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環保法處罰難得論文

Ⅰ 環境保護論文5000字的

論文關鍵詞：公民環境權利；環境保護；法律確認

論文摘要：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同時也是環境保護的目的和手段。公民環境權利問題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理論關注，而且不少國家的法律做出積極回應。倚重行政環境權力而輕視公民環境權利是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律體制的基本特點，這很不利於我國的環境保護。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應當確立公民在環境保護中的主體地位，並且具體確認公民的環境權利。法律確認公民環境權利應當兩條進路並行：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融合。

公民的環境權利(或稱為公民環境權)是指公民擁有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通常包括環境使用權、知情權、參與權和請求權。它區別於: (1)公民、集體或國家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權;(2)國家在環境保護過程中擁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3)私法上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所有權、人身權和相鄰權;(4)傳統人權理論中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在當今國際社會，公民的環境權利作為一項新興的基本人權而受到廣泛關注。本文試圖說明，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律體制存在倚重行政環境權力而輕視公民環境權利的弊端;為實現我國環境的有效保護，我國法律應當具體確認公民的環境權利;法律確認進路應兩路並行: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融合。

1環境保護中公民環境權利問題的提出

立法出於技術考慮，並不必然在法律規則中既對要素(假定條件、行為模式、法律後果)做出規定又對所要保護的權利內容進行宣稱。如我國《民法通則》(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規均為簡稱)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損壞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的，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償」，該規則就並未對國家、集體和公民享有財產權及其內容進行表述。一般地，這樣簡潔的表述在司法實踐中並不會產生理解上的困難，因為這樣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條文中對所要保護的權利及其內容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在這些法律規則的背後，存在著一張清晰的權利譜系。然而在權利規定比較模糊的時候，法律規則實現對權利的保護則無疑會受到一定的影響，我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我國從1978年首次在憲法中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來，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包括憲法、環境保護基本法、環境資源法、環境保護專項法、環境保護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性規章、環境標准、國際環境保護公約以及刑法、民法相關規定在內的龐大灼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體系，並從「國家保護環境」出發，衍生出了與環境保護相關的一系列行政權力和義務。在我國實行的是各級政府對當地環境質量負責，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監督管理，各有關部門依照法律規定實施監督管理的環境管理體制。環境保護方式呈現出了以政府管制為主的特徵。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對於環境保護享有廣泛的權力，宏觀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及政策，引導經濟結構調整，制定環境保護的規劃、目標和計劃，制定環境保護的標准並監督執行，進行跨行業、跨部門、跨區域的協調等。微觀領域包括環境行政許可權，環境行政處罰權等等。政府通過行使環境權力，對環境違法主體科以相應義務，從而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此外，國家公權力還通過刑事手段介人環境保護，我國97刑法第六章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罪」的規定就是重要的體現。

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對於國家的環境權力而言，我國公民環境權利的規定則顯得薄弱並且模糊不清。政府權力介人環保領域，並沒有明確以保護環境權利為目的。如《環境保護法》的立法目的是「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業化建設的發展」(第1條)。這里的「保護環境」和「保護環境權利」雖然密切相關但是並不相同，前者從實用主義出發，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的，而後者以價值目標為導向，事實上是環境保護的基礎，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國從憲法到具體的行政法規，沒有專門對環境實體權利做出明確的規定，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對於公民環境實體權利的規定是「隱形規定」。對於程序性權利，除了受到環境侵害的訴權以外，我國《環境保護法》還規定有檢舉控告權，《環境影響評價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在一定條件下享有知情權和建議權④，但都並不完善。此外，盡管有一些權利與環境保護密切相關，並在實踐中發揮著保護環境的作用，如所有權、人身權及相鄰權等的正面規定，但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環境權利，因為其主旨並不是保護環境法益。傳統民事權利制度對於環境保護力不從心，盡管現代民法理論中的財產權、人格權及侵權理論都在發展，但它們離環境保護的要求相去甚遠。如北京市某建築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產生大量雜訊、震動和粉塵，嚴重影響了周邊四戶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戶村民向北京市某區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後，以「不屬民事審判范圍」為由，駁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訴訟請求。

2公民環境權利對於環境保護的意義

環境權利為人類一直自然地享有，並不隨著法律的改變而改變，因此也可稱為一項自然權利或基本人權，其正當性是不證自明的。隨著工業革命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人類開發利用環境的財產權與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產生沖突，才引起了現代意義上公民環境權利的關注和討論。即便是在這種沖突中，公民環境權利的正當性也是不容質疑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確定這種沖突中各種權利的位階關系和如何協調沖突。美國當代著名學者彼得·S}溫茨( PeterS. Wenz) 教授在《環境正義論》一書中寫到，「倘若發生沖突，財產權至少在某些時候應該做出讓步」，「人權如此重要，不能為了更小的目標而妥協。例如，人們不應該為了他能夠擁有更廉價的電力而遭受癌症的痛苦」。

就公民環境權利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來說，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同時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權力對環境保護的廣泛介人，有著深刻的合理性，環境外部的不經濟性⑤和為避免環境的公地悲劇⑥都需要政府權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憲政國家，環境保護的行政權力固然來源於憲法的授權，但最終來源於民眾的授權。可以說，權力都是直接或間接源於公民權利。英國早期啟蒙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論及國家的起源時認為，人類是為了避免「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才「把大家所有的權力和力量付託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見轉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這個個人或集體就是主權者，即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繼後的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 (John Locke) 同樣認為，「開始組織並實際組成政治社會的，不過是一些能夠服從大多數而進行結合並組成這種社會的自由人的同意。這樣，而且只有這樣，才會或才能創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這些思想後來為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所採納，《獨立宣言》宣稱「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的」。時至今日，各國憲法基本都確立了「主權在民」，這是各國政府及公權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據。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因此，在權利與權力的關繫上，權利是權力的來源和基礎，權力為保護權利而存在。環境保護的行政權力，同樣地來源於公民所具有的環境權利，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權力存在的正當性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環境權利為政府參與環境保護提供合法性的基礎，環境保護應以保護公民環境權利為目的。

公民環境權利不僅為政府參與環境保護提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合法性基礎。近年來，我國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人民群眾改善環境的迫切性與環境治理長期性的矛盾突出，環境問題已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這種非制度化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屬於公眾參與的非常態，由於非常態的公眾參與表現為組織的非程序性，動機的多層次性，性質的復雜性，行為的非理性以及後果的消極性，對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發展有諸多的消極影響。公民有了法律上確認的環境權利，就可以依據環境保護的權利實施相關行為，可以要求義務主體為或不為一定的環境行為，在受到侵害時可以獲得法律上的救濟，同時也明確了公眾環境保護行為正當性的邊界。因此，公民環境權利的確立對於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

公民環境權利不僅是主體參與環境保護的合法性基礎，而且在實際運行中起著對公權力的制約作用。在公共選擇理論看來，政府在提供大多數 (包括清潔環境在內的)共用品和服務方面是低效的，表現為浪費、冗員和低生產率，在行政權力介人市場的時候，可能還存在權力尋租的問題。政府低效的原因在於，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會主體。在公共選擇中，實際上並不存在「根據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的過程，而只存在各種特殊利益之間的「締約」過程，社會上並不存在所謂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從公共選擇理論上講，權力需要制約。從政治文明的發展來看，權力的制約問題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以權力制約權利階段、以權力制約權力階段和以權利制約權力階段。以權利制約權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權利制約政府權力，以防止政府權力的變異和濫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環境保護是利益沖突比較集中的領域，政府可能會為了地方經濟發展而不顧環境保護，也可能會為利益集團的利益而犧牲環境利益，加上政府行為的低效性，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以權利制約權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3域外公民環境權利考察

公民環境權利主要是由各類國際會議和文獻倡導的。1970年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在東京發表的《東京宣言》提出，「我們請求:把每個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環境的權利和當代傳給後代的遺產應是一種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2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該宣言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人類有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的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1973年在維也納歐洲環境部長會議上制定的《歐洲自然資源人權草案》中，環境權被認為是新的人權並將其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補充。1986年作為地區性人權文件的《人類與人民權利非洲憲章》第24條規定，所有人民應該享有能夠適合他們發展的一般的令人滿意的環境權利。1987年2月國際環境法專家組擬訂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原則建議》指出:全人類對能滿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環境擁有基本的權利。1989年《哥斯大黎加促進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責任宣言》在序言中寫到:認識到國際社會確認人類有在保障尊嚴和福利的環境中生活的基本權利。1991年《關於國際環境法的海牙建議》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國家應該承認對於確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生存與精神福利的個體與集體的基本環境人權。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宣稱，人類享有以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生產成果的生活的權利。1995年國際自然保護同盟起草的《環境與發展國際公約草案》第十二條規定:締約方努力逐漸全部實現任何人對環境的權利以及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嚴的足夠的發展水平。

在全球化的對環境權的呼籲中，部分國家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了公民的環境權利。如1980年《智利共和國憲法》第3章第19條規定:「所有的人都有權生活在一個無污染的環境中」。1980年《秘魯政治憲法》第2章第123條規定:「公民有保護環境的義務，有生活在一個有利於健康、生態平衡、生命繁衍的環境的權利」。1987年《菲律賓憲法》規定:

