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解釋第38條

A. 一:試述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享有哪些訴訟權利如何加強權利的保障

辯護律師是指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託或人民法院的指定，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人，以訴訟參與人的身份參加刑事訴訟，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辯護權，依法維護其合法權益的律師①。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是刑事辯護活動中的根本性問題，它不僅決定了律師的辯護職責、任務，而且制約著律師辯護的性質和辯護律師的身份。有鑒於此，本文僅就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談點粗淺看法。
一、目前我國辯護律師所處的法律地位
所謂地位，就是指人或團體在社會關系中所處的位置②。法律地位，就是在法律關系中所處的位置。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反映在刑事訴訟法上，就是辯護律師依照刑事訴訟法享有的權利和履行的義務。目前，我國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處於以下三種地位：
（一）獨立地位。在刑事訴訟中，辯護律師的獨立地位表現為：依法執行職務，依據事實和法律，獨立提出自己的辯護意見，不受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的非法干涉，也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見所左右，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如實陳述案情，還可以拒絕為其辯護。辯護律師既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代言人」、「傳達人」，也不是司法機關的陪襯。在訴訟中，辯護律師與被告人同為辯護一方，依法執行辯護職能，與控訴職能、審判職能交織,共同推進刑事訴訟③。
（二）依附地位。辯護律師的依附地位是指依附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律師參加刑事訴訟，履行辯護職責，是基於被告人的委託，即使是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的辯護律師，其參與刑事訴訟，一般應由法院徵得被告人同意，如果被告人由於案件原因拒絕指定的律師為其辯護，並且確有理由的，人民法院應更換其他律師為他辯護。律師在辯護活動中不能作不利於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事，否則就是失職。二是被告人認為辯護律師工作不得力，不能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有權拒絕律師繼續為他辯護，律師不能參加刑事訴訟，也就毫無獨立性可言。三是上訴權也是被告人的一項專屬權，律師只能幫助被告人行使上訴權，而無權獨立上訴。律師的整個辯護活動就是幫助被告人行使辯護權，從而決定了辯護律師對被告人一定的依賴性。
（三）特權地位。在法律規定的辯護人中，律師是最主要、也是最有能力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辯護律師的特權地位是相對於其他辯護人來講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律師是經過嚴格考試考核取得執業證的職業法律工作者，具有豐富的法律知識和辦案經驗，熟悉辯護業務。同時，律師必須遵守嚴格的執業紀律，具有崇高的職業道德，因而整體上能圓滿完成辯護業務。另一方面，法律又賦予了律師較其他辯護人更多的權利，比如律師依法執行職務受保障的權利、查閱案卷權、會見通信權、調查取證權、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的權利、司法文書獲取權、提出證據權、質詢權、辯論權、控告權、拒絕權等等④。其中，調查取證權是辯護律師特有的一項權利，其他辯護人不能享有。此外，對律師行使辯護權的限制相對於其他辯護人來講是比較少的。如，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許可，才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
二、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並未得到鞏固
雖然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處於三種較高的法律地位，但是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仍然遇到了許多的問題、阻力和困難，特別是其獨立、特權法律地位並未得到鞏固，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會見難。《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受委託的律師在偵查階段「可以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兩院三部一委《規定》」）第11條規定：「對於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批准。」⑤但在實踐中，律師要會見非涉秘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時，幾乎都必須經過批准或變相批准，即使形式上不需要批准，但辦案機關不安排就得不到會見。律師實際上不可能徑直前往看守所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目前，這個問題在全國各地並未真正解決。律師會見受阻的情況比比皆是。且「涉及國家秘密」已經成了阻止律師會見的普通借口，何況「秘密」的界限也無從界定。此外，律師會見難還表現在被限定時間和次數、限制問話內容、禁止記錄或允許記錄也不讓犯罪嫌疑人在筆錄上簽名等等;至於在會見場所裝置錄音錄像設備、暗中監聽監視的現象更是司空見慣。之所以出現律師會見難，其主要原因並非法律限制律師會見，而是個別辦案人員或監所人員不了解相關的法律法規，或者是其明知有法律規定，卻出於對律師辯護制度的誤解或排斥而有意阻撓刁難。
