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哲學

⑴ 法律事務是什麼專業類別

法律事務是屬於法學類專業的。

拓展資料：

法律事務就是與法律相關的事務；或者需要法律知識處理的事務。主要有法官、檢察官、律師、公司或者政府法律事務人員等工作。

主要課程：

思想修養、法律基礎、形勢與政策、中國論文建設、 哲學、體育、英語、法學理論基礎、憲法學、 中國法制史、刑法學、司法鑒定、 刑事訴訟法、民法學、 婚姻法、經濟法、涉外訴訟法、民事訴訟法、 行政法、行政訴訟法等。

業務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系統掌握法學知識，熟悉我國法律和黨的相關政策，能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特別是能在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監察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仲裁機構和 法律服務機構從事法律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業務培養要求：本專業學生主要學習法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受到法學思維和法律實務的基本訓練，具有運用法學理論和方法分析問題和運用法律管理事務與決問題的基本能力。

⑵ 法學類包括哪些專業

一、法學類所有專業
法學類共包含7個專業，名單分別為知識產權專業、法學專業、監獄學專業、信用風險管理與法律防控專業、國際經貿規則專業、司法警察學專業、社區矯正專業。
法學類 知識產權
法學
監獄學
信用風險管理與法律防控
國際經貿規則
司法警察學
社區矯正
二、法學類專業介紹
法學類專業學生熟悉我國法律和黨的相關政策，了解法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受到法學思維和法律實務的基本訓練，具有運用法學理論和方法分析問題和運用法律管理事務與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
三、全國法學專業大學排名
序號 學校名稱 評估結果
1 中國人民大學 A+
2 中國政法大學 A+
3 北京大學 A
4 清華大學 A
5 華東政法大學 A
6 武漢大學 A
7 西南政法大學 A
8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A-
9 吉林大學 A-
10 上海交通大學 A-
11 南京大學 A-
12 浙江大學 A-
13 廈門大學 A-
14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A-
1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B+
16 北京師范大學 B+
17 南開大學 B+
18 遼寧大學 B+
19 復旦大學 B+
20 蘇州大學 B+
21 南京師范大學 B+
22 山東大學 B+
23 湘潭大學 B+
24 中南大學 B+
25 中山大學 B+
26 四川大學 B+
27 重慶大學 B+
28 西北政法大學 B+
29 中央財經大學 B
30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B
31 大連海事大學 B
32 黑龍江大學 B
33 同濟大學 B
34 上海財經大學 B
35 安徽大學 B
36 江西財經大學 B
37 中國海洋大學 B
38 鄭州大學 B
39 湖南大學 B
40 湖南師范大學 B
41 海南大學 B
42 西南財經大學 B
43 煙台大學 B
44 中央民族大學 B-
45 浙江工商大學 B-
46 福州大學 B-
47 河南大學 B-
48 華中科技大學 B-

⑶ 刑訴與憲法的關系

研究刑訴法學的人通常有一種困惑：在維護程序法實施的過程中，為什麼可以排除一個非法所得的有罪證據，甚至不惜放縱犯罪？這個問題的實質是為了排除非法證據，導致實體法得不到實施。但是，程序法難道天然具有優越性和正當性嗎？為了實現程序法，就可以犧牲實體法嗎？舉個例子，前幾年有個很哄動的杜培武案件，暴露了很多問題。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刑訊逼供問題。杜培武在接受雲南昆明中級法院審判時，兩次提出受過刑訊逼供，要求法院排除非法所得的口供。在法庭上，杜培武和律師配合得非常默契，第一次當庭向法庭解開衣服，展示了身上的累累傷疤，輿論嘩然，法庭休庭。辯護律師不失時機地要求法庭調查刑訊逼供有沒有發生，如果發生了，口供就要排除。休庭兩個月之後，案件恢復開庭。這次杜培武穿了件風衣，法庭開庭輪到他發言時，他從腰裡抽出了血衣，也就是一件血肉模糊的襯衫，並當庭指稱這是警察刑訊逼供所造成的，要求對血衣進行DNA檢驗。這種情況下，法官說這個問題跟本案關系不大，控辯雙方不必糾纏此事了。這個案子盡管一審、二審都判被告人有罪，但最後證明是個冤案，真正兇手被抓到，刑訊逼供的兩個警察也最終被判刑。這個案子給我們的印象是什麼？或許，雲南昆明中級法院的法官們在討論這個案子時，可能會說：難道因為你受到了酷刑，法院就要放縱你的犯罪行為嗎？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剛才提到的為了維護程序法尊嚴可以排除一個證據，導致放縱犯罪，乃至破壞實體法嗎？或許，這個問題永遠沒有答案。畢竟，刑法、刑訴法孰優孰劣，說不清楚。有時候刑法價值更高，比如一個殺人越貨，激起民憤的罪犯，不處死刑，說不過去。但有時候程序法非常重要，所以很難說清孰優孰劣。

今天中國刑訴法為什麼被任意踐踏，原因大體有三個：一是刑訴程序缺乏權利的含量，從羅馬法以來，西方一直有這樣一個諺語：沒有權利（right）就沒有程序，程序的生命在於權利，沒有權利作內涵，程序就是一堆技術規則。如果沒有公民的權利保障作為它的內涵，刑訴法就和家用電器的說明書差不多，如果刑訴法成為使用說明書，也就不稱其為法律。所以，程序的背後是公民的權利。這是一個基本的觀點，但我們現在很多程序沒有把權利包容進來。二是中國的程序法往往強調的是訴訟規則的形式，而忽略了程序的實質價值。很多程序一看就屬於一種技術性的步驟、方式，甚至流於一系列帶有實用性的手續而已。一句話，我們的程序缺乏它的價值含量。尤其是公正的含量。第三，我們程序之所以被人們質問為什麼不能被違反，就在於沒有違反後的法律責任的規定。違反了刑法，後果是刑罰，再笨的統治者也知道，刑法不能寫這樣的條文：嚴禁殺人，嚴禁放火，嚴禁沒用。過去劉邦和項羽爭天下，劉邦比項羽提前進咸陽，有著名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四個字雖然很原始，但具備了刑法的基本要素，「殺人者」，犯罪構成也，「死」，刑罰也。劉邦沒有下過諸如「嚴禁殺人」之類的命令，因為他知道「嚴禁殺人」只是口號，對於制止殺人行為沒有用處。我們過去經常說的要堅決貫徹計劃生育方針，寫在大牆上，如果你違反了怎麼辦，沒有法律後果。所以再拙劣的立法者也知道刑事責任要有刑罰條款，整個刑法理論就是犯罪和刑罰理論的結合。相反，如果查看整部刑事訴訟法，你會發現其中充滿了大量的口號和宣言式的規定，如「嚴禁刑訊逼供」，「證人必須出庭作證」，「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等等。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刑訊逼供發生了怎麼辦？證人該出庭不出庭怎麼辦？辯護權被剝奪怎麼辦？對於這些問題，刑事訴訟法沒有做出任何明確的規定。因此，從法律的邏輯構成來看，整部刑事訴訟法所缺乏的恰恰是制裁性規則或法律後果之規定。

