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擬行政法庭典型案例

① 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例

以下回答中引用的法條如未特別註明，均為《行政處罰法》。

1、青山鋼鐵廠附近歸屬內江岸區的話容，江岸區公安分局的執法人員到堤角區執法是合法的。
第二十條行政處罰由違法行為發生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管轄。

2、參照對企業的處罰對劉江處罰不合法。
法律規則的適用必須體現違法主體與被處罰主體一致，即「全有全無」原則。

3、江岸區公安分局無權吊銷劉江的個體收購廢舊物品許可證。
行政機關有權依法吊銷由其核發的行政許可證，本案有權吊銷劉江許可證的機關為堤角區公安局（另：題干中提到「在堤角區公安局治安科辦了個廢舊物品收購許可證」，事實上，該科室無權作出行政許可，應以堤角區公安局名義作出）。

4、江岸區公安分局無權沒收劉江的三輪車。
劉江的三輪車既非違法所得又非非法財物，依法不應沒收。

5、未告知劉江有聽證權利，處罰應當依法撤銷。
第四十二條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
江岸區公安分局未告知劉江有聽證權利，屬於行政處罰程序違法，按照《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二項第3目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判決撤銷該行政處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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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行政訴訟案
發布時間：（ 2003-04-01 09:23:19）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94級學生。
委託代理人∶馬懷德，北京市大通——正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孫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法定代表人∶楊天鈞，校長。
委託代理人∶張鋒，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委託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
原告田永認為自己符合大學畢業生的法定條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拒絕給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是違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參加學習和學校組織的一切活動，完成了學校制定的教學計劃，並且學習成績和畢業論文已經達到高等學校畢業生水平。然而在臨近畢業時，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備學籍為由，拒絕給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辦理畢業派遣手續。被告的這種作法違背了法律規定。
請求判令被告：
一、為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
二、及時有效地為我辦理畢業派遣手續；
三、賠償我經濟損失3000元；
四、在校報上公開向我賠禮道歉，為我恢復名譽；
五、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辯稱：原告田永違反本校《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以下簡稱068號通知）中的規定，在補考過程中夾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被監考教師發現，本校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通知校內有關部門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給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經通過校內信箱送達到田永所在的學院。至此，田永的學籍已被取消。由於田永不配合辦理有關手續，校內的一些部門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職工不了解情況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學後仍能繼續留在學校學習的事實。但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默許田永繼續留在校內學習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證明田永的學籍已經恢復。沒有學籍就不具備高等院校大學生的畢業條件，本校不給田永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不辦理畢業派遣手續，是正確的。法院應當依法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下屬的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取得本科生學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參加電磁學課程補考過程中，隨身攜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中途去廁所時，紙條掉出，被監考教師發現。監考教師雖未發現田永有偷看紙條的行為，但還是按照考場紀律，當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試。北京科技大學於同年3月5日按照「068號通知」第三條第五項關於「夾帶者，包括寫在手上等作弊行為者」的規定，認定田永的行為是考試作弊，根據第一條「凡考試作弊者，一律按退學處理」的規定，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4月10日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直接向田永宣布處分決定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也未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田永繼續在該校以在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正常學習及學校組織的活動。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學生證丟失，未進行1995至1996學年第二學期的注冊。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其後，北京科技大學每學年均收取田永交納的教育費，並為田永進行注冊、發放大學生補助津貼，還安排田永參加了大學生畢業實習設計，並由論文指導教師領取了學校發放的畢業設計結業費。田永還以該校大學生的名義參加考試，先後取得了大學英語四級、計算機應用水平測試BA SIC語言成績合格證書。田永在該校學習的4年中，成績全部合格，通過了畢業實習、設計及論文答辯，獲得優秀畢業論文及畢業總成績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學對以上事實沒有爭議。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部分教師曾經為原告田永的學籍一事向原國家教委申訴，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於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該校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一事處理過重，建議復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學復查後，仍然堅持原處理結論。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有關部門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學籍為由，拒絕為其頒發畢業證，進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門呈報畢業派遣資格表。田永所在的應用學院及物理化學系認為，田永符合大學畢業和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由於學院正在與學校交涉田永的學籍問題，故在向學校報送田永所在班級的授予學士學位表時，暫時未給田永簽字，准備等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再簽，學校也因此沒有將田永列入授予學士學位資格名單內交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證據有：1、原告田永於1996年2月29日寫下的書面檢查和兩位監考教師的書面證言，這些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考試中隨身攜帶了寫有與考試科目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沒有發現其偷看的事實；2、原國家教委《關於加強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校發（94）第068號《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原國家教委有關領導的講話，這三份材料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可以參照的規章范疇；3、北京科技大學教務處關於田永等三人考試過程中作弊按退學處理的請示、期末考試工作簡報、學生學籍變動通知單，以上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於1996年4月10日作出過對田永按退學處理的決定，但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直接送達給田永，也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實際執行；4、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考試作弊一事復查結果的報告，這些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部分教師、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對田永被處分一事的意見，以及北京科技大學在得知這兩方面意見後的態度；5、北京科技大學的《關於給予北京科技大學學生王斌勒令退學處分的決定》一份、《期末考試工作簡報》7份，以上書證與本案沒有必然聯系，不能成為本案的證據。此外，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期間，未經法院同意自行調取了唐有蘭等教師的證言、考試成績單、1998屆學生畢業資格和學士學位審批表、學生登記卡、學生檔案登記單、學校保衛處戶口辦公室書證、學籍變動通知單第四聯和第五聯、無機94班人數統計單等書證交給法院，這些證明由於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關於「在訴訟過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的規定，不能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根據。
原告田永提交的證據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的學生證（學號為9411026），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不僅從1996年9月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並且還逐學期為田永進行了學籍注冊，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學本科學生學籍的事實；2、獻血證、重修證、准考證、收據及收費票據、英語四級證書、計算機BA SIC語言證書、田永同班同學的兩份證言、實習單位書證、結業費發放書證，以上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學的管理下，以該校大學生的資格學習、考試和生活的相關事實；3、學生成績單，能夠證明田永在該校四年的學習成績；4、加蓋北京科技大學主管部門印章的北京地區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推薦表，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已經承認田永具備應屆畢業生的資格；5、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的證明，證實田永已經通過了全部考試及論文答辯，其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己具備了畢業生的資格，待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就為其在授予學位表上簽字的事實。
