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基本原理

『壹』 如何理解刑事訴訟法的工具價值和獨立價值

刑事訴訟秩序、公正、效益價值是通過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和實施來實現的。一方面，刑事訴訟法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實現秩序、公正、效益價值，這稱為刑事訴訟法的工具價值；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和適用本身也在實現著秩序、公正、效益價值，這稱為刑事訴訟法的獨立價值。

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刑事訴訟法不僅僅是一部懲「惡」的法律，更是一部揚「善」、求「美」的法律。不僅是一部懲罰法，更是一部保障法，它不僅賦予公檢法追究懲罰犯罪的職權，而且還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藉以自保的權利。

懲治犯罪，是刑事訴訟法作為刑事實體法的實施法所追求的直接目的，這也是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功能所在。保障人權，則是從價值論的高度賦予刑事訴訟法更高的價值追求，也是刑事訴訟法的終極價值目標。

刑事訴訟中，集中體現了公民的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的緊張沖突與衡平關系。限於國家權力的強大和個人權利的渺小，要求國家機關在處分公民權益時必須遵循正當、合法的程序進行，以防止國家權力的恣意、專斷，這就是正當程序原則。

(1)刑事訴訟法基本原理擴展閱讀：

注重程序正義是現代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共同的價值取向。刑事訴訟活動不僅僅是一種以恢復過去發生的事實真相為目標的認識活動，而且也包含著一種程序道德價值目標的選擇和實現過程。那就是，刑事訴訟法旨在追求看得見的正義，刑事訴訟法具有獨立於工具價值之外的公正價值。

如果把刑事訴訟法比喻成一座神聖的宮殿，那麼刑事訴訟法原則就是這座宮殿的基石。程序法定在我國的首次提出，是謝佑平教授和當時還是他的研究生的萬毅教授2000年合寫的一篇題為《程序法定原則初探——評司法機關的解析權》的論文。

在兩年後的專著《刑事訴訟法原則——程序正義的基石》中，則系統地闡述了刑事訴訟法原則的概念、特徵、體系、分類、功能和發展趨勢，創造性地將刑事訴訟法原則區分為公理性原則、政策性原則，並縱橫捭闔、刪繁就簡、深入淺出，用最簡單的方法，闡述最深奧的原則。

用競技運動的精神，來觀察和理解刑事訴訟活動的原理、原則，既簡單，又深刻，讀來令人印象深刻。

眾所周知，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長期存在「重實體輕程序」「重權力輕權利」「重配合輕制約」「重打擊輕保護」之積弊，實在需要引進或提出一種與之完全不同的理念，使之對中國人的思維定勢和極致追求形成強烈的沖擊。

我國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國際准則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比如，控辯平等未能實現，強化偵查措施的法定化程度不足，司法獨立缺乏制度保障，無罪推定原則的弱化，訴訟難以及時終結，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未能法定化等。

十幾年過去了，隨著刑事訴訟法的再一次修改，隨著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有些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有些問題正在得到改善，有些問題仍然還在那裡。

『貳』 刑事訴訟法是否可以溯及既往，為什麼，謝謝

你好！
「法不溯及既往」是一項基本的法治原則，刑事訴訟法是不溯及既往的。
因為：「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即國家不能用現在制定的法律去指導人們過去的行為，更不能由於人們過去從事了某種當時是合法但是現在看來是違法的行為而依照現在的法律處罰他們。

希望能幫助你

『叄』 刑事訴訟依據憲法制定，憲法與刑事訴訟法有什麼區別呢

根據法抄學的基本原理，《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權威，其他一切法律都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其是一般法或者母法，其他法律為特別法或者下位法，《刑事訴訟法》也是根據《憲法》制定的一種「特別法」或下位法，其不得與《憲法》相抵觸，抵觸部分無效。

『肆』 誰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訴訟法原理論的資料!

