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不能依照行政法規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項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在共同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立法先行。法治語境下行政執法是指行政主體依法行使法定職權、履行法定職責，實現行政目標的活動總稱，也即行政主體將法律的意志加以實現的過程，具體表現為依法律授權而為的行政檢查、行政強制、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行政行為。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要有法律依據並受法律規范制約當為行政執法的實質要義之所在。那麼，行政執法的依據應當包括哪些呢？除了法律、法規、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之外，由於立法的不明確，實踐中鮮見有行政主體將法律解釋梳理為執法依據的，近些年在具體的法律適用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操作上的問題，比如包括司法解釋在內的法律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如何對待行政解釋？同部門法律解釋或不同部門的法律解釋之間出現沖突如何處理？本文試圖釐清前述困惑，以明晰認識，期冀略有指導實踐之效益。
一、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考量
（一）法律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困惑
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法律的制定、執行、適用，分別交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具體行使。三者只能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行使職權，不得超越職權、侵犯其他權力領域。在許多西方國家中，法律解釋權主要歸屬於法院或法官，因此，法律解釋主要是指司法解釋，是法院或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對法律所作的解釋，按照「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則，個案中的司法解釋對下級法院今後的具體案件審理具有拘束力，形成「法官造法」的效果。行政機關執行的是議會（國會）制定的法律文件，而非司法解釋。關於法院行使司法解釋權是否屬於司法權對立法權的侵犯，在解釋史上很早就存有爭論。從古羅馬開始，法律解釋的發展道路基本上是沿著由立法禁止法官解釋法律再到立法授權法官解釋法律前進的。[1]至今，兩大法系中，司法解釋成為了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解釋，甚至在英美法系中，司法解釋就是直接代表了其所稱的法律解釋。我國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這兩家最高級別的司法機關對法律具體適用問題有權進行解釋，我們將其稱為司法解釋。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司法解釋在性質上是一種能夠重復適用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抽象解釋，它不同於國外的具體個案解釋，這種抽象解釋在許多情形下是對法律的進一步明確界限，很大程度上屬於立法的邊界。從這個意義上講，司法權存在侵犯立法權的嫌疑。在缺失明確「糾偏」制度的情況下，行政機關為執法當如何選擇執法依據難免處於為難境地。
至於其他兩種法律解釋，首先來看立法解釋，從權力分工的角度看，立法者只是向社會輸入法律文本，解釋法律不是立法者的事情，而是司法者或執法者的工作。立法者以解釋的名義發布文件，但本質仍屬於立法。既然如此，立法者就不應當具有立法解釋權，立、改、廢才是立法機關的本職，立法者完全可以通過修法來達到立法解釋的目的。其次再來看行政解釋，權力分立原則在本質上也同樣要求法律解釋權不能交由行政機關來行使，否則，法律解釋權一旦擴大配置，將會給我國的行政管理活動帶來兩大問題：第一，這意味著行政機關可以自行實施行政管理活動而無須考慮立法機關的意志；第二，還意味著行政機關受司法機關的監督將成為一句空話。[2]
我國現有的法律解釋體制，盡管有其存在的價值和依據，但體制的架構確實存在法理中無法迴避的困境和不足。至於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確實是一個極其復雜且大費思量的問題。首先，對立法解釋而言，我們一方面強調其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立法解釋在實踐中卻很少見，常被應用解釋所侵犯，致使其在理論上雖可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但因其數量不夠，對行政執法的作用甚少；其次，對行政解釋而言，一方面存有前已述及的缺陷，另一方面，部分行政解釋程序簡單，儼然行政主體內部的抽象行政行為，與依法行政中的「法」不可同日而語，行政解釋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仍存在可爭論的焦點；再者，對司法解釋而言，雖已成為兩大法系中最重要、最主要、最具權威的法律解釋，但能否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仍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綜觀我國的法律解釋機制，從權力的分立與制衡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存在各種困惑與邏輯不足，嚴重影響著我國行政執法主體之執法依據的范圍圈定。
（二）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支撐
近代國家學說認為，國家權力的存在是為了維護公民的權利。[3]如何保障、制約國家權力，使之一如既往地維護公民的權利，成為先賢們思考解決的問題。在最初英國思想家洛克的「三權分立」思想基礎之上，法國孟德斯鳩進一步將其完善並發揚光大，創設出三權分立學說，對西方國家憲政制度的創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按照「三權分立」學說，整個國家權力被劃分為三部分，即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項權力分別由議會、法院和政府行使，三個機關之間相互分工、相互制約。孟德斯鳩主張，必須強調權力之間的分工制衡，用權力制約權力來達到防止權力濫用的目的，如若立法權與行政權相結合，則自由不再，同樣道理，如若司法權不能在立法權與行政權面前保持獨立，則自由也不再。假設司法權與立法權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關手中，專斷的權力就將凌駕於公民的生命與自由之上，這是因為法官自己成了立法者。最嚴重的一種情況則是一個國家如若法律制定權、公共決議執行權、私人犯罪裁判或者爭訟權也交由同一個人或者機關行使，那麼這個國家一切便都完了。[4]我國雖不是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但權力分工制約思想是必須體現的。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其他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在人民代表大會的基礎上產生，對其負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使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法律意志；國家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依法行政；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據法審判。