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的演進

⑴ 刑事訴訟法中辯護的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11條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內。」憲法第125條規容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因此辯護原則不僅是一項刑事訴訟原則，而且還是一條憲法原則。
一）被告人依法享有辯護權

我國法律規定被告人享有辯護權，是不附有任何先決條件的，沒有「但書」規定的限制。這就表明：

⑵ 誰能簡述:"中國封建法典總則的發展與演變":

（一)法典化的淵源和法典化的興起
從法制文明的歷史考察，伴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發展，各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曾出現過法典化編纂的高潮，中國也不例外。考察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過程，餚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中國奴隸制的夏、商、周三代積累了豐富的刑事立法經驗，開始醞釀制定法。例如，規定了三國三典的刑事政策(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規定了疑罪從贖、疑罪從赦等刑罰適用原則。同時，開始制定《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等，並初步區分獄、訟之間的關系(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之間的關系)，形成法典化的淵源。但由於統治階級奉行「刑不可知」、「威不可測」的法律秘密主義觀念，所以阻礙了成文法公布的進程。與奴隸制夏、商、周三代刑事立法相適應，當時也形成了自己的司法體制，在中央，即天子以下，設立了中央司法機構，有大理(夏)，也有大司寇(商、周)；在地方，有諸侯國家，還有鄉、州兩級地方司法機構。
當中國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伴隨地主階級的興起，和社會劇烈變化，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如鄭國子產、魏國李悝等人，在他們主政期間，打破奴隸主階級對法律的壟斷，揭開了法典化的序幕。通過鑄刑書和鑄刑鼎以及制定《法經》等各種方式，將符合地主階級利益的成文法典公諸於世，從而使法典化步人新的歷史階段，成為普遍遵守的法律規則。這一時期李悝制定的《法經》，成為當時法典化的突出代表。從《法經》的內容看，它主要是刑事性的法典，也就是說，既包括了刑法方面的規定，也包括了刑事訴訟法方面的規定，從刑事訴訟法學的角度看，該篇法典首先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指導原則，主張用法律的手段對於「造反」等政治性的犯罪，「殺人無忌」等惡性刑事犯罪，以及搶劫盜竊等危害財產安全的犯罪，列為刑事鎮壓的重點，作為推行法典的主要任務。此外，《法經》規定了《盜法》和《賊法》，與此同時，為了保障上述兩篇實體法的實施，又特別規定了《囚法》和《捕法》。最後，《法經》還專門規定了具有「具其加減」作用的《具法》，作為全篇的總則，指導各篇的行用。從形式上看，《法經》確實有「諸法合體」的特點，但在內容上也有相應的分工，也就是說，在「諸法合體」的前提下，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第一，刑事政策和指導原則；第二，訴訟法的具體規定，如《囚法》和《捕法》；第三，最早規定了總則的基本內容，即各篇有關犯罪的量刑與行刑的基本原則。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進程具有典型價值，雖然它與世界各國同期法典都有相似之處，即「諸法合體」的形式，但不同之處，它也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這說明，中華民族的先人已經領悟到法典原則和法典制定的關系、實體法和訴訟法的關系、總則和分則的關系，雖然因為在農業社會的歷史條件下，生產方式限制了人們的視野，造成法典化初始階段的一些特點(諸法合體、程序法與實體法並立等)，但畢竟把法典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公布成文法治理國家的階段。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是歷史性的進步。
(二)秦漢社會轉型與法典化運動
西周以下到春秋戰國，中國奴隸制社會開始瓦解，封建社會開始形成。進入秦漢，社會轉型期後，為適應生產發展的要求，改革上層建築，特別是法律制度成為歷史的要求，也成為地主階級奮斗的目標。從有關秦朝的歷史文獻的記述，到雲夢秦簡的發掘，人們都可以看到，統一的秦王朝已經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法律秩序，它的法典化程度，遠遠超出以往的春秋戰國的水平。從當時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指導原則來看，秦朝提出「以法為本」、「垂法而治」、「一斷於法」、「輕罪重刑」、「事皆決於法」等一系列刑事立法原則，對於封建刑事立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商鞅改法為律，認為「律者，』常也」，「律者，罰罪也」，律的功能作用還在於「范天下之不一歸於一」，這樣就把封建國家的刑書定位為國家大法，也就是刑事性的、普遍性的、經常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其中也包含刑事訴訟法《囚律》、《捕律》等法律內容。
