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訴訟法講義
我去年聽的楊雄的音頻，講義比較細致。不過左寧貌似是出題人的弟子，預測考題挺准，不過做他的題比較傷自尊，太難了。
Ⅱ 誰能提供一下：2012年司考教材眾合專題講座 新訴訟法 司法制度51講，265-282頁的內容呢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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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什麼是第三人撤銷之訴講義或課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年修正）新增加了對於第三人撤銷之訴的規定版。
該法第五十六條權規定：「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認為有獨立請求權的，有權提起訴訟。
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雖然沒有獨立請求權，但案件處理結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參加訴訟。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
前兩款規定的第三人，因不能歸責於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的部分或者全部內容錯誤，損害其民事權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作出該判決、裁定、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經審理，訴訟請求成立的，應當改變或者撤銷原判決、裁定、調解書；訴訟請求不成立的，駁回訴訟請求。」
Ⅳ 楊榮馨的代表性成果
著作類成果
《太平天國》（合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簡明中國近代史知識手冊》（合著），中華書局1976年版；
《民事訴訟法講義》（撰稿），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民事訴訟法基本知識》（合著），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釋義》（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民事訴訟法教程》（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民事訴訟法試行問題探討》（合著），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民事訴訟法學習指導書》（主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中國民事訴訟法簡介》（獨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
《破產法基本知識》（合著），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民事訴訟法學》（合著），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公證與調解法律制度》，（主編及）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人民調解學概論》（主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律師理論與實務》（主編），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民事訴訟法教程》（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新民事訴訟法釋義》（主編），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中國司法大詞典》（分科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新民事訴訟法知識問答》，（主編）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
《民事訴訟法學新編》（合著），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
《中國民事訴訟法》（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民事訴訟法學》（主編），中央電大出版社1995年版；
《依法治國論》（合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仲裁法理論與適用》（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破產法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民事訴訟法修改的若干基本問屬》（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民事訴訟原理》（主編），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仲裁法學案例教程》（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版；
《強制執行立法的探索與構建中國強制執行法（試擬稿）條文與釋義》（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楊榮馨法學文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專家意見稿）立法理由與立法意義》，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論文類成果
《談談民事訴訟法的中國特色》，載《政法論壇》1982年第3期；
