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行政法解讀
⑴ <秋菊打官司>與行政法有什麼關聯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情節很簡單，核心的意思就是一個農村婦女向村長要一個說法的故事。影片里偷偷拍攝的農村生活場景，給予影片無比強烈的真實感。影片同時把秋菊的個性表現的淋漓盡致，一種堅強、朴實的人物鮮活的呈現出來。而鞏俐也因為演出秋菊一角獲得威尼斯最佳女演員獎。影片也對農村生活狀態和人物關系以及倫理進行了真實的表現。這種真實因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視角受到影響和質疑。作為一部影片，無論從社會角度還是生活角度，《秋菊打官司》簡單直接的表達了人對自我權益的覺醒。
人們通常所說的打官司是指在人民法院進行訴訟。人民法院和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為了解決某一案件所進行的全部活動也就是所謂打官司的全部內容。其中，起訴、審判和執行是進行訴訟即打官司的三個最基本的階段。
根據我國人民法院職責范圍以及案件性質，我們又可以把訴訟劃分為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三種。行政訴訟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或法律授權的組織因其職權行為而引發行政爭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解決這種爭議訴到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對該職權行為進行司法審查，對其是否正當、合法作出判定，以解決行政爭議的一種訴訟活動。人們俗稱為「民告官」，也叫打行政官司。
「官司」一詞是民間從古到今的通俗說法。「官」和「司」舊時本意都指「官方」、「官府」、「官吏」、「掌管」等意思，因而，發生利害沖突的雙方到官府或官員那裡去請求裁決是非，官府或官員根據查明的事實作出裁斷的整個活動，民間就稱之為「官司」。而對於發生利害沖突的雙方來說，他們到官府或長官那裡去告狀，請求裁決是非，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的活動，或者因為被人告到官府或者長官那裡同對方爭論辯白，以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的活動，則被稱為打官司。「官司」 和「打官司」這種說法至今在民間仍很普遍，有些地方甚至還把受剝奪自由的刑罰處罰說成是「吃官司」。「官司」或「打官司」用法律術語和語言來表示就叫訴訟。當然這只是指打到司法機關去的那一部分官司，打到其他機關或某個領導那裡去的官司就不能稱之為訴訟。今日所稱打官司或訴訟，在我國是指公安機關（包括國家安全機關，下同）、 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和當事人以及其他有關的人依照法律為解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或解決權利義務糾紛、明確權利義務關系所進行的一切活動。訴訟的構成有這樣一些要素： 一是要有法院參加。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行使審判權。法院以外的機關、組織或個人裁決爭議，都不是訴訟，不具有訴訟的效力。通常情況下，沒有法院的參加就不構成訴訟。有些刑事案件雖然並不到法院，到檢察院那裡訴訟就結束了， 這種情形，並不是完整的訴訟過程，而是具備某種條件時訴訟的提前結束。二是要有控告方和被告方的同時參加。僅有告狀指控的一方，沒有被指控的對象，或者只有被控的一方，沒有指控的一方，法院不可能立案審理，因而也不構成訴訟。 三是要有通過起訴訟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在法律上稱之為訴訟請求，即原告起訴時提出的請求。比如，檢察機關起訴時必須向法院提出對被告人定罪判 刑的請求，民事案件中原告也會提出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等方面的請求。沒有訴訟請求，訴訟無法構成，也毫無實際意義。