在庭審中，法庭對雙方當事人提交的上述證據均進行了質證。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在我國目前情況下，某些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雖然不具有行政機關的資格，但是法律賦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職權。這些單位、團體與管理相對人之間不存在平等的民事關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關系。他們之間因管理行為而發生的爭議，不是民事訴訟，而是行政訴訟。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機關，但是為了維護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監督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依法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管理職權，將其列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適用行政訴訟法來解決它們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爭議，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經國家批准設立或者認可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按照國家規定，頒發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八條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是從事高等教育事業的法人，原告田永訴請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正是由於其代表國家行使對受教育者頒發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行政權力時引起的行政爭議，可以適用行政訴訟法予以解決。 原告田永沒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學頒發的畢業證、學位證，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學認為田永已被按退學處理，沒有了學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行使的權利中，第（四）項明文規定：「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由此可見學籍管理也是學校依法對受教育者實施的一項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審查田永是否具有學籍，是本案的關鍵。 原告田永經考試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學錄取後，即享有該校的學籍，取得了在該校學習的資格，同時也應當接受該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對受教育者實施管理中，雖然有相應的教育自主權，但不得違背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田永在補考時雖然攜帶寫有與考試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其偷看過紙條，其行為尚未達到考試作弊的程度，應屬於違反考場紀律。北京科技大學可以根據本校的規定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進行處理，但是這種處理應當符合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於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國家教育委員會1990年1月20日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二條規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試作弊者，該課程成績以零分計，不準正常補考，如確實有悔改表現的，經教務部門批准，在畢業前可給一次補考機會。考試作弊的，應予以紀律處分。」第二十九條規定應予退學的十種情形中，沒有不遵守考場紀律或者考試作弊應予退學的規定。北京科技大學的「068號通知」，不僅擴大了認定「考試作弊」的范圍，而且對「考試作弊」的處理方法明顯重於《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二條的規定，也與第二十九條規定的退學條件相抵觸，應屬無效。另一方面，按退學處理，涉及到被處理者的受教育權利，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的原則出發，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應當將該處理決定直接向被處理者本人宣布、送達，允許被處理者本人提出申辯意見。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照此原則辦理，忽視當事人的申辯權利，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北京科技大學實際上從未給田永辦理過注銷學籍，遷移戶籍、檔案等手續。特別是田永丟失學生證以後，該校又在1996年9月為其補辦了學生證並注冊，這一事實應視為該校自動撤銷了原對田永作出的按退學處理的決定。此後發生的田永在該校修滿四年學業，還參加了該校安排的考核、實習、畢業設計，其論文答辯也獲得通過等事實，均證明按退學處理的決定在法律上從未發生過應有的效力，田永仍具有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籍。北京科技大學辯稱，田永能夠繼續在校學習，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鑒於這些部門及部分教師的行為，都是北京科技大學的職務行為，北京科技大學應當對該職務行為產生的後果承擔法律責任。
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原告田永既然具有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籍，在田永接受正規教育、學習結束並達到一定學歷水平和要求時，北京科技大學作為國家批准設立的高等學校，應當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及《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三十五條的規定，給田永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明，以承認其具有的相當學歷。
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原告田永是大學本科生，在其畢業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四條的規定，可以授予學士學位。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作為 國家授權的學士學位授予機構，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五條規定的程序，組織有關人員對田永的畢業成績、畢業鑒定等材料進行審核，以決定是否授予其學士學位。關於高等院校畢業生派遣問題。《畢業生就業派遣報到證》，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主管畢業生調配的部門按照教育行政部門下達的就業計劃簽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根據《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暫行規定》第九條的規定，應當履行將畢業生的有關資料上報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以供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和頒發畢業派遣證。原告田永取得大學畢業資格後，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理應履行上述職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的行政賠償范圍，只包括違法行政行為對受害人人身權或者財產權造成的實際侵害。
目前，國家對大學生畢業分配實行雙向選擇的就業政策，並非學生畢業後就能找到工作，獲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證書的行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與同學同期就業的機會，並未對田永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造成實際損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學未按時頒發畢業證書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損害為由提出的賠償經濟損失主張，不能成立。原告田永在考試中有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據此事實對田永作出的按退學處理的決定雖然不能成立，但是並未對田永的名譽權造成損害。因此，田永起訴請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學在校報上向其賠禮道歉，為其恢復名譽，不予支持。
綜上，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於1999年2月14日判決：
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原告田永頒發大學本科畢業證書；
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60日內召集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原告田永的學士學位資格進行審核；
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履行向當地教育行政部門上報原告田永畢業派遣的有關手續的職責；
四、駁回原告田永的其他訴訟請求。第一審宣判後，北京科技大學提出上訴。
理由是：1、田永已被取消學籍，原判認定我校改變了對田永的處理決定，恢復了其學籍，是認定事實錯誤；2、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規、校紀及依據該校規、校紀對所屬學生作出處理，屬於辦學自主權范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預；3、我校向一審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提取的證據，不屬於違法取證，法院應予採信。請求二審撤銷原判，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應當維持。上訴人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被上訴人田永已不具有該校學籍，與事實不符，不予採納。學校依照國家的授權，有權制定校規、校紀，並有權對在校學生進行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但是制定的校規、校紀和據此進行的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必須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必須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按退學處理，有違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是無效的。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中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調取的證據，雖然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的被告不得在訴訟過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的情況，但是由於無法證明這些證據是在作出按退學處理的決定時形成的，故法院不予認定。據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於1999年4月26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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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行政訴訟案例分析

