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法張五常

A. 張五常怒批《勞動合同法》，主要說了些什麼

張五常疑《勞動合同法》中無固定期合同會搞垮經濟

B. 經濟學家為什麼都反對新勞動法

《勞動合同法》尚未生效之前，「華為」萬人辭職事件在全國引發一些知名企業以多種方式大規模裁員潮。據媒體披露，一些地方還冒出了指導企業規避法律的各類「勞動合同法培訓班」， 「大人物」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現任香港大學教授、經濟金融學院院長。曾當選美國西部經濟學會會長張五常先生也跳了出來，在網上撰寫博客文章《新勞動法的困擾》，他在文中大放厥辭，公然反對「新法」，他說什麼新《勞動合同法》「維護懶人」 「把經濟搞垮」「硬性規定勞工合約是干預市場運作」，他還指出政府的責任是教育與傳播法律知識，而非硬性規定等等。張五常奇談怪論如此咄咄逼人，值得我們三思，他不是胡說八道，就是別有用心？。
《勞動合同法》中，最引人關注的焦點是「無固定期限合同」。所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不過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的無確定終止時間的勞動合同。這個規定並沒有否定老闆解僱勞動者的權力，僅僅是增加了解僱時的難度，老闆不能再簡單地靠「不好好乾就給我走人」相威脅；不能再硬性讓員工服服帖帖接受自行制定的低工資和不公平的違法違規的制度管理。《勞動合同法》只是給職工一點公平和合法權益的保障，這怎說是「干預市場運作」 「維護懶人」 「把經濟搞垮」呢？。
二十八年前，在中國勞動制度下各行各企業有正式國營固定工、正式集體固定工，簽訂合同的有亦工亦農工、臨時工。雖然企業有各種不同體制的用工。但是，在不同工崗位上不同體制的勞動者都是同工、同酬、同侍遇。他們同企業領導人一樣有人權、有尊嚴、有民主、有自由。他們在社會主義大家庭里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岐視，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職工的各種權益由單位落實。
在實行「市場化」後，企業改革被國際上新經濟帝國主義所謂「經濟全球化」「民主化」的忽悠，國內少數患民族軟骨症經濟學家、學者和別有用心的人給異化了，他們沒有引進信息化時代的科學新技術、新設備，而是在所謂與「國際接軌」煙霧下，改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勞動制度的優越性，砸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勞動用工制度、薪金制度。引進了現代資本主義都拋棄一百年的老牌英國資本主義的「血汗工資」 和「過勞死」制度。現在到處可見的「承包頭」「勞工頭」「黑磚窯主」 「黑煤窯主」 「血汗工廠黑心老闆」 變色、變質、變心的國企「老總」 在肆無忌憚的盤剝勞動者，種種無法無序的用工，致使一些行業企業職工的相關權益保障失衡，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的影響了社會「和諧」。
《勞動合同法》貫徹了黨的十七大「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五有」 方針，意味著黨和政府工作的重點已經逐漸轉移到民生領域，實實在在的體現了，讓全體民眾共享發展成果「勞有所得」 、社會和諧、安定團結的保障。在中國經濟轉型期的今天，社會矛盾的焦點，已經從「使用」勞動者，轉為「保護」勞動者權益、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這就是《勞動合同法》的重要指導思想。
《勞動合同法》是人大通過，國家主席批准，以15號命令形式頒布的代表民意的大法。貫徹《勞動合同法》讓勞動者從「使用」到「平等保護」這道坎，道路不會平坦，那些過慣壓迫、盤剝他人朱門酒肉臭生活的黑心人，特別是國外的反動勢力是不甘心看到中國安定團結和睦的局面，他們必然要千方百計干擾搗亂。我們勞動大眾要團結起來捍衛《勞動合同法》，絕不能任由資方以資凌法。更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干擾對抗新法。

C. 大學生就業問題及解決方案。

一、國家政策方面

為促進青年大學生就業，我國政府從體制上、政策上採取了一系列帶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何進一步疏通與拓寬大學生就業渠道，是目前值得我們不斷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1、為青年就業創業立法

