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律師在場權研究

① 一:試述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享有哪些訴訟權利如何加強權利的保障

辯護律師是指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託或人民法院的指定，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人，以訴訟參與人的身份參加刑事訴訟，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辯護權，依法維護其合法權益的律師①。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是刑事辯護活動中的根本性問題，它不僅決定了律師的辯護職責、任務，而且制約著律師辯護的性質和辯護律師的身份。有鑒於此，本文僅就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談點粗淺看法。
一、目前我國辯護律師所處的法律地位
所謂地位，就是指人或團體在社會關系中所處的位置②。法律地位，就是在法律關系中所處的位置。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反映在刑事訴訟法上，就是辯護律師依照刑事訴訟法享有的權利和履行的義務。目前，我國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處於以下三種地位：
（一）獨立地位。在刑事訴訟中，辯護律師的獨立地位表現為：依法執行職務，依據事實和法律，獨立提出自己的辯護意見，不受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的非法干涉，也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見所左右，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如實陳述案情，還可以拒絕為其辯護。辯護律師既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代言人」、「傳達人」，也不是司法機關的陪襯。在訴訟中，辯護律師與被告人同為辯護一方，依法執行辯護職能，與控訴職能、審判職能交織,共同推進刑事訴訟③。
（二）依附地位。辯護律師的依附地位是指依附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律師參加刑事訴訟，履行辯護職責，是基於被告人的委託，即使是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的辯護律師，其參與刑事訴訟，一般應由法院徵得被告人同意，如果被告人由於案件原因拒絕指定的律師為其辯護，並且確有理由的，人民法院應更換其他律師為他辯護。律師在辯護活動中不能作不利於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事，否則就是失職。二是被告人認為辯護律師工作不得力，不能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有權拒絕律師繼續為他辯護，律師不能參加刑事訴訟，也就毫無獨立性可言。三是上訴權也是被告人的一項專屬權，律師只能幫助被告人行使上訴權，而無權獨立上訴。律師的整個辯護活動就是幫助被告人行使辯護權，從而決定了辯護律師對被告人一定的依賴性。
（三）特權地位。在法律規定的辯護人中，律師是最主要、也是最有能力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辯護律師的特權地位是相對於其他辯護人來講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律師是經過嚴格考試考核取得執業證的職業法律工作者，具有豐富的法律知識和辦案經驗，熟悉辯護業務。同時，律師必須遵守嚴格的執業紀律，具有崇高的職業道德，因而整體上能圓滿完成辯護業務。另一方面，法律又賦予了律師較其他辯護人更多的權利，比如律師依法執行職務受保障的權利、查閱案卷權、會見通信權、調查取證權、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的權利、司法文書獲取權、提出證據權、質詢權、辯論權、控告權、拒絕權等等④。其中，調查取證權是辯護律師特有的一項權利，其他辯護人不能享有。此外，對律師行使辯護權的限制相對於其他辯護人來講是比較少的。如，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許可，才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
二、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並未得到鞏固
雖然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處於三種較高的法律地位，但是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仍然遇到了許多的問題、阻力和困難，特別是其獨立、特權法律地位並未得到鞏固，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會見難。《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受委託的律師在偵查階段「可以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兩院三部一委《規定》」）第11條規定：「對於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批准。」⑤但在實踐中，律師要會見非涉秘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時，幾乎都必須經過批准或變相批准，即使形式上不需要批准，但辦案機關不安排就得不到會見。律師實際上不可能徑直前往看守所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目前，這個問題在全國各地並未真正解決。律師會見受阻的情況比比皆是。且「涉及國家秘密」已經成了阻止律師會見的普通借口，何況「秘密」的界限也無從界定。此外，律師會見難還表現在被限定時間和次數、限制問話內容、禁止記錄或允許記錄也不讓犯罪嫌疑人在筆錄上簽名等等;至於在會見場所裝置錄音錄像設備、暗中監聽監視的現象更是司空見慣。之所以出現律師會見難，其主要原因並非法律限制律師會見，而是個別辦案人員或監所人員不了解相關的法律法規，或者是其明知有法律規定，卻出於對律師辯護制度的誤解或排斥而有意阻撓刁難。
