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民國刑事訴訟法

『壹』 簡述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的六法全書的內容

民國六法
《六法全書》，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六法全書，原指國民政府制定的「憲法」、「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法」的六法。廣義的六法全書則包括了以上六大法典為主的國民政府的所有法律。國民黨《六法全書》的立法框架，屬典型的「大陸法系」的成文法典，不過其主要的特點之一，是實行民商分立的體例。

『貳』 刑事訴訟法中辯護的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11條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內。」憲法第125條規容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因此辯護原則不僅是一項刑事訴訟原則，而且還是一條憲法原則。
一）被告人依法享有辯護權

我國法律規定被告人享有辯護權，是不附有任何先決條件的，沒有「但書」規定的限制。這就表明：

『叄』 在中國歷史上正式建立律師制度的是()大清政府嗎

中國古代的律師制度

中國古代是沒有律師的。春秋時期，鄭國人鄧析不僅法律知識淵博，且能言善辯，可以「操兩可之辯，設無窮之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曾經聚眾講學，傳授法律知識和訴訟方法，還助人訴訟。春秋時期還出現了代理制度，命夫命婦不須親自到法庭上，其下屬或子弟可代理進行訴訟。到了元代，如訴訟當事人為老弱病殘者，也可由其親屬代理進行訴訟。

在中國古代，打官司要先向官吏遞狀子、陳述案情，但大部份人屬於文盲，於是社會上一些文人干起了專門為他人寫狀子及其他文書的營生，民間便出現了「刀筆先生」，即「訟師」等稱號。這些人寫狀子，並不一定都熟悉法律知識，只不過是憑著讀書識字的優勢和「見多識廣」的經驗來進行，但也有的會給當事人出一些如何打官司的主意。

以上這些，似乎是律師制度的小小萌芽，但遠遠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律師制度。因為只有較為完備的訴訟代理（辯護）制度與職業法律家相結合，才能產生律師和律師制度。因而，中國古代雖有某些「代理訴訟」的現象和「助人訴訟」的人員，但由於政治、經濟條件的限制，前者未進一步發展成代理制度，後者未形成職業法律家階層，兩者也從未在訴訟領域中結合。

中國現代律師制度

我國現代意義的律師制度，始於清末。1840年國門打開。1901年（光緒27年）張之洞洋務派《江楚會奏變法三摺》，司法改革9條意見提出「重眾證」。

在中國真正有律師制度是在清末修律的時候，法律大臣沈家本在1906年主持起草了《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1910年頒布，規定了律師可以參加訴訟。明確規定了律師的地位和作用。中國最早對律師制度的認可。規定律師可以寫狀呈堂；上堂辯護；堂詢原告和證人；代被告辯護，引申案例辯論。

《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可以有辯論律師的組織和資格。所以說真正的律師制度在中國有據可查的應該是清末。

但是清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被推翻了。民國政府建立以後，在這個基礎上沿襲了律師制度，也在中國基本上確立下來。

1911年，南京政府起草了律師法草案，這是第一部有關律師制度的成文法草案。後因袁世凱奪權而未公布實行。

1912年，北洋軍閥政府制定了《律師暫行章程》和《律師登記暫行章程》，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律師制度的成文立法。章程公布後，中國律師職業慢慢興起，至北洋軍閥政府末期，律師達到3000
人。

民國元年，司法部公布律師暫行章程。民國十年，修正一次，同年公布甄拔律師委員會章程。

1921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刑事訴訟條例》規定了律師辯護權。

1928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刑事訴訟法》165條規定了律師辯護權，規定辯護權、詢問權、會見權、指定辯護權。

『肆』 中國所有法律名稱

中國現行法律：

憲法、行政法、經濟法、民商法、社會法、訴訟法和刑法，包含財政金融法、國防外交法、國家機構法、行政法、合同法、環境保護法、婚姻家庭法、經濟法、經濟行政管理法、科教文衛法、勞動保護法、民法、民事訴訟法、民政內務法、涉外經濟法、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知識產權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通常規定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基本原則、國家機關的組織和活動的基本原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重要內容，有的還規定國旗、國歌、國徽和首都以及統治階級認為重要的其他制度，涉及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

