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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行政法學家著作

發布時間: 2022-05-23 03:45:36

A. 楊建順的代表作品

論文類:
《論「服務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論經濟規制立法的正統性》,載《法學家》2008年第5期
《導讀:拓展和創新行政法學研究的階梯》,載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計劃行政的本質特徵與政府的職能定位》,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摘錄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公共行政》2007年第10期
《論政府職能轉變與建設和諧社會》,載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法律問題》(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2006年年會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版
《論城市創新中的市民參與》,載《法學雜志》2007年第3期(總第166期);收錄入北京市法學會編《走進法治——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2008年7月
《論根治腐敗的制度支撐》,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論行政評價機制與參與型行政》,載《北方法學》創刊號,2007年1月
《論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及其制度支撐》,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6年)
《論構建和諧社會中城管執法的作用》,載《法學家》2006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6年)
《新世紀中國行政法與行政法學發展分析——放權、分權和收權、集權的立法政策學視角》,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7年第3期
《建立和完善國家科研項目監理制度》,載《人民法院報》2006年4月17日
《論行政復議——我國行政復議的現狀與課題》,載《人大法律評論》2004年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行政訴訟的類型與我國行政訴訟制度改革的視角》,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 11期
《行政訴訟法修改的視點和方向》,載《人民法院報》2005年6月20日;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8期
《論行政訴訟判決的既判力》,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 12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5年)
《論房屋拆遷中政府的職能——以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的衡量和保障為中心》,載《法律適用》2005年第5期
《論產品質量保障、消費者維權與政府職能定位》,載應松年教授賀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行政法的中國之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論基層政府法治建設的定位及其發展方向》,載《南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1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6年第 3期
《高校教師聘任制與維權、救濟機制》,載《中國教工》2005年第3期
《公共利益辨析與行政法政策學》,載《浙江學刊》2005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5年第5期全文轉載(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5年)
《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全文收入中國法制出版社編《憲法與行政法論文選萃》,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全文收入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行政法學精萃(2005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4年)
《行政立法過程的民主參與和利益表達》,載《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4年)
《論行政裁量與司法審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的理論根據》,載《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5期予以摘錄;被收入周國均主編《中國法學文叢?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版;被收入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行政法學精萃(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公共選擇理論與司法權的界限》,載《法學論壇》2003年第3期
《論危機管理中的權力配置與責任機制》,載《法學家》2003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6期予以摘編刊載(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行政許可的合理化與相對人的權益保障》,載孫琬鍾、江必新主編《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權益保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論政策制定的程序化、法制化和民主化》,載《政府法制建設》2003年第5期
《明確法律定位,建立健全教師獎懲和救濟機制》,載《中國高等教育》2003年第17期(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日本行政執行制度研究》,載《法學家》2002年第4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3年第1期全文轉載
《關於行政執行權力配置的思考》,載《人民法院報》,2002年8月12日;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2年第6期全文轉載
《教師聘任制與教師的地位——以高等學校教師為中心》,載《中國教育法制評論》第1輯,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行政程序立法的構想與反思》,載《法學論壇》2002年第6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3年第2期全文轉載
《論政府職能的轉變與行政許可的原則》,載《法制建設》2002年第2期
《論勞動教養的目的及政府和社會的責任》,載張紹彥、陳興良、儲懷植主編《理性與秩序——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政務公開和參與型行政》,載楊解君編《行政契約與政府信息公開——2001年海峽兩岸行政法學術研討會實錄》,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行政強制中的和解——三環傢具城案的啟示》,載《南通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2年第4期全文轉載
《日本國會議員選舉制度與憲政建設》,載王曉民主編《議會制度及立法理論與實踐縱橫》,華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關於依法行政觀念的十個問題》,載《嶽麓法學評論》第二卷,2001年11月
《行政訴訟與司法能動性——劉燕文訴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案的啟示》,載《法學前沿》第4期,法律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論行政訴訟判決的拘束力》,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9月17日
《憲政與法治行政的課題——憲法與行政法學領域的「現代性」問題研究》,載《人大法律評論》2001年第一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法官論壇》2003年第3期、第4期予以全文連載
《日本的行政法治之路》,載應松年、袁曙宏主編《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論研究與實證調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論完善行政監督制約機制》,載《人大法律評論》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行政訴訟的界限與行政法學研究的課題》,載《行政法學研究》第28期,1999年12月
《中國行政法和行政法學20年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1999年第1?2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9年第3期轉載
《日本行政法的概念、對象和范圍》,載 《外國法譯評》1998年第3期
《關於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第3期,1998年6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8年第4期轉載;《法制建設》1999年第1~3期連載
《日本行政處罰的理論與問題》,載《法學家》第39期, 1996年12月
《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
《日本憲法訴訟理論與實踐發展述評》,載《法學家》第32期, 1995年10月
《關於行政行為理論與問題的研究》,載《行政法學研究》第11期,1995年9月;人大書報復印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 年 第 期全文轉載
《關於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載《蘭州學刊》第79期,1994年8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社會主義研究》1994年第12期全文轉載
《大膽借鑒、勇於創新、建立完整系統的行政法體系》,載《行政法學研究》第7期,1994年7月
《中國公務員制度論考》(日文,博士論文要旨), 載日本《一橋論叢》108卷5號,1992年11月
《中國國情與公務員制度的導入》(日文),載日本《一橋研究》第17卷第2號, 1992年7月
《中國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展開與課題》(日文),載日本《一橋研究》第14卷第3號, 1989年10月
《行政訴訟中和解的法理》(上、下)(日譯漢,[日]南博方著),載《環球法律評論》2001年春季號(2001年3月);冬季號(2001年11月)
《日本行政法的現狀與課題》(日譯漢,[日]南博方著),載《行政法學研究》第13期,1996年10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6年第4期全文轉載
《中國的行政機構改革》(漢譯日,董成美著), 載日本《一橋研究》15卷1號, 1990年4月
迄今共發表論文(譯文)200餘篇
著作類:
《比較行政法——給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實證性研究》(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行政法Ⅰ[第四版]行政法總論》(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Ⅱ[第四版]行政救濟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Ⅲ[第三版]行政組織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法科學生讀本 邁入法學之門》(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法科學生讀本 法學進階之路》(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版
《行政規制與權利保障》(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
《比較行政法——方法、規制與程序》(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學參考書》(合主編,第一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版
《日本國會》(獨編著),華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行政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姜明安審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
《比較行政法》(合編著,副主編,撰稿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日本行政法通論》(獨著),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行政法專題研究》(合著,第二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政處罰實務全書》(副主編), 中國計量出版社,1996年5月版
《日本行政法》(合譯,第一譯者,[日]南博方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8月版
迄今共參加編寫各類教材20餘部
代表性項目
《給付行政法原理與民生行政研究》(08AFX00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重點課題 2008年)
《我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A0803)(中國法學會部級法學研究課題重大課題 2008年)
《北京地方旅遊法規范體系研究》(北京市旅遊局委託研究課題,2008年)
《北京城市建設管理法律體系現狀研究》(北京政府法制研究會委託項目 2008年)
《我國郵政行政復議制度研究》(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委託項目 2008年)
《我國郵政行政復議的配套制度和相關制度研究》(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委託項目 2008年)
《知識產權重大問題研究》(北京市知識產權保護協會委託項目 2008年)
《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模式研究》(國務院法制辦、信息辦委託項目 2006年)
《外國專業人才引進與管理立法研究》(國家外國專家局項目 2004年)
《國家科研項目監理的法學研究》(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軍口管理中心863項目2003年)
《規劃法制化問題研究》(國家計委發展規劃研究項目 2003年)
《政府規制與行政許可》(01SFB2028)(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 2001年)
《亞洲開發銀行「行政許可」課題研究》(國務院法制辦委託研究 2000年)
《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政府規制責任》(999-328004)(國家教育部資助年輕優秀教師基金項目 1997年)
《日本法律制度研究》(96JBY820006)(國家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 1996年)

