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刑事訴訟法有感
1. 刑事訴訟法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三項具體是什麼，我看見這條法律就3項，那第一款，我有點看不懂
《刑事訴來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源 (第一款)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抗訴案件，經過審理後，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上訴或者抗訴，維持原判;
(二)原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但適用法律有錯誤，或者量刑不當的，應當改判;
(三)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實後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第二款)原審人民法院對於依照前款第三項規定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不得再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括弧內給你標注下，就能看懂了。「款」可以作為內容上的一層，但具體不會標示出來。
2. 談談對刑事訴訟法概述看法500字左右
老大，這是問題？？你是學生吧，我不直接給你答案，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方法。你先通讀刑事訴訟法概述，然後寫下框架。最後找出主要內容談2點，然後找出不足或有爭議需要改進的地方談2點，絕對高分
3.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155條，在實踐中應如何理解和適用
一、《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五十五條
對附帶民事訴訟作出判決，應當根據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確定被告人應當賠償的數額。
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
駕駛機動車致人傷亡或者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規定確定賠償責任。
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就民事賠償問題達成調解、和解協議的，賠償范圍、數額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刑訴法解釋 第155條第二款規定之理解
「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
上述規定，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給出了一個可予支持的范圍。
從其羅列的各種項目看，參照民法通則(1986年)第119條、侵權責任法(2009年)第16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3年)第17條等法條的表述形式與順序看，該款規定徹底排除了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被撫養人生活費(「三項賠償」)。
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在辦理案件時也是明確告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及其代理人「最好與被告協商，如果協商不成，法院不會判決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與刑事案件一並判決時不會判，單獨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時也不會判」。按照上述規定，辦案法官這種告知是正確的。
三、刑訴法解釋第155條第二款之規定，值得商榷
從立法目的、法律體系、價值取向、社會效果上看，刑訴法解釋第155條第二款之規定均屬於最高法有意放棄「三項賠償」形成的「盲區」，而不是有意或無意遺漏形成的「法律漏洞」。但這與現行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立法目的與任務，與立法者於立法當時確立的價值取向以及所要追求的社會效果是不相符合的。
如果對於普通的民事侵權案件，可以請求「三項賠償」並能獲得法院裁判的支持，而在侵犯生命、健康權的刑事案件中卻無權請求「三項賠償」，即使提出請求，也得不到法院裁判的支持。
這不僅凸現了公民生命健康權在不同形式的侵權案件中遭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也顯露了我國刑事法律體系的缺陷。如果對「三項賠償」不依法予以支持，則會對刑事被害人造成「第二次傷害」。
事實上，對於法律適用產生的社會效果，既需要從當事人利益紛爭的平衡與妥當方面去考量，更需要從個案裁判結果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去考量，如果影響是正面的、積極的，就是符合法律所要追求的價值取向，就是合法、公正、妥當的裁判；反之則會產生負面的和消極的影響，就是不公正的判決。
從任何方面講，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都不應當排除「三項賠償」。因為，我國尚無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如果不能從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告處獲得賠償，無異於 「死了白死」、「傷了白傷」。
所以，建議立法機關對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刑事犯罪的民事賠償責任以及刑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或者作出立法解釋。
將「三項賠償」納入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犯罪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范圍，在刑法、刑事訴訟法修正或者作出立法解釋前，最高法院可以對刑訴法解釋第155條進行修改，將「三項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和判決支持的范圍。
(3)看刑事訴訟法有感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五十一條 秘密偵查的適用原則
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採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 對涉及給付毒品等違禁品或者財物的犯罪活動，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實施控制下交付。
第一百五十二條 技術偵查措施取得證據的適用原則
依照本節規定採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後果的，應當採取不暴露有關人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
第一百五十三條 通緝的條件及程序
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機關可以發布通緝令，採取有效措施，追捕歸案。 各級公安機關在自己管轄的地區以內，可以直接發布通緝令；超出自己管轄的地區，應當報請有權決定的上級機關發布。
第一百五十四條 一般偵查羈押期限
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
第一百五十五條 特殊偵查羈押期限
因為特殊原因，在較長時間內不宜交付審判的特別重大復雜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延期審理。
第一百五十六條 重大復雜案件的偵查羈押期限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的期限屆滿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延長二個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
（三）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
第一百五十七條 重刑案件的偵查羈押期限
對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延長期限屆滿，仍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二個月。
參考資料：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4. 刑事訴訟法論程序正義
【摘要】程序正義是人們追求的對象，什麼樣的程序是正義的？必須考慮設立程序的目的，設立程序的最終目的是程序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可以說程序是當事人權利的大憲章。當事人權利來源於何處？最終來源於設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義的，程序正義的標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標准。
【關鍵詞】程序 正義 人性
一、問題的提出
「程序正義」一詞通常有二方面的意義，其一，指按法定程序辦事過程所體現的正義。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如果按本條做了，至少在審判偵查、起訴和審判的組成人員方面就是正義的，否則就是不正義的，因為「任何人都不應當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種標準的程序所體現的正義。如上例，如果訴訟法沒有規定司法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時應當自行迴避，就不是正義的程序，因為它忽視了人的趨利性。符合什麼標準的程序是正義的？即程序正義的標準是什麼？
程序正義的標准依其內容可分為技術標准和價值標准，前者如立法的簡明扼要、邏輯的縝密、期限設計的恰當等，後者如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尊重當事人的人格、允許當事人申辯等。技術標准以立法經驗和客觀存在為依據，價值標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為依據。本文著重討論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