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據，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4)大清民國刑事訴訟法擴展閱讀：

中華民國時期的法律有民法、中華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勞動基準法。行政程序法、公司法、所得稅法、民事訴訟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個人數據保護法。

中華民國憲法、土地法、政府采購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准則、行政訴訟法、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等。

行政法（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督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等。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國法律大全

『伍』 清末新政的改革內容

編練「新軍」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清政府對此投入了巨大財力，花費了很大力氣。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諭全國停止武科科舉考試；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兩江籌建武備學堂；9月12日下諭全國各省裁汰舊軍，編練「常備軍」。編練「新軍」的工作在全國鋪開。
為了在全國推行編練「新軍」計劃，清政府於1903年12月4日設立練兵處，任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為會辦練兵大臣，鐵良襄同辦理。練兵處的實權為袁世凱所掌握。清政府還令各省設立督練公所，為各省領導編練「新軍」的機構。
1904年9月，練兵處、兵部奏准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頒布了《陸軍學堂辦法》。
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為陸軍部，將練兵處並入其中，鐵良為尚書，統一指揮全國「新軍」。
1907年8月，陸軍部制定了全國編練「新軍」36鎮的龐大計劃，擬於2—5年內，除近畿4鎮、四川3鎮外，其他各省各編練1—2鎮。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編成14鎮和18個混成協又4標及禁衛軍1鎮，約16萬人。
清政府推行「新政」，編練「新軍」。而練兵需要巨額款項，因而籌餉就成為清末統治者的又一「要政」。為了籌餉，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
從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徵收印花稅，在湖廣徵收房捐、鋪捐；1903年在吉林徵收燒窯捐、車輛捐；在其他地方徵收牛捐、馬捐、鹽商捐、紳富捐，還有戶口稅、丁稅等。同時，還亂提稅率，有由戶部決定在全國公開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稅率的，並允許地方官自籌稅收。如此「籌餉」，使財稅紊亂，貪污橫行，給廣大勞動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災難。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設立商部，倡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接著，頒布了一系列工商業規章和獎勵實業辦法，如：欽定大清商法、商會章程、鐵路簡明章程、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礦務章程、公司注冊章程、試辦銀行章程等。這些章程規定，允許自由發展實業，獎勵興辦工商企業，鼓勵組織商會團體。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繁榮。
1906年，度支部頒布《清理財政明定辦法六項》，負責統一各中央地方衙門收支、統籌外債借還、考核各省銀號以及規定對各省越時造報財政之懲處。由度支大臣載澤兼任督辦鹽政大臣，統理全國鹽政行政用人之權履行，並在1902年之《中英商約》中商討有關免厘加稅之條款。而在現代財政預算的組成上，1907年福州道御史趙炳麟奏請中央制定全國預算。最終，清廷於1910年首次編制第一次全國預算。
在1910年頒布《國幣則例》二十四條，劃一銀幣及銅幣之重量和成色，但由於當時市面流通之舊幣總值達十五億以上，回收的財政費用已是政府難以承擔，最終清廷需要於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國財團貸款一千萬英鎊，以推行有關幣制改革。
1900—1905年間鐵路總體發展為三千二百哩。唯除全長201公里的京張鐵路為本國修建外，其餘鐵路均為外國持有部分股權下所修建。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廢科舉，辦學堂，派留學。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書院改成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12月5日，頒布學堂科舉獎勵章程，規定學堂畢業生考試後可得進士、舉人、貢生等出身。
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廣學堂辦法。8月15日頒布《欽定學堂章程》。
1904年1月13日又頒布《重訂學堂章程》，詳細規定了各級學堂章程及管理體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國推行。與普通學堂並行的還有專業教育，包括師范學堂及各類實業學堂，在學制上自成系統，一套完整的學校制度隨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光緒皇帝詔准袁世凱、張之洞奏請停止科舉，興辦學堂的摺子，下令「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使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被最終廢除，科舉取士與學校教育實現了徹底的脫鉤。12月6日，清廷下諭設立學部，為專管全國學堂事務的機構。清政府在推行「新政」過程中，把「獎游學」與「改學堂，停科舉」並提，要求各省籌集經費選派學生出洋學習，講求專門學業。對畢業留學生，分別賞給進士、舉人等出身。對自備旅費出洋留學的，與派出學生同等對待。