B. 急求~ 答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一、甲區工商局的查封行為屬於具體行政行為中的行政強制措施;

二、李某如果不服甲區工商局的處罰決定,應當向某市工商局或者甲區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

三、申請人在申請行政復議時,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復議機關對該規定有權處理的,應當在30內依法處理;無權處理的,應當在7日內按照法定程序轉送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依法處理,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應當在60內依法處理。處理期間,中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審查;

四、行政復議機關應當對被申請人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提出意見,經行政復議機關的負責人同意或者集體討論通過後,按照下列規定作出行政復議決定:
(一)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內容適當的,決定維持;
(二)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決定撤銷、變更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決定撤銷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可以責令被申請人在一定期限內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1.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
2.適用依據錯誤的;
3.違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或者濫用職權的;
5.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的。
(三)被申請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提出書面答復、提交當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依據和其他有關材料的,視為該具體行政行為沒有證據、依據,決定撤銷該具體行政行為;

五、對此罰款,當地工商部門可以直接強制執行。可以採取查封、扣押、凍結、劃撥李某的銀行賬戶或者財產等,但被採取強制措施的財產數額應該與標的數額大致相等。

C. 行政法的核心是規范A行政機關B行政相對方C行政權D行政行為

C、行政權。

行政法由規范行政主體和行政權設定的行政組織法、規版范行政權行使的行政行為權法、規范行政權運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規范行政權監督的行政監督法和行政救濟法等部分組成。其重心是控制和規范行政權,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一般說來,在成文法主義的大陸法系國家,成文法佔據其法體系的中心地位,特別是在行政法領域,成文法的比重更大。中國行政法的淵源是指各種成文法,全球行政法淵源通常還包括判例、行政慣例和行政法理。



(3)日本行政法學家著作擴展閱讀: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行政法的精髓,貫穿於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政司法和行政法制監督之中,是指導行政法的制定、修改、廢除並指導行政法實施前基本准則。

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國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護的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外,應當公開,注意聽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意見。

要嚴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救濟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履行職責,與行政管理相對人存在利害關系時,應當迴避。

D. 中國民法學的泰斗有哪些有哪些經典著作

中國民法學的泰斗有:

1、江平(1930—— ),最負盛名的民商法專家,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編纂負責人,被譽為「中國民法三傑」之一。

江平教授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寧波市人。1948年至1949年就讀於北京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56年畢業;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導師。

2、梅仲協

梅仲協 (1900-1971) 字祖芳,浙江永嘉人。法國巴黎大學法學碩士,1933年後在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和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民法講席,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法律學系主任,抗戰期間重慶東吳大學教授。

3、謝懷栻

謝懷栻,男,漢族。湖北省棗陽縣(現為市)人。1919年8月15日生。1938年在重慶入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法律系,1942年畢業。次年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司法官考試合格。

1944年後歷任重慶、台北、上海各地法院推事。1948年任上海國立同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任上海大夏大學教課,講授民法、民事訴訟法。

1979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員、研究員,擔任過碩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於1988年退休。



4、佟柔

佟柔(1921年6月20日——1990年9月16日)男,滿族,遼寧省北鎮縣人,中共黨員。生前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民法專業博士生導師。

國內法學界,尤其民法學界,公認佟柔教授是新中國民法的開創者、民法理論的奠基人,是民法學的帶頭人,稱贊他是中國民法的權威或「泰斗」。

日本有的法學家譽其為「中國民法之父」,美國有的法學家稱他是「中國民法先生」。

5、史尚寬

史尚寬先生(1898—1970),字旦生,安徽桐城人,生於1898年農歷元旦,性厚重而穎悟,十一歲能文章,十五歲留學日本,由京都第三高等學校而東京帝大法律系,獲法學士學位。

史尚寬先生的「民法全書」對民國的立法時間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對後世的法學的研究也具有深遠的意義。

中國民法學經典著作:

《民法要義》、《公司法概論》、《公司法教程》、《國際私法新論》、《中國票據法釋義》、《法學緒論》、《中國司法大辭典》等。

E. 白鵬飛的行政法學家

白鵬飛(1870-1948)字經天,號擎天,桂林人,是著名的學者與民主人士,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遍修獸醫、統計、政治、經濟、法律諸專業,留學11年,獲得政治、法律5個碩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上海、北京、廣西的9所大學擔任教授和校長。1931年,沈尹默任北平大學校長,聘其為北平大學法商學院院長。由於其精通法學,時稱「北方法學,於斯為盛」。「九·一八事變」後,積極支持愛國師生的抗日救亡運動,並營救了被捕的中共黨員學生張友漁、韓幽桐。北平淪陷後。毅然拒絕日奸的誘逼,秘密回到廣西,1938年應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再三邀請,他接任廣西大學校長。因堅持聘用李達、郭沫若、夏征農等進步教授,被當局免職,改任空頭顧問。「皖南事變」後,他義憤填膺,在廣西建設研究會上,公開宣讀《上蔣介石書》,要求蔣下「罪已詔」,險遭殺害。因陳布雷了解白的耿直,認為此人有助於打擊廣西地方勢力,獻計於蔣介石,加委白鵬飛兼任廣西軍風紀巡察團委員,授上將銜,整頓廣西吏治軍紀。由此,其被人稱為廣西的「御史監軍」。他先後將欺壓百姓、侵吞公款、武裝販毒的桂平縣縣長梁國海和橫征暴斂、草菅人命的荔浦縣縣長吳耀法辦處決,一時民心大快,被民眾稱為廣西的「白青天大人」。晚年在貧病中辭世,終年60歲。(一說他於1948年6月病故,享年63歲) 其墓位於桂林市七星區普陀山北麓。墓右立謝和賡題書的「高風亮節」4字贊刻。
白鵬飛與我國早期行政法學,早年在廣西蠶業學堂、桂林陸軍測量學校、廣東高等化工學堂學習。從1911年起,赴日留學11載,獲得了法學、政治、經濟、獸醫、統計5個碩士學位。1924年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後,先後任無錫國學專科學校教師、江蘇民眾教育館教授、暨南大學校長。他的行政法學理論體系,師承日本行政法學家梅隴布達吉。著作有《法學通論》、《刑政法總論》、《勞動法大綱》、《比較勞動法大綱》、《行政法大綱》等10餘種。他認為法學貴在發現,不貴在創設,他不屑於記誦、探究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現行行政法令,認為這是刀筆小吏的是,作為行政法學者的責任,在於探究法理,闡明它的規律。

