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質正義在勞動法上如何體現

1. 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

程序正義又被稱之為過程正義，形式正義，在法律意義上，著重於體現在三大訴訟法規定的程序中的正義，它的實現與否是可以為我們明確把握的，比如當事人的平等性、雙方的參與性、法官的中立性等等，因此，在西方程序正義又被稱為看得見的正義，陳瑞華還專門寫過一本書，就叫《看得見的正義》，論述程序正義問題。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相對，指的是案件實體處理結果的公正，比如在刑事案件中，指的就是定罪准確、懲罰適當，而在民事中，就是實體權利義務確定和分配准確、公正。受法律傳統、人文地理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英美法系國家重視程序正義，而我國及大陸法系國家重實體正義。這樣回答希望你能滿意。

2. 什麼是實質正義,在勞動法上怎麼體現

對於勞動法的定位，在總則中的第一條進行了定位「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系，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在勞動法的通篇法條中都體現了保護勞動者權利與明確勞資雙方義務的實質，從勞動者了調整與規范的內容都體現了維護勞動者權利義務的實質。

3. 急需!!!(我只有這么多分數)討論法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並提出你所認為的克服法的局限性的方法。

論民法的商法化與商法的民法化 （可以找到局限性）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39667&typeid=39

民法的意義與近代民法的形成 http://www.lawyeronline.cn/news/list.asp?id=379

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體性與嚴格自由主義的統一。具體而言，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現為對實質正義、個別正義的追求，對人格權的關注以及對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則的修正與限制。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對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揚棄，是人類朝著純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進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是對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辯證法的色彩，必將極大推動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自羅馬法復興、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來，民法以其自身邏輯獲得發展。總的來說，依據一些學者的看法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近代民法和現代民法。近代民法，即指經過16、17、18世紀的發展，於19世紀西歐各國編纂民法典而獲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的概念、原則、制度、理論和思想的體系，在范圍上包括法、德、奧、日本及舊中國民法等大陸法系民法和英美法系民法。現代民法，是指近代民法在20世紀的發展與修正，與近代民法並無本質上的差別，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結構基礎之上，對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則進行修正、發展的結果。[1]本文闡述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徵和發展過程，並力爭指出這一發展背後的力量和啟示。

一．什麼是民法的人文精神？

一部民法史，就是市民社會、民法、人文精神互動的關系史，一部弘揚民法的人文精神和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歷史。在民法文明這一個歷史形態中，人終於或多或少地發現了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及對人的本質的佔有。雖然作為歷史范疇的民法文明會因歷史傳統、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地理環境等諸因素影響具有歷史局限性，但是只要人文精神是它的精神和追求，那麼它引導人民走提升主體性及高揚自由平等精神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否則它不成其為民法。因此作為歷史范疇的民法所抽象的"民法人"，一方面具有歷史局限性，他要反映並記錄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具有歷史進步性，他要弘揚和實現民法的人文精神，這是人類認識非至上性與至上性、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在民法文明中的矛盾表現。民法的崇高正在於它以人文精神喚醒人去做一個"民法人"，從而使他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前進。所以耶林說："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失，宗教隨著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羅馬法律對世界的征服之所以最為持久，既在於其私法制度的相對完備，更在於其私法精神對人的權利的肯定、對人的關懷已蘊涵了近代、現代民法人文精神的胚胎。

我們認為，民法的人文精神是民法文明內在、深層的精髓與內核，是民法文明的價值追求和終極關懷，是民法的最高原則。一方面，它旨在高揚人的主體性，肯定人的尊嚴與價值，肯定人-物關系中人的主體地位，對這一關系作出民法回答；另一方面，它旨在弘揚自由的精髓，肯定有限制的自由主義的價值，肯定人-人關系中的自由與平等，對這一關系作出民法回答。簡言之，民法的人文精神就是主體精神與自由精神。

我們可以說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市民社會及哲學革命矛盾運動的產物。首先，近代民法肯定提升了人的主體性，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把所有人生而平等享有權利寫進了法典，承認了人的獨立性與平等性，使人從等級、身份制度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它是以尊重人、肯定人、解放人為己任的；但另一方面，它對人的獨立性與平等性的關懷又是形式上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這導致了近代民法關注形式正義、整體正義而忽視實質正義、個別正義和重物輕人、重客體輕主體的現象，使民法降格為單純的財產法。其次，近代民法以唯理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其靈魂，奉"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為圭臬，與此同時它的革命性又把辯證法的另一面丟掉了，缺少應有的相對的一面和節制精神。所以說，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矛盾的統一，它具有二律背反和形而上學的色彩。一言以蔽之，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片面主體性與絕對自由主義，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近代民法正是這一矛盾在制度上的展開。

二．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體性與嚴格自由主義的統一。具體而言，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現為對實質正義、個別正義的追求，對人格權的關注以及對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則的修正與限制。所以說，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對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揚棄，是人類朝著純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進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是對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辯證法的色彩，必將極大推動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一） 現代民法人文精神之全面主體性