「國家保障和促進人民根據自然規律及和諧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健康的環境的權利」。1993年《俄羅斯聯邦憲法》第42條規定:「每個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環境和獲得關於環境狀況的信息的權利，都有要求因生態破壞導致其健康或財產受到損失而要求賠償的權利」。1993年《哈薩克共和國憲法》第12條規定:「共和國公民有享受有益於生活和健康的環境的權利」。據統計，全球有四十多個國家即全球五分之一的國家通過的憲法或法律中都規定了環境權。其中，20世紀70年代以後通過的憲法和憲法修正案都沒有忽視這一權利。

除了憲法的規定外，部分國家還在環境保護的法律或法規中確立了公民環境權。如1979年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規定:「國會認為，每個人都應當享受健康的環境，同時每個人也有責任參與對環境的改善和保護」。1998年《法國環境法典》規定:「有關的法律和法規明確規定每位公民均有權擁有一個有益於健康的良好環境，並且由他們確保城市和鄉村地區之間的平衡與協調發展」。2002年《俄羅斯聯邦環境保護法》第11條第1款規定:「每個公民都有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有保護環境免受經濟活動和其他活動、自然的和生產性的緊急狀態引起的不良影響的權利，有獲得可靠的環境狀況信息和得到環境損害賠償的權利」。

綜觀國外公民環境權利的文獻，我們可以發現:(1)非官方領域對於公民權利的呼籲或宣稱對於公民環境權利在法律上的確立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既反映了現代工業社會環境問題的嚴峻態勢，也反映出了公眾對於環境保護所蘊含著的巨大熱情和力量。(2)公民環境權利是一項基本權利，這一過去自然就獲得和享有的利益在受到侵害過後，開始尋求法律的保護，在傳統的人權內容不能涵蓋環境權利內容的情況下，不少國家直接將公民的環境權利明確寫人了憲法當中，豐富了基本權利的內容。公民環境權利也主要是被規范在憲法當中，是作為一項基礎性權利而存在的。(3)環境權的表述上各個界定並不相同，反映出了內涵的豐富性，但其權利主體上並不包括國家，權利內容並不包括主體對環境的開發和利用。因為國家對於環境保護具有的是權力和職責，與環境權利相去甚遠，而對環境的開發和利用屬於傳統財產權規定的范圍，環境權利是與環境保護的需要相聯系的。

4我國公民環境權利的法律確認進路

環境權利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一權利在現實地受到威脅和侵害的時候，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護。我國面臨的環境保護的形勢是嚴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流經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許多城市空氣污染嚴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危害開始顯現，土壤污染面積擴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劇，核與輻射環境安全存在隱患。生態破壞嚴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廣，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劇，生物多樣性減少，生態系統功能退化。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20多年來集中出現，呈現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環境保護面臨的嚴峻形勢與制度層面公民環境權利的缺失有關，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目的和手段。在相對單一的環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環境權利訴求未能充分實現，環境保護組織不發達，司法權力保護環境的成效不明顯 (環境公益訴訟難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國確立公民環境權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確環境保護的真諦，也是環境保護的現實需求。

公民環境權利的確認是一項系統工程，要達到有效調動社會力量以及司法權力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來，切實實現公民環境權利的有效保護，我們認為，在憲法確認以公民享有良好環境為內容的公民環境權後，可沿著兩條進路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細化。一是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相結合，在以權力保護環境的立法中注人公民環境權利的內容。這些權利主要包括:(1)環境知情權。即公民對環境狀況、國家的環境管理狀況以及自身的環境狀況等有關信息獲得的權利。(2)環境參與權。即公民擁有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預測和決策過程，組成環保的團體，實施公益性環境保護行為等權利。(3)環境行政請求權。即公民的環境權益受到侵害後可以向環境行政部門請求保護的權利。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細化的另一進路是與傳統私權相融合，將公民環境權利在私法上進行規定。這一類公民環境權利主要包括: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清潔產品權、環境審美權、環境文化權、戶外休閑權、避免雜訊污染權等。

法律確認公民環境權利的兩條進路並不意味著公民環境權的性質具有公私兩重屬性。公民的環境權利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相結合，即便是在保護公共環境利益的情況下，也並不意味著公民的環境權利具有公權力的性質。在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框架內，公權力不能放棄，也不能通過協議而變更，而私權則可由作為權利主體的個人自行處分。公民環境權是法律確認並授予公民對自身的環境利益進行判斷和做出處分的權利，因此本質上屬於私權。同時由於環境具有的公共物品屬性，公民的環境權又區別於傳統個體意義上的私權，具有公益性，因此公民環境權是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私權—公益性的私權。正是公民環境權的這一特有屬性，使得傳統的私法救濟和單純依賴公權力的介人都不能實現有效的保護。法律既需要承認其公益性，也需要承認其私權性質，這正是我們主張法律通過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相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相融合這兩條進路來確認公民環境權利的根據所在。

法律確認公民環境權利的兩條進路對於環境保護分別具有內在的推動機理。第一，公民環境權利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的進路，能夠通過公民環境權利與環境行政權力的互動實現環境保護。首先，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環境行政請求權制約了政府環境權力的行使，能夠有效地防治個別政府官員在行使環境權力過程中的尋租和暗箱操作，使得政府在環境保護過程中不能背離公民的環境利益。其次，這些權利還能引起權力對權力的制約，公民的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環境行政請求權在受到侵害的時候，可以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尋求救濟，從而通過司法權實現對環境行政權力的制約。再次，要實現對環境更為有效的保護，權力對權利的制約是必須的。公民環境權利是法律授予公民對自身的環境利益進行判斷並做出處分的權利，但由於環境公共物品的屬性，公民個人可能會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濫用權利，從而犧牲公共的環境利益。此時，政府環境權力就能夠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干預或制約。如此，公民環境權利與政府環境權力的雙向制約與互動，推動著環境保護在法制軌道上良性推進，從而實現對於環境的有力保護。第二，公民環境權利與傳統私權相融合的進路，能夠通過充分發揮公民的主動性實現環境保護。雖然傳統私法的財產權、人身權以及相鄰權的規定對於環境保護的作用仍不能忽視(特別是在對這些權利的侵害發生現實的損害時，對這些權利的救濟能簡潔地起到環境保護的作用)，但是，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環境審美權等公民環境權利的明確賦予，是直接針對公民的環境利益而做出的。相對於傳統私權而言，這不但大大豐富了公民私權的內容，而且大大提高了環境保護的標准，可以有效彌補傳統私法對於環境保護的不足。公民在私法上有了明確的環境權利，就能更加關注自身的環境利益和對於環境利益的自覺維護。公民環境權利作為一種私權的發達，進而能促進民間環保組織的繁榮，使社會力量能有序地參與到環境保護過程之中，從而形成良好的環境保護的社會氛圍。此外，對於那些破壞環境利益的行為，公民或環保組織能有效地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就先，更為充分地調動司法力量進行遏制，這不但能實現對公民環境權利的維護，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能實現對整個社會的環境保護。

Ⅱ 關於生活中的行政法的論文3000字

淺議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的幾個問題

近幾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機動車輛的增多。起訴到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也逐年增多。但有關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法律法規卻沒有隨之健全，還只是停留在原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上，而《民法通則》對這類案件的處理只作原則性的規定。《處理辦法》雖作了較具體的規定，但又存在許多界定不明確的地方，這就造成人民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無法准確把握尺度，使各地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做法不一，產生分岐。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確實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必要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探討。

一、訴訟主體

訴訟主體應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

原告就是民事權益受到侵害或者與他人發生爭執而請求人民法院予以保護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原告，就是指因道路交通事故使其人身或者財產受到損害的公民、法人、其他組織，或者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死亡人的權利繼受人以及死者生前、殘者殘前撫養的被撫養人。對於根據根根據根據把受害人列為原告，這不會產生異議。但對權利繼人以及被撫養人作為原告的，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只把權利繼受人被撫養人中的一人作為代表，列為原告，而有的地方則把所有的權利繼受人和被撫養人全部列為共同原告。由於各權利繼受人和被撫養人的權利是各個人享有的，其權利范圍也不一樣，如同一順序的財產繼承人中，只有16歲或者已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才享有請求賠償扶養費的權利，因此，應把所有的權利繼受人和被扶養人列為共同原告，而不能只列其中的一人為原告，而又對全案的權利人的權利都做出處理。