我國1996年修改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一）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二）違反迴避制度的；（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四）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首次詳細規定程序性違法的法律後果，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程序規則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機制的初步確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為切入點，試圖分析我國刑事訴訟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義，以及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並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這個長期「被遺忘角落」的重視和思考。

二、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確立

（一）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含義

程序規則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規則是相對於實體規則而言的，兩者都屬於法律規則的范疇，因而都須符合法律規則的一般邏輯構成。從邏輯構成上講，每一個法律規則應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兩部分構成。[1] 行為模式是從大量實際行為中概括出來作為行為的理論抽象、基本框架或標准。行為模式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可以這樣行為；應當這樣行為；不應當這樣行為；這三種行為模式也就意味著有三種相應法律規則：授權性法律規則；命令性法律規則；禁止性法律規則。法律後果一般是指法律對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賦予某種結果。它大體上可分為兩類：（1）肯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承認這種行為合法、有效並加以保護以至獎勵。（2）否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不予承認、加以撤銷以至制裁。[2] 程序規則就是由程序性權利、義務（程序法上的行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後果構成的法律規則。具體到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而言，就是對公、檢、法三機關和訴訟參與人[3] 參加刑事訴訟時應當遵守之操作規程以及違反操作規程所承擔之法律後果作出規定的法律規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為例：「……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違反迴避制度的、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等，實質上是對上述行為的禁止性規定，即「不應當這樣行為」，結合刑事訴訟法的其它相關法條，共同構成了「不應當從事上述行為」的行為模式。而「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則是行為模式違反時所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後果。程序性行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後果兩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程序規則。[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種。所謂「裁判」，就是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的行為。「裁判」一詞有多種含義，最廣義的裁判是指全部訴訟程序，即在訴訟本身意義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訴訟法固有意義上的裁判是審判機關意思表示的訴訟行為。不過這種意義上的裁判，在狹義上僅是指，審判機關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對案件適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無罪的裁判）。廣義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訴訟行為中的法律行為（例如，申請迴避的裁判、關於調查證據的裁判等等）。在訴訟法上，裁判一詞一般是指廣義上的裁判。[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狹義上的裁判僅指法院的實體性裁判，而廣義的裁判，卻包含了實體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據程序規則，對訴訟行為適用程序性法律後果的法律行為。例如二審法院發現一審法院的審理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時，作出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確立的意義

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充分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實現了刑事訴訟由工具主義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的轉變，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義的轉變。中國長期以來的「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過程」、「重打擊，輕保護」、「重國家，輕個人」的法律傳統，是工具主義的集中體現。「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與程序規則本身之缺陷是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在工具主義的影響下，把程序規則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立法者不重視程序規則的設計，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法律後果的規定，存在致命的邏輯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規則這種缺陷的存在，必然導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後果，程序性裁判更是無從談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對「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和強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程序規則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才使得程序的獨立價值顯現出來。正如陳瑞華教授指出的：人們對某一刑事訴訟程序是否為「善」的評價，要看刑事訴訟程序是否具有獨立的內在優秀品質，而這一品質獨立於裁判結論的正確性而存在，完全體現在刑事訴訟程序本身的設計和運作過程之中。[6] 我國學者還指出：「獨立的程序價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其進步性、科學性、民主性，就是通過刑事訴訟的獨立價值得到了體現……特別是刑事訴訟法第191條關於『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規定，……充分的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所以，它標志著我國訴訟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權利和憲法性權利，是刑事訴訟法在人權保障領域的一個飛越。現代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由「打擊犯罪，發現實體真實」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實」和「人權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轉變，尤其是人權保障的目的，充分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的特徵，以及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刑事訴訟規則從「人權保障」的層面來說，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權利，並同時對國家追訴行為進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學者田口守一指出，「確定某種程序是否為『正當程序』（e process），必須視該程序重視『人權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權保障與正當程序相提並論。」[8] 當代各國刑事訴訟法大都規定了這種人權保障性程序規則，如無罪推定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有類似的規定，如「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等。單從字面上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人權保障」性條款並不算少，但是長期以來，這些條款大都沒有規定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缺少基本的規則要素，使得本來的程序規則 淪為「宣言」或「口號」，不能成為程序性裁判的基礎，因而實踐中收效甚微，刑訊逼供等現象「雖屢禁而不止」。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第191條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等行為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使相關的程序規則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機製得以確立，以訴訟程序來保障人權的目標在實踐中得以實現。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仍有許多程序性「規則」缺少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因而當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圍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進一步完善。

三、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通過第191條的規定，已經初步確立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個閃光點」，但是無論從第191條自身來看，還是從整體上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進行反思，我認為尚存在諸多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避重就輕，局限於法院系統內部的自我約束