《企業應當實行破產制度》，載《法苑》1986年第10期；
《把握機遇 迎接挑戰 進一步加強法制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載《經濟與法律》1992年第5期；
《論民事訴訟法課程教學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1993年第1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執行法（專家建議稿）》即將提出》，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5期；
《審執分立——修改民事訴訟法必作的大動作》，載《法學家》2004年第3期；
《標本兼治，解決「執行難」——民事強制執行法專家建議稿起草問題研究》，載《政法論壇》2004年第4期；
《《民事訴訟法》修改若干問題之探討》，載《中國司法》2005年第2期；
《構建和諧社會呼喚調解法》，載《法制日報》2005年3月3日版；
《物權流轉需要公證制度》，載《法制日報》2005年8月9日版；
《民事訴訟不能全部實行三審終審》，載《檢察日報》2005年8月15日版；
《物權法應該引入公證制度》，載《中國公證》2005年第9期；
《審執分立:改革與完善司法制度的宏觀思考》，載《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輯）》；
《略論公證在建設市場信用體系中的作用》，載《法學家》2006年第2期；
《略論董必武對我國民事程序法制建設的重大貢獻》，載《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第五輯）》；
《懸賞執行應當完善相關制度》，載《法制日報》2006年7月12日版；
《高效是強制執行的靈魂》，載《法制日報》2007年6月15日版；
《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強制執行法的制定》，載《中國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12月17日版
《略論強制執行的檢察監督》，載《人民檢察》2007年第13期；
《董必武的法制思想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載《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第七輯）》；
《學習董必武的「人民司法」觀 推進我國的司法改革》，載《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第八輯）》；
《民事執行檢察監督的探索與爭鳴》，載《中國檢察官》2009年第1期；
《檢察機關「應當」而不是「有權」對民事執行活動進行監督》，載《人民檢察》2009年第1期；
《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強制執行法的制定》，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12月17日版；
《司法能動主義與我國民事司法審判的規范與創新》，載《政法論叢》2010年第6期；
《論我國民事證據收集對象》，載《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
《關於民事訴訟訴答程序，訴答程序的探討》，載《民事訴訟法修改重要問題研究·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年會論文集（2011年卷）》。
Ⅳ 如何復習司法考試訴訟法
您好！
刑事訴訟法學的內容可以分為總論部分、證據部分和程序部分三部分，在以往的考試中總論部分多考客觀化試題，以法典或司法解釋中的明確規定為標准答案。證據部分多考理論性試題，以所謂通說理論為標准答案，程序部分則既考客觀試題又考案例題，也以法典或司法解釋為標准答案。刑事訴訟法案例多為對程序挑錯誤的案例。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種是就某一個制度或者某一個程序的內容出一個案例，例如偵查、第二審程序、強制措施、死刑復核、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自訴等。這種案例的分值不會太大，一張卷子上可能考兩個。第二種類型是多種制度和程序結合在一起考一個大案例，分值較大，一般答案要點在十個左右，這種案例難度不大，但要把所有要點回答完全也不容易。第三種類型是所謂綜合案例，即刑事訴訟和刑法在一起，或者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在一起。這種案例難度較大，2006年試卷四的案例題就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在一起考查。
總體來說，刑事訴訟法作為一門實踐性很強的部門法，主要用於規范刑事訴訟活動，可操作性較強。因此刑事訴訟法部分的考試內容比較注重實務，注重程序，注重准確性。筆者根據多年的司法考試教學輔導經驗，建議考生應當對刑事訴訟法系統全面地掌握，形成框架於頭腦之中。
具體來說，要掌握的內容可分為總論、證據和程序三大部分。
總論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刑事訴訟主體 刑事訴訟主體包括刑事訴訟中的專門機關和刑事訴訟中的訴訟參與人。主要掌握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的性質、組織體系、職權，法院部分重點要掌握審判組織以及活動原則；國家安全機關、軍隊保衛部門、監獄和走私犯罪偵查局在刑事訴訟中的職權；當事人的范圍、條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訴訟義務；法律對單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單位被害人的相關規定；辯護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的資格條件、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等等。
2.原理與原則 主要包括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刑事訴訟模式；刑事訴訟的基本概念；刑事訴訟的基本理念等等。