在審判實踐中，權利繼受人的范圍不難確定，但對於被扶養人的范圍的確定，卻爭議很大。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7條第九項的規定，被扶養人以死者生前或者殘者喪失勞動能力前實際扶養的，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為限。從文字上看，似乎已規定得很明確，但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在實際操作中還是不好把握，如非婚生子女、外生肓的子女，非法收養的子女，以及雖沒有撫養義務，但為死者生前或者殘者殘前所實際撫養的人，這些人是否屬於被撫養人呢？筆者認為，被撫養人應是死者生前或者殘者殘前有撫養義務並實際撫養的人，即扶養人與被撫養人存在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19條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因此死者生前或殘者殘前對非婚生子女負有撫養的義務，因而未滿16周歲或者因殘疾而不能獨立生活的非婚生子女應屬於被撫養人。2、計劃外生育的子女，雖然計劃外生育違反了《計劃生育條例》以及我國政策的規定，但違法者不是該子女，而是其父母，政府應對其父母按照規定作出處罰。而超生子女本身並無過錯，其與其他人享有同樣的權利，如果不把未滿16周歲外生育的子女列為被撫養人，實質上是剝奪了該子女的被撫養的權利。3、對於非法收養的子女則應視不同情況做出處理，如非法收養的子女的生父母還健在並有撫養能力的，應由其生父母領回撫養而不屬於死者生前或者殘者殘前撫養的被撫養人。如該非法收養的子女的生父母已去世，或者下落不明，或者已無撫養能力的，則應視為被撫養人。4、而對於那些沒有撫養義務，但為死者生前或者殘者喪失勞動能力前實際撫養的人，因為他們之間沒有法律上的撫養與被撫養的權利和義務，不能作為被撫養人參加訴訟，他們的生活問題應通過民政部門解決。

被告，被告就是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主體。由於《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1條對賠償主體規定的不明確，導致人們對其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確定賠償主體的被告上很不一致。有的不管是什麼樣的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都只列駕駛員為被告，有的只把車主作為被告，有的把駕駛員，車輛所有人列為共同被告，有的把與肇事車有一定關系的人全部列為共同被告。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的法律關系是比較復雜的對賠償主體被告的確定應做到具體案件具體分析，不宜統一定論。

筆者認為，要正確確定賠償主體，首先應弄清何為機動車所有人。所有人就是車輛的所有權人，即對車輛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四項權能的人。而這四種權能又是可以分離的，對於汽車在承包期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於承包人只享有佔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不具有處分權，而發包人因發包而暫時讓渡佔有、使用權，也不完全具備四項權能，因而只有承包人與發包人相結合才能構成完全所有權，因此應把承包人與發包人都視為機動車的所有人。機動車已轉讓他人，但未辦理過戶手續，根據規定，汽車買賣必須辦理過戶手續，未辦理過戶手續的視為買賣尚未成立。但實際又已交付他人使用經營，這種情況則應把買賣雙方視為共同所有人。掛戶車主是否是車輛所有人，爭議最大。目前，大多數地方政府為了便於汽車的管理和各種規費的收取，都要求把個體運輸戶組成車隊，在交警的車管檔案里，車輛的所有人都登記在車隊的名下，而實際上汽車又全部由個人出資購買，也是由個人單獨經營，而車隊只是代辦保險、代繳養路費等，也只收取少量的代辦費或管理費，而且這些車隊本身沒有經營車輛，也沒有辦理營業執照，不具備訴訟主體資格，也不具有承擔賠償責任的能力。象這種情況，是車隊為車輛所有人還是個人呢？從所有權的四項權能看，車輛掛戶後，車隊仍然不參與經營，不享受收益，這種車隊的實質是個體運輸行業的行政管理部門，而個人仍然對車輛享有佔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至於對車輛的處分權，只要不欠繳法定的各種規費，也仍然由該個人享有，並不因掛戶而受限制。因此，如把這種車隊做為車輛所有人而列為被告顯然是不妥的，而應以實際所有者的個人為所有人。如是車隊與個人合資購買的汽車，掛在車隊名下，在經營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則應把車隊和個人作為車輛的共同所有人。

在弄清車輛所有人後，對賠償主體被告的確認就容易多了。1、如果駕駛員同時又是機動車所有人的，肇事駕駛員理所當然就是被告。2、如果駕駛員是在接受所有人或所在單位的指派，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負有交通事故責任的，由車輛所有人或者駕駛員所在單位作為被告，而應把駕駛員列為第三人，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1條規定，駕駛員所在單位或機動車的所有人在賠償損失後，可以向駕駛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因此案件的處理結果與駕駛員是有利害關系的，這樣既有利於查清案件事實，又有利於案件的處理。3、如機動車在租用或借用期間發生交通事故，則應把出租人租用人或者出借人借用人列為共同被告。如果汽車是在被盜，被搶期間發生交通事故，則應列盜竊犯，搶劫犯為被告，而車輛所有人不作為被告，因為此時的車輛所有人對車輛已失去控制，無法支配車輛的運行。

二、財產損壞的賠償標准及范圍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四十條規定，因交通事故損壞的車輛、物品、設施等，應當修復，不能修復的，折價賠償。牲畜因傷失去使用價值或者死亡的，折價賠償。但是賠償恢復到這些物品損害前的價值，還是簡單地賠償維修費；折價賠償是賠償重置價，還是賠償損壞前的價值，對造成車輛報廢的是否還應包括車輛掛牌、保險等損失，各地的做法不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17條第二款規定，損壞國家的。集體的或者他人的財產的，應當恢復原狀或折價賠償。但是物品損壞後經過修理，是不可能恢復原狀的，其價值都會發生變化。損失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但由於發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很復雜的，過錯責任人在主觀上都是出於過失，而且間接損失又難於認定和計算，因此在賠償損失時應就直接損失進行賠償。直接損失的計算應是有關部門評估的物品，車輛損壞前與損壞後的價值差。因此，1、對於物品，能夠修復的應賠償修理費和修理前與修理後的差價，不能修復的，應按損害前的價值折價賠償。對於車輛損壞，能夠修復的，應賠償修理費、施救費、車輛損壞前與損壞後的差價，以及車輛在修理期間原已繳納但不能退回的保險費等各種規費。2、不能修復的，應按車輛損壞前的價值折價賠償。包括車輛的本身的價值，車輛的購置費、掛牌費，以及已繳納但尚未到期又不能退回的保險費、養路費等各種規費，而不能只簡單地賠償修理費或汽車本身的價值。

三、賠償責任的承擔

對於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的賠償責任由誰承擔怎麼承擔，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由駕駛員所在單位或車輛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駕駛員僅承擔連帶責任；有的由駕駛員所在單位或車輛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駕駛員不承擔任何責任；有的只由駕駛員承擔賠償責任，車主不承擔責任。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交通事故責任者對交通事故造成的損失，應承擔賠償責任。它體現的是過錯責任原則。而《處理辦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行人發生交通事故的，造成對方人員死亡或者重傷，機動車一方無過錯的，應當承擔10%的經濟損失。這體現的是無過錯責任。因此，《處理辦法》採取的是以過錯責任為主，以無過錯責任為補充的歸責原則。我們在審判實踐中也應根據這種歸責原則來確定賠償責任的承擔。發生交通事故的過錯責任主要在於駕駛員，除非該駕駛員可以證明是車子所有人或者其所在單位，強令其違章駕駛，或者可以證明由於車輛的機械問題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因此在確定賠償責任時應按誰過錯誰承擔的原則承擔。

駕駛員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如因駕駛員違章駕駛而發生的交通事故的，根據民法的轉承責任原則，駕駛員的過錯責任先轉由僱主車輛所有人或者駕駛員所在單位承擔，但車輛所有人及駕駛員所在單位仍可根據過錯責任原則主張追償。因此，對於駕駛員沒有履行能力的，可先由車輛所有人或駕駛員所在單位承擔賠償責任。對於駕駛員有履行能力的，而且車輛所有人或駕駛員所在單位又有主張由駕駛員承擔賠償責任的，也可把駕駛員列為第三人，直接判由駕駛員承擔責任。這樣既不影響受害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又可減輕追償的訟累。如果車輛所有人或駕駛員所在單位強令駕駛員違章駕駛或者車輛的機械問題而發生交通事故的，由車輛所有人或者駕駛員所在單位承擔賠償責任，駕駛員不承擔責任。如果機動車方無過錯，但根據無過錯責任而承擔的賠償責任，就只能由車輛所有人或者駕駛員所在單位承擔。

受雇駕駛員擅自將車借給他人駕駛，發生交通事故的，無論是因過錯責任還是因無過錯責任而承擔的賠償責任，都只能由肇事駕駛員承擔賠償責任，擅自出借車輛的受雇駕駛員承擔連帶責任。

機動車輛在出租期間發生交通事故，駕駛員有過錯責任的，由駕駛員承擔賠償責任，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駕駛員沒有過錯的，由承租人和出租人按一定比例承擔賠償責任。

車輛被盜、被搶期間發生交通事故，由盜竊搶劫者承擔賠償責任，車輛所有人因已對該車失去監控，其對發生交通事故無任何過錯，因而不承擔任何責任。

Ⅲ 要論文答辯了，環境保護法方面的題目，誰能幫幫我給高分。

http://www.envir.gov.cn/law/envir.htm 這是環境保護法的內容。
我國目前的環境保護法能凈化我們的生存環境。

我國現行的《環境保護法》是1989年通過的，距今已有16年。在如此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經濟和法制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原有的《環境保護法》在大的方面已經不能適應現在的經濟體制和社會理念，也不能應對現在的環境狀況。因此，需要對現行《環境保護法》進行全方面的審視和評判，以促成其及時修訂。

本文擬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對現行《環境保護法》進行評價，指出其不足之處，並提出完善意見。

在宏觀上，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主要存在著價值觀、法律地位和基本內容三方面的問題。