1．實質正義

締造近代民法的先驅們曾在理性主義耀眼的光環下滿懷信心地為打造無所不包、能充分預見未來的民法機器而努力。他們相信"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法官只是一台自動售貨機，他的任務就是單純地運用已制定好的毫無漏洞的法律規則。這種認為法律無所不包的立法理念是法律形式理性發達的表現之一，而這往往傷害了實質正義和個別正義。隨著哲學史上對科學主義、唯理主義、實證主義的批判，科學與人文再度聯姻以及現實法律生活中對形式正義、法典化運動的反思與批判，一場民法學者、立法者和法官們拋棄絕對規則主義、法律無漏洞之說而尋求將理性與人文、理性與經驗在民法中統一起來的運動開始了。現代民法對近代民法揚棄的表現之一便在於認識到對人的關懷不僅是理性的而且是人文的，雖然理性也為人文開辟道路，但過度至上的理性顯然割斷了民法的終極關懷與民法制度之間的臍帶。現代民法正在逐漸擺脫近代民法中單面的一般正義，形式上的平等與自由，而努力將一般正義與個別正義、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結合起來，它既肯定所有人平等、自由的價值，又肯定單個人尊嚴、自由的價值，反對犧牲任何一方。從而努力使民法所關懷的人在制度面前不再被異化，相反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一句話，現代民法在近代民法基礎上使人從單面人走向完整人，從理性人、經濟人走向經濟人與倫理人的結合，從而使人的主體性由片面走向全面。現代民法的這一努力通過許多方面表現出來，例如兩大法系的合流趨勢、方法論意義上的歸納法與演繹法的結合等等，但是縱觀現代民法的發展趨勢，這兩點最能反映現代民法的發展趨勢和人文關懷：一是"從具體到抽象"，表現為現代民法中一般條款的出現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擴大；二是"從一般到個別"，表現為現代民法在揚棄近代民法"抽象的人格"的基礎之上對"具體的人格"的規定。現代民法的這兩大趨勢從側面表達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初步融合。

對於個人法律權利倫理化、人文化的關懷，民法典那種邏輯嚴密的規定常常提供不了充分的可能，於是在法典中出現了一些"強調相對的社會責任的傾向"。其中一般條款的規定特別引人注目，它作為安全閥的作用眾所周知。從這個意義上講，《德國民法典》第242條的規定應是現代民法范疇的，無論是在其認識上、還是在實際操作中。該法條規定："債務人有義務依誠實和信用，並參照交易習慣，履行給付。"學者認為，德國民法典第242條著名的一般條款曾經而且現在仍然是契約關系倫理化的突破口。這一條款規定了 "情勢變更原則"，"交易基礎喪失"，"濫用權利"等原則性規定一起修正了民法典契約法中最初的個人主義的僵硬性。[2]因此一般條款被證明是契約法適應變化了的社會倫理觀念的一個重要手段，是法律與倫理由分化走向統一的標志之一。瑞士民法典曾被人看作是20世紀第一部民法典，是民法由近代向現代演進的一塊里程碑。在這部20世紀的民法典中，歐根·胡貝爾將這樣兩條規定寫在了法典的最前面：第1條第2款：如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根據慣例;如無慣例時，依據自己作為立法人所提出的規則裁判，第2條：任何人都必須誠實、信用地行?谷ɡ�⒙男幸邐瘛U庖彩譴舐椒ㄏ檔諞淮握�降亍⑵熘南拭韉爻腥戲ü倭⒎ǎ�虼司哂兄卮笠庖濉P旃�跋壬��擔?quot;瑞士民法典第1、2條的理論意義在於，在大陸法系的歷史中，它第一次公然地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司法過程中來，以補規則因素之不足，因而第一次採用了以民法基本原則處理法律局限性的模糊。"[3]這實在是對將價值關懷作為中立和無足輕重的東西而造成司法中削足適履，犧牲個別正義，排除民法與倫理聯系的實證主義的一次嘲笑和反動，這意味著現代民法將人，特別是個別的人放在了制度之上。現代民法的這種設計，具有真正的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的追求，是對人的物化的一次克服，正是在這一揚棄過程中，民法和人一起螺旋式上升了。

伴隨著"從身份到契約"的社會進程以及啟蒙運動對平等、自由的推崇和信仰，近代民法承認並規定了所有人完全平等的法律人格。人首先被從交換價值層面，私法上權利義務主體的層面來把握，在這一點上，近代民法否定和摧毀了等級的不平等的身份制，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和人。但是由於它是不考慮當事人知識、社會及經濟方面的力量之差異性的一種抽象性的人，因此，近代民法所調整、保護、關切的對象是抽象的人，它對於民事主體僅作抽象的規定，而不分年齡、性別、職業等之區分。這樣，它把各人的具體情況，如男女老幼，富貧強弱等等都抽象掉了而造成許多不幸的後果。因此，星野英一教授說："在近代民法典中，人被作為抽象掉了種種能力的個人並且是以平等的自由意思行動的主體被對待。這種處理致使在各種情況下從人與人之間實際上的不平等、尤其是貧富差距中產生的諸問題表面化，從而產生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後果。"[4]這主要表現為經濟地位上強者對經濟地位上弱者實質上的不公支配。反之，"現代民法在維持民法典關於抽象的人格的規定的同時，又從抽象的法人格中，分化出若干具體的法人格"。[5]這主要表現有：首先，在涉及勞動合同或者說僱傭契約的勞動法上，形成具體人格，由僱傭契約的主體成為服從團體法理的勞動法的主體，它正面承認了僱主與勞動者之間經濟、社會地位不平等，企圖糾正從那些不平等而產生的不正當結果，換句話說，是將人按照僱主和勞動者這一具體類型來處理。其次，為阻止大企業壟斷獨占的弊端，經濟法、反壟斷法也成為重要的獨立法域。再次，在社會關系中往往居於被動者和弱者地位的消費者和公害的受害者，也作為一定的具體人格，出現在特別法上。總之，"對於個法律權利的社會倫理相對化，民法典那種嚴密交錯的規定常常提供不了充分的論據，於是便導致了法典以外法律領域的相繼出現。如競爭法和卡特爾法、法房建築法、農地租賃法、特別是勞工法。"[6]

