規范意義

在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尊重與保障人權」除了被作為原則寫入總則部分外，在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規定、特別程序等訴訟制度或程序規則的修改中也都得到體現，因而具有較強的規范意義。

其一，加大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權的保障力度。辯護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駁指控、進行辯解，維護自身權益的一項基本訴訟權利。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就可以獲得律師的辯護，並擴大了指派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圍，規定對於「可能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公安司法機關要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機構為其指派辯護人。同時，為了保障被告人能夠獲得有效辯護，此次修法還完善了律師會見程序，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律師的「閱卷難」、「會見難」、「取證難」問題，解除了律師在履行辯護職責時的後顧之憂，明確規定「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

其二，在發現事實真相與尊重和保障人權之間進行平衡。發現事實真相歷來被視為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使命，並常常與人權保障問題產生沖突。此次修法在二者之間進行平衡，突出了人權保障的重要性，首次規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並設置了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以杜絕刑訊逼供和採用非法方式收集證據的現象。此外，立法在明確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的具體情形的同時，加大了對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的保護力度，避免因作證行為導致其本人或者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同時，為了維護家庭和諧與穩定，尊重人性，關照人倫，此次修法中還首次規定「不得強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證」。

其三，在公權力與個人權利的博弈中，加大了保障人權的力度。此次修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進一步規范了包括監視居住、取保候審、拘留、逮捕等在內的強制措施的適用條件，嚴格限制國家機關採取強制措施後不通知當事人家屬的例外情形，要求對於被逮捕和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24小時內通知其家屬，並將拘留後不通知家屬的情形嚴格限制為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動犯罪兩種，以避免公民「被失蹤」現象的發生，保障其家屬的知情權，並保障被採取強制措施的人能夠及時獲得幫助。同時，考慮到我國檢察機關依法具有法律監督職責，因此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明確規定檢察機關要加大對重要訴訟階段和訴訟行為如偵查、拘捕、審判和執行等的監督力度，預防和及時糾正侵害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合法權益的行為。

其四，確保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權。「由獨立、中立的審判機關進行公開、公正的審判」是刑事被告人享有的一項重要訴訟權利，是國家尊重與保障被告人合法權利和利益的體現與要求。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從以下方面保障了被告人的此項權利：一是明確二審法院開庭審理案件的范圍，限制二審法院因事實不清問題發回原審法院重審的次數，確保被告人能夠獲得及時審判，並嚴格上訴不加刑原則的適用，禁止原審法院在二審法院發回重審時加重被告人的刑罰；二是明確啟動再審程序的理由，規定上級人民法院發回重審時，應當指定原審法院以外的其他同級法院進行審理；三是規定在死刑復核程序中，應當提訊被告人，聽取被告人的意見，如果辯護律師提取要求的，還要聽取律師的意見；四是針對特殊對象和特殊案件設置特別程序，如針對未成年人的特點，設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明確附條件不起訴程序的適用，並創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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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與保障人權」關鍵在落實

「尊重與保障人權」入法不僅昭示著我國立法朝著民主與法制方向前進了一大步，也指明了我國刑事司法發展的趨勢和必然方向。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充分認識到，「法的生命在於實施」，「尊重與保障人權」入法還遠遠不夠，關鍵在於落實。只有將「尊重與保障人權」這一憲法原則和訴訟原則以及各種相關制度和規定貫徹落實到辦案過程中，才能真正促進刑事司法的文明與進步，實現對人權的尊重與保障，立法的進步意義也才能最終得以彰顯。

考慮到我國有「重打擊犯罪、輕保護人權」、「重實體公正，輕程序公正」的歷史遺留，雖然現今人們已經意識到正當程序對於實現司法公正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意識到尊重與保護包括被告人、被害人等在內的訴訟參與人的權利和利益是衡量一國刑事司法文明與民主的一個重要標示，但是要真正做到「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並重」，不僅需要廣大司法人員轉變訴訟觀念和司法觀念，不斷提高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同時，還需要在全社會培育並形成正確的法治理念和訴訟理念，切實提高廣大民眾的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而這一切的實現都必須假以時日，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公安司法人員以及全社會的法治意識和人權保障意識。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修改甚至摒棄之前的某些不符合司法規律和訴訟規律的做法，諸如「不問過程，只問結果」、「聯合辦案」等都屬於這種情形，切實尊重司法規律和訴訟規律，並嚴格按規律辦事，為「尊重與保障人權」創造良好的司法環境與社會環境。