縱觀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程序性法律後果」 ，尤其對於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缺少相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例如刑事訴訟法雖「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卻沒有規定程序性違法後果。不可否認我國刑法中已經有了相關罪名的規定，如刑訊逼供罪、妨害作證罪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等，但是這些「實體性法律後果」只針對違反訴訟程序規則的「人」，而不直接否定「違法行為」及「違法行為之果」，因而難免有隔靴騷癢，文不對題的感覺。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了學界的反思，如我國學者王敏遠指出：「刑訊逼供顯然是一種典型的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雖然法律規定了對刑訊逼供行為應予實體法意義上的懲罰，但即使行為人承擔了實體法上的法律責任，而程序法若無刑訊逼供所得的證據不得採信的法律後果，就會導致刑訊逼供的行為在實體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證據卻在程序意義上被認可。這種局面當然很荒唐，但若沒有程序法意義上的法律後果，卻會變成現實。」[9] 陳瑞華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盡管在一項司法解釋中也要求各級法院將刑訊逼供所提供的證據排除於定案根據之外，[10] 但這種司法解釋本身不具有較強的法律效力，也就難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級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並不多。」 [11]

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後，從第191條調整的范圍來看，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程序性審查，是法院系統內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約束。而事實上，相對於作為國家追訴機關的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來說，法院是一個「利益無涉」的裁判機關，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違反程序的沖動，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關庭審的程序規則。在實踐中，法官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要比上述公、檢機關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輕緩得多。因此，第191條的修改雖然邁出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卻沒有針對中國刑事訴訟中最關鍵、最嚴重的問題，頗有避重就輕之嫌。當前，由於上述大量程序「規則」缺失「程序性法律後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礎，法庭審判大都局限於實體裁判，背離了「裁判」的應有之義。「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的價值淹沒於「打擊犯罪，追求客觀真實」的「熱忱」之中，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已經成為困擾刑事司法的頑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 ;

「雙重危險」原則是英美法系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12] ，根據這一原則，被告人不得因同一個罪行而受到兩次起訴、審判和科刑。如《美國聯邦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受到生命和身體上的危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作出過一系列判例，對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的適用范圍作出了規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決無罪，檢察官無權對被告人提起上訴，即使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或者起訴狀存在有某種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決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訴，上級法院可對其進行第二次審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審判中得到維護，法官一般不得對被告人判處更重的刑罰。第三，如果一項起訴因證據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終裁決之前予以駁回（相當於宣告無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審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雙重危險」原則在適用范圍方面顯然要比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更寬泛，後者僅適用於已經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則不限於此。在聯邦法院，陪審團一旦宣誓成立，則第一次危險就已經構成，在地方法院，第一個證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險的成立，此時，檢察機關一旦撤訴，就不允許重新起訴，否則會使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當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於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雙重危險」原則，或「一事不再理」原則存在的正當性，主要在於它對訴訟當事人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 如果「隨意逆向運行的司法裁判程序還可能使當事人反復陷於訴訟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運長期處於不確定和待裁判的狀態。」「而這對於處於弱者地位的當事人而言，將是不具備起碼的公正性的」[15] ，貝卡里亞在論證刑罰的及時性時也指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說它比較公正是因為：它減輕了捉摸不定給犯人帶來的無益而殘酷的折磨。」 [16] 重復審理或程序逆行無疑會帶來上述不人道的後果。

通過上面的理論闡述之後，再來審視我國刑事訴訟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們會發現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受雙重危險」更是無從談起，有的只是約定俗成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我國二審法院貫徹的是「全面審查」原則，因而同時包括了實體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條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僅就現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而言，第191條對於一審法院的程序性違法，只規定了「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律後果。既沒有作是否有利於被告人的區分，也沒有發回重審次數的限制，更沒有針對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憲法權利而徑行作出有利於被告人之裁判的規定。首先，不可否認，在實踐中法院的程序違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因而發回重審通常都是基於有利於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論上並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在這種情形下，發回重審，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當性。其次，發回重審並沒有次數的限制，在我國沒有獨立的羈押制度的情況下，案件審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羈押期限，在無數次的發回重審而不裁定解除羈押的情況下，就會使被告人在無限延長的羈押中「遭受多重危險」，不具有起碼的公正性。最後，除了規定發回重審的法律後果外，沒有規定任何更為嚴厲或直接的法律後果，例如，在一審中嚴重程序違法，嚴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的，徑行駁回公訴，改判無罪等，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後果。筆者並不試圖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來否定我國的兩審終審制和發回重審制度，在我國現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質量的前提下，兩審終審是必要的。但對於程序性裁判發回重審問題，我認為應當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對之進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結果更為科學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審查的機制，拓寬程序性裁判的范圍。我國現階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據第191條的規定，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庭審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義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對控辯雙方訴訟行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圍理應拓寬到一審階段對控辯雙方，尤其是控訴機關訴訟行為的審查，審查偵查、起訴機關在偵查、起訴過程中，有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違法事實，應當啟用程序性裁判對之適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同樣的，在二審或再審階段，仍應繼續這種程序性審查。法院庭審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對偵查、起訴行為的「事後審查」。隨著人權保障意識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圍還應當拓寬到審前階段，即對偵查、審查起訴行為進行「事中」程序審查，因為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涉及到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私權利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中應當介入一個中立的第三者，對程序性問題，例如超期羈押問題、非法取證問題等作出裁判，一則是對國家公權力作出及時限制，防止權力的濫用，二則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時救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權利不受非法侵犯。這實際上是構建審前階段的司法審查制度，實現由行政追訴形態向訴訟形態的回歸。[19] 從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來看，對審前階段的程序性審查尚未納入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因而對於審前超期羈押等問題，沒有一個合法有力的救濟途徑，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2款（二）項明確規定「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不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內，但是除了該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確定之外，「非法取證」「超期羈押」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從應然角度，該司法解釋並不能否定這一理論設想的正當性。為了防止法官對實體問題產生預斷，應當組織專門法官或構建預審制度來從事這種審前程序審查。當然，這些制度的構建還有待於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入。