這一轉變表明：民法正在實現從抽象的平等、形式的正義向具體的平等、實質的正義的轉移。西方有學者對這一現象曾進行描述："我們必須給法律上抽象人（例如所有權人、債權人、債務人）以及為進行論證而架空了的人（例如甲、乙）穿上西服和工作服，看清他們所從事的職業究竟是什麼。"他們甚至主張："在民事法律上是不能允許將一切權利主體、一視同仁地對待的。"[7]由對身份不平等的否定進入形式上的平等，再由對形式上的平等的否定到實質上的平等，這其中的民事主體在現代民法中似乎又恢復了"身份"，但我們說，古代民法的"身份"與現代民法的"身份"有質的區別，前者是完全的、實質意義上的不平等，目的是為了保護少數強者、有權階層的特權，而後者是在平等保護所有人的基礎之上，強調保護少數弱者的利益。這種從身份到契約，又從契約到"身份"，從實質不平等到形式平等，從形式平等再到實質平等的運動，顯示了民法和人在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上不斷螺旋式上升的必然規律。

2．人格權優先

"人在從事主體的活動中，不僅把世界兩重化為屬人世界和自然界，而且兩重化為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在人的活動中世界被二元化，然後再去統一，是不可避免的。"[8]主體性的上升之路既是成為客觀世界、自然界的自由主宰，又是成為主觀世界、屬人世界的自由主宰的過程，因此，人既是物之主體，也是自身的主體。就民事權利而言，人除了對物的支配權之外，對自身也有支配權，前者是財產權制度的范疇，後者是人格權制度的范疇。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曾說："精神生命是人的本質的一部分，從而，它是確定人的本性的特徵，沒有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滿，它是真實自我的一部分，人的族類性的一部分，完善人性的一部分。"[9]從羅馬法確認"抽象人的權利"以來，人格利益曾分別受到刑法和行政法的保護而未得到民法的充分保護。近代法典化運動以來，民法典大多缺乏完整、嚴密、獨立成編的人格權制度，在號稱"人法"、"權利法"的民法里，人格權並未被充分的類型化、獨立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法制度一直上是欠完備的，民法對人的關懷實際上也一直是片面的。"本世紀以來，人類終於有機會進入對自我的反省與反思的調整。人格權制度的創立，既代表了人類開始從一個新的視角對財產權進行規制，更說明民法理念的進步。"[10]現代民法在近代民法基礎上，對人所必備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譽、隱私等各種精神性權利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進行了關懷。相對於財產權而言，人格權被置於優先地位，"一步步奪回桂冠"，人性的另外一面被民法所發現和珍惜，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從片面正在走向全面。

在法國，雖然早在19世紀初便開始了通過擴大對民法典第1382條的解釋，來保護公民的名譽、姓名、通信秘密等權益的努力。但將人格權統一地予以理論上的承認也是本世紀初之後的事情，作為其成果，民法典修正委員會確立的民法典草案第一編第一章題為人格權，從第148條到165條的18個條文中，第164條和第165條與人格權相關。尤其是二戰以來，法國的學說和判例已普遍接受了人格權的概念。

在1900年施行的《德國民法典》中，第823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其他權利者，對被害人負賠償的義務。"第12條規定："有權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他人爭奪該姓名的使用權，或因無權使用同一姓名的人使用此姓名，使其利益受損害，得請求除去對此的損害。"基於這一規定，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得不到該條款的保護。二戰之後，基於對納粹輕視人的強烈反思和人權意識的加強，德國公眾強烈要求加強對人格權保護的呼聲越來越高，圍繞著除個別的人格權之外，"一般人格權"是否應該被承認而展開熱烈的討論，法院順應這一潮流，於1954年撤銷了早期的判例，並根據新《憲法》第1條和第2條，確認人身的一般權利屬於受民法第823條第一款保護的絕對權利，因此德國民法典雖僅對具體人格權作出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已逐漸承認一般人格權的存在。

