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司法行政法律服務案例

㈠ 司法部關於廢止《司法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加強對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管理的若干規定》

司法部在2009年，2002年，2001年，2000年分別廢除了很多相關的部門規章，規范性法律文件。其中，2009年共廢除12件，2002年共廢除324件，2001年廢除《律師資格考試辦法》這1件，2000年共廢除63件。
所以有很多文件都被司法部廢止的，你要說清楚你需要的這三部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全名。否則很難查找。另外，如果是太早之前的文件，現在也未必能夠查到。

我這邊給你附上《司法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加強對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管理的若干規定》的全文。
為加強對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管理，滿足社會對法律服務的需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和《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司法部關於加強法律服務機構統一管理的請示的通知》（國辦發<1985>82號）的有關規定，現對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設立及管理，作如下規定：
一、名稱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名稱，按行政區劃、字型大小、業務性質和組織形式的順序組成。未經司法部審查同意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不得使用「中國」、「全國」、「中華」、「國際」等字樣。
設立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符合成立公司條件的，稱為「……法律咨詢服務公司」；不具備成立公司條件的，稱為「……法律咨詢服務部（社、所）」。
二、性質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是向社會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企業法人。其經濟性質按登記管理法規的有關規定核定。法律咨詢服務機構必須與主辦單位在人、財、物等方面徹底脫鉤。
三、成立條件
成立法律咨詢服務機構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1．八名以上專職人員。其中至少五名是已取得法律專業大專以上畢業文憑者；或已取得律師資格者；或實際從事法律專業工作（包括在公、檢、法和行政執法機關工作以及從事法律教學、研究工作）五年以上者。符合上述條件的離、退休幹部按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2．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和必要的辦公條件。
3．自有資金三萬元以上（成立公司的須十萬元以上）。
4．有健全的財會制度。
四、經營范圍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可以提供下列法律服務：
1．解答法律詢問；
2．代為草擬、審查、修訂有關法律事務的文書；
3．擔任法律顧問；
4．代理非訴訟法律事務。
五、審批、登記和監督管理
1．審批及登記
申請成立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首先經設立該機構的主管部門審核後，向當地司法行政機關申請。由當地司法行政機關逐級審查同意後報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批准。正式批文應通知申報單位並報司法部備案。申請成立全國性的法律咨詢服務公司，須報司法部審批。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於申請批准後三十日內，持司法行政機關批准件，按分級登記管理的有關規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請登記注冊，取得《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於登記注冊後，將開戶銀行及帳號報原登記主管機關備案。
申請成立和申請登記法律咨詢服務機構，均應提交下列文件：①主管部門審核同意的文件；②申請報告；③章程；④主要負責人的身份證明和組成人員的學歷、職稱和資歷證明；⑤業務活動場所使用證明；⑥資金信用證明或驗資證明；⑦其它必要的文件。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要求變更登記事項，應當向原批准機關提出申請，獲得批准後三十日內，向原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終止，應報原批准機關審批，並於稅務、債務和其它有關事宜清理完畢後，向原登記主管機關辦理注銷登記。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設立、名稱變更或終止，均須在省級以上報刊上公告。
2．管理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接受司法行政機關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管理，並按規定分別交納管理費和登記費。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成員（包括已經取得律師資格的成員）受本機構的指派從事咨詢活動時，一律不得使用律師名義，不享有法律規定的律師的各種權利。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不得聘用兼職人員。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於每年1月31日前要向批准其成立的司法行政機關報告上一年度的業務開展情況及工作總結，應當接受工商行政管理、稅務、財務和審計等有關部門的監督檢查；並應按登記管理法規的有關規定接受原登記機關的年度檢驗。
3．處罰
對於違反以下規定之①、②、③、④項的，由司法行政機關根據情況分別給予警告、撤銷機構的處分；對於違反以下規定之①、②、⑤、⑥項的，由工商行政機關根據登記管理法規的有關規定，給予警告、罰款、停業整頓、沒收非法所得、扣繳、撤銷營業執照的處罰：
①未經批准和登記擅自開業的；
②超出核準的經營范圍的；
③以律師名義進行活動的；
④因不稱職給當事人造成重大損失的；
⑤未按規定辦理變更登記、注銷登記及年度檢驗的；
⑥違反其他登記管理法規的；
六、經費管理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提供法律服務，暫按照《律師收費辦法》收取費用，不得超標准收費。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營業所得，應依法納稅，其稅後利潤，按一定比例設立發展基金、風險基金、社會保險基金、福利基金等。
法律咨詢服務機構的人員工資標准，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商有關部門確定。離、退休人員從事法律咨詢服務的個人收入，應按國務院有關規定執行。
七、本規定下發前已設立的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在本規定下發之日起六十日內，向司法行政機關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補辦批准和登記手續。在補辦過程中，各地司法行政機關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必須嚴格按照本規定重新審查，對於與本規定不符的法律咨詢服務機構，應予整頓或撤銷。
八、本規定未盡事宜，應按有關法律和規定辦理。
九、本規定自下發之日起執行。

