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訴訟法第49條

1.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異同

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異同：
1、民事訴訟證據與刑事訴訟證據在內涵上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訴訟證據是指能夠證明民事案件真實情況的客觀事實材料。而新刑訴法對刑事訴訟證據的概念進行了完善,將其概念修改為「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相比而言,民事訴訟證據較注重客觀真實,而刑事訴訟證據不僅注重客觀真實,更加註重法律真實,實現了證據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更具有科學性。從外延上看,根據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我國民事訴訟證據的表現形式可以分為:當事人陳述、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和勘驗筆錄。
2、民事訴訟證據與刑事訴訟證據證明力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規定了「高度蓋然性」證明標准,即「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於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並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因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致爭議事實難以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作出裁判」。根據該條規定,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舉出相反證據且都無法否定對方證據情況下,一方當事人的證明力較大的證據支持的事實具有高度蓋然性,人民法院應當依據這一證據作出判決。相比較而言,刑事案件有著比民事案件更為嚴格的證據證明標准。
《刑事訴訟法》第195條規定「 在被告人最後陳述後,審判長宣布休庭,合議庭進行評議,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的法律規定,分別作出以下判決:(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二)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三)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第48條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上述兩條規定,就是確定我國刑事訴訟證據證明標準的法律規定,其證明標準的實質內涵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實」。
刑事案件中刑事訴訟證據須具有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這說明客觀真實性是刑事訴訟證據的本質屬性,是可予採信的重要標准。只有「查證屬實」的證據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在刑事訴訟中,無論是提供、收集、調取證據,還是審查證據,每個環節都應貫徹真實性的原則。真實性主要體現在證據的來源必須是客觀存在的,而不是主觀臆造出來的,證據的採信過程必須主觀服從客觀,防止主觀偏見,證據的審查過程必須經過復核及各單個證據之間能相互交叉印證等。與民事審判比較,在刑事審判中,尚未從立法上確立優勢證據規則。對於證據指向的待證事實,可能出現其它合理情況的證據,或者是可能產生其它合理的懷疑,該證據就不能作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據。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中,法官只能追求客觀真實,這也是「寧縱不枉、疑罪從低從無」刑事審判理念的必然要求。

2.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對舉證責任的修改是

2012年刑事訴來訟法修改，自新增了舉證責任條款，即刑事訴訟法第49條：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也就是說在公訴案件中，公訴人要向法庭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所指控的犯罪事實清楚、罪名成立，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不因不舉證而得到不利的事實認定和判決結果；在自訴案件中，由自訴人承擔舉證責任，即誰主張誰舉證，舉證不力就承擔敗訴的結果。