一般來說，學校對學生的學籍管理行為，不應當視為行政權力，因為學校不是行政機關，學校對學生的管理也不是依照法律、法規的授權進行的，一般來說，也不影響學生的憲法權利或民事權利（人身權、財產權等），即使開除學籍似乎影響了學生受教育的權利，但學生仍可以再次通過考試到該高校或其他學校繼續接受教育。且原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對犯有錯誤的學生，學校可視其情節輕重給以批評教育或紀律處分。處分分下列六種：①警告；②嚴重警告；③記過；④留校察看；⑤勒令退學；⑥開除學籍。 可見，開除學籍屬於紀律處分而非行政處罰。

高校開除田某後，田某沒有離校，根據《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四十三條 第二款： 勒令退學、開除學籍的學生，其善後問題按照退學學生的有關規定處理。
而該《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學生退學的善後問題，按下列規定辦理：

（1）退學和因各種原因處理離校的學生，入學前凡是國家或集體企
事業單位在職職工的，回原單位安排；沒有勞動指標的，由原單位報主管
部門追加；原單位已並入其他單位的，由並入單位接收；原單位已撤銷的
，由主管部門接收安排。其他的回家長或撫養人所在地落戶；

同理，高校拒發畢業證也非行政權力。但發給或拒發學位證的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七條： 國務院設立學位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國學位授予工作。學位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和委員若幹人。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和委員由國務院任免。
第八條： 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授予。 授予學位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學位授予單位)及其可以授予學位的學科名單，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經國務院批准公布。
根據上述規定，授予學位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權利，高校及科研機構是根據國務院的授權來授予學位的，因此應當屬於行政權力。
所以高校拒絕發給畢業證，經過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復核已經生效；而不授予學位的行為，雖然田某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在法院判決撤銷之前也應當已經生效。