漢承秦制、蕭何在制定《九章律》時承襲了秦律的傳統，在盜、賊、囚、捕、雜、具六律的基礎上，增加了戶、興、廄三篇，形成了九篇律文的體例。對於《九章律》，後代有不同的認識，一種意見認為，《九章律》對秦律作了重要的發展，增加了懲治違反戶籍管理，以及財賦徵收方面的犯罪內容，增加了懲治違法擅自興修土木工程和擅自調動軍隊的犯罪行為，又增添了懲治違犯牲畜管理規定的各項犯罪，使得封建刑書內容更加豐富，同時又將某些單行刑事立法，經過中央立法部門的整理，上升為國家大法的內容。另一種意見(曹魏時代之劉劭)認為，《九章律》的問世，在體例上有嚴重的失誤，按照李悝制定的《法經》，具法排列最後，也能起到總則對分則的指導作用，只是位置不一定合適。而《九章律》把具律既不放在篇首，又不放在篇末，而置於篇中，從而使總則的地位有所降低，總則的作用也難以發揮。由此可見，在秦漢轉型期內，承襲了春秋戰國的刑事立法的成果，繼續推進法律改革。但從法典化的過程看，秦漢立法仍屬於初創階段，在其探索中，既有成功之處，也有不足之處，這就為後世的刑事立法、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外，我們還應看到，秦漢時期由於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面臨著紛繁復雜的法律問題，單純的國家大法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於是，秦代創造了令、詔、廷行事等，漢代創造了科和比(比又稱「決事比」)，於是出現了以多種法律形式調整社會關系，懲治社會犯罪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東漢年間，創設了一種「比」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判例斷案的形式，即所謂「諸夜半無故人人家，主人登時殺死，勿論」。秦漢法律都規定，殺人者斬。但出於正當防衛，將入室犯罪者在格鬥時當場殺死，判例規定不追究責任。這種減免處罰的判例規定，對於同類案件具有示範作用。換句話說，可以進行類推，即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條件下，比照典型判例，對同類案件作出科學的、符合邏輯的推理判決。由此可見，秦漢時期在刑事法律形式上有重要發展，即將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輔相成，相互為用，共同構建了封建早期的刑事法律體系，它既不同於英美法系只承認判例法而否定成文法的傳統，又不同於大陸法系只承認成文法而否定判例法的傳統，從法律淵源的意義上看，這是中華民族先人的一種創造，它們不固守某種不變的成式，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創造新的法律形式，來調整變化了的社會關系。
在秦漢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內，無論是中央的司法體制，還是地方的司法體制，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在中央，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成為最大的司法審判官，皇帝以下，設立廷尉，作為司法審判機關的長官。但廷尉已經和商、周的大司寇在執掌上有明顯的不同，按照《周禮》、《秋官·大司寇》的記載，大司寇主掌司法審判，同時兼管「刑暴亂」，即負責社會治安管理。但到秦朝時期，由於舊貴族的反抗，和社會矛盾的突出，犯罪案件劇增，加重了刑事審判工作，從而導致了秦朝完成了中央司法審判權與中央治安管理權的兩權分離。於是，在廷尉之外，又設立中都尉，使之掌管全國治安管理大權。秦漢司法體制的這一變革，意義重大，曾影響了封建後世兩千年。此外，秦漢時期還設立了監察機構，即御史大夫和監察御史，以及御史台制度。這種垂直監察領導方式，有力地鞏固了封建集權制度，有效地制約了官吏的不法行為，為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眾所周知，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封建政治、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法制文明的發展，從而產生了中國封建法典化的第一個高潮。隋朝採用中典治國的方針，在《開皇律》中確立了十二篇的法律體系，其中以《名例律》作為律文首篇，充分發揮了總則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改變了蕭何《九章律》中《具律》既不在篇首又不在篇尾的狀況。與此同時，將秦漢、魏晉以來《囚法》、《捕法》、《捕斷》、《系獄》改造成為《捕亡律》與《斷獄律》，從而進一步完善了律文當中的刑事訴訟法的程序內容和行刑規則。