為統一管理留學生工作，清政府分別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總監督赴東洋和歐洲。
1903年10月，清政府頒布《獎勵游學畢業生章程》，規定凡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普通中學5年畢業，得優等文憑者，給予拔貢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轄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當的各項實業學校3年畢業，得優等文憑者，給予舉人出身；在大學專科某科或數科，畢業後有選科或普通畢業文憑者，給予進士出身；在國立大學及程度相當的官立學堂中3年畢業，得學士文憑者，給予翰林出身；5年畢業，得博士文憑者，除給予翰林出身外，這給予翰林升階。最初，在洋務運動期間的留學生計劃大都留學英美法等國家，不過，由於庚子賠款後政府財政緊拙，結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學生計劃大都留學日本。至1907年，留日學生總數達一萬五千人。 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納」，對統治機構作了一些改變。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設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2年2月24日裁河東河道總督，其事務改歸河南巡撫兼辦。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
1903年9月7日設商部。
1904年12月12日裁雲南、湖北兩省巡撫，由雲貴總督、湖廣總督兼管。
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撫兼管；裁奉天府丞，改為東三省學政。
設巡警部。設學部，裁國子監。除裁並增設行政機構外，清政府還下令「停捐納」、「裁陋規」、「定公費」。
1901年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報捐實官。
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納武職。 推動經濟自由發展
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發了一道上諭：「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以這一聖旨為標志，清政府的經濟政策從壓制私人資本即剝奪國民的經濟活動自由，轉變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護和扶植私人資本。阻力和困難仍然不少，但大體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與此同時，現代財產所有權亦相應逐步確立。《大清民事刑事訴訟法》在「判案後查封產物」一節中規定：「凡封票紙查封被告本人之產物，如產物系一家之公物，則封本人名下應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連。」「凡左列各項不在查封備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屬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孫所自得之物。」這表明財產所有權已從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轉變為以個人為本位。盡管這一規定要不僅在打官司時管用，並要成為全社會的習慣仍須假以時日，但這些法律條文的出現，就意味著主流文化開始承認個人財產權的正當性。
1904至1910年間，設廠數目與投資總額都大大地超過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1895至1898年的民族工業，新設廠投資萬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至1910年清末新政期間，新設廠投資萬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78—919頁。其中純官辦企業未計算在內）。這種發展還表現在礦業上，1904至1910年新建礦48家，超過了以前任何時期。此外，交通、商業、金融等都有了較明顯的發展。在農業上，由於土地面積的增加（拙作《清末發展實業初探》，《北方論叢》1985年第3期），促進了農作物產量的增長；而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知識的傳入（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868—879頁），則表明中國農業生產也帶有近代的色彩。
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經濟自由。這樣的說法有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傳統或中世紀中國沒有現代意義的自由。中國人獲取自由是由經濟領域開始的。就傳統經濟領域而言，中國人當然可以經營農業、商業和手工業。可是，有個障礙迎面而來：財產所有權的限制。《大清律》承襲傳統，明確規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若居父母喪而兄弟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得私財，禮也。居喪則兄弟猶侍乎親也，若遂別立戶籍，分異財產，均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財。這是嚴重壓抑經營積極性的規定。更為嚴重的是清政府為新經濟的發展設置了種種障礙。突出的表現是辦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業，一律實行批准制，往往相應設置壟斷特權，不準民間資本自由進入。
例如，19世紀國際貿易的主導商品是紡織品。它和鴉片是19世紀中國外貿入超的主要因素。為與外商爭利，70年代開始，朝野有關人士就著手籌辦紡織廠。1890年上海機器織布局開車生產，這是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個棉紡織廠。從1876年李鴻章批准籌辦起算，幾經折騰，整整歷時14年。1880年，為辦這么一個廠，李鴻章特地上奏，並經皇帝批准，給予該局十年專利，「十年之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1888年張之洞在廣東籌設織布官局，不得不致電李鴻章協商：「閱《申報》載，上海布局經尊處奏准：『十年之內，不準另行設局』；是否專指上海而言？粵設官局本與商局有別；且進口布多消旺，斷非滬局所能遍給，粵給粵用，猶恐不給；當不至侵滬局之利。望速電復。」李鴻章的答復是：「粵設官局，距滬較遠，似無妨。照「不準另行設局」的規定，雙方的說辭都經不起推敲。李鴻章和張之洞是當時權勢最大的兩位總督，在人治社會官場文化的氛圍中，矛盾順利化解了。
