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的歷史發展

A. 中國何時有第一部刑法

《中華來人民共和國刑法》和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於1979年7月1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知上通過。1979年7月6日、7月7日兩部法律先後分別公開，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

B. 誰可以告訴我「中國古代訴訟制度的內容」

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概述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其中的法律文化更是獨樹一幟。作為中國法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刑事訴訟制度，在長期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一、 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總體特徵中國古代的刑事訴訟制度歷經近4000年的發展演變，雖在各個具體的歷史時期稍有差別。但其中的基本特徵還是被保留、繼承並流傳了下來。第一、 司法與行政不分，行政機關兼理司法事務。在中國古代，司法權從屬於行政權，而不具有獨立的地位，從地方到中央，司法權均由行政機關行使。第二、 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差異不大。第三、 裁判與追訴職能不分，訴訟採取「糾問式」。第四、 廣泛採用刑訊逼供手段。第五、 建立多種監督程序，作到「明德慎罰」。二、 中國古代刑事訴訟制度發展的四大方面（一） 刑事訴訟法典從無到有中國的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民刑不分、諸法合一」。雖然中國早在周朝就有了關於刑事訴訟方面的法律規定。但只是一些零散的、不成體系的規定，並沒有獨立作為一部刑事訴訟法典出現。比如《法經》中的「囚法」和「捕法」、秦律中的「治獄」和「訊獄」、隋朝的《開皇律》中的「斗訟」和「斷獄」，以及《唐律疏議》中的「斗訟」、「捕亡」和「斷獄」等。 然而到了清朝，統治者基於多方面的考慮，終於在宣統二年（1910）十二月頒布了《刑事訴訟草案律》，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典。（二） 訴訟方式發生巨大變化中國古代法律制度諸法合一的特點註定了在訴訟中不區分民事與刑事訴訟。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法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在一些朝代的統治時期出現了區別對待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現象。 西周時期把涉及犯罪的刑事訴訟成為「獄」，要求持訴狀到官府起訴，而把涉及財產糾紛的民事訴訟稱為「訟」，當事人可以直接到庭提出訴訟請求。 漢朝出現了類似於現在自訴與公訴的區分。把當事人自己或被害人及其親屬向官府提起的訴訟稱作「告劾」。 唐朝則把起訴區分為類似於自訴的「告訴」和類似於公訴的「舉劾」。 元朝區分當事人自訴與官府糾舉兩種方式。（三） 審判制度、審判原則從模糊到清晰在中國古代早期，官府斷案沒有成文的、明確的制度、原則所依據，甚至有時候僅憑個人能力和才華來審理。在後來的法律發展中逐漸地出現了一些明確的審判制度和審判原則。西周時期出現了要求法官依法辦案的規定，並創立了「五聽」審訊方式和針對司法人員的「五過之疵」。唐代則具體規定了審判迴避制度、證據制度、判決和上訴制度，並且將監察制度定型化。（四） 從「明德慎罰」到嚴格的死刑復核程序自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明德慎罰」思想便被歷代統治者所接受。正因如此，統治者對死刑格外重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即有法律規定，要求所有死刑案件必須一律上奏朝廷，由皇帝親自核准。 而宋朝更是確立了「翻異別勘」的復核制度，以防止冤假錯案的產生。總之，中國法制歷經4000年發展而形成「中華法系」。中國古代的刑事訴訟制度也從無到有、從模糊到清晰。其中有槽粕更有精華，我們應該從中汲取營養而為法制建設所用。