F. 急求!!!!!!!《行政法學》學習心得

通過參加**縣人大法律培訓班學習,我對法律條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層次內涵的深刻領悟,有了質的變化。對照所學的知識,結合本職工作,聯繫到執政為民、依法辦事上,真正覺得法律對一個基層幹部來說,既是護心鏡,又是當家寶。
——領悟學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經開展了十幾個年頭,隨著法律知識的不斷普及,公民法律意識的明顯增強,各級幹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覺性不斷提高,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聯系自身工作經歷,我認為,法律知識的匱乏,法律運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極大程度地阻礙著經濟發展,引發著各種矛盾。無論在工作方式上,還是在決策領域上,總是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而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雖然認識到學法的重要性,但知識准備不足;雖然對法的公正價值有了認識,但樹立信心不足;雖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識,但依法辦事的能力低下。隨著公民法制觀念的普遍增強,領導幹部的思想、言行,毫無掩飾地接受著群眾的裁判。所以說,作為基層的一把手、大當家,不僅要自己學好、用好法律知識,還必須引導群眾學好法律知識,運用法律去溝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順工作、維護正義、實現和諧、謀求發展。尤其是在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窮富懸殊的差異,急功近利的貪欲打破了心態平衡,盲目的發展,使土地、水資源、森林、能源等出現了嚴重的生態赤字,私慾的膨脹占據了法律的位置。當我面對愚昧的做法,面對貪婪的糾纏,面對苛刻的質疑,面對辦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對辦一個企業是如此艱難時,深深感到:法律意識淡薄和執法的蒼白,是那樣毫不留情地阻礙著發展。因此,這一個多月的法律知識學習,對我是個很大的鞭策,更是一個很大的收獲。我不僅一掃缺少法律知識帶來的困惑和迷惘,更收獲了增長法律知識帶來的巨大財富。所以說,學法重要,用法必然,執法關鍵。
——堅持學法的自覺性

作為一名基層領導,在日常生活中加強法律法規學習,不斷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質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關繫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黨委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體會到,當人大代表要學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務要學好《公務員法》、《行政許可法》;抓生產要學好《農業法》、《土地法》;植樹造林要學好《森林法》;項目引進要學好《環保法》;優生優育要學好《計生法》;調解糾紛、維護穩定要學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項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規。要學深學透,靠上級安排不行,必須形成自覺的、有序的、重點的學習風氣和習慣,只有不斷學習,不斷充實,不斷領悟,依法履行職責的觀念才能得到增強,自身法律素質才能明顯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用法。通過從書本學到實踐學,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學習法律知識與依法辦事緊密結合,與管理工作緊密結合,與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緊密結合,在涉及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決策時,才能做到充分論證,依法決策,才能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去用法?我認為:

一是思想上綳緊「一根弦」。計劃辦什麼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問號,符合法律的就去預謀、策劃;計劃說什麼話,先想想群眾願不願聽,聽了是什麼反映,會有什麼效果和後果,用換位思路反復去想,自己先和自己過不去,直到說出來公平、公正、依法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線」。作為書記、鎮長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須撲下身子,深入基層,從群眾的角度去審視問題,以發自內心的真情與群眾溝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礦60萬噸甲醇項目征地補償的問題上,群眾一時不能理解,我就堅持「換位思考」,除親自接待來訪群眾外,多次走田間、進農戶、坐坑頭,講《土地法》,講國家征地補償政策,一次講不通多次講,口頭講不清用書本,一條條列印出來,發到群眾手中,經過反復宣傳、講解,群眾解除了疑慮,最終達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佔地補償協議。通過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識還不夠,還必須讓群眾有法律意識。群眾和國家這二根線,針眼再小也得穿過去,並成一根線。

三是決策上把好「三道關」。我始終認為為民辦事、辦民謀利,必須依法執政、依法決策。面對虒亭「地大、物稀、財薄、民困」的現狀,也曾想放「三把火」燒個通紅,砍「三板斧」來個痛快,強建基礎,調產增收,招商引資,開發旅遊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來不易。在不斷的強化法律意識上,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符合實際,體現民意,只要是依法決策,再硬的石頭也去啃。我體會到,要想辦成一件大事,還必須把握好「三道關」。即:

——法律關。法律是准繩,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貴;學法律充實自己心中有數,用法律保護群眾深得民心,依法律辦事得心應手。

——公開關。公開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來,國家補償政策多,農民實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會造成不穩定因素和違法事件發生,把各項補償政策、標准公布於眾,接受廣大群眾的監督,才能保一方穩定。

——行政關。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為。幹部在工作中的每個具體的行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體工作中,作為領導、班子,必須做學法榜樣,當用法先鋒,行法定職權。行政權的運用,最經常、最廣泛、最密切地關系著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學習法律知識,樹立法制觀念,崇尚法制權威,是實現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權執法的有效途徑。

G. 行政強制執行引言

一、行政強制執行的概念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機關依法所作行政處理決定中規定的義務,有關國家機關依法強制其履行義務或達到與履行義務相同狀態的行為。

1.行政強制執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義務為前提,在一般情況下,這種不履行還必須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義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從事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如在規定不得建築住宅的土地上建立住宅;另一種是,不履行規定必須履行的義務,如應納稅而不納。兩種情況都屬行政強制執行的范圍。
2.行政強制執行的目的在於強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行政義務。因此,強制執行應以行政義務為限,不能超過當事人所承擔的行政義務范圍。

3.義務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義務,是行政強制執行的前提,但該義務產生的依據,即行政強制執行的基礎是什麼?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爭論。大陸法系國家早期曾主張包括行政處理決定和行政法律規定兩類,近期行政強制執行的趨勢,傾向於僅以行政處理決定為根據,不再以法律規定為直接依據。

4.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是行政機關還是司法機關,兩大法系有重要區別,其源在於對於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的認識,普通法系國家從來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司法權的一部分。行政機關當然無權實施行政強制執行,但大陸法系中很多國家則歷來將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行政權的一部分,由行政機關自行執行。不同的是,德奧等國早期曾將行政強制執行看成是行政權的組成部分,無須法律特別規定;近期則有重大變化,行政機關是否有行政強制執行權,尚須法律特別規定,這是順應民主潮流和保護公民合法權益觀念日益發展的必然趨勢。(註:二戰前德日行政法學者均肯定行政處分具有公定力、拘束力、確定力及執行力。因此。行政處分權當然包括命令權與執行權。行政強制執行無須根據法律之特別規定。如19世紀時普魯士學者安休斯(G.Anschiite)、
布倫諾(K.Brunner)均持此說。其後德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進一步予以發展,認為行政權依法發動之命令,原則上即應包括強制執行力。「警察所下之命令乃國家之行為,其與某人對債務人所做之請求截然不同。用強制之方法以求(命令目的之)實現乃當然之理」。