㈡ 司法部如何落實「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

為認真貫徹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行國家機關「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的意見》，日前，司法部印發了司法行政系統落實「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實施意見的通知，明確了司法行政系統「誰執法誰普法」的主要任務、重點內容和責任主體。強調司法行政機關既是執法機關，又是普法的主管機關，要在落實「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上發揮帶頭作用，結合司法行政工作職責，把普法融入司法行政各項業務中。

《通知》要求，各級司法行政機關要高度重視，及時做好「誰執法誰普法」的安排部署，制定落實方案，細化任務措施。要堅持系統內普法與社會普法相結合，堅持全員普法、全程普法。要加強對全系統執法業務部門和法律服務機構普法責任制落實情況的檢查考核，加強服務管理和工作指導，推動司法行政系統「誰執法誰普法」、「誰服務誰普法」普法責任制落到實處。

㈢ 司法部發布選房搖號等公證指導性案例有什麼貓膩

司法部辦公廳關於發布第3批公證指導案例（7—8號）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法局：

經研究，現將商品住房選房順序搖號現場監督公證等2件案例（指導案例7—8號），作為第3批公證指導案例發布，供各公證機構辦理公證業務時參照。

司法部辦公廳

2018年6月25日

公證指導案例7號 商品住房選房順序搖號現場監督公證

關鍵詞：

商品住房銷售 選房順序搖號 現場監督公證

案情概況

2017年5月，南京市某房地產公司星暉花園項目商品住房銷售的申購人數大於房源數。為保障銷售活動公平公開透明，5月29日上午，該房地產公司向江蘇省南京市某公證處申請辦理商品住房選房順序搖號現場監督公證，希望採用電腦搖號方式確定申購人選房先後順序。受公證處指派，公證員王某審查了房地產公司代理人提交的營業執照、商品住房預售許可證、授權委託書、銷售方案等材料；重點審核了經南京市房地產市場綜合執法辦公室核驗的《報名搖號清冊》，確認該商品住房銷售項目共有375組申購人，其中有356組符合南京市住房限購政策，具備搖號資格。根據審查情況，公證處於當日受理了公證申請。

隨後，公證員王某與房地產公司代理人進行充分溝通，制定了《搖號規則》，重點明確了以下內容：1、本次搖號活動暫定於5月31日上午10時在公證處進行，如在公示期內有申購人提出異議且不能及時解決的，則推遲搖號時間；2、搖號活動由公證員全程主持；3、搖號活動採用電腦搖號方式進行，搖號電腦和軟體均由公證處提供；4、搖號活動現場生成搖號所需要的號碼數據，須與申購人在《報名搖號清冊》中的報名序號一一對應；5、搖號活動現場突發情況的處理規則；6、搖號活動通過公證處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對外進行視頻直播。5月29日下午，公證處通過官方網站對《報名搖號清冊》《搖號規則》進行了24小時的公示。5月30日，公證處對准備搖號使用的專用電腦進行了檢查，與經檢測合格的搖號軟體共同封存。

公示期滿，公證處未接到有效異議。5月31日上午10時，搖號活動如期在公證處舉行，公證員王某、張某主持搖號活動。首先，公證員王某現場介紹搖號活動的有關規則，安排公證員助理啟封搖號電腦和搖號軟體，操作電腦運行搖號軟體生成搖號所需要的號碼數據。隨後，公證員王某宣布了搖號現場突發情況處理規則，公證員助理操作搖號軟體隨機生成了356組有效申購人的選房先後順序號碼。最後，公證員王某現場宣讀公證證詞，並對本次搖號活動使用的電腦和軟體進行封存。房地產公司代表、申購人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紀檢監察人員、房地產監管部門代表、新聞媒體代表受邀到場見證。公證處通過官方網站及微信公眾號對搖號過程進行了視頻直播。搖號活動結束後，公證處將搖號結果在官方網站進行了公示。6月5日，公證處依法出具了公證書。