任何政策的實施都必須依賴於法律的制定和完善，西方國家大力推行青年就業保障計劃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制定和完善青年就業法案。從立法的角度促進大學生的順利就業，這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2、鼓勵高校畢業生到西部、到農村、到基層工作

在理工農醫等學科門類的畢業生中，農學和醫學學生的就業形勢最嚴峻。農科四分之一專業的學生存在就業危機（就業率低於30%），僅有10%的學生就業供需平衡，而農學、醫學專業的人才又恰恰是西部地區、農村地區最急需的。因此，採取多種優惠政策，如提高工資、提前晉職（定級）、給予較高額度的住房補貼和安家費、提供深造及發展機會、工作期滿自由流動等，吸引大學生到西部、農村等最需要的地方工作，是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3、制定優惠政策，鼓勵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進行靈活就業

我國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的45.5%為靈活就業崗位。靈活就業是未來就業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對有意建立經濟實體、轉化科技成果、自主創業的高校畢業生，政府和高校應給予政策和資金等方面的支持，在有條件的地區為高校畢業生創業提供小額貸款和擔保，幫助大學生找到啟動自主創業的「第一桶金」，如上海市科技創業中心和上海市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共同合作設立了「上海市全國高校畢業生科技創業資金」，總金額達到了1500萬元。

二、就業市場方面

我國應不斷完善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管理體制，整頓就業市場，將高校畢業生納入社會化工作體系，完善高等教育發展機制和畢業生就業工作機制，建立起高校之間、校企之間、政府之間、研究機構和政府之間的協作，使之在畢業生就業工作發揮作用，不失為解決畢業生就業的一個好辦法。

為實現以市場為導向，調節學校專業結構和課程設置，科學地指導畢業生就業，國家還必須盡快建立信息預警機制或大學生就業指數系統。武漢市人事局在武漢地區選取有代表性的學校和專業，圍繞大學生就業率、就業缺口率和就業質量三個統計指標，運用數理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建立起能綜合反映武漢地區大學生就業狀況的一系列指數模型，從而提供了及時、完整、准確和具有前瞻性的就業信息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

同時，國家還應盡快建立高校畢業生社會服務體系，加強對畢業生就業市場的管理和監督，對以不實之詞、虛假信息吸引參展單位和學生的招聘會主辦單位和個人予以查處，對各類畢業生招聘會予以引導、規范，改善招聘會的軟硬體環境，提高招聘會質量。畢業生們呼喚針對市場細分的、小型的、建立常設的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市場，為暫未就業的畢業生充分就業提供方便。去年4月，北京市建立了為大中專畢業生和用人單位服務的常設市場，深受畢業生的歡迎，一批暫未就業的大學生就在這里找到了工作。

三、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方面

高校辦學要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把畢業生的就業作為杠桿檢測並帶動人才培養各環節的改革，形成高等教育調控機制。在專業建設和調整上，要優化學科專業結構，適時增設新專業，積極發展交叉學科、邊緣學科專業，大力發展優勢專業，打造品牌專業。同時要認真做好畢業生就業信息反饋工作，建立相關指標體系，在統計各專業畢業生就業率的同時分析其就業層次和供需比，為專業調整提供科學依據。在課程建設和調整上，高校要隨著新知識、新技術的大量涌現而推陳出新，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拓寬學生的知識領域，強化辦學特色，培養適應社會發展的人才。

四、高校的就業指導工作方面

高校要主動加強對學生就業指導，廣泛拓展就業渠道。堅持將畢業生就業指導與人才培養、職業教育、就業服務相結合的原則，將就業指導與服務貫穿於四年大學生活的始終。學校應多渠道收集需求信息，採取大小型招聘會相結合的形式，精心組織「雙向選擇」活動，使之成為畢業生就業的主渠道。同時要充分利用網路資源，保證畢業生的供需信息在高校、畢業生、用人單位以及畢業生就業主管部門之間及時有效地傳遞和交流，為畢業生求職、用人單位招聘畢業生提供方便。

針對畢業生的求職心態，高校要大力加強畢業生就業觀教育，引導他們樹立正確觀念，擺正心態，客觀定位，選好目標，多些務實，少些浮躁，合理調整就業期望值，結合自身特點，揚長避短，從而有的放矢地去尋找適合自己的就業單位。