日本著名行政法學家美濃部達吉也持此說:「基於公權力之國家意思,其本身既已具備執行力,吾人應認為直接強制可不待法律之特別規定,該行政官署當然有權予以執行。」(《日本行政法》上,1936年版,第336頁)。
二戰後,隨著民主的發展,這種觀點受到責難,西德著名行政法學家佛魯斯特霍弗(FrnstForsthoff
)在分析了行政權與公民的關系後,認為「無例外的,應固守一個原則,即行政權僅能在具體之情況下且為法律所承認者,方得行使強制手段。」此後,德國學者一般都認為,應把行政的命令權與實現命令之強制執行權視為各自獨立,互不牽連的行政行為,兩者都須有其法規上之根據,這才符合行政法上最基本的原則——依法行政。

日本田中二郎教授也持上述見解:「行政強制,不問其為行政上之強制或行政上之即時強制,均因以人民之身體及財產之侵害為其內容,因此近代法治國家若須執行行政強制則非有法律上之根據不可。……下令與強制為各別之行為。」(《行政法總論》1965年第380頁),
當前日本學者大都持此說。)

我國關於行政強制權的歸屬,已由長期實踐形成制度,並在《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中加以規定,大致可歸納為: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的基本制度。
二、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和行政處罰的區別
(一)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

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作為強制執行,有許多共同處,對某些國家來說,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並無實質區別,它們都是司法權的一部分,如美國。對另一些國家而言,雖然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是分開的,但行政強制執行在內容與方式上也都是從民事強制執行仿效而來,如德國。從我國具體情況看,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的區別在於:
(1)從執行主體看,
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在一般情況下為人民法院;但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也可以是行政機關。這與民事強制執行的主體只能是司法機關不同。
(2)從執行依據看,行政強制執行的依據是行政處理決定,
即使在由司法機關強制執行的情況下,其執行依據也是行政處理決定。而民事強制執行的依據是已經生效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機關的判決、裁定或調解等法律文書。
(3)從執行對象看,行政強制執行的對象比較廣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為和人身。而民事強制的對象僅限於物。
(4)從執行結果看,行政強制執行不存在執行和解,
只能強迫義務人履行義務;民事強制執行則可以執行和解。(註: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25—526頁。)
(二)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區別

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共同點在於,都是因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所引起的。但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此法定義務非履行不可,由此引起行政強制執行,如納稅,當事人不履行納稅義務的,必須強迫當事人履行;另一種情況是,此義務已不可能再履行,故只能給予行政處罰,使其記取教訓,以後必須履行義務。如違反交通規則,闖紅燈,此時只能科以罰款,使其以後遵守交通規則,不可能強制執行。從性質上說,行政處罰是對不履行義務的當事人科處新的義務,而行政強制執行則是要對不履行義務的當事人強迫其履行原來的義務。這是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一般分界線。當然,行政強制執行中的代執行和執行罰也有科以新的義務的內容,但這種科以新的義務的目的,仍是為了履行原行政義務,並不以科以新的義務為結束。這是法律在設定處罰還是強制時必須注意的。實踐中,也有以處罰代替強制執行的,即以處罰代替當事人必須履行義務的情況,如有些地方對農民侵佔集體土地建房,行政機關不是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除,而是以收取罰款結案,這實際上將起到慫恿違法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此外,行政處罰的種類和行政強制執行的種類很不相同。行政處罰主要運用警告、罰款、沒收財物、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以及行政拘留等手段;行政強制執行則採取代執行、執行罰、強制徵收以及直接強制等手段。由於行政處罰都是一次的承擔義務,因而在行政處罰難於執行時,尚需以行政強制執行為後盾。
三、對目前有關行政強制執行定義的辨析

我國行政法學著作中大都有行政強制執行的章節和定義,粗看似大同小異,細加分析,可以發現一些理論上存在的問題。現先摘錄幾條有代表性的定義,再加分析,也許將有助於我們對行政強制執行的理解。

(1)「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不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時,國家行政機關可以採取法定的強制手段強制當事人履行其義務,這就是行政法上的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的行政行為。又叫做行政執行。」(註:王珉燦主編:《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第1
版,第125頁。)

(2)「強制執行行為指由於被管理者抵制行政機關的合法行為,不履行行政機關提出的合法要求,行政機關採取強制措施消除被管理者的抵制,迫使其履行的行政行為。」(註:姜明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98—299頁。)
(3)「行政強制,也叫行政強制執行,
是國家對拒絕履行行政法規定的義務的當事人,或其有關實物標的依法實施強制措施,以促使某項義務的履行;或者為了公共利益而對特定的人或物實施強制手段,以限制某項權利的行使。」(註:張煥光等:《行政法基本知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55頁。)
(4
)「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機關在國家行政管理中對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當事人用強制措施強制當事人履行義務的行政行為。」(註:應松年、朱維究:《行政法總論》,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98
頁。)
(5)「行政強制執行,
是國家行政機關對違反行政法律文件規定的義務的當事人採取的行政法上的強制措施,由國家行政機關負責執行。行政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的、針對特定的人而採取的行政措施,又叫做行政執行。」(註:張尚@①:《行政法教程》,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71頁。)
(6
)「行政強制執行指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拒不履行行政法義務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其義務的行為。」(註:羅豪才主編:《中國行政法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39頁。)
(7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對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其義務時,行政機關以強制方式促使其履行,或實現與履行有同一狀態的行政行為,通常簡稱為行政執行。」(註:張尚@①主編:《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32—233頁。)
(8)「行政強制執行,是指公民、
法人或其他組織(行政管理相對人)拒不履行行政法義務,有關國家機關依法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迫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義務或實現與履行義務相同的狀態的行政執行行為。」(註: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頁。)
(9)「行政強制執行,可簡稱為行政執行或行政強制,
是指相對人負有法定義務,拒不履行,由行政機關依法採取強制措施,迫使其履行義務或者由他人代為履行以達到同樣目的的具體行政行為。」(註:王連昌主編:《行政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25頁。)

這些定義的共同點都指出行政強制執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法定義務為前提。行政強制執行的目的在於強迫當事人履行法定義務。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些定義又存在著許多差異,而這些差異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對行政強制執行理解的不準確。
(1)將行政強制執行等同於行政強制。實際上行政強制的概念較行政強制執行為寬。它包括行政強制執行、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即時強制等。
(2)將行政強制執行等同於強制措施,
但這兩者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完全相同。行政強制執行是對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當事人,強迫其履行義務。行政強制措施一般是為了保全證據或制止違法。有時,採取強制措施的目的正是為了保證以後的強制執行。當然,在某些情況下,行政強制措施也可能作為行政強制執行的一個前奏階段出現,從而使兩者難以區分。
(3)將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執行相等同。如上述所述,
這種觀點在早期德奧等國比較流行,但二戰以後這種觀點和做法都已被摒棄,因為它有放縱行政專橫的可能,不利於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新中國成立後,雖然長期來沒有理論加以明確闡述,但實踐的做法是確定的:將行政執行與行政強制執行分開,行政執法機關有權作出行政處理決定,但一般都沒有強制執行權,只有在法律有明確授權的情況下,該行政機關才具有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強制執行權,可以在作出處理決定後,依照法定程序進行行政強制執行。