④ 行政訴訟的行政訴訟案例

孔慶豐訴泗水縣人民政府房屋徵收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2011年4月6日，泗水縣人民政府作出泗政發[2011]15號《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實施房屋徵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其徵收補償方案規定，選擇貨幣補償的，被徵收主房按照該地塊多層產權調換安置房的優惠價格補償；選擇產權調換的，安置房超出主房補償面積的部分由被徵收人出資，超出10平方米以內的按優惠價結算房價，超出10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按市場價格結算房價;被徵收主房面積大於安置房面積的部分，按照安置房優惠價增加300元/m2標准給予貨幣補償。原告孔慶豐的房屋在被徵收范圍內，其不服該《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二）裁判結果濟寧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二條、第十九條規定，徵收國有土地上單位、個人的房屋，應當對被徵收房屋所有權人給予公平補償。對被徵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於房屋徵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徵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根據立法精神，對被徵收房屋的補償，應參照就近區位新建商品房的價格，以被徵收人在房屋被徵收後居住條件、生活質量不降低為宜。本案中，優惠價格顯然低於市場價格，對被徵收房屋的補償價格也明顯低於被徵收人的出資購買價格。該徵收補償方案的規定對被徵收人顯失公平，違反了《條例》的相關規定。故判決：撤銷被告泗水縣人民政府作出的《決定》。宣判後，各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三）典型意義本案典型意義在於: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條例》第二條規定的對被徵收人給予公平補償原則，應貫穿於房屋徵收與補償全過程。無論有關徵收決定還是補償決定的訴訟，人民法院都要堅持程序審查與實體審查相結合，一旦發現補償方案確定的補償標准明顯低於法定的「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即便對於影響面大、涉及人數眾多的徵收決定，該確認違法的要堅決確認違法，該撤銷的要堅決撤銷，以有力地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權益。

⑤ 行政訴訟法案例分析！！！！！

回答：
（1）法院撤銷公安局做出的行政處罰的行為正確。因為在胡某與王某、回徐某的打架斗毆事件中，是答胡某首先用筆記本砸王某的，而且根據衛生院的診斷，胡某與王某都有多出軟組織損傷，但是公安局卻做出了僅處罰王某和徐某的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處罰缺少必要證據，說明公安局沒有查清案件基本情況和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就做出了具體行政行為。法院可以依職權予以撤銷。

（2）根據《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具備以下條件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做出撤銷判決：
1、主要證據不足。
2、適用法律、法規錯誤。
3、違反法定程序
4、超越職權
5、濫用職權

（3）變更判決正確。因為事實情況中王某、徐某與地稅所工作人員胡某的爭執過程中造成了他人輕微傷，行政拘留7日的行政處罰過重，沒有體現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法院經審理認定行政處罰行為顯失公平，可以運用國家審判權直接改變行政處罰行為。

（4）不可以直接追加對胡某的處罰。因為法院作為審判機關應該是被動的、中立的，不能超越職權而主動對沒有起訴的當事人作出處罰判決。

以上內容完全手寫，僅供參考。
是否可以解決您的問題？

⑥ 求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模擬法庭案例

朱昌谷與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等治安行政處罰糾紛上訴案

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

（2008）渝三中法行終字第35號

上訴人（一審原告）朱昌谷。

委託代理人王陸俊，重慶渝萬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馬世文，局長。

委託代理人王瓊，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法制科副科長。

被上訴人（一審第三人）王紹南（曾用名王少難）。

委託代理人余江華，重慶潤江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朱昌谷訴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治安行政處罰一案，不服重慶市涪陵區人民法院於2008年5月26日作出的（2008）涪行初字第12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於2008年7月15日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經審理查明：2008年1月15日11時，正在建設的重慶市涪陵區柏利煤礦負責人王紹南向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治安支隊報案。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接到報案後，於2008年1月21日以聚眾擾亂單位秩序為案由登記立案；經調查核實，於2008年2月14日向被告知人朱昌谷告知擬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依據。2008年2月18日，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作出涪公（治）決字〔2008〕第77號公安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被處罰人重慶市涪陵區山窩鄉新立村二社社長朱昌谷於2008年1月15日上午，組織村民50餘人到白濤鎮柏林村一社堰塘灣重慶市涪陵區柏利煤礦處，以該煤礦損壞山窩鄉新立村二社攔山堰為由進行鬧事，損壞煤礦部分設施，造成煤礦停工，並打傷煤礦職工。該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3條第1款第（1）項規定，決定對朱昌谷行政拘留15日。朱昌谷不服該處罰決定，於2008年3月26日以處罰決定書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程序違法等為由提起行政訴訟。2008年4月23日，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在一審訴訟過程中，以作出的涪公（治）決字〔2008〕第77號公安行政處罰決定書適用法律錯誤為由，作出涪公行（撤）《關於撤銷對朱昌谷行政處罰的決定》，決定撤銷涪公（治）決字〔2008〕第77號公安行政處罰決定；對朱昌谷未執行完畢的5天行政拘留不再執行。朱昌谷未表示撤回起訴。一審法院認為，在一審訴訟過程中，一審被告發現該處罰決定書適用法律錯誤，自己主動改正並撤銷該決定，符合法律規定，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第57條第2款（2）項之規定，判決確認被告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涪公（治）決字[2008]第77號《公安行政處罰決定書》違法；案件受理費50元，由一審被告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負擔。朱昌谷以一審判決未認定實際拘留天數、所列第三人身份不明、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為由上訴至本院，請求撤銷一審判決。

一審法院將本......