從邏輯推論，對程序正義的價值標準的研究，應該與程序立法的歷史同步，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程序正義價值標准研究起於何時。但是，自覺的系統的研究僅僅開始於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我國則是上世紀末。1977年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米奇爾曼在《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的形式與協作目標》中，闡述了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尊嚴價值、參與價值、威懾價值和實現價值。 1981年耶魯大學教授馬修發表《行政性正當法律程序：對尊嚴理論的探討》，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尊嚴價值理論。 陳瑞華評論說：「馬修尊嚴理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強調在法律程序的設計和運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響的人獲得基本的公正對待，從而具有人的尊嚴。就是必須通過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實現的目標，也是一項法律程序公正與否的尺度。」 與馬修同時代的康乃爾大學的薩默斯教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類似的觀點。陳瑞華認為，程序正義有六個要素：參與、中立、對等、司法理性、及時性和終結性。 以上中外學者對程序正義的研究有歷史性貢獻主要有：第一，確立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命題，程序不再是實體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義品性基礎上，意識到衡量程序正義的標准問題。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義標准：尊嚴、平等、參與、隱私、可預測、透明、中立、理性、及時和終結等等，提出了設計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價值目標，深化了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特別是把程序正義標准與程序關系主體即人的尊嚴聯系起來，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顯的：第一，尊嚴、中立等價值標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義內涵，例如，程序設計是否應該考慮程序主體的生存、親情、自由和發展？第二，尊嚴、平等、參與、隱私等價值標准既是對立又是統一的，那麼統一於什麼？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把它們統一到程序正義的旗幟下。第三，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應該是對立統一的，不能為了強調程序正義而割裂程序和實體二者的聯系。本文從人性的角度，試圖系統論證程序正義的人性價值標准及其理論基礎。
二、人性的基本內涵
人性是什麼？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需求傾向。
盧梭說：「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類歷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種本能，過了幼年階段，人的生存慾望就超越了本能，總是帶著一項或多項「任務」生活著。人因珍愛自己的生命而珍愛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須讓別人能生存。人類一開始就是群體的生活方式，原始社會最嚴厲的處罰，就是把人趕出部落。今天的個人似乎越來越獨立了，其實不然，人們的相互聯系和依靠越來越重要了。
尊嚴就是把人當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嚴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沒有尊嚴，特別是沒有內心的尊嚴，就不成為人。人的尊嚴，基於人的自然屬性，與一個人的權力、金錢、壽命、相貌等無關。尊嚴像空氣一樣，不引人注意，卻非常重要。
親情是人對其關系密切的人的眷戀和關愛，有父母子女親情、夫妻親情、朋友親情、種族親情等等。父母子女親情以血緣為基礎，是親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親情俗稱愛情，以性為基礎，但不止於性，包含著互相尊重、互相依戀、彼此關懷的道德情感。
名譽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周恩來曾稱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亞當·斯密稱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譽上不應有的損失。人們曾詢問托爾斯泰創作的動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對於榮譽的渴望。所以，德國倫理學家弗里德里希·包爾生說：「最高的名望和榮譽是大多數曾給歷史帶來轉折點的人們的最強有力的動機——在亞歷山大、凱撒、弗里德里希、拿破崙那裡就是這樣。而且，假如在人的記憶中沒有對榮譽、名望和不朽的憧憬，偉大的精神和藝術成就也就不可能獲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個好名譽，因為名譽與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有一致性。小孩從懂事開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稱贊，這種希望一直伴隨著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從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寧死」，康德則認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權利。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去做人，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 中國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嚴復在翻譯約翰·密爾《論自由》的時候，怎麼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當的對應詞，他非常焦慮，推開窗戶，低吟柳宗元的詩：「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靈感。
發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永不滿足。在一種低層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後，僅僅會有一段短時間的「高峰體驗」，人還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人永遠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後目標是人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希望能夠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種需要：自我發展的需要。
如果說人性的內容呈現無限多樣性，以上探討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是基本人性，那麼，人性還有更廣泛的內容，如認識、學習、創新、自覺、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現，只不過與前列相比，具有繼發性特徵，後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絕對地存在，不以財產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職業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氣候、種族膚色為根據，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實證分析
以刑事訴訟法中的逮捕為例。為什麼設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規定，設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會危害性發生。社會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對偵查活動的干擾，繼續犯罪或可能給被害人、證人帶來的威脅。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礙取證，是為了規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為什麼要規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譽和自由等權利受到貶損和限制。詹姆斯·威爾遜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與人性》中說，「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質利益、性滿足、復仇和同夥的承認等；犯罪後果包括良心的責備、被害者的報復、朋友和同事的非難和可能的懲罰」。 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趨的主要之「利」，「犯罪後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幾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於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傾向而設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和發展，會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於抑制被強制人規避法律制裁的意識和行為。
為了防止人性的惡而設立逮捕制度的，這是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時也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因為可能會出現權利之惡。並且工作人員最終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徵，「有權力的人行使權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權力沒有界限，就會導致權力腐敗。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恣意枉為，保護被強制人的正當權利，刑事訴訟法就逮捕制度還設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說第61條是針對被強制人的話，那麼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條都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條款。
因此，可以說，逮捕制度對於犯罪嫌疑人、對司法人員來說，都是基於基本的人性，具體指人的生存需求、尊嚴需求、親情需求、自由需求和發展需求。
四、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理論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體是人