實踐樣本

浙江

擴大刑事被告人指定辯護范圍
2011年3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下發「擴大刑事案件被告人指定辯護范圍」的通知。同年5月4日，又會同省司法廳出台「加強刑事案件指定辯護工作」意見，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

該省各級法院除認真落實省高院規定的應擴大指定辯護的9種情形外，部分法院還將被告人開庭時已滿65周歲、被告人系少數民族且不懂漢語、案件有涉外因素、共同犯罪中其他同案被告人均已聘請辯護人等也作為應當指定辯護人的情形。

該省法院還聯合司法局共同推進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規范指定辯護流程。

（詳見本報2011年5月28日一版）

榮昌

充分尊重當事人人身權利

給被告人准備相關法律條款和供其擱置文書的桌子，為公訴人、被告人與其辯護人三方提供同樣的證據資料和礦泉水，休庭時讓久未見家人的被告人當著法官的面與家人交談，讓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充分使用其話語權，充分尊重當事人人身權利。

2011年7月21日，這些在現行刑事審判模式中不常有的做法出現在了重慶市榮昌縣人民法院一起涉嫌詐騙罪案件的庭審現場。
謝謝閱讀！

5. 新《民事訴訟法》、新《刑事訴訟法》修改亮點

新《民事訴訟法》修改亮點：
此次民訴法修改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完善調解與訴訟相銜接的機制；進一步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完善當事人舉證制度；完善簡易程序；強化法律監督；完善審判監督程序；完善執行程序等。
1、證人費用由敗訴方當事人負擔
新修改的民訴法規定，證人因履行出庭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費用以及誤工損失，由敗訴一方當事人負擔。當事人申請證人作證的，由該當事人先行墊付；當事人沒有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作證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墊付。
新修改的民訴法還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其他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
2、增加專家出庭參與訴訟的規定 新修改的民訴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或者專業問題提出意見。 這樣規定的考慮是，醫療事故、環境污染和知識產權等案件，專業性強，為了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庭審過程中需要專家提供專業意見。
3、明確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新修改的民訴法進一步明確了第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現行民事訴訟法對第二審民事案件是否必須開庭審理規定得不夠清晰，實踐中有許多民事案件在第二審程序中未經開庭書面裁判，為此，應當進一步明確第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新修改的民訴法將現行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修改為：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對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不開庭審理。
4、與仲裁法的有關規定相互銜接
新修改的民訴法統一了人民法院對申請撤銷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審查標准。 現行民訴法規定了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審查條件，其中規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仲裁法規定了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審查條件，其中規定「裁決所根據的證據是偽造的」，「對方當事人隱瞞了足以影響公正裁決的證據的」。人民法院對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申請的審查比撤銷仲裁裁決申請的審查更為寬泛，不盡合理，為此，應當根據我國仲裁的實際情況，統一審查標准。
新修改的民訴法根據仲裁法的有關規定作出了相應修改。
5、增加對案外被侵害人救濟程序
新修改的民訴法還增加了對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濟程序。
6、增加對惡意訴訟懲罰措施
當前，當事人通過惡意訴訟等手段，侵害案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時有發生。對惡意訴訟，除應當適用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給予拘留、罰款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還應當在民訴法中增加對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濟渠道。 為此，新修改的民訴法關於第三人的規定中增加規定，因不能歸責於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的部分或者全部內容錯誤，損害其民事權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作出該判決、裁定、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經審理，訴訟請求成立的，應當改變或者撤銷原判決、裁定、調解書；訴訟請求不成立的，駁回訴訟請求。
7、小標的案件，一審終審
新民訴法第一百六十二條 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審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簡單的民事案件，標的額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30%以下的，實行一審終審。
現行民訴法對於民事訴訟案件統一實行二審終審制，也就是說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均有權向上一級法院提起二審，在二審審判終結前一審判決並不生效。但在司法實踐中，個別當事人為拖延審判時間，延長最終法院執行期限，對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判決依然無故提出上訴，一個簡單的案子有時能拖延一年甚至更長；另一方面，如簡單的侵權、借款、租賃糾紛案件等，權利人苦於訴訟時間太長，權利得不到及時救濟而放棄訴訟，進而通過一些非正常的甚至是違法手段行使「私利救濟」，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損失。
針對上述情況，新民訴法對於小標的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一審案件，增設「一審終審」制度，有助於減少當事人的訴累，節約司法資源，使公平正義得以及時實現。 8、當事人選擇法院，應選「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
新民訴法第三十四條 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現行民訴法已經確立了「約定管轄」制度，即當事人可以通過約定，來選擇合同或財產糾紛案件將來起訴時所管轄的法院。新民訴法在現行民訴法規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5類「固定」約定管轄地之外，增加了「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使得原來5類「固定」管轄地變成了實際聯系地的列舉，在實際中使得約定管轄更加靈活。另外，將約定管轄案件的范圍，由原來僅適用於「合同糾紛案件」，擴大到了「合同或者其他財產糾紛案件」。
在適用約定管轄時，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能違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第 二，約定的地點不能與爭議沒有任何實際聯系。
例如：在石家莊居住的一個老人向鄰居借款5萬元並出具借條，雙方不能在借條上約定爭議由石家莊中院或者河北省高院管轄，那樣就違反了「級別管轄」的規定。兩個鄰居也不能約定與借款沒有任何聯系的北京法院管轄。但如果老人的兒子還向鄰居提供了連帶還款保證，兒子住在北京市朝陽區，則北京市朝陽區就成為了與借款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該區人民法院可以作為約定管轄的法院。