最後，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加大對程序性違法制裁的力度。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只有第191條的「發回重審」，而且過於簡單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違背「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之嫌。對於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發回重審」制度，應當站在人權保障的立場，依據「不受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進行限制和改造。首先，應當區分「發回重 審」是否有利於被告人，對於不利於被告人的「發回重審」應當嚴格限制；其次，應當對「發回重審」的次數作嚴格限制，避免訴訟進入無休無止的境地，而且為了防止羈押期限的不當延長，應當同時判令解除被告的羈押狀態；最後，應當區分程序違法的程度，對於輕微的程序違法，可以作出糾正程序錯誤的裁判，而不必「發回重審」，以免被告「遭受雙重危險」，對於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人權的情形，應當作出更為嚴厲的裁判，如徑行作出無罪判決，使違法者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以維護程序正義，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人權。

以上是對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論建構，而法律規則的建構還需要在理論建構的基礎上，結合立法技術使之更為具體化和操作化。限於篇幅和文章的主題，在此不再贅述。

「注釋」

[1]也有的學者認為法律規則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部分構成，本文所指的行為模式實質上是對假定和處理的合並。

[2]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頁。

[3]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將公、檢機關排除在「訴訟參與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觀念上就造成了控辯雙方訴訟地位的不平等，是「線性訴訟結構」的產物。在「線性結構」下，控辯式審判方式的引進將面臨極大的風險。有關刑事訴訟的「線性結構」和「三角結構」的詳細分析，參見，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頁。

[4]北京大學法學院陳瑞華教授認為，程序規則自身還應當區分「實體性程序規則」和「純粹程序性規則」，前者類似於本文所稱的程序規則，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的邏輯結構，而後者則是為了前者的落實所設計的操作化規程，應當包括對程序性裁判的舉證責任和舉證程度等問題。應當說陳教授的觀點對我國程序規則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純粹程序性規則」應當以「實體性程序規則」已經完備為前提，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前者尚存在嚴重的邏輯缺失——大多數程序規則只有行為模式而沒有法律後果。限於論述的重點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對「純粹程序性規則」不作論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劉迪、張凌、穆津等譯，卞建林審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頁。

[6]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頁。

[7]樊崇義：「論刑事訴訟法律觀的轉變」，載《政法論壇》2001年第2期，第51頁。

[8]同注5，第12頁。

[9]王敏遠：《刑事司法理論與實踐檢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的規定。——筆者注。

[11]陳瑞華：《看得見的正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頁。

[12]「雙重危險」原則與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被認為是對「一事不再理」這一古老原則的不同詮釋。「既判力」理論是從維護司法權威的角度來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司法的權威在於裁判不能被頻繁推翻。但是這一論證存在一個無法克服的悖論，即司法的權威同樣不能建立在謬誤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於糾正謬誤的需要，司法要通過穩定性來體現它的權威，就必須同時認同自身的謬誤。而「雙重危險」則是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應當避免使一個人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我們認為將作為技術規則的刑事訴訟法注入權利的因素，從而使之成為動態憲法，成為人權保障法，這是當代刑事訴訟法發展的方向，而「雙重危險」原則所體現的人文關懷，恰恰代表了這一方向。

