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行政法學科的創始人

① 法家、墨家、儒家、道家、兵家的創始人分別是誰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富國強兵、以法治國。法是通過具體的刑名賞罰來實現的。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法家先賢在法律界及法理學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而聞名，並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制定各項政策提供了相當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法家大智慧/中國經典文化書系》在線購買-《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商鞅和韓非在政治制度上主張郡縣制。在統治思想上，法家主張以法制治國。

墨家是中國東周時期的哲學派別，諸子百家之一，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構成了漢民族三大哲學體系，法家代表韓非子稱其和儒家為"世之顯學"，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說"天下之言，不歸楊(楊朱，道家代表人物)則歸墨(墨子)"等語，證明了墨家思想曾經在中國的輝煌。
墨家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創始人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首領稱"巨子"，其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團體奉獻。墨家學派有前後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及認識論問題，關注現世戰亂;後期墨家在邏輯學方面有重要貢獻，開始向科學研究領域靠攏。
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張是:主張人與人之間平等的相愛(兼愛)，反對侵略戰爭(非攻)，推崇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節用)，重視繼承前人的文化財富(明鬼)，掌握自然規律(天志)等。
因為墨家思想獨有的政治屬性，兼之西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官學勾結政策，墨家不斷遭到打壓，並逐漸失去了存身的現實基礎，墨家思想在中國逐漸滅絕;直到清末民初，學者們才從故紙堆中重新挖出墨家，並發現其進步性，近年來經過很多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學說出現復甦，並因其進步性而呈現出燎原之勢。

儒家學說，又稱儒學，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宗教而稱之為儒教。儒家思想是一種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為宗師，所以又有稱為孔子學說，對中國以及遠東文明發生過重大影響並持續至今的意識形態。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范和准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古代自漢代以來的主流意識流派，自漢以來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作為中國的官方思想，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但是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荀子·王制》)。
儒家學說包括：五倫 十義 四維 八德 。

儒家經典形成於孔子時代，但是不同時代對儒家經典的解讀有很大的不同。儒家思想對中國，東亞、東南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奉儒學為官學的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帝國被民國取代以後，儒家思想受到了外來新文化最大限度的沖擊，不過在歷經多種沖擊、浩劫乃至官方政權試圖徹底鏟除儒家思想之後，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國社會一般民眾的核心價值觀。同時，儒家思想是東亞地區的基本文化信仰。
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先生早已指出：「孔子不僅開創了儒學，也確實開創了易學。」儒家尊奉儒學，深諳易道。
儒家「知天文、識旱澇」（ 章太炎語），是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學派，也是封建的根本。
上學義、人生智慧義，提出一種有物混成且獨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論，也提出世界存在與運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動」的本體論思想，對於存活於其中的人類而言，其應學習的就是處世的智慧，於是老子也提出了眾多的政治、社會與人生哲學觀點出來，但重點都在保身修身而不在文明的開創，可以說他是以一套宗本於智慧之道的社會哲學與理論來應對混亂的世局，而無意製造社會的新氣象，因為那些都不是大道之本。

莊子是老子之後道家理論最重要開創者，道家哲學基本上也就是老莊二型而已。著有《莊子》，被分為內篇、外篇和雜篇，一般認為內篇是莊子本人的作品，外篇是學生門人的作品，雜篇則是偽作。亦有不同說法，但《讓王》、《說劍》等則被認為必定不是莊子及門人的作品。
列子，戰國時人。現存有的《列子》八篇，是東晉張湛所輯 ，一般認為該書反映了戰國至魏晉間的思想。《列子》從道家思想出發 並對道家思想中無為的人生觀有所改造 強調人在自然天地間的積極作用 並認為人在一種不任強使力的生存狀態下，不憂天，不畏天，才是最好的生存狀態。

王弼，三國時代人。當兩漢經學的發展已到尾聲，社會政治一直在動亂與不義的情境中，知識份子轉向玄學清談的風氣，王弼以其對老子哲學的深切體悟，註解老子《道德經》一書，重體用之分，有無之別，不但發展出詮釋老學的宗旨："貴無"的精神，並以此原理註解《易經》，甚至還因此改變了從漢易以來言象數易學的氣化宇宙論，而將易經的研究方向代之以純粹玄學思想 ，使中國易學史走向一個嶄新的局面。
郭象，西晉人，以《莊子注》聞名，主張「獨化」理論 是一種從高度抽象思維當中所發展出來的的玄學式概念理論， 認為宇宙萬物都生於偶然的「玄冥」境界，因此提倡一種物無大小 各順其適之精神，平等尊重每一個生命的人生觀。
先秦還有其他代表人物以及以後也出現了大量的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之後的楊朱也是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楊朱本人及其思想在歷史上多被曲解了。《列子·楊朱》篇有「楊朱曰：「古人之，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呂思勉先生在評價楊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時指出：「夫人人不損一毫，則無堯舜，人人不利天下，則無桀紂；無桀紂，則無當時之亂；無堯舜，則無將來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楊子為我說如此，以哲學論，亦可謂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則淺之乎測楊子矣。」
有學者認為，道家起源應為遠古的隱士傳統，當然也有學者說老子是清廟之守，總之，道家的起源絕不是社會政治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從旁觀察世局，認真思索宇宙的真象，使用著抽象度高且不帶意識型態的執著的語言，描述天道與人事變化的法則，屬於原理性研究的層次是他們的專長。當先秦的老莊二子總攝整理了道家思想的綱領之後，道家形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響了儒家與法家的形上思想，儒家《易傳》之作與韓非子《解老》之作都是在其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說。但是在社會政治的實際影響力上，老子之學要到漢初黃老之治的實施後才正式被試驗著，因為在迭經春秋、戰國、滅秦、楚漢之爭之社會戰亂終告停止之時，人們終於發現爭強斗爭的害處以及休養生息的重要，於是老學原理的政治哲學觀點遂被重視。等到西漢強盛，君王開始好大喜功，爭戰的歲月再度啟幕，時代的風氣再度轉變，然後也再度敗壞，等到魏晉清談之風起，道家哲學又開始了它的生命力。何晏、王弼首開其風，王弼更以簡潔有力的注經之作，從理論上深入道家之學並予以闡發，而向秀、郭象則發展庄學的注釋工作。魏晉之後，道家思想並未有鮮明的創造傳統之再現，但是道家思想的理路卻轉為道教、易學與儒學理論的開創所藉用的重要啟示，尤其是源自莊子的氣化宇宙觀，更被廣泛且深度地再開發著。而同一時期的佛學傳播，亦曾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是以道家「無」的智慧原理來表達的，此即世稱「格義佛學」時期。
道家哲學主要經過了老子原始老家、稷下學宮黃老學派、莊子學派、秦漢黃老道家、魏晉玄學新道家等發展時期。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孫武、司馬穰苴；戰國有孫臏、吳起、尉繚、魏無忌、白起等；漢初有張良、韓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黃帝陰符經>、《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司馬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將苑>、<百戰奇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等。各家學說雖有異同，然其中包含豐富的樸素唯物論與辯證法因素。兵家的實踐活動與理論，影響當時及後世甚大，為中國古代寶貴的軍事思想遺產。
兵家
孫武，齊國人，字長卿，春秋時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閭，經伍子胥的推薦，被任命為將，率吳軍攻破楚國。他認為：兵者，國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注重了解情況，全面地分析敵我、眾寡、強弱、虛實、攻守、進退等矛盾雙方，並通過對戰爭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以克敵制勝。他還提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強調了戰略戰術上的奇正相生和靈活運用。孫武著作有《孫子兵法》一書，為中國最傑出的兵書，並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視。
孫臏，齊國阿鄄人，孫武的後代，大致與商鞅、孟軻同時，為戰國時兵法家。他曾與龐涓同學兵法，當龐涓作魏惠王將軍時，忌其才能，把他騙到魏國，處以臏刑(即去膝蓋骨)，故稱孫臏。後經齊國使者秘密載回，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協助齊將田忌，設計大敗魏軍於桂陵、馬陵。他繼承和發展了孫武的軍事理論，把道看作戰爭客觀規律，提出了以寡勝眾、以弱勝強的戰法，主張以進攻為主的戰略，根據不同地形，創造有利的進攻形勢，重視對城邑的進攻和對陣法的運用。著有《孫臏兵法》一書。