⑦ 行政訴訟法案例

「北京市最大的建材綜合市場」——上地建材城於去年七月被北京海淀城管大隊以版違法建築為由夷為權平地。四日，上地建材城的負責人郭俊琴以越權執法為由將海淀區城市管理監察大隊告上法庭，索賠六億元人民幣，這也是北京市最大的一起行政訴訟案。

上地建材城，位於全國聞名的中關村上地信息產業基地，正常營業已六年。它匯集六百多家廠商，是北京市規模最大的綜合型建材批發市場。去年七月該建材城被海淀區城管大隊斥為違法建築，七天後，六萬多平方米的建材城即被夷為平地。

郭俊琴訴稱，城管大隊沒有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上地建材城符合「未經批准」、「搭建」以及「影響市容」三個條件。其次城管大隊不具備執法主體資格，《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僅賦予城管大隊行政處罰權，而不是限制和強制拆除的許可權。根據有關規定，海淀區城管大隊只有權拆除十平方米以下的不符合市容標準的建築物，拆除六萬多平方米的建材城已經超越了它的許可權。

海淀區城管大隊稱，根據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通知規定，凡不符合市容市貌標準的，城管大隊有許可權期強制拆除。上地建材城侵佔了市區規劃的綠化隔離帶，影響了市容市貌，屬於違法建築。

目前，此案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⑧ 求行政模擬法庭劇本

一、庭審准備
二、開庭准備
書記員宣讀法庭規則：現在宣布法庭紀律：
（1）法庭內要保持肅靜，不得喧嘩，禁止吸煙；
（2）開庭時不得隨便走動，不準進入審判區，非經審判員許可不得發言、提問。如帝聽人員對法庭活動有意見，可在閉庭後以書面形式向法院提出。
（3）非經法院許可不準錄音、錄像、攝影；
（4）對違反法庭紀律失，由審判長、值庭人員、司法警察勸告制止，不聽勸阻的，視其情況輕重給予訓誡，責令退出法庭，沒收膠卷、錄音機，直至追究法律責任。
三、宣布開庭
審：現在查明原告的要素，原告 劉佳麗 委託李航為其訴訟代理人，出庭參加的訴訟，代理人的許可權為委託代理。
被告的要素，被告曾澤飛委託郭雨、叢歡為其訴訟代理人，出庭參加的訴訟，代理人的許可權為委託代理。
第三人的要素，第三人郝欣欣、牡丹
審1：原告，你對被告及第三人出庭及出庭應訴的訴訟代理人的資格是否有異議？如有異議，請說明理由。
原：沒有
審2：被告，你對原告及第三人出庭及出庭應訴的訴訟代理人的資格是否有異議？如有異議，請說明理由。
被：沒有
審：第三人，你對原告及第三人出庭及出庭應訴的訴訟代理人的資格是否有異議？如有異議，請說明理由。
第三人：沒有
審：經審查，上述訴訟代理人的身份與代理許可權與庭審前辦理的委託手續一致，當事人之間未提出異議，出庭資格有效，准許原告劉佳麗訴訟代理人李航出庭參加訴訟。准許被告王韜訴訟代理人郭雨出庭應訴，准許第三人 從歡出庭參加訴訟。
審：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法院行政審判庭今天在這里依法公開審理原告劉佳麗不服被告鐵道部春運票價上浮一案。
審：現在開庭。
審：現在宣布合議庭組成人員：本案由本院審判員曾澤飛擔任審判長，審判員 、 組成合議庭，書記員馬艷擔任法庭紀錄。
審：本合議庭主持法庭審判，當事人必須遵守法庭秩序。如有不同意見，可於庭審之後向本院提出書面意見。
審：本院收到原告的起訴狀後，在法定期限內予以立案，並向原告發送了受理案件通知書，預交案件受理費通知書、開庭傳票、向被告發送了應訴通知書、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
審：因為原告的起訴和被訴的具體行政行為與有直接利害關系，本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決定通知其作為本案第三人參加訴訟，並向其發送了參加訴訟通知書、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
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當事人有申請迴避的權力，所謂申請迴避就是當事人認為審理本案的審判人員與本案有利害關系或其它關系，可能影響案件的公正審理，有權申請上述人員不參加本案的訴訟活動。
