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賠償案例行政法

A. 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國家依據哪部法律進行賠償

屬於行政訴訟法管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然後法院會根據具體的情況來進行判定國家賠償的金額。

B. 行政訴訟法案例題。（請詳細提供答案，滿意的另外加分，萬分感謝）

一， 這里限於評析本案中，公安機關的審批行為是否構成越權行為。這就關繫到如何理解許可權的行政法理。
任何行政職權都是有限的，不是無限的。因為任何民主政治中的權力都是受到限制和監督的。行政主體行使權力的條件和邊界就是行政許可權。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行政法上的職權系指行政主體代表國家針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即針對行政相對人，所作的影響其權利和義務的法律行為。因而行政許可權也應當是指行政主體實施該權力的許可權。換句話說，行政許可權是指行政主體之間法律所設定的許可權，而不是指行政人之間內部分配的許可權。
在本案中，針對是否頒發《治安許可證》，不論是林副局長做出決定，還是康副局長做出決定，這都屬內部工作上的分工問題，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意義，不構成行政法意義上的越權問題。從行政法意義上說，只有等公安機關對外做出決定以後，就意味著行政主體實施了某一行政職權；只要公安機關沒有超越這一職權的許可權，那就不存在越權問題。根據本案的情景，先前林副局長答應給張某頒發《治安許可證》，但沒有正式發證。這說明，那時作為行政主體的公安機關尚未做出具體行政行為。只有等康某副局長正式對張某的有關頒發《治安許可證》的申請做出(否定性的)審批後，並以公安局的名義通知了張某本人，這時才意味著公安機關對外正式做出了具體行政行為。在這一案件中，公安機關只做出過一個行為，而不是兩個行為；而且這個行為就是公安機關拒絕給張某頒發《治安許可證》的行為，而不是指張某所指控的「越權行為」。正因為前個行為是不存在的，那麼張某對公安機關「越權」的指控也是不存在的。
二，這里限於評析本案中的民警李某是否屬於行政執法人員的問題。
前面說過，行政執法人員系指依法代錶行政主體並以行政主體的名義實施職務行為的個人；行政執法人員的行為效果對外而言，歸屬於其所屬的行政主體而不是其個人。
在本案中，要解決老太太應當以李某個人為被告提起民事賠償之訴呢，還是以李某所屬的公安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賠償之訴，關鍵取決於民警李某在當時情景中的法律身份：如果當時的李某的法律身份屬於自然人，那麼應當以李某個人為被告提起民事賠償之訴；如果當時的李某的法律身份屬於行政執法人員，那就當然應當以李某所屬的公安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賠償之訴了。
應當注意的是：在我們國家，公務員與行政執法人員之間不能劃上等號。因為：行政執法人員一般由國家公務員承擔，但行政執法人員並不只限於公務員，非國家公務成員受行政機關委託從事公務行為時也可成為行政執法人員；相反，國家公務員也不是必然地、無條件地、每時每刻地作為行政執法人員的身份出現。國家公務員從事不同行為，參與不同法律關系，便可以不同的法律身份出現：當他代錶行政主體實施職務行為時，他的法律身份是行政執法人員；當他代表自己從事民事行為時，他的法律身份是自然人；當他在行政管理關系中處於被管理一方當事人時，他的法律身份又是行政相對人。
在本案中，我們同意第二種主張，但它的理由闡述得不夠充分。因為，李某是否屬於行政執法人員，不能作為一個抽象問題來討論，只能置於具體的情景中作具體分析。我們不能問民警是否屬於行政執法人員，只能問某個民警在某種情景中從事某種行為時是否屬於行政執法人員。本案民警李某駕公務車外出執行公務，這是事實，但他到學校接送小孩顯然不屬公務。認定行為是否屬於公務，不是看時間，也不是看使用的工具，而是看該行為的實際屬性，即該行為的目的與功能。所以，李某違章撞人時，雖然用的是公務車，雖然時間仍在公務最終封閉之前(即尚未回到單位)，但接送小孩的實際目的及功能，決定了此時他在從事私務而不是公務。因此本案發生時李某的法律身份應當是自然人而不是行政執法人員，故老太太只能以李某個人為被告提起民事賠償之訴。
三，該案所涉其他問題鑒於本章的任務而不作討論，這里限於評析：在本案中，鄉政府做出的「倡議」行為是否屬於行政指導?
本案66戶農民是否有權對鄉政府棄糧種花的「倡議』』行為提起訴訟，首要的關鍵是政府的「倡議」行為屬於「行政指導」，還是「具體行政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088次會議通過，法釋[2000]8號)第1條規定，「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不屬於行政訴訟范圍。
所謂行政指導，系指國家行政機關在其所管轄事務的范圍內，對於特定的行政相對人運用非強制性手段，獲得相對人的同意或協助，指導行政相對人採取或不採取某種行為，以實現一定行政目的的行為。行政指導的最大特徵是：它是一種規勸性、引導性行為，不具有強制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釋中把它表述為「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這一表述，只是表明：行政指導是不具有強制力的；而不意味著：行政指導有兩類，一類是不具有強制力的，另一類是具有強制力的。如果某種「行政指導」具有「強制力」，那隻能說：這是一種名為「行政指導」，實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為。
行政指導行為一般通過「建議」、「倡議」、「指導」等形式表達出來，但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實質內容。如果實質內容上該行為具有強制力，那不管其冠之什麼名稱，都按具體行政行為，而不是行政指導認定。
在本案中，鄉政府的《倡議書》，從形式上看，不具有強制力，顯然屬於「行政指導」的范疇。但從實際操作來看，鄉政府強制在一個村試點，顯然不具有「指導性」，而具有「強制性」，所以，這是一種名為「行政指導」實為強制性的「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對66戶農民的起訴理應受理。
四，，A、在聽證的前一天通知申請人不對，應當是在7日以前；B、違反了聽證公開的要求，應當允許群眾旁聽；C、聽證主持人不應當是許可申請的審查人員，應當是審查人員以外的人員為聽證主持人；D、張科長口頭總結不對，聽證應當製作筆錄；E、行政機關根據張科長的口頭匯報作出許可決定不對，而應當是根據聽證筆錄作出聽證許可決定。
五，1，合議庭人員應為單數，2，工商局副局長應迴避，3，縣委不應干預司法審判，抗訴應由上級檢察院提出