五、畢業生自身方面

高校畢業生應解放思想，轉變陳舊的就業觀念，增強自立自強意識，強化刻苦奮斗的精神，正視現實，積極參與新形勢下的多元化就業。比如目前國家和各級政府對志願投身西部的大學生給予了不少優惠政策，為大學生到西部發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和空間，剛出大學校門的畢業生知識結構新，有想法，有膽量，有魄力，不妨去西部大展身手，從而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實現自我人身價值。

大學畢業生如何把自己「嫁」出去，提高自身綜合素質是關鍵。要注重提高自己在道德、文化、業務、身體、心理等各方面的素質，培養自身交際能力、運用知識的能力、獨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團結協作能力、動手操作能力、組織管理的能力以及開拓創新的能力等，增強競爭力和自信心，使自己成為適應社會需要的合格人才。

自主創業，給自己當老闆對應屆大學生來說也可以另闢一片天地。現在很多高校在扶持大學生創業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政府主管部門在這方面也在更新觀念，對大學生創業給予支持，如江蘇省有關文件就規定「各級政府要為自主創業的畢業生提供方便和市場機會，扶持畢業生創業。畢業生領辦或創辦的高新技術企業，按有關規定享受財政優惠政策。對畢業生創辦的民營科技企業，按規定減免營業稅、所得稅。」所以說自主創業也將成為今後畢業生就業的渠道之一。

高校畢業生是我國急需的寶貴人才資源，一直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在2004年4月30日舉行的「中國就業論壇」第六次全會上，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指出，我國的目標是希望通過3至5年的建設和奮斗，建立起適應新形勢需要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校畢業生幾工作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筆者認為，通過國家採取的一系列標本兼治、權利促進畢業生就業的政策和措施，通過各級政府、高校和社會各界的積極合作與幫助，通過大學生自身的努力和進步，青年大學生就業工作定能呈現新的可喜局面