案例評析

✓一、公證要點

1、公證機構辦理商品房選房順序搖號現場監督公證，應當事先與房屋管理部門充分溝通協調，在工作層面進行有效銜接。公證機構應當從嚴、從實、全方位、全流程參與搖號過程，切實履行公證職能。

2、公證機構應當對商品房申購人的信息和資格盡到審查義務，確保用於搖號的基礎數據真實、完整和准確，防範人為操作搖號結果的情形發生。符合搖號條件的申購人名單信息應當由公證機構公示，或者公證機構監督開發商公示。

3、公證機構應當指導公證申請人制定科學嚴謹的搖號規則，明確相關突發事件的處置預案，確保搖號活動的公平和安全。公證機構發現抽簽搖號活動違反事先已明確的規則、當事人及相關人員存在弄虛作假和徇私舞弊的情形，應當終止公證。

4、公證機構應當重點排除人為和技術上的干涉和干擾，自主控制、自行開展商品房搖號工作。採用計算機搖號的，要保證計算機的專用性，不得用於搖號以外的其他用途；要保證軟體由公證協會、公證機構或房屋管理部門自主或委託開發，並經檢測合格，在使用的各個環節不存在他人介入的可能，不得使用房地產公司或其他利益相關方提供的軟體；計算機及軟體在搖號前和搖號後由公證機構封存保管，搖號時不得接入互聯網。採用傳統人工方式搖號的，要根據規則使用相應的方法和工具，保證搖號的隨機性、公正性和全程公開。公證機構應當對現場搖號環節全程錄像，並可以採取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進行現場直播。

5、公證機構應當在搖號結束後現場宣布搖號結果，並採取適當方式進行公示，接受社會監督。

✓二、案例意義

近年來，為促進房產依法公平交易、維護市場經濟秩序，越來越多的地方引入公證手段，對商品住房選房順序搖號活動進行現場監督。公證以客觀中立身份一方面幫助制定購房選房規則、解釋和運用規則，對選房搖號全過程進行監督、證明和公示，能夠確保房產交易公開透明，有效預防房產銷售過程中的暗箱操作行為；另一方面能夠有效保障人民群眾獲得公平合理的選購權益，避免矛盾糾紛和群體性事件發生。公證機構在其證明、監督過程中，對交易規則的解釋和運用，是向社會、公民進行普法宣傳教育的有效途徑。

7月10日，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員再次來到公證處，申請對其組織的2017年全市民辦初中學校新生入學電腦派位過程及其結果進行現場監督公證。公證員田某審查了蓋有教育局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簽名的公證申請書、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授權委託書、代理人身份證明、《關於各民辦學校報名人數和電腦派位擬錄取人數的情況說明》後，受理了公證申請。

7月13日上午，公證員田某和助理前往市教育局。在公證人員的監督下，各學校報名數據由市教育局工作人員逐一進行比對，確認無誤後將數據形成電子文檔，與電腦派位系統軟體一同刻錄到光碟中。光碟經市教育局工作人員和公證員共同簽封後，交由公證處專門保管。對於用來派位的專用電腦，公證員進行檢查後予以封存。

7月15日上午，公證員田某和助理來到市教育局電腦派位現場，在學生家長代表、政府有關部門和監察部門工作人員的見證下，當眾啟封電腦和光碟。公證員就前期電腦派位系統編程科學、合理、可行性的認證，以及檢測效果、數據錄入、電腦系統及場所封存和檢查情況，向在場人員進行了說明。之後，公證員監督市教育局工作人員操作電腦進行隨機派位，並將結果暨錄取名單列印一式三份，由市教育局負責人、各學校負責人和公證員簽名確認。公證處據此證明民辦初中新生入學電腦派位工作全過程符合法律規定和有關規則，派位結果真實、有效，並當場宣讀了公證詞。