審：原告，你是否申請迴避？
原：不申請
審：被告，你是否申請迴避？
被：不申請
審：第三人，你是否申請迴避？
第三人：不申請
審1：現在宣布當事人的其它訴訟權利、義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有以下各項權利：
（一）原告在法律規定范圍內可以變更訴訟請求，經法庭准許，可以撤訴。
（二）被告可以承認、反駁原告的訴訟請求。
（三）被告對做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
（四）當事人有權委託人進行辯論，在法定期限內對判決、裁定可以提出上訴，申請執行。
（五）經法庭許可當事人可以查閱、復制本案的庭審材料和法律文書。
審2：原、被告在訴訟期間除依法享有上述權利外，還必須遵守以下各項義務：
（一）經法院兩次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對原告視為申請撤訴；被告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決。
（二）原、被告要實事求是地向法院提供、補充證據，提供偽證的，要負法律責任，訴訟期間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證人收集證據。
（三）提供證據要提供原件，提供原件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交影印件、照片、復制本、節錄本。
（四）原、被告在法庭上進行辯論不許做人身指責，不許吵鬧，要求發言須經過法庭許可。
（五）原、被告必須執行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收、裁定書、調解書，拒絕執行而對方造成損失的，應負責賠償，直至承擔刑事責任。以上義務要求當事人自覺執行，是否聽清了？
原：聽清了
被：聽清了
審：現在進行法庭調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訴訟案件，應對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審：現在請原告明確自己的起訴請求事項及所需的事實根據，可以宣讀起訴狀。
審：現在請被告宣讀答辯狀。
審：請第三人明確自己的訴訟主張及事實根據。
被：北京鐵路局以被訴行為沒有強制力、是抽象行政行為，且劉佳麗不具有原告資格、沒有訴權等為由，請求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審：根據原告的起訴，被告的答辯的事實和理由，請原、被告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審：原告，你是什麼時間購買的火車票的？
原：2001年1月17日買了一張從石家莊到磁縣的車票。1月22日又買了一張從石家莊到邯鄲的車票。
審：你是什麼時間申請行政復議的？
原：是2001年1月18日。
審：被告，《通知》主要是針對什麼人的？
被：北京鐵路局
審：《通知》有沒有規定執行期限？
被：有，是春運期間。
審：請被告宣讀或出示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檔。
被告請求出示《關於部分旅客列車實行政府指導價有關問題的批復》（計價格〖2000〗1960號）並巡場展示。 審：現在進行法庭質證。（應對被、原、第三人出示的證據進行質證） 審：原告，你對《關於報批部分旅客列車政府指導價實施方案的函》是否承認其真實？ 原：我承認其真實性。 審：你對《關於部分旅客列車實行政府指導價有關問題的批復》是否承認其真實？ 原：承認。 審：你對《關於2001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實行票價上浮的通知》是否承認其真實？ 原：我承認。
審：被告，原告的火車票是否真實？
被：真實。
審：第三人，原告的火車票是否真實？
第三人：真實。
審：法庭調查結束。現在進行法庭辯論。首先，請原告發表辯論意見。
原代理1：首先，火車票價不是市場調節價，而是政府定價，被申請人沒有權利上浮票價；