D. 建立企業制度的意義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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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企業制度的意義及作用
中國有句俗話：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其意思就是說，沒有規則（即制度）的約束，人類的行為就會陷入混亂。這樣一個樸素而重要的思想，可能沒有人會認為它不正確，但它卻一直在生活中被人們不應該地忽視了。
何以有如此一說？比如我們歷來反對腐敗，可是為什麼這些年來腐敗沒能有效遏止？社會學家可能把它歸結到官員們的道德水平下降。但是，這只是表象的，真正的原因還是只能到制度裡面去找（其實道德本身也是由一系列不成文的制度構成的，道德水平下降即意味著道德作為制度安排對人們的約束能力下降了）。當一個社會中腐敗現象蔚然成風，只能說這個社會的制度對腐敗行為缺乏約束，僅僅批判腐敗官員的職業道德品質而不探求制度本身的缺陷是不可能有明顯成效的。經濟學家張五常有一句名言：「你要放一個妖艷的女子在我的卧室，又要我對她沒有非份之想是不可能的；要我對她沒有非份之想的最好辦法就是，讓她離開我的卧室。」同樣，在一個有利於腐敗滋生的制度安排下，要官員們操守道德何其難也！如果有一套制度安排，可以約束官員根本沒有腐敗的想法，那麼我們根本不必辛苦地教導官員們要操守道德。
所以，讓大眾和公共管理者明白制度的重要性是經濟學家的又一個重要責任。
為什麼說制度是重要的？因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與制度有關。經濟學的一條重要原理就是：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而不同的制度安排會對一個人產生不同的激勵，從而導致他產生不同的行為反應。經濟學家Sam Peltzman的研究可以說明這一點：60年代後期，美國國會通過立法要求生產的汽車必須配備安全帶。這項法律旨在提高駕車的安全性，但是它也改變了對人們的激勵。安全帶法律降低了駕駛員生命面臨的危險，導致他們可以更放肆地開車，結果是這些法律減少了每次車禍死亡的人數而增加了車禍次數，凈結果是駕駛員死亡人數變動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數增加了。
對於公共政策設計人員來說，一項政策是否成功就在於它對人們提供的激勵是不是跟預期的效果一樣。政策是正式的制度安排，政策的設計實際上就是進行游戲規則的設計，是以制度來激勵（約束）人們的行為——這是經濟學原理指導政策設計的核心問題。經濟學著作浩若煙海，但經濟學對於現實最重要的意義恐怕就在這里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制度對政策設計是重要的：制度的改變就是人們行為規則的改變，從而人們行為改變。比如，國家宣布對超生孩子罰款，人們就會少生孩子；國家宣布對科技發明進行重獎，就會有更多的人獻身科學研究。
到這里，讀者可能會問一個問題：制度本身是如何產生的呢？任何一項制度的產生，都是社會成員相互博弈的結果。社會成員的博弈可能存在無數的均衡，一項制度的確立是其多種可能出現的均衡中成為現實的那一個結果。人們的博弈是隨時且無限期地在進行，所以制度本身也不斷演變，從而可能形成一個制度演化的路徑，它代表了人類生活規則的歷史。制度的確立必須是得到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認同，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認同又進一步使制度得到自我強化。比如，如果一個社會50%以上的司機贊同「靠右行」作為交通規則並加以遵守，那麼「靠右行」才能作為一條制度被確立，而這條制度的確立將使越來越多的司機遵守「靠右行」，於是這個制度被強化了。
但是要指出，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認同應該理解成社會成員的談判能力而不是他們的數量。比如一個國家統治者可能是少部分人，但他們掌握政權和暴力機構，從而有更大的談判能力，因此他們更容易把自己的主張發展成制度。這如同我們在現實中看到，法律作為制度雖由小部分人制定卻是非常強硬的，原因在於法律依靠國家暴力機構作為後盾；道德作為制度雖然常常由大眾在自由博弈中形成，而其約束力卻不如法律有效。這也可以說明，有組織的決策產生的行為將比分散決策產生的行為更具建設性或破壞力。生活中官員的數量少而百姓數量多，但是百姓怕官，就是因為官員是有組織的，百姓是沒有組織的。為什麼雇員要成立工會，僱主要成立僱主協會，原因就在於試圖增加自己的談判能力，使己方的行為對談判局面更具影響力或支配力。為什麼貿易保護有損國民福利但仍然會存在，甚至甚囂塵上？原因是那些從貿易保護中獲利的集團容易團結起來向政府施加壓力，而被損害的消費者卻因為「搭便車」問題不能解決而一團散沙，缺乏談判能力。