⑵ <<秋菊打官司>>中關於行政法的幾個問題．
1屬於行政處罰性質；因為村長打人觸犯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公安局有權對這種糾紛進行行版政處權理，但這種行政處罰行為不是終局性的，所以秋菊可以對這種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訴訟。
2有法律拘束力，但不可以由村長帶交，要有公安局送達。
3不是的 可以口頭向公安機關報案 甚至起訴都可以口頭
4可以，可以進行行政復議，行政處罰法有規定對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提出行政復議或起訴
5合適 性質復議是到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但可以通過原行政機關提出。
6對，對復議不服，可尋求司法救濟。
7有權，委託合法
8這里其實是出現了新的證據，法院可以發回重審 也可撤消原判 作出新判決
9此時村長是犯罪嫌疑人 當然可以拘捕
⑶ 《秋菊打官司》中的法律問題
根據該電影的故事情節，秋菊當時打的是行政訴訟，被告是公安機關，理由是被告不作為，即違法不處理該村長。最後是秋菊勝訴，公安根據法院判決履行法定職責，對村長進行治安處罰。
根據《行政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法院不能判決行政機關做何種處理決定。而根據當時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和現在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公安機關也都不能要求被處罰人向受害人道歉認錯。
所以，只有在村長自己認識到錯誤時，自行向受害人及其家屬道歉認錯。
⑷ 秋菊打官司 劇情介紹 結局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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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如何看待《秋菊打官司》這部作品
這部影片最出彩的鏡頭，莫過於影片開頭，在熙熙攘攘的市井大潮中，秋菊和妹妹，若無其事一般出現在觀眾面前。一口純正的西府官話，更為影片增色不少。我固執的相信：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只有在西北這片土地上上演，才具有真實性。否則，純屬虛構。就像人們無法想像這種場面：讓一個精明的上海人沿街叫賣，讓一個標致的廣州靚仔破口大罵。只有典型的西北大環境中，才會產生秋菊這個典型人物。秋菊，是屬於西北荒原的女兒。她穿著大紅衣服，家裡的牆壁上，還掛著好多紅辣椒。或多或少，總能夠給觀眾傳達出一種信念。這種信念，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部影片中，也留下了眾多的懸念。最吊人胃口的懸念，莫過於在秋菊小孩滿月的時刻，全村人喜氣洋洋的喝喜酒，正在家裡刮鬍子的村長王善堂，卻被公安機關依法逮捕了。沖突，一下子發展到了頂峰。當刺耳的警車鈴聲，打破這個世外桃源一般的傳統型村莊的時候，被逮捕的，不僅僅只是村長王善堂本人，還有千百年來底層群眾的習慣性順從神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村長犯法了，也會蹲班房。茭白的道德，抵不住黑洞洞的法律槍口。情與法的沖突，愛與恨的矛盾，在冰天雪地的西北荒原上，就這樣寂靜上演，又這樣荒誕謝幕。將《秋菊打官司》放在20多年後的今天，它仍然具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在大老虎小蒼蠅層出不窮的今天，筆者甚至感覺：王善堂式的村長，都是不可多得的正面典型。至少人家公私分明，也沒有招權納賄的嫌疑，更沒有結黨營私的把柄。在明明知道秋菊要上訪的情況下，沒有給人家穿小鞋、打黑槍。因此，村長，還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