首先，在價值追求上，應該從協調發展轉變為可持續發展。現行《環境保護法》的第一條敘述了該法的立法目的，即「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制定本法。」這就將立法目的的落腳點放在了經濟目的上。既然環境保護的目的就在於經濟建設，則當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特別是暫時的地方的經濟效益相矛盾時，人們在實踐中往往出於逐利的本性犧牲環境以求得經濟的發展。這也就是發達國家走過的已經被實踐證明代價高昂的「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道路。因此，該條規定的立法目的有失偏頗。

該法在第4條規定：「國家制定的環境保護規劃必須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國家採取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這一規定體現的「協調發展觀」雖然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但是現在看來，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了。

眾所周知，當今社會在發展上面的主流思想已經是可持續發展。早在1987年聯合國就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之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逐漸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與接受。中國的執政黨也提出了與可持續發展實質一致的科學發展觀。發展已經不僅僅指經濟指標的增長，而是包括生態、經濟和社會等方面；也不僅僅是本代人的發展，也考慮後代人的權益和發展。

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區分決不僅僅是字面的差異，實質上是不同性質的發展觀的體現。協調發展雖然也考慮了環境因素，但基本上是把環境保護作為一種工具性的工作，以保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的正常進行，而非作為價值性目的，沒有認識到環境和生態本身所具有的價值。

正因為整個環境法的價值取向上的偏差，才造成了環境保護法在許多具體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實踐中許多地區實際上仍然再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以致「全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相當多的地區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改變，有的甚至還在加劇，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成為危害人民健康、制約一些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應當明確宣示可持續發展原則，修改《環境保護法》的立法目的為「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環境污染、破壞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維護環境權益，提高環境質量，促進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在《環境保護法》的具體制度設計中都要以可持續發展作為指導思想。

其次，在基本內容上，現行《環境保護法》基本局限於污染防治，關於自然資源保護的內容很少且含糊。關於自然資源保護的內容，在法律條文上體現為現行《環境保護法》的第三章「保護和改善環境」。從條文數量上看，只有8個條文；從法律規范的角度看，這些規定都比較抽象和籠統，多是原則性的規定，沒有具體的權利義務規定。只泛泛地規定了主體（該章中主要是政府）應當如何行為，卻完全沒有規定否定性法律後果。例如，環境保護法第16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採取措施改善環境質量」。沒有規定政府不負責的處罰措施。因此，屬於不完全的法律規則，從法律實施效果上分析的話，幾近形同虛設。

忽視自然資源保護的弊病還體現在一些環境制度中。例如，目前的「三同時」制度尚僅限於污染防治，不利於整體環境保護。目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也有同樣的局限性。

環境和資源本來就是聯系緊密的兩個要素。在環境科學中，環境和自然資源是統一的。首先，環境與自然資源都是以物質或能量的方式出現並存在於自然界中的，二者都是人類生存、發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其次，環境是以自然資源為主要實物載體和組成部分的，是以自然資源為主體的眾多環境要素按照一定自然規則和體系所組成的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集合體；而自然資源則相應的是自然環境在自然界的最基本表現形式，是自然環境這一整體中的最重要的局部。從該種意義上來說，「環境是自然資源的來源和存在處所，自然資源是環境要素的物質體現。環境就好比是自然資源再生產的工場，環境質量的好壞直接關繫到自然資源再生產能力的好壞。」因此，將此二種客體融合起來，由同一部基本法進行調整，有利於環境的整體保護。環境保護也決不僅僅是防治污染就能解決的。將二者相統一，還可以從立法層面上防止污染防治和資源保護在執法過程中的相互分離和矛盾，促進環境保護總目標的實現。

最後，在法律地位上，現行《環境保護法》的處境比較尷尬。按照《環境保護法（試行）》立法時的設想，當時即將《環境保護法》作為環境保護領域的基本法。據1979年制定《環境保護法（試行）》的立法文獻記載，「將環境保護法作為環境保護的基本法，主要是規定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基本方針和基本政策，而一些具體的規定，則將在大氣保護法、水質保護法等具體法規和實施細則中去解決。」 若充當環境保護的基本法，既需要在內容上加以體現其「基本」，也需要在形式上保證其基本法的地位。也就是說，《環境保護法》需要具有國家基本法的地位。但是，現行的《環境保護法》並不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而只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這樣，它並不屬於我國立法體制中的基本法，而是普通法。如此，《環境保護法》與本來應屬於同一等級的《刑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法律相比較，就處於低一等級的處境。而與本領域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等環境資源保護單行法處於同一效力等級，不具備基本法的形式地位。因此，既無法實現與其他部門法的平等對接，又無法從法律體繫上統領環境資源法。

將《環境保護法》作為一項基本法，並不是出於環境法研究者的一廂情願，而是出於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環境保護是整個國家、社會和公民生活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基本的關系和問題，屬於國家、社會和公民生活中特別重要的問題。從立法學上看，已經具備了基本法律的性質。並且環境保護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因此，從其內容的重要性上也應當使《環境保護法》具備基本法的地位。

因此，在修改《環境保護法》時，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從立法程序上保證其基本法地位。

在微觀層面上，現行《環境保護法》在環境保護法基本原則，環境保護基本制度，環境權確認和保護以及環境保護法律實施和救濟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完善之處。

現行環境保護法規定的一些基本原則已經過時。《環境保護法》第24條規定了「誰污染、誰治理」原則。從字面上即可以看出，該原則僅適用於污染治理領域。而現實的環保工作已經涵蓋了污染防治、自然資源保護和生態保護等各個方面。並且國務院《關於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規定了更為全面和科學的「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原則。但是，該決定僅僅是一個行政法規的規定，效力等級太低，使得該原則無法作為整個環境資源法的基本原則來指導環境於資源保護工作。第6條略微體現了環境責任原則，但是只是從單位和個人對污染和破壞環境行為的檢舉權角度來暗含的，沒有明確規定，並且有以下的局限性：限於環境污染和破壞行為，而未包括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行為；主體限於生產者，而未及消費者和監管者。因此，應當整合第24條和第6條的規定的精神，並以當今先進的環境法理念為指導，確定環境責任原則，該原則涵蓋了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消費者最終承擔、受益者負擔和主管者負責等子原則。《環境保護法》第8條規定：「對保護和改善環境有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由人民政府給予獎勵。」這體現了鼓勵參與環境保護的原則。但是，該規定對於調動公眾積極性是十分不夠的。應該規定在確立公民環境權的基礎上全面而切實的規定公眾參與原則，其內容應包括：建立環境重大事項公眾意見徵求制度；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的公眾參與保障；對於社會團體開展環保工作的法律保護機制等。再如前述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相協調原則應該修正為可持續發展原則。

在基本制度方面，現行環境保護法確立的環境保護的基本制度存在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適用面過於狹窄等問題。之所以說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是因為現行環境法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主要強調命令加控制的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盡管政府的行政控制手段在治理污染方面有其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如環境保護部門經費不足、人力資源缺乏、手段單一、程序不完備甚至尋租等。 隨著經濟發展，污染問題帶來的社會矛盾已經日益明顯，環境保護工作已經不能靠簡單的行政命令式、事後制裁型的模式進行，而應該更多地採取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原有的計劃經濟手段由於沒有將主體的環保努力與其經濟利益聯系，既不能遏制污染的擴展，又不能驅動主體減少排放量。現行環境保護法確立的環境保護的基本制度有排污收費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制度。下面就具體的各個制度逐一分析。我國現行的排污收費制度實際上實行的是雙軌制，即對水污染和大氣污染實行的是排污即收費制度，而對於其他環境因素的排污是超標才收費。「在實際工作中，經常發現有些法律規定跟不上形勢需要的情況，也就是立法工作不到位的問題。如超標排污是否構成違法的問題，我們認為超標排污就是違法，不能以繳費代替。但現在法律規定是超標繳費，並不予以處罰。這就難以禁止超標排放污染物的問題，這就是立法工作跟不上環保工作形勢需要」。 而且目前的排污收費僅限於企事業單位，而未對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和個體工商戶以及居民家庭徵收排污費；收費標准僅有濃度，而無量的標准，不利於環境保護。限期治理制度中，限期治理決定權的歸屬不合理。環境保護法第29條第2款規定：「中央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轄的企業事業單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決定。市、縣或者市、縣以下人民政府管轄的企事業單位的限期治理，由市、縣人民政府決定」。首先，決定權由政府而非環境保護部門行使，會造成政府出於經濟效益的考慮而執行不力；再者，污染項目不分大小，均由一級政府決定，會造成政府工作量大，而無力及時處理小規模的污染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存在的問題有二：首先，該制度適用范圍僅限於污染防治領域，應該擴大到生態保護領域；其次，目前的環評執行時間在可行性研究階段，而在項目立項之後。在實踐中，政府部門一旦立項，並開展了相關工作，出於慣性就很難因為環境保護而取消項目，而從經濟學角度，先立項再環評，不通過再撤銷，會造成社會財富的極大浪費。因此，應該在立項之前就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環境法第26條規定了「三同時制度」，存在的問題一是適用范圍過窄；二是未解決分散治理與集中控制的矛盾。應該明確規定項目已執行「三同時」制度，還應參與集資建設集中處理設施。