C. 行政法的案例

可以啊！沒問題啊！而且行政訴訟的證明責任在行政機關一邊啊！

D. 關於幾種有爭議的行政行為的國家賠償問題探討

摘要：法制建設和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及時修改國家賠償法，擴大國家賠償范圍，對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給予更加周 全的保護提供了基礎和條件。國家賠償法的修改，應將抽象行政行為、行政指導行為以及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不善致 害納入國家賠償法的范圍.
關鍵詞：國家賠償 抽象行政行為 行政指導 公有公共設施
國家賠償的范圍是國家賠償法的核心。國家賠償法實施以 來，對於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對於促進國家機 關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均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國家賠償法 在實施過程中，也反映出一定的局限性，其中賠償范圍的相對狹 窄已經成為影響國家賠償功能的發揮、國家賠償法目的實現的障 礙。而十幾年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法制建設和社會經濟的快速 發展，為擴大國家賠償范圍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法律基礎和 經濟基礎。因此，及時修改國家賠償法，擴大國家賠償范圍，對公 民、組織合法權益給予更加周全的保護不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 可行性。筆者認為，國家賠償法的修改，應該將抽象行政行為、行 政指導行為以及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不善致害納入國家賠償 法的范圍.
一、抽象行政行為的國家賠償問題 抽象行政行為是與具體行政行為相對應的概念。目前，對抽 象行政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劃分標准問題，學術界多有討論，至 今還沒有統一的認識，而且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對這種劃分的 科學性，以及在實踐中對行政行為作這種區別對待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提出了質疑。我們姑且不去考慮這些爭議，仍然使用抽象行 政行為這一概念來研究其賠償問題.
按照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人對抽象行政行為不得 提起訴訟，只能通過其他監督途徑解決違法實施抽象行政行為的 問題。對抽象行政行為是否可以請求行政賠償，國家賠償法並未 作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 定》第6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國防、外交等國家行 為或行政機關制定發布行政法規、規章或者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 定、命令侵犯其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 償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見，對抽象行政行為的賠償司 法實務上是排除的，但對此理論界存在爭議.
對這一問題普遍的認識是：根據行政訴訟法，抽象行政行為 不能被直接起訴，即使該行為違法，如果發生使相對人合法權益 造成損失的現實後果，也要通過具體行政行為實施，所以完全可 通過起訴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賠償訴訟，不必訴抽象行政行為。筆 者認為，根據我國法制現狀和發展的需要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賠 償范圍，既是抽象行政行為本身性質所決定的，也是改變抽象行 政行為違法現狀，貫徹依法行政原則和我國法制建設的需要。首先，鑒於我國存在大量抽象行政行為違法的事實，將抽象 行政行為納入賠償范圍，不僅有利於運用國家賠償獨特的責任追 究機制，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還將起到促進我國法律責任體 系完善的作用.
其次，從理論的角度講，抽象行政行為違法，造成公民、法人 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損害的，可以通過個案受理解決。也可以通 過直接否定抽象行政行為，統一處理所有受害人的賠償問題。不 論通過哪種方法處理，最終國家都要承擔這部分賠償責任。允許 對抽象行政行為違法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損害 直接進入國家賠償程序，非但不會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相反，還 會起到經濟、效率、公平的作用。從實踐的角度看，抽象行政行為 違法造成損害直接進入國家賠償程序，還可以減少行政機關及司 法機關的訟累.
《國家賠償法》制定時，對抽象行政行為由於沒有切實有效的 途徑和方式審查其合法性，在實踐中它們一般被廢止而不被撤 銷，當時將其列入賠償范圍意義不大。但1999年《行政復議法》 出台之後，復議申請人在對具體行政行為申請復議時，可以一並 向行政復議機關提出對作為該具體行政行為依據的國務院部門 的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規定以及 鄉、鎮人民政府的規定的審查申請，從而為審查上述規范性文件 的合法性提供了途徑。此外，我國立法法對行政法規、規章的審 查和監督也都作了相應規定，因此在上述規范性文件因違法被撤 銷或改變後，應當賦予因其遭受損害的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抽 象行政行為無疑屬於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在其違法造成公民、 組織合法權益的損害時，符合行政賠償范圍的標准，理應納入行 政賠償范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 規定》第6條規定應做出相應修改.
二、行政指導行為的國家賠償問題 行政指導是行政機關在其職責范圍內為實現一定行政目的而採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則、規則或政策的指導、勸告、建議等 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行為。行政指導具有非強制性、主動補充 性、主體優勢性、行為引導性、方法多樣性、柔軟靈活性等特徵，是 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一種靈活適用的新型行政活動方式.