3. 刑事訴訟制度
（1）管轄 主要掌握立案管轄；審判管轄；特殊管轄；以及管轄的變通。
（2）迴避 主要掌握迴避適用的人員；迴避適用的理由；迴避的種類；迴避的程序。
（3）辯護與代理 主要掌握辯護人的范圍，人數；辯護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辯護的種類以及相互關系；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刑事代理的種類；代理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
（4）強制措施 主要掌握強制措施的概念和特徵；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五種強制措施的適用機關、條件、程序、期限，以及相互關系；能夠正確區分刑事訴訟強制措施與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強制措施的異同；以及強制措施的變更和解除。此外，要了解扭送制度。
（5）附帶民事訴訟 主要掌握附帶民事訴訟的概念和意義；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成立前提；附帶民事訴訟的請求權人和提起條件；附帶民事訴訟中負有賠償責任的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期間和方式；以及附帶民事訴訟的審判等等。
（6）期間與送達 對於期間，主要掌握期間的概念和種類；期間與期日的區別；各種法定期間；期間的計算方法；特殊情況的期間計算；期間的恢復條件；對於送達，要掌握送達的概念；送達主體和對象；以及五種送達方式——直接送達、留置送達、委託送達、郵寄送達、轉交送達。
證據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刑事訴訟證據，應當掌握證據的特徵；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法律規定的證據種類以及學理上對於證據的分類。
（1）刑事證據的種類——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掌握各種終局種類的定義和區別。
（2）刑事證據的分類——原始證據與傳來證據、言詞證據與實物證據、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主要掌握這些證據的劃分標准；劃分意義；以及運用間接證據定案的規則。
2.刑事訴訟的證明 主要掌握刑事訴訟證明的概念、內容；證明責任的含義和刑事訴訟證明責任的分擔；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等等。
程序部分包括以下內容：
立案、偵查、提起公訴、第一審程序、第二審程序、自訴案件的提起和審判程序、復核和核准程序、審判監督程序、執行程序、未成年人案件的訴訟程序和涉外刑事訴訟程序與司法協助制度。分別應當掌握以下內容：
1.立案 主要掌握立案材料的來源；立案的條件；立案的標准；立案的程序以及立案監督。
2.偵查 主要掌握偵查的定義；偵查主體；偵查行為；偵查終結；補充偵查；人民檢察院對直接受理案件的偵查；以及偵查監督等。
3.起訴 主要掌握 提起公訴的程序——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和不起訴；提起自訴的程序——提起自訴的主體、條件及程序。
4.第一審程序 主要掌握對公訴案件的審查；第一審程序的審判；對違反法庭秩序的處理；自訴案件的第一審程序；簡易程序；審判障礙；判決、裁定、決定的適用機關、種類以及異同。
5.第二審程序 主要掌握審級制度；第二審程序的提起主體、提起條件和期限；第二審程序的審判方式、審判原則、審判期間以及裁判；以及對扣押、凍結在案財物的處理。
6. 復核和核准程序 主要掌握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的復核程序和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案件的復核程序；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復核和核准程序；特殊假釋的復核和核准程序。
7. 審判監督程序 主要掌握申訴的主體和處理程序；審判監督程序的提起主體和條件；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對案件的重新審理以及關於再審開庭的法律規定。
8. 執行主要掌握刑事執行的依據；各種判決、裁定的執行機關和程序；執行的變更程序；對新罪和申訴的處理；人民檢察院對執行的監督，等等。
9. 未成年人案件的訴訟程序 主要掌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的特有原則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的特點兩部分。
10. 涉外刑事訴訟程序與司法協助制度 主要掌握涉外刑事訴訟的特有原則和刑事司法協助兩部分。
當然在系統掌握刑事訴訟法的同時也要突出重點。考生在復習刑事訴訟中，除了要進行系統、全面地掌握刑事訴訟法外，還要注意以下幾點：
1.訴訟參與人、管轄、辯護、強制措施、附帶民事訴訟、偵查、起訴、第一審程序、第二審程序這些章節是考生應當著重復習的部分。
2.在復習刑事訴訟法時，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外，《六機關規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解釋》，都要認真的看。這部分內容可能是拉開考生分數檔次的關鍵部分。
3.在復習過程中，可以將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以及行政訴訟法相類似的規定進行比較，從而更好的掌握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三門法律。
4. 司法考試對理論性知識的考查逐年加強，2007年將繼續重視對理論知識的考查。因此考生對理論知識部分不能放鬆警惕。
5.注意今年司法考試新增加的考點。歷年新增考點都是考試的重要部分。