『伍』 我是刑事執行專業的，請問考事業單位的專業知識考什麼，急

（一）素質結構
1、基本素質
（1）思想道德素質：掌握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原理，具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較高的政治素質；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工作責任心，具有忠誠奉獻、愛崗敬業、公正文明的職業精神；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忠於法律。
（2）科學文化素質：具有與本專業工作相適應的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及文化素養；具有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寫作能力和應變能力；具有獨立獲取知識、分析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和開拓創新精神。
（3）心理素質：具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心理素質和自我調節能力；具有與人合作的團隊精神和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能妥善處理各種人際關系；具有一定公共關系協調能力。
（4）身體素質：達到國家規定的體育鍛煉標准，具有強健的體魄和良好的體能素質，熟練掌握隊列指揮、擒拿格鬥等警體技能。
2、職業素質
（1）具有較強的法律素養，具備從事監獄刑罰執行活動所必需的刑事法律等法律知識和掌握監獄現場管理、罪犯教育矯治、罪犯勞動改造等工作所必需的業務知識。
（2）具有嚴明的組織紀律和職業操守意識，服從命令，忠於黨和人民，忠於法律，忠於職守，勇於獻身；
（3）掌握本專業的基本技能,能運用所學知識和技能解決實際問題；
（4）具有團隊精神和協作意識，預防和應對監獄各種突發事件；
（5）具備不斷學習，提高自我的能力。
（二）知識結構
1、基礎知識
（1）具備高素質技能型人才所必需的文化知識。支撐課目主要包括大學語文、大學英語、藝術鑒賞。
（2）掌握高素質技能型人才所必需的基礎理論。支撐課目主要包括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思想道德修養、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
（3）掌握本專業較強的職業技能，能了解本專業領域中前沿和發展趨勢，具有一定的生產、技術、管理與服務知識；較系統地掌握從事監獄刑罰執行活動所必需的刑事法律等法律知識；掌握監獄現場管理、罪犯教育矯治、罪犯勞動改造等工作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
（4）計算機基本知識和技能：掌握計算機基礎知識和應用操作技能，支撐課目主要包括計算機應用基礎。
2、專業知識
（1）專業基礎知識。支撐的課目主要包括憲法、法理學、犯罪學、監獄學基礎等
（2）專業核心知識。本專業應該具備的專業知識，支撐課目為本專業的核心課程，主要有：
① 刑法原理與實務：本課程主要學習犯罪概念與犯罪構成、正當防衛、故意犯罪、共同犯罪、刑事責任、刑罰的體系和種類、刑罰裁量、執行制度等內容，並進行刑法條文分析和案例分析等刑法實務能力的訓練。通過學習使學生掌握刑法的基本理論知識和基本法律規定的內容，並具有在實踐中分析和處理具體刑事法律問題的能力。
② 刑事訴訟原理與實務：本課程主要學習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刑事訴訟中的專門機關和訴訟參與人、管轄、迴避、辯護與代理、刑事證據、強制措施以及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執行五大普通訴訟程序及死刑復核程序等內容。通過學習使學生掌握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理論知識和基本法律規定的內容，並能夠應用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決刑事訴訟中的實際問題。
③ 罪犯心理矯治實務：本課程主要學習罪犯心理與矯治概述、罪犯心理的形成與發展變化、罪犯的改造動機與服刑態度、罪犯違規心理與又犯罪心理、罪犯類型心理與群體心理、特殊類型罪犯心理以及罪犯心理危機等內容。通過學習使學生掌握罪犯心理與矯治的基本知識，培養學生掌握罪犯心理問題的識別方法和現代心理矯治技術等基本能力。
④ 獄政管理：本課程主要學習監獄行刑組織與管理的基本知識，使學生掌握在刑罰執行中對罪犯的日常生活衛生、獎懲考核、行刑變更等進行管理的知識和技能。
⑤ 罪犯教育：本課程主要學習掌握有關對罪犯開展教育矯正的基本知識和技能。該課程是對罪犯進行思想、文化、技術等教育矯正活動的一門專業應用理論課程。
⑥獄內偵查實務：本課程主要學習獄內偵查工作的任務、方針和原則，獄內偵查管理與隊伍建設，獄內犯罪情報資料建設等內容。通過學習使學生掌握獄內偵查的基本知識和偵查技能。
⑦ 罪犯勞動管理：本課程主要學習有關罪犯勞動組織與管理的基本知識，學習如何通過科學有效的勞動組織管理，對罪犯進行勞動矯正。通過學習使學生掌握罪犯勞動管理的基本知識和偵查技能。
⑧監獄安防實務：本課程主要學習有關監獄犯罪與事故的防範及有效處置的基本知識和技能。通過學習使學生掌握如何預防和應對監獄犯罪及各類意外或突發事件，從而有效保障監獄內部秩序安全。
⑨違法行為矯正：本課程主要學習強制戒毒制度、勞動教養制度、收容教育制度的現狀與發展趨勢等相關內容。通過學習使學生能夠具備識別違法行為和制定相應矯正措施的能力。
（三）能力結構
1、職業方法能力
（1）職場規劃能力：明確自己的職業興趣，設定職業理想，充分掌握本專業職場動態，了解真實職業環境，包括工作環境、工作內容、工作所要求的技能、任職資格等，在進行科學的職業分析和定位的基礎上，結合所學專業及自身實際進行職業選擇和人生職業方向設計，提高自己與理想職業相匹配的能力，為自己將來就業提前做好心理准備和知識儲備。
（2）職業生涯發展能力：具有自我認知、准確定位能力，拓寬知識范圍，從專業能力、語言能力、動手能力和協調能力等方面，加強對職業生涯發展能力的培養，在進行合理的職業規劃的基礎上，最終達到職業生涯及個人能力的可持續性發展，不斷提升發展空間的能力。
（3）學習創新能力：養成學習的習慣，培養學習能力，構建以創新能力為主的、具有個性化、多樣化、反思性的學習方式，學會專業思維，並具有創新精神，養成自主學習、終身學習和不斷創新的能力。
（4）自我推介能力：正確認識自己，評價自己，具有自信、自強、自尊、自立的良好人格，掌握自我推介技巧，通過求職信、自薦書、應聘書等能夠得體的將自己推薦給他人，具有順利適應社會角色和社會崗位的能力。
（5）決策能力：對專業問題和工作任務有自己的認識和判斷，面對問題能夠快速找出問題症結所在，並全面評估問題的解決方案，有效預知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並制定相應對策，從而使學生具備靈活應變的決策能力。
2、職業社會能力
（1）人際交往能力：掌握基本的人際交往原則，具有從事監獄、勞教工作需要的與人溝通、交流能力，能夠妥善處理組織內外各種關系，具有較強的公關應變能力。
（2）團隊合作能力：具有整體意識、全局觀念，具有監獄、勞教刑事執行人員必備的紀律觀念和服從意識，能夠與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進行合作共事，包括遇到分歧時相互協調的能力，遇到困難時互相幫助的能力等。
（3）勞動生產能力：養成勞動習慣，具有吃苦耐勞精神，有一定的動手和操作能力。
（4）英語應用能力：具有基本的英語閱讀能力以及一定的聽、說、寫、譯等英語應用能力。
（5）職業意識和社會責任心：具有崗位必備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具有高度的職業責任感，忠於黨和人民，忠於法律，忠於祖國，有奉獻精神和社會責任心。