《秋菊打官司》，常讀常新。它是根據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改編的。張藝謀正是號准了脈，才對症下葯的。
⑹ 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的行政訴訟法適用問題。
一，行政訴訟法第十三條規定：＂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行政案件＂。第二＋五條規定：＂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為被告＂ 。縣級人民法院是基層人民法院，其上級是市中級人民法院。
二，秋菊應當在縣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被告是縣公安局。因為市公安局對秋菊的復議申請，作出的是維持決定，故縣公安局應為行政被告。
三，如果復議後，市公安局改變了縣公安局的行政決定，但當事人仍然不服的，可向市公安局所在地的基層法院起訴，被告是市公安局。
四，不受基層法院管轄審理的案件有如下三種情況：
1，發明專利權丶海關處理的案件；
2，對國務院各部門丶省丶自治區丶直轄市政疛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
3，本轄區內重大丶復雜的案件；
除上述情況之外，所有的第一審行政訴訟案件，均由縣級人民法院受理。
⑺ 請問秋菊打官司的過程是什麼啊 詳細具體的
電影《秋菊打官司》一直是一個法律人熱議的話題。在電影中，秋菊的丈夫因糾紛被村長踢傷，協商不成，秋菊便先後到縣公安局和市公安局告狀，但是都敗訴了，秋菊不服，最後決定向人民法院起訴。除夕之夜，秋菊難產。村長和村民連夜踏雪冒寒送秋菊上醫院。秋菊順利地產下了一個男嬰，秋菊與家人對村長感激萬分，官司也不再提了。可當秋菊家慶賀孩子滿月時，傳來市法院的判決，村長被拘留。 關於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法律界已有很多有益的解讀，引申出很多法律、社會方面的啟示。有人可以從中解讀出「為權利而斗爭」的意味，也有人從中解讀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對法律的不同理解。但是一些民眾對於秋菊為什麼打官司不能理解。有人認為秋菊小題大作，過度強調自身的權利，幹了一件自討苦吃的事。雖然打贏了官司，但埋下了怨恨，其實是得不償失的。蘇力教授在其「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Qiuju』s Puzzle and Grandpa Shangang』s Tragedy）一文中提出，秋菊歷經千辛萬苦所追求的，不過是一個「說法」而已。在村長幫秋菊度過「難產關」之後，秋菊和村長之間的矛盾已經化解。但村長最後被派出所抓走並按照法律方式加以處置，不符合秋菊的本意。所以，在這個案件中，秋菊討說法的做法，導致法律扭曲了原有的鄉村習俗，並沒有真正實現社會的秩序。蘇力教授的觀點雖然不無道理，但我對這一故事持不同的看法。 誠然，法律誕生於特定的民族文化傳統，但一個國家的習慣並非都是合理的，法律也不能完全迎合陳規陋習。盡管現存的大量社會習俗具有很多的合理性，反映了人們的生活經驗，但畢竟傳統的習慣未必能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未必與現代生活方式相吻合。例如，在解放初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當時的習俗和傳統，但政府在當時率然採取了與此相反的政策，主張婚姻自由。實踐證明，一些陋俗是可以通過法制建設加以改變的，且此種改變能夠增進人民的普遍福利。這種具有時代氣息的作法，改變了千百萬婦女的命運。應當看到，大量的鄉村習俗今天仍然得到人們的認可與遵守，也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道德規則，其中很多規則已經上升為法律規則，但不能因此認為所有鄉村習俗都不能進行任何的改變，對一些體現封建思想意識的、違反現代法律精神的陳規陋習，法律不能予以承認。例如，個別地方的習慣不允許寡婦改嫁、允許買賣婚姻、對宗族械鬥者予以獎勵、對違反族規者實行肉體懲罰甚至加以殺害等，都是法律應當予以糾正的。社會在發展，傳統習俗也要與時俱進。