3. 新刑訴法修訂後，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權在哪些方面擴大了

新刑訴法從九方面規范強化法律監督:
一、辯護權的強化與檢察職能的延伸
修正後的刑訴法賦予了犯罪嫌疑人偵查期間委託律師辯護的權利，檢察機關辦理自偵案件在第一次訊問或對其採取強制措施時，應當告知其有權委託辯護人。律師偵查期間會見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應經檢察機關批准，檢察機關應事先通知看守所。會見時不被監聽。
審查起訴之日起，辯護律師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辯護人認為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罪輕的直接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調取。與此同時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檢察機關。辦理自偵案件涉嫌律師偽證，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是律師的還要及時通知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或者所屬的律師協會。
此次修改擴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圍，在偵查、起訴期間都涉及檢察機關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二、賦予了檢察機關對偵查監督的投訴處理權
新刑訴法第115條首次建立了對各種違法偵查行為的投訴處理機制，其中規定人民檢察院為申訴或控告的處理機關，以及其他條文規定的檢察機關排除非法證據的環節，這都是對偵查監督程序的進一步賦權與完善。此外還增加規定了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進行監督的職責。
三、細化逮捕條件、完善批捕審查程序、建立羈押定期審查機制
新刑訴法第79條細化且降低了逮捕條件，除明確「社會危險性」條件的具體情形外，增加規定了應當逮捕的情形。同時為進一步體現對剝奪公民自由權的審慎，參照近年來檢察機關的自身實踐探索經驗，完善了審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即規定了「必須」訊問犯罪嫌疑人的具體情形，包括對逮捕條件有疑問、嫌疑人要求當面陳述、偵查活動可能有重大違法行為的，且規定了聽取律師意見的環節。
此外新刑訴法第93條創設了逮捕後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定期審查機制，雖然何為「定期」、如何審查等具體規定並未在法律中加以明確，但這一新制度已經為檢察機關繼續探索羈押必要性審查機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中對於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如何理解這一規定?筆者認為審查中的檢察機關不能直接決定釋放或變更，只能建議逮捕措施的提請機關或決定機關予以釋放或變更，這樣體現了訴訟職能和訴訟監督職能分離，利於辦案部門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作出相應的決定。
四、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完善
偵查章修改的主要意圖有二:一是完善各項偵查手段、提高打擊犯罪的能力;二是增強偵查訊問程序的規范性，嚴防刑訊逼供。
從前一方面來看，新刑事訴訟法延長了傳喚、拘傳的時間、新設了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增加了詢問證人的地點、增加了強制采樣作為人身檢查的一個子類、擴充了「查凍扣」的對象范圍;特別是授予了檢察機關辦理自偵案件過程中決定採取技偵手段的權力(但無執行權)，這些都有助於解決長期以來自偵案件偵查手段受限的實際困難。
從另一方面來看，嚴格規范偵查訊問程序的相關修改也給自偵案件的辦理帶來新的挑戰:拘留或逮捕後應當立即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訊問必須在看守所內進行等，這些規定都對自偵部門偵查訊問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證據制度中的職權變化
新刑訴法第49條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從而明確了檢察機關公訴案件的舉證責任。
非法證據排除與檢察機關關系亦極為密切。在偵查、審查起訴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依法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的依據。另外賦予了對非法證據的調查核實權。非法證據的庭審調查由檢察機關承擔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明責任，證明的手段應結合「兩個證據規定」的內容。
第62條規定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毒品犯罪四種案件的證人保護，在該條條文之後還有「等」字，對於檢察機關而言，所要予以重點探討的是在查辦職務犯罪中哪些案件、什麼情形需要證人保護，以及如何保護的問題。
六、公訴制度的修改
公訴程序主要有兩點修改，一是把沒有犯罪事實作為法定不起訴的情形之一，兩次補充偵查仍然證據不足，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二是提起公訴須將案件材料、證據材料移送法院。
七、審判程序的調整對公訴職能的行使提出新挑戰
新刑訴法將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擴大至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認罪的案件，同時為保持合理的訴訟結構，要求檢察官在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公訴案件中應當一律到庭支持公訴;在一審程序中還增加規定了「與量刑有關的程序」，即「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公訴部門應當總結前期量刑程序改革中的相關經驗，做好量刑建議、量刑辯論的相關工作;二審程序明確了「應當開庭」的范圍，特別是對於被告人一方對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也應開庭審理，這一變動將增加上級人民檢察院出席二審法庭的工作量;對於死刑復核，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也強化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監督職責，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也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這是死刑復核程序提出的新挑戰，最高人民檢察院應當繼續探索有效表達監督意見、強化監督效果的路徑，以更好地履行新法所賦予的職責。此外，新刑事訴訟法還強化了檢察機關對再審案件的參與，規定對於開庭審理的再審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庭。
八、加強對執行活動的監督
新刑訴法主要強調了對暫予監外執行以及減刑、假釋的監督。就對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而言，以往只有在有關機關作出決定之後，才將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抄送檢察機關，這是一種事後的監督方式。此次刑訴法修改加強了監督的力度，要求監獄、看守所提出暫予監外執行的意見的，應當同時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批准或者決定機關提出書面意見。這就將人民檢察院的監督由事後監督擴展到了事中監督。與檢察機關對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相同，新刑訴法要求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進行事中監督，執行機關提起減刑、假釋的，應當將建議書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意見。
九、特別程序中增加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新內容
新增特別程序一編是此次刑事訴訟法體例上的重大調整，四項特別程序均與檢察權的行使息息相關，比如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中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對強制醫療程序的參與與監督等都是新增的賦權規定。檢察機關需要釐清自己在這些特別程序中的角色、定位、職權和職能，特別是沒收程序與強制醫療程序過去實踐中沒有經驗基礎，立法中寫的又比較寬泛，需要檢察機關完善司法解釋、探索實施經驗