但問題沒有真正解決，其他人辦企業，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郭嵩燾是大清帝國第一位駐外使節，二品大員。黯然回國退休後，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到這么一件事：「輪船之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習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難在士紳；十年以來，阻難專在官。凡三次呈請……獨不準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燾出面籌辦的，已籌集資本兩萬余，這個航運公司還是辦不成！
不過，由於中國傳統觀念中把公私之分視同善惡之別；加上屢仆屢起的啟蒙運動遠未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經濟自由的極端重要性，沒有被廣大知識分子深刻認識。這就為日後的反復留下了禍根。
這兩個例子帶有普遍性。說到底，這是制度問題：傳統中國沒有經濟自由。因此，各行各業要辦點當時的新經濟，無不碰到官方批准這一難關。
如果從1865年辯論要不要學西方借法自強算起，清政府內部整整爭論了30年，才得出這么一個結論。更主要的是鴉片戰爭以來歷經6次內外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失敗，內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經濟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調整。用當時一篇得到朝廷首肯並轉發而流傳甚廣的奏章的話來說是：「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換句話說，生死存亡迫使這個專制政府不能不放鬆控制，讓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不過，這一權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連頒布《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後的事。其中規定「凡設立公司赴商部注冊者，務須將創辦公司之合同、規條、章程等一概呈報商部存案。」悉與國際慣例一樣，辦企業僅須登記注冊即可。
中國法律現代化
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特別是1927年成為全國政權後，中國法制進程因中國國民黨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內的各領域全面推行「黨化」而逆轉。但其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體承襲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們的專制統治，是通過另外兩條途徑達到的：一是另外製定法例（例如《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等等），把現代公民應有的權利全部化為烏有。二是建立以民為敵的秘密警察（特務）機關，嚴格管制公民的言行。軍統、中統和國民黨中宣部及各級黨部宣傳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們開創了執政黨直接檢查和鉗制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體制，冀圖以一黨的主義「齊一國民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後來的解放區，也沿用國民政府的《六法全書》辦案。直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視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廢止國民黨《六法全書》」，再歷經50年代初的「司法改革」，歷史出現了30年的斷裂。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開始悄悄地回歸清末新政開創的新傳統。
政權機構現代化
在政治上，清末政權機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清末新政前，清政府基本上還是封建的政權機構。在清末新政期間，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1906年前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以及設立商部、練兵處、巡警部、學部等；還表現在1906年11月重新更定官制，除內閣、軍機處仍舊外，新設立或改名稱的有：外務部、學部、民政部、度支部、陸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海軍部、軍咨府、資政院、審計院。到此，清政權雖然仍是半新半舊的，但這畢竟是清朝政權機構邁入近代時期的開始。
中國軍隊近代化
新軍是中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近代軍隊的首次努力，是中國近代軍事史上重要的一頁，對日後中國軍隊的軍制、作戰、訓練、編制等方面都有重大影響。鴉片戰爭當中，曾經勇武善戰的八旗軍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和新式步炮協同戰術的打擊下不堪一擊，參戰清兵與英軍傷亡比竟然達到600比1，慘痛的現實迫使清朝統治者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驚醒，開始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然而，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即使是清軍已經裝備了相當數量的西方先進武器，包括比日軍還要先進的毛瑟步槍的情況下仍然一敗塗地，究其原因大部分清軍是混編各式古老火槍（甚至包括鳥銃、抬槍）與不同口徑的近代步槍，沒有幾個單位配置統一的制式近代武器，戰斗一旦打響則後勤供應漏洞百出，有槍無彈、有彈無槍的情況比比皆是。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現場采訪報道更為直截了當：「除了數千由外國軍官親手訓練的精銳部隊外，大部分的清國官兵即便是手裡拿著現代武器，思想卻還是活在300年前」。清朝統治者恐慌之餘終於明白，軍隊的戰鬥力不僅僅來源於先進的武器裝備，建立先進的軍隊制度才是提高戰鬥力的根本。在反思日軍勝利因素後，清朝統治者認識到日軍「專以西法制勝」、「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時有一時之兵制，未可擬古劑以療新病，居夏日而禦寒裘也」。因此，清政府嘗試逐漸引入西式軍制與訓練，開辦西式軍事學校，同時命令舊有軍隊改習洋操，聘請西方教官訓練甚至管理軍隊，這些接受西式軍事訓練，使用西式制式武器裝備的清軍被稱為新式陸軍。其中，北洋的定武軍和南洋的自強軍在這方面開創了新河。