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幼稚，因為從法理學來說，這是一個常識，但現實生活表明，這個常識常常被誤解了。我們眼中往往只有國家、政黨、社會、階級、集體和抽象的人，而忘記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不僅包括國家、政府、政黨、經濟組織，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體。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並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一切社會主體都是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但階級不是法治的主體。
然而，為什麼我們看不見人？一是傳統法律文化的負面作用，二是現行法律的國家本位主義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當今社會出現了某些異化。法眼無人，法律的統治蛻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動中，僅僅看到法律規範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靜止的規則，而看不到其與法律目的、價值、法整體之間的聯系，看不到法之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體，將立法、執法、司法活動變成毫無人性的機械運動。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往往將人法分割，只慮事、不思人，使法律規范遠離人性，更不能隨時代之進步而在法律中給人更多的關懷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訂的
立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神，不是國家，也不是統治階級。誰在立法？神的啟示這個最古老觀點已經不值一駁。法律是不是國家制訂的？從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國家制訂的，由特定的具體的國家機關承擔立法的任務，如我國人大行使立法權。但是，應該看到，立法機關是由人組成的，如果沒有人，立法機關還有什麼？法律是不是由統治階級制訂的，肯定是的，但階級是由人組成的。基於同樣的思路，執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行政機關；司法和訴訟的最終主體是人，不是司法機關；守法的主體最終也是人。
人的本質決定了法的本質，人的命運也決定著法的命運。但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盛行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詞，則法的本質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為規范的總和」。法的本質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強調法的根本屬性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不同的社會階級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繼承和借鑒的可能?其繼承和借鑒的東西是什麼?很難自圓其說。
（三）程序法的內容是人的權利和義務
「社會法律生活表明,權利和權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見、最基本的法現象,法學應當以權利和權力為最基本研究對象和分析起點,從而形成新的范疇結構和新的法現象解釋體系。」 如果我們承認程序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人，那麼程序法律的內容就是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刑事訴訟為例，有三類「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機關，這三類主體最終都是自然人。刑事訴訟法的內容就是這三類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總和。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終都是自然人，因此訴訟權利義務都歸根到底是人的權利義務。司法人員代表司法機關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似乎與司法人員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無關，實則不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檢察官職業道德規范》、《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條等具體規定了檢察官的權利和義務。整個訴訟程序的法理結構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制約司法工作人員的權利，「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就體現在對裁判者權力的制約以及對被裁判者程序性權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權利義務的內存依據
基本人性凝結成人的基本權利。生存需要產生生存權，人的生命不可剝奪，困境中的生命應該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權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義務。尊嚴需要形成人格權，人在任何情況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權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義務。親情需要產生親權。親情是精神的歸宿，親緣是親情的載體。親緣關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穩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別是其中的血緣關系，是一種與生俱來、不能選擇、不能替代、不能否認、飽含溫情、維系家庭、穩定社會、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擁有，每個人都需要。每個人都有保護親緣的義務，每個人都有享受親緣的權利。名譽需要產生名譽權，人有捍衛名譽的權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譽的義務。自由需要產生自由權，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發展需要產生發展權，自己要發展，他人也要發展；窮人要發展，富人也要發展；「好人」要發展，罪犯也要發展。
依照人性構建的程序權利義務，應該能夠成為程序關系主體的自覺意志和行為，為什麼還需要法律去規定，特別是還需要刑法的強制保障？有二類原因。第一，人能夠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但資本、市場等物質力量的異化及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殺了。在某些時候，大眾之惡也可能傷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惡的一面。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柏拉圖說：「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會像最野蠻的野獸那樣壞。」「不能過分相信統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輕英明的統治者，權力也能把他變成暴君。」柏拉圖用吉格斯指環透徹地說明了這一點。 孟德斯鳩、 麥迪遜、 傑弗遜 都論證過權力擁有者「潛惡」的存在，因此對權力所有者與權力的謹慎與防範成為一種現實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決定了這種「謹慎」與「防範」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須靠客觀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與法律。
既然人性惡有其固有的屬性，那麼又為什麼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質力量。人們追求健康的體魄、社會的尊重、真摯的親情、行為的自由和發展的機會，都是一種與社會進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種「善」的力量。其二，社會力量。在社會力量面前，個人有力量總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視社會力量，服從社會支配。
人按人性行為，法治以人性惡為邏輯起點，以人性善為實施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法的產生，是人性導致人類行為有善有惡的必然結果，有善有惡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礎。人的惡性與人的惡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對象，才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人的善性與人的善行，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現。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揚善抑惡。如果真正做到了揚善抑惡，程序正義也就實現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義的根本價值標准
傳統的立法價值原則，通說認為主要有四項，《立法法》總則中明確規定為憲法原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 嚴格地說，前兩項原則僅僅是技術原則，後兩項既是技術原則，更是價值原則。
但是，筆者認為，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不能准確地概括立法的價值。蘇格拉底是民主的犧牲品， 蘇格拉底的悲劇會重演嗎？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證明；將來還會重演嗎？可能，因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剛「出土」的時候，只有少數關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開始只在少數人手裡，但認可真理的權力掌握在人民大眾手裡，此時，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實質是多數原則，不是全民原則，可能出現多數人之惡。其三，民主畢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與人與生俱來的，不能說明人的價值。因此民主作為立法的原則值得反思。