4. 刑事訴訟法修改了什麼

一、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得到有效保障
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辯護權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規定。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查起訴、審判階段可以委託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只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考慮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均享有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時，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
同時增加一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這樣修改，進一步明確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法律地位，有利於更好地發揮律師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師會見閱卷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師法》的相關規定，完善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加強了對律師依法履行職責的保障。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在偵查階段，對於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和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經偵查機關批准。修訂後的《律師法》作了不同的規定，規定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並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這就解決了刑訴法與律師法的銜接問題，保證了法律和司法的統一，同時,也解決了偵查工作中實際存在的問題。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在審判階段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修訂後的律師法擴大了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的范圍。

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

三、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法律監督
為了進一步發揮法律監督機關的監督職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新《刑事訴訟法》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監督。
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於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

1、採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

2、應當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不退還的；

3、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物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

4、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不解除的；

5、貪污、挪用、私分、調換、違反規定使用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的。

受理申訴或者控告的機關應當及時處理。對處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四、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證據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木製度，對於保證案件質量，正確定罪量刑具有關鍵作用。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同時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作了規定。為從制度上進一步遏制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後，增加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同時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並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調查程序。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五、規范了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對於核實證據、查明案情、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證人、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而不出庭的問題比較突出,影響審判的公正性，需要進一步予以具體的規范。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的, 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 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同時,規定強制出庭制度,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准，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慮到強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進行指證,不利於家庭關系的維系，因此，規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訴訟法》還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司法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在實踐中,對證人、鑒定人的保護，一方面可以通過對打擊報復行為追究責任來實現,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的保護力度。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採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採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人身和住宅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增加規定,偵查人員詢問證人，可以在現場進行，也可以到證人所在單位、住所或者證人提出的地點進行。
上述規定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的保護力度，不僅是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對於打擊犯罪也具有重要意義。

六、擴大了法律援助適用范圍
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擴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范圍。
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聾、啞、盲人的，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法律援助機構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訴訟法將這個法律援助的范圍擴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也要通知法律援助機構，為其提供辯護。這項規定將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這些修改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和其他權利，發揮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據。

七、適當調整了簡易程序適用范圍
為更好地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實行案件的繁簡分流，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區別案件的不同情況,適當調整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對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公訴案件和對自訴案件的簡易程序。根據司法實踐的需要,新刑事訴訟法將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范圍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還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簡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

八、修改完善了二審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同時，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性規定。
對於第二審程序，為保證案件的公正處理,新刑事訴訟法明確了二審開庭的案件范圍,增加規定,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於下列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其他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同時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決定不開庭審理的，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為避免反復發回重審,新刑事訴訟法完善發回重審制度,增加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於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上訴不加刑是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原則。但實踐中存在通過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重審，由下級人民法院在重審中加刑,規避上訴不加刑原則的情況,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對發回重審不得加重刑罰作出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人民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

九、完善了刑罰執行程序
刑罰執行程序是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規范。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暫予監外執行規定，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
嚴格規范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是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罪犯在監獄外執行刑罰的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進一步嚴格規范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批准和及時收監的程序，為防止罪犯利用這一制度逃避刑罰，並增加規定：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其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監獄、看守所提出減刑、假釋建議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同時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機關提出書面意見。