1907年制定的《瑞士民法典》是第一部確認一般人格權的法律，它也是近、現代諸法典中對人格權的保護最為充備的法典之一，從而顯示出其現代民法的某些特性。該法典第28條規定："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時，可訴請排除侵害"、"訴請損害賠償或給付一定數額的慰撫金，只有在本法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始得允許。"此外，《瑞士債務法典》第48條還規定："因過失侵害他人人格關系，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人格關系受侵害時，以其侵害情節及加害人過失重大者為限，得請求慰撫金。"這樣，依瑞士民法典和債務法典，人格權遭受侵害時，就所生財產上的損害，原則上均得請求賠償，就所生精神上的損害，除法定情形外，原則上亦均得請求慰撫金。[11]由此看來，瑞士民法對人格權的保護是廣泛的，具有現代氣息。其特點在於："不象其他國家，在總則編只對姓名的保護略予規定，而是規定於'人格權'一章之內，且在該章標題之旁，法雲：'人格之保護'。這種革新實為瑞士法律與其他各國法律不同之點。"[12]

相對而言，英美侵權法對人格權的保護，與大陸法相比要具體一些。特別是隨著人權運動的興起，要求保護人格權益的呼聲日益高漲。英美侵權法逐漸放鬆了對精神損害賠償的限制，人格權的保護也獲得發展與重視。

（二）現代民法人文精神之嚴格自由主義

1．所有權絕對之限制

20世紀以來，隨著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日漸從分離走向融合，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以及理性至上主義衰微、科學與人文逐步融合，近代民法三原則的絕對性一面日漸得到修正和限制，形成民法原則新的發展，這直接影響了現代民法的觀念、模式與制度。

這一變化首先表現為對近代民法所有權絕對原則的限制。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第153條第4項規定："所有權負有義務，於其行使應同時有益於社會公益。"換句話說，財產所有權人行使其對財產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時不得違背社會公共利益，並且必須履行從公共利益出發的對所有人所強加的義務。1947年日本修改民法時，在第1條第1款中明確規定："私權必遵守公共福利是一項基本原則，所有權發揮著營造社會共用生活的作用，與其他權利完全相同。"

對所有權絕對原則的限制被學者稱為"所有權的社會化"，"變主觀的所有權為社會的功能"。社會法學派的代表人物狄驥認為："所有權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社會職務。所有者，換言而就是財富的持有者，因持有該財富的事實，而有完成社會職務的義務。當他完成了這個職務，他的所有主之行為就被保護。"[13]耶林亦曾在其《法律目的論》中特別強調所有權行使的目的不僅應為個人利益同時亦應為社會利益，因而主張以社會的所有權替代個人的所有權。這反映了民法從近代到現代由絕對走向相對，由個人本位走向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結合，由絕對自由主義到嚴格自由主義的歷史必然趨勢。"各國大抵公法方面例如實行國家徵收、徵用及各種行政管理措施，私法方面則是通過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及權利濫用之禁止原則，對所有權的行使予以限制。"[14]

前已述及，人是能動-受動的存在，同樣民法中的人也是權利-義務的存在，絕對-相對的存在，對自由的限制是自由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在近代民法中，因為市民社會對絕對主義政治國家反抗之必要，亦因個人主義、絕對自由主義學說之盛行，在對人的財產權的保護中，其所有權保護和運用的絕對一面獲得了發展，這是歷史的必然，也確實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在現代民法中，民法因為經濟、思想觀念本身的否定而自我否定了，所有權行使相對的一面被予以了關注與發展，這是對所有權絕對性的一次揚棄。正是在這一揚棄過程中，民法制度更趨完善，同時也使得所有權背後的人更加理性、完整與全面。換句話說，它從一個方面促進了近代民法中的人由功利的"經濟人"走向全面的"經濟人"與"倫理人"的統一，只有在後者中我們才能真正找到了馬克思所說的"全面的"、"自由的"人的雛型。

2．契約自由之限制

作為近代契約法基礎的古典契約理論是在當時理性、自由至上主義的影響下而形成的，絕對的契約自由與當事人意思自治是近代契約法的根本原則，從而使當事人的契約責任減輕到了最低限度。但是20世紀以來，契約法中曾經盛行一時的契約自由原則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與之相關的唯意志論、對價中心論和絕對自由主義也遭到抵制，契約自由原則發生了危機，甚至有學者在契約自由原則屢受限制和批判時驚呼"契約死亡"了。

1907年通過的《瑞士民法典》具有十分明顯的現代性，正是在其帶動下，很多大陸法系國家都在其民法典中規定或補充規定了作為一般條款的誠實信用原則。依照這一規定，當事人在締結契約的過程中必須從誠信原則出發，這要求一般義務（或稱前契約義務、信賴義務）成為契約法的實體要求，而締約過失責任也就在誠實信用原則的基礎上被廣泛接受，從而為二十世紀契約法打破以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為中心的封閉的契約法體系奠定了基礎，而且，誠實信用還和"情事變更"、"交易基礎消滅"、"權利濫用"等一系列一般條款一起使一般條款作為一個整體，把人的因素、利益衡量原則、相對性帶入信奉絕對性、形式正義的私法理論與實踐之中，對立法和司法活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契約法方面，從這些一般條款出發而產生的衡量當事人公平參與交易的實質正義、自由和平等對格式合同中的免責條款、僱傭契約中強者的有利地位產生了限制和沖擊。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40條規定："格式條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條和第五十三條規定的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第四十一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打破隨著商業的高度發達、資本不斷集中，卡特爾、辛迪加的出現而出現的經濟中大企業與小企業、生產者及消費者之間在簽訂契約中實質上的非自由、非正義；打破隨著娛樂、服務等領域消費者與生產者、銷售者明顯的無選擇與任意選擇的實質非自由、非平等反映了這一契約自由之限制的變化。這種對交易雙方的真實利益、社會地位、資源控制和信息佔有能力等進行真實衡量從而揚棄形式正義追求實質正義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現代民法的一個進步。為此，國家也不得不介入到平等主體之間的契約關系之中，從而幫助實現當事人之間公平的交易。因此有學者認為：根據人權的要素，必須對近代異化的契約自由進行限制。而所謂契約自由的限制，不應表面化理解為就是限制契約自由，而應理解為是對那種異化的契約自由的限制，亦即限制優者強者勝者的單方面的契約自由，限制他們支配劣者弱者敗者的自由。[15]