傳統觀點認為，由於行政指導屬於非權力作用，對行政相對人不 具有法律拘束力，也不直接產生法律效果，所以行政指導行為不受法律約束，不能追究指導者的法律責任。但這種觀點已遭到越 來越多的反對.
國外對行政指導行為的態度近些年來在發生變化，從國外 已形成的有關判例來看，近二三十年來已出現了根據某些法定事 由或聯系因素（主要是有不正當考慮、產生了利益受損的後果等 等），而擴大追究行政指導行為的法律責任的傾向，其理論依據是 特別犧牲說、公平負擔說、結果責任說、危險責任說等等。日本很 多學者傾向於對作為國家賠償基礎的「公權力的行使」作廣義的 理解，即所謂「公權力的行使」既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權力作用也包 括非權力作用。日本的古崎慶長審判官認為：就非權力作用而 言，在沒有國家賠償法時代，試圖依據民法的規定來救濟受害者； 在有國家賠償法的時代，非權力作用是不必要的概念；是強求受 害者對其進行選擇與辨別；是強受害者所難。就行政指導是否是 「公權力的行使」行為，日本最近幾年的判例認為：以行政指導的 法令上的根據為背景而進行時，如果相對方不服，行政廳基於法 令可以轉成強制處分而執行，相對方不得已而遵從，因而，這種行 政指導相當於「公權力的行使」行為.
關於行政指導能否納入賠償范圍，國內學者由於對該行為是 否屬於「公權力的行使」這一點持有不同看法，因此人們意見不太 一致。現已形成的主流意見認為：判斷國家賠償是否適用於行政 指導，應從每個具體案例中行政指導措施的形成、內容、作用和形 式的實際狀況來判斷.
由於行政機關掌握著許多批准性或者制裁性的強制權力以 及許多壟斷性的資源分配權，相對人為避免因不服從行政指導而 損害與行政機關的關系招致報復或在資源分配中失去機會，心中 可能不情願，但仍然接受行政指導。因此，行政指導雖不具有法 定強制力，但卻不能否定它常常基於其自身的權力背景而具有事 實上的強制性。現實中，行政機關利用其能動性、靈活性、隱秘性 等特徵，濫用、誤用行政指導時有發生，常常會造成行政相對人合 法權益的損害。因此從法律控制角度而言，應建立行政指導的法 律責任和救濟制度，以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這是現代法治主 義關於規制公共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的雙重要求.
賠償是最實在、最本質、最直接的救濟形式之一，完整的行 政指導救濟制度當然應包括行政賠償。但在這方面我國的法律 基本上處於空白。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 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將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排 除出了法院的受案范圍，但該解釋的規定客觀上給對具有事實上 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進行司法審查提供了法律空間。就賠償 而言，筆者認為從行為標准考察，行政指導是一種行使職權的行 為，其存在違法侵權的可能，會給指導對象造成以財產權為主的 合法權益的損害，因此行政指導應當屬於可賠償范圍。筆者認為 那種認為行政指導對相對人來說有選擇的自由，在相對人自願接 受行政指導的情況下造成的損失不予賠償的觀點未免過於苛求 相對人。一方面行政指導雖不具有強制性，但由於其具有的權力 背景，相對人基本上都會接受指導。另一方面對於相對人來說很難判斷行政指導是否合法或正當，如果僅因為相對人是自願接受 指導就免除行政機關行政指導的責任，是有違法治原則的要求的.
三、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不善致害的國家賠償問題公有公共設施是指國家為公共使用目的而設置和管理的設施，其范圍主要包括公路、鐵路、橋梁、車站、機場等。公有公共設 施致害是指由於公有公共設施在設置（如設計、建造、安裝等）或 管理（如維護、修繕、保管、巡查等）方面存在瑕疵，缺乏通常應具 有的安全性，致使使用者（利用者）的人身和財產受到損害。國外 一般將其納入國家賠償范圍。我國《國家賠償法》有關行政賠償 的范圍對此未作明確規定，在實際生活中，受害人一般依照民法 通則或其他特別法的規定分別向負責管理有關設施的單位請求 賠償。對於《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4條規定中的「其他違法行 為」是否包括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因對公共設施的設置或管理 有欠缺而造成人身權和財產權損害的行為問題，法律界有不同看 法。一種觀點認為，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管理欠缺發生的賠償 問題，不屬違法行使職權的問題，不應納入國家賠償的范圍。受 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則等有關規定，向負責管理的企業、事業單 位請求賠償。而一些持肯定觀點的學者則從利用公有公共設施 的法律關系的性質、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者的法律地位、受害 者選擇國家賠償、民事賠償的優劣對比等角度對公有公共設施致 害納入國家賠償范圍的必要性進行了論證。還有人提出，行政機 關與相對人在公有公共設施利用上非為平等民事關系，公有公共 設施系行政機關履行職責、服務於公共利益而提供的，使用者與 之形成一種給付行政上利用關系，是一種行政給付行為，因設置 管理欠缺給利用人致害，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筆者認為，以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欠缺發生的損害 「不屬於違法行使職權」為由將其排除於國家賠償范圍之外的觀 點在理論上存在問題。公有公共設施的瑕疵主要表現為設置、管 理欠缺，管理是典型的行使職權的行為，管理欠缺很多情況下構 成違法行使職權。如現實生活中發生的這類損害案例，大部分都 是由於管理者不作為造成的，不作為當然是屬於違法行使職權的 行為。對於因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導致公共設 施欠缺安全性而造成的這部分損害，完全符合賠償范圍標准，應 屬於行政賠償的范圍，國家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將公有公共設施 致害納入行政賠償范圍不僅符合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和發展趨 勢，有利於保護公民合法權益，而且有利於督促行政機關及其工 作人員精心設置或管理公有公共設施，減少和避免因管理人員的 失職瀆職、消極不作為造成的公有公共設施致害事件。隨著國家 賠償制度的發展完善，我國最終也應採納大多數國家的做法，對 公有公共設施致害適用無過錯原則，以更加全面保護受害人的權 益.
[2]皮純協，馮軍．國家賠償法釋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4．[3]馮春．論行政指導的法律控制．河北法學．2004(1)．

