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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當事人宣誓

發布時間: 2022-06-13 13:37:54

㈠ 證人出庭作證誓詞

法律分析:證人出庭作證的宣誓詞如下:證人將如實作證,毫無隱瞞,如違誓言,願接受法律處罰。證人出庭作證的程序,在民事訴訟中是指案件在審理過程中,知曉案件情況的證人出庭作證,以口頭言詞的形式就自己所了解的案件事實如實向法庭陳述,並接受雙方以質詢的方式進行質證,或者法官以詢問的方式進行審查所應遵循的方式、方法和步驟。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 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 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

㈡ 民事糾紛需要幾個證人

在原則上最少需要一名證人,多則需要三名證人為我們提供證明,證人要提供真實的,准確的證據,證言,證詞才有效達到證明的目的。我們要知道,證人是非常管用的,屬於直接證明,可信度較高的時候可以直接影響結果。大家打官司時,最少上傳兩名證人是最為有效的,因為一個人證明的話顯的證明力度不夠強,兩名證人則剛剛好,有力的為我們作出證明,這樣一來能我們提高的勝訴。
1、證人的含義:以本人所知道的情況對案件事實作證的人,稱為證人。證人制度在羅馬法中即已形成。羅馬法對證人資格有嚴格限制,如對於法律行為的證明,非在場人不得為證人等。資本主義國家訴訟立法中,都有關於證人資格的規定。一般說,凡能了解和表達證言事實,並能理解宣誓的法律義務的人,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均可作為證人。英美法系國家規定,當事人除公訴人、鑒定人可充當證人。但大陸法系國家規定,當事人、鑒定人不得作為證人,當事人陳述與鑒定人意見是獨立的證據種類
2、成為證人的條件:在現場親身經歷的人,都可以作為證人,
只要是親眼所見,能證明民事案件的真實性,能正常、正確表述事態經過的,就可以作為目擊證人,其數字沒有規定,當然目擊證人是人數越多越好。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七十二條 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
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第七十三條 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
(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
(二)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
(三)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
(四)其他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

㈢ 法院生效民事判決如何認定為虛假訴訟

  1. 需要了解具體案情才能給出正確答案。

  2. 虛假訴訟具體表現為:(1)行為人必須捏造事實;(2)行為人提起的必須是民事訴訟;(3)行為人捏造事實提起民事訴訟的行為,應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

  3. 所謂捏造事實,指行為人虛構、臆造根本不存在,與真實情況相悖的事實情況,既可以是完全捏造,毫無真實成分,也可以是存有部分真實成分,部分捏造。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種類型:(1)「無中生有」型,即行為人虛構債權債務關系,偽造證據,如借條、還款協議等, 並以此作為依據向法院起訴,要求被害人履行「債務」;(2)「死灰復燃」型,即行為人以被害人已經履行完畢但沒有索回或銷毀的債務文書為憑據,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害人再次履行;(3)「借題發揮」型,即行為人偽造有關證據,使債權的標的擴大,或篡改借據上的借款金額、傷殘鑒定書的傷殘等級結論等。

  4. 以最常見的民間借貸虛假訴訟為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九條列舉了幾種虛假訴訟的情形和特徵:

    第十九條人民法院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時發現有下列情形,應當嚴格審查借貸發生的原因、時間、地點、款項來源、交付方式、款項流向以及借貸雙方的關系、經濟狀況等事實,綜合判斷是否屬於虛假民事訴訟:

    (一)出借人明顯不具備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訴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明顯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債權憑證或者提交的債權憑證存在偽造的可能;

    (四)當事人雙方在一定期間內多次參加民間借貸訴訟;

    (五)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參加訴訟,委託代理人對借貸事實陳述不清或者陳述前後矛盾;

    (六)當事人雙方對借貸事實的發生沒有任何爭議或者訴辯明顯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夥人、案外人的其他債權人提出有事實依據的異議;

    (八)當事人在其他糾紛中存在低價轉讓財產的情形;

    (九)當事人不正當放棄權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虛假民間借貸訴訟的情形。

㈣ 法院審理,要幾個步驟

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很清楚,你可以看一下,但可以告訴你,我們國家沒有宣誓的說法。刑事訴訟稍有例外。就不貼在這里了