案例評析

✓一、公證要點

1、公證機構辦理新生入學電腦派位現場監督公證，應當確保從搖號規則制定到搖號結束的全部流程都在公證機構的監督范圍內，保障活動的真實、公平、透明。支持具備條件的公證機構先期介入申請人資格審查。同時，要會同公證申請人研究制定應對派位現場突發情況的預案。

2、新生入學電腦派位軟體系統應當由公證協會、公證機構提供。暫不具備條件而由教育管理等部門提供的軟體系統，公證員應當審查軟體著作權，確認不存在侵權情況；應當進行計算機軟體安全性、可靠性檢測，開展模擬測評，確認演算法概率公平；公證機構應當派員對檢測過程進行監督，並對軟體予以封存。

3、公證機構應當對教育主管部門提交、已經審核過的參加電腦派位的申請人情況進行再審查，重點審查學校接受新生計劃數額與教育管理部門下達的計劃數是否一致，以及申請人報名的信息真實准確，是否存在重復報名等違規情形。

4、公證員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在操作電腦派位運行前，向現場代表就前期電腦派位準備工作和公證機構對其審查、監督的情況進行說明。

5、在電腦派位過程中，公證人員應當監督電腦軟硬體設備是否正常運行，每一個步驟是否符合已審查確認的程序，所產生的數據是否屬實。公證員應當現場宣讀公證詞，宣布派位結果。公證機構應當採取適當方式將派位結果予以公示，接受社會監督。

6、公證機構對於電腦派位原始數據、系統程序和派位過程中產生的資料，應當全部留存附卷備查。

✓二、案例意義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內容，關系民眾切身利益和民生福祉。公證運用溝通、證明、監督的制度優勢，參與入學派位工作過程的監督，保證入學派位過程公平、公正、公開透明，能夠切實維護入學升學正常秩序，有利於消除社會公眾疑慮、維護政府公信力。公證對入學派位過程的監督、規則運用和宣講，是以案釋法、宣傳法治的有效方式，也是公證防範風險、服務社會治理創新、公平配置社會資源、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體現。

✓三、相關法律和政策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十一條；

2、《公證程序規則》第五十二條。

供不應求呀。

消息來自鳳凰網。

㈣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㈤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起訴司法部最新消息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書
（2015）三中行立初字第00756號
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住所地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洛社鎮石塘灣石獅東路1號。
法定代表人繆建平，主任。
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以下簡稱惠邦法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以下簡稱司法部）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確認司法部不對惠邦法律所提出要求對其第19號令及司復（2002）12號批復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作出解釋之行政行為違法，並判令司法部在十日內就其第19號令及司復（2002）12號批復是否適用已脫鉤轉製成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及其執業人員，並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繼續做出解釋。
本院認為，當事人提起行政訴訟，應當符合行政訴訟法設定的起訴條件。司法部制定了《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及司復（2002）12號批復。惠邦法律所要求司法部對上述二者的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作出解釋，是一種行政咨詢行為。行政咨詢行為不屬於可訴行政行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第八十五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對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的起訴，本院不予立案。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谷紹勇代理審判員王蕾蕾代理審判員巫揚帆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書記員王彬

㈥ 2022年司法部主觀題指導案例什麼時候出

已經出來了。
司法部第一批發布了3個公證指導性案例，請談談選擇這些案例的相關考慮。
這次發布的3個指導性案例，都是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公證業務。總的考慮是，要確保指導性案例適用法律正確、法律與社會效果良好，對公證機構、公證員辦理類似公證業務有指導作用，能夠回應人民群眾對社會法律服務的需求並具有較強的社會現實意義。
第1批公證指導性案例中收錄的意定監護協議公證、未成年子女撫養費提存公證、出租方單方收回租賃房屋的證據保全公證，都涉及新情況的處理或新法律的適用，案例中明確的有關公證辦理方法。
對於人民群眾運用公證手段確保法律行為的合法有效，提前預防矛盾糾紛、減少可能發生的訴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㈦ 律師為人民服務的事例