封建刑事法律體系改革的成功，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一個標志，此外，隋唐時期，隨著社會文明與法制文明的發展，採取了以輕刑主義替代重刑主義的原則，從而推出了法定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這種捌度的進步性表現在：採用身體刑的笞杖方法替代殘酷野蠻的墨刺肉刑，以徒流等勞役刑替代野蠻殘酷的荊刑和宮刑，以絞、斬兩種死刑替代以往殘酷的死刑制度，諸如具五刑、梟首、車裂等。從中可以看到，隋唐統治者順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從保護犯火的勞動力價值出發，推進了刑罰制度的文明化改革，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二個標志。隋唐法律中，特別是唐律當中，雖然確定了刑訊逼供的合法性，但在國家大法中，對刑訊逼求口供的做法是加以嚴格限制的。《唐律》之《斷獄律》規定：凡刑訊，必須向上級提出申請，上級批准後才能實行；在實行刑訊時，必須有同僚共同參與，才能夠動用刑罰，而刑罰總數為杖二百，同時規定要分三次進行。這說明，唐朝統治者認識到，刑訊逼求口供的審訊方法，是存在著很多弊病的，必須嚴格加以限制，避免出現冤、假、錯案。與此同時，《唐律》之《斷獄律》又規定，在審理案子的時候，如果罪犯「贓證露驗」，經審判人員反復推敲研究，理無可疑，即使無法取得犯人口供，仍可以依據證據定案。《唐律》的這項規定，是當時刑事訴訟法理科學的重要發展，也是審判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發展的重要根據。對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三個標志。此外，隋唐確立了皇帝以下中央三大司法機關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負責中央司法審判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負責流刑以下的審判工作，死刑案件必須上報皇帝，由皇帝最終裁決；刑部負責對大理寺審案的復核工作；御史台則負責法律監督工作，用以糾正大理寺和刑部審案的失誤。隋唐在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審判制度，州縣長官就是該地方的司法長官和行政首腦。他們掌握兩項主要權力，即案件的批准權和上報權，州縣長官以下，設立法曹參軍和司法參軍，具體審理各類刑事案件，審判結果要報州縣長官，州縣長官認為審判無誤，可以批准執行，但審判和執行的案子只限於笞杖和徒刑。如州縣長官認為審判案件過於復雜，難於定案者，可以上報中央，請求處理。此外，唐朝還規定了死刑的復奏制度，在京實行「五復奏」，在京外實行「三復奏」，通過復奏的形式，盡量減少死刑執行中的冤、假、錯案，以此緩和社會的不滿情緒，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從司法制度的完善與構建和諧司法秩序上，隋唐時期，特別是唐朝統治時期，達到了封建統治的巔峰，也可以視為封建法典化進人高潮的第四個標志。
(四)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高潮——明清時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時代進入了晚期。它產生了許多不同於封建中期的特點，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因早年生長在民間，較之一般的帝王更了解民情，在長期的征戰和統治中，形成了帶有自身特點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識，他的思想當中，更多的帶有針對性和實踐性。在洪武十三年發生宰相胡惟庸造反案後，朱元璋針對此案得出結論，宰相制度不是一個好的制度，於君主專制統治不利，應當予以廢除。他還強調，今後有人提出要恢復宰相制度的「定斬不赦」。針對此次宰相的變亂活動，朱元璋進行了改革，不僅在政治體制上排除了宰相的制度影響，實行皇帝親抓六部的垂直領導體制，而且，通過變更法律的體制，實現皇帝運用法律規范約束六部官吏的新的制度，即《刑律》的七篇體例，具體說，就是《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這次法律體例的變革具有重要的意義，從法律科學的角度看，總則的指導地位固定，依然可以發揮統率作用。此外，這次變革，在分則的領域實現了行政法律規范相對的集中於《吏律》，財政、金融、經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戶律》，禮儀科考等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禮律》，懲辦軍官、軍士犯罪的軍事法律相對集中於《兵律》，刑法、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刑律》，違法建築工程方面的法律相對集中於《工律》。我們結合明清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突出發展，可以看到，這次變革的重要價值即在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適應當時的政治經濟的要求，形成了由封建性的「諸法合體」過渡到資本主義性質的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就是沈家本所說的「六部分律」。