總之，現代民法契約自由之限制實對近代民法形式上契約自由、正義注入實質自由、正義的一次超越，"契約法並不是契約本身，它更應關注的是人們通過契約所要達到的目的，即人們通過契約所要得到的權利和權益。"[16]進而言之，現代民法主張契約自由之限制並非是對人的自由的限制，而是在形式上關注人的自由同時強調實質上人的自由。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在契約法領域的真諦在於：形式與實質統一的自由，普遍性與特殊性統一的自由。

3、過失責任之補正

在近代民法中，依據自由主義、理性主義和私法自治原則，自由平等的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思，通過民事法律行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如果因此發生損害，亦應由個人對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即過失責任。過失責任被認為是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之一，被認為具有邏輯力量、道德觀念、社會價值及人類尊嚴四個價值，[17]對於淳化道德風尚、確定行為標准、預防損害發生、協調利益沖突從而推動近代經濟和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18]但是，近代民法的這一原則在19世紀末期便由於意外災害的大量出現，填補損害的必要性增加，特別是隨著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相互滲透及近代民法的個人主義思想基礎的動搖，而開始遭受壓力和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若刻意追求當事人之主觀可責性，那麼利益的分配肯定要失去平衡，因此，要體現對弱者的保護，體現對人自身的終極關懷，無過失責任的出現就不可避免。"[19]從而出現了為彌補過失責任的不足而出現的無過失責任制度。

所謂無過失責任，是指當損害發生以後，既不考慮加害人的過失，也不考慮受害人過失的一種法定責任形式，其目的在於補償受害人所受的損失。這實際上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民法之追求實質正義和私法公法化在民事責任制度中的表現。龐德曾從維護社會一般安全義務出發，論證了危險責任和嚴格責任的合理性。他認為19世紀後期開始的西方各國法律，其目的在於使社會化的思想進入法律領域，這個階段的法律，著重於社會利益，而不是個人利益的保護。從"一般安全"的目的出發，應確定"持有危險物或從事危險事業者未能阻止損害的發生所致的損害"的責任。他認為嚴格責任原理是對個人主義的否定，在現代法哲學上，有高度的妥當性。"無過失責任之基本思想乃是在於對不幸損失之合理分配，即Esser教授特別強調之'分配正義 '。"[20]因此可以說，無過失責任原則是現代民法追求實質正義的產物，從表面上看，它與古代結果責任都是不以行為人的過失為負責任的原因，但是二者有質的不同。過失責任原則的確立，是對結果責任原則的揚棄，而無過失責任原則是對過失責任原則的修正，這體現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正是在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矛盾運動中，?穹ǖ墓樵鷦�虻玫椒⒄埂⒉拐�屯晟啤?/P>

1804年法國民法典第1384條規定："除對於因自己行為所生之損害外，即對於其所應負責任之他人之行為或保管之物所生之損害，亦應負賠償責任。"依立法者原意，系指第1385條及1386條動物持有人責任及建築物持有人責任而言。依法國民法制定之通說，當事人亦得證明其對動物之監督並無疏懈，或對建築物建造及維持並無過失而免責。在1897年，為適應社會經濟需要，法國最高法院首先開始採取部分學者所提出的理論，認為法國民法第1384條後段所稱系一項概括

4. 勞動法是如何體現勞動人民法律的精神實質

勞動法：
總則
第一條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系，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
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
第三條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休息休假的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勞動權利。
勞動者應當完成勞動任務，提高職業技能，執行勞動安全衛生規程，遵守勞動紀律和職業道德。
第四條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立和完善規章制度，保障勞動者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
第五條國家採取各種措施，促進勞動就業，發展職業教育，制定勞動標准，調節社會收入，完善社會保險，協調勞動關系，逐步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
第六條國家提倡勞動者參加社會義務勞動，開展勞動競賽和合理化建議活動，鼓勵和保護勞動者進行科學研究、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表彰和獎勵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
第七條勞動者有權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
工會代表和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依法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
第八條勞動者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大會、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參與民主管理或者就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與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協商。
第九條國務院勞動行政部門主管全國勞動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勞動工作。
促進就業
第十條國家通過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就業條件，擴大就業機會。
就業壓力
國家鼓勵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范圍內興辦產業或者拓展經營，增加就業。國家支持勞動者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從事個體經營實現就業。
第十一條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發展多種類型的職業介紹機構，提供就業服務。
第十二條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
第十三條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在錄用職工時，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准。
第十四條殘疾人、少數民族人員、退出現役的軍人的就業，法律、法規有特別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十五條禁止用人單位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
文藝、體育和特種工藝單位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必須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履行審批手續，並保障其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5. 如何理解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