② 行政法李佳哪個機構的

行政法李佳是北京方圓眾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

李佳，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山東大學博士後。2011年加入眾合教育，擔任講師，2012年博士畢業。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專著《行政法學方法論與體系的構造與變革》，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專著《信任型法治政府——一個法社會學闡釋》。

授課特點：

具體化，形象化，生活化。

專注於法律職業資格考試輔導，講課氣勢磅礴，妙語連珠，獨創法考「行政法逆向解題思維」，根據知識的類型綜合運用形象記憶法、理解記憶法、表格記憶法、字鉤記憶法等多種科學記憶手段，將復雜而抽象的行政法理論具體化、形象化、生活化，讓學生輕鬆快樂地攻克行政法難關。

以上內容參考 網路 -李佳

以上內容參考 方圓眾合教育-李佳

③ 中外行政法歷史發展的比較

本人認為，為了更好地比較中外行政法的歷史發展，應該首先了解各自的發展歷史，這是前提所在，然後再分別對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的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進行比較。
一、新中國建立以前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現代意義的行政法在中國產生於民國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條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訴訟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編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質，行政審判權不屬於普通法院，而屬於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了《行政訴訟法》，1945年4月16日又頒布了《行政法院組織法》，這兩個法律規定，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分立，專門處理行政訴訟案件。它規定行政訴訟有三個步驟，當事人必須先向行政機關提出訴願和再訴願，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二、新中國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新中國行政法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行政法的初創階段（1949－1956年）。這是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初創階段，沒有制定系統的行政法體系，甚至對行政法的認識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與破壞階段（1957－1977年）。這一時期由於反右運動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壞殆盡。
3、行政法的恢復階段（1978－1988年）。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82憲法開始，行政法進入了恢復階段。許多領域的行政法律規范相繼制定，初步結束了無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審理行政案件，這一規定標志著中國行政訴訟制度誕生的。
4、行政法的發展階段（1989年－）。1989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具有重大意義，確立了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約機制，給公民的合法權利以切實的保障，促進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來，行政機關和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極大的提高，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機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正朝著「法治國」的目標艱難而穩步地前進著。
三、外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現在人們使用行政法這一概念是指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產物，是在資產階級民主與法制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大陸法系的行政法產生較早，體系完善、理論發達。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有兩個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兩種法律規則，即公法和私法。法國行政法和德國行政法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但是由於大陸法系各國的歷史不同，在行政法的產生和發展上也存在差異。
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沒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在審理各種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時，適用同一體系的法律規則。
1、英國行政法
在英國沒有明確的法律部門的劃分，所以早期的英國沒有明確的行政法概念。作為現代意義的行政法是17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它是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的產物。
2、美國行政法
美國行政法受英國行政法的影響產生較晚，美國行政法的產生是同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相聯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際貿易委員會被認為是美國行政法的開始。從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行政法迅速發展，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國行政法上劃時代的法律，該法以美國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為基礎，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歷史發展比較
外國行政法主要分為兩大法系行政法，即為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1、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
雖然中國屬於大陸法系國家，但中國行政法相對大陸法系其他國家的，特別是法國、德國的而言，起步較晚。從產生開始，中國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德國行政法的影響。
2、中國行政法與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與英美法系國家相比，中國行政法研究則起步較早，重視程度也較高。中國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產生於民國初期，而英美法系國家直到19世紀後半葉，其
學者們才開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並逐步建立了理論體系。在英國，作為一門科學，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視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事情；美國行政法的發展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
從當代行政法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外行政法日趨融合。兩大法系互采之長，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圍向廣義演進，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實體法，既包括內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過去上訴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審理，現在，上訴法院專設了行政庭，審理行政案件。大陸法系行政法已經突破公法的范圍，在一些行政領域適用私法，在法德等國，行政私法已成為流行詞，公私法的界限日漸模糊。
參考文獻：
1、《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應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
2、《新編行政法學》，譚宗澤，重慶出版社，2001年。

④ 中國行政學奠基人除了夏書章還有誰

改革開放後率先呼籲重建行政管理學行政管理學在西方產生之後，中國學者很快就予以重視，1896年梁啟超就在《論譯書》中倡導「我國公卿要學習行政學」。通過翻譯、引進了國外學者的行政學著作，中國學者開始了自己行政學研究。從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學者撰寫的行政學著作陸續問世，張金鑒在1935年撰寫出版的《行政學之理論與實際》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本行政學著作。中國的一些高等院校也開始設立行政管理學課程，成立了行政學的全國性組織。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建國後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政治學、行政學等學科被迫中止了。改革開放以後，鄧在1979年的一次重要講話中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
夏書章教授率先響應，在1982年1月2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出第一聲呼籲：「把行政學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時候了。」他理直氣壯地提出：「要搞現代化建設事業，就必須建立和健全現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實行社會主義法治（包括行政立法），這樣，我們就需要建立社會主義的行政學和行政法學。」這一聲呼籲，打破了30年中國行政學的沉寂局面，恢復了中國行政管理學作為獨立學科在學術界的地位，拉開了中國行政管理學重建並復興的序幕。隨後，夏書章教授趁熱打鐵，在《文匯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上頻頻撰文。他指出：必須在行政管理領域進行撥亂反正。1984年8月，在國務院辦公廳和勞動人事部主持召開的全國首次「行政管理學科研討會」上，夏書章教授建言：「不能什麼事都和資本主義對著干，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有政治學和行政學，我們就取消。難道我們就不能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和社會主義的行政管理學？」他反復申述：我國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學應當有中國特色，作為一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有必要深刻地了解國情，使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為了申明宗旨、揭示精髓，夏書章教授不辭辛勞地四處奔波，講學授課，做學術報告，開學術會議，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大江南北。1988年，鑒於學科發展勢頭比較順利，夏書章教授抓住時機，繼續撰文呼籲：把行政管理學的研究引向深入是時候了，與1982年《人民日報》的文章遙相呼應，在全國大范圍內產生了更大的共鳴。他還連續向有關部門建議，提出要設置行政學專業，講授行政學課程，開展行政學研究，成立行政學院等。重構中國行政管理學的教學內容、課程體系中國行政管理學的重建，一切都是從頭開始。首先需要確定的是教學內容和學科體系。夏書章教授以1982年在全國政治學講習班所講「行政管理」講稿為基礎，協同黑龍江、吉林、山西、湖南四省社會科學院的部分科研人員和骨幹，集思廣益，於1985年出版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本《行政管理學》（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教科書，為這門學科定下了理論框架和實質內容。《行政管理學》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為指導，從我國的國情出發，批判地汲取、借鑒當代各國行政學和行政管理的先進理論和方法，同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科學保持密切的關系，研究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行政管理，是民主管理與科學管理高度統一的新型國家行政管理。該書確定和闡述了我國行政研究的主要內容，為求在原有基礎上有所提高和創新，本著「為創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學及其普及和提高而繼續努力」的宗旨，夏書章教授邀集所在中山大學政治學與行政學系老、中、青三代教師，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於1991年6月主編出版《行政管理學》（中山大學版）新教材，使之體例更完整、觀念更新穎、內容更充實。此後，該教材不斷再版更新，到2008年已經推出了四個版本。培育師資人才，重建中國行政管理學隊伍中國行政學科重建之初，由於學科停辦了30年，面對的是學科斷層、人才斷代、師資奇缺的現狀。為此，夏書章教授不僅在《文匯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上連續呼籲：「必須發揚全國一盤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把有限而分散的人力、物力集中使用，盡快做出成績，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而且身體力行、率先開課授徒。1982年4月，中國政治學會委託復旦大學舉辦起「亮相、啟蒙、播種」作用的全國政治學第一期短訓班，夏書章教授親臨講授行政學課程，吸引了大量學員，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如今活躍在全國政治學和行政領域中的中堅分子，不少人就是當年從該班學習後成長起來的學科骨幹。由此，這期短訓班被同行親切地比作政治學和行政學界的「黃埔一期」。夏書章教授非常關注黨政幹部的培訓，他連續在中組部、人事部舉辦的司局級幹部學習班、全國市長研究班講「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市政管理」；在國家教委行政管理學師培班、干訓班講課；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講「政治學與政治學會」；參加各種座談會……夏書章教授為新時期中國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市政管理、高教管理等培植了理論根基和成批的教學研究及行政管理骨幹。