5. 刑訴法新修改的強制措施有哪些

2012年3月14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獲得人大通過。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訴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於2013年1月1日起施行。這次修改內容很多,主要有以下九個方面：
一、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得到有效保障
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辯護權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規定。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九十六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查起訴、審判階段可以委託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只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考慮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均享有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時,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
同時增加一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這樣修改，進一步明確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法律地位，有利於更好地發揮律師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師會見閱卷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師法》的相關規定,完善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加強了對律師依法履行職責的保障。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在偵查階段,對於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和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經偵查機關批准。修訂後的《律師法》作了不同的規定,規定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並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這就解決了刑訴法與律師法的銜接問題,保證了法律和司法的統一,同時,也解決了偵查工作中實際存在的問題。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在審判階段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修訂後的律師法擴大了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的范圍。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
三、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法律監督
為了進一步發揮法律監督機關的監督職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新刑事訴訟法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監督。
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於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一)採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二)應當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不退還的;(三)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物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四)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不解除的;(五)貪污、挪用、私分、調換、違反規定使用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的。受理申訴或者控告的機關應當及時處理。對處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四、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證據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木製度，對於保證案件質量，正確定罪量刑具有關鍵作用。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同時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作了規定。為從制度上進一步遏制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後,增加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同時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並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調查程序。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五、規范了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對於核實證據、查明案情、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證人、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而不出庭的問題比較突出,影響審判的公正性,需要進一步予以具體的規范。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的, 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 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同時,規定強制出庭制度,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准，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慮到強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進行指證,不利於家庭關系的維系,因此,規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訴訟法還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司法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在實踐中,對證人、鑒定人的保護,一方面可以通過對打擊報復行為追究責任來實現,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的保護力度。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採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採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人身和住宅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增加規定,偵查人員詢問證人，可以在現場進行，也可以到證人所在單位、住所或者證人提出的地點進行。
上述規定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的保護力度，不僅是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對於打擊犯罪也具有重要意義。
六、擴大了法律援助適用范圍
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擴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范圍。
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聾、啞、盲人的，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法律援助機構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訴訟法將這個法律援助的范圍擴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也要通知法律援助機構，為其提供辯護。這項規定將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這些修改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和其他權利，發揮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據。
七、適當調整了簡易程序適用范圍
為更好地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實行案件的繁簡分流，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區別案件的不同情況,適當調整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對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公訴案件和對自訴案件的簡易程序。根據司法實踐的需要,新刑事訴訟法將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范圍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還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簡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
八、修改完善了二審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同時，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性規定。
對於第二審程序,為保證案件的公正處理,新刑事訴訟法明確了二審開庭的案件范圍,增加規定,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於下列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其他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同時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決定不開庭審理的，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為避免反復發回重審,新刑事訴訟法完善發回重審制度,增加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於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上訴不加刑是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原則。但實踐中存在通過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重審,由下級人民法院在重審中加刑,規避上訴不加刑原則的情況,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對發回重審不得加重刑罰作出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人民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
九、完善了刑罰執行程序
刑罰執行程序是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規范。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暫予監外執行規定，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
嚴格規范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是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罪犯在監獄外執行刑罰的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進一步嚴格規范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批准和及時收監的程序，為防止罪犯利用這一制度逃避刑罰，並增加規定：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其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監獄、看守所提出減刑、假釋建議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同時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機關提出書面意見。
《刑事訴訟法》以懲罰犯罪和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為目的，不僅涉及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和諧，更關繫到公民基本人權如自由、榮譽、財產甚至生命等重大權益。隨著中國法制的不斷健全和完善，這部「生命大法」將會越來越先進，越來越成熟。

6. 怎樣規定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

《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專自訴案件中被屬告人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
第一，在簡易程序中，由於新法第210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因此，公訴人在簡易程序中承擔的不僅僅是法律監督職能，而是扮演支持公訴和監督訴訟的雙重角色，新法第49條當然適用於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
第二，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新法第57條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該條與第49條的立法精神一致，在實體性事項審理程序和程序性事項審理程序中，都應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舉證責任。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人民檢察院可以採取提供訊問筆錄、訊問時的錄音錄像以及體檢記錄等證明手段。
第三，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在特別程序中的舉證責任。

7. 關於刑訴法的有關問題

既然在案件中充當證人角色
當然在鑒定時後就得迴避
這和A單位警察甲被襲警 警察A為被侵害人 由B單位警察乙來主辦案件一個道理
A單位的任何人都得迴避

本人的想法 不對請指正

8. 中華人民共和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

訴訟法有三部：

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不得接受當事人及內其委託的人容的請客送禮，不得違反規定會見當事人及其委託的人。
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違反前款規定的，應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要求他們迴避。

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因鐵路、公路、水上和航空事故請求損害賠償提起的訴訟，由事故發生地或者車輛、船舶最先到達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九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同被訴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但沒有提起訴訟，或者同案件處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可以作為第三人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參加訴訟。
人民法院判決第三人承擔義務或者減損第三人權益的，第三人有權依法提起上訴。

