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方行政法書評

㈠ 楊建順的代表作品

論文類：
《論「服務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論經濟規制立法的正統性》，載《法學家》2008年第5期
《導讀：拓展和創新行政法學研究的階梯》，載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計劃行政的本質特徵與政府的職能定位》，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摘錄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公共行政》2007年第10期
《論政府職能轉變與建設和諧社會》，載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法律問題》（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2006年年會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版
《論城市創新中的市民參與》，載《法學雜志》2007年第3期（總第166期）；收錄入北京市法學會編《走進法治——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2008年7月
《論根治腐敗的制度支撐》，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論行政評價機制與參與型行政》，載《北方法學》創刊號，2007年1月
《論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及其制度支撐》，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6年）
《論構建和諧社會中城管執法的作用》，載《法學家》2006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6年）
《新世紀中國行政法與行政法學發展分析——放權、分權和收權、集權的立法政策學視角》，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7年第3期
《建立和完善國家科研項目監理制度》，載《人民法院報》2006年4月17日
《論行政復議——我國行政復議的現狀與課題》，載《人大法律評論》2004年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行政訴訟的類型與我國行政訴訟制度改革的視角》，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 11期
《行政訴訟法修改的視點和方向》，載《人民法院報》2005年6月20日；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8期
《論行政訴訟判決的既判力》，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 12期（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5年）
《論房屋拆遷中政府的職能——以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的衡量和保障為中心》，載《法律適用》2005年第5期
《論產品質量保障、消費者維權與政府職能定位》，載應松年教授賀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行政法的中國之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論基層政府法治建設的定位及其發展方向》，載《南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1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6年第 3期
《高校教師聘任制與維權、救濟機制》，載《中國教工》2005年第3期
《公共利益辨析與行政法政策學》，載《浙江學刊》2005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5年第5期全文轉載（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5年）
《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全文收入中國法制出版社編《憲法與行政法論文選萃》，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全文收入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行政法學精萃（2005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4年）
《行政立法過程的民主參與和利益表達》，載《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4年）
《論行政裁量與司法審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的理論根據》，載《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5期予以摘錄；被收入周國均主編《中國法學文叢?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版；被收入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行政法學精萃（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公共選擇理論與司法權的界限》，載《法學論壇》2003年第3期
《論危機管理中的權力配置與責任機制》，載《法學家》2003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6期予以摘編刊載（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行政許可的合理化與相對人的權益保障》，載孫琬鍾、江必新主編《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權益保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論政策制定的程序化、法制化和民主化》，載《政府法制建設》2003年第5期
《明確法律定位，建立健全教師獎懲和救濟機制》，載《中國高等教育》2003年第17期（被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收錄2003年）
《日本行政執行制度研究》，載《法學家》2002年第4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3年第1期全文轉載
《關於行政執行權力配置的思考》，載《人民法院報》，2002年8月12日；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2年第6期全文轉載
《教師聘任制與教師的地位——以高等學校教師為中心》，載《中國教育法制評論》第1輯，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行政程序立法的構想與反思》，載《法學論壇》2002年第6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3年第2期全文轉載
《論政府職能的轉變與行政許可的原則》，載《法制建設》2002年第2期
《論勞動教養的目的及政府和社會的責任》，載張紹彥、陳興良、儲懷植主編《理性與秩序——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政務公開和參與型行政》，載楊解君編《行政契約與政府信息公開——2001年海峽兩岸行政法學術研討會實錄》，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行政強制中的和解——三環傢具城案的啟示》，載《南通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2年第4期全文轉載
《日本國會議員選舉制度與憲政建設》，載王曉民主編《議會制度及立法理論與實踐縱橫》，華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關於依法行政觀念的十個問題》，載《嶽麓法學評論》第二卷，2001年11月
《行政訴訟與司法能動性——劉燕文訴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案的啟示》，載《法學前沿》第4期，法律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論行政訴訟判決的拘束力》，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9月17日
《憲政與法治行政的課題——憲法與行政法學領域的「現代性」問題研究》，載《人大法律評論》2001年第一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法官論壇》2003年第3期、第4期予以全文連載
《日本的行政法治之路》，載應松年、袁曙宏主編《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論研究與實證調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論完善行政監督制約機制》,載《人大法律評論》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行政訴訟的界限與行政法學研究的課題》,載《行政法學研究》第28期，1999年12月
《中國行政法和行政法學20年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1999年第1?2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9年第3期轉載
《日本行政法的概念、對象和范圍》,載 《外國法譯評》1998年第3期
《關於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第3期，1998年6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8年第4期轉載；《法制建設》1999年第1～3期連載
《日本行政處罰的理論與問題》,載《法學家》第39期, 1996年12月
《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
《日本憲法訴訟理論與實踐發展述評》,載《法學家》第32期, 1995年10月
《關於行政行為理論與問題的研究》,載《行政法學研究》第11期，1995年9月；人大書報復印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 年 第 期全文轉載
《關於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載《蘭州學刊》第79期，1994年8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社會主義研究》1994年第12期全文轉載
《大膽借鑒、勇於創新、建立完整系統的行政法體系》,載《行政法學研究》第7期，1994年7月
《中國公務員制度論考》（日文，博士論文要旨）, 載日本《一橋論叢》108卷5號，1992年11月
《中國國情與公務員制度的導入》（日文）,載日本《一橋研究》第17卷第2號, 1992年7月
《中國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展開與課題》（日文）,載日本《一橋研究》第14卷第3號, 1989年10月
《行政訴訟中和解的法理》（上、下）（日譯漢，[日]南博方著），載《環球法律評論》2001年春季號（2001年3月）；冬季號（2001年11月）
《日本行政法的現狀與課題》（日譯漢，[日]南博方著）,載《行政法學研究》第13期，1996年10月；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1996年第4期全文轉載
《中國的行政機構改革》（漢譯日，董成美著）, 載日本《一橋研究》15卷1號, 1990年4月
迄今共發表論文（譯文）200餘篇
著作類：
《比較行政法——給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實證性研究》（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行政法Ⅰ[第四版]行政法總論》（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Ⅱ[第四版]行政救濟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Ⅲ[第三版]行政組織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法科學生讀本 邁入法學之門》（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法科學生讀本 法學進階之路》（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版
《行政規制與權利保障》（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
《比較行政法——方法、規制與程序》（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學參考書》（合主編，第一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版
《日本國會》（獨編著），華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行政法》（獨譯，[日]鹽野宏著，姜明安審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
《比較行政法》（合編著，副主編，撰稿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日本行政法通論》（獨著），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行政法專題研究》（合著，第二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政處罰實務全書》（副主編）, 中國計量出版社，1996年5月版
《日本行政法》（合譯，第一譯者，[日]南博方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8月版
迄今共參加編寫各類教材20餘部
代表性項目
《給付行政法原理與民生行政研究》（08AFX00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重點課題 2008年）
《我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A0803）（中國法學會部級法學研究課題重大課題 2008年）
《北京地方旅遊法規范體系研究》（北京市旅遊局委託研究課題，2008年）
《北京城市建設管理法律體系現狀研究》（北京政府法制研究會委託項目 2008年）
《我國郵政行政復議制度研究》（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委託項目 2008年）
《我國郵政行政復議的配套制度和相關制度研究》（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委託項目 2008年）
《知識產權重大問題研究》（北京市知識產權保護協會委託項目 2008年）
《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模式研究》（國務院法制辦、信息辦委託項目 2006年）
《外國專業人才引進與管理立法研究》（國家外國專家局項目 2004年）
《國家科研項目監理的法學研究》（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軍口管理中心863項目2003年）
《規劃法制化問題研究》（國家計委發展規劃研究項目 2003年）
《政府規制與行政許可》（01SFB2028）（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 2001年）
《亞洲開發銀行「行政許可」課題研究》（國務院法制辦委託研究 2000年）
《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政府規制責任》（999－328004）（國家教育部資助年輕優秀教師基金項目 1997年）
《日本法律制度研究》（96JBY820006）（國家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 1996年）