C. 簡述中國古代法典總則沿革的歷史

（一)法典化的淵源和法典化的興起
從法制文明的歷史考察，伴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發展，各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曾出現過法典化編纂的高潮，中國也不例外。考察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過程，餚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中國奴隸制的夏、商、周三代積累了豐富的刑事立法經驗，開始醞釀制定法。例如，規定了三國三典的刑事政策(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規定了疑罪從贖、疑罪從赦等刑罰適用原則。同時，開始制定《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等，並初步區分獄、訟之間的關系(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之間的關系)，形成法典化的淵源。但由於統治階級奉行「刑不可知」、「威不可測」的法律秘密主義觀念，所以阻礙了成文法公布的進程。與奴隸制夏、商、周三代刑事立法相適應，當時也形成了自己的司法體制，在中央，即天子以下，設立了中央司法機構，有大理(夏)，也有大司寇(商、周)；在地方，有諸侯國家，還有鄉、州兩級地方司法機構。
當中國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伴隨地主階級的興起，和社會劇烈變化，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如鄭國子產、魏國李悝等人，在他們主政期間，打破奴隸主階級對法律的壟斷，揭開了法典化的序幕。通過鑄刑書和鑄刑鼎以及制定《法經》等各種方式，將符合地主階級利益的成文法典公諸於世，從而使法典化步人新的歷史階段，成為普遍遵守的法律規則。這一時期李悝制定的《法經》，成為當時法典化的突出代表。從《法經》的內容看，它主要是刑事性的法典，也就是說，既包括了刑法方面的規定，也包括了刑事訴訟法方面的規定，從刑事訴訟法學的角度看，該篇法典首先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指導原則，主張用法律的手段對於「造反」等政治性的犯罪，「殺人無忌」等惡性刑事犯罪，以及搶劫盜竊等危害財產安全的犯罪，列為刑事鎮壓的重點，作為推行法典的主要任務。此外，《法經》規定了《盜法》和《賊法》，與此同時，為了保障上述兩篇實體法的實施，又特別規定了《囚法》和《捕法》。最後，《法經》還專門規定了具有「具其加減」作用的《具法》，作為全篇的總則，指導各篇的行用。從形式上看，《法經》確實有「諸法合體」的特點，但在內容上也有相應的分工，也就是說，在「諸法合體」的前提下，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第一，刑事政策和指導原則；第二，訴訟法的具體規定，如《囚法》和《捕法》；第三，最早規定了總則的基本內容，即各篇有關犯罪的量刑與行刑的基本原則。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進程具有典型價值，雖然它與世界各國同期法典都有相似之處，即「諸法合體」的形式，但不同之處，它也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這說明，中華民族的先人已經領悟到法典原則和法典制定的關系、實體法和訴訟法的關系、總則和分則的關系，雖然因為在農業社會的歷史條件下，生產方式限制了人們的視野，造成法典化初始階段的一些特點(諸法合體、程序法與實體法並立等)，但畢竟把法典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公布成文法治理國家的階段。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是歷史性的進步。
(二)秦漢社會轉型與法典化運動
西周以下到春秋戰國，中國奴隸制社會開始瓦解，封建社會開始形成。進入秦漢，社會轉型期後，為適應生產發展的要求，改革上層建築，特別是法律制度成為歷史的要求，也成為地主階級奮斗的目標。從有關秦朝的歷史文獻的記述，到雲夢秦簡的發掘，人們都可以看到，統一的秦王朝已經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法律秩序，它的法典化程度，遠遠超出以往的春秋戰國的水平。從當時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指導原則來看，秦朝提出「以法為本」、「垂法而治」、「一斷於法」、「輕罪重刑」、「事皆決於法」等一系列刑事立法原則，對於封建刑事立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商鞅改法為律，認為「律者，』常也」，「律者，罰罪也」，律的功能作用還在於「范天下之不一歸於一」，這樣就把封建國家的刑書定位為國家大法，也就是刑事性的、普遍性的、經常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其中也包含刑事訴訟法《囚律》、《捕律》等法律內容。
漢承秦制、蕭何在制定《九章律》時承襲了秦律的傳統，在盜、賊、囚、捕、雜、具六律的基礎上，增加了戶、興、廄三篇，形成了九篇律文的體例。對於《九章律》，後代有不同的認識，一種意見認為，《九章律》對秦律作了重要的發展，增加了懲治違反戶籍管理，以及財賦徵收方面的犯罪內容，增加了懲治違法擅自興修土木工程和擅自調動軍隊的犯罪行為，又增添了懲治違犯牲畜管理規定的各項犯罪，使得封建刑書內容更加豐富，同時又將某些單行刑事立法，經過中央立法部門的整理，上升為國家大法的內容。另一種意見(曹魏時代之劉劭)認為，《九章律》的問世，在體例上有嚴重的失誤，按照李悝制定的《法經》，具法排列最後，也能起到總則對分則的指導作用，只是位置不一定合適。而《九章律》把具律既不放在篇首，又不放在篇末，而置於篇中，從而使總則的地位有所降低，總則的作用也難以發揮。由此可見，在秦漢轉型期內，承襲了春秋戰國的刑事立法的成果，繼續推進法律改革。但從法典化的過程看，秦漢立法仍屬於初創階段，在其探索中，既有成功之處，也有不足之處，這就為後世的刑事立法、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外，我們還應看到，秦漢時期由於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面臨著紛繁復雜的法律問題，單純的國家大法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於是，秦代創造了令、詔、廷行事等，漢代創造了科和比(比又稱「決事比」)，於是出現了以多種法律形式調整社會關系，懲治社會犯罪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東漢年間，創設了一種「比」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判例斷案的形式，即所謂「諸夜半無故人人家，主人登時殺死，勿論」。秦漢法律都規定，殺人者斬。但出於正當防衛，將入室犯罪者在格鬥時當場殺死，判例規定不追究責任。這種減免處罰的判例規定，對於同類案件具有示範作用。換句話說，可以進行類推，即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條件下，比照典型判例，對同類案件作出科學的、符合邏輯的推理判決。由此可見，秦漢時期在刑事法律形式上有重要發展，即將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輔相成，相互為用，共同構建了封建早期的刑事法律體系，它既不同於英美法系只承認判例法而否定成文法的傳統，又不同於大陸法系只承認成文法而否定判例法的傳統，從法律淵源的意義上看，這是中華民族先人的一種創造，它們不固守某種不變的成式，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創造新的法律形式，來調整變化了的社會關系。