關於法律解釋的性質，理論界一直存在著「是一種權力還是一種方法」的爭議，作為在具體的法律適用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法律解釋是從屬於上述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動的。因此，在國家權力三權劃分的意義上，主流觀點將法律解釋視為一種具有附屬性質的隱性權力，法律解釋權也並非一種獨立的權力類別。據此，可以得出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第一個理論支撐，法律解釋如果具有國家權力的屬性，那麼它就具有了能夠成為法律依據的先決條件。在我國目前的法律解釋體制下，按照「誰制定，誰解釋」的運行規則，法律解釋的主體必然與三種權力緊密相連並且附屬於特定權力主體自身的許可權，法律解釋權在權力屬性上當然地具有延伸意義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性質，適用法律解釋的過程便是三種權力運行的結果。對於立法解釋與行政解釋而言，它們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毫無問題，對於司法解釋而言，盡管情況復雜，但從三大國家權力的職責分工來講，作為在行政法律適用過程中用來調適法律關系重歸平衡的司法權，具有終局裁決的效力，當然也對前置的行政權力具有約束性。基於此，法律解釋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延伸屬性決定了其能夠成為執法依據的前提條件。
另外，按照法律解釋的主體和效力不同，廣義上可以將法律解釋劃分為正式解釋（有權解釋）與非正式解釋（無權解釋）兩種，區別二者的標准在於看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通常我們採用的是狹義的觀點，法律解釋即指的是有權解釋，必須是有權主體依據有關許可權對法律的具體適用進行的解釋。據此可以引申出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第二個理論支撐，從行政法的淵源進行考察，行政法淵源作為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表現形式和載體，如果一個法律文件能夠作為行政法淵源，對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和行政執法行為產生普遍約束力，那麼它必然也能夠成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對行政執法機關產生拘束力，行政機關必須依據法律的規定實施行政行為。行政法學界的通說認為法律解釋是行政法的法律淵源之一，認為一般淵源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與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特殊淵源有法律解釋、國際條約、慣例等。按照解釋的主體不同，又可以將法律解釋做出立法解釋和應用解釋兩種區分，在應用解釋之下再做出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之分。[5]上文已經分析，法律解釋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延伸屬性決定了這些有權解釋均具有國家意志性、強制性、普遍性和規范性等作為法律淵源的這些基本特徵。另外，通過1981年《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以及其後一系列法律文件，在立法上也進一步對法律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這一內容予以明確化。受我國現有法律解釋體制的影響，盡管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在法律解釋體系中存在著效力高低不同、法定拘束力強度不同以及適用人員、事項范圍不同的問題，但是法律解釋本身作為行政法淵源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或一定的法律效力卻是釐清其能否成為行政執法依據的重要理論支撐。法律解釋作為行政法淵源之一，具有法律約束力，能夠成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亦是應然。
基於以上分析，盡管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確實存在著源自法理上的障礙，但是從其作為國家隱性權力的基本屬性、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淵源之一等支撐來看，法律解釋在理論上是當然並且必然能夠作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除了法理上的支持，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還存有現實的需要，並且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不僅能夠明確行政機關的執法依據，為行政機關落實、完善國務院「三定規定」提供理論支持，有助於行政機關科學梳理行政執法依據，進一步明確各單位權責，合理配置行政職權；而且便於行政主體身份的確認，明確行政訴訟被告資格，滿足實際部門和群眾對行政行為進行准確及時監督的需要，完善法律解釋機制，進而推動行政法學的發展；最終推動我國法治建設，完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規范體系，為法制的統一提供保障，實現依法行政。
㈡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可以參照適用行政規定嗎
規章可以作為參照，但其他行政規定法院是不予適用的：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裁判文書引用法容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定》
第四條 民事裁判文書應當引用法律、法律解釋或者司法解釋。對於應當適用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或者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直接引用。
第五條 行政裁判文書應當引用法律、法律解釋、行政法規或者司法解釋。對於應當適用的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的部門公布的行政法規解釋或者行政規章，可以直接引用。
㈢ 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
除法律外，這些都不能作為合同無效的認定依據。
㈣ 法院判決能以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作為法律依據嗎
可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對其有相應的規定：
第六十三條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內件容，以法律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地方性法規適用於本行政區域內發生的行政案件。
人民法院審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並以該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依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規章。
(4)人民法院不能依照行政法規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相關法條：