也許我談得太遠了。我們討論的話題是制度的重要性。制度於人類的重要性還可以由一個猜想來理解。假設在人類之初的蒙昧狀態，人類也沒有制度來約束行為，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那將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每個人都努力追求著自己的「幸福」（當然那時的人們並不知道幸福為何物，但他們出於本能會追逐自己的利益），知識的缺乏使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如何協調相互的利益和行為。正是經過漫長歲月相互殘殺、斗爭的切膚之痛，人們逐漸認識到行為的交互性而建立起約束人們行為的制度。知識的不斷積累成為制度不斷改進的動力。是知識和制度使社會秩序得到建立，使人類越來越走向文明。
當人類不斷建立起各種制度、不斷改變各種制度、不斷創新各種制度的時候，各種制度的綜合就形成了社會體制。經濟體制就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體制，它由各種規范經濟行為的制度構成。財產權利制度就是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種——事實上，財產權利制度常常被看作經濟體制的基礎。公有的經濟體制和私有的經濟體制就是這個基礎上兩大對立的體制。
我們講制度的重要，最典型地就可以反映到財產權利的重要性上來。1993年諾貝爾獎得主諾思的研究表明，資本主義之所以最早萌芽在荷蘭，就是荷蘭較歐洲其他地區更早形成了私有財產權利制度。張五常去年在華中理工大學就作了一場《產權為何重要》的精彩演講。他指出，制度安排的不同將導致收入的分配形式就會改變，從而資源的分配就會改變，隨之，經濟發展速度和績效也會改變。
其實經濟運行的一切問題最終都可以且應該歸結到體制（制度）的問題。我們常常提及人才外流，譬如高級和優秀的人才到國外、到外企等。一些評論說那些離去人們失去了愛國熱情、缺乏奉獻精神，評論者不知道愛國主義和奉獻精神是有價的。一個優秀的人才願意留在國內企業工作，十倍的年薪都不足以將他吸引到國外企業，但是如果是二十倍、三十倍、一百倍呢？人才流失顯然並不簡單地是一個愛國主義、敬業精神、職業道德的問題，它更與報酬體制相關。又比如中國為什麼缺乏企業家精神？我曾看到一本數十萬言的專著討論（中國）企業家精神，但我對它不以為然，因為它沒有接觸到最深層次的制度問題。企業家精神的缺乏固然與教育、經濟等相關，但最大的問題恐怕還是在於我們尚沒有一套培育企業家的體制，比如競爭的企業領導體制和與風險責任相對稱的報酬體制。中國要培育企業家精神，首先應建立有利於企業家成長的制度，比如企業家市場制度。再如國有企業改革，我們曾經嘗試過許多方法，當逐漸接觸深層次問題之後，我們還是必須進行體制創新。
我們希望國家富強，實際上富強並不是一件難事，只要我們的制度安排1）能夠激勵人民求富2）能夠保證人民有自由求富的權利，我們就會走向富強。「干好乾壞一個樣」挫傷人民求富的積極性，所以我們反對平均主義；非法斂取錢財破壞求富的自由權利，所以我們反對貪污腐敗。除卻戰爭和自然災害，貧窮國家之所以貧窮的原因，如果不是因為政策等制度安排挫傷了人民的求富積極性，一定就是它的制度安排沒有保證人民自由求富的權利。在中國，目前也還存在著一些妨礙自由求富的制度安排，比如行政過度地介入經濟的傳統觀念和行為，比如地方保護主義，比如國家對某些政治強勢的行業（企業）的壟斷熟視無睹，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在體制創新過程中需要逐漸革掉的。
最後我還想補充幾點。其一是制度起源於降低交易成本，有的制度很好，但實行它需要太高的交易成本，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所以人類許多美好的設計最終還是烏托邦似的構想；其二是制度具有路徑依賴，即制度存在自我強化和慣性，我們常常看到，一項制度並不好，但它還是延續下去了。由於搭便車行為，許多制度創新並不總在最佳的時刻進行，而是在那以後，情況非常糟糕終於到大家忍無可忍的時候才進行；甚至，也可能人們「以濫為濫」，誰也沒有信心和興趣去改變這不合理的制度，於是出現制度「鎖定」（Lock in）效應，最終大家在腐敗沒落的制度中消亡。人類最初的二十幾個文明最後不少都銷聲匿跡了，與制度鎖定不能創新密切相關。記得經濟學家汪丁丁說過，當一個民族面臨制度鎖定效應時，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E. 勞動合同法頒布會帶來什麼負面影響