第一百二十三條 開庭審理前,書記員應當查明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是否到庭,宣布法庭紀律。
開庭審理時,由審判長核對當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審判人員、書記員名單,告知當事人有關的訴訟權利義務,詢問當事人是否提出迴避申請。

第一百二十四條 法庭調查按照下列順序進行:
(一)當事人陳述;
(二)告知證人的權利義務,證人作證,宣讀未到庭的證人證言;
(三)出示書證、物證和視聽資料;
(四)宣讀鑒定結論;
(五)宣讀勘驗筆錄。

第一百二十五條 當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證據。
當事人經法庭許可,可以向證人、鑒定人、勘驗人發問。
當事人要求重新進行調查、鑒定或者勘驗的,是否准許,由人民法院決定。

第一百二十六條 原告增加訴訟請求,被告提出反訴,第三人提出與本案有關的訴訟請求,可以合並審理。

第一百二十七條 法庭辯論按照下列順序進行:
(一)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
(二)被告及其訴訟代理人答辯;
(三)第三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或者答辯;
(四)互相辯論。
法庭辯論終結,由審判長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後順序征詢各方最後意見。

第一百二十八條 法庭辯論終結,應當依法作出判決。判決前能夠調解的,還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

第一百二十九條 原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訴處理;被告反訴的,可以缺席判決。

第一百三十條 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決。

第一百三十一條 宣判前,原告申請撤訴的,是否准許,由人民法院裁定。
人民法院裁定不準許撤訴的,原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決。

第一百三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開庭審理:
(一)必須到庭的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有正當理由沒有到庭的;
(二)當事人臨時提出迴避申請的;
(三)需要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重新鑒定、勘驗,或者需要補充調查的;
(四)其他應當延期的情形。

第一百三十三條 書記員應當將法庭審理的全部活動記入筆錄,由審判人員和書記員簽名。
法庭筆錄應當當庭宣讀,也可以告知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當庭或者在五日內閱讀。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認為對自己的陳述記錄有遺漏或者差錯的,有權申請補正。如果不予補正,應當將申請記錄在案。
法庭筆錄由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簽名或者蓋章。拒絕簽名蓋章的,記明情況附卷。