科學原則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則？科學立法，內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對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學是歷史階段的科學，因為我們掌握的是相對真理，被標簽為科學的東西不一定是科學技術或者不完全科學。退一步說，盡管是按科學規律立法，但是科學與人性的異化也是客觀存在的。馬克思說：「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這就是說盡管科學無所不能，可以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會給人類帶來幸福與美。愛因斯坦曾告誡那些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對人類有益，那麼你們只了解應用科學本身還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必須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目標，要關心如何組織人的勞動和商品分配，從而以這樣的方式保證我們科學思維的結果可以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詛咒的禍害。當你們沉思你們的圖表和方程式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鑒於以上分析，真正能體現立法的價值目標的是人性原則。因為人性是確定的、具體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無益的，最終也是有害的。」「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並逐漸地潰滅。」 「法律程序的設計者、指揮者時刻不能忘記面對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體。」 威廉·布倫南法官曾說過:「我一直認為法院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是捍衛每個人秉於人的自我價值而懷有的正當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違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義的程序。應該肯定，我國的程序設計基本是正義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訴訟法第48條。妻子知道丈夫確實犯了罪，那她作證還是不作證？作證時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法律的價值之一是維護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如團結、安全、秩序、親情、友愛等。多元價值主體之間肯定會有沖突，那麼就必然產生價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為了社會安全犧牲親情，也不能為了親情犧牲社會安全，因為兩者都是社會存在的條件，特別是社會主體發展的必需條件。在一個夫妻無愛、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環境里，人性將被扭曲，活力將被扼殺。法律應該實現，但強迫親屬作證的法律一般不能實現，不能法律實現的法律不如不制訂。法律是解決矛盾的而不是製造矛盾的，第48條就是製造矛盾。朱蘇力教授曾說：「國家法律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貫徹。其實，真正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的法律，是那些與通行習慣和慣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規定。」 這里的通行習慣和慣例，我想應該是關注人性的。「法律不強人所難」，是一條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應該是社會肯定的，法律否定的，應該是社會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羅爾斯說：「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為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能夠去做或能夠避免的行為，……它不能提出一種不可能做到的義務。」 為什麼？因為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與社會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法學家的作用在於研究和確定社會到底是什麼，用什麼法律式表達。因此，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 法學家並不製造法律，而是發現法律。法學家發現的法律應該是一般人都希望的並且能夠做到的。親屬作證義務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對的，是強人所難。
5. 大家學習刑事訴訟法後有何心得體會
沒有民事訴訟法好！
6. 取保候審去看別人開庭有什麼感想
取保候審後需遵守取保候審的法律規定，隨傳隨到，法院開庭審理時，包括被取保候審者，以及同案其他被告人都會被通知或押解到庭參加庭審。
取保候審，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等司法機關對未被逮捕或逮捕後需要變更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防止其逃避偵查、起訴和審判，責令其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並出具保證書，保證隨傳隨到，對其不予羈押或暫時解除其羈押的一種強制措施。由公安機關執行。
《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取保候審的。
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由公安機關執行。
第六十九條 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准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
（二）住址、工作單位和聯系方式發生變動的，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向執行機關報告；
（三）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五）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根據案件情況，責令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項或者多項規定：
（一）不得進入特定的場所；
（二）不得與特定的人員會見或者通信；
（三）不得從事特定的活動；
（四）將護照等出入境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
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前兩款規定，已交納保證金的，沒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證金，並且區別情形，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結悔過，重新交納保證金、提出保證人，或者監視居住、予以逮捕。
對違反取保候審規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7. 幫忙找一篇關於參加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法庭後的心得體會
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審理和預防
【摘要】
近年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出有因在刑事發案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大，並呈逐年上升勢頭,不僅直接危及公民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嚴重地影響了農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增加了司法成本。因此，研究其特點，分析其成因，尋找其對策，預訪該類案件的發生，已為司法界所廣泛關注。筆者擬對刑事附帶民事案件進行分析探討，以期拋磚引玉之功效。
【關鍵字】 刑事附帶民事 審理 預防
在刑事審判實踐中，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大體有如下幾種：即故意傷害人身、交通肇事、非法持有槍支、尋釁滋事、故意毀壞財物等案件。這些案件主要由財產所有權、債權和人身權利引起的民事糾紛案件得不到及時解決而轉化為刑事案件。比喻，由山林土地糾紛或相鄰關系糾紛引起的民事糾紛案件，如糾紛能及時化解，即訟爭平息。反之，則矛盾激化。導致出現故意傷害他人人身或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等其他刑事案件的發生。2008年，浦北縣人民法院審結各種刑事案件155件，其中故意傷害21件、交通肇事7件、故意殺人3件、失火2件、故意毀壞財物1件、合同詐騙1件、搶劫1件、尋釁滋事1件，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合計37件，占總刑事案件的23.9%。
一、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發生的主要原因。這類案件以故意傷害和交通肇事居多。（一）、故意傷害案件發生的主要原因，自改革開放以來，分配製度的多樣化，產生了各方利益的矛盾，導致鄰里、兄弟、土地等糾紛增多，矛盾加深，經濟落後、思想道德滑坡、法制意識淡薄等諸方面的原因，兄弟妯娌間因家務瑣事搬弄是非、爭吵毆斗的增多。農閑季節常因宅基、通行、排水等引起斗毆；有時因生活往來間的磕磕碰碰的小事；互不服氣，逞好漢引起的傷害案件也佔一定比例；由於文化水平低、法制觀念淡薄、社會防範機制不健全是產生故意傷害案件增加的原因。（二）、交通肇事案件發生的主要原因。隨著交通網路發達，交通工具增多，部分駕駛人員安全意識淡薄，職業道德素質不高、導致部分事故的發生，都是由於駕駛員安全意識淡薄、違章操作、職業道德素質低下及企業安全管理不力造成的。有的駕駛員缺乏應有的駕駛技能，處理緊急情況能力差、反應遲鈍、方法不當，有的駕駛員在行駛中違章、違規，搶道佔先、超速行駛、疲勞駕駛、酒後駕車、甚至無照駕駛等，群眾交通意識不強，未能適應現代交通工具所產生的環境變化，也是發生交通肇事案件增多的一個主要原因。
二、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特點。
1、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一般有附帶民事訴訟，這種案件侵犯的客體為人身權或財產權。因為一方當事人的人身或財產權利受到侵害後，在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訴過程中，受害一方當事人會隨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因此，被告人在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也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