毫無疑問,行政處理決定是具有執行力的,但執行力並不意味著行政機關自己可以強制執行。將行政處理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分離,將行政處理決定權與行政處罰權分離,這是現代行政法,也是我國行政法制建設發展的必然趨勢。
(4)將行政強制執行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
強制執行行為在行政機關依法自行強制執行時,當然可以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但在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經法院審查同意,下令強制執行時,它就是司法強制,不應再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
(5)一般行政強制執行的定義中,大都未明確指出行政強制執行的根據應為行政處理決定,不應直接依據法律執行。
四、外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簡介
行政強制執行,作為一項法律制度,起始於西方,由於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西方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大致形成三種模式,即美國模式、德奧模式和法國模式。
(一)美國模式

美國模式的特點是,行政機關在相對一方不履行行政義務時,原則上不能自己採取強制執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對一方如果不履行法院命令,法院將以藐視法庭罪,處以罰金或拘禁,這就是「藐視法庭程序(Contempt
proceedings)」,當然,作為訴訟,被告方也同時可以就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決定是否合法進行爭論,因而其本身又是一次救濟程序。此外,它也並不妨害相對一方在不服行政處理決定時,根據特別法或行政程序法的規定,向法院請求司法審查。
另外,有下列四種情況,有即時強制必要的,行政機關可以不經由行政上的訴訟程序,或事前的司法承認而自行執行:(1
)對負有繳納國稅義務財產的查封與扣押;(2)對外國人驅逐出境;(3)對妨害衛生的行為的排除;(4)妨害安全秩序之排除。(註: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7—228頁。)

美國強制執行的理論基礎在於,按照美國三權分立的特點,為有效控制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的濫用,這種對公民極易造成損害的行政強制執行權從來屬於司法權而非行政權,這是理解美國模式的關鍵所在。
(二)法國模式

為確保行政義務之履行,法國採用由司法機關對義務違反者施加刑罰的辦法。依靠義務人對刑罰的恐懼以促使其自動履行。這種刑罰與一般刑罰不同,稱為行政刑罰。但刑罰與行政罰只在法律有規定時才適用,如果法律對於某項行政義務的不履行沒有規定處罰,或者情況緊急,需要即時強制時,行政機關也可使用強制力量直接執行行政處理決定所規定的義務,稱為依職權執行或強制執行。
但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法律有明文規定;(2)情況緊急;(3)法律無明文規定,也無緊急情況,但法律也沒有規定其他執行方法時,強制執行是最後的執行方法。如果有其他方法就不能適用強制執行;(4
)當事人表示反抗或有明顯的惡意。強制執行的方式,一為代執行。(註: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第169頁。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8頁。)
(三)德奧模式
1953年聯邦德國頒布行政強制執行法,共4章22條。(註:見《聯邦德國行政強制執行法》(1953年4月27日),朱林譯,
《行政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主要內容是:
(1)行政強制執行包括金錢給付義務及行為的忍受、不作為義務的強制。但金錢給付義務的強制,適用其他單行法。(2
)行政強制執行原則上應以先有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行政處理決定)為前提。直接根據法律就採取行政強制執行的做法已被摒棄。但即時強制可無須預先的行政行為。(3)行政強制執行機關,
原則上為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也可部分或全部委託下級行政機關代為執行。(4
)執行方法為:代執行、執行罰和直接強制。代執行只能由執行機關委託第三人完成,費用由義務人承擔。代執行或執行罰不能達到目的或難以實行的,執行機關可直接強制。強制方法必須與其目的保持適當比例。決定強制方法時,應盡可能考慮當事人和公眾受到最少侵害。(5
)行政強制執行必須以書面方法作出告誡,告誡應附履行期限,明確執行方式。需義務人承擔費用的,應在告誡中列出預定費用數額。執行罰應告知確定的金額。告誡必須送達。(6
)義務人在代執行或直接強制過程中反抗時,可對其採取強力,依行政機關請求,警察須提供職務協助。執行達到目的後,立即停止。(7)執行罰未獲繳納時,
根據執行機關的申請,行政法院在經聽證後,可裁定命令代償強制執行,一日以上,兩星期以下。(8)對強制執行的行政行為,應有法律救濟。

奧國行政強制執行法公布於1925年,共13條,(註: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7—370頁。)主要內容有:

(1)行政強制執行由縣級及其上級國家行政官署負責執行。(2)行政強制執行的原則:①應以最輕微之方法達到強制執行之目的;②金錢給付的強制以不影響被執行人最低限度之生活及不妨害法定瞻養義務之履行為限。(3)強制方法有代執行、執行罰、直接強制。
負有忍受、作為或不作為義務又不能代執行者,可由執行機關科處罰金,或將其人收押,以強制其履行。直接強制須以先有執行處分為前提,可不經告誡程序。(4)臨時處分(假處分),當事人確有行政義務存在,
或不能確定時,執行機關為保全義務之履行,得為臨時處分。但以義務人有自行處分其財產或串通第三者以其他方法逃避義務之履行,有妨害執行或使執行有困難者為限。(5)行政救濟。
(四)日本強制執行制度之發展
日本於1900年師承普魯士法制,頒布了行政執行法和行政執行法施行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對此作了總結,認為罰鍰之強製作用較為間接,效果低微;直接強制曾被行政機關濫用,造成對公民基本權利之空前侵害,因而於1948年公布《行政代執行法》,共7條,(註: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5頁。)據此,行政機關一般只享有代執行的強制執行權。

除代執行法外,日本其他法律中尚有關於執行罰、直接強制與強制徵收的規定。(註: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楊建順、周作彩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第90—91頁。)
五、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制度

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制度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為例外。(註:對此作出明確規定的法律是《行政訴訟法》,該法第66條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於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在行政機關強制執行前有「依法」兩字,說明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權只有法律特別授予時才具有。)
(一)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

行政強制執行權原則上屬於法院,行政機關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機關依法作出的行政處理決定中規定的義務時,如法律沒有授予其強制執行的權力,就都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與國外不同。申請不是訴訟,不需要經過訴訟程序。申請比訴訟效率較高,這是適應行政管理要求的。但申請也不是可有可無的程序,申請如經法院批准、同意,原行政強制決定就成為司法強制決定,法院可以運用其司法強制執行權,強迫當事人履行義務。因此,行政機關提出申請以後,法院必須認真進行審查,不僅要作形式審查,還要作實質性審查。對行政機關的申請,經審查合法,將由法院實施司法強制;經審查不合法,退回行政機關,不予執行。
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是否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否則人民法院將不予受理?