㈡ 求行政法相關書籍的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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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第6版)》是日本著名行政法學家南博方先生歷經二十餘載精雕細作之力作。全書共15章，總括了行政法的主要領域，描繪了日本行政法和行政法學體系。《行政法(第6版)》既注重對傳統行政法學體系和經典理論的承繼.亦強調對現代行政法實踐和行政法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充分運用，大量引用判例，並結合近年來日本行政領域和司法領域的一系列改革，對行政過程各個階段的相關行政法問題進行了精到的詮釋，提示了行政法教材建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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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急求！！！！！！！《行政法學》學習心得

通過參加**縣人大法律培訓班學習，我對法律條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層次內涵的深刻領悟，有了質的變化。對照所學的知識，結合本職工作，聯繫到執政為民、依法辦事上，真正覺得法律對一個基層幹部來說，既是護心鏡，又是當家寶。
——領悟學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經開展了十幾個年頭，隨著法律知識的不斷普及，公民法律意識的明顯增強，各級幹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覺性不斷提高，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聯系自身工作經歷，我認為，法律知識的匱乏，法律運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極大程度地阻礙著經濟發展，引發著各種矛盾。無論在工作方式上，還是在決策領域上，總是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而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雖然認識到學法的重要性，但知識准備不足；雖然對法的公正價值有了認識，但樹立信心不足；雖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識，但依法辦事的能力低下。隨著公民法制觀念的普遍增強，領導幹部的思想、言行，毫無掩飾地接受著群眾的裁判。所以說，作為基層的一把手、大當家，不僅要自己學好、用好法律知識，還必須引導群眾學好法律知識，運用法律去溝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順工作、維護正義、實現和諧、謀求發展。尤其是在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窮富懸殊的差異，急功近利的貪欲打破了心態平衡，盲目的發展，使土地、水資源、森林、能源等出現了嚴重的生態赤字，私慾的膨脹占據了法律的位置。當我面對愚昧的做法，面對貪婪的糾纏，面對苛刻的質疑，面對辦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對辦一個企業是如此艱難時，深深感到：法律意識淡薄和執法的蒼白，是那樣毫不留情地阻礙著發展。因此，這一個多月的法律知識學習，對我是個很大的鞭策，更是一個很大的收獲。我不僅一掃缺少法律知識帶來的困惑和迷惘，更收獲了增長法律知識帶來的巨大財富。所以說，學法重要，用法必然，執法關鍵。
——堅持學法的自覺性

作為一名基層領導，在日常生活中加強法律法規學習，不斷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質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關繫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黨委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體會到，當人大代表要學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務要學好《公務員法》、《行政許可法》；抓生產要學好《農業法》、《土地法》；植樹造林要學好《森林法》；項目引進要學好《環保法》；優生優育要學好《計生法》；調解糾紛、維護穩定要學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項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規。要學深學透，靠上級安排不行，必須形成自覺的、有序的、重點的學習風氣和習慣，只有不斷學習，不斷充實，不斷領悟，依法履行職責的觀念才能得到增強，自身法律素質才能明顯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學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用法。通過從書本學到實踐學，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學習法律知識與依法辦事緊密結合，與管理工作緊密結合，與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緊密結合，在涉及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決策時，才能做到充分論證，依法決策，才能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去用法？我認為：

一是思想上綳緊「一根弦」。計劃辦什麼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問號，符合法律的就去預謀、策劃；計劃說什麼話，先想想群眾願不願聽，聽了是什麼反映，會有什麼效果和後果，用換位思路反復去想，自己先和自己過不去，直到說出來公平、公正、依法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線」。作為書記、鎮長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須撲下身子，深入基層，從群眾的角度去審視問題，以發自內心的真情與群眾溝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礦60萬噸甲醇項目征地補償的問題上，群眾一時不能理解，我就堅持「換位思考」，除親自接待來訪群眾外，多次走田間、進農戶、坐坑頭，講《土地法》，講國家征地補償政策，一次講不通多次講，口頭講不清用書本，一條條列印出來，發到群眾手中，經過反復宣傳、講解，群眾解除了疑慮，最終達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佔地補償協議。通過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識還不夠，還必須讓群眾有法律意識。群眾和國家這二根線，針眼再小也得穿過去，並成一根線。

三是決策上把好「三道關」。我始終認為為民辦事、辦民謀利，必須依法執政、依法決策。面對虒亭「地大、物稀、財薄、民困」的現狀，也曾想放「三把火」燒個通紅，砍「三板斧」來個痛快，強建基礎，調產增收，招商引資，開發旅遊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來不易。在不斷的強化法律意識上，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符合實際，體現民意，只要是依法決策，再硬的石頭也去啃。我體會到，要想辦成一件大事，還必須把握好「三道關」。即：

——法律關。法律是准繩，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貴；學法律充實自己心中有數，用法律保護群眾深得民心，依法律辦事得心應手。

——公開關。公開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來，國家補償政策多，農民實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會造成不穩定因素和違法事件發生，把各項補償政策、標准公布於眾，接受廣大群眾的監督，才能保一方穩定。

——行政關。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為。幹部在工作中的每個具體的行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體工作中，作為領導、班子，必須做學法榜樣，當用法先鋒，行法定職權。行政權的運用，最經常、最廣泛、最密切地關系著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學習法律知識，樹立法制觀念，崇尚法制權威，是實現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權執法的有效途徑。