我國現行法律（包括環境保護法）沒有明確規定環境權。只是在有關法律條文中推出環境權的內容，如現行《環境保護法》第6條和《民法通則》第83條的規定等。 環境權是一種自然權利和法律規定的新型人權，是公眾行使參與權的基礎，因為公眾行使程序上的參與權，必須有實體法上的環境權的支撐。所以，應該修改《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公民享有環境權，即公民擁有享有良好、舒適環境的權利和承擔保護環境的義務。為保證環境權的實現，同時賦予公民和有關社會組織享有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和環境索賠權。環境知情權包括了解、掌握環境公共信息（如環境狀況公報、空氣質量日報等）和環境個別信息（如某個污染企業的排污數據等，包括國家環保總局要求的污染嚴重企業公開其環境信息）的權利；環境參與權包括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預測和決策、參與資源開發利用的環境管理和制度的宣傳和實施公益性環保活動及對環境管理機關的監督；環境索賠權亦稱環境請求權，包括向有權機關請求取消或停止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的項目及其運營，並有權向法院提起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等。

在環境保護法的執行保障上，存在著行政管理許可權設置不科學、環境執法強制力不夠、政府責任不清晰、環境違法的法律責任規定過輕且不明確

環境保護法第7條規定：「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全國的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本轄區的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國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門、港務監督、漁政漁港監督、軍隊環境保護部門和各級公安、交通、鐵道、民航管理部門，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對環境污染防治實施監督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礦產、林業、農業、水利行政主管部門，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對資源的保護實施監督管理。」該條規定實際上對權力的界限的規定十分模糊，也沒有規定權力行使的程序，沒有部門權力沖突時的解決方案。因此，極易出現有好處的事項各部門爭著管轄，反之，則相互推諉的情形的出現，與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的法治政府的理念相沖突。環境保護法第7條規定的我國環境監督管理體制可概括為：中央與地方分級管理；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監督管理，即主管；公安、交通等其他有關部門監督管理，即分管。這種雙重管理體制，容易造成環境監管上的受政府地方保護干擾的情形；且環保部門作為環境統一監管部門與政府其他部門的職責許可權尚未劃清，缺乏協調機制。

《環境保護法》第45條規定：「環境保護監督管理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行政主體的行政責任規定得十分模糊。由於未明確規定環境權，因此環境責任制度也不完善。應該明確規定責任的構成要件和法律後果，規定環境法律責任的社會性、公益性判斷標准。在環境行政監管方面，環境法沒有賦予環境保護行政機關與行政處罰權相應的強制權力。由於沒有行政強制手段導致執法不力，不能及時排除污染。例如罰款、責令停止建設、生產或者關閉等的執行必依賴於法院，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既費時又不經濟，也難以提高辦事效率，並有可能對環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因此，為了樹立環保執法權威，嚴格環保執法，必須建立環保行政強制手段。

《環境保護法》第5章共11條規定了環保法律責任。但是，這些規定都不具體明確。一般表述為「可以根據不同情節，給予警告或者處以罰款」「根據所造成的危害後果處以罰款」等，法律後果十分不明確。法律責任的追究應嚴格依據法律對責任構成要件的規定，規定不明確的法律責任條款實際上會造成對違法行為難以追究法律責任的後果。該章對法律處罰的規定也過輕。應該修改法律責任這一章，明確規定各種環境違法行為的構成要件和法律後果，在處罰力度上要與行為相符合。

綜上所述，現行的《環境保護法》在宏觀上和微觀上都存在不足之處，應當及時科學地加以修改。

Ⅳ 關於行政法的核心論文

行政法的核心與理論模式

作者：羅豪才

行政法的核心是什麼？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論模式。

一、傳統行政法學以行政權為核心夠建理論體系

傳統的行政法學都是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戰前的大陸法系國家如德、日以及舊中國等，他們的行政法學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權。這集中表現在行政法學理論體系的架構上結構方面。傳統行政法學的結構主要由有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行政組織法。行政組織、行政機關、行政主體，這三個概念的含義存在差別，運行機能也不盡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與行政權有關，都是作為行政權的載體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為法，都是有關行政權運作的表現形式和具體內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濟法。行政機關要為其權力的行使承擔責任，給受損害的公民提供賠償。總的說來，在歷史上大陸行政法系國家強調以行政法為工具來保障行政權有效地行使，強調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

英美傳統行政法理論體系，主要也是三個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三部分內容構成。這三個部分內容體現的中心原則，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委任立法是通過立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權，司法審查是司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可以看出，這種理論體系還是以行政權力為核心來構建，強調控權，不重視相對方應有的地位位置。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行政法學界也有過關於行政法性質、功能的爭論，提出了控權、保權以及既要控權又要保權的三種理論觀點。由於當時行政法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又急於回應社會實踐的需求，便大量地從日本和我國台灣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則甚至理論框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為制定行政訴訟法作理論准備，我國行政法學階曾圍繞行政法與行政權的關系、行政法的性質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等問題，展開一場關於行政法要「控權」、「保權」還是「既要保權又要控權」的爭論。我國1989年制定的行政訴訟法規定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這場學術爭論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因此爭論並不深入的立法宗旨，與這一階段理論爭論有密切的關聯。

自8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我國行政訴訟法的制定與實施，我國行政法學界對實踐的發展作了比較深入的總結。人們逐步認識到，雖然以行政權為核心構建行政訴訟制度，、強調維護和監督行政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從整個行政法制、行政法學理論體系來看，其視角比較狹窄，思路比較短淺，形而上學的片面性比較突出，認識到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難以揭示行政法內在質的規定性和發展的預期，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事實上，二戰後，特別是自80年代以來，無論是日本、美國還是歐洲，其行政法理論也不完全拘泥於傳統的理論，也在不斷探討2。這些都促使我們重新考慮行政法的核心問題。

二、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

當前，理論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即我們認為，應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以行政權和公民權的關系作為行政法的核心，應該說在當前的理論界爭議並不大，共識程度比較高。行政權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關的概念結成一定關系，才有其實質意義。在行政法上，行政權與公民權是一對相互關聯的范疇。行政法學歸根到底也是權利義務之學。但是即便承認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於只有一種理論模式。對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相互關系的認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價值取向、目標的差別，會形成不同的理論模式。

第一種理論認為行政主體和公民的關系是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把公民置於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張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強調維護行政特權。以這樣的原則來構建的行政法理論體系，我們稱之為「管理理論」。第二種理論強調控制行政權、保護公民權利，主張通過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來控制行政權，認為只有行政權受到嚴格控制，公民權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點是突出監督行政的關系。，我們稱之為「控權理論」。第一種理論曾主要流行於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如蘇聯等，第二種理論主要流行於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應該說，近幾十年來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國家的行政法學已有長足的進步，無論在體系、方法、原則、規范，還是行政法的適用范圍等方面都有所創新，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並加以借鑒，但也應當看到，他們的行政法理論模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第三種就是我們所倡導的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我們認為，行政法關系的各方主體都是能動的，擴張的，又有兩重性。雙方既對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發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對雙方主體既要加以制約，又要加以激勵。當然在中國現有的法治條件下，我們應該重點強調制約行政權。行政主體應維護和增進相對方的合法權益，行政相對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體的執法行為，特別要通過互動的參與機制，形成和諧、合作的行政關系格局。我們的理論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上。因此，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構建行政法理論體系，至少有三種模式。這些模式在價值取向、目標、規范體系、制度體系的設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則的適用范圍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別3。

三、行政法平衡理論的創見與價值

在行政法學的研究中，是否還存在別的研究視角？是否還有別的研究範式，或者別的理論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現象紛繁復雜，並在發展之中，人們的認識不斷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現多樣化，理論模式決不會是單一的。何種理論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時間的考驗。

但是，我們認為，行政法的平衡理論作為一種理論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獨特的創見和價值特點:

（一）平衡理論為建立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良性互動構築重要平台提供理論支持。

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行政領域十分廣泛，具體關系多種多樣，非常復雜。但隨著現代行政的發展，以「命令－服從」為特徵的強制性行政行為的范圍將日益縮小，而以協商、引導等方式實施的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為將大量增加。激勵性規則的引進，將極大地改善行政主體與相對方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平衡理論認為，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良性互動的平台，必須保證行政法關系主體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從我國憲法上看，這個問題早已明確。但仍有不少人認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為本位的公法」，「主體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質特徵」。我們認為，主體地位平等是現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標志，就我國當前轉型的社會形態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對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為獨立的主體；其次，要調整行政主體的職能，改革行政權力的運作方式；第三，要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增強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盡量發揮其他國家機關的制約作用，保證行政機關和相對方的權利義務處於動態平衡平等。

（二）平衡理論為調整行政法權利（權力）結構機制的構建提供理論指導。

在行政法實踐中，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行政主體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作為最優化的平衡狀態是相對的，不平衡狀態則是絕對的。平衡理論不僅在行政法學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繫上有所創新，同時非常注重對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張構建調整權利結構的機制，明確評價權利結構平衡與失衡狀態的標准，並通過相應的手段對影響權利結構平衡的各種因素進行有效的調整，以維護和實現相對平衡的狀態。

平衡理論認為，有效的機制是發展和維持一種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沒有良好的機制調整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結構，一個完美的制度設計是無法在運作中發揮現實作用。因此，行政法學不但要對制度本身進行研究，還要研究相應的機制，通過機制的有效運作，實現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