清末新軍建設是中國軍事史的重要環節，盡管它最後的發展方向並未與這場軍事變革的發動者——清政府所預期的一致，但是新軍建設開創了中國近代軍事進程的多項先河，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重要進步。新軍建設與洋務運動有著本質的區別，洋務運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思想上根本沒有承認西方軍事思想和制度的領先，幻想單純從西方列強手中購買洋槍洋炮、替換清朝軍隊手中的大刀長矛和土炮就能成為一流軍隊，而對於真正決定戰鬥力的軍隊制度絲毫不作變革，導致清朝軍隊在鎮壓國內革命運動時還有足夠的力量，可是甲午戰爭當中面對同樣經歷了學習西方的軍事變革的日本軍隊，清朝軍隊照樣不是對手，因此，洋務運動並沒有從本質上改革軍隊，軍隊戰鬥力沒有大幅的提升。反觀新軍建設，是從軍隊制度乃至武器裝備、官兵培訓等方面作了深刻的變革，近代軍隊司令部、軍事學校、軍樂隊、近代軍事編制、後勤制度以及「國防軍」概念等等措施，都是清政府守舊勢力不敢想像的變革。一系列的變革對於提升新軍戰鬥力的效果非常明顯，辛亥革命初期，人數上占據優勢的舊軍面對新軍時，大部分一觸即潰。最終南方新軍在孫中山、黃興的領導下順利起義，北方新軍在袁世凱指揮下進行逼宮，給予了清王朝致命的一擊。新軍的西式軍制在清朝滅亡後，經過進一步改進和變革，一直作為國民政府軍隊的軍事制度，而部分軍事制度甚至也被後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所沿用、發展，其意義和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新學教育興隆
在思想文化上，通過清末新政，在這方面的變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結束了科舉制度的歷史。其二，清末出現了辦學熱潮。由於清政府號召辦學，又公布了《奏定學堂章程》，加上廢除科舉制度，於是新式學堂如雨後春筍，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三，由於清朝政府的號令及地方官和個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現了留學的熱潮。1905至1906年間，僅留日學生就多達8000餘人（一說10000多人），這同新政前比較，增長了100多倍。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變化。隨著清末「預備立憲」的開展，西方資產階級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傳播，在中國封建專制思想體系中透進了一線民主的霞光。
民族資產階級崛起
在階級關繫上，清末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了明顯地增長，特別是這時，民族資本的中小企業大量涌現，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力量有了明顯地壯大。與此同時，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也由甲午戰前的10萬人左右，增長到辛亥革命前的66萬多人。
促進民主革命
在新政與民主革命的關繫上，新政促進了革命的爆發。清末新政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互相影響著的兩個運動：由於民主革命活動的開展，觸動了清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轉移人們斗爭視線、破壞革命的動機。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革命活動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實行。但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另外一個客觀事實，這就是由於清末新政的開展，又在客觀上促進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展。主要表現是：清末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經濟基礎；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階級基礎；辦學和留學熱潮的出現，產生了眾多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階層，這是民主革命的群眾基礎；由於清末新軍的出現，由於革命黨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新軍，新軍就逐漸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陣地。 增負
為了實行新政，清政府必須想方設法籌集經費，增加了人民的負擔，使中國勞苦大眾生活更加貧困化，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為了籌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攤派，這是清末新政經費的最主要來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發布的兩個上諭，就向各省派款每年達960萬兩（《光緒朝東華錄》，（五）總第5116—5117頁）。清政府向下派款，而這些款項，各地方政府又通過提高部分商品物價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隸，1902年袁世凱擬「每戶售酒百斤，抽捐制錢一千六百文，並准其於常價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發售。」（《光緒朝東華錄》，（五）總第4925頁）此外又出現了許多新名目的稅捐，如糧捐、房捐、新捐、學捐、鋪捐、膏捐、統捐、攤捐等等。
北洋軍閥崛起