在秦漢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內，無論是中央的司法體制，還是地方的司法體制，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在中央，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成為最大的司法審判官，皇帝以下，設立廷尉，作為司法審判機關的長官。但廷尉已經和商、周的大司寇在執掌上有明顯的不同，按照《周禮》、《秋官·大司寇》的記載，大司寇主掌司法審判，同時兼管「刑暴亂」，即負責社會治安管理。但到秦朝時期，由於舊貴族的反抗，和社會矛盾的突出，犯罪案件劇增，加重了刑事審判工作，從而導致了秦朝完成了中央司法審判權與中央治安管理權的兩權分離。於是，在廷尉之外，又設立中都尉，使之掌管全國治安管理大權。秦漢司法體制的這一變革，意義重大，曾影響了封建後世兩千年。此外，秦漢時期還設立了監察機構，即御史大夫和監察御史，以及御史台制度。這種垂直監察領導方式，有力地鞏固了封建集權制度，有效地制約了官吏的不法行為，為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眾所周知，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封建政治、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法制文明的發展，從而產生了中國封建法典化的第一個高潮。隋朝採用中典治國的方針，在《開皇律》中確立了十二篇的法律體系，其中以《名例律》作為律文首篇，充分發揮了總則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改變了蕭何《九章律》中《具律》既不在篇首又不在篇尾的狀況。與此同時，將秦漢、魏晉以來《囚法》、《捕法》、《捕斷》、《系獄》改造成為《捕亡律》與《斷獄律》，從而進一步完善了律文當中的刑事訴訟法的程序內容和行刑規則。封建刑事法律體系改革的成功，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一個標志，此外，隋唐時期，隨著社會文明與法制文明的發展，採取了以輕刑主義替代重刑主義的原則，從而推出了法定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這種捌度的進步性表現在：採用身體刑的笞杖方法替代殘酷野蠻的墨刺肉刑，以徒流等勞役刑替代野蠻殘酷的荊刑和宮刑，以絞、斬兩種死刑替代以往殘酷的死刑制度，諸如具五刑、梟首、車裂等。從中可以看到，隋唐統治者順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從保護犯火的勞動力價值出發，推進了刑罰制度的文明化改革，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二個標志。隋唐法律中，特別是唐律當中，雖然確定了刑訊逼供的合法性，但在國家大法中，對刑訊逼求口供的做法是加以嚴格限制的。《唐律》之《斷獄律》規定：凡刑訊，必須向上級提出申請，上級批准後才能實行；在實行刑訊時，必須有同僚共同參與，才能夠動用刑罰，而刑罰總數為杖二百，同時規定要分三次進行。這說明，唐朝統治者認識到，刑訊逼求口供的審訊方法，是存在著很多弊病的，必須嚴格加以限制，避免出現冤、假、錯案。與此同時，《唐律》之《斷獄律》又規定，在審理案子的時候，如果罪犯「贓證露驗」，經審判人員反復推敲研究，理無可疑，即使無法取得犯人口供，仍可以依據證據定案。《唐律》的這項規定，是當時刑事訴訟法理科學的重要發展，也是審判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發展的重要根據。對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三個標志。此外，隋唐確立了皇帝以下中央三大司法機關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負責中央司法審判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負責流刑以下的審判工作，死刑案件必須上報皇帝，由皇帝最終裁決；刑部負責對大理寺審案的復核工作；御史台則負責法律監督工作，用以糾正大理寺和刑部審案的失誤。隋唐在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審判制度，州縣長官就是該地方的司法長官和行政首腦。他們掌握兩項主要權力，即案件的批准權和上報權，州縣長官以下，設立法曹參軍和司法參軍，具體審理各類刑事案件，審判結果要報州縣長官，州縣長官認為審判無誤，可以批准執行，但審判和執行的案子只限於笞杖和徒刑。如州縣長官認為審判案件過於復雜，難於定案者，可以上報中央，請求處理。此外，唐朝還規定了死刑的復奏制度，在京實行「五復奏」，在京外實行「三復奏」，通過復奏的形式，盡量減少死刑執行中的冤、假、錯案，以此緩和社會的不滿情緒，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從司法制度的完善與構建和諧司法秩序上，隋唐時期，特別是唐朝統治時期，達到了封建統治的巔峰，也可以視為封建法典化進人高潮的第四個標志。