㈤ 民事訴訟中怎樣發揮證人證言的作用

所謂證人證言是指證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向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
證人證言對司法機關查明案情,實現訴訟活動的任務,有重要的意義。但證人證言有很強的主觀因素參雜其中,與其它客觀性較強的諸如物證、鑒定結論等證據比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民事訴訟中的證人,一般都與訴訟當事人存在一定的親密關系,毫無關系的自然人之間因沒有利益的驅動,很少會願意出庭作證。這種現象增加了審判人員的辦案難度,干擾了正常的訴訟秩序,容易導致案件的錯判或誤判,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法律的尊嚴和人民法院的權威。如何讓證人證言在民事訴訟中充分發揮證據作用,筆者認為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由此可見,出庭作證是證人的法定義務。問題是證人拒不履行出庭作證的義務,司法機關可以採取什麼措施,證人要承擔什麼法律責任,我國法律沒有規定。應當增加對拒不出庭作證的證人採取相應的法律制裁的規定,強制證人出庭作證。世界各國的立法經驗告訴我們,強制證人出庭作證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首先,證人證言的特殊性要求證人在法庭上將其所知的事實如實地向法庭陳述,法官通過聽其言,觀其態,通過自由心證對證人證言加以判斷確認。因此,證人證言的不可替代性要求證人必須出庭作證。其次,證人不出庭作證將會影響案件的審理。在某些非證人出庭不能查清案件事實的案件中,如果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不出庭作證,在事實上構成了妨礙民事訴訟的行為。第三,強制證人出庭作證是維護法律尊嚴,實現法治的需要。由於我國公民的法律意識不強,如果不採取相關的措施強制證人出庭作證,那麼,將可能導致法律規定的公民出庭作證制度,形同虛設,這有損於法律的嚴肅性。
二、建立證人宣誓制度。證人宣誓是指證人在依法出庭作證時,就其所提供的證言向法庭保證,絕不做偽證或虛假陳述,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證人宣誓制度在目前各國的民事訴訟或證據立法中普遍規定。在我國的審判實踐中,也規定了在證人出庭作證時應告知其權利義務,但該規定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對證人的約束力不大。加上我國大多數公民法制觀念淡薄,作證意識不強,偽證現象在民事訴訟中泛濫的實際情況,為強化證人的責任心和義務感,促使其謹慎對待作證行為及減少偽證行為和嚴肅法庭審理的秩序,維護法律的尊嚴,有必要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確立證人宣誓制度。
三、確立證人出庭作證的經濟補償和法律保護制度。證人出庭作證會給證人造成經濟損失,如交通費、食宿費、誤工費等。應從法律上保證證人因出庭作證所造成的損失,按照訴訟費用負擔的辦法由當事人負擔,以保證證人不會因出庭作證而受到損失。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對證人的法律保護已有比較明確的規定,但缺乏對證人的親屬的法律保護,因為有時候訴訟參與人或其他人因證人的作證而遷怒於證人的親屬,從而威脅證人親屬的人身、財產安全。有必要在今後的立法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雖然對證人的保護有相應的規定,但在對證人的保護力度上還應進一步加強,特別是要加強執法部門的法律保護意識。 四、完善證人證言質證程序。證人證言是通過證人的言詞表達出來的,證人是此種證據的載體,這種載體具有能動性;常因年齡、智力、精神狀態、言詞表達能力以及個人品質、與案件的利害關系,致使表現出來的證據材料失真或真假混淆。因此,首先應嚴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證人表達出來的證言,可能影響案件事實因素嚴格審查。其次應根據證人證言所能證明的事實審查證人有無證明待證事實的能力(感知能力、記憶能力、表達能力等),是否具有證人資格。通過審查資格程序,保障證言載體的客觀性。
五、對公民加強法制及素質教育,提高其出庭作證的自覺性。大力開展社會主義法制教育,使公民懂得,依法出庭作證既是公民的一項權利,更是公民的一項義不容辭的義務。以此提高公民出庭作證的自覺性。同時,要大力深入開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弘揚社會正氣和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全社會形成一種良好風范,為證人提供一個良好、寬松的社會環境。 六、加大對作偽證人的處罰力度。部分證人法律意識淡薄,自身素質不高,受利益、親戚朋友關系等因素的影響,故意作偽證,嚴重妨礙民事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而法律卻對證人作偽證的制裁力度不大,執法人員處於種種因素考慮,也很少對作偽證人進行處罰。使得當前民事訴訟中證人作偽證現象比較嚴重。應從立法及執法上加大對作偽證人的處罰力度,使證人不敢輕易亂作偽證。

㈥ 民事訴訟法中怎麼理解證據的合法性

證據的形式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沒有影響;收集證據的主體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有一定影響,應當區別情況,分別對待;收集證據的程序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有較大影響,但總體上應當從寬;實體法的特別規定不應作為判斷民事訴訟證據是否合 法的標准。民事訴訟在證據合法性的解讀上應當不同於刑事訴訟,總體上應當更加寬松 、靈活。按照法學界的主流觀點,合法性是證據屬性的構成要件之一,證據只有具有了合法性 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是對於應當如何界定「合法性」的內涵卻有爭議。多 數人認為,合法性指證據的形式、收集證據的主體及收集證據的程序合法。另一個有 爭議的問題是對證據合法性的內容的闡解,在三大訴訟法中是否應有所區別。一直以來 ,對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證據的合法性的解釋都是套用刑事訴訟領域對該問題的理解, 沒有做出區別。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頒布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第68條明確指出,只有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 據才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這一規定似乎對民事證據的合法性做出了比刑事訴訟更為寬松的解釋。在2002年7月,同是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 的規定》第55條,明確提出了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應當針對的內容是:(1)證據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2)證據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3)是 否有影響證據效力的其他違法情形。這一對證據合法性的解釋與以往的學理解釋又有不 同之處,它將違法情形是否會對證據的效力產生影響作為判斷合法性的標准之一。上述 法律文件似乎在暗示我們,人們已經意識到在不同類型的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應當 作出不同的要求。但是應當如何將這種差異體現於立法中還有待我們作更深入的探討。