2、附帶民事訴訟要與刑事訴訟合並審理。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後，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
3、附帶民事訴訟與刑事案件合並審理後，不受民訴法及法釋的有關條款的限制，體現刑事優先於民事的原則。比喻，在決定普通民事案件的開庭時間必須超過答辯期限或舉證期限後才能確定，但附帶民事訴訟則不受這方面的限制。而是以刑事為主，隨著刑事的審判而一並審判。這是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主要特點。
三、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審理。
要抓好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審理，必須抓好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在閱卷過程中，必須認真審查如下幾個問題。
（1）、審查證據的合法性。即主要證據來源必須合法。如公安機關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的各種有關證據，即可作為合法有效的證據。反之，則視為無效證據。
（2）、審查主要證據是否反映案件的事實。在審理這類案件中，我們認為被害人的陳述、被告人的供述、證人證言及鑒定結論都屬主要證據，這些證據如能互相吻合，並能反映案件事實的因果關系，說明這些證據客觀真實，可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使用。反之，則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3）、審查案件的主要證據是否有疑點。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過程中，對公安機關偵查的證據確有疑點、不調查不足以認定案件的事實，審判人員可在庭前或庭後依職權收集核對證據。特別是民事訴訟當事人舉證確有困難的，審判人員應主動調取，為案件的正確裁判打下可靠基礎。
（4）、審查民事訴訟主體是否合格。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民事訴訟主體的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一般為被害人或財產被害一方的當事人，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即為刑事被告人及其他民事被告人，這些當事人的主體資格是否合格，直接關繫到案件的質量，因此，必須具體案件具體分析。在審判實踐中，我們必須堅持以刑事為主，民事為輔及不告不理的原則。但如果屬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主體不合格，可在開庭前告知其進行調整；如果共犯在逃，可先由在押被告人對被害人的經濟損失負連帶清償責任，再由在押被告人刑滿釋放後向在逃被告人另案追償；如果被害人的被害結果與其它未被起訴的同案人有關，我們一般不主動追加，以免導致刑事部份審理的過分遲延，損害刑事優先原則；如果其他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與案件事實不符，經告知後，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仍不肯變更，繼續堅持要訴的，即可依法作出判決。
（5）、審查定性是否准確。為了正確適用法律，必須做到定性准確。如果定性錯了，整個案件都將成為錯案。在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故意傷害人身一般比較容易掌握，但在故意破壞生產經營與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等案件中，有時不好區別。因此，在閱卷時，必須根據兩者的情況及其四個犯罪構成要件進行分析對比，從中確定案件的屬性。這樣，才能做到穩、准、狠打擊犯罪。在審判實踐中，對於檢察機關定性錯誤案件的操作有兩種情況。一是及時與檢察機關協商，由檢察機關撤回並改變定性後重新起訴；二是由法院開庭審理後直接改變定性。很明顯，第二種做法比較直接簡便，但實為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因此，我們認為第一種做法比較妥當，有利於保護控、辯雙方的抗辯權。
2、在開庭審理時，必須按先刑事後民事的順序進行。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審理，不是單純刑事案件的審理，而是刑事和民事兩個不同類型案件的審理。因此該類案件的特點決定了在開庭審理的順序必須先審理刑事後審理民事。比喻法官宣布開庭後，在查明當事人身份、宣布案由、宣讀起訴書、法庭訊問、舉證質證、控辯雙方的發言、辯論等都應按先刑事後民事的次序開展，把刑事優先原則作為主線，貫穿於庭審活動的始終。
3、要積極推行普通程序簡化審和簡易程序審。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絕大多數都是發生在農村，且占刑事發案總數的比例大，為了多審快結，提高辦案效率，及時懲治農村的違法犯罪，打擊鄉霸村霸，必須推行普通程序簡化審和簡易程序審，同時，也是庭審方式改革發展的方向。
4、必須抓好民事賠償方面的調解。針對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特點，這類案件多數是由民事糾紛得不到及時調整而上升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不但要承擔刑事責任，而且也要承擔民事方面的法律責任。如果被告人的違法犯罪造成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得不到及時補償，將使本來已經存在矛盾的雙方當事人雪上加霜。因此，只有抓好民事方面的調解，才能進一步改善民事當事人的對立情緒。才能有利於民事糾紛的進一步解決。要抓好民事賠償方面的調解，必須注意把握如下幾個問題：
（1）、要分清民事責任。這類案件的當事人多數文化水平比較低，法律知識少，法制觀念淡薄，這些人發生民事糾紛後，不能用「一分為二」的觀念看待自己，總是認為自己如何正確，看不到自己有過錯方面，總是把責任全部推到對方身上，狠不得把對方置於死地。一旦矛盾激化直至上升為刑事案件後，雙方的敵對情緒都比較大。針對這種情況，在調解前，先對雙方發生糾紛的事實進行簡要概括，在總結歸納的基礎上對雙方各自的問題進行分析，從中確定誰是負民事過錯的主要責任，誰負次要責任。通過審判人員以理說法，使雙方當事人明確自己的責任大小及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有利於被告人認罪服法和自動履行調解協議的義務。
（2）、要堅持合法、自願的原則。自願、合法原則是調解民事糾紛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必須貫穿調解過程的始終。根據這個原則調解所達成的協議，則具有法律的效力，受法律保護，背離這個原則調解達成的協議，是無效的、不受法律保護的協議。在民事調解中，對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出的主張必須進行考察。對符合法律規定的予以認定。沒有法律根據的不予支持。對被害一方當事人提出的人身或財產損失，依照相關法律、法規所規定的賠償范圍和標准，確定具體賠償數額，然後，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責任大小，劃定大概的賠償比例，由雙方當事人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進行協商解決。在審判實踐中，我們經常遇到民事訴訟主張大多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且請求賠償數額都較大。審判人員如果不分清民事責任的大小，劃定賠償數額的比例，任憑雙方自動協商則調解難予成立。但如能按上述方式進行調解，其成功率都比較大。比喻，去年我院審理的被告人李某某因一棵楠子樹與其胞兄爭執，李某某持刀致李某重傷，故此，被害人李某除提出醫葯費、護理費等各項損失外，還提出精神損失費10萬元，這項請求在刑事審判中本來就沒有法律根據，但被告人又不懂法，當聽到這個「天文」數字後當然感到心裡壓力很大，但如果法官在調解中能對被害人的請求依法進行取捨，被告人對其它合法請求當然就比較容易接受。因此，合法、自願原則是附帶民事訴訟進行民事調解最基本的原則。
（3）、審判人員在做好民事調解工作的基礎上，還要注意抓好經濟賠償的當庭兌現率。因為被告人及其家屬能在當庭或庭後的短期內，兌現經濟損失給被害人，一方面取得了被害人對被告人的諒解，同時，也減輕日益繁重的民事執行壓力，不斷解決「執行難」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大大減少法官辦理該類案件的工作量，加快了辦案速度。要抓好當庭兌現率，首先要掌握被告人及其家屬是否有經濟賠償能力，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在庭前注意了解情況，做到在調解時心中有數；其次要抓住被告人的家屬、親戚或朋友中的關鍵性人物加以突破，使其當庭兌現；第三，對於有能力賠償，但即時不能兌現的，刑事部份最好不要急於裁決，要給被告人及其家屬留有短期籌款期限，以利於提高賠償兌現率。如確實無法兌現，即應及時製作民事調解書，盡量減少附帶民事方面的判決。
5、在量刑時，要與被告人經濟賠償情況和被害人的過錯責任大小成正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對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明確規定，民事賠償情況可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因此，被告人的賠償情況和被害人的過錯責任的情節決定被告人的刑罰是有法律依據的。對於那些積極賠償的被告人，說明其確有悔罪表現，應兌現政策法律，從輕判處；對於那些有明顯過錯的被害人，在決定被告人的刑罰時也應得到從輕處罰。如果賠償與不賠償一個樣，被害人有無過錯責任一個樣，不但違背了立法精神，而且也損害了司法公正的原則。例如，去年我院審理的被告人黃秀錦故意傷害一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05年11月5日晚上20時許，被告人黃秀錦在其家裡聽到鄰居黃秀旺及其妻子鄭婷議論被告人以前販運木材被浦北縣林業局處罰的事情，被告人黃秀錦曾經懷疑是鄭婷通風報信，因此，被告人黃秀錦便出到門口找鄭婷理論，繼而發生口角。被害人鄧朝德正好在黃秀旺家飲酒，飲完酒，被害人鄧朝德便從黃秀旺家出來行至被告人黃秀錦家門前，參與被告人與鄭婷的口角之爭，被告人黃秀錦當即指責被害人鄧朝德也有份參與通風報信，雙方在口角過程中，被害人解下衣服，裝出要與被告人打架的樣子，被告人黃秀錦當即走進廚房拿出殺豬刀，在黑暗中朝被害人鄧朝德站的方向揮舞，被害人鄧朝德被砍中七、八刀，致被害人鄧朝德的左上肢在腕關節以上缺失，右食指指骨骨折，右中指、無名指、小指背伸肌腱斷裂，右尺骨骨折。經法醫師鑒定，被害人鄧朝德的傷已構成重傷，損傷程度達五級傷殘。法院就民事賠償部分主持調解，被告人及其家屬與被害人雙方進行協商，雙方在自願、合法的基礎上達成了和解協議，即由被告人黃秀錦家屬分三期賠償被害人鄧朝德的醫葯費等經濟損失人民幣35000元。