㈤ 行政立法的本質看是一種什麼行為

我國不少人以為「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法治」，實則不然。「依法行政」與「行政法治」也許在字面上可將兩者解釋為涵義相同，但實際上它們產生的社會影響卻頗為不同。「依法行政」的口號促進了我國國家行政管理由「政策行政」、「指示行政」向法制行政（而非法治行政）的轉變，對於引導國家、社會尤其是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重視發揮法在國家行政中的作用，對於基本結束我國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無法可依的狀態起到了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它的消極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也日漸暴露出來：由於我國行政機關享有龐大的立法權，因此，依法行政（不管學者如何解釋）給予行政機關的第一感受不過是行政方式的變化，即由依政策、上級指示命令行政為主轉化為依法行政為主，這對於緩解以往行政的封閉性和不確定性是一大進步，然而，如果把依法行政理解為一種行政方式，則依法行政並非只是民主和法治社會的特有現象，專制社會一樣可以實行依法行政，歷史上也不乏其例。這樣看來，依法行政與法治行政就沒有必然聯系，喊出依法行政的口號對於增強政府官員的法治意識，加深他們對法治的理解，提高他們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以及尊重公民權利自由的自覺性的作用便十分有限。有人也許會說依法行政不是中國的發明創造，它也是西方行政法的一項原則，這個觀點是有疑問的。依法行政的英文是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其中law 的涵義在西方國家比較明確，雖然也有人對law作寬泛的理解，但通常只有國會制定的成文法（statute law）或者法院判例形成的普通法（common law）才可以稱為law，[37]行政機關制定的法一般稱為regulation和rule，用詞上的區分是很清楚的，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不會讓人產生「依行政機關所定之法行政」的歧見，而中文「依法行政」中的「法」涵義卻十分廣泛，包括行政機關制定的法律規則在內，打個比方說，假使法律和地方性法規對行政管理問題全無規定，國家行政所依據的法律規范均由行政機關自己制定並負責執行，至少在字面上也還是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的，但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在字面上就可將這種情況排除。西方國家不是不允許行政機關立法，而是要求行政機關制定法律規則的活動必須在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的原則下進行。因此，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與法治行政原則關於法律至上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中文中的「依法行政」卻沒有能夠將法律至上的精神突出出來。它在詞義上不能使政府官員立刻想到「法律至上」，相反，卻促使行政機關加強了自己的立法活動以及利用立法鞏固和拓展地方和部門利益。據此，我們認為，「依法行政」與「行政法治」不是兩個等價的概念，前者有利於提倡和加強行政法制建設，但未突出指明行政法制建設的法治方向，在我國行政法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行政法需要進一步深化對行政權的規范和約束的現實條件下，可以說依法行政這一「提法」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應當更新為「行政法治」或「法治行政」。
依法行政是國家行政管理活動服從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的法律的最高權威的一種狀態。其具體內容不十分確定，學者之間的看法有所不同。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英國著名學者A. V. 戴西認為英國的法治包括三點內容：（1）政府沒有專橫的自由裁量權。所有的人除非依法審明破壞法律，不受民事或刑事處分；（2）法律平等。官吏執行職務的行為與私人行為一樣，受同一法院管轄，適用同一法律原則；（3）公民的權利不是來源於憲法，而是由普通法院的判例所形成。[27] 戴西法治思想的前兩點直接涉及政府行政行為，盡管戴西的觀點後來受到不少批評，但其對於當代英國行政法的影響仍然很大。表現在：（1）戴西認為行政自由裁量權是專橫的，反對給予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這一觀點顯然過於保守，但是英國以及其他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約束與大陸法系國家相比仍然是比較嚴格的，一切行政行為必須經過法律授權，授權的條件和標准比大陸法系國傢具體、明確，不象一些大陸法系國家那樣允許行政機關在無明確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依職權自主立法；（2）戴西認為政府機關與私人之間的糾紛必須與私人之間的糾紛一樣由普通法院管轄，適用同樣的普通法規則的觀點已經落後於當代英國行政法的某些發展變化，例如，二戰以後英國設立了不少行政裁判所處理行政機關與公民、組織之間的法律糾紛，但是，當事人如不服行政裁判所的裁決有依法向普通法院上訴的權利，即使成文法沒有規定當事人可向普通法院上訴，普通法院仍依普通法享有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權。在法律規則的適用上，雖然適用普通法以外的特殊法律規則（由成文法規定）的情形有所增多，但適用普通法仍然是原則。戴西關於英國法治構成要素的理論中沒有涉及法律本身應當具備的標准和內容，當代英國的法治理論認為法治原則不僅要求政府的活動遵守法律，而且還要求法律必須符合一定標准，即要求政府遵守尊重公民自由和權利的法律。[28] 美國法學家對於行政法治的理解與英國法學家相似，認為法治就是法律至上，尤其強調公民有權在普通法院提起對政府機關的行政訴訟是行政法治不可或缺的內容。一位美國法學家在其著作中寫道：「對於法律至上來說，再沒有什麼東西比一切公民有權對政府官員在普通法院中提起訴訟更重要的了。」[29] 除此之外，美國非常重視要求行政機關遵守正當法律程序，重視行政行為的公開性，為此，美國建立了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行政公開制度，這是美國行政法治的特色。法國行政法治則具有三個方面的特點：（1）在普通法院之外建立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行使對行政行為的審查權；（2）行政法是在私法以外獨立存在的法律體系，而在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活動原則上適用和私人活動相同的法律；（3）行政法的重要原則由行政法院的判例產生。[30] 日本著名法學家南博方認為行政法治原則包括三點內容：（1）法律的保留。要求行政活動必須有國會制定的法律根據。至於是否要求一切行政行為都須有法律依據，日本學者觀點不一，南博方的觀點是無論侵益行政還是授益行政，在行政享有首次性法律適用權時，便應該有法律依據，這也是多數日本學者所持有的看法；（2）法律的優先。要求一切行政活動都不得違反法律，且行政措施不得在事實上廢止、變更法律；（3）司法審查。要求行政法上的一切糾紛均服從司法法院審判的統制。[31] 還有一些日本學者把現代日本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則概括為以下四點：（1）行政權依憲法的規定而存在，不承認行政權在憲法規定之外享有任何自由活動的空間；（2）行政活動的目標是實現由國會制定的法律所體現的國民意志，不允許法律對行政機關給予一般性的空白授權；（3）法律以及基於法律的行政活動都直接接受憲法的約束；（4）為保障國民的人權，要求擴大和強化司法權。

㈥ 行政法的紅皮書是哪個編寫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及本書(第二、三版)編寫分工
（以撰寫章節先後為序）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執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控制》（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制度》（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與行政法的功能》（載《求是學刊》2002年第3期）、《公眾參與與行政法治》（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1—10章，負責全書的審稿、統稿。

葉必豐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應申請行政行為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規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為確定力研究》（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現代行政行為的理念》（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6期）、《行政規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論證》（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等。
撰寫本書第11—13章。

楊建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8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學，1986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一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回國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譯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鹽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論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寫本書第14—15章。

章劍生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為說明理由》（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現代行政訴訟的成因與功能分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等。
撰寫本書第16—17、19—22章。

於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教授，任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與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WTO協定國內實施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規制——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WTO協定的國內實施問題》（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加入世貿組織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法律問題》（載《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國對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制定緊急狀態法的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寫本書第18章。

王寶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拉丘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與行政訴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學論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合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行政立法評述》（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美國行政機關與美國憲法實施的監督》（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論綱》（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公務員立法的合理取向》（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與政府的因應》（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學博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訴訟法疑難問題探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發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與行政法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WTO與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變更權》（載《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國家賠償法價值論》（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先地方後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緊急狀態與行政法治》（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4、30章。

劉恆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行政法學研究會總幹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復議導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資並購行為與政府規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試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權》（載《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論行政立法權》（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行政訴權面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載《學術研究》1997年第1期）、《略論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法律規制途徑》（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問題探析》（載《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等。
撰寫本書第25—27、29章。

湛中樂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環境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與行政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國家與行政法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2期）、《論完善我國的行政立法程序》（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及其司法運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行政過程論》（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寫本書第33、37—38章。

薛剛凌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組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權研究》（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變遷時代的行政法思考》（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組織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34—36章。

㈦ 行政強制執行引言

一、行政強制執行的概念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機關依法所作行政處理決定中規定的義務，有關國家機關依法強制其履行義務或達到與履行義務相同狀態的行為。

1.行政強制執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義務為前提，在一般情況下，這種不履行還必須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義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從事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如在規定不得建築住宅的土地上建立住宅；另一種是，不履行規定必須履行的義務，如應納稅而不納。兩種情況都屬行政強制執行的范圍。
2.行政強制執行的目的在於強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行政義務。因此，強制執行應以行政義務為限，不能超過當事人所承擔的行政義務范圍。

3.義務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義務，是行政強制執行的前提，但該義務產生的依據，即行政強制執行的基礎是什麼？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爭論。大陸法系國家早期曾主張包括行政處理決定和行政法律規定兩類，近期行政強制執行的趨勢，傾向於僅以行政處理決定為根據，不再以法律規定為直接依據。