6.重視歷年真題。根據對歷年真題的分析，不難發現有些考點重復考查率較高。歷年試題中的考點一般是刑事訴訟法中的重要考點，考生一定要熟練掌握，舉一反三。
fa律 敎育網 有更多的司法考試復習指導，參看以下 會對你有所幫助的！
Ⅵ 2012年陳少文刑事訴訟法錄音及講義
那裡，不不不是那裡，是那裡，
彷彿是一片藍灰色的海
只怕他一命喪風波！
它們不再展翅疾飛了。
檸檬黃、紫紅、茶青的衣料
他想你很安好，哈哈
Ⅶ 求：有關於民事訴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刑事訴訟法的網路視頻教學資料，最好是一名課程就有老師詳細講解
司法考試輔導班錄音+講義。（可以聽聽法條串講班）通過老師講的內很多例子就能學容到不少東西。
民訴 鄭其斌老師
刑訴 王海燕老師
由於治安管理處罰法沒有過多的理論背景，所以在聽完上面兩個之後自己花時間看看法條就行了。
Ⅷ 英法美德日任意一國的民事訴訟主要特點 三千字左右，要有資料的出處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與美國文化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特徵有四：（1）民事陪審制；（2）當事人主導的審前調查；（3）審判和聽審過程中的消極的法官；（4）在專門事項方面獲取和使用專家意見的獨特方法。我認為，一定的民事訴訟程序生成於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以下主要就基本特徵的前三個方面進行介紹。
1．民事陪審制。
民事陪審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可以說是古代使用陪審制的典範。[1]近代陪審制起源於9世紀早期的法蘭克王國，最早體現於政治制度方面，國王把這種方法作為其了解統治情況的基本渠道，後來才具有司法的性質。但是作為一種成型的司法制度，起源於英國，並在亨利二世（1154——1189）時期普遍應用土地訴訟中。民事陪審制在英國近代的命運並不太好，除欺詐案等少數案件以外，一般的民事案件禁止使用陪審團。[2]牆里開花牆外香，在英國確立的陪審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成為其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徵。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廣泛的保留、使用著陪審制，這一點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像的，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在美國是公民享有的一項神聖的權利。它作為1792年批準的權利法案第7修正案被寫進了聯邦憲法，1938年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進一步作了具體明晰的規定，它提醒生活在美國的所有人們「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正如憲法第7修正案宣稱的一樣，也如美國的其他標志和象徵一樣，它必須作為雙方當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並受到廣泛的尊重與保護。」另外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也廣泛地適用各州的民事訴訟程序，作為各州民事訴訟制度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各州甚至以憲法規定了公民的這一權利，在州的范圍內實現了要求陪審團審判權利的憲法化。例如1777年的紐約州憲法認為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將永遠保留，神聖不可侵犯。
相反，陪審制卻與大陸法系國家的訴訟制度、文化觀念格格不入。當然在大陸法系國家並不是沒有萌發過使用或移植陪審制的沖動，而且這種沖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諸實踐。法國大革命以後，普遍採用了陪審制；德國1848年革命爆發以後，德意志各個公國幾乎全部採用了陪審制。但是大陸法系國家採用的陪審制幾乎是曇花一現，不久就夭折了。德國1877年的《法院組織法》明確限制了陪審制使用的范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院組織法》進一步明確了參審制，徹底否認了陪審制的使用。在大陸法系的人們和學者看來，真正令人吃驚的是一群門外漢組成陪審團，並作為一種臨時裁判者裁決案件，其作出的決定脫離了正規訴訟機制的監督，這種決定的科學性和客觀、公正性值得懷疑。[3]
可以看出美國人對民事陪審制的喜好，深深地根植於核心價值觀，根植於其平等、自由、放任的文化觀。陪審制體現了美國文化中的平等精神。一方面所有的公民都有可能成為陪審員，陪審員名單不的由官方確定，而是從選民資格名單中臨時確定。另一方面所有陪審員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享有平等的表決權，這種權力不因為其社會地位、教育程度、民族、種族而受到影響。同時陪審制給予法律的門外漢較大的認定事實的權力，這一權力甚至高於法官。當然法官有權對陪審團進行監督和指導，法官有可能推翻陪審團的裁判，法官也可以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已達到明顯清楚（prima facie cases）或者使當事人的主張明顯不能成立，而拒絕將案件提交陪審團審判；也可以案件屬於法律問題為理由，直接作出裁判。但是法官的權力受到限制，法官不適當地影響、干預和誘導陪審團，是上訴審法院廢棄原判決的重要理由。