『陸』 我國刑事訴訟法和有關的司法解釋中有關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證據規則分別有哪些

在庭審過程中，法官對公訴人出示的證據可采性的判斷，不僅對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之前對控訴證據的衡量與判斷有重大影響，而且對偵查機關的偵查、取證行為產生巨大影響。因為，如果違反了證據可采性的判斷要求，偵查取證活動和公訴人的公訴活動就無法達到最終追訴犯罪、懲罰犯罪的目的。可見，對證據可采性的判斷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筆者擬從證據能力和證據證明力兩個層面對此問題作粗淺探究。

一、 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概念

刑事訴訟證據與其他證據一樣有其自身固有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證據能力是大陸法系證據理論的概念，相當於英美法系證據理論的"可采性"，也就是有無充當證據的資格。某一材料是否在嚴格的證明中用來證明控辯雙方所主張的、並且需要由事實的裁判者加以判斷的事實，完全由充當證據的證據能力來決定。司法實踐中，一般要求證據能力具有證據的合法性：一是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二是證據必須經法定人員依法定程序收集和提取；三是證據的內容和來源必須合法。對證據"可采性"的判斷就是對證據能力的判斷，對證據合法性的判斷。

證據的證明力則是與證據能力完全不同的概念。它表現證據的價值，是證據在認定事實上發揮作用的力量，是證據對於待證事實有無證明作用以及證明作用有多大的表現。證明力包含證據的可信性和狹義的證明力兩個方面。可信性是撇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系，來判斷證據本身是否值得相信；狹義證明力則是指證據在同待證事實的關繫上，能否證明待證事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證明待證事實。