(二)取保難。律師提前介入後，有相當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及其近親屬要求律師為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雖然律師為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難的案件比比皆是，但是成功者極少。《刑事訴訟法》第75條規定，辦案機關未能在法定期限辦結或審結案件，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羈押期限的，律師有權要求解除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強制措施，或者要求變更為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兩院三部一委《規定》第20條也規定，對律師申請取保候審，「有權決定的機關應當在7日內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復」。但是，當律師提出這些要求時，絕大多數的情況是：既無結果，也無答復。即使有了答復，許多辦案機關不願意接受保證人擔保，只接受保證金擔保，而收取的保證金高得驚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親屬根本無力承受。之所以出現辯護律師取保難的問題，主要原因是：法律規定不明確，缺乏硬性標准;辦案機關擔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後逃跑，不願承擔責任;個別辦案機關在取保問題上以金錢作交易;個別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對取保候審存在認識上的誤區，認為只要取保候審一般就不會再收監，只要有可能被判實刑的就不予取保候審。
（三）維權難。《刑事訴訟法》第38條單獨針對辯護律師規定了一條：辯護律師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或者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作偽證以及有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的，應當依法 追究法律責任。不同的是，偵查人員搞違法取證，只由本方處理，不可能由律師來查處。而律師違法取證，卻由對方的公安、檢察機關來追究，而不是由自己的行業行政管理機關--司法行政機關來追究。新《刑法》第306條還專門對律師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作出了規定，這是各國立法中絕無僅有的⑥。在該條規定中，「引誘」證人改變證言的罪名最易觸犯又最難界定，而偵查和公訴機關對此又最為關注、最感興趣。有資料顯示，自1997年新《刑法》頒布以來，以新《刑法》第306條「律師偽證罪」之名受到刑事追訴的律師超過了100多名。有的律師在庭上與檢察官對峙舌戰，一轉眼在庭下卻成了檢察官的階下之囚。試想一下，有兩個相互對抗的對手，其中一方卻手握對另一方的自由予奪之權，這種對抗不僅使人覺得滑稽，甚至會讓人感到恐懼。也正因為不敢想或不願看到這種隨時可能降臨的災難之險，越來越多的律師，乃至一些以刑辯聞名的律師，對於刑事案件都退避三舍，敬而遠之。
三、鞏固辯護律師法律地位的設想
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出現了上述會見難、取保難和維權難三難現象，最終導致了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的結果。據統計，全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由《刑事訴訟法》修改前的1996年的40％下降為2001年30％。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得不到鞏固，導致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這對國家法治的外在形象和實際進程是一個長遠的傷害。就個案來講，不利於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就整體而言，不利於國家法治健全和人權保障。因此，筆者認為，應採取以下三項措施著力鞏固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
（一）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全體公民，特別是各級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要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充分認識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尊重辯護律師，鼓勵和支持辯護律師參與刑事辯護，因為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尊重律師，尊重和保障律師權利，從根本上說就是尊重自己，尊重法治。如果我們將法治社會看作是一座由立法、執法和司法三根柱石支撐、生活其中的全體公民的法律素質為其構造理念的大廈的話，司法這根柱石的三維則由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所構成，三維中的任何一維弱小、萎縮甚或缺失，都會令這根柱石結構失衡、脆弱，司法柱石一旦失衡或者脆弱，則整個法治大廈危矣。而法官、檢察官、律師，乃至一切以運用法律和研究法律為職業的群體（有學者謂之「法律共同體」），其生存賴法治之昌明發達，正可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息息相關。因此，法官、檢察官、律師要相互尊重，因為，我們都有一個高遠的追求和神聖的事業--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全社會實行公平和正義。
（二）及時修改相關法律。盡快修改有關法律來鞏固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至少應盡快作出相關的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對辯護律師會見中的障礙應健全有效的排除機制，保障辯護律師依法行使會見權，特別是能徑直到監所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取保問題，應有相應的保障措施，明確規定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取保候審時，辦案機關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依法作出是否同意的書面答復，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親屬經濟特別困難的情況下，應准予提供保證人擔保。對於律師執業的保護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借鑒當今世界上不少國家如英國、德國、法國、盧森堡、日本等國家的作法，在立法上確立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⑦，修改或者廢除新《刑法》第306條關於律師「引誘」證人改變證言的罪名，從法律上消除辯護律師的執業風險，讓辯護律師解除思想負擔，大膽履行自己的職責，提出辯護意見，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法律的正確實施，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