在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前,行政機關如要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規章無權作此規定。制定行政訴訟法時曾考慮到這一因素,如仍堅持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則大量根據規章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將失去強制執行的後盾而變成一句空話。在目前情況下,這將給行政管理帶來難以估計的後果。因此,《行政訴訟法》第66條特別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據此,凡屬行政機關所作具體行政行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既不履行義務又不起訴的,行政機關就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無須以法律、法規規定為限。至於能否執行,還需人民法院審查。這是我國基本法律中第一次作出的關於行政強制執行的一般性規定。在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後,應該已經不存在申請執行必須有法律法規規定的限制。

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強制執行後,人民法院應在多長期限內給予答復?人民法院如不同意強制執行,行政機關是否可以再向上一級法院申訴?上級法院應在多長時期內答復?執行費用應如何計算等問題,由於至今沒有統一規定,以至常常發生矛盾,需要作出規定。
(二)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

例外的根據就是法律,由法律明確規定由哪一級政府或哪一行政機關部門享有哪一種行政強制執行權,不能超越。沒有法律特別規定的,行政機關就不享有行政強制執行權。
從我國已有法律規定的情況看,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享有強制執行權的,大致有下列幾種情形:
(1)屬於各部門專業范圍內的強制執行,一般由法律規定,
專項授權給主管行政機關,如:關於人身權的,有強制傳喚、強制拘留(《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強制履行(《兵役法》)等。屬於財產和其他權利的,如滯納金(《國營企業調節稅徵收辦法》)、強制收兌(《違反外匯管理處罰施行細則》)、強制許可(《專利法》)等。(2
)屬於各行政機關普遍需要的,如強制劃撥、強制拍賣財產,原則上都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法律只授予少數幾個行政機關,如稅務(《稅收征管條例》)、海關、審計等。(3)一項特別的財產權,
即拆遷房屋、退回土地等,由於這是涉及公民的「命根子」,需特別慎重。原則上都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但是,《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強制拆遷既可以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強制拆遷,也可由房屋拆遷主管部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註:《國務院公報》1991年第568頁。)
《行政處罰法》第51條第2款規定:「根據法律規定,將查封、
扣押的財物拍賣或將凍結的存款劃撥抵交罰款」,可見,強制拍賣或強制劃撥,都必須由法律規定。法規規定無效。也就是說,按照《行政處罰法》規定,強制拍賣或強制劃撥的設定權屬於法律,其他規范,如法規等無權設定。這是一項一般性規定,不僅對不繳納罰款的適用,其精神也同樣適用於其他情況。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明確規定行政機關擁有何種強制執行權,從積極方面說,意味著法律的授權;從消極方面說,也意味著行政機關不享有其他種類的行政強制執行權。
六、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形成和特點

與英美和德奧比較而言,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具有自己的特點,英美法系將強制執行作為司法權的一部分,全部權力歸司法機關。這種作法有利於防止行政專橫,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但不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德奧模式將強制執行權交給行政機關,在早期時,把行政機關的行政命令權和強制執行權合一,無須法律特別規定;近代則將兩者分開,行政命令權不再包括行政強制執行權。行政機關享有的行政強制執行權,必須由法律規定。這種作法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但在防止行政專橫、防止損害人民合法權益方面,似嫌不足。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是在總結各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形成的。

1.以申請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為原則,表明強制執行權原則上屬於法院。第一,多一道法院的審查,將有利於減少錯誤,有利於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第二,用「申請」而不用「訴訟」,將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

2.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第一,所謂例外就是法律規定的例外,法律規定某一事項可由某一行政機關強制執行時,該行政機關才有某一事項的強制執行權。第二,從已有立法的情況看,只有那些屬於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強制執行事項,法律才授予行政機關。對帶有普遍性的強制執行權,如強制劃撥、強制拍賣財產等,控制極嚴,法律只授權個別行政機關。
可見,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制執行制度,借鑒和吸取了各國經驗中的有益成分,這是適合中國國情的。

從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制執行制度,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行政強制執行是國家機關對不履行行政義務者所採取的強制手段。行政強制執行的「行政」二字,並不意味著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機關,而是實現行政權的手段。行政機關有權作出初步行政決定,但無權自行強制執行,除非法律有特別授權。行政強制執行權與行政決定權是分離的,決不能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行政權的自然組成部分。這表明我國在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設定上,考慮到這一權力的行使,將直接關系公民的權益,因而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同時,應該說,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重要標志。認識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至今仍有很多人誤以為既然有權作出行政決定,就有權強制執行;有些法院的同志則認為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機關的事,與法院無關,法院至多隻是履行一下審查的手續。由此在實踐中產生各種問題。
但是,由於我國對行政強制執行尚未統一立法,因而上述所謂我國的強制執行制度,只是粗線條的概括,實踐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1.哪些情況的強制執行權可授予行政機關,標准不明確。

行政強制執行權原則上歸法院行使,但在某些情況下,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行使,標準是什麼?並無法律明確規定。有人對此作了歸納,認為劃分法院與行政機關執行權力的標准有下述幾種觀點:(1
)以執行標的為劃分標准;(2)以法律後果嚴重程度劃分;(3)以案件影響大小為標准。凡在該地區影響大的,由法院執行,一般的由行政機關執行;(註:許崇德、皮純協主編:《新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綜述》,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78—379
頁。)(4)以對相對人權益影響的大小為標准;(5
)以案件執行的難度為標准。(註:馬生安:《論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模式選擇及其程序設定》,《行政法學研究》1997年第3
期第21頁。)本文作者在前面論述行政強制執行時,實際上也作了劃分,從形式看,凡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的,由行政機關執行,法律沒有授權的,全部由法院執行。法律授權的標準是:專業性、技術

H. 日本有哪些有名的法學家各自有哪些著名的著作

美濃部達吉,憲法行政法學家,主張「天皇機關說」。我妻榮,民法學泰斗,星野英一的老師,其法學深深影響台灣法學。平野龍一,刑法學泰斗,山口厚的老師。金澤良雄,丹昭宗信,都是著名的經濟學家。