(二)取保難。律師提前介入後，有相當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及其近親屬要求律師為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雖然律師為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難的案件比比皆是，但是成功者極少。《刑事訴訟法》第75條規定，辦案機關未能在法定期限辦結或審結案件，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羈押期限的，律師有權要求解除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強制措施，或者要求變更為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兩院三部一委《規定》第20條也規定，對律師申請取保候審，「有權決定的機關應當在7日內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復」。但是，當律師提出這些要求時，絕大多數的情況是：既無結果，也無答復。即使有了答復，許多辦案機關不願意接受保證人擔保，只接受保證金擔保，而收取的保證金高得驚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親屬根本無力承受。之所以出現辯護律師取保難的問題，主要原因是：法律規定不明確，缺乏硬性標准;辦案機關擔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後逃跑，不願承擔責任;個別辦案機關在取保問題上以金錢作交易;個別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對取保候審存在認識上的誤區，認為只要取保候審一般就不會再收監，只要有可能被判實刑的就不予取保候審。
（三）維權難。《刑事訴訟法》第38條單獨針對辯護律師規定了一條：辯護律師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或者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作偽證以及有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的，應當依法 追究法律責任。不同的是，偵查人員搞違法取證，只由本方處理，不可能由律師來查處。而律師違法取證，卻由對方的公安、檢察機關來追究，而不是由自己的行業行政管理機關--司法行政機關來追究。新《刑法》第306條還專門對律師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作出了規定，這是各國立法中絕無僅有的⑥。在該條規定中，「引誘」證人改變證言的罪名最易觸犯又最難界定，而偵查和公訴機關對此又最為關注、最感興趣。有資料顯示，自1997年新《刑法》頒布以來，以新《刑法》第306條「律師偽證罪」之名受到刑事追訴的律師超過了100多名。有的律師在庭上與檢察官對峙舌戰，一轉眼在庭下卻成了檢察官的階下之囚。試想一下，有兩個相互對抗的對手，其中一方卻手握對另一方的自由予奪之權，這種對抗不僅使人覺得滑稽，甚至會讓人感到恐懼。也正因為不敢想或不願看到這種隨時可能降臨的災難之險，越來越多的律師，乃至一些以刑辯聞名的律師，對於刑事案件都退避三舍，敬而遠之。
三、鞏固辯護律師法律地位的設想
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出現了上述會見難、取保難和維權難三難現象，最終導致了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的結果。據統計，全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由《刑事訴訟法》修改前的1996年的40％下降為2001年30％。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得不到鞏固，導致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這對國家法治的外在形象和實際進程是一個長遠的傷害。就個案來講，不利於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就整體而言，不利於國家法治健全和人權保障。因此，筆者認為，應採取以下三項措施著力鞏固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
（一）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全體公民，特別是各級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要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充分認識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尊重辯護律師，鼓勵和支持辯護律師參與刑事辯護，因為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尊重律師，尊重和保障律師權利，從根本上說就是尊重自己，尊重法治。如果我們將法治社會看作是一座由立法、執法和司法三根柱石支撐、生活其中的全體公民的法律素質為其構造理念的大廈的話，司法這根柱石的三維則由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所構成，三維中的任何一維弱小、萎縮甚或缺失，都會令這根柱石結構失衡、脆弱，司法柱石一旦失衡或者脆弱，則整個法治大廈危矣。而法官、檢察官、律師，乃至一切以運用法律和研究法律為職業的群體（有學者謂之「法律共同體」），其生存賴法治之昌明發達，正可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息息相關。因此，法官、檢察官、律師要相互尊重，因為，我們都有一個高遠的追求和神聖的事業--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全社會實行公平和正義。
（二）及時修改相關法律。盡快修改有關法律來鞏固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至少應盡快作出相關的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對辯護律師會見中的障礙應健全有效的排除機制，保障辯護律師依法行使會見權，特別是能徑直到監所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取保問題，應有相應的保障措施，明確規定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取保候審時，辦案機關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依法作出是否同意的書面答復，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親屬經濟特別困難的情況下，應准予提供保證人擔保。對於律師執業的保護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借鑒當今世界上不少國家如英國、德國、法國、盧森堡、日本等國家的作法，在立法上確立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⑦，修改或者廢除新《刑法》第306條關於律師「引誘」證人改變證言的罪名，從法律上消除辯護律師的執業風險，讓辯護律師解除思想負擔，大膽履行自己的職責，提出辯護意見，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法律的正確實施，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