民事陪審團同樣是民主的，是民主參與政治的具體化，它允許普通的公民個人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直接進行管理。例如陪審團可以在具體的案件中決定，企業是否按照合理、安全的方式生產產品，並要在案件中確立一些在其他國家可能為成文法規定的安全標准、責任承擔方式、歸責原則等。陪審員不僅解決具體的糾紛，還為國家立法，為社會立法，承擔著廣泛的立法職能。陪審員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一般的公民對充當陪審員有較大的熱情和積極性。美國法學會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說，「象以前一樣，12個陪審員照例表現出日漸高漲的熱情，甚至歡呼著去強制美國的一些基礎機構，如政府、商務團體、私人團體等改變他們以往的運作方式。」[4]盡管陪審團是作為國家司法權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表現出某些反對國家權力的特點。具體表現在：其一陪審員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各有不同的許可權，法官不能不當干預陪審團的工作，陪審團享有較大的獨立性。其二陪審團行使權力的方式與一般國家權力機關不同，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忽視法律，並在超越法律的情況下作出裁判。同時陪審團裁判案件不需要具體的論證，陪審團的判決歷來被當作上帝的聲音。
陪審制與美國人的個人主義觀念的聯系不是特別明顯，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反個人主義的。因為陪審團需要集體作出決定，陪審團的組成人數有12人或6人之分，陪審員作出裁決依靠的是團結一致，只要有一個人不合作，就有可能使整個審判歸於無效。法院也必須解散陪審團，並組成新的陪審團重新審判。盡管美國許多州正在探索以陪審團的多數通過代替陪審團的一致通過，但目前陪審團一致通過仍然是其作出有效裁決的普遍適用的條件。同時盡管美國人一般願意充當陪審員，有參加司法程序的熱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充當陪審員不是作為權利規定的，相反它被規定為公民的不可推卸的義務。因此，其從根本上具有非自願的特點和反個人主義的傾向。但是潛在於陪審制之中的個人主義在和當事人主義結合的情況下就會表現出來。由於公民個人擁有的自由、財富掌握在自己手中，陪審團被視作這些權利的包神，而他們採用的保護方法與法官、政府官員的方法迥然不同。
2．當事人主導的證據收集和審前發現程序。
除民事陪審制之外，美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平等主義和反政府的放任主義也在民事訴訟程序的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當事人主導的審前發現程序和證據收集程序，即反映了美國文化的上述特點。在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規則賦予當事人及其律師在法庭外自主收集證據的權利，而且這種權利的行使一般情況下不需要法院的幫助，在特定的情況下，如果對方當事人不予積極的配合或者拒絕，當事人可以尋求法院的幫助和支持。當事人可以使用多種方法從他方當事人及其證人或專家證人處獲取證據，這些方法主要有：（1）口頭錄取證言；（2）書面錄取證言；（3）向對方當事人提出質問書；（4）要求提供書證和物證；（5）身體和精神檢查；（6）要求對方當事人自認。[5]發現程序在美國民事訴訟中的地位極其重要，可以說沒有發現程序即沒有現代美國的民事訴訟，美國的民事訴訟的現代化與發現程序的引入和完善密不可分。「如果沒有發現程序和質詢程序美國人就不能審理案件，發現程序是他的沐浴，質詢程序是其早餐。」[6]法官一般不會介入發現程序，只有基於當事人的要求，法院才有可能介入該程序。但自從70年代以來，發現程序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對發現程序的批評也日漸尖銳。[7]主要的批評在於法院對發現程序的監督過於軟弱，對當事人及其律師從他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缺少必要的限制。這種狀況既造成了訴訟遲延，同時也導致當事人訴訟負擔的增加。鑒於這些批評，自8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經過多次修改，逐漸開始對當事人發現證據的次數進行限制，增加了法官對發現程序的監督與管理。各州也在同時修改其程序規則，力求實現發現程序的公正與效率的協調。
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中不存在和美國一樣的發現程序，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的立法和理論中也存在審前准備這樣的概念，但是這一概念與美國的pretrial相比，無論在意義上還是在內容方面都有本質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於兩點：其一，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審前程序不是由當事人及其律師主持，而是由法官主持。「同時與英美法系的准備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自行運作不一樣，德國和日本的法官自始至終主持、控制准備程序的進行。」[8]其二大陸法系國家民事審前程序與審判程序之間的界限不明顯。在德國和日本都可以開庭的方式收集證據和整理爭點，德國民事訴訟法上稱為「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而日本的「准備性口頭辯論」[9]與德國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相對應。雖然民事訴訟法把審前開庭的期日稱為早期期日，把最終法庭審理的時間稱為主要期日，但兩者之間的區別不明顯，兩種開庭的任務和方式也很難看出有實質性的差別。
美國審前程序與大陸法系國家審前程序存在差別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大陸法系國家不存在和英美法系國家一樣的集中審理制度。誠然，證據提供組織上的不同可以追溯到普通法中的陪審團的歷史角色。當普通的民眾放下自己的工作，走進法院審理案件，並作出最終的裁判時，集中的、一次性的審理是必須的。而以審判工作為己任的職業法官，就沒有集中審理的緊迫感和心理壓力，他在其任何一個工作時間階段都可以審理案件。當事人提供證據也沒有階段上的限定性和時間上的緊迫性，受突襲的一方可以在以後的程序中提出證據予以反駁。當事人不僅在一審階段可以提出新證據，而且在二審階段也可以提出新證據。[10]因此大陸法系國家的程序框架中就很少有準備程序的空間和地位，而審前發現程序對美國的民事訴訟來說是必須的。