二、 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相互關系

包含於證據本身之內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有其必然的聯系和區別。它們之間的聯系表現在，一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最終都取決於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性。一個明顯沒有證明力的證據，在訴訟中不會產生證據能力的問題；同樣，依法沒有證據能力的證據，也必然沒有證明力。證據能力從形式上解決證據資格問題，證明力則從實質上解決證據有無價值以及有多大價值的問題。有證據能力的證據不一定有證明力，如出於被告人自由意志的虛假口供；而無證據能力的證據可能具有證明力，如運用刑訊方法獲得的真實口供。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必須既有證據能力，又有證明力。司法人員在審查判斷證據時，應當首先審查證據有無證據能力，然後再對確認有證據能力的證據的證明力進行判斷，否則，不必考慮有無證明力。

證據能力解決的是證據能否在法庭上提出，讓事實的審理者（法官）看見和聽見。而證據的證明力則是對在庭審中提出的證據的可信度和關聯性進行的判斷，要在評議中、形成判決的時候根據全案的證據予以確定。證據能力是英美法系證據法的核心問題，由職業法官裁定；在大陸法系及我國的參審制度之下，由法官和陪審員共同審查判斷證據能力和證明力。

我國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釋中沒有採用證據能力這一概念。在司法實踐中，當論及這一問題時一般表述為"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不具有證據效力"等。有學者主張在立法上使用證據能力這一概念，目的在於當事人雙方在庭審開始前以及在庭審過程中，可以針對不具有證明能力的證據向法庭提出申請的動議，要求法庭予以排除，並說明其申請所依據的法律規定。這樣可以提高庭審質量和訴訟效率。

三、 證據能力的判斷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1、相關性原則。刑事訴訟證據（表現為證據能力）

的本質屬性是它的關聯性，即相關性。就是指作為證據內容的證據材料與待證事實之間存在某種客觀的聯系。如因果聯系、時間聯系、空間聯系、偶然聯系和必然聯系、直接聯系和間接聯系、肯定聯系和否定聯系等。這些聯系必須都是確定存在的，能夠反映與案件有關的一定事實，能夠為人們所認識。在具體案件中，對某一特定證據能力上否具有關聯性的判斷，取決於待證事實的內容和控、辯雙方爭議的性質以及證據能力本身的特點，必要時可以採用相應的技術鑒定方法加以確定。在偵查過程中應緊緊圍繞案情就與之相關的問題調查取證，以防止證據調查范圍的無限擴大，而影響證據能力。

2、實體公正性原則。實事求是，忠於事實，還案件的本來面目，是收集證據的關鍵。收集證據的過程同時也是判斷證據能力的過程。檢察機關在審查證據能力時，應排除諸如那些可能引起不可靠以及不能經過主詢問和反詢問來檢查其真實性的傳聞證據，以防止可能不真實的證據進入法庭。同樣，法官應對公訴機關出示的證據的證據能力是否具有實體公正性進行全面衡量與審查，並且必須經過法庭調查、質證才能決定是否採信和認定。

3、程序公正性原則。證據的收集過程必須符合法定程序，嚴格依據刑事訴訟法排除非法證據規則，不採信偵查機關用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方法提取的證據，以防止偵查權的濫用導致公民基本權利的被侵犯，這也是判斷證據能力時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

四、 證據證明力的判斷主體

刑事案件的全部證據最終必須進入庭審才能決定是否採信。因此，法官是證據證明力的判斷主體。

法律應對證據能力進行詳盡的規定，不應對證據證明力進行過多的規定。否則，就會走回法定製度的老路上去。法定製度曾試圖對證據證明力的大小以及對證據的取捨由法律預先加以規定，並且要求法官按照法定的規則機械地作出判斷，以期限製法官的自由裁量，結果往往窒息了法官的理性，使法官很難作出符合事實的裁判。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中應當確立"自由心證"原則。將對證據證明力的判斷完全交給法官自由判斷，由法官（事實的審理者）根據自己的理性思維和良心自由判斷，以避免機械、僵化的判斷束縛事實審理者對事實的認定。因為，證據證明力具有復雜性和具體性，審判人員理性判斷就有必要性。允許審判人員本著邏輯規則和經驗法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而不要受法定規則的限制。為了保證在訴訟過程中審判人員對於證據證明力的判斷更加符合科學原理，更有利於查明案件事實真相和實現司法公正，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增加一些審查證據證明力的程序性規定和判斷證明力的必要規則也是必要的。如法律對證據證明力的干涉僅僅限開"僅憑口供不能定案"、"孤證不能定案"等。