⑤ 新行政法的形成與發展論述題怎麼答

一、行政法產生的基礎
（一）行政法產生的理論基礎
行政法產生的理論基礎是自然權利、三權分立以及法治理論。
1.在法國大革命前，啟蒙思想家盧梭提出了「自然權利」的主張，認為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並認為這種權利是「天賦」的，不可讓與。這一思想在資產階級大革命後為法律所肯定。行政法的出現正是為了保障公民的自然權利。當然，現代行政法更注重拓展公民的權利，促進公民個體及社會的發展。對行政法的產生具有更直接影響的是「三權分立」理論。該學說創始人孟德斯鳩認為一切國家都存在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種權力，主張將這三種權力分別由不同的機關行使，以確保自由的存在。三權分立強調權力的制衡，這里必然引申出對行政權的規范和控制。
（二）行政法產生的社會基礎
行政法的產生固然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但直接導致行政法產生的原因卻根植於現代國家的憲政體制。現代西方國家的政權都建立在「三權分立」的基礎之上，它孕育著行政法產生的最基本的條件，即行政相對獨立，沒有行政的相對獨立，也就沒有行政法。
二、外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一）法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現代意義的行政法最早產生於西方國家，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法國大革命後確立起來的。1789年的大革命****了封建****制度，資產階級按照「三權分立」的理論重新設計了法國的政體。法國的三權分立，不僅是為了限制王權，同時也是為了限制司法權。1790年的《法院組織法》明確將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分開，並排除普通法院對行政糾紛的管轄權。1799年，法國拿破崙一世建立了國家參事院和省參事院。國家參事院一方面受理行政糾紛，提供解決糾紛的意見，另一方面為政府提供法律咨詢。自此，法國逐步形成獨立的行政審判制度。為行政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英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英國行政法的萌芽可追溯至資產階級政權建立初期，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普通法制度就已包含了現代行政法的精神，即對行政的控制。但在英國，行政法真正受到重視是在19世紀後期。這一時期，由於科技、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兩個顯著變化：（1）委任立法。為應付工業經濟發展所引起的社會問題，需要制定大量法律。議會由於時間、技術等方面的原因，不能滿足這一需要，不得不授權行政機關制定具體的規則，以補充地方立法之不足。（2）行政裁判所的迅速發展。行政裁判所的職能是行使部分司法權，受理行政機關和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公民之間的爭端。由於上述變化，英國的司法審判制度得到充實和加強，行政法得到進一步發展。
（三）美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美國是嚴格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分權與制衡為立國之本，立法、司法對行政的控制與其國家的歷史一樣悠久。但由於美國承襲了英國的普通法制度，公法與私法不分，行政法的出現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直至洲際貿易委員會的成立，人們常將此作為美國行政法產生的標志。由於嚴格的三權分立原則不能適應現代經濟管理的需要，新型的行政機構——獨立管制機構應運而生。美國行政法的發展承襲了英國傳統，但更側重於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強調行政程序的控權作用。1946年，美國制定了《聯邦行政程序法》之後又制定了許多程序法規，如《陽光下的政府法》等。此外，在行政組織方面，美國建立了許多獨立管制機構，集行政、立法、司法於一體美國學者視獨立管制機構的建立為美國行政法的開端。在解決民事和行政爭端方面，美國還建立了行政法官制度，並逐步使之完善。
三、中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一）中華民國行政法的歷史簡況
在中國，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直到民國時期才開始萌芽。孫中山領導資產階級革命，****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主張實行資產階級民主與法治。1911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並第一次提到行政訴訟：「法院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但關於行政訴訟，其他他別訴訟，另以法律定之。」民國3年（1914年）5月18日，北洋軍閥政府公布了《行政訴訟條例》，同年7月15日公布了《行政訴訟法》，並在同年3月公布了《平政院編制令》，規定了行政審判組織。至此，在形式上初步建立起行政訴訟制度。北洋政府依照日本的體制設有行政法院，成為「平政院」。
******政府成立後，「平政院」改名為「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分立，處理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有三個程序，必須經過向行政機關的訴願，再訴願後，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此外，******統治時期還頒布了一些規范行政組織、行政活動的法律，如省政府組織法等。[1]
從總體上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連年內外戰爭不斷，蔣介石******政府又長期實行獨裁統治，不講法治，因此，無論是行政訴訟，還是對行政組織行政活動的規范的作用都是徒有虛名。行政法治只不過是開明人士的良好心願，客觀上並不具備行政法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維護公民權利更談不上。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新中國的行政法萌芽於20世紀50年代，但真正受到重視並形成體系、走向成熟則是在80年代以後。
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行政法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監察法》、《立法法》等相繼制定實施，《行政許可法》、《行政程序法》等一批重要的法律正在制定過程中，行政法制度已在逐步地建立和健全，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
經濟體制的改革意味著國家與公民關系的變化，意味著公民從客體到主體地位的轉變，意味著對政府權力重新界定和規制的必要，這一切都深深地影響著我國行政法的發展歷程，可以預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民主政治以及依法治國的推進，我國的行政法將逐步成熟與完善。

⑥ 行政法最早是誰提出的

這個問題在中國應該沒人能回答你。行政法起源於法國，法國行政法學形成是在1870年代，回在此之前從答1810年代開始就有人在從事行政法的研究，但是行政法概念應該早於這個時期。
對這個問題，國內學者由於資料原因沒有人能夠真正解決，關保英《外國行政法編年史》也沒有解決。