其實，在刑事訴訟程序的背後，存在著一系列的公民權利要素。而各種形態不同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無論是超期羈押、刑訊逼供、侵犯律師權利的行為還是損害公正審判的行為，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公共侵權行為，也就是警察、檢察官、法官任意侵害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權利的行為。這些程序性違法行為所侵犯的有的屬於一般意義上的公民權利，有的則直接踐踏了公民的憲法性權利。中國憲法第37條至第40條規定了一系列的公民人身權利，如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限制，享有通信秘密和自由以及住宅秘密，享有不受任意搜查和扣押的自由等。可以想像，對於公民所享有的這些憲法性權利，其他公民個人或許會加以限制，甚至可能實施嚴重的侵害行為。但是，這些權利的最大侵害者可能不是一般的公民，而是擁有各種公共權力的國家機構。尤其是在刑事訴訟中，警察、檢察官的偵查行為，尤其是在偵查過程中所享有的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強制性偵查行為，則更有可能對這些憲法性權利造成嚴重的威脅和侵犯。因為很簡單，偵查機關的拘留、逮捕行為經常是對公民人身自由的最大威脅，警察的搜查、扣押、竊聽行為則是對公民住宅秘密、通信秘密乃至個人隱私的最大侵犯，而那種秘密的羈押性訊問則足以構成對公民人格尊嚴的嚴重侵犯！假如對警察、檢察官的偵查權和起訴全部作出有效的制約，那麼，公民的上述憲法性權利遭受任意踐踏的可能性就將永遠存在，刑事訴訟中的公共侵權行為乃至憲法性侵權行為發生的幾率就將永遠很大！

正因為如此，刑事訴訟法作為實踐中的「人權法」和憲法的「適用法」，就需要對嫌疑人、被告人的憲法性權利作出較為完善的保護，並在這些憲法性權利遭受侵犯之時提供充足的司法救濟。到了這一境界，我們就可以說刑事訴訟程序並不是簡單的技術性手續，而帶有明確的權利含量和價值要素；警察、檢察官、法官為訴訟程序的行為也不僅僅屬於一種形式上的違法，而帶有明顯的公共侵權甚至憲法性侵權性質。所以，對於應否為了排除一個非法證據而不犧放縱犯罪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將其變換為這樣的問題：難道為了打擊犯罪可以破壞憲法嗎？難道為了一個案件的偵破能侵犯一個公民的憲法權利嗎？如果前一個問題可以轉化為後兩個問題，那麼刑事訴訟法就將具有堅實的法律基礎了。但是非常不幸，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還基本上屬於一種依附於刑法的技術規則體系，不僅沒有太多的權利含量，而且更與憲法的保障法的形象相差甚遠，而根本無法為公民的憲法性權利提供有效的救濟途徑。

那麼，刑訴法和憲法究竟存在什麼樣的關系呢？

第一，刑訴法是動態的憲法，是活的人權法，這是我的一個基本觀點。過去搞憲法的人忽略了部門法，以為憲法學主要應研究各種國家公共權力的配置問題，如立法、司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等。這些研究當然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很有必要展開的。但是，憲法還有一大塊極為重要的領域，那就是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的關系問題，尤其是在公共權力機構侵犯、剝奪個人權利的場合，前者究竟應受到什麼樣的限制問題。對於這一領域，西方學者通常稱其為「人權法」。但考慮到侵犯人權最嚴重的行為往往來自公共權力機構，因此，這種人權法其實就是憲法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這一角度來看，刑事訴訟法和行政法恰恰就是規范國家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關系的法律，屬於憲法意義上的人權法。這是因為，對公民的憲法權利侵犯最嚴重的是發生在行政法和刑訴法領域，行政法中的行政處罰，刑訴法中的偵查權濫用，最終侵犯的是公民的憲法權。任意搜查，隨意拘留、逮捕、羈押最終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自由。到今天為止，我們討論超期羈押問題還停留在一種技術層次之上。其實，超期羈押的本質應當是違法羈押，也就是警察、檢察官的未決羈押行為侵犯了嫌疑人、被告人的憲法性權利。但是，刑事訴訟法學者卻很少從憲法角度考察這個問題，往往把他當作一個技術問題。有的法官很可能會這樣說，超期羈押有什麼了不起，我超期羈押嫌疑人三四個月，卻辦成了一個案件，處罰了一個犯罪人，社會效應明顯，這種超期羈押又有什麼不對呢？正是沒有憲法作為刑事訴訟法的支撐，作為訴訟程序的堅實基礎，也由於沒有一個完整的人權法把憲法和刑法連接起來，我們今天的刑訴法就只能處於可有可無，侵犯之後也不會有什麼法律後果的狀態。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法學正面臨一系列難以解決的理論難題，如為什麼要救濟被告人、嫌疑人的權利，為什麼要制裁程序性的違法，為什麼刑訊逼供得來的口供要排除，等等。其實，答案很簡單：這些程序性違法行為侵犯了公民的憲法權利，侵犯了憲法秩序，破壞了法治的基礎，因此不能容忍為了打擊個案中的犯罪，而破壞憲法。憲法作為根本大法，是國家法治的基礎，不容破壞。所以刑訴法是動態的憲法，是人權法。

第二，刑訴法中規定的大量的權利直接可以轉化為憲法權利。美國聯邦憲法前十條修正案被成為Bills of Rights，權利法案規定的近二十項權利都屬於公民在受到國家的刑事指控是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如獲得保釋、陪審團審判、迅速審判、獲得辯護等權利。甚至在美國，刑事訴訟可以直接被稱為憲法性刑事訴訟（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re）。我去年在耶魯大學法學院訪問的時候，發現原來美國的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個單純的部門法，而是美國憲法的分支。甚至就連排除規則這一看起來純屬刑事訴訟制度的問題，還被視為極為重要的憲法問題。相比之下，中國的刑訴法到目前為止，大量的被告人權利都沒有被轉化成憲法權利，譬如獲得中立法庭審判的權利，獲得與證人對質的機會，提出本方證人和證據的權利，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權利，任何人因一個行為不受雙重追訴等等，都還只是被視為純粹的刑事訴訟權利或者「刑事訴訟原則」，而與憲法性權利沒有任何實質性聯系。結果，這些權利既稱不上憲法性權利，也無法獲得有效的司法救濟。比如說公正審判的權利。公正審判號稱所有人權的中介和橋梁，又被稱為訴權。在人權法上，訴權被稱為第一人權。願意作比較法研究的同學可以看看德國基本法第一章和中國憲法第二章，兩者都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甚至有些權利在中國憲法中還列舉得更為詳細。但德國基本法有兩條是中國憲法所不具備的：一是所規定的公民權利被侵犯時，必須有法律明文規定的授權；二是在國家公共權力機構侵犯公民權利時，必須在法律規定的幅度范圍內進行。這兩項規定也就是公法中著名的法定原則和成比例原則，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即是該原則在刑法中的體現。然而，中國憲法中沒有這一原則，中國憲法被認為是寫著人民權利的美妙的一張紙，但是沒有一個能變成活生生的可救濟的權利。三、四年前我國的憲法學者還在討論憲法是調整公民的還是調整國家權力的，還在爭論憲法的基礎。因為82憲法還規定「任何人、組織不得侵犯公民人身自由」，這似乎表明公民個人的行為也是憲法所規范的對象。但我們認為，憲法所防範的對象不是個人和組織，而是國家公權力，是對公權力的警惕和約束。憲法既要調整公權力和公權力的關系，也要規范公權力和私權利的關系。國家公權力對公民的侵犯是最大的威脅。然而，我國憲法並沒有對公共權力對私權利侵犯時所要遵循的法定原則和比例性原則，做出任何規定。