② 刑事訴訟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有哪些，辯護人的

一、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
在刑事訴訟中，律師與其他辯護人的訴訟權利不同，律師參與刑事訴訟在不同階段的權利也不完全一樣。
(一)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的訴訟權利
1. 接受委託擔任辯護人的權利。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律師有權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託擔任其辯護人。自訴案件中有權隨時接受委託。
2. 閱卷權。辯護律師有權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 319 條規定，訴訟文書包括立案決定書、拘留證、批准逮捕決定書、逮捕決定書、逮捕證、搜查證、起訴意見書等為立案、採取強制措施和偵查措施以及提請審查起訴而製作的程序性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包括法醫鑒定、司法精神病鑒定、物證技術鑒定等由有鑒定資格的人員對人身、物品及其他有關材料進行鑒定所形成的記載鑒定情況和鑒定結論的文書。
3. 會見和通信權。辯護律師有權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並且不論案件是否涉及國家秘密，都無需審查起訴機關批准，檢察院也不能派員在場(《刑事訴訟法》第 36 條、《六機關規定》第 12 條)。
4. 調查取證權。⑴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後，有權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⑵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收集、調取證據;⑶有權在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並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後，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刑事訴訟法》第 37 條)。
5. 發表意見權。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聽取犯罪嫌疑人委託人的意見(《刑事訴訟法》第 139 條)。
6. 申請取保候審權。辯護律師有權為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 39 條)。
7. 對超過法定期限的強制措施要求解除權。人民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辯護律師有權要求人民檢察院解除(《刑事訴訟法》第 75 條)。
(二)辯護律師在審判階段的訴訟權利
1. 接受委託擔任辯護人的權利。律師有權接受被告人的委託擔任其辯護人，且不論案件是否涉及國家秘密，被告人聘請律師擔任辯護人無需審判機關批准(《刑事訴訟法》第 36 條)。
2. 接收出庭通知書的權利。在案件的審判階段，辯護人有權最遲在開庭 3 日以前接到人民法院的出庭通知書。
3. 閱卷權。辯護律師有權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但審判委員會和合議庭的討論記錄及有關其他案件的線索材料，辯護律師不得查閱、摘抄、復制(「刑訴法解釋」第 40 條)。
注意：在審查起訴階段辯護律師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是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但在審判階段辯護律師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是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
4. 會見和通信權。辯護律師有權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並且不論案件是否涉及國家秘密，都無需審判機關批准;人民法院也不派員在場(《刑事訴訟法》第 36 條、「六機關規定」第 12 條)。
5. 調查取證權。
⑴辯護律師有權經證人或其他有關單位同意後，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有權申請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有權在經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後，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⑵人民法院根據辯護律師的申請收集、調取證據時，申請人可以在場。人民法院根據辯護律師的申請收集、調取的證據，應當及時復制移送申請人。
⑶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辯護律師在提供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時，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向人民檢察院調取該證據材料，並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閱、摘抄、復制該證據材料(「六機關規定」第 13 條)。
6. 申請取保候審權。辯護律師有權為被羈押的被告人申請取保候審(「刑訴法解釋」第 68 條)。
7. 對超過法定期限的強制措施要求解除權。對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辯護律師有權要求人民法院解除(《刑事訴訟法》第 75 條)。
8. 質證權、申請權、辯論權。辯護律師有權參加法庭審理，並享有發問、辯論、發表意見以及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權利(《刑事訴訟法》第 155 至 157 條、第 159 至 160 條)。
9. 非獨立的權。辯護律師有權在經過被告人同意後提出上訴(《刑事訴訟法》第 180 條)。
二、辯護人的權利義務
1. 辯護人有義務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2. 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隱匿、毀滅、偽造證據，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刑法》第 306 條)。
三、拒絕辯護是指什麼
刑事訴訟中有兩種拒絕辯護。一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絕辯護人為其辯護，法律依據是《刑事訴訟法》第 39 條「在審判過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絕辯護人繼續為其辯護，也可以另行委託辯護人辯護」。辯護權的主體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辯護人的辯護權派生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刑事訴訟法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拒絕辯護權沒有作理由的限制，一經提出就應當生效，但是需要注意：
⑴對於不屬於應當指定辯護人的被告人堅持自己行使辯護權，拒絕人民法院指定的辯護人為其辯護的，人民法院應當准許並記錄在案(「刑訴法解釋」第 38 條)。
⑵對於不屬於應當指定辯護人的被告人當庭拒絕辯護人為其辯護，要求另行委託，人民法院同意的，在重新開庭後，如果被告人再次當庭拒絕重新委託的辯護人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辯護律師為其辯護的，合議庭可以准許，但被告人不得再另行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也不再另行指定辯護律師，被告人可以自行辯護(「刑訴法解釋」第 165 條)。
⑶對屬於應當指定辯護人的被告人拒絕人民法院指定的辯護律師為其辯護的，有正當理由的，人民法院應當准許，但被告人須另行委託辯護人，或者人民法院應當為其另行指定辯護律師(《刑事訴訟法》第 41 條、「刑訴法解釋」第 38 、 165 條)。