I. 金澤良雄的著作介紹

《經濟法》一書共分經濟法總論、經濟組織法、經濟活動法三部分。經濟法總論包括經濟法的意義、本質,經濟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經濟法中的規制與計劃,日本經濟法的沿革、經濟行政組織等7章;經濟組織法包括個別企業法,合理化法,競爭政策法,產業結構法,國家管理法,特別企業形態法等6章;經濟活動洗包括資金和金融規製法,物資與物價規製法,對外經濟法,資源規製法,消費政策法等6章。限於篇幅,這里僅就本書第一部分經濟法總論中的要點作些介紹、評述。 1、經濟法的概念與本質
金澤良雄首先對關於經濟法概念的歷來的學說作了探討。他指出,在經濟法發源地德國,關於經濟法的要領主要有五種觀點;集成說,認為凡是以直接影響國民經濟為目的的規范的總體就是經濟法;對象說,與集成說相對,主張將經濟法作為對象來研究,並作為法律分支承認其獨立性;世界觀說,認為只有具有現代法特徵,並滲透於現代法的經濟精神為基調的法才是經濟法;方法論說,強調經濟法是有關經濟生活的法律領域中適用法學研究的社會學方法;機能說,著眼於法律的機能,認為以國家編制經濟特有的法律是經濟法。
為了解決戰後日本的經濟法律問題,日本學術界在接受德國學說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關於經濟法概念析諸種見解。主要有:
(1)與市民法對比來理解經濟法的見角,認為經濟是與「現代性所有權法」的現代法(市民法)相對的「社會性所有權之法」的後現代法。
(2)將約束和統制列為經濟法中心概念的見解,認為經濟法是從國民經濟整體立場來約束經濟之法,或是將市場「統制」列為中心概念的法律。
(3)將《禁止壟斷法》理解為經濟法重點因素的見解。
(4)將經濟法理解為「維持壟斷階段中資本主義體制的經濟政策立法」的見解。
(5)關於以「經濟性從屬關系」為前提的法律是經濟法的見解。
金澤良雄認為,在上述各種學說中,集成說、世界觀說、方法論說,在嚴格意義上不是經濟法概念本身,故不予深入討論。對象說雖需再作進一步分析,但它著眼於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現象之外,,又以由此所產生的實質性社會結構(「組織經濟」、對國家和個人的「社會」、「統制經濟」)為對象,這一點比以前在日本流行的、將經濟法對象僅僅一般地求之於「企業者』』的企業者說遠為優越。機能說從國民經濟整體的立場出發來把經濟規制到一定方向,以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現象為前提,符合經濟法產生的基礎和發展實際。但是對經濟法機能發生的內在基礎的討論,將涉及經濟法的本質,故有待進一步探討。至於戰後日本學者對經濟法概念的諸種見解,也都既有可取之處,又不乏進一步商榷與探討的地方。
基於上述分析,金澤良雄指出,對經濟法概念與本質的分析,必須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特徵入手。可以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立法分為兩類:作為自由主義經濟的法與壟斷資本主義的法。前者是以確保個體自由的市民法,後者就是協調國家對經濟干預的經濟法。由此,金澤良雄得出自己的結論:經濟法不外是適應經濟性即社會協調性要求的法律。換言之,經濟法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為了以「國家之手」來滿足各種經濟性,即社會協調性要求而制定的法。
2、經濟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在德國與日本,有許多學者認為,經濟法作為一種社會法,是介於公法和私法之間的第三類獨立的法律部門。金澤良雄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因為公法、私法與經濟法之三分法是以然而,在當代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成熟,國家與個人間經濟的日益交叉、同一,使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論必然趨向崩潰,使將公法與私法的區別絕對化的觀點自然地受到批判。因此,金澤良雄認為,三分說中提出的所謂經濟或社會法的「獨立法域」本身,實質上應該包括在公法和私法的自身發展之中。換言之,應該認為經濟法是與公法、私法兩者重疊存在的。他認為,在實體法領域,絕對不能忽視實施著公法和私法的規制。在這一限度內,經濟法為滿足社會協調性的要求,不僅採取公法的規制(如作為《禁止壟斷法》執行機關公正交易委員會作出的裁決措施等),也採取著私法方面的規制(如依據私法規定,一定資金以上的公司須以某行政長官的批准為成立要件等)。在這種意義上,經濟法正是跨於公法與私法兩個領域,並也產生著與這兩個領域互相牽連以至彼此交錯的現象。
根據上述對經濟法的分析,金澤良雄闡明了經濟法與相關學科的關系以及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即在經濟法與憲法的關繫上,經濟法由憲法確認其存在,並在許多方面受憲法的規制。而經濟法又通過其經濟協調功能,實現憲法的目標;在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繫上,經濟法中的規制,往往須通過行政權干預經濟才能實現,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將其理解為經濟行政法。在經濟法與刑法的關繫上,經濟法作為刑事特別法或經濟刑法而與刑法發生聯系。在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繫上,一方面,經濟法因協調某些縱向經濟關系和採用行政法手段而與民法相區別;另一方面,經濟法有時也採取私法規制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上,經濟法具有民事特別法的屬性而與民法相聯系。在經濟法與商法的關繫上,商法一般是以企業自身的組織與相互交易以及個體間利益為規范中心,而經濟法則從國民經濟的立場出發,是在包括企業在更廣泛的范圍里實現經濟秩序化的法律規范。在經濟法與勞動法的關繫上,勞動法作為勞資關系法、工人生活秩序法,與經濟法是有區別的。在經濟法與國際法的關繫上,作為國內經濟法,與國際國家支持公法、市民支持私法與社會支持經濟法為理論基礎的。經濟法在規制方法、目標等各方面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3、經濟法中的規制 「規制」一詞,是日本經濟法中的重要概念,不弄清它,就很難理解日本經濟法的實質。金澤良雄是從下述幾個角度闡述這個,概念的。
(1)規制的含義。在經濟法上,規制相當於廣義的「國家干預」。這種「干預」涉及到消極的(權利限制)和積極的(促進保護)兩個方面。
(2)規制的對象。經濟法規制的對象,就是經濟生活,即涉及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循環的全過程,並包括與此有關的金融、運輸等一系列經濟生活。
(3)規制的目的和作用。經濟法規制的目的,在於從經濟政策上實現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協調的要求,其作用主要是為了國民經濟的宏觀發展而通過修改甚至破壞民法的平等關系或建立這種關系的條件,形成一種特權(或優惠)關系,如某種產業的保護促成法、優先貸款措施等等來實現的。 、
(4)規制的方式。分為權力強制性規制和非權力性規制兩種,前者包括依據法律實施的直接規制(如依據《物價強制令》規定的禁止不當高價合同)、依據行政權進行的規制(禁止許可等)…以及通過立法對私法方面設置強制性的規制(如農業危機時制定的《金錢債務臨時調停法》等)等等。非權力性規制包括國家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以及國家對私人經濟給予經濟援助兩個方面。
4、日本經濟法的沿革
日本各經濟法學家的著作,一般都涉及這個課題。相比之下,金澤良雄的論述較為充分。這主要得益於他對日本經濟立法史的專深研究(1985年,金澤出版了日本第一本經濟法史專著《經濟法的史的考察》)。從金澤的論述中,我仃J可以探知日本經濟法發展的大體軌跡。
(1)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濟法。如《軍需工業動員法》(1918年)、《煉鋼行業獎勱法》(1917年)等,它們為第一次大戰後日本經濟法的正式產生打下了一定基礎。
(2)第一次大戰後經濟危機時期的經濟法。為了治理戰後的經濟危機以及對付後來的戰時經濟干預,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米穀法》(1921年)、《銀行法》(1927年)、《重要產業編製法》(1938年)等,這些立法已具務了現代經濟法的諸項特徵。
(3)第二次大戰期間的經濟法。為確保戰時經濟,制定了一系列國家編制的法律,如《國家總動員法》(1938年)、《戰時緊急措施法》(1945年)、等。
(4)第二次大戰後初期的經濟法(1945-1954年)。適應戰後初期日本的各項政策,日本制定了《關於限制武器、飛機等生產的事宜》(1945年)、《持股公司清理委員會令》(1946年)、《禁止壟斷法》(1947年)、《企業合理化促進法》(1952年)、《農產品價格穩定法》(1953年)等法律,從而,有效他促進了當時的經濟恢復工作。
(5)經濟成長期的經濟法(1955-1970年)。特點是向開放性經濟體制過渡,扶植中小企業、改進農業現代化等方面的立法日趨完備。
(6)美元危機與石油危機後不景氣時期的經濟法(1971-1976年)。此時,日本主要制定了一系列穩定經濟、節約能源的立法,如《國民生活穩定緊急措施法》(1973年)、《石油供求適度化法》(1973年)等等。
(7)穩定發展和結構性不景氣時期的經濟法(1976年以後)。這時期主要有《穩定特定不景氣產業臨時措施法》(1977年)、《穩定特定不景氣產業臨時措施法》(1978年)、《中小企業破產防止互助法》(1977年)、《特定不景氣地區中小企業對策臨時措施法》(1978年),以及強化反壟斷措施的《禁止壟斷法》的修改和外江及外貿管理法修改等等。 與日本其他經濟法革作相比,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書具有自己的顯著特點,即:第一,緊緊扣住戰後日本數十年經濟立法的實踐。戰後日本的經濟立法,是世界各國中最頻繁、最活躍的,通過各個時期、各個階段目標與重點不同的法律措施,日本的,通過各個時期、各個階段目標與重點不同的法律措施,日本修正了壟煩惱資本主義的體制,有效地治理了戰後各次經濟危機,促進了工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的蓬勃發展。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書,反映了這一波瀾起伏的歷史過程。它緊緊扣住上述經濟立法的實踐過程,從經濟組織和經濟活動兩大系統入手,多層次、多角度地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和闡述,既對戰後日本各項主要的經濟立法的形成、發展、內容、功能、社會價值以及利弊得失等作了說明,又對日本戰後數十年宏觀的經濟立法實踐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在使經濟法學適應、指導日益變動的社會經濟生活實際方面樹立了楷模。
第二,資料豐富、內容充實、論述詳密。金澤良雄從事經濟法教學和研究達40年,並參加過一系列經濟立法實踐活動,具有豐富的經濟理論與實務經濟。經過他精雕細刻、多次修訂再版的本書,闡述重大經濟法理論與實務經驗。經過他精雕細刻、多次修訂再版的本書,闡述重在經濟法域數十個,涉及具體法規上千個,參考了各種語言文獻數十種,加上各種附表等,資料十分豐富。同時,本書除對《禁止壟斷法》這一日本經濟憲法作了深刻分析之外,還對個別企業法、合理化法、產業結構法、國家管理法、特殊企業形態法、資金和金融規製法、物價規製法、物價規制製法、對外經濟法、資源規製法、消費者政策法等作了充分論述,內容充實,體系也較完整。此外,《經濟法》一書對日本經濟法學中的一系列概念、術語的解釋、闡述也比較清晰、確切。因而,本書在戰後日本十餘種經濟法著作中可以說是比較傑出的一本。正如日本著名經濟法學家丹宗昭信在《書評·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文中所說:「戰後關於經濟法的菱出了若干冊,但其中大多數只將《禁止壟斷法》作為論述中心,對其他高速經濟關系的法律涉及甚少。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書與這類經濟法著作截然不同,它不僅研究《禁止壟斷法》,而且還將其他各類經濟關系法規與〈禁止壟斷〉話在同等重要地位而廣泛涉及予以充分論述,它是戰後出版的經濟法專著中最全面、最優秀的一本。」
第三,本書在將滿足社會協調性要求作為經濟法之目的與本質,並將各項經濟法規納入其中以構造現代經濟法學體系方面進行了嘗試,作出了努力。同時,在將經濟法作為完成日本政府經濟政策的法律技術和手段方面,本書也作了系統的論述。這些,也是本書與其他各種經濟法著作相區別的地方。
當然,如有的日本學者指出那樣,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書在體繫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將競爭政策法(禁止壟斷法、壟斷形成法、市場進入規製法、市場領域高速法)放入第二編經濟組織法中就不太妥當。因為,競爭政策法作為規制和高速妨害經濟活動自由行為的法律,具有經濟活動自由保障法的性質,將其放入第三編經濟活動法似更為貼切,等等。 盡管如此,金澤良雄的《經濟法》一書仍不失為日本經濟法學界一本劃時代的作品,具有重大的社會價值,對我國也有借鑒意義。尤其是本書中總結與闡述的數百種日本現行經濟法規的精神與實施情況;關於經濟法的概念、本質,經濟法中的規制與計劃,日本經濟法的歷史沿革等的見解;《經濟法》一書所構造的經濟法學體系,等等,對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強經濟立法與經濟司法,促進經濟法學教學與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J. 誰能提供一下有關於(行政公益訴訟)的國內外的著作。