當然，按照德國基本法的規定，所有的公民權利一旦受到國家公共權力的侵犯，任何被侵權者都有權向中立的司法機構申請一個中立的司法救濟，獲得公正聽審的機會。對於這一訴權條款，我國憲法也沒有做出規定。可想而知，對於國家公共權力機構剝奪公民權利的行為，我們既沒有從實體上限制公共權力的范圍和界限，也沒有從程序上約束公權力的行使過程和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私權利還能得到維護嗎？顯然不可能。所以結論是一旦刑訴中被告人的權利不能上升到憲法權利，它必將成為無本之木，沒有根基，難以獲得憲法的救濟，難以獲得充分的尊重。我們將難以回答那個永恆的難題——難道為了維護嫌疑人的基本權利可以放縱他的犯罪嗎？對於這個問題，任何人都回答不了。

第三，憲法必須具有可訴性，違反了憲法，必須轉化成訴訟程序，作為裁判的基礎，否則憲法就是一紙宣言。違憲審查大體包括兩大類：一類是對公權力與公權力之間的糾紛裁決。在一個法治國家，所有的政治、宗教、社會問題都可以轉化成法律問題。第二類是解決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糾紛問題。這種情況發生在公民在普通的司法救濟用盡之後，還應獲得將案件訴諸憲法裁判機構的機會。一個完備的成熟的法治國家應該允許公民把侵犯其憲法權利的行為告到最高法院、憲法法院。而沒有違憲審查，所有的憲法性權利都難以獲得最後的司法救濟。

二、走出認識論誤區，引入價值理論

下面講第二個問題，走出認識論誤區，引入價值理論。今天刑訴法學者經常跟刑法學者在一起討論問題。我們驚訝地發現：最保守的法學者不在刑法界，而在刑訴法學界，刑訴法學界至今還有人堅持實事求是、發現真相、不枉不縱這些認識論意義上的概念。14世紀法國有一位臭名昭著的調查法官，經常對嫌疑人實施殘酷的刑訊逼供行為，他的名言就是「為了真相不惜一切代價」。中國刑訴法經常表達一個觀念：實事求是，不枉不縱，有錯必糾。這讓我想起16世紀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實行的令人恐怖的死亡戮屍制度。這就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古代版本，確實是血淋淋的，充滿的殘酷和不人道。可以想像，假如一味地堅持有錯必糾原則，那我們還要不要遵守追訴時效制度？時效制度的存在強調的是刑法的人道和對國家刑罰的節制。但追訴時效制度實際在倡導「事實不能求是」，因為既然事後發現了真正的犯罪人，那麼僅僅因為法定的追訴期限已經過去就不再追究刑事責任，這豈不違背有錯必糾原則嗎？看來，我們卻有必要對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這一認識論上的原則作義深入地反思。

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作為一種政治原則和哲學話語，本來與法學理論是沒有什麼關系的。但是，法學家一旦將對它不恰當地引入訴訟法學中來，甚至奉其為訴訟程序和證據法的「理論基礎」，我們認為就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地反思了。

第一，為達到一種理想的訴訟結果，刑事訴訟的程序和過程將不得不被忽略。從哲學認識論上說，任何活動都有一個理想的目標，沒有達到即為失敗，而所有為實現這一目標而設置的手段、過程都處於附屬的地位。結果，凡是有助於發現真相的行為都是可取的和正當的，凡是妨礙發現真相的行為都是不正當和不可取的。但從古羅馬以來，幾乎所有訴訟制度的改革似乎都與保障案件事實真相的發現沒有關系，甚至不少訴訟原則和制度設計都是妨礙發現真相的。如沉默權，等於讓被告人擁有了反偵查權；證據排除規則，等於將大量有助於發現事實真相的證據棄置不用；證人作證豁免制度，等於允許特定的證人因為親屬和職業關系而拒絕提供證據。舉個例子，過去論證辯護制度，有些法學者認為，辯護制度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對立統一規律，控辯雙方最後達到高度統一。但眾所周知，律師辯護辯的最高境界是無罪辯護，辯方就是找對被告人有利的事實，讓被告人逃脫法網，那麼辯護律師的職責究竟是發現真相，還是掩蓋真相？實際上，確切地說，辯護制度存在的基礎不是發現真相，而是保護被告人的利益。但這個利益往往和真相直接相違背。所以，幾乎所有文明的辯護制度沒有一個是以發現真相為直接目標的。

古羅馬有兩句證據法的諺語，一是「誰主張，誰舉證」。從訴訟法的角度來說，主張者訴訟能力太差，在民事訴訟里有理打不贏官司太正常了。但若從認識論角度說，「有理打不贏官司」，就顯得太不符合情理了。二是「凡是在法庭上有證據支持的視為存在和真實」，「沒有證據支持的視為不存在」。那麼什麼叫真相？有證據支持的才是真相，否則就不是真相。但這句話違反哲學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啊。按照認識論的基本原理，真相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這是哲學的概念，不能運用到訴訟之中。現實中證據不足，不敢判無罪，要發回重審。河北承德曾發生過四個農民搶劫、殺害計程車司機的案件，1994年發案，一審法院判處死刑後，河北高院連續三次發揮重申，並在最後一次發回重審時提出暗示，希望一審法院做「留有餘地的判決」。承德中院心領神會，判決兩個死刑，一個死緩，一個無期，疑罪從有。可見，為發現真相而進行的無休止的刑事追訴活動破壞了程序的正義，破壞了程序的文明，導致很多現代的訴訟制度規則無法引入到我國的三大訴訟法中。可以這么說，今天中國證據立法的最大理論障礙就是認識論，就是實事求是，發現真相這套理念。這是一種哲學上的完美主義，使得理想的結果代替了文明的辦案過程。畢竟，幾乎所有文明的訴訟制度都是無助於發現真相，甚至是妨礙發現真相的，這種真相所掩蓋的是國家打擊犯罪的隨意性，掩蓋了國家刑罰權的恣意濫用的實際情況。

第二，在認識論的影響下，訴訟中的證明活動需要達到不切實際的最高標准，結果導致訴訟證明活動根本不存在可操作的證明標准。對於證明標准，我國三大訴訟法都有「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表述。去年我在耶魯法學院向美國學者和學生介紹中國刑訴法，對於這句話感到很難翻譯。The fact is clear？the evidence is enough？這是證明標准嗎？這只能是一個抽象的理想目標。這種證明標準定得太高，已經高到不要標準的地步，在英語中，目標叫goal，標準是standard，兩者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否則等於沒有標准。所以中國行訴訟法將證明標準定得太高，實際導致實踐中不存在汾河可操作的標准。