新《刑事訴訟法》修改亮點
1 逼供獲得言詞證據一律排除
【草案摘錄】
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解讀】
胡康生（全國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員）：此次修改的亮點，就是在原來刑訴法嚴禁刑訊逼供的基礎上，加上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除了自己坦白的，不能進行強迫。如果逼出來的言詞證據，就一律要排除。
這從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來講是個進步；對公安機關辦案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也是動力，督促他們更要嚴格依法辦案，防止一些錯案發生。比如以前佘祥林的案子，後來反思為何會發生？原因之一就是刑訊逼供，使用非法言詞證據。
徐顯明（山東大學校長、法學教授）：任何人不能被要求證明其自己有罪，這條原則來自於聯合國的規則，不能自證其罪，任何國家機關都不讓被告人自己去證明自己有罪。這體現了人權精神，也使證據更加准確和科學，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提供了保障。
2 證人強制出庭直系親屬除外
【草案摘錄】
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解讀】
胡康生：刑事案件現在比較突出的就是證人出庭的問題。一些案件證人不出庭，直接宣讀證人證言。但是，刑事犯罪最重可能是無期徒刑甚至死刑，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要辯護，法院認為必要的證人，就得出庭。
同時，一些鑒定結論對案情的判決也很重要。舉例說，官員在貪污受賄時涉及一張名人字畫，如果最後決定犯罪不犯罪，罪輕罪重，關鍵在這個字畫值多少錢。那麼鑒定環節就很重要。對鑒定意見不一致，也可要求鑒定人出庭。
另外，為了尊重中國國情，規定被告人配偶、父母和子女，不要求強制出庭作證。
此次草案首次確立了對證人的保護制度，現在一些人為什麼不敢作證？就是怕打擊報復。包括經濟糾紛、民間糾紛等，有些人都不敢作證，更別提刑事案件了。因此，要加強對證人的保護。
3 貪官外逃財產沒收有利反腐
【草案摘錄】
對於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年後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
【解讀】
陳衛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的特別程序的設置，有利於嚴厲懲治腐敗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挽回國家損失，消除犯罪的經濟條件，並與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及有關反恐怖問題的決議的要求相銜接。
由於我國不允許缺席審判，因此，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無法到案時，訴訟程序就無法啟動，使得犯罪分子的財產長期無法得到追繳。
「不定罪的財產沒收程序，是一個特別程序，可以有針對性地解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繳其犯罪所得的問題。」由於這些財產是犯罪行為所得，因此對這些財產的追繳必須通過刑事訴訟程序。
4 懷孕婦女可監視居住
【草案摘錄】
監視居住適用於符合逮捕條件，但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撫養人的，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採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以及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監視居住措施的等情形。
【解讀】
宋英輝（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採取監視居住措施首先是為了保證訴訟的順利進行，防止嫌疑人出現逃跑、串供、毀滅證據等妨礙訴訟的行為或者繼續犯罪。
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要目標是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尋找平衡點。這樣的修訂也符合有關國際公約倡導的以非羈押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的精神。
修正案草案同時規定，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監視居住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在羈押場所和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為防止這一措施在實踐中被濫用，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5 發回重審只限一次且不加刑
【草案摘錄】
對於因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二審法院發回原審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原審法院再次作出判決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檢察院提出抗訴的，二審法院應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二審法院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
【解讀】
陳衛東：在此前的實踐中，經常會出現二審頻繁發回重審，使案件久拖不決，而且有二審法院以此來推脫責任、迴避矛盾的情況。