(四)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高潮——明清時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時代進入了晚期。它產生了許多不同於封建中期的特點，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因早年生長在民間，較之一般的帝王更了解民情，在長期的征戰和統治中，形成了帶有自身特點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識，他的思想當中，更多的帶有針對性和實踐性。在洪武十三年發生宰相胡惟庸造反案後，朱元璋針對此案得出結論，宰相制度不是一個好的制度，於君主專制統治不利，應當予以廢除。他還強調，今後有人提出要恢復宰相制度的「定斬不赦」。針對此次宰相的變亂活動，朱元璋進行了改革，不僅在政治體制上排除了宰相的制度影響，實行皇帝親抓六部的垂直領導體制，而且，通過變更法律的體制，實現皇帝運用法律規范約束六部官吏的新的制度，即《刑律》的七篇體例，具體說，就是《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這次法律體例的變革具有重要的意義，從法律科學的角度看，總則的指導地位固定，依然可以發揮統率作用。此外，這次變革，在分則的領域實現了行政法律規范相對的集中於《吏律》，財政、金融、經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戶律》，禮儀科考等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禮律》，懲辦軍官、軍士犯罪的軍事法律相對集中於《兵律》，刑法、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刑律》，違法建築工程方面的法律相對集中於《工律》。我們結合明清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突出發展，可以看到，這次變革的重要價值即在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適應當時的政治經濟的要求，形成了由封建性的「諸法合體」過渡到資本主義性質的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就是沈家本所說的「六部分律」。從某種意義上講，「六部分律」體制的出現，是十二篇體制的重大發展，也是走向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同時也是封建法典化進人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標志。明清時代是封建晚期社會，在明朝存在廠衛特務干預司法的廠衛制度，在清朝存在著思想高壓與文化專制的文字獄制度，這些都是晚期封建社會地主階級走向沒落在司法制度上的體現。但這只是一個方面，並不能以偏概全，我們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仔細考察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就會發現，在死刑的復審、復核方面，明清時代步入了一個高潮階段，具有重要的發展意義。眾所周知，死刑是剝奪人們生命的最高刑罰，一旦執行死刑，便會出現死而不可復生的局面，如果執行的是冤假死刑的話，其後果就更加嚴重了。明清時期，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在死刑復審復核制度上作了明確的規定，首先劃分死刑的兩種類別，即立決和監候制度，凡死刑屬於造反等政治性的重大案件和惡性的殺人案件等，一般採取斬立決和絞立決的處刑方式，而對於一般的死刑案件，則採取斬監候和絞監候的處刑方式，也就是留待秋審或朝審時再作處理。其次，建立臨時的最高審判機構，即九卿會審制度，由中央六部尚書和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史等九位中央長官，會同審理絞監候和斬監候案件。具體的形式有兩種，即秋審和朝審。所謂秋審，是指在立秋以後，由九卿在天安門西面的朝房會同審理全國上報的死刑案件(絞斬監候案件)。所謂朝審，是指由九卿出面，會同其他官吏審理中央刑部處理的絞斬監候案件，以及京師附近發生的絞斬監候案件。從最後處理的結果來看，上述死刑案件的多數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例如，可矜(具有某些可憐因素的死刑案件)、緩決(因證據不足推遲審理案件)，以及留養承祀(獨生子死刑案件)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惟有情實這類死刑案件因其犯罪性質和犯罪情節屬實無誤，故上報皇帝勾決執行死刑。明清時期對死刑案件的重視，表明當時的統治者對生命價值的肯定，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另一個重要標志。
總括以上，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典化運動，淵源於夏、商、周三代，初創於戰國秦漢，完善於隋唐，變化於明清。由於當時社會條件所限，特別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方式的影響，使得當時的法典只能是諸法合體、諸法並存，而不可能產生獨立的部門法，但盡管如此，人們仍然可以從法典化的運動中看出它自身發展的規律。從法典的體例來看，由雜亂無章到體系化，由繁雜到簡明，由總則置於篇尾到總則調整到篇首，顯示了立法技術的提高與司法經驗的豐富和積累，從法典的內容來看，由單純的刑律的調整，發展到判例與刑律共同調整，採取多種手段調整社會內容和社會關系，反映出法典化伴隨社會生活的變化而日益完善的過程。此外，從司法制度的角度來看，中央司法機關由單一機構執行法律，到多個機構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執行法律；地方司法機關由長官行使司法權，到長官掌握批准權和上報權，具體案件由司法參軍或法曹參軍審訊，反映了司法機構為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在執法過程當中不斷地調整變化的歷史發展過程。而這一過程，是一個逐漸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走向文明的過程，特別是唐朝的三復奏、五復奏，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都表明了，在當時的條件下，由於社會文明的要求，統治者也逐漸改變了草菅人命的態度，而逐步轉到對人生命價值的肯定。由於本書研究的是刑訴法典化問題，而古代不可能分離出刑事訴訟法，也不可能產生獨立的刑訴法典，對於古代的研究，只能在諸法合體的條件下，來研究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變化過程。中國古代初步分離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產生了獄和訟的區分，這說明中國的先民們，已經意識到刑事訴訟同民事訴訟，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具體爭端的解決方式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歷代的刑書和刑律中，都包含了總則的相關內容，都囊括了程序法的相關規定，諸如《囚法》、 《捕法》到《捕亡》、《斷獄》，再到《刑律》，可以看到，它們的內容越來越豐富，所解決的程序問題越來越集中，這同樣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走向文明的過程。但是，這一項進步是封建專制時代的一種進步，是一個量變的過程，和大工業生產方式下的部門立法的進步不可同日而語，而後者則是前者質變的結果，也是客觀發展的必然。