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無論是在證據的收集、舉證責任的承擔以及證據的採納等方面都 與刑事訴訟有顯著的區別,這就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必然做出有別於刑 事訴訟的解釋。但是,證據的「合法性」是一個過於寬泛的問題,因此學者 將它的內容進行拆解,使其變成一個由若干要件共同構成的證據合法性規范(比如,將合法性分解為證據的形式、取證的主體及取證的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的規定),這一總體的思路是正確的。問題僅在於在民事訴訟領域應如何選擇「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以及 如何解釋每一個構成要件的內涵。

一、證據的形式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依據我國三大訴訟法的規定,證據可以分為書證、物證、證人證言、視聽資料、當事 人陳述、鑒定結論和勘驗筆錄七種形式。並且按照證據法學的一般理論,證據只有具備 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是為什麼要將法定的形 式作為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之一以及這樣規定的意義何在,還缺少必要的理論支持。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必然會有更多的新類型的證據出現在訴訟中。上述七種證據表 現形式難以概括並預見所有的證據形式。如果按照訴訟法學界的通常觀點,證據只有具 備了法定的表現形式才有可能被採納,這無異於削足適履,荒謬之處顯而易見。並且從 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對於某些新種類的證據,比如,經常在訴訟中出現的電子證據, 法院也並沒有因為它不屬於法定的七種證據形式就拒絕採用。對此,也許會有人提出不 同看法,並舉例說,測謊結論不就是因為不具有法定證據形式才不能被採納嗎?測謊結論之所以不能在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並非由於它沒有在七種證據表現形式之 列(我們可以將它納入鑒定結論的范圍內),而是由於測謊結論的准確性還不十分令人滿 意,另外,測謊這種方式本身與訴訟法中的某些基本原則(比如反對自我歸責原則)有抵 觸之處,因此,我國訴訟法才沒有將測謊結論列為具有可采性的證據之列。

在證據形式與證據的合法性的關系的問題上,堅持證據必須具有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 性的做法是不恰當的。這也與各國在證據法領域盡量避免形式主義傾向的趨勢不符。並且象我國民事訴訟法這樣對證據的形式做出如此細致的劃分的做法在其他國家也是很少 見的。在英國證據法理論中,證據被籠統地分為口頭證據、文書證據和實物證據三類。 口頭證據也稱證言,一般指證人或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就其感知的事實對法院所作的陳 述。文書證據是向法院提交的,供法院審閱的以文字、符號等信息傳遞思想內容的事物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證據形式,如錄音帶、影片等也被納入到文書證據的 范圍內。實物證據在英美法系國家包括物體、身體特徵、證人舉止、勘驗、自動化記錄 等。大陸法系國家側重於通過訴訟程序的運作來實現對證據的篩選。因此對證據的分類 就必然要適應這種調整方式。在法國民事訴訟中,證據被分為書證、證言、推定、自認 以及宣誓五種。法律 沒有規定物證這種證據形式,這是因為物本身並不能成為定案的依據,物所體現的案件 事實只有通過人的「解釋」,比如,鑒定、勘驗、診斷、確認等方式才能實現。法律具 體規定了解釋物的具體方式和程序卻沒有把物作為一種單獨的證據形式。對物的「解釋 」的結果視具體情況被歸納到其他證據形式的外延內。我們也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對證據 的分類方法,適當改變對證據形式的劃分方式,減少類別,擴大各類證據的外延。比如 可以將證據從形式上分為人證和物證兩大類。人證包括證人、當事人、鑒定人、勘驗人 。物證包括在訴訟中能夠起到證明作用的一切有形物或信息。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使證據 的分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囊括更多的社會生活事實,使今後可能出現的新的證據 種類能夠歸入到現有的證據類型中。

二、收集證據的主體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收集證據的主體與證據的合法性之間的關系,在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中有不同的體現 。在刑事訴訟中,控訴方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這就決定了大多數的證據收集工作是由控訴機關完成的,並且刑事案件的證據收集還涉及到某些與公民人身權、財產權 密切相關的強制手段的使用,因此,法律規定只有特定的國家機關才有權使用這些強制措施來收集證據,其他訴訟主體無權使用這些強制措施。也就是說,在刑事訴訟中,收集證據的主體不合法是可能導致證據喪失「合法性」的。