E. 行政法案例分析

在行政法上，治安聯防隊是被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比如，某區公安分局可專以委託屬該區治安聯防隊行使治安管理權。
治安聯防隊的權力不是授權而得，相比之下，受委託的是臨時性的權力，不能以自己的名義單獨實施具體行政行為，在實踐中，治安聯防隊是由公安機關組建並承擔經費，在工作中聯防隊只能以組建它的公安機關的名義實施行政行為。
所以，在行政訴訟中，它也不能做為被告，而是由委託它行使權力的公安機關作為被告、在國家賠償中，到國家賠償的義務機關也是該委託其行使權力的公安機關。

F. 國家賠償怎麼算．12年冤案最多獲賠多少錢

12年冤獄屬於國家或行政機關侵害公民人身權的行為，根據行政法中的國家賠償，我國《國家賠償法》第26條規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幾個問題的解釋》第6條規定，這里所規定的「上年度」，應當指賠償義務機關，復議機關，或者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維持原賠償決定的，按坐出原賠償決定時的上年度執行。根據上面的，你就可以根據上年度的職工日平均工資來算，然後12年，一年365日，就這樣算。

G. 國家賠償法的案例分析

（1）依據國家賠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的，受害人有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李某被錯誤逮捕並羈押長達9個月之久，完全符合國家賠償的條件，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作為賠償義務機關應該承擔賠償責任。依據修訂後的《國家賠償法》「賠償請求人應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請求，義務機關應當在兩個月內作出決定，如果沒有按照法定期限作出賠償決定或者請求人對作出的賠償決定有異議，可以向其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如果對復議結果不服還可以向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出賠償申請」。如果西城區人民檢察院拒絕賠償，李某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復議程序，對復議結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出賠償申請，請求做出刑事賠償決定和非刑事司法賠償決定。
（2）西城區工商局，有先行處理程序和行政賠償訴訟程序。
國家賠償法確定的賠償范圍，涉及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幾乎所有的執法行為，尤其是對吊銷營業執照等處罰，更應注重證據、法律程序和法律依據，慎重對待和處理。本案中的李某是否構成犯罪與其所在企業是否應被吊銷執照並無必然的聯系。西城區工商行政管理局錯誤的吊銷其執照理應進行賠償，是賠償義務機關。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賠償請求人李某單獨提起行政賠償訴訟，須以賠償義務機關先行處理為前提。賠償請求人李某如對賠償義務機關確定的賠償數額有異議或者賠償義務機關逾期不予賠償，賠償請求人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3）根據我國國家賠償法第9條第二款規定：「賠償請求人要求賠償應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也可以在申請行政復議和提起行政訴訟時一並提出。」本案賠償請求人單獨提出行政賠償請求應首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只有在賠償義務機關不予賠償或對賠償數額有爭議時才能進入復議程序和訴訟程序。在申請行政復議和提起行政訴訟時可以一並提起數項請求。

H. 關於《國家賠償法》的一些名詞解釋，希望大家幫忙

行政賠償的概念
行政賠償是指行政主體違法實施行政行為，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時由國家承擔的一種賠償責任。它具有下列特徵：
第一，行政賠償因行政主體而引起。只有行政主體才享有行政權，才能實施行政行為，才能構成行政賠償。當然行政主體是由行政人員組成，行政行為是經行政人員作出。因此，行政主體往往具體化為有關的行政人員。沒有行政主體，就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司法機關作為司法權主體，行政機關作為機關法人、行政人員作為公民等而引起的賠償，都不是行政賠償。
第二，行政賠償因行政行為而引起。只有行政行為，即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執行公務的行為，才能構成行政賠償。非行政行為，如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行政機關的民事行為及行政人員的個人行為等，均不能構成行政賠償。
第三，行政賠償因行政行為違法而引起，只有違法行政行為才能構成行政賠償，合法行政行為不能構成行政賠償。行政賠償僅以客觀上行政行為違法為要件，而不以行政主體主觀上是否有過錯為要件。
第四，行政賠償因行政主體違法行政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並造成損害而引起。首先，違法行政行為侵犯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違法行政行為只有在侵犯了相對人合法權益即屬於行政侵權行為時，才能構成行政賠償。如果侵犯的不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則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如果沒有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如有利於相對人的違法減免稅，就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如果剝奪的是相對人的非法利益，也不能構成行政賠償。其次，行政侵權造成了實際損害，如果違法行政行為未造成實際損害，如不舉行聽證但未影響相對人實體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或者該行政損害不是由該行政行為造成，如由於相對人本人過錯造成，則不能構成行政賠償。
最後，行政賠償責任由國家承擔。行政主體由國家設立，其職能屬國家職能，行政權也屬國家權力，行政主體及其行政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所實施的職務活動，是代表國家進行的，本質上是一種國家活動，因此，行政主體違法實施行政行為，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並造成損害的，應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並不是由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承擔賠償責任。但正如行政主體代表國家行政職權一樣，行政主體也是國家向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的代表即賠償義務人。立法賠償納入國家賠償法范圍的法理思考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范圍的限定