今天的法制建設在面臨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原有的習俗即使流傳已久，但其也要符合現有的法律和道德觀念，而不能要求法律和道德必須符合所有的習俗。 法律制度的建設應當具有前瞻性，應當引導人們向現代化的、具有時代氣息的方向發展。為此，我們要區分哪些習俗是合理的，哪些習俗是不合理的。回到「秋菊打官司」電影中來，我們需要討論的是，「討說法」是我們應當提倡的，還是限制的。眾所周知，法律規則不同於道德習俗，法律是經過深思熟慮形成的社會規范，其與道德規范相比，蘊含了更科學的增進人們整體福利的智慧。如果法律得到嚴格的執行，法律所體現的此種集體智慧才能夠獲得實現。法律制度設計時，討論者所關注的對象不能僅限於實際發生的個案，而應當關注特定規則對潛在行為人的行為誘導功能，即該規則對人們產生的整體效果。在秋菊打官司一案中，法律對故意傷害他人人身者給予行政或者刑事處罰，有助於預防潛在的危害行為，預防其他村長的危害行為。如果每個人在自己權利遭受侵害之後都採取忍氣吞聲、息事寧人的辦法，不積極主張自己的權利，那麼違法行為也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違法者也不能受到應有的制裁。相反，只有當權利人積極地主張自己的權利，才能夠讓那些潛在的損害行為人意識到損害他人的行為的後果，進而更好地發揮法律的預防作用。 「討說法」其實體現的是現代法治所提倡的「為權利而斗爭」的理念。耶林早在1872年就撰寫了《為權利而斗爭》一文，被西方社會普遍接受和廣為贊賞。其在文中指出，「法律的目的是和平，但達到目的的手段則為斗爭」。個人堅決主張自己的權利，是法律能夠發揮效力的基礎。主張權利就是捍衛法律，也是捍衛個人的人格尊嚴。耶林曾經舉例說，英國人願意為了一便士而付出十倍以上的金錢在法庭與人對簿公堂，這種斗爭精神，在國內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實現，在國際上有助於提高和維護國家的聲望。在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對於猶太商人夏洛克要求安東尼奧在不能按期還款時，按約定割掉安東尼奧一磅肉的主張，耶林盡管在道德層面持否定態度，但在法律層面，他認為這也是一種「為權利而斗爭」的體現。這種觀念在西方社會已經根深蒂固，不受中國語境下的「親情」、「人情」等因素的左右。即便在朋友之間發生權利沖突而走上法庭，法庭在裁判後各方往往可以做到自願接受，並可繼續往來，朋友相待。敗訴者並不認為這是一種莫大的「恥辱」。在中國，情形則有所不同。如儒家經典倡導「和為貴」的無訟思想，深刻影響人們的觀念。在儒家看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此傳統文化不主張對簿公堂，即使「有理」，也往往不訴諸法庭，因為可能即使贏了官司，也傷了和氣。俗話說「一場官司十年仇」、「餓死不做賊，冤死不告狀」就反映這種認識。應當看到，法律的解決方案過分注重形式與程序，常常成本過高，另外也不能「治本」，終極地化解人們之間的矛盾。另外，堅持所有糾紛都通過法律這一正式渠道加以解決，在我國人口眾多、城市規模巨大的背景下，也不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充分肯定傳統文化中有益的一面，充分發揮傳統的、多元的糾紛解決機制的作用，制定綜合的糾紛解決方案。但是如果公民在權利受到侵害後都採取息事寧人、忍讓、妥協以及和稀泥等方法解決，未必能夠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在「秋菊打官司」電影中，如果村長踢人的行為不受到應有的懲罰，不僅不利於遏制故意傷人的違法行為，甚至會助長此類行為，更不可能給其他人一種警示，相反，可能給同村人提供一種不正確的指引，即踢人可以通過花錢解決，可能助長其他人從事類似行為，則村子的和諧根本無法實現。即便秋菊和村長之間和諧相處，並不完全等同於一村的村民都能夠和諧，一旦規矩被破壞，其實是沒有和諧可言的。 問題在於，如果秋菊提起民事訴訟討個說法，法院是否應當給予說法？不少人認為，法院不一定要對此種案件給一個說法，最好通過調解實現案結事了，息事寧人。這種看法確實符合中國「和為貴」的傳統，畢竟秋菊和村長還要長期生活在同一個村子裡。只要訴爭個案中做到了案結事了，社會就和諧了。這種看法在很多情況下是沒錯的。但並非所有情形都如此。因為在有些情況下，案結並不等於事了。