③ 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第490條第二款，前科封存你可以用。

最高人民法院關版於適用《中華人民共權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法釋〔2012〕21號 2012年12月20日公布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四百九十條 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以及免除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應當封存。
2012年12月31日以前審結的案件符合前款規定的，相關犯罪記錄也應當封存。
司法機關或者有關單位向人民法院申請查詢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應當提供查詢的理由和依據。對查詢申請，人民法院應當及時作出是否同意的決定。



④ 刑事訴訟的辯護制度

刑事辯護是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關於刑事辯護的修改完善與發展一直備受關注。2012年刑訴修正案不僅提前了辯護權的適用時間，擴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體范圍，還對辯護制度中的會見權、閱卷權等權力性內容、告知義務等義務性內容、申訴控告等救濟性內容進行了修改與完善。這不僅是刑事辯護制度的立法進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進步，更是保障人權、彰顯正義、發展民主的題中之意。但是，在進步的同時其局限性也很明顯。無論是從制度設計的完善程度還是從實踐的影響來看，這部新刑訴法框架下的辯護制度仍存在著很大的提升空間。

發源於西方國家的刑事辯護制度，現已盛行於世界各國，其孕育和形成意味著一國對刑事司法的精神和意義的思考有了一個新的高度。刑事辯護制度不僅是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而且是司法公正及法律專業化的必然要求，其職能實現的程度在一定意義上彰顯了一國刑事法治的發展水平。伴隨著我國法制的不斷進步，刑事辯護早已成為我國刑事司法中一項重要的法律職能。但由於諸多現實和歷史的原因，我國的刑事辯護制度立法和司法實踐一直存在相當突出的問題。其不完善性，導致了律師在辦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難免不遇到新問題、新困難。不過，我國一直走在不斷完善律師辯護制度的道路上，2012年3月14日全國人大通過新《刑事訴訟法》，並已於 2013年1 月1 日正式實施。此次通過的新《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辯護制度的相關規定與新《律師法》進行有效的對接，基本上解決了法律適用沖突的問題。但是，立法的完善能否從根本上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問題，也需要在實務層面進行進一步探析。以下，我們主要從新刑訴修改的關於律師辯護制度的內容來研究討論。

一、新刑訴中對律師辯護制度的改革

（一）辯護律師的介入權時間提前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此條規定將辯護制度排除在偵查程序之外。偵查階段中，犯罪嫌疑人既無沉默權，也無律師幫助，在面對偵查機關不斷訊問的極大壓力以及極有可能出現的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作出對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應賦予犯罪嫌疑人辯護權的階段卻剝奪了這一權利，錯失人權保障的最佳時機。而新刑訴中將此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這一修改使得律師在偵查階段以辯護人的身份參與訴訟，能從客觀上對偵查活動形成有效的外部監督和制約，能促使偵查機關全面收集證據，防止主觀片面，同時也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非法關押、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等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發生，促使案件達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想狀態。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強化

刑訴援助制度是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設立的，是現代法治國家實現司法公正和保護基本人權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此次刑訴修正案切合這一理念，擴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其一，法律援助的適用階段由審判提前至偵查、起訴階段，這一修改使得辯護制度的時間整體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適用對象得以擴大。修正案第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以上兩條規定擴充了刑事辯護制度的惠及對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國家的司法資源，充分體現了保障人權的精神內涵，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推動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此外，此次刑訴修正案還明確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樣，皆有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義務和責任。這條明確了公安機關的通知義務，為保障更多人的辯護權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三）辯護制度的內容得到完善