女律師投身西部法律援助

46歲的馬蘭律師，放棄北京舒適優越的生活，主動來到貧困的西部，投身法律援助事業，猶如一朵盛開的馬蘭花，用淡雅的姿容裝扮著雪域高原。昨天上午，市司法局召開首都律師先進事跡宣講會，榮獲「十大優秀中國法律援助志願者」稱號的馬蘭律師和其他4名受到表彰的律師一起進行了宣講。
為普法走訪全縣
2010年4月，馬蘭報名參加了司法部、團中央發起的「1+1」法律援助志願者行動，後來到甘肅省山丹縣當志願者。山丹是個偏僻落後的小縣城，生活條件很差。馬蘭住在檢察院一座廢棄的辦公樓里，一張床和一張桌子是全部家當，整座樓只有她一個人。
山丹縣只有一名執業律師，為提高老百姓的法治意識，也為了廣泛了解群眾的需求，馬蘭走訪了縣里每一所學校和鄉鎮，對當地的基本狀況以及百姓的生活習俗有了一定的了解。
幫留守兒童辯護
馬蘭曾代理過一個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6個少年為籌集出門打工的費用，將一個13歲的男孩活活打死。馬蘭為年紀最小的嫌疑人小亮辯護，小亮的父母因長期在外打工，疏於管教，小亮開始逃學放縱，直到走上犯罪的道路。馬蘭很同情這些留守兒童，也盡最大的努力依法為其爭取改過自新的機會，最終小亮因為不到14歲，不是主犯，也沒造成致命傷而被決定不起訴。
這個案件深深觸動了馬蘭。甘肅很多鄉鎮都有大量留守兒童，缺少父母的有效監管、缺少教育和關愛是導致他們犯罪的重要原因。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她覺得自己有責任也有義務為改善這種狀況做些什麼。一年裡，她的足跡踏遍了山丹縣所有鄉鎮的中小學校園，給他們講這個案例，講法律常識，講遇到危險時應該怎麼處理。
再申請做志願律師
馬蘭說，她以前在北京做律師都是和有錢人打交道，可做了志願律師，接觸到眾多弱勢群體後，她才真正體會到法律援助的價值和意義。在山丹的一年快結束時，2011年7月，馬蘭又主動申請到西藏繼續法援之旅。
來到藏區，馬蘭先從培訓司法助理員和鄉鎮幹部入手，舉辦法律援助專題講座。隨著法律援助工作的逐步深入，案件從無到有、從少到多，最忙的時候，一天要受理30多起案件。一個工人受雇他人幹活的第一天從梯子上摔下成了植物人，老闆為躲避賠償反而要起訴他。由於這個工人是經老鄉介紹受雇於老闆，家屬連老闆是誰都不知道，收集證據非常困難。馬蘭多次跑工地，找介紹人和工友取證，找相關單位，最終促使雙方達成和解。在這個工人去世6天後，家屬拿到了36萬元賠償金。
全身心投入援助工作
西部的經歷給馬蘭的身體也帶來一些傷害，但她並不後悔。她說，到西部從事法律援助志願服務並不容易，單靠熱情和沖動很難堅持。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看到努力一點點地呈現在那些被援助者欣慰和感激的臉上時，才會有辛勤耕耘後期盼收獲的渴望和愜意。
晨報記者 顏斐

首都律師先進事跡宣講會召開2013-03-01 03:04來源：北京日報
本報訊（記者 王維維）昨日，市司法局召開首都律師先進事跡宣講會。副市長張延昆出席會議並講話。
會上受邀進行宣講的律師有：在國際貿易爭端解決領域為維護民族產業權益堅守多年的蒲凌塵律師；放棄舒適生活，到雪域高原投身法律援助事業的馬蘭律師；為婦女兒童撐起一片維權天空的王芳律師；致力於中關村科技園區企業發展的朱振武律師；將普法班車開進社區的李海珠律師。
張延昆說，五位宣講律師的服務對象不同，從事的專業領域也不同，但都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首都特色，展示了首都律師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的高尚情懷。
張延昆要求，全市律師要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首都意識，進一步提供更加優質、更加便利的法律服務，進一步提高法律服務質量和覆蓋面，不斷滿足首都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順應人民群眾對法律服務的新期待，在服務首都經濟社會發展、維護人民群眾利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作者：王維維