4.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是行政機關還是司法機關，兩大法系有重要區別，其源在於對於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的認識，普通法系國家從來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司法權的一部分。行政機關當然無權實施行政強制執行，但大陸法系中很多國家則歷來將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行政權的一部分，由行政機關自行執行。不同的是，德奧等國早期曾將行政強制執行看成是行政權的組成部分，無須法律特別規定；近期則有重大變化，行政機關是否有行政強制執行權，尚須法律特別規定，這是順應民主潮流和保護公民合法權益觀念日益發展的必然趨勢。（註：二戰前德日行政法學者均肯定行政處分具有公定力、拘束力、確定力及執行力。因此。行政處分權當然包括命令權與執行權。行政強制執行無須根據法律之特別規定。如19世紀時普魯士學者安休斯（G.Anschiite）、
布倫諾（K.Brunner）均持此說。其後德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進一步予以發展，認為行政權依法發動之命令，原則上即應包括強制執行力。「警察所下之命令乃國家之行為，其與某人對債務人所做之請求截然不同。用強制之方法以求（命令目的之）實現乃當然之理」。

日本著名行政法學家美濃部達吉也持此說：「基於公權力之國家意思，其本身既已具備執行力，吾人應認為直接強制可不待法律之特別規定，該行政官署當然有權予以執行。」（《日本行政法》上，1936年版，第336頁）。
二戰後，隨著民主的發展，這種觀點受到責難，西德著名行政法學家佛魯斯特霍弗（FrnstForsthoff
）在分析了行政權與公民的關系後，認為「無例外的，應固守一個原則，即行政權僅能在具體之情況下且為法律所承認者，方得行使強制手段。」此後，德國學者一般都認為，應把行政的命令權與實現命令之強制執行權視為各自獨立，互不牽連的行政行為，兩者都須有其法規上之根據，這才符合行政法上最基本的原則——依法行政。

日本田中二郎教授也持上述見解：「行政強制，不問其為行政上之強制或行政上之即時強制，均因以人民之身體及財產之侵害為其內容，因此近代法治國家若須執行行政強制則非有法律上之根據不可。……下令與強制為各別之行為。」（《行政法總論》1965年第380頁），
當前日本學者大都持此說。）

我國關於行政強制權的歸屬，已由長期實踐形成制度，並在《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中加以規定，大致可歸納為：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的基本制度。
二、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和行政處罰的區別
（一）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

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作為強制執行，有許多共同處，對某些國家來說，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並無實質區別，它們都是司法權的一部分，如美國。對另一些國家而言，雖然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是分開的，但行政強制執行在內容與方式上也都是從民事強制執行仿效而來，如德國。從我國具體情況看，行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的區別在於：
（1）從執行主體看，
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在一般情況下為人民法院；但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也可以是行政機關。這與民事強制執行的主體只能是司法機關不同。
（2）從執行依據看，行政強制執行的依據是行政處理決定，
即使在由司法機關強制執行的情況下，其執行依據也是行政處理決定。而民事強制執行的依據是已經生效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機關的判決、裁定或調解等法律文書。
（3）從執行對象看，行政強制執行的對象比較廣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為和人身。而民事強制的對象僅限於物。
（4）從執行結果看，行政強制執行不存在執行和解，
只能強迫義務人履行義務；民事強制執行則可以執行和解。（註：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25—526頁。）
（二）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區別

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共同點在於，都是因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所引起的。但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此法定義務非履行不可，由此引起行政強制執行，如納稅，當事人不履行納稅義務的，必須強迫當事人履行；另一種情況是，此義務已不可能再履行，故只能給予行政處罰，使其記取教訓，以後必須履行義務。如違反交通規則，闖紅燈，此時只能科以罰款，使其以後遵守交通規則，不可能強制執行。從性質上說，行政處罰是對不履行義務的當事人科處新的義務，而行政強制執行則是要對不履行義務的當事人強迫其履行原來的義務。這是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的一般分界線。當然，行政強制執行中的代執行和執行罰也有科以新的義務的內容，但這種科以新的義務的目的，仍是為了履行原行政義務，並不以科以新的義務為結束。這是法律在設定處罰還是強制時必須注意的。實踐中，也有以處罰代替強制執行的，即以處罰代替當事人必須履行義務的情況，如有些地方對農民侵佔集體土地建房，行政機關不是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除，而是以收取罰款結案，這實際上將起到慫恿違法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此外，行政處罰的種類和行政強制執行的種類很不相同。行政處罰主要運用警告、罰款、沒收財物、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以及行政拘留等手段；行政強制執行則採取代執行、執行罰、強制徵收以及直接強制等手段。由於行政處罰都是一次的承擔義務，因而在行政處罰難於執行時，尚需以行政強制執行為後盾。
三、對目前有關行政強制執行定義的辨析

我國行政法學著作中大都有行政強制執行的章節和定義，粗看似大同小異，細加分析，可以發現一些理論上存在的問題。現先摘錄幾條有代表性的定義，再加分析，也許將有助於我們對行政強制執行的理解。

（1）「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不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時，國家行政機關可以採取法定的強制手段強制當事人履行其義務，這就是行政法上的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的行政行為。又叫做行政執行。」（註：王珉燦主編：《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第1
版，第125頁。）

（2）「強制執行行為指由於被管理者抵制行政機關的合法行為，不履行行政機關提出的合法要求，行政機關採取強制措施消除被管理者的抵制，迫使其履行的行政行為。」（註：姜明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98—299頁。）
（3）「行政強制，也叫行政強制執行，
是國家對拒絕履行行政法規定的義務的當事人，或其有關實物標的依法實施強制措施，以促使某項義務的履行；或者為了公共利益而對特定的人或物實施強制手段，以限制某項權利的行使。」（註：張煥光等：《行政法基本知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55頁。）
（4
）「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機關在國家行政管理中對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當事人用強制措施強制當事人履行義務的行政行為。」（註：應松年、朱維究：《行政法總論》，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98
頁。）
（5）「行政強制執行，
是國家行政機關對違反行政法律文件規定的義務的當事人採取的行政法上的強制措施，由國家行政機關負責執行。行政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的、針對特定的人而採取的行政措施，又叫做行政執行。」（註：張尚＠①：《行政法教程》，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71頁。）
（6
）「行政強制執行指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拒不履行行政法義務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其義務的行為。」（註：羅豪才主編：《中國行政法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39頁。）
（7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對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其義務時，行政機關以強制方式促使其履行，或實現與履行有同一狀態的行政行為，通常簡稱為行政執行。」（註：張尚＠①主編：《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32—233頁。）
（8）「行政強制執行，是指公民、
法人或其他組織（行政管理相對人）拒不履行行政法義務，有關國家機關依法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迫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義務或實現與履行義務相同的狀態的行政執行行為。」（註：應松年主編：《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頁。）
（9）「行政強制執行，可簡稱為行政執行或行政強制，
是指相對人負有法定義務，拒不履行，由行政機關依法採取強制措施，迫使其履行義務或者由他人代為履行以達到同樣目的的具體行政行為。」（註：王連昌主編：《行政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25頁。）