⑦ 崔卓蘭的成長歷程

老師1953年9月12日出生於吉林省吉林市。其童年、少年及青年時代均在困苦與動盪時期度過，正是長期的磨難練就了她仁厚達觀的品格，而這種品格在其後來的學術歷程中一展無余。
老師1983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憲法學專業，獲法學碩士學位，自1976年一直任教於吉林大學法學院，至今已執教30年整。在這30年裡，老師在憲法學與行政法學領域默默地鑽研著，以其女性獨有的敏感和洞察力選擇著具有研究價值的課題，從不盲目跟風。1987年至1988年，老師以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美利堅大學進修行政法學，回國後於1990年將《美國行政法與行政程序》譯為中文，旋即發表了與行政程序相關的諸篇文章，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主張以法律明文規定的方式對行政主體加以程序約束尚屬罕見，這部譯著與其後的文章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也引導中國更多的行政法學人對行政程序的關注。由於學術成果顯著，老師於1991年——這個職稱評定極為嚴格的年代，被評為副教授。1992年至1993年，老師再次奔赴美國，至路易斯克拉克學院研修行政法學。第二次回國後，老師在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關系、政府與公民的關系、行政相對方權利的保護、非強制行政行為以及行政規章等方面又有建樹。為此，1994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98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成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史上第一位女博士生導師。崔卓蘭老師所作出的突出成績為其贏來了多項榮譽，分別於1991年、1992年、1999年被評為吉林大學「先進工作者」；於1998年被評為「吉林大學跨世紀人才」；於1999年、2001年、2003年獲得「巾幗建功先進個人」榮譽稱號；於2004年被評為「吉林省第八批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業技術人才」；於2005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評為「吉林省高級專家」。
作為在行政法學領域作出卓越貢獻的中青年行政法學家，崔卓蘭老師連續四屆當選為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此外還擔任中國太平洋學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吉林省憲法與行政法學會總幹事，長春市社聯委員，吉林省政協社會法制宗教委員會特邀委員，長春市婦聯巾幗法律顧伺團副團長以及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法學學科規劃專家組成員，並且在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基地擔任兼職研究員，在長春理工大學及吉林省法官進修學院擔任兼職教授。 我國行政法學研究起步較晚，學者們對於其中核心問題之一——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義務的配置缺乏系統梳理。崔卓蘭教授經過長期的學術思考，以「權利本位」和「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為出發點，從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關系、行政程序以及行政規章三個角度為構建行政相對方權利保護體系提出了諸多真知灼見，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關系的研究
崔卓蘭教授對於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關系的研究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在不同階段均有不同的側重方面。第一階段，側重於以權力制約權力，即通過司法權制約行政權，這一時期大體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沿至90年代初。三權分立學說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鳩說過，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對於行政權而言，其本身即蘊涵著某種可能的侵犯性與擴張性。老師深諳此理，為此早在1982年於《法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西方國家違憲審查制度簡介》 (1982年第3期)的文章，將西方違憲審查制度介紹到中國，這篇於1982年憲法頒布之前寫就的短文在剛剛經歷過文革風暴的中國實屬難得，對於國門初開之際中國法學學人學術視野的開闊大有裨益，直至當下，將違憲審查制度引入中國以制約行政權仍是我國諸多學者為之力爭之事業。老師在這一階段發表的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 《論行政處罰及由其引起的訴訟》(《法學雜志》1987年第3期)； 《公民本位：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目的》(《法學》1989年第3期)以及《論對行政的司法監督》(《中國法學》1991年第1期)。其中，《公民本位：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目的》一文發表於《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之前，當時，學者們對我國即將出台的《行政訴訟法》之立法目的的認識迥然有異，大體上有三種代表觀點，其一，認為行政訴訟法應以保證人民法院及時准確地審理行政案件為主要目的；其二，認為行政訴訟法應將監督和保障政府行使行政權置於首位；其三，認為維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才是行政訴訟法的初衷。這三種觀點雖不沖突，但體現了三種不同的思路與指導思想，也將影響行政訴訟法的價值取向與發展路徑。老師在文章中立場鮮明地選擇了第三種觀點——以對行政相對人權益的維護作為行政訴訟法的宗旨與基點，並極有創設性地提出「公民本位」概念，這一觀點始終如一地貫徹於其學術理念與成果當中，至今不曾改變。此後，崔卓蘭教授又在《中國法學》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對行政的司法監督》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老師又與眾不同地大膽提出，行政相對方不應被動等待救濟，而應成為主動「啟動」司法機關監督「裝置」的主體，應當將司法監督視為司法機關的權力監督和一般公民的權利監督融為一體的「合力」監督，只有這樣，公民權方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第二階段，側重於在平衡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過程中對行政相對方權益的積極保護，這一階段主要貫穿於20世紀90年代。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是緊密相連的，也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不對行政權的行使予以規制而僅僅給予行政相對方權利單純的保護是不切實際的。如果說在第一階段，崔老師寄希望於通過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來消極制約行政權的濫用、維護公民權利的話，那麼自90年代開始，隨著國家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進一步健全與完善，老師則從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關系的梳理著手，主張在二者大體平衡的基礎上適度增加行政相對方的權利，即「平衡中適度傾斜」。在此理念指導下，老師寫就多篇有重大學術影響的論文，主要有： 《論行政法權利保障功能的發揮》(《法學研究》1994年第4期)； 《論確立行政法中公民與政府的平等關系》(《中國法學》1995年第4期)；《論市場經濟下政府角色和行為的轉變》(《法制與社會發展》1997年第1期)以及《論行政權、行政相對方權利及相互關系》(《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與時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羅豪才教授共同撰寫的《論行政權、行政相對方權利及相互關系》一文。該文發表之後即屢被轉載，引證率極高，並獲得長春社會科學協會社科優秀成果論文類一等獎(政府獎)。羅豪才教授於90年代初曾針對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提出了著名的「平衡論」，此次與老師合作的文章中最為突出的亮點是在堅持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終極平衡的原則下，將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在官本位、權力至上等傳統觀念尚未徹底摒棄的中國，要真正實現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的平衡並不可行，而應當對行政相對方之權利予以適當延伸與拓寬，同時對行政權給予約束，具體而言：凡是法律、法規所不禁止的行為，行政相對方均有權去作，概之「法不規定即自由」；行政管理所涉及的日常生活領域中，所有未被法律、法規所明確劃定為行政職權管理范圍的事務，一律可作為「剩餘權利」劃歸行政相對方自由行使；行政法所規定的行政主體之各項義務，也可被推定為行政相對方之權利，謂之「推定權利」。當行政相對方為法律所不禁止、行使其「剩餘權利」或「推定權利」時，不受行政權的規制，不得對之加以限制、取消、制裁，甚至也不宜進行法律評價。行政權則截然相反，對之任何缺乏法律根據的內容、范圍方面的擴大解釋，均不被允許。故針對行政權行使者：凡法律、法規未明文規定即授權的，都不得去作，否則將構成違法、越權，必須恪守「公民權利為政府權力天然界限」之基本原則，不得沒有法律根據而介入私權領域，對個人生活之必要干預也應止於最低限度；不允許藉助於手中的行政權參與市場競爭；在以普通機關法人身份進行民事活動之際，不得利用行政權作為「後盾」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方。為防止行政權對行政相對方權利的侵害，必須對行政權進行「顯性」界定。