B.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具體如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2、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3、國家安全機關依照法律規定，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與公安機關相同的職權。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十九條 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的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C. 刑事訴訟的辯護制度

刑事辯護是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關於刑事辯護的修改完善與發展一直備受關注。2012年刑訴修正案不僅提前了辯護權的適用時間，擴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體范圍，還對辯護制度中的會見權、閱卷權等權力性內容、告知義務等義務性內容、申訴控告等救濟性內容進行了修改與完善。這不僅是刑事辯護制度的立法進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進步，更是保障人權、彰顯正義、發展民主的題中之意。但是，在進步的同時其局限性也很明顯。無論是從制度設計的完善程度還是從實踐的影響來看，這部新刑訴法框架下的辯護制度仍存在著很大的提升空間。

發源於西方國家的刑事辯護制度，現已盛行於世界各國，其孕育和形成意味著一國對刑事司法的精神和意義的思考有了一個新的高度。刑事辯護制度不僅是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而且是司法公正及法律專業化的必然要求，其職能實現的程度在一定意義上彰顯了一國刑事法治的發展水平。伴隨著我國法制的不斷進步，刑事辯護早已成為我國刑事司法中一項重要的法律職能。但由於諸多現實和歷史的原因，我國的刑事辯護制度立法和司法實踐一直存在相當突出的問題。其不完善性，導致了律師在辦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難免不遇到新問題、新困難。不過，我國一直走在不斷完善律師辯護制度的道路上，2012年3月14日全國人大通過新《刑事訴訟法》，並已於 2013年1 月1 日正式實施。此次通過的新《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辯護制度的相關規定與新《律師法》進行有效的對接，基本上解決了法律適用沖突的問題。但是，立法的完善能否從根本上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問題，也需要在實務層面進行進一步探析。以下，我們主要從新刑訴修改的關於律師辯護制度的內容來研究討論。

一、新刑訴中對律師辯護制度的改革

（一）辯護律師的介入權時間提前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此條規定將辯護制度排除在偵查程序之外。偵查階段中，犯罪嫌疑人既無沉默權，也無律師幫助，在面對偵查機關不斷訊問的極大壓力以及極有可能出現的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作出對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應賦予犯罪嫌疑人辯護權的階段卻剝奪了這一權利，錯失人權保障的最佳時機。而新刑訴中將此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這一修改使得律師在偵查階段以辯護人的身份參與訴訟，能從客觀上對偵查活動形成有效的外部監督和制約，能促使偵查機關全面收集證據，防止主觀片面，同時也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非法關押、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等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發生，促使案件達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想狀態。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強化

刑訴援助制度是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設立的，是現代法治國家實現司法公正和保護基本人權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此次刑訴修正案切合這一理念，擴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其一，法律援助的適用階段由審判提前至偵查、起訴階段，這一修改使得辯護制度的時間整體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適用對象得以擴大。修正案第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以上兩條規定擴充了刑事辯護制度的惠及對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國家的司法資源，充分體現了保障人權的精神內涵，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推動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此外，此次刑訴修正案還明確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樣，皆有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義務和責任。這條明確了公安機關的通知義務，為保障更多人的辯護權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三）辯護制度的內容得到完善

1、自主會見權

實務辦案中，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偵查機關要求律師會見須預先提出申請，報偵查機關審批，而偵查機關對於會見則會持消極態度，辦案人員在實踐中將「安排」實際上變為「批准」，律師和犯罪嫌疑人也無法正常的交談。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會見時間和會見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時間上，修正案規定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48小時。在方式上，此次刑訴修正案吸收了律師法中關於律師憑借三證即可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以及會見時不被監聽的規定，並且取消了關於「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師會見需要批準的規定，而是將「涉及國家秘密案件」明確規定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案件、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三類，避免了以往由於「涉及國家秘密案件」含義不明而出現的侵犯會見權的情況。