論公民提起的行政公益訴訟

周義發 周沭君
前 言
在當代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對有些帶有行政公益訴訟性質的案件,法院在作出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的裁定中,常常有這樣的表述:該案不屬於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圍,或者該案的原告並非本案的直接利害關系人或相對人。由於在我國現行的行政訴訟制度框架內還沒有明確關於公民能夠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規定,因此,法院作出的裁定是無可厚非的。
相對於一般意義上的行政訴訟,即私益訴訟,行政訴訟的原告若與案件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依法則不可以起訴,這是防止濫訴原則的必然結果。可是,如果有些主體侵犯了公共利益,公然違反普通法律或憲法時,在有關國家機關既不追究責任又不接受投訴,或雖接受投訴而不作處理時,在現行法律框架內,為保障和「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執法水平,確保法律的正確實施」,「完善訴訟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報告),可否允許公民以原告的名義,以危及或損害社會公益的行政主體為被告向法院起訴?法院如何接受和支持公民以訴訟的方式來維護公共利益?中國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理論根據,現實依據是什麼?有哪些因素障礙中國建立這種訴訟制度,如何根據中國的社會需求、文化傳統、實際國情推進我國公民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等等,都引起了作者的興趣。
本文主要利用實證研究、個案分析、文本分析、邏輯推導、比較等綜合性的研究方法,從不同角度對公民行政公益訴訟進行比較系統的探討:包括公民行政公益訴訟應得到司法救濟;行政公益訴訟的概念及其特徵;我國應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理由;我國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訴訟的路徑選擇;我國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基本原則及其結論。

第一章 行政公益訴訟的概念及其特徵
為了闡明行政公益訴訟的概念及具特徵,有必要對公共利益作進一番探討,為討論的進行鋪就一個平台。
第一節 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或叫「公益」(Public Welfare)是有關社會公眾的福祉和利益 ,或指屬於社會的,公有公用的利益 。它既區別於社會成員個體的利益,也不是社會個體成員利益的簡單加總,而是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的綜合體。
在我國現行的各種法律法規中,涉及到的相關概念除「公共利益」外,還有「社會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國家整體利益」等類似概念,表達基本相同的含義。例如,有關公共利益的規定如《憲法》第十條,《土地管理法》第二條規定國家對土地實行徵用的條件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處罰法》規定其立法目的之一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著作權法》第四條規定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時「不得損害公共利益」,而《專利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可以對專利權實行強制許可,等等;有關社會利益的規定如《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公民在行使自由與權利時,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它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有關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如:《民法通則》第七條規定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之一是「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而《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也同樣規定了訂立合同應遵循「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無效。此外,《票據法》、《證券法》等也均對社會公共利益作出了相應的規定。《立法法》第四條用「國家整體利益」來表達這一概念,該條規定「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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