第七十一條人民法院判決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實和理由作出與原行政行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為。人民法院經過審理，判決被告在一定期限內履行。
行政行為有實施主體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或者沒有依據等重大且明顯違法情形，原告申請確認行政行為無效的，人民法院判決確認無效。
第七十二條人民法院判決確認違法或者無效的，可以同時判決責令被告採取補救措施；給原告造成損失的，依法判決被告承擔賠償責任。
㈤ 人民法院不能對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進行司法審查，哪個機關可以對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進行司法審查呀
那不叫司法審查，那叫申請復議。你可以就行政處罰向作出行政行為的上一級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對復議不服的可以就復議結果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㈥ 行政文件能否作為法院審判裁決的依據
他們的回答不全對，我給你補充回答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定》自2009年11月4日起施行。第一條 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應當依法引用相關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作為裁判依據。第二條 並列引用多個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順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或者單行條例、司法解釋。同時引用兩部以上法律的，應當先引用基本法律，後引用其他法律。引用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先引用實體法，後引用程序法。第四條 民事裁判文書應當引用法律、法律解釋或者司法解釋。對於應當適用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或者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直接引用。綜上，法律、法律解釋（立法解釋）、司法解釋是可以直接作為法院裁判依據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或者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在法律、法律解釋（立法解釋）、司法解釋沒有規定時，不違反基本法的立法精神即不與基本法相沖突，也是可以直接應用的。
㈦ 人民法院能否依據部門規章判決刑事案件
因為，來行政訴訟是對行政機關和行源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進行的訴訟，而有的具體行政行為就是依據的部門規章或地方規章作出的，人民法院對於依據（參照）部門規章或地方規章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自然應以部門規章或地方規章為依據審查其合法性。 《行政訴訟法》第53條第1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國務院部、委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制定、發布的規章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頒布的規章。這里的「參照」是指參考、依照。規章的參照適用，是指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規章，要參照適用，作為審查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依據；對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法規原則精神的規章，人民法院有靈活處理的餘地，可以不予適用。即人民法院對規章的參照適用，不是想參照就參照，而是要先審查規章是否合法。如果合法就必須參照，否則就有權不參照。
㈧ 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是否可以按照地方法規和政府規章進
地方性規章的法律效益是最低的。如果地方性法律違背了行政法規，地方性法律就是無效條款。處理民事糾紛也是按照刑法，民法優先。民事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規定。行政法規可以根據法律的規定或經法律的授權，針對特定領域的民事關系作出具體的細化規定。
法律分析
人民法院、仲裁機構等在處理民事糾紛時，首先應當依照法律。這里的法律是廣義的法律。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依據和制定的行政法規，也不排除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不違背公序良俗的習慣。習慣是指在一定地域、行業范圍內長期為一般人確信並普遍遵守的民間習慣或者商業慣例。適用習慣受到兩方面的限制：一是適用習慣的前提是法律沒有規定。所謂法律沒有規定，就是相關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對特定民事糾紛未作出規定。二是所適用的習慣不得違背公序良俗。只有不違背公序良俗的習慣才可以適用，當然適用習慣也不得違背法律的基本原則。確認了習慣作為民事法律淵源，主要基於以下考慮：一是承認習慣的法源地位與我國現行立法是一致的。法律均規定習慣可以作為裁判的根據。二是承認習慣的法源地位也符合現實需要。民事生活紛繁復雜，法律很難做到面面俱到，習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法律的不足。在商事領域和社會基層，對將習慣法作為法律淵源的需求較為強烈。三是根據習慣裁判更貼近社會生活，有利於定分止爭，且在司法實踐中有時確有必要根據習慣處理民事糾紛。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十條 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第十一條 其他法律對民事關系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㈨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為依據
最新的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三條規定：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版政法規、地權方性法規為依據。地方性法規適用於本行政區域內發生的行政案件。
人民法院審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並以該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依據。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規章。
㈩ 法院審理案件以行政法規為依據是否等於司法接受了行政的干預
不是.
第一抄個問題襲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里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干涉是指不受主觀干涉,即不影響法官的自由心證和自由裁量權...
第二,三個問題行政案件,是行政主體之間發生的糾紛,是行政法律關系,就像民事關系不能用刑法調整一樣,行政法律關系也不能用其他法律調整,除非觸犯了其他的法律.
我們的法律也不是從天而降..中國不是自然法或者習慣法,總有人制定啊..
額..你鑽牛角尖頭去了...還有不懂的話可以PM我...呵呵..難得遇到個學法的人..你哪個學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