㈧ 法律工作者起訴司法部最新進展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書
（2015）三中行立初字第00756號
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住所地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洛社鎮石塘灣石獅東路1號。
法定代表人繆建平，主任。
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以下簡稱惠邦法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以下簡稱司法部）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確認司法部不對惠邦法律所提出要求對其第19號令及司復（2002）12號批復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作出解釋之行政行為違法，並判令司法部在十日內就其第19號令及司復（2002）12號批復是否適用已脫鉤轉製成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及其執業人員，並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繼續做出解釋。
本院認為，當事人提起行政訴訟，應當符合行政訴訟法設定的起訴條件。司法部制定了《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及司復（2002）12號批復。惠邦法律所要求司法部對上述二者的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作出解釋，是一種行政咨詢行為。行政咨詢行為不屬於可訴行政行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第八十五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對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的起訴，本院不予立案。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谷紹勇代理審判員王蕾蕾代理審判員巫揚帆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書記員王彬

㈨ 各級司法局的148法律服所如何管轄代理案件

您好！請網路2002年12月10日司法部作出的《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回不在本答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司復[2002]12號）。有關內容附後。僅供參考。謝謝！

你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收悉。經研究，批復如下：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

㈩ 急求行政法例題分析解答

一、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現實基礎

（一）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法律參照

《繼承法》第7條規定：繼承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喪失繼承權：（一）故意殺害被繼承人的；（二）為爭奪遺產而殺害其他繼承人的；（三）遺棄被繼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繼承人情節嚴重的；（四）偽造、篡改或者銷毀遺囑，情節嚴重的。第21條規定：遺囑繼承或者遺贈附有義務的，繼承人或者受遺贈人應當履行義務。沒有正當理由不履行義務的，經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請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遺產的權利。《合同法》第192條規定：受贈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一）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的近親屬；（二）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第193條規定：因受贈人的違法行為致使贈與人死亡或者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的，贈與人的繼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銷贈與。

根據以上法律規定，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確定的兩個平等主體之間存在著權利、利益給予人（以下稱「給予人」）對權利、利益接受人（以下稱「接受人」）的在先權利或者利益，由於接受人的過錯，侵犯了給予人的其他權利、利益（並不是針對先前就存在的權利、利益）時，給予人採取措施使接受人喪失既得或者期待的權利、利益，這是給予人對接受人一種對抗。如果把這個結論放到兩個不平等主體之間，即國家和公民這兩個不平等主體之間，在行政給付領域，這種對抗也是存在並且適用的，即國家在行使行政給付的具體行政行為中，如果公民不遵守國家法律的規定，違反了義務，對國家犯罪或行政違法侵犯國家的權利、利益，國家也可以直接剝奪或者限制給予或者即將給予公民的利益，這種對抗就是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體現。筆者認為，在目前國家沒有制定《行政給付法》的情況下，「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應當成為行政給付的一個基本原則。

（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實踐基礎

在行政機關發放行政給付金的實務中，接受給付主體存在不少問題，如有的接受給付主體的主體資格不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有的接受給付主體不符合國家對安全生產管理的規定，還有的接受給付主體為接受給付而違背道德故意傷害自己或他人，甚至有的接受給付主體是違法犯罪人員。如果國家對上述違法乃至犯罪人員繼續給予給付，則在客觀上助長了接受給付者的違法、犯罪行為，必然使守法者感覺不公平、不公正。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行政機關對那些有違法行為尚不構成犯罪的人不予發放甚至追回已經發放的行政給付金，或者扣減其一定比例的行政給付金；對那些違法犯罪的人直接取消行政給付金。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的原則可以通過發布規范性文件予以確認，這一做法已有範例。如我省海洋與漁業局制發的《省海洋與漁業局關於下發違法違規漁船油價補貼處置原則的通知》，針對漁船經營人違反規定在禁捕區、禁捕期生產作業，或者漁船經營人違反國家安全管理規定強行冒險生產作業的行為，明確規定「限制、剝奪這些經營人政策性柴油補貼」。天津、山東、即墨等地方海洋漁業主管部門也有類似的規定。

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概念及違法行為的界定

筆者認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指國家在作出行政給付的具體行政行為時，區別對待有不同程度、造成不同後果的違法犯罪、違反行政法規等行為的接受給付相對人，相應剝奪、限制其接受行政給付權利的原則。