新刑訴中對律師的自主會見權的確定保證了律師以及犯罪嫌疑人雙方會見的及時、暢通，使得犯罪嫌疑人能夠充分、有效地行使辯護權，進而有利於司法公正的實現。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辯護律師的無障礙會見也是刑事辯護國際標準的要求和各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普遍做法。

2、閱卷權

閱卷權是辯護律師的一項重要權利，只有辯護律師充分的行使閱卷權，才能對案情進行全面了解，並以此為基礎進行辯護。1996年的刑訴法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僅限於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這些都是公訴機關提供的，而不是案件最原始的材料，這從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辯護人對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掌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辯護律師能夠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增大到本案所有的案卷材料。閱卷范圍的擴大能保障辯護律師更詳細的分析、解讀案情，並能夠更好地行使辯護權，有效維護犯罪嫌疑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

3、調查取證權

雖然新刑訴法對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沒有明確變化，但是體系地審視新刑訴法，不難推導出律師的調查取證權亦提前到了偵查階段 。根據修改後第33條的規定，在偵查階段，律師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幫助的人」，而是「辯護人」，那麼作為辯護人，當然有權享有調查取證權。此外，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第 40 條規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這一條進一步說明了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就享有調查取證權。

二、新刑訴中關於辯護制度出現的問題

新刑訴法對辯護制度的有關規定作了重大改革，這些改革對於加強我國刑事訴訟的民主性、科學性，提高辯護質量，切實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無疑將起著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新刑訴法對辯護權的某些規定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關於辯護制度的法律用語具體含義不明確

新刑事訴訟法中雖然對某些條款作了修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含義不明確所導致的實施困難的情況，需要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以下從幾個地方來說明：

第一，閱卷權。新《刑事訴訟法》第38條規定了辯護律師的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的權利，但是沒有細化「案卷材料」的內涵和外延，這里所指的材料是否包括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不僅包括指控犯罪的證據材料，而且包括證明嫌疑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材料。在偵查機關偵查措施與手段日益完備的形勢下，幾乎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絕大多數證據都被偵查機關搜集並固定起來。即使是那些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證據也往往被偵查機關搜集和掌握。假如偵查機關將這些能夠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不編入證據卷宗之中，又假如檢察機關在移送起訴時將這些證據抽出而不移交至法院，那麼辯護律師就根本無法查閱到這些證據，而這將對辯護律師的有效辯護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明確案卷材料的具體范圍在司法實踐中是很重要的，這極大的關繫到律師辯護權的行使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訴訟權利的保障。

第二，會見時不被監聽權。為進一步保障辯護律師會見權，新刑訴法第三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這一規定也是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的要求。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8條規定：「遭逮捕、拘留或監禁的所有的人應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不遲延地、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系協商。這種協商可在執法人員能看得見但聽不見的范圍內進行。」

但是，對於「不被監聽」的解讀，意見不盡一致。有論者認為「不被監聽」僅指不得利用技術手段對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談話進行監聽。而有的學者認為「不被監聽」既包括不得利用技術手段進行監聽，也包括偵查人員不得在場 。首先，新刑訴法刪除了原刑訴法第九十六條 「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的規定，換言之，取消了偵查機關派員在場的權力。其次，將「不被監聽」僅限於不得通過技術手段監聽談話的解讀不符合這一規定的立法精神。因為規定「不被監聽」是為了保障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的單獨性和秘密性，有利於他們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有利於排除外來因素對他們會見的干擾。如果對會見不允許監聽卻可以派員在場，那麼「不被監聽」又有何意義？

為了保證此項規定得到切實執行，相關司法解釋除了要明確「不被監聽」的含義外，還要明確規定違反「不被監聽」規定的消極性後果，即以監聽方式獲得的證據材料應當根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依法予以排除。