由於證據能力是解決一項證據是否能被法庭採納的問題，對證據能力有爭議的證據，應由控辯雙方提出申請動議，經由法官進行聽、審，最後決定是否具有可采性。因此，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之前，應根據證據可采性（證據能力）的標准來衡量自己的控訴證據，以決定哪些證據在法庭上提出，哪些證據不向法庭提出，以保證起訴的質量，最終實現追訴犯罪和懲罰犯罪的目的。

『柒』 簡述刑法概念。特徵

犯罪構成的概念：

我國刑法學理論界一般認為，我國刑法中的犯罪構埂，是指我國刑法規定的某種行為構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的總和。

犯罪構成的特徵：

1、犯罪構成是一系列主客觀要件的有機統一。

犯罪構成要件，是指成立或者構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任何一個犯罪構成都包括許多要件，有的屬於犯罪客觀方面，有的屬於犯罪主觀方面，它們有機統一形成某種罪的犯罪構成。

2、犯罪構成是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法律標志。

犯罪構成要件是指從同類案件形形色色的事實中經過抽象、概括出來的帶有共性的，對於犯罪性質和危害性具有決定意義的事實。任何一種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實特徵來說明，但並非每一個事實特徵都是犯罪構成的要件。只有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決定意義而為該行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那些事實特徵才是犯罪構成的要件。因此，必須將構成要件的事實同其他事實相區別。

3.犯罪構成具有法定性。

行為成立犯罪所需的構成要件，必須由刑法規范加以規定或者包含。只有經過法律選擇的案件事實特徵才能成為犯罪構成要件。在立法者看來，某一行為成立犯罪的前提是構成要件缺一不可。犯罪構成要件的法定性與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具備某一犯罪的全部構成要件，行為才具有刑事違法性。需要指出的是，刑法典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分別由總則和分則共同實現。因此，認定具體犯罪時，應以刑法典總則規定為指導，根據刑法典分則對案件事實逐一認定，以便得出正確的結論。

『捌』 刑法總論由哪三部分組成

刑法總論。由哪三部分組成？讓你偷。打仗損害東西，這是只要你犯這三部錯誤。就可了

『玖』 刑事訴訟模式的含義，特徵以及訴訟模式的理論有哪些

刑事訴訟是國家司法機關處理刑事案件的活動，即國家的司法機關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分子的活動。
刑事訴訟模式的特徵是：實行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相結合的訴訟模式。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保留了原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職權主義的一些合理規定，如在偵查、起訴階段由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依職權單方面採取偵查、起訴行為；在審判階段由法官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和在庭審中調查核實證據的權利等。同時借鑒當事人主義的有益經驗，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在起訴階段便可委託辯護人為自己辯護，特別是在審判階段，將法院的庭前審查由實體性審查改為程序性審查，從而有效地避免法官先入為主，從而客觀審案；庭審中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出示物證書證首先和主要由控、辯雙方進行，法官即使進行這些活動，也只是起到補充作用而已，而且法官只有在庭審過程中對證據有疑問時才可以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此外，控辯雙方不僅可以在法庭辯論階段可以進行互相辯論，而且在法庭調查階段也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並且互相辯論。
關於訴訟模式的理論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觀點：
（一）是職權主義模式。這種觀點流行於20世紀80-90年代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被介紹到中國的初期。主要針對1996年之前的刑事訴訟形態，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刑事訴訟在訴訟價值方面關注犯罪控制、在訴訟結構方面重視司法機關的職權發揮，因此，屬於職權主義訴訟模式。
（二）是混合模式。這種觀點主要流行於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認為1979年刑事訴訟法是職權主義或強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典範，而修訂後的1996年刑事訴訟法引入了當事人主義的因素，遂成為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相結合的混合模式。
（三）是超或強職權主義模式。隨著對西方兩大訴訟模式的認知，一些學者越來越發現我國現有的訴訟制度與歐洲大陸職權主義還有區別，為此，提出超或強職權主義模式的概念來概括我國刑事訴訟，特別是1996年刑訴法改革之前的刑事訴訟制度。

『拾』 請結合刑事訴訟法的理論談談對公正司法，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堅持公平公正公開，杜絕暗箱操作，遏制腐敗

請結合刑事訴訟法的理論談談對公正司法，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堅持公平公正公開，杜絕暗箱操作，遏制腐敗？一定要完善好監督機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