到目前為止，關於客觀真實，法律真實的問題，很多人在討論，得不到解決的原因就是沒有擺脫這套理論的影響。讓我們感到悲哀的是很多年輕的學者忘記了法律科學尋求的是正義的科學，而非真相之科學，仍然用認識論這套理論看問題。認識論損害的是正義。大體說來，真相是客觀事實，屬於認識論范疇，正義、公正是價值論的范疇，兩者強調的重點不同。最理想狀態是發現真相，實現正義，但經常碰到的是真相發現不了，怎麼辦，是不是要無限的發現真相，允許檢察院無限的撤訴，當然不能。很多人對真相和正義的關系有誤會，一是為了發現真相損害過程，往往實現不了正義，導致非正義。我自己深有體會，發現真相最好的武器是什麼，就是盡量獲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可以說，獲取口供是發現真相的捷徑。但是真相的目標即使已經實現，但假若獲得真相的手段不合法、不公正，則司法的正義就仍將遭到損害。另外，正義的實現往往不以真相為前提，正義即使在沒有真相時也要實現，這是訴訟法的真諦，是程序意識的表現。

由於時間關系，現在對這個問題作個總結。認識論這套話語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喪失了正當性，成了我們訴訟制度改革，建立證據規則理論的障礙。我們今天司法改革有兩大障礙，一是來自體制上的，二是觀念上的。擺脫了認識論，需要引入一套新的理論，我稱之為過程理論，程序正義理論是它的部分，非全部。研究司法程序的人應當有個過程意識，我們的訴訟活動首先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過程，是過程的正義，不是結果的正義，結果產生於過程之中，不能脫離正當的過程而產生，這是區別法治與人治的最大區別。美國一個前任大法官道格拉斯說過一句名言：迄今為止，區分法治與專橫的人治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程序。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曾說過，人類進步的標志在於「從身份到契約」。我向梅因更多的是就私法領域而說的。其實，在公法領域中，迄今為止人類進步的最大標志是「從結果到過程」，也就是從對結果和結論的關注走向對過程和程序的關注。即使關注結果的正義也要從過程中產生，不能繞開公正的過程產生結論。但堅持認識論的學者眼裡只有結果，忽略了正當的法律過程。恰恰是正當的法律過程、程序的正義、公正的審判決定了法治與人治社會的區別。這也是刑訴法和憲法聯系更緊密的原因，它保障的是所有公民面對公權力踐踏憲法權利，為權利而斗爭的途徑和機會。最後，不管是研究證據規則，還是三大訴訟及違憲審查，要有基本的價值觀念，要把訴訟活動視為兩個過程：一個是法律價值實現和選擇過程，一個是實現法律本身的過程。不能用真相代替價值選擇。認識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另外訴訟是實現法律的過程，我們的二審程序名存實亡，流於形式，原因在於把它視為繼續發現真相的活動，二審應該走向法律審。最近司法改革一個動向要建立法律審，建立第三審，死刑復核也吸收到第三審中去，這已達成共識，要在全國構建最高院的六大分院，華東區放在上海。第三審為法律審，雙方開庭辯論，事實問題不再討論。統一適用法律，確定標准，保障法律統一實施。所以上訴審更多應該走向法律審而非事實審。這是中國司法改革的唯一途徑，首先要克服的是認識論，走出認識論的誤區，引入價值理論，過程的正義，引入法律的救濟。

三、訴訟形態的回歸

下面講第三個問題，訴訟形態的回歸。今天的刑事訴訟本質上不是訴訟，大量的現象表明我國的偵查程序、審查起訴程序乃至審判程序至今沒有建立完備的訴訟形態，還停留在一種行政治罪的方式。下面界定一下什麼是訴訟。民事訴訟是訴訟之母，是所有訴訟程序的淵源，訴訟活動本質上有兩個特徵，一是要有中立的第三方，否則就是赤裸裸的行政治罪活動。民事訴訟中沒有中立第三方，就不是訴訟，可能是一個和解活動，如私了。沒有代表國家來審判的第三方，是仲裁。要有代表國家行使裁判權的第三方，這是訴訟第一個本質特徵。二是要有控辯雙方平等地對抗，否則也不是訴訟。在行政處罰活動中，警察處罰一個人，沒有平等可言，我處罰，你被處罰。當然在西方國家，行政處罰也發生了變化，如美國微軟被指控違反聯邦反不正當競爭法，據說最近已經調解結案，微軟免除了被一分為三的命運，但交出了巨額的賠償。這個過程是美國聯邦司法部到聯邦法院告微軟，而非直接進行處罰。當然這是一個新型的可被稱為「行政契約」的制度，你違反契約，我告你，是通過一種訴訟的方式進行。如果微軟案件發生在中國，那將是另外一幅圖像：國家工商總局一紙通告將微軟公司一分為三，然後比爾·蓋茨提起「民告官」式的行政訴訟。但此時微軟已經不存在了。但在美國，聯邦司法部告微軟，在此過程中，他仍然運作存在，Windows XP照樣能研製出來。．．．．．．

⑷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鑒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邢訟法制度

您好。
其次，從比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國家的證據補強規則與我國基本證據規則相接近，但兩者的規定卻有一定的差別。從繼承關繫上看，證據補強規則並不能推導出孤證不能定案。

1、從傳承上看，在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一般規定對於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願自白（即口供），不需要補強證據，直接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使用；而對於法庭外的自白則需要進行補強。在大陸法系國家，則一般要求無論是法庭上的自白還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補強證據。[3]我國刑事訴訟法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陸法系的相關規定。而大陸法系中並沒有規定孤證不能定罪的規則，也沒人認為能從證據補強規則中推導出該規則。

2、從證據補強的原因來看，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雖然證據補強規則具體規定有所差別，但是規定證據補強規則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慮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審訊人員的強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較低，所以需要其他證據給予補強，以擔保口供的真實性。而其他證據則不存在著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進行特殊的補強。

3、從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證據補強作不同要求的原因來看，兩者的規定之所以有差別，與其庭審制度有一定的關系。英美法系國家中, 審判制度程序復雜,定罪相對來說較為困難,庭審效率不高，但其庭審的對抗性強，被告人的防禦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願性能夠得到充分保證，因此在法庭上僅有供述也能定罪,沒有必要再另行通過特別規則予以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庭審效率低下的問題。如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檢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進行辯訴交易，法官只要認定被告人自白是自願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證據就可以採納辯訴交易協議並作出判決，快速地解決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訴訟效率。[4]而大陸法系的庭審程序相對來說更注重於探明事實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動調查的傾向，其中立性沒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個訴訟程序相對簡約而有效率，控訴有力，但被告人防禦能力相對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對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進行特殊的制約，以加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從而減少冤案發生的可能性。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別是庭審制度改革，呈從職權式轉為抗辯式的傾向。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僅針對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審判階段的特殊稱謂，而在其他法條中，都是同時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從字面上理解，應當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補強。但實踐中，該條文並不僅僅在審判階段使用，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樣運用。筆者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因為審判起著指導偵查和審查起訴方向的作用，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必然要考慮法院能否作有罪判決的情況；另一方面，雖然在條文上對庭審方式做出了改革，但從實際效果上來看，我國的庭審對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陸法系比也遠不如，因此適用大陸法系的證據補強制度更符合我國的司法實際。

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誤區導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對困難，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實踐和理論脫節的因素，但其根源還是來自於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的證明標准。