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這就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 及其代理人是收集證據的主要主體,法院只在例外情況下才提供幫助。但是,我國1991 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對審判者與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權利的區分並不令人滿意,這集中體現於沒有切實貫徹由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原則。不過經過十幾年的審判方式改革, 這一問題已有明顯的改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 見》中及《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中對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力 進行了初步的限定,並且後一法律文件中明確規定應由人民法院調查收集的證據,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 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進一步把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利限定於當事人申請的前提下,只有在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他人合法權利的事實及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 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迴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法院才能不經申請主動 調查收集證據。並且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1)申請調 查收集的證據屬於國家有關部門保存必須經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檔案材料;(2)涉及 國家機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材料;(3)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 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述規定使我國民事訴訟法關於法院與當事人角色的定位更加明確了,但尚不能認為這些規定已經十分完善。因為法律並沒有同時規定如果法院超越職權收集證據,也就是證據的收集主體不合法時將對該證據的採納產生何種影響,而這正是限製法院調查取證權的關鍵。

但是,並不認為法院超越職權收集的證據應該一律不可採納。因為如果讓當事人承擔法院越權收集證據的不利後果在法理上恐怕也難有說服力。而且如果規定法院越權收集的證據一律無效也會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並危及訴訟的公正性。因此,對法院越權收集證據的效力應根據越權行為的不同進行區別對待。對於證據本屬於應由當事人自行收集的范圍之內,不符合法院收集證據的條件的,此類越權收集的證據應認定不具有合法性,除非當事人提出異議並證明即使法院不收集該證據自己也會收集並向法院提供此證據。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收集證據的行為 違反了當事人處分原則,當事人沒有提出某一證據應視為當事人在行使對證據的處分權 ,法院無權干涉;對於證據客觀上雖具備了由法院收集的條件,但法院在沒有經當事人 申請的條件下實施了收集證據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證據並不當然無效,除非有申請 權的當事人明確表示放棄該證據。

總之,在收集證據的主體與證據合法性的關繫上,提供證據的主體是否合法應當成為 判斷某一證據是否具備合法性的一個因素。這也是在證據法領域明確區分當事人與法院 在訴訟中的不同作用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貫徹法院的越權取證行為將會影響證據的合法性的原則時應充分考慮證據的失效可能對訴訟的公正及效率造成的負面影響,根據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靈活處理。

三、收集證據的程序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收集證據的程序對證據的合法性的影響體現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上,也就是說,法律並不明確規定合法的證據應當具備的條件,而是通過非法證據的排除來達到保證取證行 為合法性的目的。一般而言,在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特指由司法人員違反法定程序或方 式而收集到的證據。由於這類違法收集證據的行為易給當事人的人身、財產權利造成損 害,因而各國刑事訴訟立法對司法機關違法取證的行為均持否定態度。但是,對於通過 違法程序收集到的證據,立法發展的趨勢卻日趨理智,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將非法證 據分為三類,分別適用不同的規則:(1)對非法取得的口供或非任意性自白,由於嚴重 侵犯了公民受憲法保護的基本人權,因此兩大法系諸國對此類證據均持否定態度,不允 許採納為定案根據;(2)對於非法取得的物證,採取靈活的政策,或原則上承認其效力( 法國)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之(英國、德國);(3)對以非法取得的證據為線索獲得的其他證 據的可采性問題,逐步趨於放鬆對這類證據使用的限制,即使是曾實行「毒樹之果」排 除規則的美國近年來也不斷通過判例法修訂原來的規則,增加了許多例外規定。