在行政法機制的構建上，應當特別注重對激勵機制的研究。建立激勵機制是現代行政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這是由現代市場經濟、現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而這些機制的構建與權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設置以及司法審查的范圍和標准有著密切的聯系。

（三）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對等關系。

平衡理論首次揭示行政法關系的本質特徵，認為行政法關系中的每一個具體關系都是不對等的。一般情況下，在實體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和相對方形成行政機關為優勢主體、相對方為弱勢主體的不對等關系；在程序法律關系和司法審查關系中，則形成另一種反向的不對等關系。4不對等關系是行政法關系不同於私法領域的其他法律關系的最重要特徵。在行政法關系中，一定的不對等關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於所有的不對等關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於不同性質的不對等關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關系。

平衡理論對行政法中不對等關系的揭示，有助於行政法在權利義務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們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關系中的不對等關系的形成過程的同時，要研究正向不對等關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導和行政合同等非強制行政行為過程中形成的不等關系的特徵和行政程序、司法審查中的反向不對等關系等等相關問題。

另外，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具體的行政法律關系中不對等程度的區別，具體法律關系的不對等與行政法關系平衡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與行政程序和訴訟程序制度構建之間關系。把不對等關系問題的研究與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的具體制度安排相結合，改善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結構。

（四）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質。

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構對於建立和維持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對行政程序性質的研究和探索至關重要。傳統行政法理論認為，行政程序規范對於行政機關而言既可以是權利性規范也可以是義務性規范。不同的學派持不同的主張，集中體現了不同的程序性價值取向。這種觀念阻礙了行政程序理論的發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設。平平衡理論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為行政行為的時間和空間的表現形式，並根據雙方的情勢，認為把行政程序法應重點制約行政主體的行為，應為其設定更多的規范界定為義務性規范。，但不同的行政行為其適用的程序的性質應有所不同，行政相對方亦應遵守必要的義務性規范。是對行政程序理論的重要變革。

平衡理論認為，義務性的行政程序規范，就其性質而言是一種義務性規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設計應當充分考慮行政行為對相對方權利的影響程度。但行政程序不應是越復雜越好，越嚴格越好，而是要根據行政行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對於嚴重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許可等，應當設置嚴格的行政程序，以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力濫用；對於不會嚴重影響或者不會直接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指導行為、行政合同行為、行政建議行為等，應當設置相對寬松的行政程序，要給行政機關積極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留有餘地。

（五）平衡理論有利於行政法方法的創新和引進。

促使行政主體和相對方進行良性互動、進而調整權利結構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平衡理論主張運用各種有效方法實現權利義務的均衡化。這有利於方法論的創新和引進。除了傳統的歷史、比較、邏輯等方法外，平衡理論更多地運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機制和規范。

在某種程度上講，行政立法是一個通過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體和相對各方達成共識或達成一定的共識，並通過一定的程序上升為法律和政策的過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在既有的規則（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內的博奕過程。平衡理論為引進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問題提供理論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於分析和解決行政機關和相向對方的動態矛盾，為制度的設計和機制的構建提供實證依據。博奕方法的引進，有利於促進作為博奕規則的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開，並有利於優質的行政對策的產生和行政管理質量的提高，對於揭示行政法的價值取向也有重要意義。

由於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審查案件中有著充分的體現，利益平衡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疇不僅體現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狀態，同時也體現一種方法。在司法過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審視行政法主體之間博弈是否符合原則和規則的重要方法，同時，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釋和司法裁判的過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這種方法正在司法審查的各個領域受到重視並得到不斷運用。

（六）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

關於行政法的功能問題，理論界歷來爭議很大。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從平面思維轉換到立體思維，可以認識到行政法應當為行政主體和相對方良性互動的構建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首先，行政法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機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主張。5這種利益主張表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一個政治過程，但更多的應當體現為一個行政過程，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開和公正。其次，行政法還應當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合理的利益主張的實現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這是一個權利補救的問題，即當相對方的合理利益主張無法通過相應的制度和機制獲得實現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候，提供應當有一個後續的制度和機製作為權利補救的保證。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應當具有為行政法主體利益主張得到代表並得以實現的功能，還應當具有保護行政法主體利益以外的權利的主張和實現協調發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應當簡單的界定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者保護公民權利，我們需要通過對行政過程的研究，揭示現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並為行政法制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盡管平衡理論提出了自己的創見，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但目前還存在一些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今後，我們應當進一步加強對行政相對方行為、非強制性行政行為、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平衡理論是一種開放式的理論，自身也正在不斷的完善。理論模式的變化，會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則、制度等方面的變化，也會引起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和目標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深入研究，整體把握。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開拓進取。

例如：注意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研究，主張現階段要強調提升行政相對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權力，綜合利用相關因素，逐步實現權利（力）結構動態平衡、實現利益均衡、實現行政法關系主體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張整合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調整規范體系，形成統一、有機、協調的行政法律制度；強調制約與激勵並重、實體與程序並重的行政法機制；主張行政程序重點制約「硬性行政行為」，對「軟性行政行為」，則重績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則；主張保障行政相對方權利的行使，促進其與行政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營造一種合而不同、和諧的行政法制環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決策過程中，通過各方反復博弈，形成廣泛共識，並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堅持行政法治原則支配整個行政過程，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實現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均衡化；等等。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論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一個不斷擴大的群體，並已歷時十餘年。本書作者是參與行政法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一員，為行政法平衡理論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本書以兩個對立的理論模式為切入點，對行政法的基礎理論作了系統的、歷史的、比較的研究，對行政與法律的基本理論作了深入的闡釋，對中國的行政法理論狀態提出不少建設性批評觀點，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論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創見。本書作者作為一名法官，對基礎理論的實踐運用價值問題有較為深入的觀察和分析，有獨到的見解。因此，本書對於推動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機制，落實依法治國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注釋:

1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會理事長。

2 可參見：（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與行政》）一書中關於行政法的「紅燈理論」和「綠燈理論」的論述；[日]和田英夫在《現代行政法》一書中關於「對以公共權力為中心的行政法體系一直在傳統的行政法中佔主導地位，現在人們對此提出了疑問和批評，不斷主張建立新的方法」（第12頁）的論述，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

3 關於行政法的三種理論模式，即「管理理論」、「控權理論」和平衡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歷史過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我曾在一些論著中論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關論著可以參考。可參見羅豪才主編：《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4 參見羅豪才、袁曙宏：《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石》，《中國法學》1993年第1期。 羅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論」范疇》，《中國法學》1996年第4期。

5 美國學者理查德·B·斯圖爾特認為，「歷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終是限制政府權利以保護私人自治權」，然而，由於積極行政的出現，公民的參與，「私人行為和政府活動截然兩分的領域已經融合在一起」。這個設想就不再是一個適當的模式了，外部對政府控制的原則已「無濟於事了」。他更認為，「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權，而是代之以提供一個政治過程，從而確保在行政程序中廣大受影響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見（美）理查德·B·斯圖爾特著，沈巋譯：《美國行政法的重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96－197頁。

Ⅳ 環境行政法律責任中的行政處罰主要哪些種類

目前我國有關來「環境行自政處罰」分散在各種環境法律和法規中，重疊交叉現象嚴重，乃至功能完全相同的行政處罰在各個環境法律法規中的表述各異，如《行政處罰法》第8條規定的「責令停產停業」這一處罰種類在環境立法中的表述至少有以下幾種：責令停止生產、使用；責令停業和關閉；責令停業、關閉；責令停業或者關閉；責令停業治理；責令停產等，其他環境行政處罰也多有類似現象。
這主要是目前環境資源的立法基本上都由負責管理的部門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然後再送立法機關，部門之間和立法缺乏溝通和銜接。要改變這種情況，需要改變立法起草的方式，或者由立法機關的法制工作機構直接組織起草，或者由行政主管部門、相關法律專家和有關管理部門組成起草小組，並由處於中立地位的法律專家主導起草過程。此外，1996年《行政處罰法》通過後，但相應的環境立法並沒有及時得到修訂，或者雖有修訂卻對這一現象沒有給予注意，也是造成上述混亂狀況的原因。要盡量保證環境行政處罰種類的統一和環境行政處罰的權威，應當在修改有關立法時對此給予關注。

Ⅵ 行政法的論文怎麼寫

就用下邊論文的格式
[摘要]

[關鍵詞]

一、行政主體的概念

二、我國行政主體理論的缺陷分析
三、我國行政主體在執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四、我國行政主體的改革設想
。
[參考文獻]
[1] 江永清．《行政處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35-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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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雷新華．《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監督》載《行政法研究》．2001年，第7期：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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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石東坡 《論行政法制監督機制的完善》載《雲南行政學院報》．2001年，第1期：45-46頁
[致謝]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劉春萍老師的精心指導，劉老師從開題的論證直到最後論文的撰寫都給予了特別細致、耐心的指導，使本人得以順利的完成此論文。在次，我對劉老師在次論文撰寫期間給予的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Ⅶ 求「環境問題的法律解決辦法」為題的論文

環境問題是全人類的共同問題，伴隨著人類的發展，始終困擾著人類。我國既面臨著嚴峻的環境問題又面臨著經濟發展的雙重問題，隨著環境污染的加劇，我們已經不得不盡快的找出解決環境污染地方法了。