從某種意義上講，「六部分律」體制的出現，是十二篇體制的重大發展，也是走向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同時也是封建法典化進人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標志。明清時代是封建晚期社會，在明朝存在廠衛特務干預司法的廠衛制度，在清朝存在著思想高壓與文化專制的文字獄制度，這些都是晚期封建社會地主階級走向沒落在司法制度上的體現。但這只是一個方面，並不能以偏概全，我們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仔細考察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就會發現，在死刑的復審、復核方面，明清時代步入了一個高潮階段，具有重要的發展意義。眾所周知，死刑是剝奪人們生命的最高刑罰，一旦執行死刑，便會出現死而不可復生的局面，如果執行的是冤假死刑的話，其後果就更加嚴重了。明清時期，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在死刑復審復核制度上作了明確的規定，首先劃分死刑的兩種類別，即立決和監候制度，凡死刑屬於造反等政治性的重大案件和惡性的殺人案件等，一般採取斬立決和絞立決的處刑方式，而對於一般的死刑案件，則採取斬監候和絞監候的處刑方式，也就是留待秋審或朝審時再作處理。其次，建立臨時的最高審判機構，即九卿會審制度，由中央六部尚書和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史等九位中央長官，會同審理絞監候和斬監候案件。具體的形式有兩種，即秋審和朝審。所謂秋審，是指在立秋以後，由九卿在天安門西面的朝房會同審理全國上報的死刑案件(絞斬監候案件)。所謂朝審，是指由九卿出面，會同其他官吏審理中央刑部處理的絞斬監候案件，以及京師附近發生的絞斬監候案件。從最後處理的結果來看，上述死刑案件的多數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例如，可矜(具有某些可憐因素的死刑案件)、緩決(因證據不足推遲審理案件)，以及留養承祀(獨生子死刑案件)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惟有情實這類死刑案件因其犯罪性質和犯罪情節屬實無誤，故上報皇帝勾決執行死刑。明清時期對死刑案件的重視，表明當時的統治者對生命價值的肯定，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另一個重要標志。
總括以上，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典化運動，淵源於夏、商、周三代，初創於戰國秦漢，完善於隋唐，變化於明清。由於當時社會條件所限，特別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方式的影響，使得當時的法典只能是諸法合體、諸法並存，而不可能產生獨立的部門法，但盡管如此，人們仍然可以從法典化的運動中看出它自身發展的規律。從法典的體例來看，由雜亂無章到體系化，由繁雜到簡明，由總則置於篇尾到總則調整到篇首，顯示了立法技術的提高與司法經驗的豐富和積累，從法典的內容來看，由單純的刑律的調整，發展到判例與刑律共同調整，採取多種手段調整社會內容和社會關系，反映出法典化伴隨社會生活的變化而日益完善的過程。此外，從司法制度的角度來看，中央司法機關由單一機構執行法律，到多個機構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執行法律；地方司法機關由長官行使司法權，到長官掌握批准權和上報權，具體案件由司法參軍或法曹參軍審訊，反映了司法機構為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在執法過程當中不斷地調整變化的歷史發展過程。而這一過程，是一個逐漸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走向文明的過程，特別是唐朝的三復奏、五復奏，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都表明了，在當時的條件下，由於社會文明的要求，統治者也逐漸改變了草菅人命的態度，而逐步轉到對人生命價值的肯定。由於本書研究的是刑訴法典化問題，而古代不可能分離出刑事訴訟法，也不可能產生獨立的刑訴法典，對於古代的研究，只能在諸法合體的條件下，來研究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變化過程。中國古代初步分離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產生了獄和訟的區分，這說明中國的先民們，已經意識到刑事訴訟同民事訴訟，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具體爭端的解決方式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歷代的刑書和刑律中，都包含了總則的相關內容，都囊括了程序法的相關規定，諸如《囚法》、 《捕法》到《捕亡》、《斷獄》，再到《刑律》，可以看到，它們的內容越來越豐富，所解決的程序問題越來越集中，這同樣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走向文明的過程。但是，這一項進步是封建專制時代的一種進步，是一個量變的過程，和大工業生產方式下的部門立法的進步不可同日而語，而後者則是前者質變的結果，也是客觀發展的必然。