對於已經發回重審後又再次上訴、抗訴的案件，二審法院如何處理此前法律並沒有規定，也沒有有限制發回重審的次數。所以案件仍可能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違反程序法這些彈性較大的標准發回重審，此時案件將重新進入一審程序，案件永遠無法結束，是出現「循環審判」的訴訟怪圈，發回重審沒有次數限制是主要原因之一。
「上訴不加刑」是二審的一項原則，發回重審的案件來源於當事人的上訴或者檢察機關的起訴，也是派生於二審程序。因此對於一審法院違反訴訟程序所作出的判決，二審法院發回重審，原審法院判決不應加刑。
6 死刑復核結果應通報最高檢
【草案摘錄】
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可以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在復核死刑案件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
【解讀】
胡康生：死刑復核程序備受關注。死刑是最嚴厲的懲罰，應該慎之又慎，因為錯了就無法挽回。
按照規定，所有死刑案件須最高法核准，那麼，最高法核准要不要監督？此次規定，最高法核准死刑時，可以訊問被告人，如果辯護律師在有證據時提出還有疑問，還可以提。
徐顯明（山東大學校長）：這些修改，完善了死刑復核程序，體現了國家對適用死刑的慎重，有利於進一步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加強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法律監督。
劉昊（北京法拓律師事務所律師）：從立法規定上看，死刑復核程序過去沒有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帶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開性、透明性，為保證這類案件的質量，避免錯殺，落實「少殺、慎殺」的原則，完全有必要增加這樣的規定。
7 因賄賂被監外執行不計入刑期
【草案摘錄】
對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及時收監：（一）發現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二）嚴重違反有關暫予監外執行監督管理規定的；（三）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消失後罪犯刑期未滿的。
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其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解讀】
胡康生：有的貪污受賄的官員或有錢的老闆判刑後，進去沒多少時間又出來了，甚至威脅舉報的人。有的判了死緩，十多年就出來了；有的判了15年，還不到1年就保外就醫了。對現實中存在這種情況，老百姓反映很強烈。
此次對監外執行有了嚴格規定。如果一旦發現行賄、拉關系等手段出來的，馬上就要收監，且在外面的時間不算，重新計算刑期。同時，對減刑假釋和監外執行要加強監督，避免花錢減刑。
徐顯明：監外執行有時候已經成為某些人的特權，人民群眾對監外執行意見很大，這次是做了一系列完善。包括監外執行的時間、取保候審、監外就醫等不能計算刑期，這些修改，有利於規范執法，防止犯罪利用這些制度逃避刑罰。
8 技偵所得材料可直接作為證據
【草案摘錄】
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採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解讀】
顧永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現在每年的刑事發案立案數500萬件左右，大概五六年前還是二三百萬、三四百萬，這幾年急劇增加。我們的破案率是多少？大概十年前，我們的破案率72%-73%，現在的破案率是45%-50%。我們打擊犯罪偵查破案的能力受到嚴重的挑戰。社會上的犯罪有組織性、流動性、反偵查性越來越強，如果不提高偵查破案的能力，社會的安全、人民的安危就處在很不穩定的狀態，所以必須提高偵查破案能力。「怎麼提高？一個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技術偵查，包括秘密偵查。
許蘭亭（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草案規定過於籠統，應該把使用技術手段的條件進行明確規定。過去多年我們內部一直有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與此相伴隨一直有如何審批、如何控制的規定，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樣的規定經過梳理和斟酌以後寫到刑訴法條文中。
9 輕微刑事案件當事人可「和解」
【草案摘錄】
公訴案件適用和解程序的范圍為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犯罪，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這一程序。
【解讀】
全國人大法工委有關負責人：將部分公訴案件納入和解程序，適當擴大和解程序的適用范圍，有利於化解矛盾糾紛。
同時，考慮到公訴案件的國家追訴性質和刑罰的嚴肅性，為了防止出現新的不公正，對建立這一新的訴訟制度宜審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適用范圍也不能過大。
陳光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制度不是一點沒有弊端，但是修正案草案規定的適用范圍很窄，比較嚴格，而且必須出於雙方自願。鼓勵犯罪人道歉賠償，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權益，使其得到更多賠償。這有利於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10 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
【草案摘錄】
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