誠然，我國證據制度對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國家，但是對證據真實性的追求卻並非如此。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款等條文的規定，足以說明我國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要求定案的證據確實充分，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但是「確實充分」應當說只是一個一般性、總體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規范意義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為解決缺乏標准性和操作性的問題，司法實踐中人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具體的、比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標准。不管是持「客觀真實說」還是持「法律真實說」觀點，學術界比較一致認可的，可以作為我國證據標準是「排他性」標准，即從證據的調查和運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從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所得出的結論上，本結論必須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結論。有學者認為，排他性證明標准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明確、具體。理由是:(1)作為定案根據的每一個證據必須具備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2)根據認識論的矛盾法則，全案的證據經過排列、組合、分析之後，必須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達到每一個證據的前後一致，證據與證據之間一致，全案證據同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3)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情節均有相應的一定數量的證據加以證明；(4)全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本案惟一的結論(具有排他性) 。[10]筆者贊同此觀點，「排他性」證明標准強調絕對意義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結論。

不管是法律條文規定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還是理論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均體現了我國在對待證明標准強調了對客觀真實（真理）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國家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則更側重於作為標准基本要求——實用性。

在西方國家，證明標准有「高度蓋然性」、「排除合理懷疑」、「建立內心確信」等幾種主張[11], 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准最早產生於18、19世紀的英美法系國家。除「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以外, 西方國家證明標准還有「建立內心確信」。這是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著名的證據法原則「自由心證」的基本內容。可以說內心確信, 就是刑事證明標準的正面表述。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與「建立內心確信」二者有明顯的同一性,突出表現在二者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建立內心確信, 就意味著排除合理懷疑, 反之亦然，一是證實主義，一是證偽主義。因此可以說, 二者只是一個標準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一項標準的兩種操作性表述。由於英美法原則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證據標准可能更具操作性, 應當說,「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據標准具有普遍性趨勢。但不管是建立內心確信還是排除合理懷疑，都認為證據證明只能達到「最大程度的蓋然性」，至於這種蓋然性有多高，如果對這一標准進行量化，通說是在90%左右。正如英國《大不列顛網路全書》所稱：「由於取得證據的方法有顯著不同和區別，證據只能產生程度不同的蓋然性，而不會有哲學上的絕對真理的意義。」[12]

相比較而言，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我國刑事訴訟中的「排他性」標準的要求要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和內心確信標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懷疑與相對真實論緊密關聯，以此表述證明標准，雖然比「客觀真實」、「證據確實充分」等提法更為准確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語義與語感上，顯出證明標准與證明要求的一種下降。[13]也有學者認為，雖然與西方國家一樣, 我們也認為訴訟中認識的案件事實與客觀發生的案件事實通常是有差別的，但我們主張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比西方國家的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更加嚴格。在現有的證明體系被打破之前，現有的證據內部必須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嚴密的證明體系, 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審員在主觀上達到完全確信的程度,而不能滿足於僅達到90 % 的可能性。[14]換句話說，我國的排他性證明標准，是在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原則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終達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國家的證明標准則不要求裁判者達到完全的確信,即並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懷疑,而僅要求此種被排除的懷疑,必須能夠說出理由,擺出道理,經得起理性論證,而不是無故置疑,吹毛求疵。

筆者認為，從希望能減少冤案、錯案的角度出發，適度提高證明標准雖然有現實必要性，但當然這樣美好的願望，在現實中能否實現，那是很值得商榷的。畢竟個人的認識能力只能達到一定程度，並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能達到全知全覺，這是客觀現實，並不是你希望能達到就能達到的。當然，這更是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證明標準的提高必然導致很多案件因為達不到該標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無罪處理，而另一方面，因為證明標準的提高，而減少的冤案、錯案則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這是一個利益權衡的結果。這一次，我們與其他制度的出發點正好相反，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選擇了側重保護人權，而西方國家側重了打擊犯罪。

根源於證據確實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標准，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這些證明方法、手段因為其本身要求的相對嚴格性，所以這也是實踐中我們在辦理具體案件中對證據認定事實的要求更加嚴格的根源所在。

一個國家選擇被告人是否擁有沉默權，是一個利益衡量、價值選擇的過程，是以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有可能被侵犯為代價，換取更加有效的打擊犯罪，最終保護了大多數人不受犯罪的侵害；還是寧願放縱很多犯罪，使人們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來保護極少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權制度是現代法制發展的必然方向。

一國的證據制度的選擇同樣也是如此。沉默權之所以能夠根植於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夠有序地實施，除了依賴於西方價值觀念和訴訟理念支撐外，還有一系列配套的訴訟制度，得以保證刑事訴訟在被告人「不開口」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有效、順利地進行。我國與西方國家不同，在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平衡之間，用的是更加嚴厲的證據實體（即真實性）適用規則和標準的方式。而西方國家則普遍採取使用加強證據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護人權的方式，比如沉默權制度、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直接言詞原則等等，而對證據實體認定則在承認人的認識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進行了適度的放寬，從而有利於定罪。這是兩種不同的防止冤案發生的制度設計，都有其合理性。我們不可能也不合適在引進沉默權制度等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制度的同時，繼續採用嚴格證據實體適用規則和標准。這樣的話，天平將完全傾向了保護人權一邊，平衡會將被打破，導致犯罪打擊不力的後果，我們只能二者相權選其一。

沉默權制度體現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將人當作手段的現代民權主義刑法思想，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為不可保留的七項最基本人權之一。我國於1998年參加了該公約，批准該公約並付諸執行是履行國家承諾的必然要求，有助於體現我國信守承諾的國際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使引進沉默權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相對來說，沉默權制度的合理性遠超過其局限性，這也是被大多數國家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國的證據實務中嚴格把握證據事實認定關，卻具有很明顯的不合理性；相對更為嚴厲的證明標准，則有違特定人在某個時期對個別事物認識是有限的這一客觀事實，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現實操作性差。所以，選擇沉默權制度相比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國法治發展和與國際接軌的必然。我國如選擇引進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沉默權制度，就要求我們不能堅持原有較為嚴厲的認定事實的證據制度，應該對證據制度進行一定改造。

1、降低證明標准，把證據確實充分改為排除合理懷疑。無論是學界歸納的排他性標准還是實務中嚴格的把握事實認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於證據確實充分這一哲學意義的、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理想主義的證據標准。將證明標准從百分之百的確信降低到90%的高度蓋然性，有利於維持因引進沉默權而被打破了的打擊犯罪與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之間的重新平衡。

2、改變審查證據主要方式，從審查與庭前書面證據間的相互印證性、不矛盾性、證據鎖鏈的閉合性、結論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轉變到由親歷而感受真實性上來。在筆者看來，對於被告人口供證據價值的不同定位，將直接影響人們對於沉默權的態度。如果一項訴訟制度不能擺脫對口供證據的迷戀和依附，那麼這個訴訟制度對於沉默權制度必然產生天然的恐懼和排斥。事實上，接受、確立沉默權制度後，完全可以通過證據制度的設置來降低口供證據的價值及對口供證據的不恰當期待，以改變依賴口供辦案的習慣做法。