國家賠償法制定實施已逾十數年，從制度實踐的效果來看，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問題。在這些諸多問題中，國家賠償的范圍過窄問題成為學界的一個共識。擴大國家賠償的范圍，使得公民在遭受國家侵權時能夠及時、有效地獲得賠償，已經成為學界和社會共同努力的方向。擴大國家賠償的范圍有很多的層面，其中一個重要但卻未被充分發掘的層面就是立法賠償問題。如果說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只是賠多賠少的問題，糾纏的是具體標准和技術細節，那麼立法賠償乾脆就是不賠——不僅1994年的《國家賠償法》對立法賠償隻字未提，而且國內的國家賠償法教科書對該問題也同樣保持沉默，通常只在介紹國家賠償法的歷史以及法國行政法時稍有提及[①]。因此，在我看來，中國學者構建的國家賠償法學術體系過度地保持與制度體系的一致性，無法反映出國家賠償法發展的理論需求，因而是很不完整的。

在立法賠償領域，就筆者的檢索范圍看，還沒有專門的學術論著；就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而言，以「中國期刊網全文資料庫」為基準平台，輸入「立法賠償」進行檢索，結果不超過10篇，而且大多是一些法學研究生或法律實務部門的人的作品，通常被認可的行政法學家鮮少涉獵該領域。這反映出立法賠償在中國國家賠償法學術體系中地位之卑微。筆者選擇這一論題，因而在文獻資料上就會顯得很薄弱，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鼓舞著筆者勉力探索，以將立法賠償的重要問題提出來供更多的學人研討。

為下文論證之便，在此對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概念進行基本的限定：立法賠償是指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規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而由制定機關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的一種法定賠償類型，立法賠償分為議會立法賠償和行政立法賠償兩種，[②]但下文若無特別說明，立法賠償即指議會立法賠償。

二、立法賠償的法律史概況及評論

立法賠償是一種新近發展起來的國家賠償類型。在法律史上追索立法賠償制度的源頭，還必須將目光投向法國。法國是行政法的母國，也可以說是立法賠償制度的母國。法國通過「公共負擔平等」的公法原理及法國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初步建立了國家賠償法中的立法賠償制度。除了法國，德國在一定程度上也建立了有限的立法賠償制度。日本在「麻風預防法違憲國家賠償案」[③]中也對立法賠償採取了接納的態度。下文將集中討論法德兩國立法賠償制度的特點，並對其進行簡要的評論，從中抽離出對我們國家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有意義參考點。

1、法國立法賠償制度：判例史的考察

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是從行政契約領域開始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1906年的Compagnie P·；L·；M一案中發展出「國家補償責任」規則，即行政契約的一方當事人因國家法律的變更或廢止而受到特別損害時，如果法律本身沒有排除賠償的規定，則國家應對契約的對方當事人負補償責任。當然，由於法國行政法並未采如我國國家賠償法一樣的「違法原則」，因此在法國行政法語境中，賠償與補償並不進行嚴格的區分。

但是行政契約領域的「國家補償責任」規則的確立，還不能說作為一種國家賠償制度的立法賠償制度已經完全確立。法國立法賠償制度的一個奠基性判例是1938年的「小花牛奶公司案」。該案的基本案情是：法國為保護牛奶工業（天然奶），於1934年制定了一個禁止生產奶類製品代製品（人工奶製品）的法律，結果導致小花奶牛公司停業；該公司於1938年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國家賠償並獲得法院支持。法國最高行政法院通過該案建立了普遍的立法賠償原則，正式確認國家在契約以外的行為中，即使法律沒有賠償條款，如果對相對人造成損害，國家就需要對相應的立法行為承擔責任。法院在該案中作出支持判決的一個重要法理基礎就是法國行政法上的「公共負擔平等」原則。[④]關於「公共負擔平等」原則，筆者以為有必要在此作一點解釋，因為法國的行政法院在此不是依據明確的法律條文作出裁判，而是在法律本文缺失賠償條款時運用司法自由裁量權，通過援引作為一般法律原則的「公共負擔平等」原則支持了國家賠償責任的成立。「公共負擔平等」原則是來源於《人權宣言》中的「個人公共負擔平等」思想，這是盧梭社會平等思想在共同體建構中的原則體現。「公共負擔平等」成為法國國家賠償法的重要理論，該理論要點在於：國家公務活動的目的是公共利益（盧梭稱之為「公意」），人民同等享受公務活動的利益結果，並同等分擔公務活動的費用；如果公務活動造成了個人的特定損害，實際上使得個人承受了公共負擔份額之外的額外負擔；這種額外的負擔應由全體社會成員分擔，而不能由個人完全承受，這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要求；全體社會成員分擔的基本方式就是國家用納稅額進行賠償。[⑤]該理論不僅可以作為立法賠償的理論基礎，實際上也可以成為整個國家賠償法的理論基礎。