⑶ 法律的歷史類型與人類社會演進的形態是相一致的.至今為止有哪幾

法律的歷史類型與人類社會演進的形態是相一致的.至今為止有:
奴隸製法律、封建製法律、資本主義法律和社會主義法律

法律，是國家的產物。是指統治者(統治集團，也就是政黨, 包括國王、君主)，為了實現統治並管理國家的目的，經過一定立法程序，所頒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法律是全體國民意志的體現，國家的統治工具。由享有立法權的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並頒布，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總稱。包括基本法律、普通法律。法，可劃分為1、憲法，2、法律，3、行政法規，4、地方性法規，5、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憲法是高於其它法律部門（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國家根本大法，它規定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最基本的原則，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的組織及其活動的原則等。法律是從屬於憲法的強制性規范，是憲法的具體化。憲法是國家法的基礎與核心，法律則是國家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可劃分為基本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商法、國際法等）和普通法律（如，商標法、文物保護法等）。行政法規，是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行政規范的總稱。

⑷ 日本司法制度的變遷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其現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紀後半葉即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契機，以歐洲大陸法系為基礎，並受英美法系的影響（主要是引入了美國的法律制度），又繼承了自身傳統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國唐代律令為藍本的「大寶律令」制度）而逐步演變發展起來的。
（一）二戰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從17世紀開始到19世紀中葉，日本是由有勢力的封建領主（德川幕府）掌握著國家政權。由於日本當時採取鎖國政策，與外國的邦交及通商都處於停止狀態。直到19世紀中葉受歐美各國開放的壓力，才打破了鎖國政策，並從「明治維新」建立新政權後，才開始了近代國家的建設，並借鑒法國和德國的法律制度，開始建設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國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最為明顯。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訴訟法》，就是仿照法國的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時，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國的影響，1890年的《法院組織法》就是以德國《法院組織法》為藍本的，並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憲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構成法》，也是借鑒德國憲法制定的。此外，日本還借鑒英國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審法，從1928年開始，實行了15年陪審制度，後來由於案件逐年減少，加之二戰爆發，為了節約由於陪審所需要的時間、人力、物力、財力，於是1943年取消了陪審制度。
（ 二）日本二戰以後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後，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書的規定，日本廢除了《明治憲法》。美軍作為聯合國佔領軍進駐日本後，在美國的參與和扶助下制定了實行國民主權原則的日本憲法。以此為契機，日本進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謂二戰後日本的第一次現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別是美國的法律制度，主要體現在：賦予法院（日稱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權和違憲審查權，禁止設置二戰前行政法院那種特別法院；增設了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的審判機構體系；在審判程序方面，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制度中採用的是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原則；將司法「三曹」（指法官、檢察官、律師，又稱「法曹」）合而為一，實行同一的嚴格的司法考試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頒布的《日本憲法》關於「國民權利義務」一章中，規定了訴訟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權利，如沉默權、令狀主義、質問權等，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訴訟程序的骨架。這些規定是以《美國聯邦憲法》為根據制定的，並成為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各種原則的基礎。因此，二戰後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帶有美國司法制度的色彩。

⑸ 外國刑事訴訟法的歷史發展與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聯系

我國的刑訴經歷過幾個階段，在建國初主要是借鑒前蘇聯的刑訴制度，後來在蘇俄關系惡化後，借鑒了些留學國外歸國的學子的一些歐美思想，在這些學者被打倒後，刑訴基本停滯不前，改革開放後僅是一些修訂和國情變化

⑹ 《析制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發展的因素》寫法建議

試論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內容提要]1996年我國新的刑事訴訟法頒布實施以後，對以前的刑事辯護制度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變，比如提前了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確定控辯雙方的平等地位、改變了法官的「先查後審」「先定後審」的不正確做法等。但是，通過幾年來的實踐，我們發現，除了這些已有的制度不能夠得到很好的執行外，還存在會見難、申請變更強制措施難、調查取證難閱卷難、採納律師的辯護意見難等不足，故為了建立、形成一個完整的刑事辯護體系，筆者認為還應當對上述的相關不足等作進一步完善，以與國際標准接軌。

刑事辯護制度，是現代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刑事辯護制度的不斷健全和完善，是刑事訴訟程序科學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標志。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訂以後我國刑事辯護制度達到了某種意義上的發展。但是，在實踐中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辯護制度又暴露出許多的不足等。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稱公約）明確規定了被追訴的人有權獲得辯護是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的《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准則》（以下稱准則）又進一步細化了上述權利。我國作為公約的簽署國和准則的簽字國，應當遵守公約的義務以及對准則的尊重，全面徹底的貫徹公約和准則的精神，找出目前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不足和差距並進行完善是當務之急。