D. 刑事訴訟的辯護制度

刑事辯護是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關於刑事辯護的修改完善與發展一直備受關注。2012年刑訴修正案不僅提前了辯護權的適用時間，擴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體范圍，還對辯護制度中的會見權、閱卷權等權力性內容、告知義務等義務性內容、申訴控告等救濟性內容進行了修改與完善。這不僅是刑事辯護制度的立法進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進步，更是保障人權、彰顯正義、發展民主的題中之意。但是，在進步的同時其局限性也很明顯。無論是從制度設計的完善程度還是從實踐的影響來看，這部新刑訴法框架下的辯護制度仍存在著很大的提升空間。

發源於西方國家的刑事辯護制度，現已盛行於世界各國，其孕育和形成意味著一國對刑事司法的精神和意義的思考有了一個新的高度。刑事辯護制度不僅是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而且是司法公正及法律專業化的必然要求，其職能實現的程度在一定意義上彰顯了一國刑事法治的發展水平。伴隨著我國法制的不斷進步，刑事辯護早已成為我國刑事司法中一項重要的法律職能。但由於諸多現實和歷史的原因，我國的刑事辯護制度立法和司法實踐一直存在相當突出的問題。其不完善性，導致了律師在辦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難免不遇到新問題、新困難。不過，我國一直走在不斷完善律師辯護制度的道路上，2012年3月14日全國人大通過新《刑事訴訟法》，並已於 2013年1 月1 日正式實施。此次通過的新《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辯護制度的相關規定與新《律師法》進行有效的對接，基本上解決了法律適用沖突的問題。但是，立法的完善能否從根本上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問題，也需要在實務層面進行進一步探析。以下，我們主要從新刑訴修改的關於律師辯護制度的內容來研究討論。

一、新刑訴中對律師辯護制度的改革

（一）辯護律師的介入權時間提前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此條規定將辯護制度排除在偵查程序之外。偵查階段中，犯罪嫌疑人既無沉默權，也無律師幫助，在面對偵查機關不斷訊問的極大壓力以及極有可能出現的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作出對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應賦予犯罪嫌疑人辯護權的階段卻剝奪了這一權利，錯失人權保障的最佳時機。而新刑訴中將此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這一修改使得律師在偵查階段以辯護人的身份參與訴訟，能從客觀上對偵查活動形成有效的外部監督和制約，能促使偵查機關全面收集證據，防止主觀片面，同時也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非法關押、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等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發生，促使案件達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想狀態。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強化

刑訴援助制度是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設立的，是現代法治國家實現司法公正和保護基本人權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此次刑訴修正案切合這一理念，擴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其一，法律援助的適用階段由審判提前至偵查、起訴階段，這一修改使得辯護制度的時間整體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適用對象得以擴大。修正案第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以上兩條規定擴充了刑事辯護制度的惠及對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國家的司法資源，充分體現了保障人權的精神內涵，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推動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此外，此次刑訴修正案還明確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樣，皆有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義務和責任。這條明確了公安機關的通知義務，為保障更多人的辯護權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三）辯護制度的內容得到完善

1、自主會見權

實務辦案中，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偵查機關要求律師會見須預先提出申請，報偵查機關審批，而偵查機關對於會見則會持消極態度，辦案人員在實踐中將「安排」實際上變為「批准」，律師和犯罪嫌疑人也無法正常的交談。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會見時間和會見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時間上，修正案規定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48小時。在方式上，此次刑訴修正案吸收了律師法中關於律師憑借三證即可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以及會見時不被監聽的規定，並且取消了關於「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師會見需要批準的規定，而是將「涉及國家秘密案件」明確規定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案件、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三類，避免了以往由於「涉及國家秘密案件」含義不明而出現的侵犯會見權的情況。

新刑訴中對律師的自主會見權的確定保證了律師以及犯罪嫌疑人雙方會見的及時、暢通，使得犯罪嫌疑人能夠充分、有效地行使辯護權，進而有利於司法公正的實現。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辯護律師的無障礙會見也是刑事辯護國際標準的要求和各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普遍做法。

2、閱卷權

閱卷權是辯護律師的一項重要權利，只有辯護律師充分的行使閱卷權，才能對案情進行全面了解，並以此為基礎進行辯護。1996年的刑訴法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僅限於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這些都是公訴機關提供的，而不是案件最原始的材料，這從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辯護人對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掌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辯護律師能夠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增大到本案所有的案卷材料。閱卷范圍的擴大能保障辯護律師更詳細的分析、解讀案情，並能夠更好地行使辯護權，有效維護犯罪嫌疑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

3、調查取證權

雖然新刑訴法對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沒有明確變化，但是體系地審視新刑訴法，不難推導出律師的調查取證權亦提前到了偵查階段 。根據修改後第33條的規定，在偵查階段，律師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幫助的人」，而是「辯護人」，那麼作為辯護人，當然有權享有調查取證權。此外，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第 40 條規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這一條進一步說明了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就享有調查取證權。

二、新刑訴中關於辯護制度出現的問題

新刑訴法對辯護制度的有關規定作了重大改革，這些改革對於加強我國刑事訴訟的民主性、科學性，提高辯護質量，切實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無疑將起著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新刑訴法對辯護權的某些規定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關於辯護制度的法律用語具體含義不明確

新刑事訴訟法中雖然對某些條款作了修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含義不明確所導致的實施困難的情況，需要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以下從幾個地方來說明：

第一，閱卷權。新《刑事訴訟法》第38條規定了辯護律師的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的權利，但是沒有細化「案卷材料」的內涵和外延，這里所指的材料是否包括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不僅包括指控犯罪的證據材料，而且包括證明嫌疑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材料。在偵查機關偵查措施與手段日益完備的形勢下，幾乎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絕大多數證據都被偵查機關搜集並固定起來。即使是那些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證據也往往被偵查機關搜集和掌握。假如偵查機關將這些能夠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不編入證據卷宗之中，又假如檢察機關在移送起訴時將這些證據抽出而不移交至法院，那麼辯護律師就根本無法查閱到這些證據，而這將對辯護律師的有效辯護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明確案卷材料的具體范圍在司法實踐中是很重要的，這極大的關繫到律師辯護權的行使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訴訟權利的保障。