3、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立法方面應當完善證人（包括警察、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1）建立強制性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因特殊原因（非主觀原因）不能出庭作證的例外情形，要列舉的方式嚴格加以限制，並明確規定證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證是一種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應視其情節應給予相應的制裁；（2）建立和完善證人及其家屬保護制度和司法救濟制度。對證人及其家屬在證人出庭時的人身權利和應享有的各種權益予以保障，特別是要規定對直接或變相打擊報復出庭證人的行為人，不論處於何種訴訟階段，均應當給予經濟、行政或法律的嚴厲制裁；（3）明確證人作證經濟損失補償制度和獎勵制度。對於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對因作證支出的費用和誤工費給予經濟補償，明確規定出庭作證的補償標准及實施辦法，由專職部門（法院）進行管理和分配，對積極作證的證人給予一定的榮譽和物質獎勵。

4、健全證據補強規則。明確補強的對象、補強范圍、補強內容等。對此可以借鑒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以及以此為參考的我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確立的民事訴訟證據補強制度，對刑事證據補強規則可作如下規定：（1）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有補強證據,而非犯罪事實,如前科、沒收、追征事由等無須補強;（2）對於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的認定,必須具備補強證據;（3）在犯罪事實中被告人與犯罪人同一的認定不需要補強證據;（4）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5）對於非犯罪構成的事實,即犯罪阻卻事由不存在的認定,也不需要補強證據。 及時收集證據能使律師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況並有效發揮辯護職能。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1條規定:「主管當局有義務確保律師能有充分的時間查閱當局所擁有或管理的有關資料、檔案的文件,以便律師能向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協助。」

在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結構之下,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是訴訟當事人,鑒於控訴方與辯護方實際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國家普遍賦予辯護方充分的訴訟權利,並對偵查行為進行了一定限制,辯護方與控訴方都有獨立收集證據的權利。在美國,被告人的律師幫助權被作為憲法性權利規定於《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憲法中,調查取證權是律師的基本權利之一。在「雙軌」制偵查模式下,雙方分別進行偵查,都可以調查案情和收集證據。由於雙方偵查能力對比懸殊,辯護方的調查往往只是控訴方調查的補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調查、②預審程序中的證據開示、③申請法院調取(保全)的證據、④特定偵查行為(如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在英國,辯護方在偵查階段獲取證據的方式主要有:證據開示制度、律師的調查取證權、⑤卷宗材料的閱卷權[ 1 ]。

在大陸法系傳統職權主義訴訟結構下,偵查職能由控訴方行使,辯護方與控訴方的訴訟地位並不完全平等。辯護方如認為存在證明被告無罪或罪輕的證據,只能請求偵控機關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隨著程序正義觀念的深入,職權主義訴訟結構在大多數國家逐漸被修正,這不同程度地強化了辯護方獲取證據的權利[ 2 ] 。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階段辯護方獲得證據的主要方式有:「詢問證人及鑒定人時的在場權」(第157—159、170條)、「申請證據保全的請求權」(第179條) ;在法國預審程序中,律師可以在場聽取預審法官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辯護方可以向預審法官申請並參與司法鑒定、請求預審法官詢問證人以及進行新的調查,預審法官拒絕的,辯護方可請求上訴法院起訴審查庭復議[ 3 ] ;《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a規定了被指控者請求收集與其有利的證據的權利;辯護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 4 ] ,辯護人可以勘驗犯罪現場、詢問證人、製作私人鑒定報告、請求被追訴者的親友行使證言拒絕權等[ 5 ] ;義大利法律規定在初期偵查期間,被調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調取證言、進行鑒定或者司法實驗、組織辨認[ 6 ] , 2000年12月7 日頒布的法律還確立了辯護方偵查的規則[ 7 ]。

⑸ 論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不得確定有罪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來國刑事訴自訟法第十二條 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本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是本法吸收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部分，規定的一項刑事訴訟基本原則。
本法將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規定為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在古今中外的刑事訴訟歷史上，關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的認識，有「有罪推定」和「無罪推定」兩種理論。「有罪推定」理論是一種封建的、專制的理論觀點，早已被社會拋棄。「無罪推定」雖然有其合理因素和進步意義，但由於它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硬性推定為無罪，有其局限性，難以為司法實踐所接受，既然推定是無罪的人，在刑事訴訟中又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這種沖突和矛盾的事實是無法解釋的。本條確立了「未經法院依法判決，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則，既最大限度地吸收了「無罪推定」理論的合理因素和進步意義，又避免了它本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哲學觀。這項原則的確立，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理論已逐漸成熟，它反映了我國刑事訴訟更加尊重人權、保護人權。

⑹ 刑事訴訟價值是什麼

刑來事訴訟價值包括兩自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指刑事訴訟法的工具性價值，二是指刑事訴訟法自身價值。刑事訴訟法的工具性價值涉及到刑事訴訟法與刑法的關系問題。
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刑事訴訟法除具有工具性價值以外，其還具有自身的內在價值。
我們認為，刑事訴訟的價值目標應當是"公正優先，兼顧效率"。這是因為：刑事訴訟作為分配權利義務，並據以解決糾紛創造合作關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其存在的前提，便是人類社會的公正秩序受到了犯罪行為的破壞，國家設立刑罰權的目的就是為恢復被破壞的正義。為了保證刑罰權的實現不演變成為赤裸裸的國家報復，必須對國家追訴犯罪的行為予以程序規范，以保證國家刑罰權實施的公正性。因而刑事司法程序的設計和程序權利與義務的分配都應以公正為價值趨向。但是，在我們充分關注公正價值目標的同時，也不應忽略刑事司法對效率的追求。

⑺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刑事訴訟法專業好不好想考研究生

客觀的來說，該專業作為全校重點專業之一，師資力量還是很雄厚的，而且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也還不錯，畢竟是全國五法之一。這個方向的話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也算選擇人數比較多的一個，所以想報考的話是個不錯的選擇。另外也可以考慮中國政法大學，更高目標的話可以去中國人大。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一所以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為主幹 ，兼涵哲學、文學、史學、理學、工學、藝術學等九大學科門類的全國重點大學，是國家「211工程」、「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台」重點建設院校，入選「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是中國大陸地區第七所AMBA、CFA協會認證院校 ，是教育部表彰的「全國畢業生就業典型經驗高校」 ，由教育部、財政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三方共同建設。
學校源於1948年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創建、並由陳毅擔任籌委會主任的中原大學。2000年，原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中南財經大學和原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學院共同組建成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洗禮與薪火相傳，學校秉持「博文明理·厚德濟世」之校訓，傳承「希賢希聖·不舍晝夜」之精神，勵精圖治，嚴謹治學，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培養了數以萬計的專業人才。
2015年1月，中國校友會網最新發布《2015年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再次入選2015年中國一流行業特色研究型大學，榮膺「中國五星級大學」美譽。