6、判決說理要充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多數是由人身、財產權受到侵害而引發為刑事案件，刑、民雙方的積怨都比較大。如果我們在判決時，能運用案件的主要證據，對案件的起因、經過及結果在簡單、扼要歸納的基礎上，指出由於被告人的違法犯罪，從而導致必須承擔一定的法律後果，並根據刑、民雙方當事人的過錯責任進行說理，使雙方當事人知道自己的行為究竟錯在那裡，其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究竟有多大？使案件當事人看完判決書後，從中得到相應的法制教育，有助於被告人認罪服法和改過自新。實踐中，如果我們在判決說理方面下足了功夫，案件上訴率都比較低，如果我們只求數量不求質量，不對案件加予分析說理，即使實體處理很恰當，但多數案件當事人都不能服判息訴。如在被告人吳某故意傷害一案中，發現被告人無論在公安偵查還是在檢察審查起訴階段過程中都避重就輕，只供述到過案發現場，其辯護人也作無罪辯護，但其他的證人證言中都同時證實被告人對被害人實施暴力行為。當庭審結束後，其辯護人揚言如不公正裁決即在「二審見」。但在判決理由部分充分運用幾份證人證據進行說理，並分清了雙方民事過錯責任，最後被告人吳某未有提出上訴，辯護律師也未為被告人「打抱不平」。
7、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判決書製作。在刑事審判實踐中，對於有民事判決內容的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的製作，是沒有異議的，但對於經濟賠償即時結清或已另行製作民事調解書，而單獨留下刑事判決書的首部稱謂的寫法，有兩種不同的分歧。一種意見認為，因刑事和民事案件已合並審理，刑事當事人和民事當事人已參加了訴訟，即使民事賠償已即時結清或另行製作民事調解書，但首部稱謂也應寫「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而另一種意見認為，既然民事部分不復存在，那麼只寫「刑事判決書」就可以。在實踐中，我們認為後一種意見比較恰當。因為民事部份不復存在，如果寫「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的話，民事判決只為零的判決，等於畫蛇添足，顯然失去民事判決的意義，因此，寫「刑事判決書」既客觀，也恰當。但必須在刑事判決書的事實和理由部份，簡單講明民事調解成立的經濟賠償情況，使刑事判決與民事調解或賠償情況有機地連接起來。
四、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預防。
1、加強對鄉鎮、村委、居委調解組織的建設，健全調解機構，配備足夠調解人員，把大量的、發生在農村的山林土地糾紛、債權債務糾紛、相鄰關系糾紛、婚姻家庭糾紛等化解在鄉鎮的各級調解機構。
2、各級調解組織在鄉鎮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切實負起職責，立黨為公，司法為民，積極為民排難解紛，把民間糾紛消滅在萌芽狀態。
3、中心人民法庭，必須加強對村委會、居委會調解組織的指導，選擇一至兩個調解組織作為常年的聯系點，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訓，提高調解人員的業務素質，以點帶面，逐步推廣。人民法院應把中心法庭的這項工作納入年終考評。
4、人民法院的民、商事審判庭和中心人民法庭，要深入基層，積極開發案源，爭取多辦案、快辦案、辦好案，使各種民事糾紛案件及時地，正常有序地消化，不斷減少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發生。
加強全民普法教育，提高全民守法意識。使全體人民真正懂得什麼行為屬法律允許，什麼行為屬法律不允許，什麼行為屬違法犯罪，什麼行為不屬違法犯罪，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的規范，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正確化解糾紛，使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從源頭上得到有效的控制。
參 考 文 獻
1、全國人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全國人大 1989年1月1日
2、全國人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全國人大 1997年10月1日
3、全國人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全國人大 1997年7月1日
4、劉家琛 《刑法（分則）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1》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8月
5、劉家琛 《刑法（分則）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2》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8月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82條的內容是什麼
《中華人民來共和國《刑事訴源訟法》第82條之規定尋釁滋事罪拘留幾天。 有5個類似問題。 因尋釁滋事被刑事拘留一般是3日，特殊情況可延長到7日。 尋釁滋事罪屬於公安偵查的案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九條 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後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作為一般的刑事案件，一般是3日，可以延長到7日。
9. 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的基本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這一規定確定了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由專門機關依法行使的基本原則。具體說來，這一原則包括以下基本內容：
1．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專屬性，只能由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等專門機關依法行使。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不得行使。當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條和第225條的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依法行使公安機關所享有的偵查、拘留、預審和執行逮捕的權力；監獄對於監獄內發生的刑事案件可以行使偵查權；對於軍隊內部發生的刑事案件，軍隊保衛部門也可以行使偵查權。
2．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應由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別行使，而不能相互代替和？昆淆。作為國家的治安保衛機關，公安機關負責對大多數刑事案件的偵查，並在偵查過程中享有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的權力。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享有法律監督權，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活動、法院的審判活動和執行機關的執行活動進行法律監督；檢察機關有權對其直接受理的案件進行偵查，有權對刑事案件提起公訴。作為國家的司法裁判機關，法院行使審判權，有權對刑事案件進行審理，並作出裁判。 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這一規定確立了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則。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進行刑事訴訟活動時，必須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不得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規則，更不得侵害各方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這里所說的「其他法律」，是指所有與刑事訴訟程序有關的法律，如刑法、法院組織法、法官法、檢察院組織法、檢察官法、律師法、人民警察法等。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訴訟活動中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規則的，有關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有權依法提出申訴和控告。有違反法律程序行為的機關，應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判有違反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限制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審判組織不合法以及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違法情形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61條的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刑事訴訟法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一規定確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原則。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對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進行的刑事訴訟活動加以干涉。
這一原則所強調的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集體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而不是法官、檢察官個人獨立行使職權。由於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實行不同的領導體制，因此它們獨立行使職權的主體范圍有所不同。人民法院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是監督關系，而不是領導關系。每個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各自獨立，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的監督只能通過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以及審判監督程序來進行，上級法院不能直接指示下級法院如何辦理具體案件。就每個人民法院內部而言，獨任法官和合議庭成員對一般刑事案件有獨立判決權，但是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由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與人民法院不同的是，人民檢察院的上下級之間是領導關系，全國檢察機關作為一個整體獨立行使檢察權。在刑事訴訟中，上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下級人民檢察院的辦案工作作出指示，下級人民檢察院應當服從。就每個人民檢察院內部而言，批准逮捕、提起公訴和抗訴，均由檢察長決定，重大、復雜、疑難的案件由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