6. 刑訴法修正案草案有哪些亮點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4月25日在京舉行。會議初次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對《英雄烈士保護法草案》《人民陪審員法草案》進行二次審議。

審理過程中被告人自動投案 應重新審理

修正案草案還規定了法院重新審理的情況。

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自動投案或者被抓獲的，法院應當重新審理。

罪犯在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後歸案的，法院應當將罪犯交付執行刑罰。交付執行刑罰前，法院應當告知罪犯有權對判決、裁定提出異議。罪犯對判決、裁定提出異議的，法院應當重新審理。

沈春耀說，這樣規定，不違反刑事訴訟的公正審判和程序參與原則，也符合國際上通行的司法准則的要求。

增加被告人死亡可缺席審判的規定

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對被告人患有嚴重疾病中止審理和被告人死亡案件可以缺席審判的規定。

由於被告人患有嚴重疾病，無法出庭的原因中止審理超過六個月，被告人仍無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或者同意繼續審理的，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況下缺席審理，依法作出判決。

被告人死亡的，法院應當裁定終止審理。但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無罪的，法院經缺席審理確認無罪的，依法作出判決。

此外，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法院可以缺席審判，依法作出判決。

不斷完善，有法可依。

來源：北青網

7. 2012年刑事訴訟法最新修改中職權主義向控辯式的改革體現什麼規律

一、控辯平衡主義與新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一）控辯平衡主義的內涵
刑事訴訟中的控辯平衡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公訴方與辯護方在訴訟地位上的平等，具有對等的權利義務。在刑事司法中，一般分為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兩種訴訟模式。職權主義表現為糾問式司法，即在刑事司法過程中，裁法官及法院占據主要地位，此種模式多為大陸法系國家所採用。當事人主義表現為控辯式司法，法官處於消極的裁判地位，在司法過程中由控辯雙方進行相互攻守，最終由法官根據控辯雙方的證據情況及辯論情況最終裁定被告人所應當承當的刑事責任。廣義上的控辯平衡應當指在上述兩種不同的刑事訴訟模式中，控方與辯方達到平衡狀態，狹義上的控辯平衡僅指在當事人主義的刑事司法中，控辯雙方達到平衡狀態。控辯平衡在刑事司法中的實現，需要控辯雙方在刑事司法中切實發揮作用，並推動整個刑事訴訟過程的發展，因此，在當事人主義下討論控辯平衡才有研究的價值。
兩種不同的訴訟模式體現了兩種不同的刑事司法理念：國家本位和個人本位。從對於加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保護來說，當事人主義將代表國家的公訴方與辯護方置於平等地位，更加有利於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
（二）新刑訴法的人權保障要求與控辯平衡
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將最終和保障人權作為其基本任務之一，並貫徹在整個刑訴法修訂過程中。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發展史來看，現行刑事訴訟加強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刑事訴訟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國家通過公權力的行使，按照法律的規定，對涉嫌犯罪的行為人進行定罪量刑。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爭，應當根據實際需要賦予司法機關應有的職權、手段，保證其能夠及時地發現犯罪事實和犯罪嫌疑人；同時帶有國家強制力的公權力的運行必然給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組織的權利帶來影響，為了保證人權，又必須對各項權力進行規制。在刑訴法的運行過程中，訴訟參與人不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還包括被害人、辯護人、證人等，公權力的運行同樣也可能造成對上述訴訟參與人權利的侵害。因此，刑事訴訟法人權保障的價值不能是僅指向犯罪嫌疑人，同時對其它訴訟參與人人權的保護，而此次新刑訴法的修改也正體現了這一點。
在本次刑事訴訟法在對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的地位進一步調整。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實現控辯雙方訴訟地位平等化對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權利有著積極意義。從此次刑訴法修訂中，體現控辯平衡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1）明確規定了司法機關應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2）加強了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進程的作用，提前了其介入階段（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詢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等規定）。（3）增加庭前程序。（4）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規定了簡易程序檢察機關應當派員出席法庭。
二、修改後簡易程序對實現控辯平衡的意義