第二，會見時不被監聽權。為進一步保障辯護律師會見權，新刑訴法第三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這一規定也是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的要求。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8條規定：「遭逮捕、拘留或監禁的所有的人應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不遲延地、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系協商。這種協商可在執法人員能看得見但聽不見的范圍內進行。」

但是，對於「不被監聽」的解讀，意見不盡一致。有論者認為「不被監聽」僅指不得利用技術手段對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談話進行監聽。而有的學者認為「不被監聽」既包括不得利用技術手段進行監聽，也包括偵查人員不得在場 。首先，新刑訴法刪除了原刑訴法第九十六條 「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的規定，換言之，取消了偵查機關派員在場的權力。其次，將「不被監聽」僅限於不得通過技術手段監聽談話的解讀不符合這一規定的立法精神。因為規定「不被監聽」是為了保障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的單獨性和秘密性，有利於他們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有利於排除外來因素對他們會見的干擾。如果對會見不允許監聽卻可以派員在場，那麼「不被監聽」又有何意義？

為了保證此項規定得到切實執行，相關司法解釋除了要明確「不被監聽」的含義外，還要明確規定違反「不被監聽」規定的消極性後果，即以監聽方式獲得的證據材料應當根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依法予以排除。

（二）刑事辯護制度實施性、懲罰性、救濟性條款過少

我國很多法律條文都屬於制定出大體方向，卻沒有規定具體實施性內容，這就使得大部分法律很難完全依靠立法機關的力量加以實施，而不得不依賴於大量的立法解釋、司法解釋以及司法機關的內部文件規定進行具體的實施，而在實施過程，有些立法規定甚至出現被修改、被架空的境況 。

這次我國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也有同樣的問題。在法條中關於辯護制度問題集中在解決刑事法律援助、會見權、閱卷權及申請調查權等關鍵性問題，但是對於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享有的相關權利卻均以「權利宣告」的方式被賦予，而沒有一系列具體的實施性條款加以保障，使得在法條中所宣稱的比較抽象、概括的制度無法通過可操作的規則加以實現。同樣，關於懲罰性條款和救濟性條款，新《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也嚴重缺失。假如不建立任何懲罰性條款，那麼授權性規范就將因為沒有對侵權行為的制裁性後果而變得難以實施，賦予的相關權利也難以實現；如果缺乏對於侵犯辯護律師的辯護權實施救濟的途徑，將會使權利無法得到真正的貫徹與落實。因此，為了新刑訴法能夠得到更好的實施和適用，應注意將法律條文內容具體化，並且注意保障措施的施行。

三、完善辯護制度的建議

首先，將部分法律條文用語的含義明確化。

新《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許多關於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以及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但是，因為某些法律用語的含義有混淆性，界限不明確，導致實務上對法律條文得不到良好的實施，權力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因此，在以後的立法修改或者法律解釋中，應將法律條文的含義具體化，明確化，以期達到刑事訴訟相關法律在實踐中發揮更好的實施效果。

其次，制定和完善刑事辯護律師權利的實施性、懲罰性和救濟性條款。

「任何帶有一定超前性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自動地得到實現，而必須有一系列具體的實施條款加以保障，使得這些抽象、概括的制度能通過可操作性的規則加以實現。 」以閱卷權為例，新《刑事訴訟法》可以制定明確的實施性條款，如律師查閱、摘抄、復制的案卷材料的范圍和具體方式；又如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批准律師閱卷申請的時間； 檢察機關如果不批准律師閱卷，律師向法院申請閱卷的時間等。相對於實施性條款而言，在新《刑事訴訟法》中規定懲罰、救濟性條款是為了更好地保障立法賦予辯護律師的相關權利，並使之在實務中得以貫徹與落實。如對看守所、偵查機關無正當理由拒絕批准律師會見的行為，對於檢察機關拒絕律師閱卷的行為等，在新《刑事訴訟法》應確立某種形式的追究責任的條款。而對於上述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辯護律師的程序辯護權利時，可以通過建立程序性制裁製度使得受到程序性違法之直接影響的證據、公訴、裁判以及其他的訴訟行為失去法律效果，以此使辯護權利受到侵犯的律師獲得權利救濟的有效途徑 。

總之，刑事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刑事訴訟的進化歷史也可以說是刑事辯護制度不斷加強與完善的歷史。從歷史上看，從奴隸社會的彈劾式訴訟模式到封建制社會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再到近現代社會的控辯式訴訟模式，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經歷了曲折歷程 。發展至今，新《刑事訴訟法》在立法上充分彰顯了人權保障、程序正義以及控辯平衡等現代司法理念，與新《律師法》有效地銜接，使得辯護律師在閱卷、會見等方面的訴訟權利實現了對接，同時擴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受益對象和范圍，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機會獲得法律援助，這些規定無疑富有影響深遠並具有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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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潘申明、劉宏武.論刑事辯護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訴訟法》為基點[J].法學雜志，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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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外國刑事訴訟法的歷史發展與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聯系

我國的刑訴經歷過幾個階段，在建國初主要是借鑒前蘇聯的刑訴制度，後來在蘇俄關系惡化後，借鑒了些留學國外歸國的學子的一些歐美思想，在這些學者被打倒後，刑訴基本停滯不前，改革開放後僅是一些修訂和國情變化