環境問題是指由於人類活動作用於周圍環境所引起的環境質量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健康造成的影響。人類在改造自然環境和創建社會環境的過程中，自然環境仍以其固有的自然規律變化著。社會環境一方面受自然環境的制約，也以其固有的規律運動著。人類與環境不斷地相互影響和作用，產生環境問題。
環境問題多種多樣，歸納起來有兩大類：一類是自然演變和自然災害引起的原生環境問題，也叫第一環境問題。如地震、洪澇、乾旱、台風、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一類是人類活動引起的次生環境問題，也叫第二環境問題和「公害」。次生環境問題一般又分為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兩大類。如亂砍濫伐引起的森林植被的破壞、過度放牧引起的草原退化、大面積開墾草原引起的沙漠化和土地沙化、工業生產造成大氣、水環境惡化等。
環境問題的產生與發展
1、人類社會早期的環境問題：因亂采、亂捕破壞人類聚居的局部地區的生物資源而引起生活資料缺乏甚至飢荒，或者因為用火不慎而燒毀大片森林和草地，迫使人們遷移以謀生存。
2、以農業為主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環境問題：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各種手工業作坊和居民拋棄生活垃圾，曾出現環境污染。
3、產業革命以後到20世紀50年代的環境問題：
⑴、出現了大規模環境污染，局部地區的嚴重環境污染導致「公害」病和重大公害事件的出現。
⑵、自然環境的破壞，造成資源稀缺甚至枯竭，開始出現區域性生態平衡失調現象。
4、當前世界的環境問題：環境污染出現了范圍擴大、難以防範、危害嚴重的特點，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難以承受高速工業化、人口劇增和城市化的巨大壓力，世界自然災害顯著增加。
到目前為止已經威脅人類生存並已被人類認識到的環境問題主要有：全球變暖、臭氧層破壞、酸雨、淡水資源危機、能源短缺、森林資源銳減、土地荒漠化、物種加速滅絕、垃圾成災、有毒化學品污染等眾多方面。
環境問題雖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問題，這一問題在我國尤為突出，由於特殊的國情，我國的環境問題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原因，並且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逐步深入開展，環境法治也顯得尤為迫切，但現行的環境法制建設存在諸多的弊端。
我國廣大的北方和沿海地區水資源嚴重不足，據統計我國北方缺水區總面積達58萬平方公里。全國5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缺水，每年缺水量達58億立方米，這些缺水城市主要集中在華北、沿海和省會城市、工業型城市。世界上任何一種生物都離不開水，人們貼切地把水比喻?quot;生命的源泉"。然而，隨著地球上人口的激增，生產迅速發展，水已經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珍貴。一些河流和湖泊的枯竭，地下水的耗盡和濕地的消失，不僅給人類生存帶來嚴重威脅，而且許多生物也正隨著人類生產和生活造成的河流改道、濕地干化和生態環境惡化而滅絕。不少大河如美國的科羅拉多河、中國的黃河都已雄風不再，昔日"奔流到海不復回"的壯麗景象已成為歷史的記憶了。
發達國家當前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環境污染，發展中國家主要是環境破壞，而在我國，則同時存在著環境破壞和環境污染這兩類環境問題，並且已十分嚴重。據統計，我國是世界上環境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全國污染物的年排放量達4300餘萬噸，（其中煙塵約2800萬噸，二氧化硫約1460萬噸）；1988年全國廢水排放總量為368億噸，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為268億噸，處理率僅為27%，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也相當嚴重。目前，我國水土流失面積已由解放初期的116萬平方公里擴大到150萬平方公里。(3)
環境污染和破壞給我國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是極其驚人的。現在就讓我們來看這樣一組數據：據80年代初的不完全統計，環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是690億元，部分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65億元共計955倔元，約占當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的14%左右。從這樣一組數據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我國嚴重的環境問題已經嚴重阻礙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勢必對我國以後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
那麼我國環境問題嚴峻的原意是什麼呢？
水土流失、沙化土地以及天然草原退化仍然在擴展；森林生態功能退化；一些北方河流水資源過度開發，其中黃河、淮河、遼河開發利用率超過60%，海河超過90%，大大高於生態警戒線（30%—40%），流域生態功能嚴重失調；華北平原出現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位下降漏斗。
未來15年，我國人口將繼續增加，經濟總量將比2000年翻兩番，環境保護的任務更加艱巨。一是在工業化進程中，造紙、釀造、電力、化工、建材、冶金等行業將繼續發展，控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難度加大；二是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長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煙塵、粉塵治理任務將更加艱巨；三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大量的垃圾與污水得不到安全處置，工廠搬遷後土地污染凸顯，沿海地區高強度的開發加大近岸海域的環境壓力；四是在農業和農村發展中，化肥農葯的不合理使用、養殖業的無序發展、農村衛生設施落後、污水灌溉以及工業不斷向農村轉移，將加劇農村環境污染，既損害農民的健康，又威脅農產品安全；五是在社會消費轉型中，電子電器廢物、機動車尾氣、有害建築材料和室內裝飾不當等各類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趨勢；六是轉基因產品、新化學物質等新技術、新產品可能將對環境和健康帶來潛在風險，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危害加重。總之，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環境壓力將越來越大，污染物的種類和數量將迅速增加，治理難度加大。
粗放型增長方式是產生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人口多、資源少、環境容量小、生態脆弱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建立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基礎上的快速增長，使資源難以為繼，環境不堪重負。我國單位產出的能耗和資源消耗水平明顯高於國際先進水平，工業萬元產值用水量是國外先進水平的10倍，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是發達國家的8—9倍。同時，也存在一些主觀因素：一是一些地方未能真正樹立科學發展觀，將發展等同於單純的經濟增長，有的則以犧牲環境和群眾健康為代價來追求不可持續的發展；二是環境法制不到位，處罰環境違法行為的手段不過硬，存在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現象；三是環境保護的機制不健全，投入不足，歷史欠賬多，污染成本內部化、污染治理市場化機制發育緩慢；四是環境管理體制不順，執法不力，環境科技滯後。
面對如此嚴峻的環境問題我國應作何對策呢。
鼓勵有利於環境的產品、設備和設施，一些國家還對此類產品、設備和設施實行價格照顧和優先購買，以此提供強有力的經濟刺激。如美國法律規定，凡被聯邦「低雜訊產品委員會」確認的低雜訊車輛，可以高於法定價格限額的125％出售，並規定聯邦總務局長在為聯邦政府采購車輛時，如低雜訊車輛的價格不高於被其替代的型號的車輛價格的125％，則應當優先購買，只有在這種車輛的數量不足以滿足需要時，才可購買其他車輛。
把排污許可證視為固定的「排污權」而把收費視為「污染價格」時，就導致了市場的建立，其中可以進行排污權交易。
對環境問題進行立法管理，如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城市綠化條例》、《關於我國中低水平放射性廢物處置環境政策》，批准了《徵收工業燃煤二氧化硫排污費試點方案》，轉發了林業部《關於當前亂砍濫伐、亂捕濫獵情況和綜合治理措施報告的通知》，發布並全面實施了《排放污染物申報登記管理規定》。國家環境保護局還制定了環境行政處罰、防治尾礦污染、防治鉻化合物污染、環境監理執法標志等方面的規定和辦法。地方立法不斷加強，山東、湖南、重慶武漢、大連等省、市制訂了環境執法程序規定。
經濟發展的質量直接影響環境狀況。歐美等發達國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發展階段，環境狀況總體上才開始好轉，走了一條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國的基本國情不允許我們重蹈發達國家的覆轍。後期工業化國家和我國一些地區的實踐表明，只要發揮後發優勢，可以降低這個「峰值」。像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使這一轉折點提前到人均GDP5000—7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我國東部一些地區和環保模範城市在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左右時環境質量開始改善。目前我國人均GDP只有1100多美元，我們必須下決心加大政策措施的力度，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確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順利實現。
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全民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意識。把環境保護作為幹部考核的重要內容。研究綜合反映環境與發展的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將發展過程中的資源消耗、環境損失和環境效益納入經濟發展的評價體系。
統籌規劃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打破行政區劃的分割，進行全國一盤棋的戰略規劃。根據各地的人口規模、資源稟賦、環境容量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確定區域發展方向、發展重點和增長方式，優化區域生產力布局。
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發展循環經濟是解決環境與發展矛盾的根本措施，是在發展中解決環境問題的治本之策。在全社會大力提倡節約意識和環境意識，宣傳循環經濟理念。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環境為核心，努力實現產業生態化，治理污染產業化。
強化環境管理。一是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對排污單位實行排污許可制度。二是強化環境准入，從源頭和過程減少新上項目帶來的環境問題。三是建立嚴格的產業淘汰制度，對造紙、釀造、冶煉、煉焦、印染、建材等行業中規模不經濟、污染嚴重的企業或生產線實行強制淘汰。
健全環境監管體制。堅持和完善環保部門統一監督管理，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的環境管理體制。建立健全「國家監察、地方監管、單位負責」的環境監管體制。地方政府對本轄區環境質量負責，組織完成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任務。法人和其他組織負責解決自身的環境問題。
完善環境法治。進一步加強環境立法，加快配套的環境法規的制定進程，加重對環境違法行為的處罰，有效解決「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問題。按照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嚴格依法行政，嚴肅查處環境違法行為，切實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干預執法等問題；實行嚴格的執法責任制和過錯追究制，對執法人員不作為、瀆職的要嚴肅處理。
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堅持「污染者負擔、治理者受益」的原則，合理確定城市污水、垃圾處理收費標准，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污水、垃圾治理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鼓勵污染治理產業化，促進專業化集中治污，培育市場化運作機制；推進環境咨詢服務業市場化進程。
健全環境經濟政策。研究探索和運用有效的經濟手段加強環境保護。一是研究探索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稅收、價格、信貸政策，鼓勵循環經濟、清潔生產，推動實行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二是研究建立生態補償機制：解決下游對上游、開發區域對保護區域、受益地區對受損地區、受益人群對受損人群以及自然保護區內外的利益補償問題，上游對下游造成水污染損害的也要給予賠付補償；建立遺傳資源惠益共享機制；礦產資源開發要堅持「誰開發、誰保護，誰利用、誰補償」的原則，有效防止生態破壞。
加強環境科研和能力建設。開展環境政策法規、重點地區和重點環境問題、環境與人體健康、重點難點治理技術、環境標准、環保產業等方面的研究及技術示範；加大環境監測、監察、應急體系、宣教能力建設的投入，加強空間技術等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在環境保護中的應用，努力建設「數字環保」；建立健全國家環境監測網路，重要流域和城市實行環境自動監測，重點污染源實行在線監控；完善環境與安全信息、應急監控和預警體系；建立信息資源共享機制，為准確判斷環境形勢、應對突發事件提供決策依據。
實施九大工程，改善環境質量。以工程帶動治理，准備推動和實施「危險廢物處置」、「城市污水處理」、「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燃煤電廠脫硫」、「重要生態功能保護區建設」、「自然保護區管護」、「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核與輻射安全」、「環境管理能力建設」九大工程，使城鎮污水處理率、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燃煤電廠脫硫比例均達到60％，危險廢物，特別是醫療廢物和放射性廢物得到安全處置，切實改善重點流域海域、重點城市的環境質量；重要生態功能保護區、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服務功能增強，環境管理能力基本達到規范化要求。
加強國際環境合作。認真履行國際環境公約，承擔我國保護全球環境的責任，樹立負責任的國家和政府形象。通過履約和國際合作，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我國發展方式的轉變；完善有關產品和生產工藝的環境標准，嚴格環境准入，促進對外貿易，規避環境與貿易風險，嚴格防範污染轉入、有害外來物種入侵和遺傳資源流失。
如此，正確的認識到我國的環境問題的原因並能認真的對待以上的問題，那麼，我國環境問題的解決就指日可待了。