對於那些黑心工廠（中國存在不少）有限製作用，相對於現實來說，可能是負面的

F. 中國改革為什麼成功

  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和合約經濟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張五常先生數十年來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並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自己的言路來引導國內學術界甚至政策制定者的思潮。用新制度經濟學和合約經濟學的框架來分析全球歷史上可能最重大的一次制度變革，的確是一件令人激動不已的事情。

    張五常先生的這篇兩萬多字的長文，是我近年來看到的最令人激賞和震撼的作品之一。它用語平實、沒有模型，但是思想方面的原創性以及觀察力的敏銳均是一流的。它展現了一位世界一流經濟學家的風采，也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提供了標桿，令學者們警醒和汗顏。中國經濟學研究與世界一流水平的最大差距，或許並不在工具方面的差別，可能依然在於經濟學方面的思維與直覺方面。

    簡言之，《中國的經濟制度》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在過去30年來為什麼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其一，用市場價值來取代等級制度作為限制競爭的合約安排，降低了資源的阻值耗散；其二，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不損害中國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實上清楚釐定了農民的私有產權（長時期的使用權並可以交換），從而極大促進了中國農業的發展；其三，中央政府、省、市、縣、鎮、村、戶這七個等級之間通過一系列從上至下的承包責任合約而連接起來，但這種連接只有縱向的，沒有橫向的，從而創造了橫向組織之間的競爭，尤其是縣與縣之間的競爭。縣級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從1990年代的通脹、通縮與外部危機下的重重危險之中走出來的關鍵；其四，通過增值稅的中央與地方劃分，縣級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縣級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權利，又與企業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為了實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縣級政府不但會挑選企業，而且會為企業提供最好的服務。高強度競爭下縣域經濟的活力是中國經濟得以高增長的關鍵；最後，中國經濟能夠渡過很多難關，關鍵在於中國的合約安排具有很強的彈性，不論是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合約，還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約，還是企業與勞動力之間的合約。而《新勞動法》的實施無疑使得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合約突然變得僵化。這可能扼殺中國經濟的活力。