在民事訴訟領域,各國對當事人用違法方式取得的證據採取了更為寬容的態度。英國 對待非法取得的證據最初的原則是:該證據的可采性取決於它與案件是否存在關聯性, 1897年在Rattray v.Rattray案中法院就採納了原告從郵局盜竊來的信件作為證明被告 有通姦行為的證據,事後原告被追究了刑事責任,但這並沒有影響證據的可采性,審理 該案的上訴法院認為:「近年來,法律的政策是採納幾乎所有的有助於查清案件事實並 實現司法公正的證據。」這一判決對英國在民事訴訟中對待非法證據的態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成為法院處理 相同問題時經常引用的一個判例。但是,不斷有人對這一判例所確認的原則提出異議, 最終在1963年的Duke of Argyll v.Duchess of Argyll案中,法院對非法取得的證據的態度才略有轉變,審理該案的法官認為:「這里沒有絕對的規則,應當根據每個案件的 特定情況決定是否採納某一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這些應當考慮的具體情況包括:相關證據的性質、使用該證據的目的、取得該證據的方式、採納該證據是否會對被取證方 造成不公正以及該證據的採納是否會對法院查明事實作出公正的判決有所幫助。」這樣,在英國的民事訴訟中, 在決定非法取得的證據的可采性時,實際上採取了利益衡量的方式,由法官根據實際情 況作出裁決。美國對待普通公民通過違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也並不絕對地禁止,除非該證 據的取得方式使證據的可靠性受到影響,法院不予採納的僅是警察或其他司法機關違反 憲法第四修正案的規定取得的證據,而公民個人的非法取證行為顯然不屬於該修正案規 定的范圍,因此是可以採納的。

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中,只有義大利的民事訴訟法規定,一方當事人以非法手段從對 方當事人處取得的並且屬於對方當事人所有的書證是不可採的。但是,用違法的手段( 比如秘密錄音方式)取得的供述證據卻是可採的。在大陸法系的另一些國家,比如德國,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採取了相當性原則。 德國最高法院雖然在審理民事和刑事訴訟中曾有過排除秘密獲取的錄音帶的案例,但是為了避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被過度使用成為實現司法公正的障礙,德國法院採取了相應 的限制措施。如果採納違憲獲取的證據是保護他人權益唯一而合理的方式,以及按照法 院的裁量,是保護更為緊要的基本價值唯一合理的方式,德國法院有權採納違憲取得的 證據。

我國台灣地區的民事訴訟法中沒有關於非法證據的效力問題的規定,實踐中也缺少可以依據的案例。學者對此的觀點有三種:法規范統一說主張不論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是整體法規范的組成部分,因此違反實體法的行為在訴訟上也應當為否定之評價。否則 ,一方面就違反實體法的行為加以處罰,而另一方面卻允許在訴訟中使用該違法取得的 證據,將造成國家法律體系的矛盾;法規范分離說認為,證據取得行為的實體違法性與 訴訟程序中利用該證據並無直接關系,因此對實體法的違法性與證據的能力問題上應當 作出區別;近來有學者提出,對於非法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應當參照憲法與民事訴訟 法的基本原理,依據個案權衡。

刑事訴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趨勢以及各國在民事訴訟立法和理論上對非法取得 的證據的態度應當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首先,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是地位平等的 民事主體,不存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因此,法律應當將規范的 重心置於保障、促進雙方當事人積極地行使調查取證權上,而不是保護處於劣勢一方當 事人的權利免受對方侵犯。其次,我國目前司法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就是使法院從調查 取證的負擔中擺脫出來,主要由當事人收集證據。但是從實踐情況來看,由於法律對當 事人的調查取證權缺少切實的保障,加上我國公民整體的法律素質較低,造成了許多當 事人對法院的取證權仍存有很大的依賴心理,這就需要我們在制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 充分考慮這些現實因素,如果規定得過於嚴格難免會增加取證的難度,挫傷當事人舉證 的積極性。最後,我們還應當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有一個清醒的 認識,一方面,過於嚴格的排除規則會減少法官據以做出判決可以依據的信息,不利於 實體真實的實現;另一方面,排除某一非法證據意味著對該證據投入的司法資源沒有得 到相應的回報,顯然也不利於訴訟效率的提高。筆者認為,在民事訴訟中對待非法取得的證據應當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明確界定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的界限。刑事訴訟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質決定 了必須對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行為加以嚴格約束,因此超越法定的職權或違反法定程序 所取得的證據都屬於「非法證據」。民事訴訟一般只涉及普通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法 律對普通民事主體的行為要求是,只要他們的行為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就是合法的 。這一點從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對證據的合法性的要求中 可以看出來。但是,在上述法律文件中關於當事人用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方法取得的證 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規定,尚有不妥之處:一方面,我國法律明確賦予公 民的權利是多種多樣的,包括民主權利、人身權和財產權,如果認為當事人的取證行為 侵犯了上述任何一項權利都應認定由此取得的證據不能採納,顯然是對民事訴訟證據的 合法性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也似乎與立法者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當事人的違法取 證行為又有不同的類型,有些違法行為不僅嚴重侵犯了公民受法律保護的基本人權而且 違法行為本身使證據的證明力受到影響,比如用肉體折磨或精神虐待的方式取得的證據 ,另外一些違法取證行為雖然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益但並沒有影響到證據的證明力,比 如用私自錄音的方式錄取的證人證言或用盜竊的方式取得的證據等。筆者認為,對這兩 種不同的「非法證據」應在效力上有所區別,對前一種「非法證據」應當絕對地排除適 用,因為它不僅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而且證據本身的可靠性亦難以保障。對後一種類 型的「非法證據」,由於還有可以利用的證據價值,因此應當由法官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是否予以採納。