F. 形式上的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有哪些各有哪些特點

刑事訴訟的概念：是國家司法機關處理刑事案件的活動，即國家的司法機關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分子的活動。
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
一、刑事訴訟歷史類型的概念

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是以某種標准為依據，對歷史上存在過的和現代的刑事訴訟所作的劃分或分類。
刑事訴訟本質的歷史類型：以階級實質為標准對刑事訴訟的分類。
刑事訴訟形式的歷史類型：以表面特徵為標准對刑事訴訟的分類。

二、刑事訴訟本質的歷史類型

（一）奴隸制社會的刑事訴訟
奴隸制社會刑事訴訟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特點：
1．刑事訴訟是維護奴隸佔有制的社會秩序的工具，它公開保護奴隸主享有種種特權，同時對廣大奴隸實行野蠻、殘暴的鎮壓。
2．奴隸制社會的最高司法機關是皇帝。
3．奴隸制社會一般都實行過神明裁判或神示的證據制度。

（二）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
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最顯著的特點：竭力維護封建地主階級享有的特權，殘酷鎮壓廣大農民。
封建社會的最高司法機關同樣是皇帝。
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特別重視被告人的口供和廣泛採用刑訊的方法。

（三）資本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
資本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的本質特徵：是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工具。
其次，資產階級在法律上規定了禁止刑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定、法官獨立、審判公開以及被告人享有辯護權等訴訟原則，比封建社會有進步。
另外，資產階級刑事訴訟的形式和評定證據證明力時所依據的原則或標准，也已不同於封建社會。

（四）社會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
社會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是保護人民利益、維護社會主義統治秩序的工具。
社會主義刑事訴訟繼承歷史上一切先進的、民主的、科學的法律思想和訴訟原則，同時在總結人民自己的司法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新的訴訟原則。
在審查判斷證據方面，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為指導，反對先入為主、主觀臆斷和單憑口供定案，強調調查研究，尊重客觀事實，服從客觀事實。

三、刑事訴訟形式的歷史類型

（一）彈劾式
彈劾式訴訟的特點
1．"不告不理"。訴訟的進行主要是依靠當事人雙方的積極性，訴訟是否提起完全取決於受害人。
2．法官在訴訟中處於消極仲裁者的地位，法官只負責審判不執行控訴職能。
3．需要依靠神明裁判時，就會採用決斗等辦法並根據所謂神示的結果作出判決。
4．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和權利是平等的，可以進行對質和辯論。
5．彈劾式訴訟形式下的審判一般都是公開的，並通過言詞辯論的形式進行。

（二）糾問式
糾問式訴訟的特點
1．國家官吏依其職權主動地追究犯罪。
2．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實際上都不具有現代法律意義上的當事人的訴訟地位。
3．控訴職能和審判職能不分，法官集審判權、起訴權和偵查權於一身。
4．同野蠻的刑訊、拷問始終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5．一般都是秘密進行的。

（三）混合式
混合式訴訟既有彈劾式訴訟的許多特點，又有糾問式訴訟的某些特徵。
在混合式訴訟形式下，刑事訴訟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法庭審判前的偵查追訴階段和法庭審判階段。這兩大訴訟階段界限分明，各有各的特點。

在審判階段，彈劾式訴訟的特點體現得比較充分。混合式訴訟的法庭審判，也是實行"不告不理"的原則。混合式訴訟中的審判職能和控訴職能是分開的。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的訴訟地位是對等的，都是訴訟主本。混合式訴訟中的法庭審判都是採用言詞辯論和直接訊問等方式、方法，同時一般都是公開進行的。

法庭審判前的偵查、起訴階段，糾問式的特點有所體現。在混合式訴訟中，均實行以國家追訴為主的原則。被告人在這個訴訟階段的地位、應享有的權利以及與追訴者之間的關系等，同法庭審判階段相比，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混合式的偵查、起訴過程，一般都不公開，不通過辯論的方式進行。

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形式：一般指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英美法系國家法庭審理所採取的方式是交叉詢問，即由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對彼此傳喚到庭的證人，交替進行所謂"主詢問"和"反詢問"的方式。法官一般只是處於主持者和指揮者的地位。控、辯雙方之間的對抗、辯論等特點體現得比較充分。法官在開庭審理前只能了解起訴書中所列舉的事實，對案件的證據材料並不清楚，同時也不能對被告人進行庭審前的訊問。

職權主義的訴訟形式：一般指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法官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是處於審問者的地位，特別是在法庭調查階段，法官始終是依其職權審訊被告人、詢問證人和查對核實各種證據的審問者。法官在開庭審理前就能了解全部案件事實和證據材料，同時可以在庭審前訊問被告，可以對證據進行查對核實工作。

我們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或模式，在1997年1月1日前，同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或模式比較接近，同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模式差距較大。1997年1月1日起，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借鑒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刑事訴訟模式的某些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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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刑事辯護的歷史沿革