兩位作者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指出，行政權與行政相對方權利，其實質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政府職權與市場主體權利在行政法律關系領域的延伸，兩者之良性互動、同步加強，意味著社會中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均獲維護，公平與效率得到兼顧，標志行政民主與法治化的真正實現。強調公民權利的適度增加只是手段，而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與和諧才是終極目標。這一觀點不但啟發了當時中國行政法學界諸多學者進行深層次思考，且因應了我國當下「構建和諧社會」這一嶄新的治國理念。
第三階段，側重於通過對非強制行政行為的倡導實現行政相對方主體地位的提升，這一階段的工作從20世紀末延續至今。在1993年修憲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將我國的經濟體制以根本法形式確定為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與成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行政法觀念與模式受到了挑戰，原因在於，市場經濟基於以平等、協商及合意為特徵的契約精神而建立，但當下行政行為仍然是單方的、強制的和不可協商的。市場經濟要求政治與行政模式的回應，要求契約精神的注入，要求行政法律關系主體雙方在不存在強制性背景下的協商與合作。崔卓蘭老師在此方面所作出的理論貢獻為我國行政法學人所公認，其早在1995年即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上發表了題為《行政法觀念更新試論》一文，主張我國的行政法應當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從以「管理」為目的轉換為以「服務」為宗旨；從注重「權力」行使轉為注重「權利」保障；從依靠「命令」轉向依靠「協商」。此後，崔老師又在《非強制行政行為初探》(《行政與法》1998年第3期)一文中從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獎勵以及行政協調等具體行政行為人手，抽象出其共同性——非強制性，進而在國內首次提出「非強制行政行為」這一創新性概念。「非強制行政行為」概念一經提出，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我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蘇州大學法學院楊海坤教授在其著作《中國行政程序法典化》中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崔卓蘭教授把行政指導、行政獎勵、行政合同、行政調解稱之為『非強制行政行為』，很有新意。」
在提出「非強制行政行為」概念以後，崔老師隨後撰寫多篇文章對之加以逐步論證，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論非強制行政行為》(《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5期)；《非強制行政行為——現代行政法學的新范疇》(《行政法論叢》第4卷，2002年《中國行政法學精萃》全文收錄)；《從壓制型行政模式到回應型行政模式》(《法學研究》2002年第8期，2003年《中國行政法學精萃》全文收錄)以及《契約、服務與誠信——非強制行政之精神理念》(《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4期)等。
「非強制行政」理念的形成是崔卓蘭老師公民權利本位思想的延續，非強制行政行為將成為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緊張關系的潤滑劑，更為實現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平衡與和諧提供助力。原因在於，在非強制行政行為中，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主要通過雙方協商達成的契約、承諾等而產生、變更或消滅，因此具有服務與自願履行的特點，較之以強制、高壓為特點的強制行為而言更易為相對方所接受與配合，更有益於提升相對方的主體地位，也更有益於提高政府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行政程序研究
崔卓蘭老師對於行政程序的研究可以回溯至上世紀80年代末。1987年至1988年，崔卓蘭老師到美利堅大學進修時即注意到了行政程序法在規范行政權、保障公民權益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回國後發表了《論程序化行政》(《當代法學》1989年第4期)一文，而在當時的中國行政法學界，對於行政程序撰文論述的學者還極為少見。此後，其申報並完成了國家級課題、中華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項目——「行政行為的正當程序」。1990年，老師將美國學者歐內斯特·蓋爾洪和鮑葉合著的《美國行政法與行政程序》譯為中文，將著名的美國行政程序法介紹到中國，旋即又發表了《立法程序化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法學與實踐》1990年第3期)；《論行政權與行政程序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第2期)以及《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程序法》(《中國法學》1994年第4期)等多篇文章，並於1996年獨著了《行政程序要論》一書，對行政程序進行了系統的論述。
崔卓蘭老師是我國最早關注行政程序的學者之一，其早期的文章與著述對學界同行頗有啟發，寫在《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程序法》中對行政程序法之重要性予以肯定那句「所謂的依法行政，是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離開行政程序法無以言依法行政」已成為被多方引證的「經典格言」。而且，於其之後，對行政程序加以多方面、多角度研究的行政法學人急劇增加，至1990年代末，中國掀起了行政程序學術研究的高潮，行政程序的法典化成為當時呼聲最高的議題，由此引起了實務界的高度重視。當前，《行政程序法》草案尚在論證過程中，但其以法典形式出台指日可待。
根據對行政程序的長期研究和行政程序法草案的制定，崔卓蘭老師修訂了10年之前寫就的《行政程序法要論》一書，並於2005年發表了《行政程序的價值與功能》(《憲政與行政法治評論》2005年第6期)與《論民主與效率的協調兼顧——現代行政程序的雙重價值辨析》(《中國行政管理》2005年第9期)二文，繼續對行政程序進行著深層次研究與探索，力圖為制定一部以規范行政主體行為、保護公民權利為宗旨的行政程序法典提供有理有力的學理支持。
行政規章研究
崔卓蘭老師在長期的學術研究及對社會實踐的關注下意識到了在行政規章的制定過程中行政權對公眾權利的隱性損害。原因很明顯，對於具體行政行為而言，當行政機關作出有損於行政相對方之行為時，僅針對一個或幾個數量有限的主體，且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方有權就該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而對於作為抽象行政行為的行政規章而言，其具有法之普遍性、強制性及不可訴性等特徵，行政規章制定權的濫用將會令數量眾多的相對方利益受損，且因其不可訴而「告狀無門」。為此，崔卓蘭老師於上世紀90年代初即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發表了《論行政規章及其制定程序》(1992年第4期)一文，試圖以程序規范規章制定權的行使，減少權力濫用，防止法繁擾民。此後，又主持申報並完成了兩項國家級課題：其一為1996年的國家教委人文社科項目——「違法行政規章及其對策研究」，此間發表了《行政規章可訴性探討》(《法學研究》1996年第1期，獲中國法學會成果二等獎、全國第二屆中青年訴訟法學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瑕疵行政規章形態與成因析》(《法制與社會發展》1999年第4期)、《行政規章的經濟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5期)等多篇文章；其二是2000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行政規章研究」。對於這一課題，崔卓蘭老師與於立深老師在發表了《論行政規章監督的法學機理和機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2期)、《論制定行政規章思維模式的轉換》(《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3期)以及《行政規章的性質解析與裁量權模式》(《吉林工業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等多篇論文之後，於2002年合著了《行政規章研究》一書作為結題成果，該書從對行政規章予以概念界定和性質解析人手，對規章制定權、裁量權模式、程序設置、監督機理與機制以及規章管制的功能加以遞進式梳理與分析，是我國首部對行政規章進行系統研究的著作。該書出版之後反響熱烈，獲得了同仁的廣泛好評，在其他學者的著述中引證率極高，並於2004年獲第六次吉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一等獎(政府獎)。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周漢華研究員與浙江大學法學院宋華琳博士在《2002年行政法學研究綜述》中對《行政規章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該書是「2002年本領域最為矚目的成果之一」。