盡管這一原則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作為整體獨立行使職權，但是近年來的司法改革實踐明確顯示，法官在法院的審判活動中正享有越來越大的審判權。
2．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獨立行使職權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的規定，不得實施違反法律程序和規則的行為。
3．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過程中，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接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並向其報告工作。這是由我國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 刑事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這一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都有權為自己辯護。自審查起訴階段開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審判階段，被告人符合法律規定的相關條件的，法院應當指定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
2．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6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根據這一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律師提供法律幫助，從而有效地行使辯護權。
3．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人民法院在審判程序中，應當及時告知未委託辯護人的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並在法定情形下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被告人進行辯護。在法庭審判中，人民法院應當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依法辯護行為不受干擾。當然，這一規定對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同樣適用，這兩個機關也都有義務保障被告人獲得辯護。 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在刑事訴訟中，確定被告人有罪的權利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在刑事訴訟中，審判權依法只能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審判權包括定罪權與量刑權。人民法院是惟一有權確定某人有罪和判處刑罰的機關。在刑事案件的偵查和審查起訴程序中，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和證據，可以對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訴和提起公訴，但它們對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認定，只會帶來訴訟程序意義上的效果，而不是終局的有罪判定。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決，才是國家對被告人有罪結論的權威宣告。
2．人民法院的判決必須依法作出。在刑事訴訟中要確定被告人有罪，人民法院必須按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經過開庭審理查明事實，以法律為依據作出有罪的判決，並且將其公開宣告。未經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人民法院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
我國刑事訴訟法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這一原則的精神：廢除了人民檢察院原來曾長期擁有的以免予起訴為名義的定罪權，使定罪權由法院專門行使；受到刑事追訴的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律稱為「犯罪嫌疑人」，而從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之後，則改稱為「被告人」；檢察機關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有權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合議庭經過開庭審理，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14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對於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訊問和審判時，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訴訟參與人對於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這項原則的含義是：
1．訴訟權利是訴訟參與人享有的法定權利，法律予以保護，公安司法機關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剝奪。不僅如此，公安司法機關還有義務保障訴訟參與人充分行使訴訟權利，對於刑事訴訟中妨礙訴訟參與人行使訴訟權利的各種行為，公安司法機關有義務採取措施予以制止。
2．訴訟參與人在其訴訟權利受到侵害時，有權採用法律手段依法保護自己的訴訟權利，如控告或請求公安司法機關予以制止，有關機關對於侵犯公民訴訟權利的行為應當認真查處。
3．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並不意味著訴訟參與人可以放棄其應承擔的訴訟義務。公安司法機關有義務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也有權力要求訴訟參與人履行相應的訴訟義務，否則，刑事訴訟就無法順利進行。
依法保障公民的訴訟權利，是我國刑事訴訟的一貫原則，是我國刑事訴訟民主、公正和文明的標志。只有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才能使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才能使訴訟參與人積極參加訴訟，保證刑事訴訟順利進行，保證刑事訴訟的任務和目的得以實現。同時，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還有利於促進公、檢、法機關不斷改進和完善自己的工作，從而充分行使職權，有效查處和打擊犯罪。 刑事訴訟法第15條確立了具有法定情形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原則。具體說來，法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主要有：
1．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根據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的。
2．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刑法規定了對於刑事犯罪的追訴期限：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經過5年；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的，經過10年；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15年；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20年。超過上述法定追訴時效的，一般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3．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在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決定特赦。這種特赦命令具有終止刑事追究的法律效力。
4．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以被害人提出告訴為前提。被害人沒有提出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對這類案件的追究就失去了法律基礎。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刑法實行罪責自負、反對株連的原則，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追究刑事責任已經沒有意義，因此不予追究。
6．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對於上述法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了不同的處理方式。具體說來，在立案階段，人民法院發現自訴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當不予受理。公訴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應作出不立案的決定。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當撤銷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在審判階段，對於上述第一種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以判決宣告無罪。對於其他幾種情形，一般應以裁定終止審理。不過，根據已經查明的案件事實和認定的證據材料，能夠確認已經死亡的被告人無罪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 刑事訴訟法第16條規定：對於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適用本法的規定。對於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這項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對於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適用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這里的外國人包括具有外國國籍的人、無國籍人以及國籍不明的人。我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我國司法管轄權范圍內，外國人應與中國人一樣，應遵守中國法律。當外國人的行為觸犯刑法，應當受到刑事追究時，公安司法機關應當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立案、偵查、起訴及審判活動。