9. 如何看待證人證言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

一、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之一，證人證言歷來受到廣泛重視。一個自然人，根據自己的感覺器官對案件客觀情況的感知程度所作的真實陳述，不同於其它刑事證據，具有不可選擇性。由於感知是證言形成的基礎，只有親自感知了案件事實的人才能成為證人，因此就某一具體案件而言，證人都是特定的。①作為不可替代的證據，證人在刑事訴訟中不但可以幫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實情況，還對刑事審判程序的公正有著重要意義。1996年全國人大對我國刑事訴訟法進行了重大修改，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庭審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強化了控辯雙方在庭審中的作用，調動了控辯雙方在庭審活動中的積極性。從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的司法實踐來看，新的庭審方式在推行中最突出的、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可以說就是證人出庭作證問題。突出表現為證人不願作證、不敢作證；既使提供了證詞，也不願或不敢出庭作證。據《檢察日報》的調查，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長春市二道區檢察院1997年共審查起訴185件258人，有證人出庭的僅8件。1998年該檢察院共起訴197件277人，有證人出庭作證的僅11件。這種狀況的形成，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有社會文化背景、經濟因素的影響，也有心理作用，但筆者認為最為關鍵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陷，證人的法律制度不夠健全。
二、我國證人制度的現行立法
目前，我國並無關於證據制度的專門立法，有關證人作證的規定散見於刑事訴訟法的各個章節和相關法律文件之中。概括起來，主要有：
（1）證人資格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2）證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的規定
1、 證人訴訟權利
（1）證人有權按照自己知道的案件情況提供證言，不受任何機關、團體、單位和個人的干涉。《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並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2）證人有權要求司法機關保障自身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刑法》對上述行為也規定了相應的罪名，即第306條妨害作證罪、第308條打擊報復證人罪等。
（3）證人有權向司法機關要求補償因到案作證所支出的費用，以及所減少的勞動收入。
（4）未成年證人的特殊保護。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8條專門規定，詢問不滿18歲的未成年證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
此外，《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證人在偵查期間有權要求對自己的姓名保密和在整個訴訟階段對自己報案、舉報的行為保密，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作證的權利，有在開庭前三日內獲得出庭通知的權利，以及開庭後查驗、核對自己證言的法庭筆錄的權利等。
2、證人訴訟義務
（1）證人有作證的義務。《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2）證人有向司法人員如實陳述和回答所題問題的義務，即證人如實作證的義務。證人不僅有作證的義務，而且必須如實提供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此外，還規定了證人有義務保守司法機關向其詢問的情況以及他所稱述內容的秘密，不得向無關人員泄露以及遵守法律秩序等義務。
3、 證人證言效力的確認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言並且經過查實後,才能作為定案根據。」也就是說，證人證言要得到法院的採信，必須經過當庭質證。
4、證人不出庭作證條件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42條規定：「未成年人、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其證言對案件的審判不起直接作用的和有其他原因的情形下，經人民法院准許，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
三、現行法律證人制度分析
我國關於證人的立法，雖然對證人資格、權利及保障、義務及責任等都作了規定，初步形成了證人制度的輪廓，但是規定極為粗略，條文過於原則，不利於實踐操作的弊端顯而易見。
（一）證人權利、義務規定的缺陷。《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由此，可以看出作證是證人的一項義務。權利和義務相一致，是法學基本原理。因此，證人履行作證的義務總是與其作證應享有的權利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法律義務的履行又總是與不履行義務的法律制裁聯系在一起的。但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和對不履行作證義務的法律制裁，與證人承擔的作證義務相比是不對等的。具體表現在：
1、證人權利保障的缺陷，即證人保護上的缺陷。
（1）對證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缺乏具體的保護措施，沒有相應的保護運行機制。證人依法履行作證義務，受到法律的保護，任何人都不能對其阻撓、侵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在對證人的人身權利保障方面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從上文可以看出第49條規定了事後對傷害證人的行為實施懲罰，我國刑法對此類行為也規定了相應的罪名。但是，這些規定一般只限於對證人事後的保護，即證人在遭到不法侵害後司法機關才追究行為人的責任，由於缺乏相關的保護運行機制，且未規定對證人事前預防性保護措施，證人的人身安全往往難以落實。對證人的財產也缺乏保護。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內容不僅應包括人身權利的保護，而且還應包括對財產權利的保護。目前此方面無相應規定。