一、刑事辯護制度概念的理論研究

（一）刑事辯護制度的概念

辯護制度是立法對貫徹落實辯護原則所採取的措施和方法的總稱[1].辯護制度起源於西方社會，它主要經歷過三個階段，即古羅馬的萌芽階段、中世紀的壓制階段和資產階級革命後的發展階段。在我國，辯護制度也經歷了三個階段，就是建國前階段、建國後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發展階段[2].在封建社會，我國就沒有辯護制度，在刑事訴訟中實行的糾問式的審判方式。到了清朝，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1901年清政府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中才規定律師參與訴訟的內容，賦予了當事人聘請律師辯護的權利。而關於律師的單行規定，則是從國民政府制定的《律師暫行章程》和《律師登陸暫行章程》中才開始出現。建國後，新中國的辯護制度不斷發展起來。1954年，在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中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在人民法院組織法中規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可以委託律師為他辯護。」這就從立法上肯定了辯護制度，律師制度也因此有了發展，後來由於歷史的原因被迫中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民主建設的推進，中國的刑事辯護制度得以恢復。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刑事辯護制度，後來又制定了大量的司法解釋、批復、通知等，對刑事辯護制度進一步作了明確。1996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修改，一直至今。

（二）刑事辯護的分類

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我國的刑事辯護分為三類，即自行辯護、委託辯護和指定辯護。其中委託辯護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者他們的近親屬，通過委託合同的形式，委託法律允許的人主要是律師為其辯護。這種辯護是刑事辯護制度中比較重要的制度內容。指定辯護是指遇到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時，法院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被告人指定律師為其進行辯護。

二、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現狀和存在的不足

1997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頒布，確實給人一種清風撲面的感覺，尤其充當刑事辯護主角的律師。然而經過一個階段的實踐，人們發現相關部門並沒有完全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去執行，而是各自站在部門利益的角度，相繼制定了超越法律之外的「解釋」來維護部門利益，使得《刑事訴訟法》無法得到全面的貫徹和落實，以至於形成目前的這種狀況。筆者試從律師的角度，將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現狀和存在的不足與缺陷歸納為「幾難」分說如下：

其一，會見難。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把辯護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由原來庭審前七日，提前到了偵查階段，即《刑事訴訟法》第96條所規定的「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受委託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兩院三部一委」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於1998年1月19日在《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進而明確了「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四十八小時內安排會見，對於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等重大復雜的兩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五日內安排會見。」在這一規定中，關於律師提前介入的會見使用的是「應當」一詞，要求相關部門在四十八小時和五日以內必須作出安排。可是在實踐中，相關部門並沒有完全照此執行，但均有一定的「理由」，其具體表現有：一是製造種種借口（或曰人員太忙沒時間，或曰承辦人已出差，或曰承辦人病假……），無限拖延，少則一周，多則十天，甚至到月余；二是會見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必須經過偵查機關同意。雖然兩院三部一委《規定》的第24條明確指出：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其聘請的律師不需要經過批准。」但在實踐中，由於把監視居住變成變相關押，把犯罪嫌疑人關押在一個固定的場所，律師的會見難上加難；三是律師單獨會見犯罪嫌疑人難。律師在偵查階段的單獨會見，立法作出了比較靈活的規定，即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但在實踐中，所有案件幾乎是全部派員在場，而禁止律師單獨會見。更有甚者，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的會見，以及二審階段律師的會見，統統派員在場，一律禁止單獨會見。這一做法是同兩院三部一委的《規定》的規定是相悖的。《規定》第12條明確指出：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不派員在場；四是以本案涉及到國家秘密為由，不準律師會見。《刑事訴訟法》出於維護國家安全的考慮，對律師同犯罪嫌疑人的會見作出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兩院三部一委《規定》將「涉及國家秘密和案件」明確解釋為：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質涉及國家秘密和案件，同時還明確指出：對於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批准。但是，在實踐中許多辦案人員卻以「國家秘密」為借口，把「國家秘密」作出隨意性的解釋，將律師拒之門外，什麼刑事案件中的偵查行為都屬於國家秘密、追究刑事犯罪中的事項都叫國家秘密、經濟犯罪案件情況特殊、個別案件屬特案特辦，等等；五是對律師同犯罪嫌疑人的會見限定時間，限制次數，控制問話內容，禁止記錄等等，使會見流於形式，形同虛設；六是偵查人員未盡告知義務，使許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知道聘請律師，有的不為其提供方便，許多犯罪嫌疑人不會請律師，辯護律師不到位，談何會見！