本次刑訴法的修訂，對簡易程序的修改內容較多，修改的主要內容為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擴大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二是明確了簡易程序的限制適用情形；三是對簡易程序審判組織刑事的明確，四是規定了檢察機關必須派員出席法庭。
（一）簡易程序擴大化與控辯平衡
簡易程序本身的制度價值在於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訴訟效率。司法進程的縮短，有利於被告人盡早回歸社會角度。從簡易程序的制度設計來看，在被告人主動悔罪是適用簡易程序的前提。被告人認識到自身犯罪行為的有責性，是使得庭審得以降低控辯對抗程度的根本原因。對比修改前後的刑事訴訟簡易程序適用范圍，新刑訴法將「基層人民法院管轄案件」均規定為在符合條件下可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
有觀點認為，適用簡易程序的擴大化，可能會導致控辯關系的失衡。主要原因在於，簡易程序的適用要求被告人承認自己的犯罪行為，在庭審對抗中，被告人無法再以是否構成犯罪做出辯解。筆者認為，這並不能作為導致控辯關系失衡的理由。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規則規定如被告人如不認為自己構成犯罪，則應當終止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審理。相反，簡易程序適用的擴大化，將更加有利於控辯關系的平衡。簡易程序要求被告人承認罪行，並同意適用簡易程序，因此，簡易程序本身即保證了對被告人辯護權，給予了被告人是否行使對夠罪與否和罪輕罪重的辯護權。
（二）簡易程序公訴人出庭制度的控辯平衡意義
新刑訴法將原先關於簡易程序庭審的「人民檢察可以不派員出席法庭」變更為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在新刑訴法出台前，多有學者意見批判簡易程序中，法官——公訴人——辯護人三角地位的失衡。在司法實踐中，如公訴人不出庭參與訴訟，對證據的質證，對罪行輕重的辯護，只有辯護人和被告人的意見，控辯平衡向辯護方傾斜。在司法實踐中，如被告人承認其罪行，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往往囿於輕刑輕重的辯護，而因檢察院未能派員出庭，往往對證據的調查過程中，法官不自覺的承擔了出示偵查機關所取得證據的角色。從表面上看，似乎是控辯雙方關系為傾向於辯護人與被告人一方，但從司法實踐上看，實際上對於辯護人的辯護范圍產生了不小的制約，並將辯護人與法官置於直接的沖突環境之中，反而更加不利益實現控辯關系的平衡。
新刑訴法要求檢察機關必須派員出庭參加庭審，其實為恢復了在庭審過程中的三角抗辯關系，恢復了法庭辯論的對抗性。從而將法官重新歸於居中裁判者的地位。檢察機關派員參與簡易程序庭審，對恢復控辯關系的平衡具有積極意義。
三、修改後簡易程序實現控辯平衡可能遇到的現實問題及解決路徑
（一）簡易程序啟動適用的問題
修改後簡易程序適用的最大特點在於將適用范圍擴大到所有基層檢察機關審理的案件。從司法效率上看，擴大適用簡易程序有利於司法效率的提高。但在司法實踐中，如果一味追求司法效率，可能導致漠視被告人、辯護人辯護權的現象出現。目前，我國基層法院所需辦理的刑事案件巨大，法官所面臨的辦案壓力較大。簡易程序適用的擴大化可能導致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通過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要求被告人和辯護人同意採用簡易程序審理。適用簡易程序的前提則是要求被告人承認所犯的罪行。此種情形下，作為簡易程序適用條件的「承認所犯罪行」異化為適用簡易程序的結果，被告人和辯護人的合法辯護權受到制約。這在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後，應當在司法實踐中加以注意並予以避免的。
（二）簡易程序檢察機關出庭的司法資源壓力
目前，全國檢察機關在司法資源上呈現出「人少案多」的矛盾，在一些經濟發達，案件數量多的地區，如北京、上海等地，基層檢察院司法資源不足和案件數量巨大呈現出突出的矛盾。新刑訴法實施後，要求每個案件（包括簡易程序）必須有檢察機關派員出庭，這一方面維護了庭審過程中的控辯平衡，但另一方面，對於檢察機關如何合理分配檢力資源提出了新的挑戰。另外，檢察機關在派員出席簡易程序庭審過程中，如何發揮好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功能，如何在簡易程序適用過程中，體現出控辯平衡，保護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是在新刑訴法實施後可能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
（三）對合理適用簡易程序和有效使用司法資源的建議
對於簡易程序的啟動，應當認真審查案件是否確實符合法律規定適用簡易程序的條件。檢察機關應當發揮法律監督職能，對在起訴時認為符合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應提出適用簡易。對法院認為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的，檢察機關應加強監督。此外，應當發揮好辯護人的監督作用，加強被告人與辯護律師的會見工作，使得辯護律師的意見能夠真實的反映被告人的權利訴求。
在檢察資源的合理利用上，2012年，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朝陽區檢察院等基層檢察員對於如何處理好簡易程序出庭要求已有了相關的實踐。公訴人值班制度等已在部分基層院開始正式運行。檢察機關統一安排固定的在法院值班檢察人員，參與當天審理的簡易程序刑事案件。這種方法有效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同時保障了在庭審過程中三角控辯關系的存在，有利於維護控辯平衡，保護被告人合法權利。但是，公訴人值班制度也存在劣勢：如何保障值班公訴人熟悉案情並切實發揮控訴職能，對庭審進行有效監督，是將來在司法實踐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8.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強制措施修改的內容有哪些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獲人大通過，這次修改內容很多,主要有以下九個方面：