由於崔老師長期從事地方立法的論證工作，作為行政規章研究的延伸，老師將研究范圍擴展至地方立法研究，正承擔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地方立法研究》以及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地方立法實證研究》兩項課題，已形成初步成果，發表了《論地方立法的目的轉換》(《行政執法與行政審判》2003年第3期)一文，該文於2005年為《中國行政法學精萃》收錄，另外在台灣省的《法令月刊》(2004年第11期)上發表了《中國大陸地方立法的走勢》一文，積極促進了海峽兩岸行政法學的有益交流。此外，針對地方立法的膨脹發表了《地方立法膨脹趨向的實證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5期)一文，從實證角度分析地方立法膨脹現象的成因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無論在任何國家，人們可以終其一生不受民法、刑法、經濟法等諸多法律的調整，但不可能不受行政法的制約、不與行政機關打交道。從出生時的注冊戶口到死亡時的注銷戶口，從適齡時入學到結婚時登記，從依法交納稅金到接受社會保障等等，行政權均將作用於此。面對行政管理領域的不斷擴大，行政事務的逐漸增多，如何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不損害處於弱勢地位之相對方的權益即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崔卓蘭老師鑽研行政法學的幾十年裡，執著地堅持「民權至上」原則，多角度、多方位地圍繞著行政相對方權利的維護進行著不懈的理論探索，其著述中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赫然可見。
不覺之間，老師在行政法學領域已耕耘30載，教誨幾代人，取得了許多學界同行無法望其項背的卓越成績。但她卻不容許自己有片刻停歇，依然為那須臾不曾改變的信念行走在學術之路上。2005年，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准設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次面向全國進行招標，此次招投標工作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學術性、政策性與導向性，其主要支持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參考價值、對弘揚民族精神和傳承民族優秀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課題。以崔卓蘭教授為首席專家的課題組所申報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律制度保障」課題，經過受理投標、資格審查、會議初評、復評答辯、審核批准五個階段，在四個競標單位中以多數票通過，成為吉林省唯一獲准立項的課題。在以後的兩年裡，老師將再次投入到繁重的科研工作中，攀登又一學術高峰。 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行政法更是如此。崔卓蘭老師深知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同時更願藉此機會將其所倡導的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從抽象的學理研究付諸實踐。因此，老師雖承擔繁重的科研工作，但卻並未推脫一個學者應盡的社會使命與責任，其長年擔任吉林省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委員、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詢委員、長春市政府立法咨詢委員、吉林省檢察院專家咨詢組成員、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等多項社會兼職。
老師常教導我等，學者必須有學術良心，要樂於並勇於承擔社會責任，選擇了學習行政法就要選擇保衛最廣大民眾的利益。老師一直用行動詮釋著這樣的理念。作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的咨詢委員和顧問，當國家機關與公民在不同領域交鋒時，她總是義無反顧地站在維護公民權益的立場。在對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省政府制定的行政規章以及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立法論證時，她主張人性化立法、程序化立法、授益性立法；在為人民政府作顧問時，她倡導政府依法行政、誠信行政、陽光行政；在為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作咨詢時，她鼓勵司法機關擺脫行政機關的影響公正審判、獨立審判、公開審判。所幸的是，服務意識和法治觀念不斷增強的各類國家機關對於學者的建議十分重視，老師的觀點得以充分採納。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即曾在一份材料中寫到： 「崔卓蘭教授自受聘擔任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詢委員以來，多次應邀為省政府行政立法提供咨詢。她提供的立法咨詢意見有理論深度，依據可靠，內容具體詳盡，符合現實行政管理實際，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重要的參考價值『。近年來，我省的多項立法項目中吸納了她提出的咨詢意見。崔卓蘭教授承擔省政府立法論證項目最多，為我省立法作出突出貢獻，曾受到省政府領導的稱贊和肯定。」
老師的「社會」兼職工作不僅體現為在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中擔任咨詢委員與法律顧問，還表現在需要經常性地處理各地百姓寄來的請求給予法律援助的信件。面對眾多的個案，為了讓更多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趨利避害、防患未然」，在遇到問題時「知己知彼、保護權益」，老師帶領學生們編寫了一套《百姓維權叢書》，在醫療服務、房屋拆遷、物業管理、進城打工等諸多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為百姓提供法律指導，這套叢書已陸續出版，而這項維權事業也還將持續下去。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法律追求公平與正義，傳授法律之人，更應傳道於先。跟隨老師多年，耳濡目染的不僅是為學之法，更有做人之道。
老師是平實低調的。在我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為我們講授政治學的是年逾古稀的李放教授，李老先生曾是崔老師學生時代的老師，在崔老師的誠邀下回到學校為我們授課。老先生的家距離學校很遠，上課時又正值嚴冬時節，每次來去都極為不便。老先生在講授學期最後一課時告訴我們，他退休之後從未接受任何學校的聘請，而只在法學院為憲法與行政法學的研究生上課，原因之一即出於對崔老師正直謙遜、與世無爭之人品的欽佩。老師的淡泊名利可謂「遠近聞名」，於遠，老師在行政法學界以創新而聞名，但由於老師不喜宣傳，不願張揚，因此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多見其文，罕見其人；於近，作為法學院元老級教師，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史上的第一位女博導，她有令人羨慕的驕傲資本，但卻從不見她恃才傲物、爭名奪利，反而無欲無求、安之若素。從教30年來，老師只是在努力盡到自己教師和學者的本分，勤勤懇懇地教書育人、認認真真地鑽研學問。
老師是寬容仁厚的。對於年青的同事，老師從不以長輩自居，給予更多的是扶持而非壓制，是幫助而非排擠。對待學生，在學術研究上，老師包容多於苛責，啟發多於灌輸，她一向注重培養我們的開闊性思維，絕不將學生的思想囿於其所研究的領域及所主張的觀點之中。在平常生活中，老師細心關注著每個同學的成長，當我們面對抉擇時指點迷津，當我們遇到困難時傾力相助。我和愛人雙雙辭去工作拜於老師門下求學，逢年過節每每欲到老師家裡拜訪時，老師總是在電話里告之：心意已領，無需登門。後來同學若干一起聊天時談及此事，方知被「拒之門外」者遠不止我們二人。在世風日下的今天，老師依然恪守師德、為人師表，不但慎獨己身，且為我輩樹立仿效之典範。
老師是樂觀堅強的。第一次見到老師是在面試當日。三五成群的同學站在考場門外等待老師們的到來，因不識老師容貌，我等皆關注著眼前走過的每位神似教師之人，老師也正是這時走人我們的視野。此前，我以為老師乃近知天命之年，長期鑽研學術之人必面色蒼白，神情凝滯，不想站在我們眼前的卻是著一襲藍色牛仔裝，笑意盈盈，神采奕奕的中年女性。此後見到的老師總是溫和而微笑著的，對工作和生活從無抱怨。但事實上，老師身上的負擔並不輕松。老師的父母年事已高，需要更多的照顧；孩子年幼時身體孱弱，是在她的呵護下在家中學完的小學、中學課程，現已通過了法學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全部課程，為此，吉林大學於2004年在「文明家庭」評比活動中授予老師「傑出母親」的榮譽稱號。雖然工作依然繁重，雖然生活並不輕松，但這些都無法削弱老師的堅強，無法阻礙老師樂觀而積極地面對生活。
老師如深谷之幽蘭，不炫耀、不逐流、不矯揉、不媚俗，暗發芬芳而不張揚；老師若舒緩之流水，守拙、執著、堅忍、包容，雖利萬物而不與爭。其雖低調而不消極，雖執著而不頑固。以納川之胸，憂國、憂民、憂天下；將無欲之心，對人、對事、對生活。