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所指的「法」可以區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法律規范。廣義的法律規范是指接受給付的相對人應當遵守的國家所有的強制性、限制性法律、法規，還包括國家加入的國際條約，甚至道德規范。這就要求接受給付的相對人全面守法。俠義的法律規范是指接受給付的相對人應當遵守的國家關於行政給付的具體法律、法規。這就是說，只要相對人的行為沒有超出具體行政給付的法律、法規所確定的條件和范圍，就應當給予行政給付；相對人違反其他法律、法規的行為與接受行政給付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筆者認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所確定的法律規范應當是廣義的法律規范。如某漁船經營人是接受政策性柴油補助的人，當這個漁船經營人並不是利用漁船進行合法的漁業生產，而是駕駛漁船到公海上聚眾賭博，最後被法院判決有罪，對這個漁船經營人來講勢必是不應發放政策性柴油補助的，盡管這個漁船經營人觸犯的不是漁業行業管理的法律，而是廣義上的法律。

根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所指的違法行為包括以下三種類型：

一是刑事違法行為。對於一個享受撫恤金或者生活補助的接受行政給付的相對人來講，如果他觸犯刑律被判有罪，毫無疑問，在他收監入獄之時，國家當然地停止給予他撫恤金或者生活補助，這是沒有爭議的事實。如果按照國家的刑法規定，應當對罪犯「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刑的，即使罪犯一貧如洗，法院也必須依法判決罪犯承擔罰金刑。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不能一方面對罪犯判處罰金，執行刑罰；另一方面卻還履行行政給付職能，對罪犯給予行政給付金，這是兩個有背於常理的行為。

漁船經營人在禁漁區、禁漁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撈水產品，觸犯《刑法》第340條非法捕撈水產品罪的規定，其後果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對於被處以刑罰的漁船經營人，剝奪、限制其享受國家政策性油補，這是平常的人都能認可與接受的。

二是行政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與刑事違法的本質區別，在於違法的程度不同，造成的損害後果不同。但它們的共同點都是對國家權利的侵犯，只不過行政違法並沒有達到刑事違法的程度，因而並不需要國家用最強硬的手段制裁違法，因此，行政機關在對行政違法者給予行政處罰的同時，當然可以限制、剝奪這些違法者享有的接受行政給付的權利。

三是確權的民事違法行為。有論者在《巢湖退耕還林補助款行政給付案件特點、存在的問題及建議》?譼?訛中指出：「審查原告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和造林驗收合格證，符合條件的就成了判令被告給付原告補助款的關鍵。對於土地流轉是否合法有效，是民事訴訟審查范圍，行政訴訟中不予審查。如農民就土地流轉是否合法提起民事訴訟，因土地流轉是否合法是行政合同的基礎，行政案件應中止審理，待民事案件判決生效後，行政案件再繼續審理。」此案中，如果生效的民事案件判決「土地流轉不合法」，那麼行政訴訟的結果肯定也不會支持原告取得補助款。在民事法律領域，如果民事確權行為非法，國家同樣也要剝奪或者限制接受人的接受行政給付權，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在民事法律領域也有適用范疇。這一案例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即接受行政給付的主體不能是權利瑕疵者。接受給付的主體資格是否適當，其本身的權利是否完整、權利是否存在瑕疵等直接關繫到行政給付的正確性、合法性，因而對接受給付的主體資格的審核也就成了行政給付的前提，如果接受給付的主體資格不適當，或者其本身違法，也只能限制或者剝奪對其的行政給付了。

三、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行為的性質

國家與行政相對人之間基於國家的法律、政策形成行政給付關系後，國家就成為行政給付的義務人，國家因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而剝奪或者限制其接受行政給付的權利是剝奪或者限制其受益權，而不是行政處罰行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行為的性質主要有：

（一）具體行政行為性。接受行政給付的主體由於違反了行政法規或者刑事法律，侵犯了國家權利、利益，對這些違法者、侵權者剝奪或者限制其給付利益，只能由國家行政機關或者有關組織依法或者依職權進行，行政機關剝奪、限制違法者、侵權者的行政給付接受權，是具體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只要停止給付或者使已經接受給付的相對人退還取得的利益即可實現。

（二）時效性。針對行政相對人一般行政違法，不可能剝奪其終身接受行政給付權。《行政處罰法》第29條規定，違法行為超過二年沒有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有特殊規定的除外）。接受行政給付人的違法行為發生在二年前，如果二年後才發現，那麼其接受給行政付權也就不應受到限制。對於超過追訴時效的刑事違法行為，由於法律已不再追究違法者的刑事責任（法律有特別規定的除外），對於其在過去的日子裡已經接受的行政給付金或者在未來的日子裡還將接受的行政給付金就不宜再限制或剝奪。