這些定義的共同點都指出行政強制執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法定義務為前提。行政強制執行的目的在於強迫當事人履行法定義務。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些定義又存在著許多差異，而這些差異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對行政強制執行理解的不準確。
（1）將行政強制執行等同於行政強制。實際上行政強制的概念較行政強制執行為寬。它包括行政強制執行、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即時強制等。
（2）將行政強制執行等同於強制措施，
但這兩者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完全相同。行政強制執行是對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當事人，強迫其履行義務。行政強制措施一般是為了保全證據或制止違法。有時，採取強制措施的目的正是為了保證以後的強制執行。當然，在某些情況下，行政強制措施也可能作為行政強制執行的一個前奏階段出現，從而使兩者難以區分。
（3）將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執行相等同。如上述所述，
這種觀點在早期德奧等國比較流行，但二戰以後這種觀點和做法都已被摒棄，因為它有放縱行政專橫的可能，不利於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新中國成立後，雖然長期來沒有理論加以明確闡述，但實踐的做法是確定的：將行政執行與行政強制執行分開，行政執法機關有權作出行政處理決定，但一般都沒有強制執行權，只有在法律有明確授權的情況下，該行政機關才具有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強制執行權，可以在作出處理決定後，依照法定程序進行行政強制執行。

毫無疑問，行政處理決定是具有執行力的，但執行力並不意味著行政機關自己可以強制執行。將行政處理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分離，將行政處理決定權與行政處罰權分離，這是現代行政法，也是我國行政法制建設發展的必然趨勢。
（4）將行政強制執行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
強制執行行為在行政機關依法自行強制執行時，當然可以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但在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經法院審查同意，下令強制執行時，它就是司法強制，不應再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
（5）一般行政強制執行的定義中，大都未明確指出行政強制執行的根據應為行政處理決定，不應直接依據法律執行。
四、外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簡介
行政強制執行，作為一項法律制度，起始於西方，由於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西方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大致形成三種模式，即美國模式、德奧模式和法國模式。
（一）美國模式

美國模式的特點是，行政機關在相對一方不履行行政義務時，原則上不能自己採取強制執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對一方如果不履行法院命令，法院將以藐視法庭罪，處以罰金或拘禁，這就是「藐視法庭程序（Contempt
proceedings）」，當然，作為訴訟，被告方也同時可以就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決定是否合法進行爭論，因而其本身又是一次救濟程序。此外，它也並不妨害相對一方在不服行政處理決定時，根據特別法或行政程序法的規定，向法院請求司法審查。
另外，有下列四種情況，有即時強制必要的，行政機關可以不經由行政上的訴訟程序，或事前的司法承認而自行執行：（1
）對負有繳納國稅義務財產的查封與扣押；（2）對外國人驅逐出境；（3）對妨害衛生的行為的排除；（4）妨害安全秩序之排除。（註：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7—228頁。）

美國強制執行的理論基礎在於，按照美國三權分立的特點，為有效控制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的濫用，這種對公民極易造成損害的行政強制執行權從來屬於司法權而非行政權，這是理解美國模式的關鍵所在。
（二）法國模式

為確保行政義務之履行，法國採用由司法機關對義務違反者施加刑罰的辦法。依靠義務人對刑罰的恐懼以促使其自動履行。這種刑罰與一般刑罰不同，稱為行政刑罰。但刑罰與行政罰只在法律有規定時才適用，如果法律對於某項行政義務的不履行沒有規定處罰，或者情況緊急，需要即時強制時，行政機關也可使用強制力量直接執行行政處理決定所規定的義務，稱為依職權執行或強制執行。
但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法律有明文規定；（2）情況緊急；（3）法律無明文規定，也無緊急情況，但法律也沒有規定其他執行方法時，強制執行是最後的執行方法。如果有其他方法就不能適用強制執行；（4
）當事人表示反抗或有明顯的惡意。強制執行的方式，一為代執行。（註：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第169頁。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8頁。）
（三）德奧模式
1953年聯邦德國頒布行政強制執行法，共4章22條。（註：見《聯邦德國行政強制執行法》（1953年4月27日），朱林譯，
《行政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主要內容是：
（1）行政強制執行包括金錢給付義務及行為的忍受、不作為義務的強制。但金錢給付義務的強制，適用其他單行法。（2
）行政強制執行原則上應以先有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行政處理決定）為前提。直接根據法律就採取行政強制執行的做法已被摒棄。但即時強制可無須預先的行政行為。（3）行政強制執行機關，
原則上為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也可部分或全部委託下級行政機關代為執行。（4
）執行方法為：代執行、執行罰和直接強制。代執行只能由執行機關委託第三人完成，費用由義務人承擔。代執行或執行罰不能達到目的或難以實行的，執行機關可直接強制。強制方法必須與其目的保持適當比例。決定強制方法時，應盡可能考慮當事人和公眾受到最少侵害。（5
）行政強制執行必須以書面方法作出告誡，告誡應附履行期限，明確執行方式。需義務人承擔費用的，應在告誡中列出預定費用數額。執行罰應告知確定的金額。告誡必須送達。（6
）義務人在代執行或直接強制過程中反抗時，可對其採取強力，依行政機關請求，警察須提供職務協助。執行達到目的後，立即停止。（7）執行罰未獲繳納時，
根據執行機關的申請，行政法院在經聽證後，可裁定命令代償強制執行，一日以上，兩星期以下。（8）對強制執行的行政行為，應有法律救濟。

奧國行政強制執行法公布於1925年，共13條，（註：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7—370頁。）主要內容有：

（1）行政強制執行由縣級及其上級國家行政官署負責執行。（2）行政強制執行的原則：①應以最輕微之方法達到強制執行之目的；②金錢給付的強制以不影響被執行人最低限度之生活及不妨害法定瞻養義務之履行為限。（3）強制方法有代執行、執行罰、直接強制。
負有忍受、作為或不作為義務又不能代執行者，可由執行機關科處罰金，或將其人收押，以強制其履行。直接強制須以先有執行處分為前提，可不經告誡程序。（4）臨時處分（假處分），當事人確有行政義務存在，
或不能確定時，執行機關為保全義務之履行，得為臨時處分。但以義務人有自行處分其財產或串通第三者以其他方法逃避義務之履行，有妨害執行或使執行有困難者為限。（5）行政救濟。
（四）日本強制執行制度之發展
日本於1900年師承普魯士法制，頒布了行政執行法和行政執行法施行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對此作了總結，認為罰鍰之強製作用較為間接，效果低微；直接強制曾被行政機關濫用，造成對公民基本權利之空前侵害，因而於1948年公布《行政代執行法》，共7條，（註：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5頁。）據此，行政機關一般只享有代執行的強制執行權。

除代執行法外，日本其他法律中尚有關於執行罰、直接強制與強制徵收的規定。（註：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楊建順、周作彩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第90—91頁。）
五、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制度

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制度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為例外。（註：對此作出明確規定的法律是《行政訴訟法》，該法第66條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於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在行政機關強制執行前有「依法」兩字，說明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權只有法律特別授予時才具有。）
（一）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

行政強制執行權原則上屬於法院，行政機關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機關依法作出的行政處理決定中規定的義務時，如法律沒有授予其強制執行的權力，就都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與國外不同。申請不是訴訟，不需要經過訴訟程序。申請比訴訟效率較高，這是適應行政管理要求的。但申請也不是可有可無的程序，申請如經法院批准、同意，原行政強制決定就成為司法強制決定，法院可以運用其司法強制執行權，強迫當事人履行義務。因此，行政機關提出申請以後，法院必須認真進行審查，不僅要作形式審查，還要作實質性審查。對行政機關的申請，經審查合法，將由法院實施司法強制；經審查不合法，退回行政機關，不予執行。
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是否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否則人民法院將不予受理？