⑻ 試述無罪推定原則(結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相關原則）

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又可稱為無罪類推（與有罪類推相對應），簡單地說是指任何人在未經依法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除以上內容外，無罪推定還包括：被告人不負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被告人提供證明有利於自己的證據的行為是行使辯護權的行為，不能因為被告人沒有或不能證明自己無罪而認定被告人有罪。
無罪推定原則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項重要原則，是國際公約確認和保護的基本人權，也是聯合國在刑事司法領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標准之一。
1996年3月第一次修正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雖然該規定中沒有出現「推定」或「假定」無罪的規范性表述，但卻含有無罪推定的精神。同時，在該法第162條第（3）項中還相應規定了罪疑從無原則，即：「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被追訴者在被起訴前處於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被起訴後則處於被告人的地位，從而避免將其視為「有罪者」、「人犯」或「罪犯」。
2、在法庭審判過程中，公訴人負有提出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義務。
3、疑罪從無，即公訴人不能提出確實充分的證據證實被告人的罪行，法庭經過庭審和補充性調查也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實，那麼就只能判定被告人無罪。

⑼ 從刑事訴訟法治透視反對自證有罪原則 是怎麼回事

一方面，慣用演繹法的權威主義法哲學派（註：這里所說的權威主義法哲學派和自由主義法哲學派兩種「理想化類型」，只是在某種理論上的抽象設想和誇張化的「觀念」或「模式」。在實際政治生活及意識形態中以及社會人類學中，並不存在上述純粹的絕對化的形式。而是在法庭審判中，立法以及警察的職權行為中常常呈現出對兩種模式的傾向性。）教條式地推斷：所謂法律是被強加於所有法律主體之上的一系列實體性規則。這一傳統觀念將法律程序充其量看作是實施實體法的輔助性工具，而實體法，正如大陸法系一直強調法律的實體方面一樣，則是國家專政權力機構發出的不容置疑的指令。（註：在這里需要對法律的實體方面和程序方面並列的觀點從程序法的價值上作進一步解釋。第一，不要把程序規范與實體規范之間最顯著的區別誤認作是理所當然的和不證自明的事；第二，問題在於法律是如何通過實體與程序兩種規范而實現的，而不是僅通過其中某種規范單獨實現的；第三，問題的焦點在於對法律在社會關系中真正的職能作出較之通常的假定更深入和恰當的認識。）正如凱爾森所言：法律的職能是對社會生活中人們相互之間的對抗性關系所導致的非正常的、不合邏輯的、無理性的無秩序的結果所實施的強制性命令。（註：參見凱爾森（kelsen）：《純粹理論的法律》，加州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

另一方面，一向具有探索精神的自由主義法哲學派（註：參見昂格（ynger）：《知識和政治》，紐約自由出版社，1974年版，第63—144頁。）從不墨守成規，他們以歸納法合乎實際地認為：所謂法律是為了解決各種沖突而使用的救濟手段。（註：譯者註：自由法哲學派，是對當時盛行於歐洲大陸的概念法學和司法中的形而上學的反叛，其觀點的主要特徵是：成文法並非法的唯一淵源，重視社會現實中的活法的作用，主張擴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允許法官依據正義原則加慣例自由地創製法律規則。）自由主義法哲學派對法律職能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似乎少了些妄想而多了些生機。它把以和平方式解決沖突作為法律的首要目的，而把當前的實體性規則作為訴訟程序次要的鋪墊。程序法追隨實體規范的同時，也在反作用並檢驗實體法，以及創造性地或反其道地運用之。只有在這種法律傳統中，霍姆斯法官才可能公然聲稱：「法律的生命不在於其邏輯性，而在於其經驗性！」然而，程序法的功效不僅於此，其最核心的也是最易被人們忽視的職能在於：規范和限制國家公共權力的運用。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認為，程序法具有非依賴於實體法的獨立價值。

這里有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就法律傳統而言，兩種法哲學（註：也可以說「兩種刑事訴訟模式」。）相比較哪一種更為正確和合理，也就是說哪一種更能充分地體現法律的職能所在。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作為公法的一個分支，並不具有法律的典型意義。因為從起源來看，所有法律都源於私人沖突。（註：gumplowitz.dp.cit，n.11. ）私人沖突才是典型的法律關系。所有的實體法從形成之時起，其職能取向就是為了阻止違反契約等私人沖突的發生和補救民事侵權等行為造成的後果，法的公共職能實質上是從這些原始職能中派生出來的。 （註：參見 von bar：《羅馬刑法史》（波士頓1916）。雖然von bar 對此未能專門地說明，但書中顯示出羅馬帝王，特別是奧古斯都大帝對已建樹起的私法概念和制度結構進行開拓，並以懲處判國罪為開端在其私法中強行植入刑罰功能。而在此之後很長的歷史時期，在中世紀一些國家的法律中，人身傷害等行為仍被規定為民事侵權行為。具體內容參見h ·伯爾曼（berman）：《西方法律傳統的變革》（哈佛大學出版社，1983年）。而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國家機器的基本要素和維護社會安定的必要武器，並非隨著國家產生就具有法律的職能。確切地說，只有當國家在法庭審判的對抗性訴訟過程中，作為一個在程序上與罪犯平等的當事人出現時，它的強制約束力才能具有法律職能。在歷史上，英國的大憲章（1215年）和貝卡利亞的《犯罪與刑罰》（1764年）（註：切薩里·貝卡利亞：《犯罪與刑罰》（bobbs—merill出版有限公司，紐約，1965年）。） 是這一認識發展的里程碑。顯而易見，受大憲章等國家憲法調整的民主國家制定的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與專制國家的刑法典與刑事訴訟法典相比，雖然在表面上存在某些相似之處，但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民主國家裡，刑事訴訟必然通過對抗性司法程序進行，國家在原則上處於原告的地位，面對法官和陪審團接受審判；而在專制國家裡，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只是由國家一手操縱的鎮壓工具-一個所謂裁決私人沖突的欺騙性贗品罷了。

為了更簡單地回答這個理想化問題，我們可以進行如下兩種假設，它們分別代表糾問式和對抗式刑事訴訟模式的極端化情形。首先，讓我們假設，在一種極端化糾問式模式中，法律是權力至上和萬能的上帝主持正義的工具，那麼主持正義所依據的實體性規則就代表了一種「絕對道德」，而程序僅僅是執行這些道德規則的工具。顯然，上帝對人間的一切事實都能夠直接感知和認識，認定事實對於無所不知的神聖權威簡直是易如反掌，他在轉瞬之間就可以判明其中的錯綜復雜並作出裁決，用代表著「絕對道德」的規則對違反正義的行為進行懲罰。所以，在上帝的裁決過程中，任何形式的程序都顯得多餘。其次，與以上極端化的糾問式模式相反，我們可以假設一種更接近人類的境況來反映對抗式模式。在斐濟島或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原始森林裡生活著原始共同體，其社會成員之間時常發生沖突。共同體通過讓沖突雙方進行角斗來解決爭端。事實上，此處正義的裁判就取決於體力的強弱。因為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爭斗」使社會的群體關系轉變成為個體之間的關系，所以必須用一些「規則」對個體的行為加以約束。