但是觀念上的不同比以上列舉的原因更加根本。大陸法系的學者對發現程序深惡痛絕，不僅因為他們認為發現程序可有可無，而且他們認為僅僅由於當事人涉入訴訟，就許可對方私自向其收集證據、調查事實是不妥當的。[11]在大陸法系國家強制當事人或者證人提供證據被看作是國家和政府的職能，不能由私人當事人分割或獨享。發現程序之所以被反對，就是因為它允許當事人行使本屬於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力，分割了司法權。按照大陸法系的普遍觀點，詢問證人應當在法院而不是在律師的辦公室內進行。「美國律師試圖將宣誓作證傳播到大陸法系國家的努力，將在這些國家裡被視為對國家司法特權的侵犯，因此宣誓作證在許多歐洲國家是被禁止的。」[12]
另外值得注意，美國的發現程序也不同於其他以集中審理為主要特徵的普通法系國家。象陪審制一樣，美國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最早也產生於英國。[13]強制發現證據的權利是由英國高等法院確立的。[14]但是該制度在美國被改革成為獨特的實踐形式，它包含一系列當事人獲取證據的方法。這種狀況在英國或其他地方是無法找到的，結果，甚至對於普通法系其他國家的律師來講，美國的發現程序實踐也走得有些過頭。美國與英國審前准備程序的主要區別在於開示的范圍不同。在英國，審前證據開示程序的范圍，被嚴格限制在與對方當事人提出或者主張的事實相關的事實方面；同時一般情況下也不允許當事人強制地從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如果在這些相關的事實之外，當事人還有其他的事實或證據能夠證明其請求或者主張，則當事人就無權要求開示這些相關的事實，或者以這些事實為基礎證明其案件事實。」[15]近年來英國的民事訴訟程序改革進一步限制了文件發現程序，而且美國式的宣誓作證在英國也行不通的。在英國只有在法庭作出命令的情況下，才可以在法庭之外錄取口頭證言，而且這種方法也被限制在證人確實不能到庭的案件中。[16]
美國的審前准備程序充分體現了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首先它是平等的。在發現程序中，法律給予了雙方當事人均等的、從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處發現證據的機會。即使是案件中的弱勢一方也有機會從對方獲取證據。例如在產品質量侵權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費者就可以通過發現程序得到生產者不恰當地降低生產成本的證據，從而有利其合法權益的保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審前程序所反映的平等是美國式的平等，它給當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而不是相等的結果。這種狀況會在造成當事人之間的實質上的平等，並損害司法正義。當事人推動發現程序，採用發現方法，同樣意味著當事人訴訟成本的增加。特別地由於開示證據的工作非常具體和專業，必須由當事人的律師完成，當事人自己無法完成如此龐大、復雜的工作。《緊急費用法》要求律師預先墊付訴訟費用，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發現程序的消極方面。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當事人，其發現手段極其有限，他們不得不忍受對方當事人不斷實施的證據發現所帶來的訴訟負擔。這種現象在由職業法官主持證據調查的國家是不太可能遇到的。
其次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也表現了美國文化中的民主觀念和放任主義思想。對於美國人而言，程序制度允許當事人或者其律師在法庭之外實施實質性的訴訟權力，而不是相反由法官實施這一權力並無不當。發現程序與個人主義之間的關系則相對復雜。一方面發現程序反映了競爭性的個人主義，它允許律師發明和實施其認為的最好發現的計劃，以調查收集證據，並實施特定的、具體的訴訟，除了受到程序規則的寬泛的限制以外，他們很少受到限制。但從被發現的當事人或證人的角度來看，對方當事人的這種窺探式的侵入，恰恰是對他們自我領域的侵犯。要求人身損害賠償的原告必須接受被告選定的醫生的醫學檢查，否則原告就必須面臨訴訟被駁回的風險。而且當事人必須為自己對立的對方當事人准備案件以對抗自己的觀念，也與對抗制有一定的不協調，因為對抗制以另外的方式闡釋：「每個人都是為自己存在的」。[17]發現程序強調一方當事人享有發現證據的權力同時，並不鼓勵其反對對方當事人，更不鼓勵其侵犯對方的合法權益。因為在任何一個案件的發現程序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都有可能處在發現和被發現的位置，雙方的地位是可以互換的。從這樣角度出發，發現程序既有利於雙方當事人的行動，也限制其行動。在這一深層意義上發現程序規則與美國的個人主義是一致的。
3．法官的角色。
與大陸法系法官在訴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不同，美國的法官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一直保持消極的角色，1999年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實施之前，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的消極性都非常明顯。[18]在美國的審判中，律師決定向法庭主張那些事實，提交什麼證據，也是由律師對當事人和證人進行詢問，並以此主導訴訟的進行[19]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調查，這一點可以從作為大陸法系國家典型代表的德國民事訴訟制度中反映出來。在德國法官負有查明爭點的義務，這一義務使得法官深深地介入到訴訟的進行之中。在法庭按照對合適的、可適用的法律的理解推進訴訟的過程中，它不斷地檢查案件，提出問題確定當事人存在爭議和不存在爭議的領域，法官同時要對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證據的提供以及需要由證據證明的事項的意義等進行釋明。……法庭通過建議當事人鞏固自己的主張、觀點，通過建議當事人變更和擴大其主張以及其證據提供，通過建議當事人採取其他的方法，引導當事人。法庭並有可能在訴訟中建議當事人採取某些具體的訴訟方法。[20]法庭根據當事人的要求決定是否傳喚特定的證人，並命令證人出席法庭或者命令當事人提交書證。[21]