形式正義，就著重於程序公正，只要所適用的程序規則是公正的，具體案件的當事人之間是否實現了正義，則非所問。
實質正義(substantive justice)意味著正義的終極狀態必須實現,也就是善人(或善行)應該得到善報,惡人(或惡行)必須得到惡報.如果司法制度或公共政策無法體現實質正義,就會被視為欠缺正當性.
形式正義又稱程序正義、訴訟正義，即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它著眼於形式和手段的正義性；實質正義是只指法律必須符合自然法和人的理性，它著眼於內容和目的的正義性。

6. 現代意義勞動法的內涵

勞動法，從本質上來看是一系列與勞動關系具有相關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用以規范與勞動問題相關的社會關系，協調涉及勞動者利益的勞動關系。
1、從勞動法包含的內容來看，則具有多方面體現，例如，企業勞動合同的設定、相關勞動就業政策的規定、勞動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勞動者的作息和工資規定、勞動合同的執行、關於勞動技術與衛生的一些章程等。
2、其中，勞動法的核心內容為：勞動關系的調整。勞動法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同時也是以「勞動者」為中心的法律部門，這個法律部門相對獨立，是從民法中分離出來的。
3、建立勞動法的目的是調節勞動關系，維護勞動者的權益，迎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相關的勞動制度，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發展進步。
4、我國勞動法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這部法律的頒布施行致力於彰顯人文關懷、維護人權。
5、從勞動法的法律性質上看，其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因為在本質上，勞動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其中，勞動者表現出一定的從屬地位，具體體現在法律上的從屬、經濟上的依賴性、勞動關繫上的從屬三方面。
6、勞資雙方存在明顯差異性，利益博弈嚴重不均衡。在這種從屬地位的基礎上，勞動法以實現兩者利益的協調性為目的，藉助公法手段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實現勞資間的實質平等，並解決雙方之間的爭議問題。在勞資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如果出現一定困難，就要有效發揮國家機制或國家法律的作用。因此，就這個層面來說，勞動法屬於交換正義的范疇，交換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經濟關系的實質平等，所以，從本質上看，勞動法具有一定的私法屬性。
7、然而，從整體上來說，支配勞動法的也是私法原則，但具體到勞動法的適用性，某種程度上會受到國家一定強度的公法限制。勞動法私法性的強弱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如勞資雙方的力量。也正是因為勞動法的這種屬性，其才能進一步被分離出來，最終形成一個具有獨立意義的法律部門。
需要引起重視的是，鑒於影響勞動法法律性質的因素具有變化性，純粹將其性質界定為私法或公法都不妥，且難以清晰彰顯勞動法的特性。

7. 法律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關系

法的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並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實質正義是法律制度的基本價值,是法律追求的最終目標；形式正義是實質正義的基本保障，是實現正義的前提和基礎。

法官應當在盡力保持與往昔邏輯一致的形式下，實現法律為社會服務的目的，即透過形式正義追求實質正義，也即是透過冷冰冰的邏輯之幕。

法官對法律形式和實質的對稱性的「智識性渴望」的知性背後，潛藏著的是力保法律對人類情感做出的真切的法律本身及其法律從業者的德性。實質正義固然是法治的最終目標，形式正義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7)實質正義在勞動法上如何體現擴展閱讀：

當二者發生沖突之時應該謹慎衡量二者的關系，不要過分的追求所謂的正義而忽視形式正義，適得其反，阻礙法治進程的發展。在法治社會之下，追求實質正義時程序正義顯得更為重要，程序正義具有不可替代的優越性。

程序保證正義，社會是多變和復雜的，要有規則來維持秩序保障正義，就如一場足球賽，要保證最後的結巧是公正，就必須有明確的規則。

球員需按照既定規則踢球，裁判需按照既定規則裁判，只有這樣最後的結果才是被大家所認可的公正，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就如同賽規則在足球賽中的作用，都是用來保障最終公平正義的實現。

程序正義與法治密不可分，程序正義促進保證法治的實現。在法律工作中，無論是立法工作，還是司法和執法工作，都必須強調程序正義。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程序正義的實現程度就是法治的實現程度。但是要注意到的是注重程序正義不意味著拋棄實質正義，實質正義也同樣重要。

8. 實質正義和程序正義有什麼區別

1、屬性的區別

程序正義：英美法系的一種法律傳統。

實質正義：實質正義是正義實現的理想狀態。

2、含義的區別

程序正義：這源於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

所謂的「看得見的正義」，實質上就是指裁判過程（相對於裁判結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對於實體結論而言）的正義。

實質正義：也就是善人(或善行)應該得到善報,惡人(或惡行)必須得到惡報。如果司法制度或公共政策無法體現實質正義,就會被視為欠缺正當性。

3、意義的區別

程序正義：它旨在表達一種最基本的思想：一個人在國家裁判機構作出對其利益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時，應當至少能夠處於一種可與裁判者就如何對待他的問題進行理性地協商的地位。