（二）刑事辯護制度實施性、懲罰性、救濟性條款過少

我國很多法律條文都屬於制定出大體方向，卻沒有規定具體實施性內容，這就使得大部分法律很難完全依靠立法機關的力量加以實施，而不得不依賴於大量的立法解釋、司法解釋以及司法機關的內部文件規定進行具體的實施，而在實施過程，有些立法規定甚至出現被修改、被架空的境況 。

這次我國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也有同樣的問題。在法條中關於辯護制度問題集中在解決刑事法律援助、會見權、閱卷權及申請調查權等關鍵性問題，但是對於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享有的相關權利卻均以「權利宣告」的方式被賦予，而沒有一系列具體的實施性條款加以保障，使得在法條中所宣稱的比較抽象、概括的制度無法通過可操作的規則加以實現。同樣，關於懲罰性條款和救濟性條款，新《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也嚴重缺失。假如不建立任何懲罰性條款，那麼授權性規范就將因為沒有對侵權行為的制裁性後果而變得難以實施，賦予的相關權利也難以實現；如果缺乏對於侵犯辯護律師的辯護權實施救濟的途徑，將會使權利無法得到真正的貫徹與落實。因此，為了新刑訴法能夠得到更好的實施和適用，應注意將法律條文內容具體化，並且注意保障措施的施行。

三、完善辯護制度的建議

首先，將部分法律條文用語的含義明確化。

新《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許多關於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以及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但是，因為某些法律用語的含義有混淆性，界限不明確，導致實務上對法律條文得不到良好的實施，權力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因此，在以後的立法修改或者法律解釋中，應將法律條文的含義具體化，明確化，以期達到刑事訴訟相關法律在實踐中發揮更好的實施效果。

其次，制定和完善刑事辯護律師權利的實施性、懲罰性和救濟性條款。

「任何帶有一定超前性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自動地得到實現，而必須有一系列具體的實施條款加以保障，使得這些抽象、概括的制度能通過可操作性的規則加以實現。 」以閱卷權為例，新《刑事訴訟法》可以制定明確的實施性條款，如律師查閱、摘抄、復制的案卷材料的范圍和具體方式；又如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批准律師閱卷申請的時間； 檢察機關如果不批准律師閱卷，律師向法院申請閱卷的時間等。相對於實施性條款而言，在新《刑事訴訟法》中規定懲罰、救濟性條款是為了更好地保障立法賦予辯護律師的相關權利，並使之在實務中得以貫徹與落實。如對看守所、偵查機關無正當理由拒絕批准律師會見的行為，對於檢察機關拒絕律師閱卷的行為等，在新《刑事訴訟法》應確立某種形式的追究責任的條款。而對於上述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辯護律師的程序辯護權利時，可以通過建立程序性制裁製度使得受到程序性違法之直接影響的證據、公訴、裁判以及其他的訴訟行為失去法律效果，以此使辯護權利受到侵犯的律師獲得權利救濟的有效途徑 。

總之，刑事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刑事訴訟的進化歷史也可以說是刑事辯護制度不斷加強與完善的歷史。從歷史上看，從奴隸社會的彈劾式訴訟模式到封建制社會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再到近現代社會的控辯式訴訟模式，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經歷了曲折歷程 。發展至今，新《刑事訴訟法》在立法上充分彰顯了人權保障、程序正義以及控辯平衡等現代司法理念，與新《律師法》有效地銜接，使得辯護律師在閱卷、會見等方面的訴訟權利實現了對接，同時擴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受益對象和范圍，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機會獲得法律援助，這些規定無疑富有影響深遠並具有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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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謝佑平.生成與發展：刑事辯護制度的進化歷程論綱[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 2002．

D. 刑事訴訟法第38條與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第80條之間，是否發生抵觸呢

不發生

E. 最新《刑事訴訟法》第38條

第三十八條
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F. 最新《刑事訴訟法》第38條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08-05

G. 刑事訴訟法三十八條第二款

第三十八條沒有第二款。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

第三十八條 辯護律版師自人民檢察權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