    當然，張五常先生認為人民幣不應該升值的觀點和我個人持有的觀點相左。但是他的看法也不無道理。他並不否認產業結構升級對於中國很重要。但是他認為提高農民的收入要比產業結構升級更為重要。通過維持出口行業的低價格將更多的農民轉移到城市，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來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他反對當前人民幣升值的主要論據，這一看法的確值得我們更深入的思考。

G. 中國應該取消勞動法是誰說的

很多人都說過，其中抄比較有名的如張五常。

張五常出生於香港，曾在香港大學任教，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他一向狂傲不羈，喜出狂言，在經濟學圈內有「狂生」之稱，經常自稱是「華人世界裡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言必稱自己和經濟學大師科斯、弗里德曼的交情，並自稱是惟一一位未獲諾貝爾獎而被邀請參加了當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經濟學者。 張五常作為經濟學家，一向狂傲不羈著稱，經常在中國大陸發表一些聳人聽聞的言論。
據調查，張五常確實是美國通緝犯，在美國被控逃稅、詐騙等13項重罪。由於香港和美國之間有引渡協議，只要張五常回到香港，美國政府就可以要求香港逮捕張五常引渡到美國。所以從2003年開始，張五常一直居住在中國大陸，並頻繁發表危言聳聽的言論。目前中國大陸和美國之間沒有引渡協議。

H. 鉛筆經濟研究社的具體內容介紹

鉛筆經濟研究社
焦點
陳青藍：從人頭稅向個稅的「進化」
「怎麼就剩下兩個許願機會了？還有一個哪去了？」「不好意思，還有一個被當作個稅徵收掉了。」漫畫解讀：個人所得稅就是政府從每個人賺到的收入那裡提成。麻煩的是你還得讓政府知道你掙了多少錢。當你撿到神燈的時候，你就得通報政府你掙了三個願望，好讓政府抽走一個願望（如果你是在瑞典、法國或者中國，很可能被政府拿走一個半到兩個願望）。 冀志罡專欄
張五常貨幣方案的技術困難（已更新）
火車票怎樣定價才公平？
減稅勝於價格管制
新勞動法對誰有利？
教育券制度應當緩行
應該如何評價人才
鄒嘯鳴專欄
《勞動合同法》「生不逢時」？
救樓市須考慮經濟邏輯
收入分配「誰」掌勺
中國「打假」史
陳志武：如何從國有到民有？
購房者興許會青睞「房指期權」
江小魚專欄
經濟環境的星月指數
迪拜不知天下事，危機已近最高樓
肯德基的配方與葉孤城的傷痕
城裡的月光
工會問題的本質
醫生為何濫開抗生素
陳青藍專欄
從人頭稅向個稅的「進化」
乾脆把萬科公私合營了吧
宏觀經濟困境是房地產不景氣根源
偉大的城市都是自由的
REACH法規有啥可怕?
商業保險體系能否承擔大地震這樣的巨額賠償？
鄧新華專欄
《窮爸爸，富爸爸》中的經濟學
救市（短話劇）
救市，工夫在市外
吉首案：金融大環境讓集資騙局容易得逞
房價下跌未必使低收入者受益
減稅1萬億，非常有必要
李子暘專欄
中國國產錄像機
澳大利亞小史
小偷強盜也需要產權保護
舉國體制也沒什麼優勢
羅斯福vs聯邦最高法院
重貼舊文致Luopeng——關於工會
端宏斌專欄
拉動內需難在何處？
再談毒奶粉事件的本質是三農問題
該不該對大小非征暴利稅
開發商都是壞東西嗎？
全球變暖！這是「你」的真實想法嗎？
人類活動造成全球變暖的證據存疑
周克成專欄
美國救市對中國弊大於利
減稅有利於窮人
應全力支持央行乾綱獨斷