如果雙方自願調解，法院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見，進行調解。當事人沒有調解意願，不分清是非地進行調解，很可能縱容一方當事人繼續從事該行為。也就是說，一時的和諧並不等於長期的和諧。更何況，當事人之間的和諧並不等於一個共同體內部甚至一個社會的和諧。因為，調解活動所關注的主要是實際發生的個案。對個案的強制調解，並不能為潛在的沖突參與者提供明確的行為後果，不利於充分引導人們遵紀守法、尊重他人的權利，構建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的關系，從本源上降低社會的沖突，實現更高程度的社會和諧。 「討說法」本質上是在維護法律規則的嚴肅性和有效性，而規則正是維持和諧的根本保障，和諧實際上就是秩序的有序狀態，而要維護這種和睦相處的秩序，前提就是大家都遵紀守法。古人說，「無規矩不成方圓」， 管子說：「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雖聖人所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管子·法法》），這實際上解釋的就是依規矩行事對於維護社會和諧的重要性，規矩一旦被破壞，就會鼓勵惡行，必然導致秩序混亂、弱肉強食。在現代社會，法律都已經設計成具體的行為規則，只要人們按照法律規則的要求去行為，就能夠安居樂業、鄰里和睦相處，即便出現爭議糾紛，都能夠按照法定的程序解決糾紛，這樣才能夠真正維持社會的和諧。韓非子曾經有一句名言，稱為「法不兩適」（《韓非子·問辯》），其包含的一層意思是，法律不可能同時滿足兩方當事人的訴求。實際上，法律規則要求明辨是非，必須在爭議雙方之間有所取捨。當然，這種取捨並不一定是非此即彼，也可以是折衷和妥協。規矩的作出，實際上就已經作出一種利益取捨。所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秋菊打官司正是在捍衛法律的尊嚴，這是我們在新時期構建社會和諧秩序過程中應當鼓勵的行為。 任何一個法治社會，公民的權利都不是被寫進「法律」文本就能當然獲得實現的，權利的實現無一不需要有意識地去爭取。秋菊在協商不成的情況下，最終走向了公權力救濟的途徑，而不是完全忍讓，這種做法還是值得肯定的。分清是非不僅對具體案件的公正解決有重要意義，也是有助於正義觀念的體現。結合我國當前的現實，我們應當強調的是，解決糾紛的目的，最終是要通過明辨是非來貫徹和實現正義，以實現長久而穩定的和諧，而不在於短期的「息事寧人」或暫時性的「和諧」。從秋菊的行為中可以解讀出民眾權利意識的蘇醒和自覺，解讀出我國法治觀念正在逐漸普及。當然，並非所有的糾紛都需要通過法院裁判來解決，為權利而斗爭的方式有多種，通過法院裁判雖然有可能達到定分止爭的目的，但是法院裁判程序嚴格、時間較長、成本較高，不一定是最有效的糾紛解決方式。在這種背景下，任何糾紛都交由法院解決，也未必是解決糾紛的最佳途徑。我們應當在情理法融合的視野下，因地因事制宜，妥善尋找糾紛解決的最合理途徑。同時，我們也提倡在發生爭議後友好協商，通過自願和解、調解解決糾紛，在分清是非的基礎上，我們也應當鼓勵溝通、協商和寬容。俗話說「退一步海闊天空」，必要的寬容、包涵仍需提倡。特別是，法律不可能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解決所有的生活糾紛。
⑻ 秋菊打官司中的行政法問題 在線等
他們兩人之間的糾來紛屬於民事糾紛。源
鄉鎮的司法助理員和村調解委員會就是從事民事糾紛調解的。如果調解成功，並且雙方當事人都在調節書上簽字生效後，不得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再行起訴。但可以換其他理由和事實。
如果調解不成，那麼可以通過司法渠道解決糾紛。
希望以上回答能幫到你。
秋菊可以在取得他丈夫的委託之後，具備原告資格。
⑼ 求一份《秋菊打官司》觀後感，影評類型的。
初看《秋菊打官司》，在劇情剛剛進行之時，我就武斷地做了一個電影主題方面的揣測：揪住中國90年代的壓制性權力結構不放，用秋菊的頑抗意識勾勒百姓群體的存在現狀，以此來成全位居政治象牙塔底層人們對「解放」的寄託。
其實拿歷史說事，畢竟有種時間的模糊性在裡面，將批判和諷刺建立於記憶和檔案之上，真相的不可接近使得「反動」二字不容易往作者身上扣。然而，《秋菊打官司》卻很明確地揪住電影拍攝之際的時事，拿當時最具爭議的，標識民主進程質變性的《行政法》說事，借「民告官」這一存在了幾千年的民權笑話，革了「衣食父母」的命，以歡欣迎接的姿態給予這部重磅法律以回應。這其實已經夠了，不是任何一位導演都有這種膽識和責任感。