2．依據國際慣例，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據外交途徑解決。依據1986年9月5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包括：外國駐中國使館的外交代表以及與他們共同生活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來中國訪問的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長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員；途經中國的外國駐第三國的外交代表和與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有中國外交簽證或者持有外交護照來中國的外交官員；經中國政府同意給予外交特權和豁免的其他來中國訪問的外國人。上述人員在中國犯罪的，不受我國法律刑事管轄，而是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解決方式可以是建議派遣國將其召回，依法予以處理；或者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令其限期出境；或者由我國政府宣布將其驅逐出境。 刑事訴訟法第7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這一規定確立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訴訟原則。
「分工負責」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應按照法律的規定各負其責，各盡其職。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負責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人民檢察院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案件的偵查和提起公訴，人民法院負責審判。分工負責要求公安司法機關在法定范圍內行使職權，既不得互相代替，也不得互相推諉。
「互相配合」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應在分工負責的基礎上互相支持和合作，互相協調，使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銜接，共同完成揭露犯罪、證實犯罪、懲罰犯罪的任務，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互相制約」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應當互相監督，互相約束，防止發生錯誤和及時糾正錯誤，正確執行法律。
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是密切相關、缺一不可的。其中，分工負責是前提，配合和制約是三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順利進行刑事訴訟的保證。貫徹這一原則，有利於保證案件的正確處理，使法律得到准確有效的執行。 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這一原則的基本內容有：
在我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有權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在刑事訴訟中，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法院的審判和執行機關的執行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這種監督貫穿於刑事訴訟活動的始終。
在立案階段，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有權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後應當立案。
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應當通知公安機關予以糾正，公安機關應當將糾正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在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對於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補充偵查。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這是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的最後一關。
在審判階段，人民檢察院在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的同時，監督法庭審理活動。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時候，應當向卜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對於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人民檢察院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
在執行階段，人民法院在交付執行死刑前，應當通知同級人民檢察院派員臨場監督。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應當將批準的決定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認為暫予監外執行不當的，有權以書面意見送交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接到人民檢察院的書面意見後，應當立即對該決定進行重新核查。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減刑、假釋的裁定不當，有權在收到裁定書副本後20日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糾正意見後1個月內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作出最終裁定。另外，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 刑事訴訟法第9條規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於不通曉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參與人，應當為他們翻譯。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雜居的地區，應當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行審訊，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布判決書、布告和其他文件。
這一原則包括以下內容：(1)各民族公民，無論當事人，還是辯護人、證人、鑒定人，都有權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進行陳述、辯論，有權使用本民族文字書寫有關訴訟文書；(2)公、檢、法機關在少數民族聚居或多民族雜居的地區，要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行偵查、起訴和審判，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布判決書、公告、布告和其他文件；(3)如果訴訟參與人不通曉當地的語言文字，公、檢、法機關有義務為其指派或聘請翻譯人員進行翻譯。
刑事訴訟是查明案件事實，適用刑法定罪量刑的過程。為保證這一過程正確而順利地進行，為保障在訴訟中不侵犯訴訟參與人，特別是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法律應保障各訴訟參與人有權了解與自己有關的訴訟活動的內容，保障被告有權知道自己所受指控，並在訴訟過程中發表意見，進行辯護。如果不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訴訟參與人就很難了解案情，無法有效行使訴訟權利。具體而言，實現這一原則具有重大的政治和訴訟意義：(1)有利於貫徹憲法規定的民族平等原則，保護各民族公民，特別是少數民族公民在刑事訴訟中享有平等的訴訟權利，進而保護他們相應的實體權利，加強民族團結和合作，促進各民族人民積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2)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和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法律允許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陳述案情，提供證據和進行辯論，有利於公、檢、法機關准確及時地查明案件真實情況，對案件作出正確處理。(3)為刑事訴訟其他原則的實現提供保障。沒有這一原則．公開審判原則、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則、辯論原則等都很難實現。(4)有利於當地群眾了解案件和訴訟情況，對群眾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從而加強公民的法制觀念，提高他們同犯罪作斗爭的積極性。 刑事訴訟法第17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可以互相請求刑事司法協助。這一規定確立了刑事司法協助的基本原則。
刑事訴訟中的司法協助，是指我國司法機關與外國司法機關之間。根據相互締結的條約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以及互惠原則，互相協助，代為進行某些刑事訴訟行為的活動。
刑事司法協助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刑事司法協助的主體是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這里的司法機關是廣義的，包括雙方法院和檢察機關。我國於1984年加入了國際刑警組織，因此我國公安機關與外國警察機關的協作通常通過國際刑警組織進行。司法部司法協助局作為我國對外進行司法協助的中央機關負責對外聯系。
2．刑事司法協助的法律依據包括我國與外國締結的條約或者協定、我國參加的載有司法協助內容的國際條約以及國際公認的互惠原則。
3．刑事司法協助的內容主要包括代為送達文書，代為調查取證，互相委託進行鑒定、勘驗、檢查、搜查和扣押，互相代為通知證人、鑒定人出庭，互相移交物證、書證等證據。另外，刑事司法協助還包括引渡這一重要的內容。所謂引渡，是指一國將當時在其境內而被他國指控犯有罪行或者判過刑的人，根據他國的請求，移送該國進行審判或者處罰的制度。我國與外國的引渡以與外國簽訂的引渡條約為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