其次，依照《價格法》第18條的規定，火車票價是重要的公用事業價格和重要的公益服務價格，屬於政府定價的范圍。依據《鐵路法》第20條的規定，火車票價應當按照規定經國務院批准。未經國務院批准，被申請人擅自上浮票價是違法的；

再次，依據《價格法》第23條的規定，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益性服務價格、公用事業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制度，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主持，徵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要性、可行性。而被申請人沒有依法舉行聽證會。
綜上所訴，原告認為，被告及第三人的行為不僅侵犯了我及廣大旅客的合法權益，而且缺乏法律依據，內容失當，程序違法。
審：請被告發表辯論意見。
被代理1：1）國家計委已報請國務院同意，才下發了批復；
2）鐵道部按《價格法》第22條的規定，作了調查研究和論證工作，聽取了社會各界和消費者的意見和建議。
所以，《通知》的內容、程序合法，不存在違法行為。
審：請第三人發表意見。 第三人：申請人沒有提供在春運期間乘坐北京鐵路局票價上浮列車的證據。完畢。 審：現在可以進行互相辯論。
被代理1：我們對原告的訴訟資格產生異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4條規定：「行政機關同一具體行政行為涉及兩個以上利害關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關系人對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沒有起訴的其它利害關系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如果原告就鐵道部春運客票漲價行為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需要通知幾千萬乘坐漲價列車的旅客參加訴訟，不合情理和法理。
原代理1：原告在購買火車票的時，就與鐵道部及第三人產生了直接的利害關系。《通知》允許三個鐵路局屬下的列車在春運期間上浮，就可能損害乘坐這三個鐵路局屬下列車的旅客的利益，在法律上就乘坐這些價格上浮列車的旅客如果對鐵道部的《通知》不服，就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所以我的當事人具有原告資格。
原代理2：正如被告委託代理人所言，需要成千上萬個第三人參加訴訟，那麼我想今天的法庭只能在內蒙古大草原上召開了，法律並不是硬性的死規定，適當的變通才更能體現法理和情理。
被代理1：旅客從鐵路運輸企業購買車票，是一種民事法律行為，他與鐵路運輸企業之間是一種民事法律關系。若鐵路運輸企業是非壟斷性企業，具有定價權，那麼，旅客購買價格上浮的車票，是自己的選擇，因此而發生的糾紛是一種民事糾紛，通過民事訴訟予以解決。
原1：今天所討論的是關於鐵道部指示標價上漲這一行政行為，民事訴訟是明顯不合這一前提的，況且，我想，原告資格的是否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我的當事人符合一切的原告構成要件，因為 鐵道部的《通知》影響到所有可能乘坐被允許價格上浮的列車的人的利益。同時我的當事人在購買了被允許價格上浮的列車車票，實際支付了比價格上浮前多的票價時，他的實際利益造成了損害。也就是說，我的當事人實際成為旅客時，鐵道部的《通知》對他的利益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換言之，他與鐵道部的《通知》之間產生了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關系。
被代理2：我想請對方委託代理人注意另外一點，我的當事人制定的《通知》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其對象是廣大旅客，而旅客又是不確定的，其行為屬於抽象的行政行為。
原代理2：我們認為，鐵道部《通知》所針對的對象是鐵路局。這一點，從鐵道部《通知》的抬頭和行文中，都可以看得很明確，即鐵道部《通知》是發給各鐵路局的，而不是發給廣大旅客的。鐵道部所發出的是通知而非通告。被告的行為是具體行政行為。
原代理1：同時，鐵道部《通知》中的事項也是非常明確的，即2000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價格上浮。其行為具有「對象的特定性」。
被代理1：原告委託代理人剛才說我們《通知》的對象是鐵路局，那麼請問原告委託代理人，與你們產生利害關系的是鐵路局。那麼坐在我面前的應該是鐵路局。
被代理2：1）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所謂抽象行政行為，其特點是針對不特定對象、能反復適用的行為。鐵道部的《通知》，不針對特定的對象，具有普遍約束力，能夠反復適用，屬於抽象行政行為。劉佳麗提出的請求不符合《行政復議法》第六條的規定。（2）鐵道部的《通知》並不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的旅客作出的，而是針對所有的乘坐列車的不特定的旅客作出的，對不同的乘坐漲價列車的旅客都予以適用。所以該｛通知｝屬於抽象行政行為。
原代理2：（1）鐵道部的《通知》直接發生了執行效力，即導致了客票漲價的行為後果；（2）鐵道部的《通知》只適用於2001年春節前後特定時期；（3）鐵道部的《通知》通過鐵路局就得到了實施，沒有中間環節；（4）鐵道部明確規定了客票上浮的范圍、時間和幅度。我們認為這是明顯的具體行政行為表現。
被代理1：我方認為，這些並不能證明【通知】屬於具體行政行為，最高人民法院的新的司法解釋將抽象行政行為界定為「行政機關針對不特定對象發布的能反復適用的行政規范性檔」。可見，抽象行政行為的基本特徵是，「對象的不特定性」、「反復適用性」、「規范性」。
而該【通知】明顯符合以上特徵，請合議庭予以採納
原代理1：被告在審定程序上是不合法的，我認為鐵道部沒有舉行聽證會而價格上浮在程序上是違法的。被申請人決定票價上浮方案沒有依法實行聽證會制度，其漲價沒有必要性，並且被告未提供此次票價上浮舉行價格聽證會的有關文件、資料及事實根據。因此，被告通知2001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實行票價上浮在程序上是違法的。」

被代理2：我們在這次漲價過程中的做法是符合《價格法》第23條的規定的。[22]
第一，對於鐵路運價調整是否屬於聽證范圍，《價格法》沒有作出明確規定。
第二，建立聽證會制度在我國是一個新事物，涉及問題十分復雜。因此，《價格法》第32條規定的是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而不是應當召開聽證會。
第三，為了既體現依法治國精神，又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貫徹落實《鐵路法》、《價格法》的具體規定，國家計委和鐵道部組織召開了具有聽證會作用的論證會，聽取運輸企業和一定程度上代表消費者利益的地方物價部門的意見。另外，鐵道部還組織各鐵路局廣泛開展客流調查，聽取廣大旅客對春運票價上浮的意見和要求。綜上所述我們的程序是絕對合法的。