但是，真正的好戲不是說「民告官」。
在秋菊不斷上訪，不斷地進行權利上溯的同時，她與她的「戰爭」對象，真正的訴訟被告「村長」之間卻總夾雜著一層基於鄉里、鄰里、村帶性和人情世故的交往關系。村長不斷抵制秋菊的「道歉要求」，不斷地給秋菊找難堪，甚至辱罵，但他從未阻止過秋菊的上訪，從未通過行賄等手段以期在秋菊成功上訴後能夠減輕處罰和賠償。秋菊和丈夫一直尊重地叫他村長，交涉與辯解的過程中有時還表現出與村長之間的親近感。但雙方在「道不道歉」的問題上卻一直僵持著，擺道理的時候來的是硬碰硬。火葯味十足。他們可以用截然相反的態度自由轉換於「融洽」與「對峙」兩種關系間，這場「戰爭」顯得敵對意識模糊，敵我關系另類。
導致這種認知分裂的其實就是司空見慣的「人情和面子」。在中國的文化要義里，「人情和面子」居於核心，日常人際的運作和利益的計較都嵌入在「人情和面子」所營造的關系中。中國人的「人倫傾向」在農村地區是保留得最為完整的，它是反觀民族精神和國家氣質的最佳切入點。因為要面子，所以村長明知自己有錯但拒不道歉；因為講人情，所以秋菊的據理力爭顯得薄弱無力。
表面上，秋菊對「權利」二字有著超越一般村民的主體意識，但更多的，秋菊只是一種從人格尊嚴出發，目的僅僅是為了出一口氣，她對權利的理解止於「天理不容」，而不是法制化的。電影中，支持「民告官」的《行政法》剛剛頒布，制度層面的東西已經初步到位了，但是，在封建的幾千年以及集體主義的幾十年中，已經被磨去稜角，只懂得順從和皈依的普通農村百姓能明白這「法」到底管啥用嗎？很顯然，不能。《行政法》打擊「權利迫害」只有文字上的精準，而不具備現實意義的針對。該拿武器的人不知道拿，這槍桿子硬得起來嗎？
秋菊最終在半推半就中進入了司法程序，按照規定，市公安局應該首先成為被告，作為其法人代表的公安局長應該出庭候審。這可難壞秋菊了，或者說這可嚇壞秋菊了。在整個上訴過程中，公安局長扮演的是好人角色，一直在幫助她，甚至還用小轎車載了秋菊一程（這在當時的農村人看來可是一個了不起的榮譽）。然而現在，公安局長卻首當其沖要成為挨板子的對象，這完全超出了秋菊對整個事件的理解范疇，成了秋菊遭遇的一次奇幻。她喃喃地說：「我告的是村長，不是局長，局長出庭，我就是不去。」這是一位農婦最真實的心聲，對於保守的國人來說，道理就該如此，對於一個需要被喚醒的民族來說，這顯得太無奈。
影片快結尾，秋菊分娩在即，不幸遭遇難產，家人和接生婆都束手無策，只好想辦法送縣城醫院。當時正值大年30除夕夜，鄉里人都上鄰村看戲去了，這送人去縣城全得靠人手抬腳趕路，可哪裡去找幫手？按照普通的是非邏輯，正好沒去看戲的村長絕不會成為秋菊一家的請求對象，但我們看到，當事者是毫不猶豫地決定去懇求村長，藉助村長權威再拉上幾個人一起完成這趟差事。當然村長這邊也有戲碼，先是用不太好聽的話諷刺了秋菊一家，但緊接著他就騎著自行車頂著寒風去鄰村找人了。這樣的村長是真實的，有牢騷，但卻並不鐵石心腸；有記怨，但仍按人情辦事。
秋菊母子平安了，孩子滿月擺酒設宴，大夥都已經入席，卻遲遲不見村長，他可是秋菊一家請了很多次才答應前來的。村長的妻子說：「他還在家裡洗臉刮鬍子呢，像過節一樣。」村長的這一行為細節充分說明了他對孩子滿月的重視，對秋菊一家宴請的尊重，同時他也想藉此機會能夠平復兩家的爭斗。大家都在靜候村長的到來，最戲劇化的一個幕出現了：村長還未出門，就被市公安局以故意傷害罪抓上警車，依法刑事拘留15天。秋香聽聞慌張失神，飛也似地沖向村長家。但聞著警笛聲，望著空曠的馬路，她只剩下一臉茫然：「我只是要個說法，沒有說要讓公安局抓人啊？」
至此，好戲的上演終告落幕。《秋菊打官司》是激進的，但激進不是它的目的，它比政治意味更深入了一層，進入到了民族文化的要義之中，這就不僅僅是在回應和考量時代，而是在反觀和拷問歷史。真正的好戲就在這裡面，人情、面子、權利、權力四者的糾纏不清才是90年代乃至當前最具普遍性的社會戲碼。國家上層很可喜地具備一定的法制先導，但民間的接受卻存在巨大的文化墮距，公民的建構所面對的障礙既來自體制又來自還未成形的公民自身。這是制度與文化的矛盾，也是一個民族自身的悲劇性辯證。
⑽ 秋菊打官司適用哪些法律
其實就是一個民事侵權糾紛，適用侵權責任法就可以，對派出所的處理不服適用行政復議法和行政法，這片子我覺得就是她沒事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