即強調尊重程序參與者作為自主、負責和理性主體的地位，要求裁判機構與他一起參與裁判結果的形成過程，向他論證裁判結果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從而使他成為裁判製作過程中的協商者、對話者、辯論者和被說服者，其作為人的尊嚴和價值得到充分的尊重。

實質正義：意味著追求結果上的公正與公平，不論過程程序如何，實質正義是正義的歸宿。

9. 勞動法主要體現形式平等還是實質平等

當然是形式，理論與現實之間是有一段很長的距離的！！！

10. 關於勞動合同法中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平等者的關系

去年全國人大向全社會公布的《勞動合同法（草案）》規定了該法的立法宗旨———為了規范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訂立和履行勞動合同的行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制定本法。這一立法宗旨突出了該法對勞動者的保護。對此，有些人有不同看法，認為這是法律對勞動者的「偏袒」，會造成損害用人單位現象的產生。對此，您是怎麼看的？這樣規定是否會導致勞動關系雙方權利失衡？
林嘉：《勞動合同法（草案）》第一稿第一條開宗明義，突出了該法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立法宗旨，由此引發了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勞動合同法立法宗旨的激烈爭論，形成了「單保護」和「雙保護」之爭，即勞動合同法應當立足於「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抑或是「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雙方的合法權益」。
在勞動合同法起草過程中，立法宗旨是一個綱領性問題，其不僅關繫到勞動合同法的基本定位、勞動合同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問題，而且也關繫到勞動合同法作為一個子法與勞動法律體系中其它法律之間的協調與銜接問題。因此，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勞動合同立法中首先要明確的問題。
應當說，「單保護」與「雙保護」之說並無本質上的矛盾，「單保護」說並不意味著只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不保護或者排斥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在現代民主國家，任何一部經過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都不可能以犧牲某一類社會主體的合法、正當權益來維護另一類社會主體的特權，法律的制定總是在利益相關主體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以對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進行合理的分配，同時每部法律都體現了立法者一定的價值選擇。
因此，「單保護」是在對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雙方合法利益保護的基礎上，對勞動者給予一定程度的傾斜保護，並不是忽視對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的保護，不會導致勞動合同關系雙方主體的權利失衡。
適度傾斜以追求實質正義
記者：《勞動合同法（草案）》為什麼要如此規定，這在法理和法律上有什麼依據？
林嘉：之所以在立法中突出對勞動者的保護，主要基於以下幾點理由：
（1）勞動關系雙方地位的不平等性決定了需要國家立法予以矯正的必要性。在勞動關系中，勞動力擁有者———勞動者與勞動力的使用者———用人單位之間具有一種天然的不平等性。勞動者作為勞動力的擁有者，只有通過提供勞動來維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存和發展。而勞動力市場的供大於求加上勞動力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使得勞動者個體很難與用人單位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談判，因此，勞動者的生存權相對於用人單位的用工自主權總是處於弱勢地位。
在進入勞動關系之後，由於勞動給付的特殊性———勞動給付的人身屬性及勞動給付的連續性，即勞動行為與勞動者的人身具有不可分離性，勞動者一旦進入勞動關系就成為用人單位的成員，同時由於勞動給付的連續性與工資支付的非連續性，使得勞動者在人格和經濟上都從屬於用人單位。
由於普通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可替代性過大，使得大多數勞動者對用人單位都形成了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因此，除了少數掌握特殊技能而成為稀缺資源的勞動者外，大部分勞動者相對於用人單位來說都處於弱勢地位。以追求實質正義的法律應當對勞動者一方進行適度的傾斜保護，但這不意味著對勞動者進行「偏袒」，而是對現實中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這種不平等地位的矯正。
（2）勞動合同法屬於勞動法的范疇，必然具有社會法的屬性。傳統的合同法律制度是以當事人雙方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但由於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地位不平等，在勞動合同談判過程中，處於弱勢一方的勞動者並無充分的自由可言，不能自由地選擇用人單位，這使得傳統的合同法律制度在雙方當事人經濟地位不平等的勞動關系領域遇到了障礙。
勞動合同的特殊性使得勞動合同已經不同於一般民法意義上的合同，其某些因素已不為民事合同所囊括，而是屬於具有社會法品格的勞動法律法域，勞動合同法應當是勞動法律體系中的一個分支。我國現行的《勞動法》即在第3章專章規定了勞動合同制度。勞動法的產生即以矯正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不平等為己任，明確以「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為宗旨，作為勞動法的下位法———勞動合同法也應當秉承「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這一立法宗旨。
（3）我國的現實狀況決定了勞動合同法應當突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在我國勞動制度從計劃經濟時代到市場經濟時代過渡的過程中，勞動者從「鐵飯碗」轉到了自由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一方面，勞動者失去了國家的庇護，另一方面，我國集體協商制度不發達，加上勞動監察不到位，這就導致了現實中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屢遭侵害，造成了勞動關系的不和諧。而和諧的勞動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和諧的勞動關系要求矯正個別勞動關系中的權利失衡現象。因此，在相關的配套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以個別勞動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勞動合同法應當強調對個體勞動者合法利益的保護，使勞動者有力量與用人單位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這樣有利於解決勞資之間的利益沖突，有利於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
記者：4月24日，勞動合同法草案進行了第三次審議。據了解，立法宗旨在二次審議稿的基礎上修改為：為了完善勞動合同制度，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制定本法。對此，您是否認為還有可以繼續改進的地方？