還要說明的一點是,調查取證權是我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賦予當事人的一項基本的 程序性權利,不是任何的法律、法規或規范性文件都可以對這一權利作出禁止性規定的 。對當事人取證權的限制性解釋只能通過較高級別或同級的法律作出。因此,對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所作的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的談話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的批 復的法律效力有所懷疑。

第二,法官在行使取捨非法證據的自由裁量權時,應當採取利益衡量的原則。也就是說,對於絕大多數「非法證據」,雖然存在違法取證的行為,但是只要證據的可靠性並 沒有受到影響,因此,法律並不絕對地規定這些證據是不可採納的,法官也不能僅僅因 為該證據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就拒絕採用,法律將這類證據採納與否的決定權交給法官 ,法官在判斷是否採納某一非法證據時應綜合考慮案件的性質、當事人取證的難易程度 、該非法證據對於正確認定案件事實的重要程度以及非法取證行為給被取證方造成的損 害等各種因素。

第三,應當區別對待非法取證的行為和通過非法取證行為獲得的證據。這也是其他國 家民事訴訟制度在對待該問題上共同的立場。以美國為例,雖然美國憲法中規定了公民 享有通訊自由權,但是在1969年的State v.Holiday一案中,法院還是採納了電信公司 通過竊聽方式取得的證據。對非法取得的證據的寬容態度並不意味著對當事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取證行為應當聽之任之。 對於後者,許多國家的法律都規定,被取證方可以通過另外的訴訟程序要求取證方承擔 相應的民事或刑事責任。

也許會有人擔心在民事訴訟中對非法證據採取寬容的態度會縱容當事人的非法取證行為。對此,對當事人非法取證的行為追究法律責任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對這種非法取證的行為起到有效的威懾作用。而且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之所以甘願冒險用違 法手段收集證據的主要原因往往在於他們無法通過正常的方法獲得該證據。這就要求我 們在立法上拓寬當事人獲得證據的渠道、降低舉證難度、切實保證取證權的落實,只有 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減少非法取證行為的發生。

四、實體法的特別規定與證據的合法性

在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通過實體法的規定對證據在訴訟中的使用作出特殊的要求是 一種常見的做法。特別是書證這種證據形式,在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被賦予較高的地位 ,法律明確規定對某些法律關系或事實的證明必須用書證的形式,其他種類的證據不具 有可采性,這一原則就是書證優先性的。法國是實行書證優先原則的典型代表,法國民法典第1341條規定,一切物體的金額或價值超過五十法郎者,即使為自願的寄存,均須在公證人前作成證書,或雙方簽名作成私證書。證書作成後,當事人不得 就與證書內容不同或超出證書所記載的事項以證人證明,亦不得就證書作成之時、以前 或以後所聲明的事項以證人證明,如物件的金額或價值不足五十法郎者,亦同。在義大利, 書證優先原則也同樣有所體現,比如,對於保險合同、當事人的和解協議的證明法律明確要求只能使用書面證據,其他的證據形式不能被法院採納。除了書證以外,實體法還 可能對某些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的證明提出諸如公證、登記等其他特殊的要求,因此有 學者認為這些要求構成了證據可采性的一個要件,只有符合了法律的特殊規定才能認定 證據具備了證據能力。