一、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得到有效保障。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辯護權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規定。

二、修改完善了律師會見閱卷程序。新刑事訴訟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師法》的相關規定,完善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加強了對律師依法履行職責的保障。

三、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法律監督。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於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對處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四、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證據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木製度，對於保證案件質量，正確定罪量刑具有關鍵作用。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同時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五、規范了證人出庭作證制度。證人出庭作證對於核實證據、查明案情、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證人、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而不出庭的問題比較突出,影響審判的公正性,需要進一步予以具體的規范。
六、擴大了法律援助適用范圍。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擴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范圍。
七、適當調整了簡易程序適用范圍。新刑事訴訟法還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簡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

八、修改完善了二審程序。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同時，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性規定。

九、完善了刑罰執行程序。刑罰執行程序是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規范。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暫予監外執行規定，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

9. 2012年我國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做了哪些改動

一、將第二條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二、將第十四條第一款修改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
刪去第二款。
三、將第二十條修改為：「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刑事案件：
「（一）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案件；
「（二）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四、將第三十一條修改為：「本章關於迴避的規定適用於書記員、翻譯人員和鑒定人。
「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規定要求迴避、申請復議。」
五、將第三十三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人。
「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要求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及時轉達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託辯護人。
「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託後，應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機關。」
六、將第三十四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七、將第三十五條修改為：「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
八、增加一條，作為第三十六條：「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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