原代理2：被告認為鐵路運輸旅客列車票價並不屬於《價格法》所規定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因此不屬於應當舉行聽證會的范圍。按照鐵道部的看法，《價格法》因為沒有明確規定鐵路運輸旅客列車票價的定價屬於應當舉行聽證會的范圍，因而不屬於應當舉行聽證會的范圍。被告的這一說法是不正確的。對一個法律規范含義的理解，應當側重於對其內涵的認識，只要是「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都應當屬於舉行聽證會的范圍。鐵路運輸旅客列車票價涉及幾千萬旅客的經濟利益，其社會影響可以說巨大。同時，《價格法》中還有「等」字的表述，也是鐵路運輸旅客列車票價應當舉行聽證會的法律根據。

原代理1： 「聽證會」，就具有特定的含義和特定的形式。[23]國家計委和鐵道部在一定范圍內由一定范圍的人參加的「論證會」，與聽證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首先，舉行聽證會是一項法律義務，而論證會則不是法律所明確規定的徵求意見的形式；其次，在聽證會的形式上，政府的價格主管部門主持下，申請改變價格的企業為一方，消費者與其它利害關系人為另一方，雙方各持己見，進行申辯和爭論；再其次，在聽證會的程序和雙方程式性權利上，與論證會都有所不同；最後，經過聽證會的，政府價格部門在確定價格時，應當以聽證會的筆錄為依據。可見，國家計委、鐵道部進行的論證會，在形式和內容上都不屬於聽證會。
國家計委在沒有舉行聽證會的情況下，即批准了鐵道部關於2001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漲價的請示，是違反法定程序的。因此，國家計委的批准行為在這個意義說，也是無效的。當然，沒有舉行聽證會，並不是鐵道部的過錯，因為鐵道部並沒有舉行聽證會的法定職責。

原代理2：總之，鐵道部的《通知》不是人民法院的審查對象。人民法院所能夠進行審查的，只是《通知》在作出的程序上是否合法。鐵道部的《通知》應當由國務院批准之後，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國務院沒有進行批准，因而，鐵道部的《通知》是無效的；同時，鐵道部的《通知》應當在國家計委舉行聽證會後，才能由國務院批准，而國家計委並沒有舉行聽證會，因而也由於違反法定程序而違法。鐵道部在舉行聽證會和批准漲價上均沒有過錯，但《通知》是以鐵道部的名義下發的，該《通知》的效力取決於是否舉行了聽證會和是否經過了國務院批准。鐵道部的通知在沒有獲得國務院批准和舉行聽證會的情況下，即予以下發並執行，因此，鐵道部的《通知》違反了法律程序。
審：法庭辯論結束。
審：原告陳述最後意見
原：鐵道部及北京鐵路局的行為程序違法，且其屬於具體行政行為，原告請求法院依法公正判決。
審 ： 被告陳述最後意見
被：鐵道部的行為合法。
審：第三人陳述最後意見第三人：北京鐵路局的行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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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了一起不服公安交警部門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引起的行政案件，對違法認定書依法判決撤銷。

2002年1月29日，村民徐某駕駛自卸大貨車由西向東行駛，在某鎮衛生院門口超越停靠在路邊的公交車時，將橫過公路的張某某撞倒。該車右輪在制動剎死的情況下，將張某某拖行了8.85米後，又從其身體碾過後停住，致使張某某當場死亡。縣公安交通巡邏警察大隊民警對現場進行勘查後，又對肇事司機徐某血液中的乙醇含量進行了抽檢，經鑒定徐某血液中乙醇成分含量為124mg/100ml血。縣交警大隊於2002年2月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認定在該起交通事故中，駕駛員徐某酒後駕駛，觀察不足，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二十六條第六項的規定；張某某系未成年人，橫過公路時沒有成年人帶領，在車輛臨近時突然橫穿，違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五）項規定；因此雙方應對該起事故承擔同等責任。死者父親張某對該認定書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一審法院經過審理認為，《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決維持了被告交警大隊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張某不服一審判決，向市中級法院提起上訴。提出縣交警大隊在作出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時，沒有對肇事車輛性能進行鑒定，對肇事司機在事故時已經處於醉酒狀態未作出充分認定，並且認定張某某突然橫穿公路，沒有證據證明。所以認定肇事司機與死者負同等責任是錯誤的，請求市中院依法撤銷交警大隊的責任認定書。

徐州市中院經過審理認為，本案中縣交警大隊沒有查明事故車輛是否為證照齊全可以上路行駛的車輛，事故路段有無交通警告標志、事故車輛是否超速等基本事實，造成責任認定事實不清。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出台有關醉酒的界定標准，但是司機徐某血液中乙醇含量過高是不爭的事實。另外，公安機關認定張某某在車輛臨近時突然橫穿公路證據不足，由此作出同等責任認定缺乏事實根據和邏輯推理過程。一審判決在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上均有不當之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判決：1、撤銷一審判決；2、撤銷縣交警大隊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判令縣交警大隊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