但是,在我國目前條件下,不同意將是否滿足了法律的特殊要求作為檢驗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的標准。如前所述,在我國實體法對法律關系的特殊形式的要求是作為 法律關系的有效要件而不是證明要件存在的,比如,按照我國《合同法》第270條的規 定,建築工程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因此,當事人在有關建築工程的糾紛中,只能用 書面形式證明合同的內容,如果沒有書面合同法院將判決法律關系無效。但是,並不能 由此認為除了書面證據之外的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其他證據都不具有證據能力,因為如果法院以沒有採用書面形式為由判決合同無效,就可能涉及到要求導致合同無效的 當事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問題,此時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其他證據,在證明合同無效 的民事責任時由於證明對象的改變,是具有可采性的證據。

總之,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必然要作出與刑 事訴訟不同的解釋。這種解釋總體而言更為寬松和靈活,體現了民事訴訟所追求的價值 目標的多樣性,同時也使當事人和法官擁有了更多的行為空間和選擇餘地。

㈦ 法院虛假訴訟的處理具體是怎麼規定的

法院虛假訴訟的處理具體規定:

1、在民間借貸、離婚析產、以物抵債、勞動爭議、公司分立(合並)、企業破產等虛假訴訟高發領域的案件審理中,要加大證據審查力度。對可能存在虛假訴訟的,要適當加大依職權調查取證力度。

2、涉嫌虛假訴訟的,應當傳喚當事人本人到庭,就有關案件事實接受詢問。除法定事由外,應當要求證人出庭作證。要充分發揮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有關當事人和證人簽署保證書規定的作用,探索當事人和證人宣誓制度。

3、訴訟中,一方對另一方提出的於己不利的事實明確表示承認,且不符合常理的,要做進一步查明,慎重認定。查明的事實與自認的事實不符的,不予確認。

4、要加強對調解協議的審查力度。對雙方主動達成調解協議並申請人民法院出具調解書的,應當結合案件基礎事實,注重審查調解協議是否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權益;對人民調解協議司法確認案件,要按照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要求,注重審查基礎法律關系的真實性。

5、在執行公證債權文書和仲裁裁決書、調解書等法律文書過程中,對可能存在雙方惡意串通、虛構事實的,要加大實質審查力度,注重審查相關法律文書是否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權益。如果存在上述情形,應當裁定不予執行。

必要時,可向仲裁機構或者公證機關發出司法建議。

(7)民事訴訟法當事人宣誓擴展閱讀:

法院虛假訴訟的處理具體關系包括:

(1)當事人為夫妻、父母等近親屬關系或者關聯企業等共同利益關系;

(2)原告訴請司法保護的標的額與其自身經濟狀況嚴重不符,被告存在經濟狀況惡化意圖轉移有效資產等特殊情況;

(3)原告起訴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明顯不合常理;

(4)訴訟參與人之間無實質性民事權益爭議,被告主動應訴並同意原告訴訟請求;

(5)訴訟參與人提供的證據單一,前後矛盾,不能形成證據鏈條;或者訴訟參與人提供的證據只能證明案件事實存在,但雙方並不存在爭議焦點。

(6)案件證據不足,但雙方仍然主動迅速達成調解協議,請求人民法院出具調解書。在對案件事實查證中甄別虛假訴訟的情況

律師可以在法庭上要求證人發毒誓嗎

所謂證人宣誓制度是指證人在依法出庭作證時,就其所提供的證言向法庭保證是真實客觀的專,絕不作虛假陳述屬,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的一項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一十九條:
人民法院在證人出庭作證前應當告知其如實作證的義務以及作偽證的法律後果,並責令其簽署保證書,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除外。
證人簽署保證書適用本解釋關於當事人簽署保證書的規定。
第一百二十條證人拒絕簽署保證書的,不得作證,並自行承擔相關費用。
證人出庭作證的宣誓詞:我向法庭宣誓:我將如實作證,毫無隱瞞,如違誓言,願接受法律處罰。
證人除了口頭表達,還要親筆簽署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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