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惡果。眾所周知，袁世凱是靠在天津小站練兵起家的，又靠出賣維新派和帝黨及鎮壓義和團運動發跡的。在「新政」期間，於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凱訓練京旗陸軍，到1906年末，北洋六鎮的軍隊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凱聲名顯赫，並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凱及北洋軍閥的崛起是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列強的經濟侵略
清末新政時，某些經濟政策的公布，客觀上也為帝國主義輸出資本創造了方便條件。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一個重大轉折時期：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加速擴張，民族危機空前深重，西方列強的侵略方式也由原來的商品輸出為主轉為資本輸出為主，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最後形成並進一步深化。商品輸出，顧名思義，就是西方列強向中國傾銷工業品和掠奪原料，這些商品包括鴉片、西方列強本國的手工工廠所生產的產品，或者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很少），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原料，剝削中國人民。商品輸出較資本輸出時間早，在1840年至1895《馬關條約》簽訂年間里，絕大部分都是商品輸出。其本質是控制殖民地的市場。資本輸出是用過剩資本向其他國家投資，例如在中國投資開辦工廠，或利用雄厚的資本取得在中國的鐵路權（《中法條約》規定）、開礦權等等。或用過剩資本作為貸款（如《辛丑條約》規定賠4.5億兩白銀清政府無力支付，只得向帝國主義國家大借外債，以海關等稅做擔保）。其本質是通過資本控制殖民地的經濟命脈（危機更加加深和嚴重）。
在西方列強看來，與其等著一味守舊的清政府最終被革命所推翻，不如督促清政府實行改革以消彌革命，這樣才能保持甚至擴大它們在華的既得利益。因此，《辛丑條約》簽訂之前和之後，列強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的建議。從這一點上講，清政府最後力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迎合列強的因素。清末新政後，民族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張謇是清末提倡實業救國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過「棉鐵主義」、發展外資等具體發展實業的措施。棉鐵主義指以棉紡織業、鋼鐵業帶動民族工業的發展，形成民族工業體系。他還主張以合資、借款、代辦等形式，利用外國資本解決發展民族工業所需要的資金問題。但是帝國主義也不允許中國走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正是英、德、法、美四國以借款為誘餌，脅迫清政府將鐵路收歸國有，激化了清政府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強化封建國家機器
清末新政時，練新軍、辦警政，強化了封建專政的國家機器，有利於清政府對人民群眾反抗斗爭的鎮壓。因為在清末，清朝舊式軍隊早已失去戰鬥力，而所編練的新軍，戰鬥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再加上各地辦起的警察，加強了對人民反抗斗爭的偵緝和鎮壓，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個惡果。 經濟意義
從1901至民國建立，有很多制約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強勢和享有特權的外國資本；厘金和其他苛捐雜稅；由於政治制度改革滯後帶來的政府官員腐敗；日俄戰爭及其他突發事件引起的社會不安和動盪；等等。但民族經濟仍有不俗的表現。1895——1913年間，民族資本工業發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暇東顧期間的發展速度還略高一點。其他經濟事業發展也比較順暢。主要的一條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堅持以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壟斷經濟為路向，扶植和獎勵私人資本，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加上工資和原料低廉；市場廣闊；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帶來的不利因素（如貪污腐敗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響。
從民國初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戰火連綿，社會動盪不安。但總的說來，經濟仍持續以較高速度發展。1912~1936年間，盡管有幾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特別是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危機，中國工業年均仍增長9.2%。1912~1920年，更高達13.8%。原因是北洋軍閥政府繼承新政的經濟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雖然開始扶植帶有封建的、買辦性質的官僚資本，但尚不足壟斷國民經濟。
人文意義
更值得重視的是經濟自由對人的解放的重要意義。在所譯之書論及西方有經濟自由，「乃至民生安業之事，大抵任民自為，而不過問」之際，嚴復感慨系之地寫道：「讀此，則知東西立國之相異，而國民資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蓋西國之王者，其事專於作君而已；而中國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師。且其社會，固宗法之社會也，故又曰元後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卒之君上之責任無窮，而民之能事，無由以發達……而其於國也，無尺寸之治柄，無絲毫應有必不可奪之權利」。沒有經濟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權利就失去基礎。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也一再重申「以獨立之生計，成獨立之人格」的極端重要性。