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審判程序的一個顯著的差異是詢問證人的方法不同，在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中一律由或者主要是由法官詢問證人。即使許可律師提出問題，甚至在義大利由法官對證人的詢問首先由律師草擬，但由律師採取的強有力的交叉詢問是不存在的。[22]而且在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法院可以在當事人不提出請求的情況下，依職權主動地傳喚證人。因此，在美國民事訴訟中，律師所扮演的詢問和交叉詢問證人的重要角色，在大陸法系國家完全轉移到了法官的身上。
當然近年來美國民事訴訟規則的變化，力圖提升法院與當事人關系中的法官的角色。「管理型法官」的整個概念集中在法官享有的權力或者說負有的責任，這些權力表現為法官有權將案件排除於訴訟程序之外，有權在可能的情況下促進案件的解決，最保守地看來，他必須承擔加速審判流程的義務。正是基於這種變化，許多人認為兩大法系呈現出趨同的趨勢。[23]但是關鍵的區別仍然存在，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依然由律師，而不是由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也是由律師負責選定證人和負責對證人進行交叉詢問。雖然美國法官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帶有儀式化或者象徵意義的崇高地位，但是在具體的訴訟過程中他們的權力並不太大。同時在美國本身就比較軟弱的裁判者的權力，還要有法官和陪審團共同分享，法官也在與陪審團分享權力的過程中接受陪審團的制約。
我們所探討的法官地位的消極性，主要是限定於法院與當事人的關系、法院的審判權與當事人訴權的關系范圍。超出這一范圍，本文所得出的結論就喪失了其基礎。例如在法官與制定法的關系方面，結論就恰恰相反。美國的法官享有廣泛的權力，法官可以通過對具體案件的審理創製法律。普通法是由法官創造起來的，……立法機關僅起一種輔助的作用。在美國，法官還有權決定立法是否違憲，是否有效，並享有廣泛的解釋法律的權力。而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官「酷似一種專門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以外，他出席法庭僅是為了解決各種爭訟事實，從現存的法律規定中尋覓顯而易見的法律後果。他的作用僅僅在於找到這個正確的法律條款，把條款與事實聯系起來，並對從法律條款與事實結合中會自動產生的解決辦法賦予法律意義。」[24]
程序實踐非常明顯地體現了文化的特徵，並無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我們正在進行民事訴訟制度改革，實踐部門正在進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探索，理論界則正在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完善搖旗吶喊。民事訴訟法的修改也好，民事審判方式的探索也罷，都不可否認我們的民事訴訟制度正在面臨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和重大抉擇。這一現代化的過程，與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的現代化相適應。因此可以說現代化是社會系統工程的現代化，不可能舍棄法律制度的現代化。
我們民事訴訟制度和司法制度現代化面臨的首要的問題是目標定位問題。各國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在其歷史、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化，不可能有完全割斷自身歷史的現代化。因此現代化只能是各個國家自身的現代化，現代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稱為是西方化。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和民事訴訟制度的現代化也必須以各國自身的文化為基礎，唯有此才是我們改革的定位、坐標和參照。
參考文獻：
[1] 具體可參見李昌道，董茂雲：「陪審制度比較研究」，載《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57頁。
[2] 在我國有學者分析認為英國陪審制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原來資產階級為爭取同盟軍而提出的思想和口號，以沒有現實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基礎；（2）案件增多，訴訟爆炸，而由陪審團審理案件，不能提高訴訟效率，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訴訟遲延的原因；（3）隨著科技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型案件，這些案件的審理需要案件的裁判者具有相應的專門知識。參見李昌道等：「陪審制度比較研究」，第61頁。當然這種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無法說明陪審制在美國為什麼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3]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19--220(1986).