Ⅷ 環境保護法律論文

環境污染調查報告
調查人員：XXX
時間：XXXX年XX月XX日
調查目的：
現在世界上的能源供應量已經為數不多了，我們必須在能源枯竭之前開發新的能源，所以我們要知道能源的發展史，這樣才可能找到新能源。而且，光這樣是不行的，如果能源的污染太嚴重的話，恐怕還沒等能源枯竭，地球早已成為混球一個。所以我們要在開發新能源的同時保護能源。
內容：
1992年，全國廢氣排放量 l0.5萬化標立方米(不包括鄉鎮工業，下同)。廢氣中煙塵排放量 1111萬噸，比上年增長 7.6%;二氧化硫排放量 1685萬噸，比上年增長 3.9%;工業粉塵排放量 576萬噸，比上年下降 0.5%。
全國城市大氣中總懸浮微粒年日均值范圍為 90一663微克/立方米，北方城市平均403微克/立方米，與上年相比下降6.1%;南方城市平均243微克/立方米，與上年相比增長 8%。據67個城市統計，51% 的城市年日均值超標，尤以吉林、濟南、太原、蘭州、包頭、延安、西安等城市為重。
據66個城市統計，降上半月均值在 3.8一55.8噸/平方公里·月之間，較上年略有增加，比方城市明顯重於南方城市。降塵年月均值在 30噸/平方公里·月以上的城市有三明、鞍山、長春、大同、石家莊、哈爾濱、銀川、吉林、鶴崗、沈陽、蘭州和唐山。
據72個城市統計，二氧化硫年日均值范圍為 7—]63微克/立方米，北方城市平均97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平均90微克/立方米，與上年相比略有上升。超過國家三級標準的城市有貴陽、重慶、太原、烏魯木齊、宜賓、南充、濟南、石嘴山、青島、天津、長沙和大同。
據72個城市統計，氮氧化物年日均值范圍為 l1一129微克/立方米，北方城市平均56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平均40微克/立方米，與上年基本持平，其中長春、濟南和運城污染明顯加重，蘭州、寶雞和南充咯有好轉。
2000年，酸雨仍限於局部地區。據58個城市統計，降水pH年均值范圍為3.85一7.43，pH年均值低於5.6的佔52%，均為南方城市。贛州、長沙和廈門市酸雨出現頻率高達90%以上，南充、宜昌、南昌、懷化、百色、南京、重慶和廣州市酸雨出現頻率在70%以上。
2000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後，中國政府十分重視自己承擔的國際義務，並努力推進國內的環境保護工作。經黨中央和國務院批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外交部、國家環境保護局《關於出席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情況及有關對策的報告》，提出了我國環境與發展領域的十大對策，這是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一大綱領性文件，不僅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而且是今後相當長時期內工作的重點和努力方向。
環境法制建設有較大進展。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城市綠化條例》、《關於我國中低水平放射性廢物處置環境政策》，批准了《徵收工業燃煤二氧化硫排污費試點方案》，轉發了林業部《關於當前亂砍濫伐、亂捕濫獵情況和綜合治理措施報告的通知》，發布並全面實施了《排放污染物申報登記管理規定》。國家環境保護局還制定了環境行政處罰、防治尾礦污染、防治鉻化合物污染、環境監理執法標志等方面的規定和辦法。地方立法不斷加強，山東、湖南、重慶武漢、大連等省、市制訂了環境執法程序規定。國家環埔保護局首次進行了全國環保系統執法檢查。

Ⅸ 求關於環境保護的論文

環境保護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有效利用能源、減少環境污染、降低安全生產事故頻次，防止突發環境事件，確保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制定並執行環保政策和措施，致在保護環境的同時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已經成為我國民生工程的關注點。
中國化工業價值鏈的發展，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具有顯赫的地位，但是，環境污染問題，在化工領域尤其是中小化工企業存在的問題，是不可懈怠和輕視的；改善化工安全生產和化學品安全管理體系，增強企業安全防患意識，提升環保部門的環境管理水平，從而更好地採取治理和應對突發環境事故，是當前急不可待的任務。
我們能夠借鑒國際最佳實踐和企業成功經驗，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提升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環保意識和能力，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各地區區域性經濟發展中，已經注意到了本位主義和犧牲環境為代價所帶來的最終惡果，國家環保總局（現環保部）、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開展的清潔生產運動、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示範項目，以促進中小型企業的認知和意識，足有收效。
安全地生產、清潔地生產，企業的獲益包括：提高安全生產、環保能力，降低事故、員工受傷和突發環境事件的發生，以及改善與加強當地社區、工業、價值鏈、買方市場的綜合效益，相關經驗將作為成功案例，為中國企業的環保工作，提供寶貴經驗。
國際勞工組織估計，1.6億人在受到包括環境問題在內的各種影響，每年約有230萬男子和婦女與工作有關，包括近36萬死亡事故，估計有195萬宗與工作有關的疾病的疾病死亡。由此總總，全世界平均4%GDP的總量被消耗掉，有什麼「低碳經濟」可言呢？對於生病的工人的保護，每年的費用在持續發生，疾病和損傷引起的就業——不僅是勞工權利，而且是一項基本人權。
對於中國，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而不危及後代人的利益，政府，地方政府和業界應制定和實施更加嚴厲的安全生產、清潔生產、高效利用自然資源等法規和政策，以減少對中國本土、人類環境的污染。
國家對環境保護問題，包括環境污染的防治與控制、自然生態保護、核安全監管、環境安全保護等，政策應當先行。對於以省級主要領導執行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也應當充分利用經濟杠桿策略，過去比較注重經濟份額的考量，以「政績」應迅速轉為對國家法規和政策執行力的考量，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過程。

Ⅹ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小論文）怎麼寫

就用下邊論文的格式
[摘要]

[關鍵詞]

一、行政主體的概念

二、我國行政主體理論的缺陷分析
三、我國行政主體在執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四、我國行政主體的改革設想
。
[參考文獻]
[1] 江永清．《行政處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35-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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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雷新華．《論依法行政與行政監督》載《行政法研究》．2001年，第7期：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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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石東坡 《論行政法制監督機制的完善》載《雲南行政學院報》．2001年，第1期：45-46頁
[致謝]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劉春萍老師的精心指導，劉老師從開題的論證直到最後論文的撰寫都給予了特別細致、耐心的指導，使本人得以順利的完成此論文。在次，我對劉老師在次論文撰寫期間給予的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