在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前，行政機關如要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規章無權作此規定。制定行政訴訟法時曾考慮到這一因素，如仍堅持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則大量根據規章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將失去強制執行的後盾而變成一句空話。在目前情況下，這將給行政管理帶來難以估計的後果。因此，《行政訴訟法》第66條特別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據此，凡屬行政機關所作具體行政行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既不履行義務又不起訴的，行政機關就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無須以法律、法規規定為限。至於能否執行，還需人民法院審查。這是我國基本法律中第一次作出的關於行政強制執行的一般性規定。在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後，應該已經不存在申請執行必須有法律法規規定的限制。

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強制執行後，人民法院應在多長期限內給予答復？人民法院如不同意強制執行，行政機關是否可以再向上一級法院申訴？上級法院應在多長時期內答復？執行費用應如何計算等問題，由於至今沒有統一規定，以至常常發生矛盾，需要作出規定。
（二）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

例外的根據就是法律，由法律明確規定由哪一級政府或哪一行政機關部門享有哪一種行政強制執行權，不能超越。沒有法律特別規定的，行政機關就不享有行政強制執行權。
從我國已有法律規定的情況看，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享有強制執行權的，大致有下列幾種情形：
（1）屬於各部門專業范圍內的強制執行，一般由法律規定，
專項授權給主管行政機關，如：關於人身權的，有強制傳喚、強制拘留（《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強制履行（《兵役法》）等。屬於財產和其他權利的，如滯納金（《國營企業調節稅徵收辦法》）、強制收兌（《違反外匯管理處罰施行細則》）、強制許可（《專利法》）等。（2
）屬於各行政機關普遍需要的，如強制劃撥、強制拍賣財產，原則上都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法律只授予少數幾個行政機關，如稅務（《稅收征管條例》）、海關、審計等。（3）一項特別的財產權，
即拆遷房屋、退回土地等，由於這是涉及公民的「命根子」，需特別慎重。原則上都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但是，《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強制拆遷既可以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強制拆遷，也可由房屋拆遷主管部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註：《國務院公報》1991年第568頁。）
《行政處罰法》第51條第2款規定：「根據法律規定，將查封、
扣押的財物拍賣或將凍結的存款劃撥抵交罰款」，可見，強制拍賣或強制劃撥，都必須由法律規定。法規規定無效。也就是說，按照《行政處罰法》規定，強制拍賣或強制劃撥的設定權屬於法律，其他規范，如法規等無權設定。這是一項一般性規定，不僅對不繳納罰款的適用，其精神也同樣適用於其他情況。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明確規定行政機關擁有何種強制執行權，從積極方面說，意味著法律的授權；從消極方面說，也意味著行政機關不享有其他種類的行政強制執行權。
六、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形成和特點

與英美和德奧比較而言，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具有自己的特點，英美法系將強制執行作為司法權的一部分，全部權力歸司法機關。這種作法有利於防止行政專橫，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但不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德奧模式將強制執行權交給行政機關，在早期時，把行政機關的行政命令權和強制執行權合一，無須法律特別規定；近代則將兩者分開，行政命令權不再包括行政強制執行權。行政機關享有的行政強制執行權，必須由法律規定。這種作法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但在防止行政專橫、防止損害人民合法權益方面，似嫌不足。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是在總結各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形成的。

1.以申請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為原則，表明強制執行權原則上屬於法院。第一，多一道法院的審查，將有利於減少錯誤，有利於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第二，用「申請」而不用「訴訟」，將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

2.以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第一，所謂例外就是法律規定的例外，法律規定某一事項可由某一行政機關強制執行時，該行政機關才有某一事項的強制執行權。第二，從已有立法的情況看，只有那些屬於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強制執行事項，法律才授予行政機關。對帶有普遍性的強制執行權，如強制劃撥、強制拍賣財產等，控制極嚴，法律只授權個別行政機關。
可見，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制執行制度，借鑒和吸取了各國經驗中的有益成分，這是適合中國國情的。

從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制執行制度，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行政強制執行是國家機關對不履行行政義務者所採取的強制手段。行政強制執行的「行政」二字，並不意味著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機關，而是實現行政權的手段。行政機關有權作出初步行政決定，但無權自行強制執行，除非法律有特別授權。行政強制執行權與行政決定權是分離的，決不能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看成是行政權的自然組成部分。這表明我國在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設定上，考慮到這一權力的行使，將直接關系公民的權益，因而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同時，應該說，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重要標志。認識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至今仍有很多人誤以為既然有權作出行政決定，就有權強制執行；有些法院的同志則認為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機關的事，與法院無關，法院至多隻是履行一下審查的手續。由此在實踐中產生各種問題。
但是，由於我國對行政強制執行尚未統一立法，因而上述所謂我國的強制執行制度，只是粗線條的概括，實踐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1.哪些情況的強制執行權可授予行政機關，標准不明確。

行政強制執行權原則上歸法院行使，但在某些情況下，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行使，標準是什麼？並無法律明確規定。有人對此作了歸納，認為劃分法院與行政機關執行權力的標准有下述幾種觀點：（1
）以執行標的為劃分標准；（2）以法律後果嚴重程度劃分；（3）以案件影響大小為標准。凡在該地區影響大的，由法院執行，一般的由行政機關執行；（註：許崇德、皮純協主編：《新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綜述》，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78—379
頁。）（4）以對相對人權益影響的大小為標准；（5
）以案件執行的難度為標准。（註：馬生安：《論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模式選擇及其程序設定》，《行政法學研究》1997年第3
期第21頁。）本文作者在前面論述行政強制執行時，實際上也作了劃分，從形式看，凡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的，由行政機關執行，法律沒有授權的，全部由法院執行。法律授權的標準是：專業性、技術

㈧ 急求~ 答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一、甲區工商局的查封行為屬於具體行政行為中的行政強制措施；

二、李某如果不服甲區工商局的處罰決定，應當向某市工商局或者甲區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

三、申請人在申請行政復議時，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復議機關對該規定有權處理的，應當在30內依法處理；無權處理的，應當在7日內按照法定程序轉送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依法處理，有權處理的行政機關應當在60內依法處理。處理期間，中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審查；

四、行政復議機關應當對被申請人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提出意見，經行政復議機關的負責人同意或者集體討論通過後，按照下列規定作出行政復議決定：
（一）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內容適當的，決定維持；
（二）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決定撤銷、變更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決定撤銷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可以責令被申請人在一定期限內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1.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
2.適用依據錯誤的；
3.違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或者濫用職權的；
5.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的。
（三）被申請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提出書面答復、提交當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依據和其他有關材料的，視為該具體行政行為沒有證據、依據，決定撤銷該具體行政行為；