[4] Curriden,「12名陪審員的權力」，載《美國法學會雜志》，2000年，8月，第36頁。
[5] 參見湯維建：《美國民事司法制度與民事訴訟程序》，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441頁。
[6] John Lew, The Daily Deal, May 15,2001,p5.
[7] 「更少的發現——改革的共識」，載《訴訟評論》，第15卷，1996年，第267——268頁。
[8] 王亞新著：《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86頁。
[9] 除准備性的口頭辯論之外，日本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另外兩種審前准備方法。其一是辯論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不宜公開審理的案件和當事人雙方希望直接面談的案件；其二是書面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當事人無法直接見面或者不能親自出席法庭的案件。參見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訴訟法講義》，陳剛等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頁。
[10] 與英美法系不同，大陸法系國家第二審上訴一般都是事實審，上訴法院的法官，可以對原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進行審查。當然這種審查方法因各個國家制度不同，而有一定的差異。有的採用復審制，有的採用續審制，有的採用事後審查制度。而英美法系國家對於適用陪審制的案件，二審上訴一般不能就事實問題再行審查，二審法院只能就法律的適用、證據規則和程序規則的適用進行審查。具體可參見常怡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陳朴生：「比較刑事證據法序說」，載刁榮華主編：《比較刑事訴訟法各論》，台北，台北漢林出版社，1984年版。
[11] Rudlf B. Schlesinger, Hans W. Baade, Peter E. Herzog, and Edward M. Wise, Comparative Law,69-75(6th ed.1998)
[12]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67(1986).
[13]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3-94(1987); Robert Wyness Millar, Civil Procere of the Trial Court in Historical Perspectve,201-228.(1952).
[14]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21.(1986).
[15][美]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9(1987).
[16] 具體可參見《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34條（8）款，（1）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簽發命令，要求在審理程序前對證人進行詢問。（2）給予本條之規定，根據法院的上述命令，提供證據的人即為「宣誓證人」，所調取的證據為「筆錄證言」。《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徐昕譯，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172頁。
[17]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691，695(1987).
[18]美國修改後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於1999年4月實施，根據1999年的民事訴訟規則白皮書，消極的法官以成為歷史，相反確立了積極的法官。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訴訟的早期階段負責訴訟，並以一種我們在這種司法體制下以前沒有見到過的方式管理訴訟。
[19] Otto G.Obermaier, 「律師的書架」，載《紐約法律雜志》，1992年，12月1日，第2頁。
[20] 按照Kaplan和Clermont的觀點，德國和歐洲臨國的程序法根植於給予法官強有力的權力將有助於發現事實的思想，法官有權或者說有義務詢問、告知、鼓勵和勸告當事人、當事人的律師以及證人，以獲取事實真相。, Kaplan&Clermont,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1984).p1472.
[21] 同上注，第1232——1233頁。
[2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戰後受美國法的影響，採取了交叉詢問的方法。具體的順序是先由申請證據的當事人進行主詢問，再由對方當事人進行反詢問。不過在日本的民事訴訟中，審判長在當事人之間的交叉詢問完畢以後，還可以進行補充性的詢問，並在其認為必要時隨時親自進行詢問或者在主詢問的過程中，准許對方當事人進行詢問。參見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日本民事訴訟法》，白綠鉉譯，法律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9頁。
[23] [美]Adrian A.S. Zuckerman,「危機的司法：比較法視角下民事訴訟程序制度改革」，載Adrian A.S. Zuckerman主編：《危機中的民事司法》，1999年版，第47頁。
[24] 約翰 梅利曼著：《大陸法系》，顧培東譯，西南政法大學印行，1983年，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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