⑧ 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有哪些

芮沐，中國法學「第一翁」

（1908年—）

我國經濟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的創始人，以百歲高齡被尊為中國法學「第一翁」。1954年後到北京大學法律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學經濟法國際經濟法研究所所長等職。他執教近70年，親自指導了12屆博士研究生，著有《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等。

韓德培，中國環境法學的開拓者

（1911-2009年）

我國國際法學一代宗師，也是中國環境法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1979年開創建立了中國高校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推動組建了中國第一個、也是亞洲第一個環境法研究所。他著作等身，其中《國際私法》是我國高等院校第一部統編教材，《環境保護法教程》是我國第一本環境保護法的教材。

王鐵崖，中國國際法學界的一面旗幟

（1913－2003年）

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創始人，國際法研究院士，是中國國際法學界的一面旗幟。新中國成立初，參與了《共同綱領》的起草；1984年、1990年，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基本法起草。著有《戰爭與條約》、《中國舊約章匯編》等，譯作《奧本海國際法》。

王名揚，「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之首

（1916—2008年）

當代著名行政法學家。1946年考取最後一批國民黨政府的公派留學生，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1958年學成回國。他參加了我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著有《英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等。福布斯網站將其列為「行政法學界四大金剛」之首。

⑨ 楊海坤的主要學術思想觀點

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行政法學，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時至今日，不僅行政法的學科地位已為學術界所廣泛認同，而且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也得到了人們的普遍接受。中國行政法學的發展是與一批具有濃厚的歷史責任感和扎實理論功底的學者的努力分不開的，蘇州大學法學院的楊海坤教授即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之一。自1984年開始從事行政法學教學與科研工作以來，楊海坤教授先後出版了數部有重大學術影響的著作和三百餘篇行政法學術論文，為我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崛起做出了突出貢獻，已經成為行政法學界公認的數名學術帶頭人之一。
楊海坤教授的行政法學術思想體現在以下十個方面：
1．關於行政法與憲法的關系
在各國的法律體系中，行政法與憲法是關系最為密切的兩個法律部門，二者都被認為是傳統公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20世紀90年代之初，楊海坤教授就對「憲法是根本法、母法，行政法是憲法實施法」的主流觀點提出過質疑，認為應當全面地把握行政法與憲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除了「從屬關系」和「部分重合關系」之外，二者還存在一定的「補充、發展關系」。也就是說，行政法在遵循憲法原則和精神的前提下，在憲法的范圍內有能動活動的餘地，並對憲法的發展起著實際的推動作用，而這種在憲法基本精神指引下的有所創造、有所作為並不是「違憲」。後來，他又通過分析行政法的發展對憲法所產生的積極影響與消極影響，響亮地提出行政法與憲法之間是一種「互動」關系：行政法的發展不僅落實了憲法的原則性規定，傳播了憲政的基本理念，而且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補充、發展了憲法，推動著憲法的修改與完善。為了推動行政法與憲法互動關系朝著良性方向發展，必須牢固樹立「憲法至上」的基本理念，並盡快建立卓有成效的違憲審查制度。
2．關於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的關系
科學地認識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之間的關系是行政法發展中的重大課題。針對國內十分流行的「行政法必須與行政訴訟法相分離」的觀點，楊海坤教授很早就提出過不同意見，他認為，行政法是調整行政組織關系、行政管理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而形成的三類法律規范的總和，而近代行政法的產生則是以行政訴訟制度的產生為其重要標志的。在我國，雖然《行政訴訟法》的頒行推動了行政法各項制度的發展，但它仍然屬於行政法的組成部分。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完全適合於行政訴訟法，並貫穿於行政訴訟法中；行政訴訟法作為行政救濟法或行政法制監督法的一部分，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之間教材可以各自獨立，但兩者之間內在的緊密關系卻無法割斷。
3．關於「政府法治論」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楊海坤教授就十分敏銳地「發掘」了「行政法理論基礎」這一重大課題。他認為，行政法學的理論基礎是行政法學體系中的核心部分，由其決定了一個國家行政法學的社會階級性質、基本框架結構、基本原理以及發展方向，對於該國行政法的建設和發展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中國行政法學的理論基礎可以概括為：成為我國行政法學的理論基石。後來，他又將其進一步修正、發展為「政府法治論」，其核心思想由五句話組成：政府由法律產生、政府由法律控制、政府依法律管理並為人民服務、政府對法律負責、政府與公民法律地位平等。「政府法治論」可以認為是建設法治政府的理論基礎。
4．關於現代行政的公共性
「行政」是理解行政法的邏輯起點，如果沒有人類的行政活動，也就沒有行政法存在的可能性。鑒於我國學界在行政特徵表述上的混亂局面，楊海坤教授主張應當著重研究行政的最基本特徵，並將其歸為行政的「公共性」。他認為，公共性是現代國家行政諸多特徵中最基本的特徵，其理由包括：行政作為一種公共權力是適合社會公共生活需要的形成物；行政以公共事務的管理為內容，以公共利益為價值取向；行政的公共性具有直接性、主動性，以此與立法、司法的公共性相區別；公共性是行政其他特徵的根本來源，其他特點都來源於公共性。可以說，公共性是行政的生命力所在，是其存在價值所在；沒有公共性，就沒有行政。行政的公共性理論對我國行政法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強調行政的公共性，就必然會突出行政的合法性、合目的性和自律性，必然突出對行政權的監督和控制；必然要求增強行政的公開性，並日漸增強公民的公權利觀念；必將使行政權的民主內涵進一步深化，使行政法的調整領域進一步拓寬。
5．關於行政法的實質淵源和不成文形式淵源
受國內法理學關於法淵源片面認識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的主流觀點都將行政法的淵源機械地理解為行政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眾多行政法學教材都將行政法的淵源概括為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規章、法律解釋及國際條約等。十分稀罕的是，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楊海坤教授就敏銳地洞察出行政法淵源研究的不足。他認為，法的淵源應當是實質淵源和形式淵源的統一，法的淵源不能僅僅歸結為法的形式淵源。其中，法的實質淵源是指法的內容、材料究竟從何而來；法的形式淵源是指構成法的材料通過什麼形式表現出來，即法的存在形式。我國法淵源研究的根本缺陷就在於既忽視了對法的實質淵源的研究，也忽視了對法的不成文形式淵源的研究。他指出，根據我國的國情，行政法的實質淵源至少包括：社會經濟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國內已經建立的政治制度、政治關系、行政制度、行政關系和不斷積累的行政工作經驗；外國現存的行政法、行政法律制度；政黨的主張和重要政策；公眾輿論、要求，專家意見以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理論；法的理論，特別是憲法學理論和行政法學理論。行政法的不成文形式淵源主要包括與行政法有關的解釋、行政實例、行政案例的記載及行政判例，行政習慣等。
6．關於行政指導的法律屬性
行政指導是楊海坤教授所持續關注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幾無任何參考資料可以援用的情況下，楊海坤教授就在國內率先從行政管理學的角度展開了對行政指導的研究。後來，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他指出，從現代民主行政的發展以及基於其上的現代行政法學的發展趨勢來看，行政指導是行政機關為實現一定的行政目的，依法在其職權范圍內，以建議、勸告、引導、指示、鼓勵等非強制手段，使相對人接受其意思表示並付諸實踐的新型行政行為。針對時下流行的行政指導是一種「非權力性行為」的觀點，楊海坤教授尖銳地指出，行政指導既然是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行為，那麼它必定是一種權力行為，因而不可將行政行為再分為「權力行為」和「非權力行為」。不過，權力本身有強弱之分，權力行為可進一步區分為「強權力行為」和「弱權力行為」。據此，應當將行政指導定位為一種弱權力行為。與行政命令等強權行政行為相比較，行政指導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力，它主要依靠相對方的自覺、自願產生作用。以權力的強弱為標准將行政行為劃分為強權力行為和弱權力行為仍然不失為一種可貴的學術探索，它不僅豐富了我國的行政行為理論，而且為人們理解行政指導的法律屬性提供了另外一種全新的視角。
7．關於行政緊急權力行使的法治化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隨著抗擊「非典」斗爭的勝利和「緊急狀態」一詞在我國第四次憲法修正案中的出現，學術界掀起了一股「緊急狀態」研究熱。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之初，楊海坤教授就已經極其敏銳地意識到了行政緊急權力行使的法制化問題，並率先展開了研究。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行政緊急權力，但必須將其納入法治化的軌道，防止行政緊急權力蛻變為鎮壓人民和實行獨裁的工具。為此，他提出了行政緊急權力行使的四項基本原則：一是「必要性」原則，即只有從對付最嚴重、最險惡、最緊急的情況出發，才能嚴格依照法定條件運用行政緊急權力；二是「合憲性」原則，即行政緊急權力的行使不得動搖憲政體制；三是「適當性」原則，即行政緊急權力的行使必須根據具體時間地點情況區別對待，正確、及時、穩妥地運用；四是「程序性」原則，即行政緊急權力的行使同樣必須符合法定的程序。在緊急狀態問題研究已日漸興起，《緊急狀態法》提上立法日程的今天，上述觀點仍然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
8．關於中國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