國家及其訴訟制度自其產生之時就是為了禁止藉助武力解決個人沖突。（註：羅馬《12銅表法》（leges odecim tabularum）第一條規則是：「如果你被傳喚出庭，你必須去！」該條款基本的法律含義是：（1）所有沖突應通過合法程序加以解決；（2）禁止採用「自助」，被告人必須出庭經過審判後才能定罪和處罰，這已成為當今社會一個重要的程序規則，不允許有例外。帕舒坎尼斯在其著名的論著《法律與馬克思主義》（ink links，倫敦出版社，1978年，第166頁）中，對羅馬法這一規則做了生動的分析。然而，他所引證的龔普洛維奇（gumplowitz）著述《公民權利和社會主義》（innsbruck，1881）中的論斷（p145， n，16）：「所有的法律都產生於個人間的爭紛」，這是我們最初的前提之一。作為平等（無武力）的當事人間的對抗程序的民事訴訟是解決社會爭端的原本方式。而刑事訴訟則是從民事訴訟這種形式中演化出來的。）禁止使用武力解決沖突這一規則在職能方面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證明這一點也並非難事。首先，假設國家不復存在，這一規則也被破壞殆盡，社會上的武力就會四處泛濫，出現混亂的無政府主義；其次，假設任何沖突都訴諸武力這一社會倒退方式來解決的話，法律程序就會成為多餘之物。上述兩點也反過來說明了國家必須集中控制武力的使用，同時，國家必須制定法律，並依法通過司法裁判來解決沖突，以替代以武力解決沖突。

從某種意義上講，司法公正作為武力的替代品，意味著一種新的價值觀念開始控制社會，與之相關的是智能、創造力、道德規范等價值觀念。而任意地使用武力解決沖突將可能使社會文明的發展毀於一旦，所有這些價值觀念都會被戰爭和無政府的混亂所湮滅。換言之，法律本質並不是一系列得到正面認可的規則，或法哲學家致力去建立其他定義。反之，法律的本質是否定的。它僅僅是為了防止武力的使用。法律就是以「公正」一詞所蘊涵的邏輯的力量去代替武力的邏輯。然而，關鍵並不在於公正的邏輯，因為即使法律毫無邏輯和正義可言，它也會執行其社會職能。（註：參見凱爾森，op.cit.n.3.）福科（foucault ）說國家或世界的和平僅僅是連續宣戰的結果。法律，在一定意義上，相當於對社會上那些訴諸武力解決問題的人宣戰。國家制定出對武力有威懾力的各項刑事法律，以法律為武器，象持著德莫克利斯的劍一樣向社會上的任何沖突宣戰。

可以看到，自然的爭斗是程序和實體的有機合成，如：戰爭、原始競技等，在程序和實體規則之間沒有人為的分隔。對於自然爭斗而言，所謂的程序就是戰斗或運動本身，而判斷輸贏的實體標准也是競技的一部分。

但是國家的建立，自然爭斗的替代者-法律程序的產生，使自然爭斗被杜絕。沖突的解決分化為兩方面：程序和實體。比如：誰是最好的網球選手，事實上不再是由打比賽決定（禁止自助），而是由人為的仲裁來決定。這些人為的仲裁包括特殊的裁決程序和程序中所使用的實體標准，如，速度、靈活性、耐力等。
當然，一定會有人譴責：「法律並非體育比賽。」但說話的人並未考慮這里的問題不在於事實是否是「體育比賽」。從認識論的觀點來看，任何的沖突和爭斗本質上都相當於一場「體育比賽」。在這種富有試驗性的比賽中，當事人雙方都各持勝券在握的假定相互對峙、爭斗。
從某種程度上准確地說，在法理學中，將法律隱喻作「體育比賽」是有一定的根據的。霍姆斯的基本自由假定認為：法律的首要職能是取代以下各種對抗性關系中的「試驗性方法」（武力），包括個人當事人之間（以私法取代），以及不同的主權國家之間（以國際公法取代）的對抗性關系中的「試驗性方法」（武力）。

在用法律取代武力解決沖突的某些場合下，我們可以看到程序作用的優勢（協商、調解、裁決、外交談判）與實體意義的消弱（公正、道德等）。當然，對於解決國際間沖突的實體法標準的缺失，其原由很簡單，因為在沖突雙方之外沒有第三國（超主權國家）來強行維持和平（實體法標準的代理）。

上述內容表明：首先，程序的第一性和實體的第二性；其次，法律的首要職能在於達到程序性的和諧，相比之下，邏輯和實體正義的成分處於第二位；第三，事實上，訴訟程序並非「體育比賽」，而是以自主的法理實體邏輯通過程序取代了比賽中的武力試驗邏輯。以公正的邏輯代替武力的邏輯是法律本質的全部所在。其維護社會安定的實體功效是根據在訴訟中排除武力的程度而定的，也就是說，只有武力被排除在程序之外，程序才是合法的。

因此，在遵循這一首要規則的基礎上，替代武力解決沖突的各種法律程序隨之產生。而從訴訟程序中衍生出的實體規則（由此也產生了人們對實體「正義」的錯覺）則居第三位。給人們以「正義的觀念」的實體規則，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法律」，實質上，它是人們在運用邏輯方法解決沖突的長期司法程序中的經驗積累。
隨著文明的發展，國家作為禁止訴諸武力的保證人和武力的壟斷者，同時它又是法律程序中的當事人。就事實上來看，國家似乎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武力，但在法律上，為了維護正當的程序，國家必須杜絕使用武力。由此，國家才需要程序法來防止自己成為強權壓服者，而反對自證有罪原則便成為制約司法專橫的武器。

⑽ 刑事訴訟法程序價值

程序性正義：認為有三種程序正義。
1． 純粹的程序正義：
不存在關於結果正當與否的任何標准，一切取決於程序要件的滿足，只要游戲規則公正，且被嚴格守，無論結果如何，都被認為是公正的。如賭博。
2． 完全的程序正義：
存在結果正當與否的獨立標准，並且合理的程序總是導致正當的結果。如分蛋糕理論。
3． 不完全的程序正義：
無論程序怎樣設計，都可能出現不公正的結果。如刑事訴訟。我們的任務是設計合理的程序，一方面使案件事實通過該程序進能盡可能地查明，另一方面即使事實難以查明，只要該程序本身公正且被嚴格遵守，控辯雙方仍都可以接受。案件事實查明（實體真實實現）之艱難，要求嚴格遵循合理之程序以消解敗訴者的不滿，同時使判決得到公眾的接受，使法院獲得信賴和權威。
這樣，程序就具有了兩方面的價值，一是外在價值，即功利價值，作為手段、工具的價值。表現為通過程序懲罰犯罪、釋放無辜。一是內在價值，即程序本身是不是善的、理性的，是不是尊重了個體的基本人格尊嚴。程序正義主要指的就是程序是內在價值。
一旦確立程序規則，就應當遵守，否則應負不利後果（程序法也是法，應當遵守）。美國的《量刑階段》，我國的重實體輕程序。
「訴訟法乃實體法發展之母體」。早期英國採取「訴訟方式」的程序、羅馬法中的「訴權」理論、現在法官實際上的解釋法律創製法律都說明程序法具有實體法形成之功能。
事訴訟：私力救濟、血親復仇——國家介入（從消極到積極，從自訴到公訴，由國家暴力取代個人暴力）。
刑事訴訟法：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與憲法聯系最緊密。犯罪是個別的、特殊的，而國家的暴政，國家對個人權利的干預和侵犯卻可能是有組織的、大規模的，不僅背後有國家資源的支持，還難以救濟。因此自由主義哲學認為，國家權力的濫用才是最可怕的。寧可遭受犯罪的侵害，也不願遭受國家的暴政。由此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陪審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