「小花牛奶公司案」確立的立法賠償原則及其司法方法得到後來的最高行政法院的的遵守。1944年的Caucheteux et Desmont一案中，最高行政法院重申了「小花牛奶公司案」的原則。1960年代最高行政法院又在其判決中兩次支持國家的立法賠償訴請。

由此，法國通過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確立了國家賠償法上的立法賠償制度。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有其自身法律體系的特點，但在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因為法國和我國都還沒有建立事後違憲審查制度，法國行政法院獨立化及其富有特色的判例制度等。我們有其需要注意的是，由於立法賠償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國家賠償類型，由於立法針對對象的廣泛性和普遍性，因此關注法國立法賠償責任構成要件比關注該制度擴大國家賠償范圍的寬泛意義更為重要。關於法國立法賠償制度上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王名揚教授在其《法國行政法》一書中有過較為精當的「五點」概括：（1）議會法律的排除賠償條款不受審查，即行政法院不能審查議會法律的合憲性，議會法律明確或默示排除立法賠償的，法院不得判賠；（2）受損利益具有正當性；（3）損害具有特定性，因為普遍的立法損害不違反公共負擔原則，不予賠償；（4）國家無過錯時，損害要具有重大性；（5）重大利益立法不符賠償責任。[⑥]可見，「小花牛奶公司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在該案例中相關的議會法律沒有排除賠償條款；受損的牛奶公司是合法經營；只有該公司一家受損，故損害具有特定性；該案中國家立法存在一定過錯；該項立法並非涉及重大利益。可見，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立法賠償問題上設置了非常嚴格的條件，上訴五個條件有一個不滿足就可能導致無法獲得賠償。可能這也是法國雖然較早的建立了立法賠償制度，但立法賠償的案例並不多。筆者以為這體現了一種司法審慎的原則，即在公共利益（國家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進行了復雜而微妙的平衡。同時，我們還需要主要法國自身的憲法審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或限制了法國行政法院創設的立法賠償制度，如憲法審查實行的是事前、抽象的「憲政院」審查模式，法案已經通過生效即禁止任何形式的再審查，除非議會重新立法或修改法律。因此，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的穩定性並不如想像的高，因為議會可以簡單的通過「排除賠償條款」先行排除立法賠償責任，這時行政法院就無能為力了。

概括法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我覺得最有啟發的地方在於：（1）立法損害的特定性，這反映了司法在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衡量上的理性取向，這一點也應該成為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的重要參考；（2）「排除賠償條款」的不可審查性，這是與法國獨特的憲法審查制度相適應的，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時也需要與我國特定的憲政制度相適應；（3）「公共負擔平等」原則，這是行政法院在「小花奶牛公司案」中支持賠償的主要法理基礎，對該原則的深入研究與闡釋將對我國建構立法賠償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4）立法賠償責任的成立不以法律違憲為前提，這也是由法國獨特的憲政制度決定的。

2、德國立法賠償制度：條文的解讀與比較

德國立法賠償制度的建立要比法國晚，而且是通過制定法的形式確立的。聯邦德國《國家賠償法草案（1973）》第6條第1款規定：

「立法機關關於憲法法院確認其行為違法後18個月內，未有其他立法者，發生第3條（金錢賠償）之法律效果。」[⑦]

德國《國家賠償法》（1981）第5條第2款規定：

「如果義務損害為立法者的違法行為所造成，只有法律有規定並自阿規定的范圍內，發生賠償責任」。

此外，在立法賠償所針對的規范對象上，法國僅限於議會立法，而不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實踐傾向於排除議會法律的立法賠償責任，僅針對規章違反上位法的情形。[⑧]

限於資料，筆者未能收集到德國法院在立法賠償方面的判例，但從現有的法律條文來看，立法者以及最高法院都傾向於限制立法賠償責任，如《草案》規定了違憲的前提和「18個月」的再立法期，《國家賠償法》（1981）規定了立法賠償的嚴格法定主義。因此，如果立法機關審慎對待，那麼立法賠償責任可能一直無法成立。因此，雖然德國通過制定法建立了較為穩定的立法賠償制度，但其多層嚴格的限制使得立法賠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當然，筆者同意結合各國自身的憲政制度對立法賠償進行限制，已確保立法的權威性、穩定性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有效性，因為立法賠償訴訟經常干擾議會將導致立法工作受到影響。不過，立法賠償制度存在的最大意義，筆者以為不是具體給當事人多少賠償的問題，而是監督立法機關審慎立法的問題，並且申明了立法行為的有責性。

三、立法賠償為何姍姍來遲？——重溫主權理論

上述對法國與德國立法賠償制度的考察告訴我們，立法賠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只是一種極其有限的存在，各國的具體制度形式出外比較大，但無一例外的對立法賠償責任進行限制。我們知道，在絕對主義的主權觀念下，任何形式的國家賠償都是難以想像的。後來是憲法學家狄驥通過對絕對主義主權觀和國家觀的理論解構，為國家賠償制度開辟了道路。[⑨]但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立法賠償制度的發展遠遠遲緩於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有些國家又稱「冤獄賠償」）而且被設置了多層的限制，這不得不引發我們反思，並且要求我們在建構立法賠償制度時所要注意的分寸。這必須回到傳統的主權理論。