1、自主會見權

實務辦案中，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偵查機關要求律師會見須預先提出申請，報偵查機關審批，而偵查機關對於會見則會持消極態度，辦案人員在實踐中將「安排」實際上變為「批准」，律師和犯罪嫌疑人也無法正常的交談。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會見時間和會見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時間上，修正案規定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48小時。在方式上，此次刑訴修正案吸收了律師法中關於律師憑借三證即可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以及會見時不被監聽的規定，並且取消了關於「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師會見需要批準的規定，而是將「涉及國家秘密案件」明確規定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案件、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三類，避免了以往由於「涉及國家秘密案件」含義不明而出現的侵犯會見權的情況。

新刑訴中對律師的自主會見權的確定保證了律師以及犯罪嫌疑人雙方會見的及時、暢通，使得犯罪嫌疑人能夠充分、有效地行使辯護權，進而有利於司法公正的實現。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辯護律師的無障礙會見也是刑事辯護國際標準的要求和各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普遍做法。

2、閱卷權

閱卷權是辯護律師的一項重要權利，只有辯護律師充分的行使閱卷權，才能對案情進行全面了解，並以此為基礎進行辯護。1996年的刑訴法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僅限於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這些都是公訴機關提供的，而不是案件最原始的材料，這從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辯護人對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掌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辯護律師能夠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增大到本案所有的案卷材料。閱卷范圍的擴大能保障辯護律師更詳細的分析、解讀案情，並能夠更好地行使辯護權，有效維護犯罪嫌疑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

3、調查取證權

雖然新刑訴法對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沒有明確變化，但是體系地審視新刑訴法，不難推導出律師的調查取證權亦提前到了偵查階段 。根據修改後第33條的規定，在偵查階段，律師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幫助的人」，而是「辯護人」，那麼作為辯護人，當然有權享有調查取證權。此外，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第 40 條規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這一條進一步說明了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就享有調查取證權。

二、新刑訴中關於辯護制度出現的問題

新刑訴法對辯護制度的有關規定作了重大改革，這些改革對於加強我國刑事訴訟的民主性、科學性，提高辯護質量，切實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無疑將起著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新刑訴法對辯護權的某些規定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關於辯護制度的法律用語具體含義不明確

新刑事訴訟法中雖然對某些條款作了修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含義不明確所導致的實施困難的情況，需要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以下從幾個地方來說明：

第一，閱卷權。新《刑事訴訟法》第38條規定了辯護律師的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的權利，但是沒有細化「案卷材料」的內涵和外延，這里所指的材料是否包括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不僅包括指控犯罪的證據材料，而且包括證明嫌疑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材料。在偵查機關偵查措施與手段日益完備的形勢下，幾乎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絕大多數證據都被偵查機關搜集並固定起來。即使是那些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證據也往往被偵查機關搜集和掌握。假如偵查機關將這些能夠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不編入證據卷宗之中，又假如檢察機關在移送起訴時將這些證據抽出而不移交至法院，那麼辯護律師就根本無法查閱到這些證據，而這將對辯護律師的有效辯護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明確案卷材料的具體范圍在司法實踐中是很重要的，這極大的關繫到律師辯護權的行使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訴訟權利的保障。

第二，會見時不被監聽權。為進一步保障辯護律師會見權，新刑訴法第三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這一規定也是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的要求。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8條規定：「遭逮捕、拘留或監禁的所有的人應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不遲延地、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系協商。這種協商可在執法人員能看得見但聽不見的范圍內進行。」

但是，對於「不被監聽」的解讀，意見不盡一致。有論者認為「不被監聽」僅指不得利用技術手段對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談話進行監聽。而有的學者認為「不被監聽」既包括不得利用技術手段進行監聽，也包括偵查人員不得在場 。首先，新刑訴法刪除了原刑訴法第九十六條 「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的規定，換言之，取消了偵查機關派員在場的權力。其次，將「不被監聽」僅限於不得通過技術手段監聽談話的解讀不符合這一規定的立法精神。因為規定「不被監聽」是為了保障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的單獨性和秘密性，有利於他們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有利於排除外來因素對他們會見的干擾。如果對會見不允許監聽卻可以派員在場，那麼「不被監聽」又有何意義？

為了保證此項規定得到切實執行，相關司法解釋除了要明確「不被監聽」的含義外，還要明確規定違反「不被監聽」規定的消極性後果，即以監聽方式獲得的證據材料應當根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依法予以排除。