五、對此罰款，當地工商部門可以直接強制執行。可以採取查封、扣押、凍結、劃撥李某的銀行賬戶或者財產等，但被採取強制措施的財產數額應該與標的數額大致相等。

㈨ 行政合同的主體有沒有可能是行政機關與行政機關,如果有請舉例

問題的緣起
基於現代國家職能與角色的轉變及公眾對行政民主化期望的要求而使得合同作為一種有效的管理國家事務
的方式已成為現代國家所具有的一個普遍的、日趨增長的現象，這在行政法學界已達成共識。而行政合同的魅
力無非是權力因素與契約精神的有效結合：一方面它是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通過相互交流與溝通而達成的協議，
因而留給相對人發揮積極性與主動性的餘地；另一方面作為簽約一方的行政主體仍保持其原有公權力的身份，
因而又能保證實現其行政目的。但正如民主與效率的矛盾一樣，使行政合同產生如此效能的權力因素與契約精
神在這里恰恰形成「悖論」，貫穿在行政合同中的契約精神旨在通過權力與權利關系的重新配置，讓公民享有
更多的機會來參與國家行政活動，從而實現行政的民主化與效益性。但這同時是以行政目的將難以實現為代價
的，因為「假如行政合同完全適用私法規則……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具有自利傾向的『經濟人』，在合同中會
怎樣地追逐個體利益而置公共的利益於不顧。」〔1〕可另一方面由於權力天然具有的侵略與擴張的本能， 如
果它的行使沒有合理有效的定位又會走向問題的反面——行政合同異化為行政命令。因而，行政合同效能之實
現又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基礎之上的：行政主體會合理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權力。可事實上——由於「行政公
益與公務員私益的相對分離足以導致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異化，即這種權力會走向法律賦予它的本初目的之反面
。」〔2〕那麼， 這種在合同中出現的權力因素其含義與性質是什麼呢？它的行使定位在何處？又應如何對其
加以必要的限制？本文的論述均圍繞上述問題展開。
一、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含義與性質
目前，中國行政法學界部分學者通過對行政合同內容與效力的考察或對合同精神理解而認為行政合同主體
雙方權利義務對等或地位在本質上平等——這或許是對行政民主化的一種期望，但正如日本學者和田英夫所說
的：「行政契約最終要附帶條件，而且必然在行政法上受到修正、加工和改變，從而與私法契約相區別。」〔
3 〕即使因政府與公民都適用私法規則而素以平等自居的英國人也通過判例的形式得出「契約不能束縛行政機
關自由裁量權」之結論。因而，行政合同中的權力因素是確實存在的。不過，本文不想立即給這種權力因素下
個定義，而是先通過對行政合同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及權力因素來源的理性分析來闡明這種特權的內涵與性質
。
（一）行政合同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
「企圖回到純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國家縮減到僅執行收稅員、警察和披戴甲胄的護衛之類的老的最小限
度的職能，實際上是拒絕整個現代文明的趨勢。」〔4〕較之近代國家而言， 現代國家已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
的方方面面，包括管理、監督和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從傳統的奉行「不幹預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轉而變為介
入社會各方面關系的國家。現代國家的職能變化與角色演變最深層次的原因是人與自然關系及人與人關系的復
雜化，「一個社會中權力的總量取決於該社會中相互影響的關系——即一個人或集團的行為導致另一個人或集
團的行為變化的那種關系——的數量和強度。」〔5 〕國家對社會經濟管理的深化及范圍的擴大，勢必將更多
的經濟關系包括合同關系納入公法的調整范圍，從而使得國家的意志滲入合同領域。私法領域中的「意志自治
原則」或「契約自由原則」的衰落正是這一現象的體現。契約自由——「其流弊使經濟上的強者利用契約為欺
壓弱者的工具，或以契約自由為掩護而產生影響社會公序良俗的情事。」〔6 〕而現代國家的主要職能是實現
社會公共利益，因而傳統的唯當事人意志的合同不得不建立在公平觀念和國家政策的基礎之上。行政合同正是
在這樣一種社會基礎上作為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的一種形式而出現，是國家的普遍意志滲入合同領域的結果，
從更直接的意義上說則是行政權力擴張的結果。因此，不難理解附合合同〔7 〕的普遍化與標准合同或一般合
同條款的普遍運用在現代已成為一種趨勢。
（二）權力因素的來源
那麼行政合同中的權力因素是基於何種理由而存在的呢？這是因為現代社會需要的不只是安全與秩序，還
包括更重要的實質性公平，它要求權力中立於社會利益以便克服國家權力與個體自由的偏頗，「行政既然與國
家權力——社會的公共權威有密切的關聯，那它的性質也派生於社會的公共權威的性質變化而變化。」〔8 〕
合同中的權力因素正是基於社會公共利益而存在，日本行政法學者南博方先生認為「若契約的延續將嚴重危害
公共利益時，則應給行政主體以單方解約權。」〔9 〕我國台灣著名行政法學者張載宇先生也主張：若為公共
利益之需要，「行政機關得以單方面意思表示而撤銷，利害關系人不得以撤銷權相對抗。」〔10〕由此可見，
基於現代政府之目的不僅是安全與秩序，還包括普遍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而這正是行政合同中權力因素存
在的根源。
（三）特權的含義與性質
「特權」（privilege）一詞通常在否定意義上使用， 如：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
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實際上，「特權」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和（法律）許可的特權〔11
〕之分。本文所稱「特權」即為法律許可的特權。
通過前文對行政合同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及權力因素來源的分析，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含義與性
質已大致明朗，它的定義也可概括為：在行政法上確認的或在行政合同條款中規定的，作為簽約一方的行政主
體為實現公共利益之目的而享有的不同於普通合同中規定的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對等關系而存在的對合同單行使公權力的強制性權力。在此定義基礎上必須明確以下幾點：
1.由於合同經常以當事人權利義務對等形式而存在，而在此作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體卻保持其原有公權力
的身份，因而冠以「特」字。
2.必須明確行政合同在作為政府幹預經濟手段的同時又是與相對人一方經合意而致的協議，因而，行政主
體的身份是雙重的——公共權力的擁有者與一般合同的當事人，特權只有在訂立或執行合同過程中遇公共利益
障礙時才出現。
4.特權在本質上是一種強制性權力，因而它的行使必需以合同條款規定或行政法所確認的為限。
二、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內容
（一）國外行政法對特權內容的有關規定
行政合同被譽為是法國行政法一大創造，其對行政主體享有的特權也作了較為完整的規定：①基於合同當
事人必須得到政府信任，行政主體享有選擇合同相對一方並要求其本人履行義務權；②基於行政主體是公共利
益判斷者，享有對合同的指揮權，包括對合同履行的監督控制權和對具體執行措施指揮權；③出於公共利益需
要以補償對方為前提的單方變更合同權；④因情勢變更，以補償對方為前提的單方解約權；⑤對方當事人違反
合同的制裁權，這種制裁權包括金錢制裁、強制手段（如代執行）、解除合同（當事人有嚴重過錯，不給當事
人任何補償）。英國人把行政合同看作是民事行為，但出於實際需要，政府通過在合同中具體規定特權的方式
（如在某些條款中規定政府享有單方變更權、單方解約權）要求行政主體在訂立合同時遵守。在英國行政法史
上曾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契約的義務與行政機關法定權力義務相沖突，契約效力如何？1921年高等法院王座
分院在對安菲特萊特案件的審理判決中宣布該合同無效，從而得出「契約不能束縛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結