I. （2008.02.05）經濟學要怎樣處理才對——看新勞動法有感

然而，我最受落而又感到自豪的是第一句，說我堅守亞當'史密斯（國內稱斯密）的偉大傳統。這句話不誇張，也說得對。高斯為該結集寫的《前言》，也有類同的看法：Steven Cheung's articles make clear what is wrong with so much of current writing on economics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to put it right. He does this by example, showing through his own work how economics should be done. As always, he has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why the economic system behaves as it does, rather than taking as his first aim, how the economic system ought to behave and how to bring this about. In his analysis of how the system operates, he uses a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 His writing is detailed, perceptive and illuminates the questions he discusses. 上述兩位說的其實一樣：高斯筆下的張五常就是Werin說的斯密傳統。要與斯密並駕齊驅當然苛求，但兩位專家看得出我走的是斯密的路，是我整生在一門學問上得到的最高評價了。經濟學要那樣處理才對，可惜這樣的經濟學今天已成陳跡。斯密是數世紀一見的偉大思想家。他那厚厚的數世紀一見的巨著——《國富論》——起筆不是說什麼哲理，或來一些卷首話，也不是介紹一下書中的內容或結構。他起筆是寫一間造針廠，他參觀過，知道造針的詳盡過程，立刻提出後來萬世流芳的「分工合作」可獲大利的精闢見解，然後推到自由市場對民生有決定性的看法。 整本《國富論》，從頭到尾，都是高斯說的「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斯密考查無數，世界各地的史實包羅萬有。有些觀察是看錯了的——不可能完全不錯，何況那是二百多年前——但論到對世界的keen observation，古往今來沒有一本論著比得上《國富論》。我拜讀該大作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斯密以造針的實例起筆使我好幾個晚上睡不著：為什麼一個大思想家會把一個平凡的實例看得那樣重要呢？我開始清楚明白，是一九六九，拜讀斯密八年之後了。該年暑期回港看母親時，我已經在芝加哥教過高級價格理論，但在香港街頭巷尾見到的市場現象，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釋。當時認為自己有兩個選擇：其一是放棄經濟學，另謀高就；其二是多作世事觀察，把經濟理論修改。選取後者是要深入地走斯密的路，於是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一九七五回港長假九個月，我決定要比斯密多走一步：不僅觀察，而且要落手落腳地在市場操作一下。這決定起於對玉石的調查研究。當時，關於訊息不足的話題在行內吵得熱鬧。玉石市場有一個奇怪現象。玉的原石是有石皮的，在廣東道成交時，不切開來，賣家只在石皮上磨出一兩處淺淺的「水口」，購買的人要從石皮與水口猜測石內的玉質與瑕疵，很難猜得准確，有三幾成把握的要有十多年的研習經驗。為什麼原石不先切開來，真相大白，才出售呢？為什麼市場要刻意地隱瞞訊息，導致那麼多的人花那麼多的時日去研究猜測之法？在解釋這困難度極高的調查中，我天天在廣東道跑，左問右問，而首先要知道的，是什麼才算是質量高的玉石了。廣東道的專家起初認為我這個怪教授有趣，但後來還是經不起我的煩擾。其中一位關心的，說：「教授呀，玉石這回事，自己不買不賣，不入肉，不傷身，要學得懂很困難。我們這里懂玉石的人都是家傳做玉石生意的。」一言驚醒，我於是在廣東道租了一個地攤作玉石生意兩個月，終於找到玉石市場隱瞞訊息的答案。是真理。任何自稱是文物或書畫鑒證專家的，如果自己不收藏，或不做有關的生意，我會給他的鑒證力打個大折扣。不親自投資下注，不容易對任何行業有深入的體會。這是我曾經在十九個行業下注而又親自操作一下的原因。早就知道生意難做，一般下小注，體會到行業性質的大概就收手了。這與自然科學在實驗室投資作實驗沒有什麼不同。到街頭巷尾跑，隨意觀察，因為成本低，還是主要的。與落手落腳的生意體會加起來，不斷地以簡單的經濟理念作解釋，約二十年就對自己的觀察與理解有很好的感受。我自己因而發明的宏觀經濟，不是凱恩斯那一套，而是站遠一點，把大量的現象一起看，淘汰認為不重要的細節。一旦掌握到有關鍵性的「宏觀」局限轉變時，分析來來去去都是需求定律。解釋與推斷是同一回事，只是後者需要知道的有關局限轉變，考查一般遠為困難。貨幣嗎？只是另一種物品，可以協助減低交易費用的。讀者如果參閱我自一九八一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及跟著的多篇關於經濟推斷的中語文章——全部在網上可以找到——會同意我的推斷很少錯。比行內的朋友准很多，勝出不止幾條街吧。不是因為理論上比他們知得多，而是用上的理論比他們用的遠為簡單，概念比他們掌握得遠為通透，但最重要還是對真實世界的認識，思考時能把無數實例與瑣事加起來，比他們遠為全面。不深知事實，不可能真的懂經濟。回頭說中國最近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我的確發了脾氣，拍案而起，力斥其非。為什麼發展得頭頭是道的經濟改革，會推出那樣龐大而又復雜的勞動法，明顯地表達著設計的人對勞動市場的實況與合約變化的需要，沒有基本的理解或認識呢？若問勞苦大眾：「需要政府幫助嗎？需要多點保障嗎？需要老闆多給錢嗎？」他們多半回應：「要、要、要。」他們可沒有想到，老闆比他們吃得好穿得暖，主要是出了錢設廠置械，有利息與風險的回報，而那些「保障」法例，到頭來害了他們。一個國家的經濟有不同的層面，有不同的行業。我喜歡抓著有關鍵性的項目看。這幾年不斷跟進農轉工的情況，農產品的價格，接單工業的困境，以及印度及越南等地給中國帶來的競爭壓力。低下階層（包括農民）的收入，這幾年急升。我想，這就是了：數以億計的窮人的生活急速改進，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我事前想得對，傳統的經濟發展學說全盤錯了。我又想，繼續這樣的發展再十年，農民的人均收入可與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個平手。歷史上，人口密度高的國家，只有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可以做到。可惜日本要靠禁止農產品進口，導致地價奇高，壞了國家大事。當然，讓日圓大幅升值，是日本的另一個致命傷。新勞動法的推出，比日本當年還要蠢，因為日本當年沒有那麼多的國際廉價勞力參與競爭。今天經濟學的發展，是遠遠地脫離了斯密的傳統了。脫離了斯密還不怎樣，脫離了真實世界，經濟學不學也罷。沒有內容的方程式是一回事，不知內情的數字回歸分析是更頭痛的另一回事。沒有人可以反對為了生計，助理教授要在國際知名學報發表文章，希望拿得一紙終生僱用合約。自然科學有實驗室的操作，也有實驗室可以反證，不容易生安白造。經濟學者一般不會生安白造，但寫文章的人不知真實世界，學報編輯也不知真實世界，或大家以為知道但其實是另一回事，這樣的學問不是自欺欺人嗎？還是回到斯密的造針工廠去吧。學術需要的飯碗與勞苦大眾需要的飯碗是兩回事。北京當局在推出新勞動法之前，不可能沒有徵求過吃著學術飯碗的經濟學者的意見。但該飯碗與勞苦大眾吃著的，是有著造針廠之外與造針廠之內之別。三十年來的經濟學發展，這二者早就互不相幹了。 相關文章：批《新勞動合同法》系列文章

J. 張五常講「你不要以為得了諾貝爾獎，就一定是對的。」指的是誰

斯賓塞 (Spence) 和斯蒂格里茨(Stiglitz)

"我在1976 年寫過一篇文章，別人把我的觀點拿去發揚光大，就成為了效率工資，還得了諾貝爾獎。可工資為什麼要由政府來決定呢？新勞動法看來看去就是一個效率理論，但是你不要以為得了諾貝爾獎，就一定是對的。"

由於效率工資理論獲得諾貝爾獎的
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賓塞 (Spence) 和斯蒂格里茨(Stigli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