（二）刑事辯護制度實施性、懲罰性、救濟性條款過少

我國很多法律條文都屬於制定出大體方向，卻沒有規定具體實施性內容，這就使得大部分法律很難完全依靠立法機關的力量加以實施，而不得不依賴於大量的立法解釋、司法解釋以及司法機關的內部文件規定進行具體的實施，而在實施過程，有些立法規定甚至出現被修改、被架空的境況 。

這次我國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也有同樣的問題。在法條中關於辯護制度問題集中在解決刑事法律援助、會見權、閱卷權及申請調查權等關鍵性問題，但是對於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享有的相關權利卻均以「權利宣告」的方式被賦予，而沒有一系列具體的實施性條款加以保障，使得在法條中所宣稱的比較抽象、概括的制度無法通過可操作的規則加以實現。同樣，關於懲罰性條款和救濟性條款，新《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也嚴重缺失。假如不建立任何懲罰性條款，那麼授權性規范就將因為沒有對侵權行為的制裁性後果而變得難以實施，賦予的相關權利也難以實現；如果缺乏對於侵犯辯護律師的辯護權實施救濟的途徑，將會使權利無法得到真正的貫徹與落實。因此，為了新刑訴法能夠得到更好的實施和適用，應注意將法律條文內容具體化，並且注意保障措施的施行。

三、完善辯護制度的建議

首先，將部分法律條文用語的含義明確化。

新《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許多關於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以及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但是，因為某些法律用語的含義有混淆性，界限不明確，導致實務上對法律條文得不到良好的實施，權力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因此，在以後的立法修改或者法律解釋中，應將法律條文的含義具體化，明確化，以期達到刑事訴訟相關法律在實踐中發揮更好的實施效果。

其次，制定和完善刑事辯護律師權利的實施性、懲罰性和救濟性條款。

「任何帶有一定超前性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自動地得到實現，而必須有一系列具體的實施條款加以保障，使得這些抽象、概括的制度能通過可操作性的規則加以實現。 」以閱卷權為例，新《刑事訴訟法》可以制定明確的實施性條款，如律師查閱、摘抄、復制的案卷材料的范圍和具體方式；又如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批准律師閱卷申請的時間； 檢察機關如果不批准律師閱卷，律師向法院申請閱卷的時間等。相對於實施性條款而言，在新《刑事訴訟法》中規定懲罰、救濟性條款是為了更好地保障立法賦予辯護律師的相關權利，並使之在實務中得以貫徹與落實。如對看守所、偵查機關無正當理由拒絕批准律師會見的行為，對於檢察機關拒絕律師閱卷的行為等，在新《刑事訴訟法》應確立某種形式的追究責任的條款。而對於上述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辯護律師的程序辯護權利時，可以通過建立程序性制裁製度使得受到程序性違法之直接影響的證據、公訴、裁判以及其他的訴訟行為失去法律效果，以此使辯護權利受到侵犯的律師獲得權利救濟的有效途徑 。

總之，刑事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刑事訴訟的進化歷史也可以說是刑事辯護制度不斷加強與完善的歷史。從歷史上看，從奴隸社會的彈劾式訴訟模式到封建制社會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再到近現代社會的控辯式訴訟模式，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經歷了曲折歷程 。發展至今，新《刑事訴訟法》在立法上充分彰顯了人權保障、程序正義以及控辯平衡等現代司法理念，與新《律師法》有效地銜接，使得辯護律師在閱卷、會見等方面的訴訟權利實現了對接，同時擴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受益對象和范圍，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機會獲得法律援助，這些規定無疑富有影響深遠並具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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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新刑法尊重人權在審問的時候可以要求律師在現場嗎從羈押開始就可以叫律師嗎

首先，這些權利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不是刑法規定的。
其次，新刑事訴訟法並沒有規定律師的在場權，就說在審訊的時候，律師不可以在場。
第三，從第一次訊問或被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嫌疑人有權聘請辯護律師，且只限為律師。
第四，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審訊必須是在看守所進行，這樣的話，又有很大可能避免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發生。