論。〔12〕德國是較早用法律構建行政合同制度的國家，從其有關行政合同的法律規定來看「德國法既不存在
著任何法國法中強制執行合同的措施……也沒像法國法那樣賦予行政機關無論在什麼時候認為變更合同的條款
是公共利益必需的，則享有變更合同條款的普通權力。」〔13〕在德國，變更合同標的的條件受到法律嚴格控
制，然而「如果撤銷一個合同對於防止或消除某種對社會的一般福利的嚴重危害是必須的，那麼在任何時候，
則授予作為合同當事人一方的行政機關最終地撤銷合同的權力和單方面的解除合同的權力。」〔14〕日本、台
灣行政法也有類似於法、德式的規定，本文不再贅述。
（二）幾點啟示
1.由於行政機關所承擔的是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職能，因而必須賦予其一定特權。這可從法國、英國、德
國行政法所規定的行政主體可單方行使解約權或撤銷權的條款中看出。
2.公共利益優於個人利益的觀點已為各國普遍接受。
3.特權的多寡是各國依本國國情而作出的立法選擇，孰優孰劣難以定論。法國既有完整的行政合同法律制
度，又有系統的行政契約理論，這同他們具有明確的公法、私法以及實行雙軌制的審判制度有關。在法國行政
機關可簽定兩種合同：一類是私法上合同，如購買辦公用品的購買合同，這類合同受私法調整由普通法院管轄
；另一類是公法上合同，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這類合同受公法調整由行政法院管轄。但在英國法律中沒有明
確的公私法劃分，英國人把行政合同看作民事行為，適用私法規則，因而也不難理解英國人是如此忌諱合同中
存在的權力因素，而德國人可以看作是介於英法兩國之間的一種做法。
（三）我國行政合同中特權內容的立法設想
當前，我國行政法學界對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內容的規定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①行政主體單方面
選擇行政相對人而與之簽訂行政合同，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享有監督權或指揮權；根據公共需要，在情勢變更時
可單方面變更或解除合同；享有對對方的制裁權；〔15〕②有權要求合同對方履行義務；享有對合同指揮權、
單方面變更合同權及制裁權；〔16〕③行政主體只在合同范圍、合同原則、合同訂立標准上有決定權。〔17〕
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市場經濟下「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
供服務和檢查監督。」《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第四十條規定「按照政企職責分開的原則，
政府依法對企業進行協調、監督和管理，為企業提供服務。」應該說中共十四大報告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
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為我們研究行政合同提供了理論與法律上的依據，鑒於目前統一合同法正在起草過程中，
因此加強對行政合同中特權內容的研究極具現實意義。那麼，應如何確定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具體內
容呢？筆者認為，至少還需要考慮以下4個因素：
1.與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相適應的行政權力一體化運行方式；
2.企事業單位與公民缺少社會責任感，習慣於唯命是從；
3.人際關系網特別復雜；
4.公民法律意識較為薄弱。
因此全面照搬法國理論，可能導致傳統體制中計劃經濟某些弊端復發而仿照英、德理論唯恐難以實現保障
公共利益之目的。本文基於上述4個因素考慮並借鑒法、英、德等國的立法經驗認為：在我國， 行政主體在行
政合同中特權應作如下規定：
1.對合同標的享有決定權。在普通合同中，其標的是經當事人雙方合意而定，但在行政合同中，由於行政
主體是公共利益判斷者，因而，合同的原則、范疇及標準的訂立只能由行政主體決定，相對人無權對合同標的
產生實質性影響。但合同動議之發出，須出於公共利益之需要，不得出於私利之考慮，如搞創收，等等。
2.否決合法招標權。即行政主體在簽訂行政合同時，對第一次中標人不滿意時，可進行第二次招標，而其
他簽約方式（邀請發價、直接協商）都可以為行政合同簽約時採用。此項規定既體現了公平競爭原則又符合同當事人必須得到政府特別信任之要求。
3.單方解約或變更合同標的權。此項規定對於保障公共利益提供了最後的「防線」，但它的行使必須以公
共利益為前提。
4.仿照英國法做法，在合同條款中或在行政法中，依合同內容與種類規定如法國法中大小不一的特權。如
在國家訂貨合同中可以規定行政主體享有履行合同的指揮權與監督權，但在土地承包合同中就不必規定發包方
享有此種權力。
三、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特權的控制
（一）控權之必要性
「不受制約的權力卻極易由於其反復無常而漠視正義與安全的要求，這種反復無常使法律無法衡量不同人
的行為的法律後果。」〔18〕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如何合理行使特權是基於對以下2 個因素之初步考慮。
1.行政合同與行政命令或行政指導相比最大的優點是由於它是一種富有彈性的管理方式，既給相對人以發
揮積極性的餘地又可保證行政主體實現管理職能的要求，但這種效能的實現是建立在行政主體能合理行使特權
的假設基礎上的，而它的代價是行政合同可能異化為行政命令。
2.公共利益優先是行政主體享有特權的出發點，但「正當」、「必要」、「公德」、「公序良俗」等詞本
身就是一些措詞模糊的概念。「盡管行政自由裁量標準的模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不難斷言由此帶來
的權力濫用」。〔19〕
（二）控權模式的選擇
在對權力行為的控制方面，法律力所能及的方法有兩種：一是著眼於行政行為的結果，通過詳細的實體規
則來實現對權力的控制；另一種是著眼於權力行為的過程，確定程序來控制權力。「自由的歷史基本上是奉行
程序保障的歷史」（〔美〕F·福蘭克福特）〔20 〕對於行政合同中特權的控制，本文認為除以責任制約、權
力制約、權利制約等著眼於行為結果的方式外，尤應導入程序制約模式，但對於程序控權機制的演進、功效、
意義在這里不想贅述〔21〕，本文旨在通過如何設計合理的具體程序來達到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行使特權時
既體現效率又保障合同相對方的權益，從而實現行政合同應有之目的。
（三）正當程序之設計
1.行政主體作為公共利益判斷者享有對合同標的的決定權無可厚非，但為確保行政合同標的之可行性，行
政主體在作出決定時應當進行可行性論證：即須給有關專家、學者或涉及合同標的利害關系人口頭或書面陳述
意見的機會，以供行政主體決定時參照。如行政主體決定簽定一個在沿江建築公路為標的的合同，則應當給沿
江漁民提供陳述意見之機會。
2.行政主體否決合法中標人時，本文認為應履行如下程序：說明理由，向被否決的中標人闡明其不適合承
擔此合同履行者之限制條件，以書面材料向其表明另有履行此合同者之優勢；聽取對方意見，允許被否決的合
法中標人表明對行政主體所作決定的看法；遵循公開與公平原則，聽取被否決的合法中標人與行政主體另行指
定的合同履行者之間的辯論。
3.因公共利益之需要行政主體單方行使變更合同標的或解除合同權時除應當履行說明理由，聽取對方意見
兩項義務外，還應當履行先行告知義務。行政主體作為公共利益判斷者，掌握大量人力、物力及信息資料，完
全有能力預見社會的需要，先行通知合同的相對一方可以避免其財力的浪費。
4.行政主體認為相對人不適當履行或不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而行使制裁權時，首先應當以書面或口頭形式
催告當事人，並應給予一定期限從而使其有申請補救的機會；當催告無效，行政主體以書面形式出制裁決定時
，必須先通知合同相對方當事人到場，聽取其意見，給予申辯機會，並且應當允許其聘請代理人，向其說明作
出制裁之理由並出示有關書面、文字材料作為證據。合同相對一方當事人對制裁不服時，應當給予其合理期限
向上級行政機關申請復議或向法院提起訴訟。
「對行政機關而言，遵守程序會耗費一定的時間和金錢，但如果這能減少行政機構運轉中的摩擦也是值得
的。因為程序促進了公正，減少了公眾怨苦，其作用是促進而非阻礙了效率。」〔22〕以程序制約特權只是本
文一種嘗試，有待進一步的發展與完善。

㈩ 求法律自考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一）視頻課件。 學點知識不容易啊，求大神好心人分享。

建議買自考通試卷配套自考書籍做題。視頻不怎麼管用。（本人經驗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