我發現現在國內幾乎所有的國家賠償法教科書及涉及立法賠償的論文大抵都將主權理論或觀念看作是一種過時的東西，看作是對擴大國家賠償法問題以及保護公民權利的一種障礙？他們看到的只是一些國家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表象，沒有注意到它們國內具體的爭議以及立法或司法制度上的審慎對待原則。其實，國外已經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國家（比如法德）對立法賠償責任的限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議會代表人民意志，其立法具有權威性。這種基本判斷背後不是所謂的公民權利概念，而是主權概念。我們必須首先了解主權的概念及「立法主權」在建立國家秩序上的重要性，我們對於立法賠償的討論才可能是理性和富有意義的。

主權理論必須追溯到法國思想家博丹。博丹的主權理論是一種立法主權理論，他對主權的規定是「國家絕對和永久的權力」，他通過在理論上抽離社會中間層，建立了近代第一個基本的「主權者——臣民」的立法主權模型。這一模型後來雖然被不同時期的理論家所加工或改造，但其基本思想都源出於博丹。博丹在規定了主權的基本屬性之後對主權採取了一種經驗式的列舉方式，將主權理解為一個包容若乾重要項的權利束，這是一種典型的法學思維。他將制定法律作為作為主權的第一項權利，奠定了整個近現代主權理論的「立法主權」性格。[⑩]後來主要的主權思想家霍布斯和盧梭都將立法權作為主權最重要的標志，特別是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實際上已經成為現代政治國家合法性的基本論證模式，現代的憲法基本都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原則之上。

以人民主權思想為基本制度線索，我們就會發現立法賠償姍姍來遲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個體的社會契約義務，即個體作為公民在建構整個政治共同體秩序時所承諾接受的守法義務。社會契約的最重要意義不在於權利，而在於權力，即個體通過共同的行為形成一個公共意志和人格，全體共同置身於該公共人格的指導之下，在享受共同體體福利的同時承擔起個體的社會契約義務。而由民主政治程序支持的立法則成為這種公共人格的體現形式，而且是唯一可能的體現形式。因此，不管狄驥以什麼樣的形式解構了主權理論和觀念，都不可能是徹底的。在一個秩序井然和治理完備的政治共同體內，集體主權的需求和個體權利的需求是同時發生和互為條件的，因此盡管國家賠償法在行政領域和司法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在立法領域必然受到嚴格的限制，否則我們很難想像民主政治程序的權威性、神聖性，無法想像國傢具有何種值得尊重的公共人格。

筆者在此引入主權理論，主要是為了提供一種觀察和思考國家賠償法特別是立法賠償問題的新的視角——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它將提醒我們在不斷索取公民權利的同時是否注意到並合理考慮了個體公民所承擔的社會契約義務。

還需要指出的是，立法賠償制度的建構往往與違憲審查制度相關聯。如有研究者認為「二者（立法賠償和憲法訴訟）在程序銜接山野存在一定的聯系，如日本的立法賠償常與違憲審查訴訟同時提起，立法的不法以『違憲』來確認。應該說這種做法是比較符合法理的。」[11]而德國的立法賠償制度也要求以違憲作為前提。問題是，這種「違憲型」立法賠償制度需要某種事後的、司法性的違憲審查制度作為前提。法國不具有事後審查制度，因此其立法賠償制度的范圍是不穩定的，立法「進」則司法「退」。這提示我們思考中國的立法賠償制度時需要根據我們自己的憲政制度進行設計，不可能絕對的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確實，如果以議會法律為對象，依一般的法理與邏輯，如果沒有相對獨立而成熟的違憲審查制度作為前提，立法賠償是難以成立的。法國的特殊性在於：其擁有獨立而發達的行政法院系統，這個系統具有豐富的判例體系和高超的司法技術，所以能夠通過小心的避繞和解釋法國的憲政制度，並通過「公共負擔平等」原則逐步建立了法國特色的立法賠償制度。但法國只是特例，盡管它最早的建立了立法賠償制度。其實法官行政法院表面上說無權審查議會法律，並且立法賠償責任的成立也不以違憲性作為前提，但其援引「公共負擔平等」原則作為主要的法理基礎，該原則在此處已經不是一般的公法原則，而是法國的「不成文憲法」，法院依該原則作出的立法賠償判決具有實質意義上的違憲審查內涵。筆者認為立法賠償（以議會法律為對象）本身就是一種違憲審查，不管它與違憲審查在程序上如何安排，違憲性都應該成為立法賠償的要件之一。

從立法賠償與違憲審查的關聯性來觀察立法賠償姍姍來遲的現象，我們就會理解為何法德兩國都要嚴格限制立法賠償責任——違憲審查權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態的、高危險的權力，其審慎和嚴格行使是國家穩定的需要。但是違憲審查與立法賠償又具有一定的區別，這種區別主要是法律後果上的，違憲審查的後果主要是宣布無效、撤銷或責任修改等，而立法賠償的後果就是損害賠償——前者可能主要是政治權力系統內部的責任，而損害賠償必然是對外的責任，而政治權力系統的運行是需要一定的封閉性的，因此，前者可能是後者的前提，但後者未必是前者的結果。以筆者的理解，排除法國那種過分特殊的事前憲法審查模式，以違憲審查的一般事後模式來看，立法賠償的發展還遠遠遲緩於違憲審查。這也不奇怪，因為違憲審查注重的是法律體系內部的自洽性，雖然其可能與公民權利相關並由公民發動，但卻並不必然或者很少引起具體的國家賠償責任；而立法賠償注重的是法律侵害的可賠償性。