⑥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有哪些新的權利

一、申請偵查人員迴避和申請復議 新刑訴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規定要求迴避、申請復議。原來規定的是當事人和法定代理人的權利，增加了這個款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也具有這樣一個權利。 二、提供法律幫助 原刑訴法第九十六條規定提供法律咨詢，新刑訴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提供法律幫助，法律幫助當然比提供法律咨詢的范圍擴大的，但是提供法律幫助的范圍還是有待於司法解釋明確。 三、代理申訴、控告 這是原原刑訴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的內容。但是新刑訴法第一百一十五條明確了具體的內容，該條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於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1)採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的；(2)應當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不退還的；(3)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物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4)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不解除的；(5)貪污、挪用、私分、調換、違反規定使用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的。同時規定了申訴和控告的程序，該條第二款規定：受理申訴或者控告的機關應當及時處理。對處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四、申請變更強制措施 原刑訴法規定犯罪嫌疑人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取保候審，新刑訴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的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就沒有逮捕後申請的限制。這個申請變更應當包括符合取保條件的申請和超過羈押期限的變更。 新刑訴法第九十五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收到申請後，應當在三日以內作出決定；不同意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告知申請人，並說明不同意的理由。 五、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原刑訴法第九十六條規定了受委託的律師可以，新刑訴法規定了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六、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和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 原刑訴法第九十六條規定規定了受委託的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可以了解案件有關情況，偵查機關根據需要可以派員在場。而新刑訴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明確了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 辯護律師同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通信。 七、收集證據 新刑訴法第四十條規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第四十一條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0從而可以看出，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可以收集證據，但不能收集公安機關偵查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的證據，不可以申請公安機關收集證據。 八、為審查批准逮捕提供意見 新刑訴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逮捕，可以詢問證人等訴訟參與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九、為偵查的事實和定性提供書面意見 0新刑訴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在案件偵查終結前，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偵查機關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並記錄在案。辯護律師提出書面意見的，應當附卷。 十、取得偵查終結移送情況 新刑訴法第一百六十條規定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的案件，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並且寫出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並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同時將案件移送情況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

⑦ 刑事訴訟法律師權利有哪些義務

根據我國有關法律的規定，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享有的主要訴訟權利和法律義務如下：

1、有依法執行辯護職務，受國家法律保護，不受任何單位、個人干涉的權利；

2、有查閱案卷、了解案情的權利；有與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能信的權利；

3、有經許可或同意向有關單位、個人調查與取證的權利；

4、有申請延期審理的權利；

5、法庭調查時有發問的權利；

6、有對證人、證言詢問、質證和對證據提出異議的權利；

7、有申請調取新證據的權利；

8、有參加法庭辯論的權利；

9、有拒絕辯護的權利；

10、經被告人同意，有代被告人提出上訴的權利；

11、有控告權。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4條的規定，辯護律師對於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或有人身侮辱行為的，辯護律師有提出控告的權利；

12、有獲得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抗訴書副本、自訴人的起訴狀、上訴狀副本、法院的判決書、裁定書副本等各種訴訟文書副本的權利；

13、有在開庭前3天得到出庭辯護通知書的權利；

14、在偵查階段有向公安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的權利；

15、會見犯罪嫌疑人以及向其了解有關案件情況的權利；

16、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和控告的權利；

17、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的權利。

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基本義務：

1、律師執行辯護職務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恪守律師的工作紀律和職業道德規范；

2、律師必須認真履行辯護職責，依法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3、律師不得故意歪曲或捏造事實，毀滅證據或製造假證據，不得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串通，包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其逃避應得的懲罰；

4、律師在擔任辯護人期間接觸到的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要保守秘密，不得泄漏；

5、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要嚴格遵守監所的有關規則；

6、律師要按時出庭，遵守法庭規則，嚴格遵守和執行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

7、律師在庭審中要尊重司法工作人員，維護公安、司法機關的尊嚴。

⑧ 試論偵查階段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的必要性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主任樊崇義表示：「偵查人員對嫌疑人的訊問完全在封閉狀態下進行，由於沒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手段證明訊問合法、文明，嫌疑人翻供並指責偵查人員刑訊逼供等問題日益突出。這既破壞了司法公正，也損害了偵查機關的執法形象。有必要從制度層面上研究、解決這個問題，建立一種監督、證明機制。」

犯罪嫌疑人把「律師在場」作為首選

此項試驗的第一階段，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律師在場、錄音、錄像以及現行常規訊問方式中任選一種，直至偵查終結。參與試驗的三個單位自願選擇採用這四種訊問方式的犯罪嫌疑人共有265人，其中選擇律師在場方式的64人，錄音方式的70人,錄像方式的68人,常規方式的63人。雖然選擇三項制度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常規方式的選擇者，但是律師在場並不是得票最高的訊問方式。