『陸』 民國時期逮朴人有法律程序嗎

當然有程序，那時候並不是現在說得那麼差。
在中華民國，現行犯人人皆可逮捕（刑事訴訟法第88條），通緝犯得由利害關系人逕行逮捕（刑事訴訟法第87條），其餘情況限由檢察官和司法警察逮捕。若是一般民眾逮捕，須立即將嫌疑犯交付檢察官、司法警察機關或地區憲兵隊（刑事訴訟法第92條）。若是司法警察逮捕，於確認身份及初步詢問後，應立即將被逮捕人移送檢察署由檢察官再次訊問，並決定是否向法院聲請羈押。

『柒』 《中國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

第八十條公安機關對於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

（一）正在預備犯罪、實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後即時被發覺的；

（二）被害人或者在場親眼看見的人指認他犯罪的；

（三）在身邊或者住處發現有犯罪證據的；

（四）犯罪後企圖自殺、逃跑或者在逃的；

（五）有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可能的；

（六）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七）有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7)大清民國刑事訴訟法擴展閱讀：

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是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貫穿於刑事訴訟的全過程或主要訴訟階段，公、檢、法機關和訴訟參與人進行刑事訴訟活動都必須遵循的基本行為准則。在日本、我國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學中，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往往被稱為「刑事訴訟之主義」。民國時期學者也有類似用法。

刑事訴訟基本原則體現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規律。這些基本法律准則有著深厚的法律理論基礎和豐富的思想內涵。例如，審判公開原則要求法院的審判活動從形式到內容應當向社會公開，使得審判活動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監督，這是審判程序公正的基本保證，也是司法審判活動的基本要求。

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具有法律約束力。基本原則雖然較為抽象和概括，但各項具體的訴訟制度和程序都必須與之相符合。各項具體制度、程序是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具體化，如果違背了這些制度和程序，就違反了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就必須承擔一定的法律後果。

『捌』 國民政府《刑事訴訟法》確定的原則有哪些

中華民國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自,刑事訴訟法在證據制度方面採取的是以下哪一原則
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刑事訴訟法在證據制度方面採取的是以下哪一原則_ 學歷類-中國法制史 以下試題來自:綜合課中國法制史-9 單項選擇題中華民...

『玖』 簡述中華民國時期的「六法」體系

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律體系，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兩大部分。成文法在南京國民政府法內律體容系中占據了主要地位，通常被概括為「六法」，其匯編被稱為《六法全書》；不成文法也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重要的法律淵源，它們是成文法的重要補充。雖然當時的不成文法都無須經過南京國民政府的立法機關通過立法程序制定和公布，但都具有法律效力，都是南京國民政府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不成文法也是當時法律體系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成文法方面，《六法全書》作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基本法典，是「六法」及其相關的單行法律和法規的匯編，是南京國民政府的主要成文法的總稱和當時法律體系的主體。南京國民政府成文法之所以被稱為「六法」，是因為其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是由六大類基本法典所組成的，一般認為主要包括憲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但由於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與商法合而為一，不再是兩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統稱為民商法，因此邵分學者認為，行政法應當取代商法成為六法之一，這樣所謂「六法」就是指憲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及行政法這六部基本法典。

『拾』 中國古代刑事訴訟法的特點

①司法與行政不分來，行政機關自兼理司法。皇(王)權至上，司法與行政不分的制度始終一脈相承，在地方上，中國古代長期實行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司法的制度。
②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沒有根本性差異。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以刑為主，刑民不分，實體法和程序法合一。 公民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也往往通過刑律來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