（2）未規定作證的經濟補償。證人到指定地點提供證詞或出庭作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失，如花費的交通費、住宿費以及誤工費，對此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均未確定是否應當補償、由誰負責補償以及如何補償等。
（3）證人的特殊保護是空白。如證人對於與案件無關的問題，是否有權拒絕回答沒有明確規定。至於國際上較為普遍的證人拒證權，反對自我歸罪特權等，毫無涉及。
2、對證人不履行作證義務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
既然證人作證是法律規定的義務，那麼如果證人不履行這一義務，就應當加以適當的法律制裁。刑法設立了偽證罪，但無法約束拒不作證行為。雖然《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隱匿罪證的，應當依法處理。《刑法》第305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的、隱匿罪證的，以偽證罪論處。但對拒絕作證的情況，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都沒有規定製裁措施。目前，我國刑法只對特定案件中拒絕提供證言規定了的法律責任。刑法第311條規定：「明知他人有間諜犯罪行為，在國家安全機關向其調查有關情況、收集有關證據時，拒絕提供，情節嚴重，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規定只適用間諜案，且是在偵查階段證人拒證的情況，所以對確保證人提供證詞或出庭作證的作用有限。對證人拒不配合，無法律規范約束，這顯然是立法上的一個缺陷。以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為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規定："必要時，也可以通知證人到人民檢察院提供證言"。同時刑事訴訟法第142條作出規定：「對證人，不得採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獲取證言。」但由於缺少對證人相應的制裁措施，偵查機關對證人拒不配合的各種行為，毫無對策。偵查機關能否用何種措施使該證人到案，法律無明文規定。故雖然條款的規定約束了證人，而實則無具體條文規定給予保障。
可以說，立法上對證人作證行為的性質採用雙重標准，對證人作證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又不對等，使得證人制度明顯的存在缺陷，並導致這種缺陷成為司法實踐的一大難題。
（二）立法相互矛盾，導致證人出庭具有可選擇性。司法實踐中證人制度出現的最大問題體現在證人不出庭作證、拒絕出庭作證，證人在庭前的陳述在法庭審理中大量使用，導致控辯雙方的質證難以展開，法官難以證人當庭的證言來直接審查證言的真偽。刑事訴訟法第47條和第48條雖然都規定了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但無論是實體規則還是實施規定，都存在互相矛盾之處。
從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41條第1款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已經確立出庭作證是證人的義務。但是刑事訴訟法第157條又規定：「公訴人、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筆者對此條的理解是，證人可以不出庭,其證言只要經過公訴人或辯護人宣讀,審判人員在聽取公訴人及訴訟參與人的意見後,仍可作為定案的證據。也就是人民法院《解釋》第58條的規定：「未出庭證人的證言宣讀後經當庭查證屬實後，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人民檢察院《規則》第337條第2款也規定了：「對於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公訴人應當當庭宣讀。」這樣，相關規定證人也可以不出庭。這種立法上的矛盾使證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證詞與公訴人、訴訟參與人宣讀的證人證言具有同樣的效力,均可作為法庭採納的證據。因此在庭審過程中,司法人員往往擇易避難,以書面證言、詢問筆錄代替證人出庭作證,以宣讀證言代替出庭質證。所以，有的學者指出「由於我國沒有嚴格確立直接言詞原則，對於證人不出庭作證的行為，在證據效果上沒有體現。換言之，證人庭審前的陳述在證人不出庭的情況下可以直接採信。因此，檢控方也缺乏傳喚證人出庭作證的動力。」② 「這無疑是導致證人不出庭在我國成了司法實踐的痼疾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矛盾直接限制了有關法律規定的有效運行。」③
四、證人制度的立法完善
當然，目前我國證人制度存在的問題除了立法上的原因還有證人自身的觀念上、司法辦案人員的態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徹底解決證人制度上的問題，絕非易事。除了要加強法制宣傳，增強證人的作證意識和提高司法人員辦案水平外，關鍵的是要解決法律規范的完善問題，也就是從立法上完善證人制度，制定專門的證人作證法規或規則，對證人的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
首先，應明確規定言詞原則，即審判長必須依據在開庭審理時經口頭陳述、口頭辯論的事實作出判決。二是平衡證人的權利和義務。給予證人與義務對等的權利和充分的尊重。三是設置證人不出庭的制裁措施。對負有法定出庭義務的證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的，經教育後仍不履行義務的可以根據其情節的輕重，採取如拘傳、罰款、拘留等措施。四是規范證人作證的程序。法律應明確規定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提供的證人，都應由法院負責保證證人到庭，改出庭通知為傳票方式傳喚證人出庭作證。五是應加強對證人的保護，明確對證人的經濟補償。目前，對證人的保護只有原則規定，沒有具體措施，且這種保護只是一種事後制裁，因此法律應具體規定對證人採取預防性的保護措施。另外，還應明確規定證人出庭的經濟補償權和具體經濟補償項目。
要完善刑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就必須綜合我國當前的法制環境和司法實踐，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既有實體法上的也有程序法上的制度。對於這一問題的解決，學界進行了詳盡的探討，筆者在這里就不進行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