古羅馬時期 刑事辯護制度
在中世紀的歐洲，因基督教權威的惡性膨脹，使得世俗統治之外存在著一個平行甚至高於它的神權統治。由於早期基督教的不寬容和獨斷，設立了宗教裁判所懲治異端，並實行「神罰」。在裁判所中雖容許被告人辯護，但其辯護已淪為對審判官的有罪或罪重觀點的補遺，而非依事實和法律予以駁擊，因此在裁判所中的辯護是徒有虛名的。而且在中世紀歐洲世俗政權方面，刑事訴訟中奉行糾問式訴訟模式，在本質上蔑視人的基本權利，幾乎剝奪被告人的所有權利，將其置於訴訟客體和司法處置對象的地位。因此，刑事被告人在中世紀的歐洲沒有真正的辯護權，即使在某些情況下有，也因為法官的預斷而難以發揮作用。 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夕，一批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如英國的李爾本、洛克，法國的狄德羅、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提出「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響亮革命口號，在訴訟中他們主張用辯論式訴訟模式取代糾問式模式，賦予被告人辯護權，在審判中實現辯護原則。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英法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均在立法中肯定了刑事訴訟的辯論原則，賦予了刑事被告人自己辯護和延請他人辯護的權利。英國1679的《人身保護法》首先肯定了被告人的辯護權。該法明確規定了訴訟中的辯論原則，承認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從而確定了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主體地位。1808年拿破崙時期的《刑事訴訟法典》對辯論作了更為詳盡、周密的規定，使刑事辯護系統化、規范化起來。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治民主進程的推進，西方的辯護制度不斷發展趨於完備。

H. 制定1979年刑事訴訟法的歷史背景是什麼

1、是的。理由是根據從舊兼從輕原則來進行認定罪名及處罰。

2、「從舊兼從輕」原則是版我國處理各種法律問題的權一項基本原則，除了刑法適用外，其他涉及到的法律問題也都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而在刑法中可以簡單用「有利於被告人」的准則。

3、具體法律依據：
《刑法》第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

I. 刑事訴訟法產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被納入了本屆人大的立法規劃，盡管這是一個政治決策行為，但我個人認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是充滿著廣闊的歷史背景與深刻的發展動因的，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剖析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別是回答為什麼在短短的10年時間內兩次修改刑事訴訟法這一國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過去的近10年時間里，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GDP連年以9%以上的速度遞增。這種經濟發展的驚人成就也必然會推動著中國的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發展，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為了決策機關與社會公眾越來越關系的一個問題。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均著重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國未來社會發展、改革過程中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在過去的十年間，司法改革已經成為了推動中國法制狀況前行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風險最小、成本最低，最能為政治決策機關所認同？我個人認為，訴訟法的修改是首選的方案，訴訟法是關於訴訟程序、訴訟步驟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強調糾紛的程序化解決，與劇烈的司法體制、人財物等國家財政體制變革不同，通過修改三大訴訟法可以逐漸、安全地推動我國司法改革的進程。這也是為什麼刑事訴訟法等三大訴訟法要進行再修改的第一個背景與動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會公眾與法律人當中越來越受到認同，這為刑訴訴訟法的修改創造了另一基礎。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學術界對程序獨立價值的研究逐步開始深化，新聞媒體也通過不斷的宣揚程序的價值、功用來提高社會公眾對程序獨立性、正當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認知程度。觀念的轉變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創造了良好的「軟環境」。
第三，刑事訴訟法自身存在著若乾重大弊端與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事訴訟法實施狀況進行了一次認真、細致的執法大檢查，檢查的結果暴露出我國刑事訴訟中長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律師辯護難。近年來理論界與實務界圍繞著這三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整治，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對策，但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要依賴於立法中對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2005年頻頻發生的一系列冤假錯案使得通過立法修改，遏制長期困擾中國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這一社會實踐要求顯得更加突出。要切實解決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走向現代化與國際化的必然之路。坦誠地講，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盡管有了二十多年的發展，但尚處於起步階段，與世界法治先行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實際上，中國近年來法律制度的發展，在民商事方面進展較大，我們的民商事法律制度與世界法治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正在縮小，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更為先進。但是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刑事訴訟法的發展、發達程度卻不容樂觀。這一推論可以從質的方面與量的方面兩個角度來證明：從「質」的角度來看，國際人權公約以及法治國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則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法中都處於缺失狀態，最簡單的例子是西方國家200多年前就已經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在21世紀的中國刑事訴訟法中仍然沒有得到明確的規定，這恐怕很難用「中國的國情」這一借口就能解釋得通；從「量」的角度來看，中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只有225個條文，2萬字多一點，這樣的一種條文規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見的，須知刑事訴訟法本質上是一種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執法人員、相關人如何操作，作為一部操作性質濃厚的法律必須完備、詳細，其條文數量應當多於實體法的條文數量，而我國刑法現在的條文數量都有448個，可見刑事訴訟法的條文真是少得可憐。由於條文數量少，規定粗，導致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各個機關的司法解釋、內部規定，這種狀況與刑事訴訟的現代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大趨勢是嚴重相悖的。總之，保質保量的推動刑事訴訟制度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也呼喚著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

J. 中國古代刑事訴訟法的特點

①司法與行政不分來，行政機關自兼理司法。皇(王)權至上，司法與行政不分的制度始終一脈相承，在地方上，中國古代長期實行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司法的制度。
②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沒有根本性差異。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以刑為主，刑民不分，實體法和程序法合一。 公民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也往往通過刑律來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