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法律程序問題逐漸引起了國內法學界的關注。在我國行政法學界，近十年來行政程序法的研究也一直是最為熱門的話題。對於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楊海坤教授自始至終都是堅定的支持者和鼓吹者。早在1995年，他就撰文提出，規劃制定一部適合我國國情的行政程序法決不是法學家們心血來潮的憑空想像，它是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國法制現代化勢在必行的重要步驟。數年來，圍繞「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這一中國行政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課題，楊海坤教授先後發表了一系列頗有見地的學術論文和專著《中國行政程序法典化：從比較法角度研究》，在這一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認為，我國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正面臨著空前未有的良好機遇：經濟發展、社會轉型所創造的良好契機；高層對行政改革的大力支持；知識精英階層的啟蒙之功；單行行政程序立法實踐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人權公約的巨大挑戰；域外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經驗可資借鑒。關於我國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結構，他認為應當採取程序與實體並存型、規范外部程序與規范內部程序並存型、共通程序規定與特別程序規定並存型的模式，但應以程序規定、外部程序及共通程序規定為主；關於我國行政程序法典的目標模式，他認為應當採取公正優先、兼顧效率的模式。這些見解不僅大大豐富了我國行政程序法學基本原理的研究，而且對未來統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9．關於行政法院的設置
現行《行政訴訟法》堪為人憂的實施狀況也牽動著楊海坤教授的心。早在十年前，他就撰文分析了擺脫行政訴訟困境的根本出路在於體制改革。他認為，深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培育行政訴訟制度的基礎，而穩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則是推進行政訴訟制度的關鍵。其中，建立獨立的司法體制，確保人民法院和行政法官依法獨立審理行政案件是重中之重。為此，他主張應當組建獨立的、與普通人民法院相平行的行政法院系統，提高審級，設立與中級人民法院同級的行政法院審理一審行政案件，在高級人民法院內設立行政上訴法院，統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轄。
10．關於21世紀中國行政法治的模式
在世紀之交的當代中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經成為執政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治理國家的根本方略。而人類法治實踐的歷史已表明：行政法治是法治的重點和難點，法治的實現與否將取決於行政法治的發達程度。楊海坤教授認為，中國的行政法治道路不可能簡單地照搬別國的模式，它應當是普遍性的法治規律和中國特殊國情的結合，即應當採取一種「後發的綜合的行政法治模式」。具體來說，這種綜合的行政法治模式體現為七個方面：憲政環境下的行政法治；司法監督下的行政法治；授權與控權相統一的行政法治；形式與實質相統一的行政法治；消極功能與積極功能相統一的行政法治；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相統一的行政法治；靜態意義與動態意義相統一的行政法治。「綜合行政法治模式」概念的提出，體現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法治多樣性與一致性規律的深刻洞見。在某種程度上，它體現了一代行政法學人對中國行政法治的殷殷期盼之情和綿綿眷注之意。也許，在這一模式的指引下，中國的行政法治道路將更加寬廣！ 1．關於公民基本權利與人權保障
公民基本權利與人權保障是憲法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憲法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原則，因此楊海坤教授始終保持著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關注。早在1982年憲法頒布之初，他就指出：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定權利和義務，它清楚地表明公民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從而構成其他一切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法律基礎。1982年憲法關於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權利自由的真實性、廣泛性、合理界限性以及社會主義權利義務的平等性、一致性，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權利義務觀，是一部真正的人民自由憲章，在通過艱苦的努力予以實施，讓人人充分享受權利，人人自覺履行義務。 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他認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亦稱憲法權利，它是由憲法所確認的首要的、根本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權利。憲法主要由國家機構的設置和基本人權的保障兩大要素所構成，憲法在形式上非常重視國家機構及其權力安排，而在本質上則更重視對人權的保障。一部近代憲法史就是一部公民基本權利入憲並日臻完善的歷史。楊教授主張憲法學界應當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修憲問題作深入研究和充分論證，進行全面、精良的設計與安排。公民基本權利的修憲李考慮公民基本權利在憲法中的重要地位，要考慮與國際人權公約接軌，要考慮國外公民基本權利立憲的經驗，要考慮公民基本權利修憲的最佳方式，並應該充分體現「以人為本」、「主權在民」的精神。 而對於學界甚為關注的公民基本權利修憲的方式，楊教授主張全面修改我國現行憲法關於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但不是馬上全面修改，而是應該持謹慎態度，先高屋建瓴地進行理論上的充分准備，進行全面、精良的設計和安排，然後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對現行憲法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進行全面修改。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扎扎實實地開展有關公民基本權利修憲方面的理論研究和理論准備，同時他也不反對先對現行憲法公民基本權利的有關規定進行部分修改，特別是通過憲法修正案的方式補充規定一些公民基本權利，早日將當前我國公民亟待保障的權利載入憲法。 為了呼喚學界作好理論上的准備，楊海坤身體力行，組織骨幹力量精心撰寫《憲法基本權利新論》一書，對生命權、平等權、私有財產權、遷徙自由權、思想自由權、知情權、公職權、請願權、全民公決權、社會保障權、工作權、環境權、訴訟權、公正審判權等十幾種國際人權憲章和世界各國憲法所公認而國內研究尚不多見的基本權利進行了專題探討， 引起學界較大反響。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後，他即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條款是一條宣言性、綱領性的重要條款，必須同當前我們開展的各項具體工作結合起來加以落實。他認為，樹立新的科學發展觀同「尊重和保障人權」目標完全一致；加強政治文明建設，核心是尊重和保障人權；同國際人權公約逐步接軌，有利於我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實現；建設負責任的服務型政府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關鍵；實現尊重和保障人權，要加強人權理論的研究。
2．關於選舉制度與競選
選舉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社會主義憲政的前提之一。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楊海坤教授就指出完善我國的人民選舉制度是實現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一環。政治參與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內容，而選舉作為政治參與的基本方式，則是政治參與程序是否健全的衡量標志。沒有選舉，就沒有民主；而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楊海坤教授毫不諱言地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仍然有一部分人對選舉不感興趣。他認為，選舉的實質就是人民積極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自下而上地選擇為自己服務的公僕，並使自己的利益在政治體系內得到表達和實現。他主張，人民代表的權利和義務要明晰化、法制化，要普遍地提高人民代表的素質，機會均等原則要體現在選舉領域。「論功行賞」不是選擇代表的標准，「唯才是舉」、「量才選用」才是選擇代表的原則。人民選舉代表的惟一標准就是人民代表能為人民說話、辦事，能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對人民高度負責，不應該附加許多不應附加的條件。他還指出，競選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競選的實質是為選民爭當合格的公僕。競選實際是正當競爭。競爭是最公正的裁判，是能力的角逐，是品德的比較，是最好的政治優選方法。當然，這種競爭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 立足基礎，甘為人梯
憲法和行政法學，構成我國公法學的主要部分。公法學要發展，不僅需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和依法行政實踐的推動，而且需要公法學者們在理論上不斷創新。特別是憲法學要實現理論創新，則首先必須回顧總結過去，全面地、准確地了解目前憲法學研究的現狀。回顧總結20世紀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憲法學的研究成果，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然而，盡管我國的憲法學研究自改革開放以來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卻鮮有學者去系統地總結，而這也造成了近幾年來憲法學界存在重復研究少有突破、難有突破的現狀。據此，楊海坤教授深感有全面系統地綜述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年我國憲法學研究現狀的必要，以推動21世紀我國憲法學研究的發展和理論創新。於是，他精心組織編寫了《跨入新世紀的中國憲法學——中國憲法學研究現狀與評價》一書。盡管這種工作是艱辛的，甚至於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努力，但楊教授沒有放棄，因為他始終覺得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其希望通過自己以及自己所領導的研究團隊的基礎性工作，為國內外有志於研究中國憲法學現狀和發展趨勢的人們提供較豐富的、可信的原始資料，為他們的深入研究尋找突破口指示方向。同時，楊海坤教授注意到現在能夠重視基礎積累的越來越少了，急功近利的治學現象越來越多了，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引起學界的關注，使學界形成良好的治學研究風氣。令人欣慰的是，楊海坤教授的努力換來的不僅僅是上下兩本厚厚的書籍，他的成果也得到了社會和學界的廣泛認可，該書獲得了2002年度法學教材和法學科研優秀成果獎，很多中國憲法學研究者把它視為重要的工具書，還有許多高校以它為研究生教材或認定參考書。

⑩ 中國行政法方向有哪些有名的教授

林鴻潮:現任抄中國政襲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師，中國政法大學應急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行政法學研究》編輯，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行政法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季宏: 萬國重點學科班
王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憲法學、行政法學。曾獲中國人民王鍇大學研究生學術新星一等獎。在《中國法學》、《比較法研究》、《法學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轉載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