四、我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由於本文是對國家賠償法納入立法賠償制度的一種原理性探討，因此無意於追究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技術細節或政策建議，結合前文的考察與分析試圖提出思考中國立法賠償制度可能性的參考框架。筆者發現已經發表的、涉及立法賠償制度的學術論文五一例外的都是主張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並且認為這是擴大國家賠償法范圍、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是文明和進步的體現。這種邏輯當然沒有大的問題，在我們這個「走向權利的時代」。但筆者需要指出兩個基本問題。

一是中國還不存在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此全國人大的法律是不可能受到違憲評價，因而是也不可能確立立法賠償責任的。有人也許會說，法國也不存在事後普遍的違憲審查權，我們能不能學學法國，鼓勵在行政審判中支持立法賠償？否也。法國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和豐富的行政法判例體系，能夠通過解釋諸如「公共負擔平等」這樣的一般性原則發展法律，這是法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最重要基礎，而中國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中國的司法部門獨立性不足，司法經驗與技術不足，與社會的互動也不足。盡管有研究者建議「人大的立法賠償問題由法律另行規定或在國家賠償法中單列一章」[12]但這種立法的可能性及後續司法的可能性都很成問題。因此，筆者以為在中國違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之前，人大（包括地方人大[13]）的立法賠償問題，除非立法本身加以規定，否則是不可能引起立法賠償責任的。立法賠償制度在人大立法領域的拓展在根本上取決於人大制度的改革進程與改革框架，以及中國是否能夠建立某種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為在筆者看來，本文前面的考察和分析已經揭示了立法賠償制度的一項基礎性原理：違憲性是立法賠償的前提，沒有違憲審查就沒有立法賠償。當然，這里是僅就人大立法賠償而言的。因此，在中國討論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可能性，不能簡單的從作為特例的法國模式出發，而應該以德日的「違憲審查與立法賠償的關聯性」模式為基準進行思考。

二是區分人大（議會）立法賠償和行政立法賠償，側重建立行政立法賠償制度。在目前的憲政框架下，人大的立法賠償由於依賴於更為根本的制度變革而不能得到解決，但行政立法賠償卻可能獲得突破。行政立法賠償與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密切相關。目前的情況是，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可以在提起行政復議時一並進行審查，但這不是司法審查，而是行政系統的內部審查。在行政訴訟法領域，抽象行政行為，無論是較高位階的行政法規與規章，還是較低位階的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都被排除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學界對於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業已達成共識，並積極提議修改行政訴訟法，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筆者以為抽象行政行為，特別是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是一件可期待的事，因為其體制阻力遠比人大立法賠償制度的確立要小。這一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步：第一步，修改行政訴訟法，將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首先做到與行政復議法的銜接，並積累立法賠償的經驗；第二步，將規章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建立規章違法的立法賠償制度；第三步，在前兩步充分積累經驗的基礎上，將行政法規納入司法審查的領域，建立行政法規違法/違憲的立法賠償制度。制度總是漸進發展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弱制度經驗的國家，激進改革的風險是很大的。因此，中國的立法賠償制度以行政訴訟法的完善和行政立法賠償的先行為起點，是一種非常明智選擇。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行政立法賠償部分必須主要區別於普通的刑事賠償和行政賠償，在賠償責任的限制上需要更加嚴格。因為行政立法行為雖然一般被認為是行政行為，但它不是普通的行政行為，而是一種法律規范的創制行為，議會立法賠償所遭遇的困境和限度行政立法賠償一樣難以避免。在這個方面，我們需要借鑒法國行政法院的操作技術，具體可參考王名揚教授概括的「五要件」，特別是其中的損害特定性要件。

四、結語

立法賠償根本地涉及國家與公民關系的一種系統性重構，是國家賠償制度邏輯的一個必然結果。這一發展在一個更加宏觀的層面上受到現代憲政主義的深刻影響。但是，立法賠償與行政賠償及刑事賠償具有重要的差別，忽視這種差別將可能導致國家根基的瓦解和基本秩序的松動——這種重要差別就是：立法是普遍性行為，而行政或刑事司法只是個別性行為——如果無差別的處理三種類型的國家賠償，那麼普遍的立法就將產生普遍的賠償，而且還可能與作為個別行為的行政或刑事司法賠償發生重疊和交叉，覆蓋或吸收其他制度的功能。本文的考察和分析表明：即使在最先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法國以及通過成文法建立立法賠償制度的德國，立法賠償責任所受的限制都遠遠超過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因此，在中國建立立法賠償制度必須堅持審慎原則，尤其需要結合自身的憲政制度獨立思考。由於中國尚未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因此人大立法賠償不可能在現行體制下獲得解決，但行政立法賠償可以先行，並為將來可能有限納入的人大立法賠償積累經驗。在建構中國的行政立法賠償制度時，尤其需要注意法國行政法院的司法經驗，將其成熟的司法經驗作為我國立法的可行參考。在「走向權利的時代」，在習以為常的將法律制度理想化和簡單化的時代，我們思考立法賠償制度，尤其需要審慎的思慮和辨析，否則就很可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司法賠償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行政訴訟過程中，違法採取對妨害訴訟的強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對判決執行錯誤，造成損害的，要給予有限制的賠償。行政賠償程序是指受害人提起賠償請求，賠償義務機關履行賠償義務的步驟、方法、順序和形式等。我國將行政賠償分為兩種途徑：一種是單獨就賠償問題向行政機關以及人民法院提出；另一種是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中一並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