（三）決定機關的執行性和執行比例性。一般有權給予行政給付的機關就有權決定剝奪或者限制行政相對人的接受給付權，但接受給付人的違法、違規行為往往不是由實施行政給付的機關而是由其他有權機關（如公安機關）處理，這就要求其他有權機關將處罰決定轉交給行政給付機關，由行政給付機關剝奪或者限制接受人的權利、利益。

所謂執行的比例性，就是要區別對待不同的違法、違規行為，其遵循的原則就是：在刑事案件中，要嚴格區分罪與非罪，對於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或者無罪的刑事案件，當然就不能強行剝奪犯罪嫌疑人的行政給付；在行政違法案件中，要區分行政違法的程度和後果，針對違法的不同程度與後果，作相應的、適當的處理。如《行政處罰法》第27條規定：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行政處罰：（一）主動消除或者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後果的；（二）受他人脅迫有違法行為的；（三）配合行政機關查處違法行為有立功表現的；（四）其他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行政處罰的。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存在上述情形的，行政機關在履行行政給付時就應當適當減少扣減比例；如果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行政機關也就不應當扣減行政給付金。

四、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理論支持和要求

我國行政法學理念經歷了一個從「管理論」到「控制論」再到「平衡論」的發展過程。「平衡論」進一步強調兼顧公權和私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一味地限制行政權並不見得就會合乎法治的要求，法治需要保證行政權在法律范圍內行使的前提下，盡可能發揮其積極效應，以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促進社會公共福祉。?譽?訛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限制的是違法者，保護的是守法者，堅守的是公平、正義理念，促進的是社會公共福祉。

（一）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行政行為必須公正的必然要求

行政公正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在實體公正方面要求行政機關做到依法辦事、平等對待相對人和合理考慮相關因素。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給付職能時只有綜合考慮各相關因素，對違法者實施剝奪或者限制其受益權，才能在實質上平等地對待沒有違法的相對人。正如羅豪才教授所認為的：「依法行政對行政行為的要求大體上分為二種：……第二種要求是在職權范圍內作出的行政行為與法律或者法律精神沒有抵觸就可實施。比如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為公眾提供各種服務的行政措施等。這些行為有利於社會，只要在行政機關的職權范圍內與法律精神不抵觸，就可作為。」?譾?訛

公正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法律制度的價值目標之一。公正往往屬於價值理性，具有模糊的相對性。行政機關對於行政給付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公正，有一個價值判斷過程，即針對接受給付主體及其行為有一個價值判斷，包括該主體及其行為是否違法、違法的程度、違法的性質，一般公民對這種違法的認識等等，而這些內容並非都能夠用法律直接加以規定，但必須對這些內容作出了合乎法理的理性判斷，只有這樣才能使行政給付更趨於公平和公正。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在追求實質公正的目標下被邏輯地、合乎理性地推導出來的，是合乎法律精神和公正的。

（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行政行為的客觀理性要求

民事繼承、贈與合同中尚有撤銷權之規定，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這種對行政給付限制與剝奪本身就包含著國家權力的神聖不可侵犯性。無論相對人處於什麼狀況，國家制定的法律都必須遵守，否則法律就會空洞化。行政給付的接受人違反了法律直接侵犯國家的權利和利益，破壞國家的秩序，國家出於其本能就需要制裁，況且限制或者剝奪行政給付接受人的受益權並不是刑法上的制裁或者行政法上的處罰，而只是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體現。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實際上還在國家與守法相對人、違法相對人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讓國家的行政給付行為更顯公平與合理。

（三）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行政行為的合目的性要求

行政給付作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也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實實在在的手段。當今社會，仍然有許多社會矛盾與不和諧現象，只有懲罰該懲罰的，剝奪該剝奪的，限制該限制的，才能實現給付行政的國家目的；也就是說，為了建設和諧社會，消減社會矛盾，在行政給付工作中實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勢在必行的。

（四）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實踐要求

行政給付作為具體行政行為，切實體現了國家對部份弱勢群體的關懷，這就要求給付工作合法、合情、合理。作為行政給付當事人，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任何人不得享有法外特權；作為實施給付的行政機關，必須嚴格依法辦事，不越權、不失職，還要不斷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確保行政給付既合法，又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