北京試點的負責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晶表示，這個階段的犯罪嫌疑人不理解四種訊問方式，選擇上有很大的隨意性。第二階段，調研小組組織了訪談性問卷調查，就四種訊問方式各自的含義和相互區別向嫌疑人進行了細致的說明。因此，這樣作出的選擇與第一階段相比，更成熟、理性，更加真實。

在第二階段，共計282名犯罪嫌疑人回答了同一個問題：「如果法律上准備規定上述四種訊問方式，你認為這四種訊問方式從重要到次要程度的排列順序是什麼？」除了13名沒有進行排列外，在152名參加了第一階段試驗的犯罪嫌疑人中，高達65.1％的人把律師在場作為首選，而未參加第一階段試驗的117名犯罪嫌疑人中，50.5％的人作出了同樣的選擇。

「很多嫌疑人認為，律師在場要比單純錄音、錄像強得多。」北京試點的調研組成員張凱博士說，「除了見證作用以外，律師還能提供法律咨詢。」

偵查人員最不希望「律師在場」

與犯罪嫌疑人的選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地偵查人員對「律師在場」並不歡迎。三個地區的受訪者在對三項制度從重到輕的排序時，都將律師在場排在了第三位；而參與問卷調查的56人中，只有6人在三選一的問題中選擇了律師在場。

北京市海淀區公安局副局長金志海認為這是偵查人員將錄音、錄像和律師在場制度比較後作出的選擇，「錄音錄像成本低，高科技可以保證整個訊問過程的客觀、真實、可靠，法律關系也很簡單明了。而律師在場制度的成本相對較高，法律關系較復雜，實際操作過程中的人為因素難免會讓偵查人員有所顧慮。」

「偵查人員在實踐中形成的傳統做法不少是行之有效的，而安上攝像頭、請來律師，很多現有的辦法就不好再用，會影響訊問效果。」張凱說，「在現有的考核體系下，一線偵查人員都有硬指標，改革就意味著重新摸索新辦法，一下子確實難以適應。」

「偵查人員有顧慮是肯定的，不然，律師在場就失去了意義。」全程參與這項試驗的北京市德恆律師事務所律師陳德飛說，「但律師在場對訊問來說並不一定都是負面影響。」

陳德飛參與的一個案件讓他印象深刻。「這個案子問題不大，但是嫌疑人有明顯的抗拒心理，偵查人員問什麼他都不吱聲。我跟他仔細講了立功、自首、哪些是從輕情節，再問他的時候，一五一十全講了。」陳德飛事後跟他溝通，他說號子里的人讓他做好受皮肉之苦的准備，他也想好了應對辦法，「如果他們對我很人道，我就交待，畢竟自己犯了錯。要不是這樣，我就什麼都不講。」

陳德飛認為，律師在場對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來說都有好處，「偵查人員的訊問會因此更規范，犯罪嫌疑人也覺得受到了公正待遇，配合訊問。就我所知，北京地區採用這種方式訊問的案件中，嫌疑人沒有翻供的。」

律師在場制度為何難入刑事訴訟法

盡管偵查人員對律師在場並不歡迎，但受訪的56名偵查人員在總體上對改革訊問方式持積極態度，50％的人（5人未做選擇）認為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時有必要改變現行訊問方式。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已列入本屆人大的五年立法計劃中，而三項制度也被期待能從制度層面防止刑訊逼供。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朱孝清透露，從2007年10月1日起,全國檢察機關將全面實行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但律師在場制度由試驗到立法的推行要慎重。

主持此項研究的樊崇義也認為：「盡管三項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也有大量的數據資料證明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但就現在的情況看，錄音、錄像寫入立法的條件比較充分，而律師在場制度卻不能立即推行。」

「律師在場制度跟錄音、錄像相比，更能從制度上影響現行訴訟架構。」陳德飛說，「學者們希望這項制度盡善盡美後再寫入刑事訴訟法。但是，律師在場制度在法理上並不存在問題，法律對此沒有禁止性規定，而犯罪嫌疑人也確實有這個需要，可以在立法上先予考慮。」陳德飛表示，「這個制度符合刑事訴訟法保障人權的目的，不能因為理論上的爭議就放棄這個制度。」

⑨ 刑事訴訟法對律師調查取證權的規定有哪些

《刑事訴訟法》：
第三十八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第三十九條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

第四十條 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

第四十一條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第四十二條 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

違反前款規定的，應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辯護人是律師的，應當及時通知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或者所屬的律師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