林嘉：可以注意到，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從一審稿中的「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到二審稿和三審稿的「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更加突出了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與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重要性。應當明確的是，強調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不僅在於立法宗旨的表述中，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勞動合同法的具體制度中。
事業單位職工是否應納入調整范圍
記者：一審《勞動合同法（草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訂立和履行勞動合同，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與其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
二審後的草案修改為：「除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工作人員外，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的，其勞動合同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依照本法執行。」兩次審議的草案都將事業單位的職工納入到勞動合同法調整范圍。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
據悉，三審勞動合同法草案對這一內容修改為，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與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工作人員以外的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依照本法執行。請問，三審草案的規定，其用意是否依然是將事業單位職工納入勞動合同法調整范圍？
林嘉：你說的內容主要涉及到勞動合同法的適用范圍。現在爭議比較大的是事業單位的人員是否納入到勞動合同法的適用范圍。在一審稿中，基本上是沿用了《勞動法》第二條關於適用范圍的規定，即「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與其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而二審稿和三審稿則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將事業單位中除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工作人員以外的人員都納入了《勞動合同法》的調整范圍。
事業單位是指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研、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由於我國從計劃經濟時代以來一直實行「勞動———人事」相分離的制度，事業單位與其人員之間是人事關系，由人事部門管理，其人員享受幹部待遇，具一定的身份特權。企業與其職工之間是勞動關系，由勞動部門管理，其職工只是一般的工人，勞動力的配置具有強烈的行政色彩。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打破勞動力市場中的身份因素，統一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資源從行政配置轉為市場配置。
2002年7月6日國家人事部發布《關於在事業單位試行人員聘用制度的意見》，明確了在事業單位全面推行聘用合同制度，以使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事業單位在改革過程中，大體進行了三方面的分流：第一類，比照公務員進行管理的事業單位。主要是一些由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的事業單位。第二類，進行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這主要是一些改為「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的科研機構。第三類，正在試行聘用制的以科、教、文、衛系統為代表的事業單位。其中，第一類人事法律關系在性質上屬於行政法律關系，由《公務員法》調整。第二類人事法律關系已經從行政法律關系轉化為勞動法律關系，由勞動法調整。
從事業單位改革的前景以及我國勞動人事一體化趨勢來看，第三類聘用合同關系也應當納入勞動合同法的調整范圍。理由是：
（1）聘用合同關系與個別勞動關系具有同質性。從聘用合同關系的主體、客體及內容來看，聘用合同關系的受聘人與聘用單位之間實質上仍是勞動力的擁有者與勞動力的使用者之間的一種勞動用工關系，受聘人與聘用單位之間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不平等關系，受聘人實質上從屬於聘用單位。事業單位市場化改革後，事業單位的自主性增強，對於受市場供需及價格影響的勞動力市場來說，受聘人員與一般勞動者一樣處於一種弱勢地位。而且，從2002年的《意見》可以看出，聘用合同與勞動合同無本質區別。
（2）有利於事業單位聘用人員的權益保護及糾紛的解決。一般來說，事業單位與其職工發生糾紛按照人事爭議仲裁製度處理。勞動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糾紛按照勞動爭議的「一裁二審」制度處理。前述第一類事業單位適用《公務員法》，第二類事業單位適用《勞動法》，第三類事業單位沒有專門適用的法律。現實中，這類事業單位職工與聘用單位發生了爭議常常出現人事爭議仲裁與法院相互推諉現象，使得事業單位聘用人員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因此，為了給事業單位聘用人員提供救濟，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人民法院審理事業單位人事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其中規定「事業單位與其工作人員之間因辭職、辭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發生的爭議，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可見，司法領域在事業單位聘用合同爭議的處理方面已作出了有意義的探索。
但是，考慮到事業單位改革正在進行，而且事業單位在經費來源、編制管理、工資福利、社會保障等方面都與企業不同，這使得事業單位在人事管理上也與企業有很大的差別，不作區分地將事業單位一律納入勞動合同法的調整范圍在實踐中會遇到障礙，特別是公立學校及其教師。在德國、法國等大陸法律國家將公立學校視為公務法人，將學校的教師視為公務員。
基於我國教育事業主要以公立學校為主，在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沒有改進的情況下，為了我國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教師這個職業應當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納入勞動合同法調整之前應當採取一些過渡性的措施，此外，原來的一些規定在未做出調整以前應當優先適用。
記者：對於目前勞動合同法草案關於該法調整范圍的規定，您是否認為還有什麼值得改進的地方？
林嘉：關於草案中對勞動合同法調整范圍的規定，仍然有一些地方需要改進，如對用人單位的窮盡列舉會導致不能適用於新出現的用人單位的情形；對用人單位、勞動者、勞動關系的概念應當明晰化，對不屬於勞動者范圍的高管人員應當作出排除規定；對事業單位人員適用勞動合同法應作出特別的規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